焦仲卿诗有数病(1)：大略繁絮不能举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词，病二；颓顿不能整格(2)，病三。尤可举者，情词之讹谬也，如云“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此是何人所道？观上言“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斯言似出妇口，则非矣。当县令遣媒来也，“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而其母之谢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则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强也。及其兄怅然，兰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说大义拒之，而云“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意当时情事，断不如是。诗之不能宛述备陈(3)，亦明矣。至于府君订婚，阿母戒日，妇之为计，当有深裁(4)。或密语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则慷慨激烈，指肤发以自将(5)，不则纡郁悲思(6)，遗饮食于不事(7)。乃云“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
裙，晚成单罗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当是时，妇何意而出门？夫何缘而偶值(8)？诗之未能当情又明矣。其后府吏与母永诀，回身入房，此时不知几为徘徊，几为惋愤？而诗之情色，甚是草草(9)，此其不能从容摅写又甚矣。或曰：“诗，虚境也，安得与纪事同论？”夫虚实异致，其要于当情则一也(10)。汉乐府《孤儿行》(11)，事至琐矣，而言之甚详。傅玄《秦女休行》(12)，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
【注释】
(1)焦仲卿诗：指《孔雀东南飞》。焦仲卿，是诗中一个艺术形象，乃东汉末年的一个庐江小吏，与妻子刘兰芝一同殉情而死。其小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2)颓顿：衰疲委顿。整格：严整诗格。
(3)宛述备陈：指详细地陈述说明。
(4)深裁：周密地裁定。
(5)自将：自杀。将，同“戕”。
(6)纡郁悲思：抑郁不振，愁苦哀思。
(7)遗饮食于不事：不吃不喝，指绝食。
(8)偶值：恰巧相遇。
(9)诗之情色，甚是草草：意谓诗中情状描述，极其简率。
(10)当情：合于情理。
(11)《孤儿行》：“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12)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郡泥阳（今陕西铜川耀州区）人，魏、晋间文学家、思想家。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傅燮，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幹，魏扶风太守。著有《傅子》、《傅玄集》等。明人张溥辑有《傅鹑觚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秦女休行》：“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仗尸列肆旁。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为披攘。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今仇身以分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法，义不苟活隳旧章。’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评析】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的名篇，受到历代诗评家的称道。而陆氏却从艺术上指出了它三方面的不足：叙事烦琐不得要领；语言粗鄙难称雅训；格调衰顿不能严整。尤为陆氏所不满的是，它在情理词句上的错谬不通。陆氏对此一一加以指点批评，最后亮明了他情文相生、情事结合的论诗标准。
陆氏对这首诗的艺术几乎做了全盘否定。他的主要根据是情理不合、详略失当，未能做到情事与艺术表现的高度统一，因而乖谬百出。陆氏还举出了汉乐府《孤儿行》和傅玄《秦女休行》两篇，分别作为“事至琐矣，而言之甚详”、“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的范例以作对照。一般而言，陆氏所标举的主张是不错的，但以此施之《孔雀东南飞》而横加责求，则大都与实际不合，失之偏颇。
《孔雀东南飞》作为一首长篇叙事诗，其艺术成就是相当杰出的。首先，对兰芝坚请辞归一节，陆氏指其为非，是不恰当的。联系全诗来看，焦母对兰芝是“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不满这位媳妇已非一日，兰芝深知其势不能挽回，所以才不得不向仲卿严词提出辞归的请求。再者，从兰芝的性情看，其辞归也是合乎逻辑的。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对此评道：“大抵此女性真挚，然亦刚。唯性刚，始能轻生。遣归乃其自请，不堪受大人凌虐耳。”其次，对阿母劝嫁、阿兄逼婚一节，陆氏认为兰芝的前后表现不一致，诗之叙写不合情理，交代不细致。这一看法也有问题。对于母亲，兰芝申明与仲卿盟誓之义；而对阿兄的逼迫，兰芝不与之争而倒顺从兄意，是兰芝明智的表现。母亲与阿兄的态度毕竟不同。母亲主要是“劝”，阿兄主要是“逼”。所以在阿兄面前，已无申辩的必要。第三，兰芝应允太守的求婚，刘母在其出嫁前劝她准备嫁衣，兰芝亲操刀尺的情景，陆氏认为这些描写与兰芝此时的悲伤心境不合，并设计出种种他认为合理的行为细节。这一看法也流于皮相。与顺从阿兄一样，这其实也是其明智的表现。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对此分析道：“至下文移榻裁衣，亦更不作不欲状，使人不疑，始得断然引决，勿令觉而防我，即难遂意。此直情事如此，不谓作者能曲曲写出，但览者或反不解耳。”如此写，还表现了她待死的从容。第四，兰芝许嫁后悲啼出门与仲卿相遇一节，陆氏认为事出无因，不合情理。从表面看，这确实是个问题：兰芝为何出门又怎么能够恰好听到和认出是仲卿的马声？但从艺术创作而言，两人情感相通，兰芝不觉出门，必然与仲卿相遇而有死别一节。它符合艺术之真。第五，仲卿与兰芝相约殉情，仲卿还家后与母诀别，陆氏认为诗中没有充分写出他痛苦复杂的心情，过于仓促草率。其实，如果联系诗歌开始仲卿与其母的冲突，及后来一系列表现，加之与母诀别时的坚定、怨愤，足以写出了他的性情，不必再着意详写其徘徊、惋愤之情。
陆氏论诗重神韵而排斥以叙事、议论为主的作品，所谓“叙事议论，绝非诗家所需”。《古诗镜》卷一说：“《焦仲卿妻作》，绝不尔雅、谓世之传奇可。”此与上述的批评意见一致，都很难成立。但他提出的问题，仍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首诗艺术性的认识和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