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怀化是个六百户左右的小镇，沈从文随总部驻扎在一所杨姓祠堂。一如从前，他对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一类的地方，总有未曾稍减的兴致。他发现了一个制铁工厂，一个人常常跑到那里去，弄明白了环节和工序，替人拉风箱，看高巍巍的炉口喷起一股碧焰；又跑到修械处，看那个麻子主任高高地坐在一堆铁条上，一面唱《孟姜女哭长城》，一面指挥三个小孩子舞动铁锤。在总部，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小师爷，因为他会焖狗肉，每五天赶一次场，他总得做一回厨子；他自己也高兴做，这比写公函呈文之类更对他的兴味。
爱吃狗肉的军法长萧选卿很有点学问，他问小师爷叫什么，听到沈岳焕这个名字，随口道：“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据此建议小师爷改叫沈崇文。军法长作旧诗，热心地要沈从文跟着他学。此前沈从文公务空闲常临帖写字，这一来，他又埋头学了几个月平平仄仄。
司令部来了一位姓文的秘书官，白净文雅，在满口野话的官兵中，很是稀奇。他见沈从文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就和气地劝他，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很多好事情可以学。沈从文回答，那你说说，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由此开始谈话，谈到后来，不知不觉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的谈话，其实是一种知识互换，沈从文学狼嚎、虎吼，告诉他野猪脚迹与山羊脚迹的分别，他讲火车、轮船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沈从文说杀头、开膛，他讲美国兵英国兵的制服，鱼雷艇，氢气球。两个人彼此惊奇对方的知识，这种交换谈话各有所得。
《从文自传》没有写出这个秘书官的名字—他叫文颐真，湘西泸溪县人，曾经留学日本—却特别真切地写出了他向一个小兵所开启的另一个世界的缝隙。这个小兵本能地亲近自然和人事，现在，在自然的世界和人事的世界之外，又有一个世界引起了他的敬畏之感和探究的渴望。这个世界，以前被他称作用文字写成的“小书”，以后他会慢慢纠正这个看法，慢慢认识文字的“大书”，文化和智慧的“大书”。眼下，只是一道缝隙，就足以让他惊讶不已。三天后出了太阳，文秘书打开行李箱，“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见他为那两本书发呆，就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
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
“《辞源》，《辞源》。”（13；316）
沈从文下楼洗了手，把《辞源》翻了许久。文秘书又问他看过报没有，两人于是讨论报纸。结果是，再加上一个老书记，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报钱买成邮花，寄往上海，等着报纸从上海寄来。这份报纸订了两个月。
文秘书把他的《辞源》视若珍宝—这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一九一五年初版发行，对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是新鲜的—沈从文要每天翻翻看看不可能，还是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借《西游记》。办完公事，从窗口望去，正对着戏台，就用公文纸头描画戏台前面的浮雕。“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从那本书上知道的。”（13；317）
所谓清乡驻防，实际不过是占地就食，靖国联军第二军实力尚厚，得以占到较有优势的防地。到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联军内部之间的势力发生明显消长，陈渠珍接替田应诏任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零年又任湘西巡防统领，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张学济的二军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出现困难，第一支队清乡除杀人外毫无成绩，防地难以维持，一九二零年初匆忙中退向下游。“于是仍然是开拔，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五天后我又到辰州了。”（13；317）
返回辰州未久，第二军全部以“援川”名义，开赴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龄小，就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抽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在辰州留守。他每三天写一份报告，月底造一份留守处领饷清册呈报，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他每天到河滩散步，上水船下水船那么多，却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水落水涨，船来船往，各色货物，水手，一切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13；319）
同卖汤圆的老人谈谈；爬到墙头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跑到井边，看人家接水，看人家洗衣，帮老妇人递桶、递瓢；又到靠近学校的城墙上看教会学生玩球，他们把球踢上来时，给他们踢回去……
在城墙上，见一群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就喊“有兵有兵”，想回头走。“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
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13；320—321）
这样寂寞的日子，使他躲过了一次大劫。十二月，他们的部队在鄂西来凤遭当地“神兵”突袭，全军覆灭，熟人被杀殆尽。等到消息最终被证实，留守处即告解散，每人领了遣散费，年底各自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