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第一枝
“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陌上桑》
《陌上桑》是汉乐府相和歌古词中的一首民歌，最早见于梁朝沈约撰写的《宋书·乐志》。这是首叙事诗，叙述了地方长官挑逗采桑女而遭严拒的故事。
篇首引句，语言朴实、掷地有声，是爱情坚贞的誓言，也折射着对稳定婚姻的向往。
采桑女美貌聪慧、机智又自尊，文学形象生动丰满，令人难忘又钦佩。民间歌手给了她一个古代美女的通称：秦罗敷。
秦罗敷是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我们可否从历史中找到她的真实原型？答案是可以。
真实原型是一个养蚕女、一个无名无姓的采桑女，一个被史学家冠以“秋胡妻”的采桑女。
诗歌中的罗敷以夸饰的口才，羞辱了轻薄的“使君”，她是赢家。
而秋胡妻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调戏她的是阔别数年的亲夫君，她选择了投水而死的归宿。
可她，却是有史可稽的第一位女书法家，汉刘向《列女传》记录了她的传奇：
春秋时鲁国有一个叫秋胡的读书人，他结婚才五天，就告别新妇，到陈国去谋求发展。
贵族制度下，“士”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在职场未崭露头角前，更接近庶民。这一阶层有三类人物：甲士，战车上的武士；文职小官吏，服务于侯国与采邑（封地）的文职人员；食客，投靠强宗，为其献谋划策，以谋衣食。他们都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国家军事政治机构人员的主要后盾。
春秋是新旧制度交替的剧变时代。百家争鸣的格局，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他们游走于各诸侯国，寻找一展才华的机会。可是，真正能跻身于贵族行列的，毕竟还是少数。
这一走，也许是几年，也许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百里奚的经历很典型。
秦穆公赏识百里奚的才干，用五张羖（gǔ）（公羊皮）把已沦为奴隶的他赎出来，任命为相国。百里奚完成了从奴隶到相国的华丽转身，才和妻、子团聚。此时，离他辞别妻子游走各国，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因为他是秦穆公用五张公羊皮交换而来，故人们称他为“五羖大夫”。穆公受他辅佐，成就为春秋五霸之一；他也以一代贤相，留名于青史。
古代中国是农业社会，男耕女织是最基本的生活形态，养蚕治丝起源很早，相传始于黄帝之妻嫘（léi）祖。神话遑论真假，却折射了农桑地区主要副业的归属。
丈夫远行，妻子在家侍奉公婆、操持家务。秋胡妻采桑育蚕治丝，在劳作中伴随她的是思念、忧虑和企盼。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随着日出又日落，丈夫归期遥遥，孤寂、彷徨和倍受煎熬的心，在寻找一片净土。
一天，噬食桑叶的小虫，让她走了神，看花了眼。
翠绿的桑叶上，蠕动着密密麻麻、长长短短的白色小虫，正昂首争食。沙沙之声中，绿渐荒芜。小虫纵横起伏，勾连行绕，屈曲蜿蜒，日常见惯的小虫在她眼中化为点画，幻成文字：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好久没见到夫君，就像早上起来饿得心里发慌）。
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想起我的丈夫，采苍耳的浅筐被遗忘在大道旁）。
道之云远，曷云能来（走得这么远，何年何日能回到我身旁）。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拉着你的手，和你一起变老）。
……
（以上因行文需要，借用《诗经》句，依次出于《国风》之《周南·汝坟》、《周南·卷耳》、《邶风·雄雉》、《邶风·击鼓》，诗中对丈夫的思念，映衬了春秋时代“无义战”，“士妻”夫妻多离别的思绪实况。笔者注）
笔笔颤栗的点画，一字字、一句句，哪个不是她心底的呼唤。心灵深层的涟漪泛上来，激起浪花，一朵二朵三朵，终于汇成激石千丈的巨涛。
她顿有所悟，用研石研磨墨丸，蘸墨在竹简上书写。郁结委屈颤栗的情愫在笔墨屈曲行进中得到释放，暂时进入相对安静的避风港。
于是，一种新的书体“虫书”诞生了。
五年后，秋胡衣锦还乡。他骑着高头大马，衣着光鲜，春风得意地出现在回家路上。走过桑园，看到一位手挽提筐、正在劳作的采桑女。她身材高挑、容貌姣好、姿态动人，是位高颜值的少妇。秋胡惊艳之下，不禁起了色心，言语轻薄。美少妇脸若冰霜，严辞斥责。
