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二、“我以为我是读书人”

怀化是个六百户左右的小镇,沈从文随总部驻扎在一所杨姓祠堂。一如从前,他对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一类的地方,总有未曾稍减的兴致。他发现了一个制铁工厂,一个人常常跑到那里去,弄明白了环节和工序,替人拉风箱,看高巍巍的炉口喷起一股碧焰;又跑到修械处,看那个麻子主任高高地坐在一堆铁条上,一面唱《孟姜女哭长城》,一面指挥三个小孩子舞动铁锤。在总部,上上下下都喜欢这个小师爷,因为他会焖狗肉,每五天赶一次场,他总得做一回厨子;他自己也高兴做,这比写公函呈文之类更对他的兴味。

爱吃狗肉的军法长萧选卿很有点学问,他问小师爷叫什么,听到沈岳焕这个名字,随口道:“焕乎,其有文章!”语出《论语·泰伯》,据此建议小师爷改叫沈崇文。军法长作旧诗,热心地要沈从文跟着他学。此前沈从文公务空闲常临帖写字,这一来,他又埋头学了几个月平平仄仄。

司令部来了一位姓文的秘书官,白净文雅,在满口野话的官兵中,很是稀奇。他见沈从文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就和气地劝他,应当学好的,世界上有很多好事情可以学。沈从文回答,那你说说,看看什么样好就学什么吧。由此开始谈话,谈到后来,不知不觉成为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的谈话,其实是一种知识互换,沈从文学狼嚎、虎吼,告诉他野猪脚迹与山羊脚迹的分别,他讲火车、轮船的声音,以及电灯、电话的样子;沈从文说杀头、开膛,他讲美国兵英国兵的制服,鱼雷艇,氢气球。两个人彼此惊奇对方的知识,这种交换谈话各有所得。

《从文自传》没有写出这个秘书官的名字—他叫文颐真,湘西泸溪县人,曾经留学日本—却特别真切地写出了他向一个小兵所开启的另一个世界的缝隙。这个小兵本能地亲近自然和人事,现在,在自然的世界和人事的世界之外,又有一个世界引起了他的敬畏之感和探究的渴望。这个世界,以前被他称作用文字写成的“小书”,以后他会慢慢纠正这个看法,慢慢认识文字的“大书”,文化和智慧的“大书”。眼下,只是一道缝隙,就足以让他惊讶不已。三天后出了太阳,文秘书打开行李箱,“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见他为那两本书发呆,就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

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

“《辞源》,《辞源》。”(13;316)

沈从文下楼洗了手,把《辞源》翻了许久。文秘书又问他看过报没有,两人于是讨论报纸。结果是,再加上一个老书记,三人各出四毛钱,订了一份《申报》—报钱买成邮花,寄往上海,等着报纸从上海寄来。这份报纸订了两个月。

文秘书把他的《辞源》视若珍宝—这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新型辞书,一九一五年初版发行,对于当时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是新鲜的—沈从文要每天翻翻看看不可能,还是只能看看《秋水轩尺牍》,或从副官长处一本一本借《西游记》。办完公事,从窗口望去,正对着戏台,就用公文纸头描画戏台前面的浮雕。“但我梦里却常常偷翻他那宝书,事实上也间或有机会翻翻那宝书。氢气是什么,《淮南子》是什么,参议院是什么,就多半从那本书上知道的。”(13;317)

所谓清乡驻防,实际不过是占地就食,靖国联军第二军实力尚厚,得以占到较有优势的防地。到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联军内部之间的势力发生明显消长,陈渠珍接替田应诏任靖国联军第一军军长,一九二零年又任湘西巡防统领,力图自强,日有振作;张学济的二军在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出现困难,第一支队清乡除杀人外毫无成绩,防地难以维持,一九二零年初匆忙中退向下游。“于是仍然是开拔,用棕衣包裹双脚,在雪地里跋涉,又是小小的船浮满了一河。五天后我又到辰州了。”(13;317)

返回辰州未久,第二军全部以“援川”名义,开赴川东就食。沈从文因年龄小,就和一个老年副官长、一个跛脚副官、一个抽大烟的书记官,连同二十名老弱兵士,在辰州留守。他每三天写一份报告,月底造一份留守处领饷清册呈报,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事要做了。

他每天到河滩散步,上水船下水船那么多,却不会有两只相同的船。水落水涨,船来船往,各色货物,水手,一切那么和谐,那么愁人。“美丽总是愁人的。我或者很快乐,却用的是发愁字样。但事实上每每见到这种光景,我总默默的注视许久。我要人同我说一句话,我要一个最熟的人,来同我讨论这些光景。”—“我感觉到我是寂寞的。”(13;319)

同卖汤圆的老人谈谈;爬到墙头看驻扎在考棚的卫队;跑到井边,看人家接水,看人家洗衣,帮老妇人递桶、递瓢;又到靠近学校的城墙上看教会学生玩球,他们把球踢上来时,给他们踢回去……

在城墙上,见一群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就喊“有兵有兵”,想回头走。“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

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分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就在这一类隐隐约约的刺激下,我有时回到部中,坐在用公文纸裱糊的桌面上,发愤去写细字,一写便是半天。(13;320—321)

这样寂寞的日子,使他躲过了一次大劫。十二月,他们的部队在鄂西来凤遭当地“神兵”突袭,全军覆灭,熟人被杀殆尽。等到消息最终被证实,留守处即告解散,每人领了遣散费,年底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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