秋胡灰溜溜离去，策马至家。全家喜气洋洋，唯独不见妻子。正想发问，门外走来一位妇女，定睛一看，正是桑园邂逅的妇人。
遭其羞辱的竟然是结发的妻子！
一场混乱，可想而知。近两千个日夜思念、盼望的良人，竟是这样一个轻狂龌龊卑鄙的登徒子。她彻底绝望了，怒斥后夺门而出，向东边奔去，毅然投入沂水怀抱。几千年后，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林黛玉的《葬花吟》，唱出女儿“质本洁来还洁去”的赞歌，也许就是由此得到的启发吧。
真实版是残酷的，传说她创立的虫书却别具一格，为金文家族增添了些许凄美的色彩。
虫书，亦称“雕虫书”或“战笔书”。据宋僧梦英介绍，“其体遒律，垂画纤长，旋绕屈曲；其状则玄鸟优游，落花散漫矣”（宋朱长文《墨池编·释梦英〈十八体〉》）。
线条盘结纠缠，时有衍笔，字形空间拓展，竖画加长，显得纤细；
用笔曲折，像蚕的蠕动，既有节奏又有张力；
笔画附有装饰性图案与花纹，鸟首虫形，如大鸟振翅在高空自由翱翔，又如风吹落花一地斑斓。
虫书，是金文的一种变异，具有装饰性的作用。
与鸟书、鱼书一样，虫书也源于实物象形，并以物象不同而各得其名。三者有独用的，也有兼用的，后世把这类装饰性金文统称为“虫书”或“鸟虫书”。
它，造肇于青铜器的纹饰。两者线条连环迂回的变化，以及结字构思的巧妙，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它，出现于春秋晚期。有的铭文凹处有金丝镶嵌（错金），或绿松石镶嵌，工艺精湛、制作艰巨，折射了青铜文化风格进入了工整庄重、华丽流美的时代。
它，流行地域广泛。过去记载，仅使用于以楚文化为中心的东南诸国（楚、吴、越），而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实物反映了地处中原的宋、蔡等国也在使用。
它，是贵族专用的文字。一些青铜器，尤其是兵器、乐器、酒器的铭文，常有此类文字，如楚《王子午鼎》、《越王勾践剑》、《蔡公子果戈》、《宋公戈》等。
自春秋战国至汉代，鸟虫书流行了好几个世纪。秦汉，除铜器上仍有使用外，还是幡和印信文字的一种专用书体。幡，是一种长方形下垂的旗子，上面的题字提供了本主身份的信息（官号、徽号），是身份的象征。因为书体的繁复环绕，仿真难度大，又成为检验真伪的凭证。幡信遂成为符节的一种、传命达令的凭证。可惜，上述仅见记载，未有实物出土，可能因材质易损，寿命有限。私家印信却时有出土，如“緁妤妾娋”印中“娋”字左两笔起首作鸟首形、“夷吾”一印的“吾”字有三横笔呈虫形。
楚《王子午鼎》
秋胡妻书写的虫书，已在历史的翻页中迷失了。但同时期的实用工具（戈剑为兵器、鼎是食器，印信则是私人的凭证）的出土，后人见到被饰以龙形、鸟形、虫形的文字，或纤丽或雄踞或妩媚。文字装饰增添了个性，能不引起对秋胡妻书法的点滴联想吗？
《越王勾践剑》
夷吾
緁妤妾娋
东汉灵帝是鸟篆的发烧友，他曾在鸿都门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书法大赛——比试写鸟篆。然而折桂的却是书写八分的师宜官，这宣告了鸟篆至东汉末已趋式微。而鸟篆余烈未尽，贵族高官中钟情鸟篆的大有人在，魏晋时卫氏世家的第一代掌门人卫顗（yǐ）鸟篆写得出众。
鸟虫书初起装饰的是大篆（金文），至秦汉则大都以小篆为饰物的本体。
尽管鸟虫书以美化为前提，在点画结构上添加了饰品，丰富了用笔，但审美多元化（粗细长短方圆起伏曲直等）在演变过程中影响着隶书的产生。鸟首虫形线条双钩后逐渐合而为一，变形为蚕头燕尾的隶书点画。
鸟虫书是时代的产物，把它归于某个人的创造，只能是神话而不是现实。秋胡妻绝不可能是首创者，她不过是位曾书写过虫书的女书家。因为坚贞，因为刚烈，受到人们的敬仰而把虫书的首创权归于她名下。然而，作为承载着记忆的历史上的第一位女书法家，她，当之无愧。
她的命运是悲惨的，结局令人扼腕。然而，更有甚者，她无名又无姓。负心汉的姓名后加了个“妻”字，成了她的全部。
虽说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张三李四的仅用于区别他人，是个体存在于社会的象征。但对于被冠以丈夫名姓却迷失了自我的她，遗失的是作为自然人存在的本源，尽管春秋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十分低下。
行文至此，从遥远的历史沉淀中，仿佛传来声声呼唤：还我名姓！还我尊严！
内心的沉重，不是言语所能写尽。
然而，东风毕竟吹绽了第一枝，星星点点的绿芽透露了春的消息。有了第一枝新绿，桃红柳绿的美景就会次第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