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与滇金丝猴结缘
写本书真不容易，很多时候我都想放弃，之所以坚持了下来，是因为我常常告诉自己，是滇金丝猴让我写这本书的。
每一种相遇，每一个缘分，无论善恶，无论是喜是忧，都是来度化你的。这句藏传佛教的名言想必绝大多数人都听过，却不一定信。我百分百地相信这句话，但经常忘到脑后，所以身边人对我的评价多是脾气暴躁，而不是心藏智慧。
当一个人的命运被美好的缘分改变之时，即便来路辛苦，回首时也会升起一丝难以言传的美妙感。佛教认为万事生发皆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因果连接，种下了一个因，必会有一个果。我所感激的滇金丝猴的缘分，也是承了多少位前人接连种下的那份善缘。
人类并不知道滇金丝猴这个物种从何时开始，在滇西北这片广袤的森林中生存繁衍下来。现在，能够讲这个故事的也许只有山巅云彩托起的岩崖，或许还有屹立了几万年的原始冷杉林。
人类能说清的只是滇金丝猴被发现之后的故事，不过即使这个故事在历史长河中也显得面目模糊。滇西北密林丛生，人迹罕至，滇金丝猴一直远离人类视野，在当地藏族、傈僳族的传统文化和口耳相传的故事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它的踪影。藏族称它为“支该”
，意思是白猴子，以此来与生活在较低海拔的藏猕猴区分；傈僳族则叫它“扎密普扎”，意为白色的猴子。我一直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是白色，难道过去大家见到的都只是幼猴？
仅仅二十年前，在白马雪山见过滇金丝猴的几乎只有当地猎人。这种猴子没有什么经济价值，骨头不能入药，肉据说也不好吃，还要耗费极大体力才能猎到。如果没有下文那一系列故事，很难想象滇金丝猴会和人类发生什么深刻的交集。
一声枪响打破了滇西北的沉寂。1905年，维西教案发生。在当时的排外大潮下，仅1864年到1940年间，就有八个传教士在滇藏边界被杀。每个在滇西北的传教士似乎都背负着神圣的使命，其中一个让他们不顾安危的使命便是寻找新的动植物物种。在法国传教士毕天荣（Félix Biet）的帮助下，法国人R.P.苏利耶（R.P.Soulié）走进了滇西北的高山密林：
几只新发现的栗色乌鸫集合成群，走了很长的小路，发现大体型猴子和豹子的脚印掺和在雪中，猎人们在陡峭的石崖上发现了一种长尾猴……
接下来的叙述峰回路转：
一声枪响，尸体横躺在我们脚下。第一眼看到这只仍在喘气的动物，引起我一阵恐惧，它太像人类了：这是一只年纪很老的个体（牙齿磨得厉害）；它的脸颊是肉色的，不均匀地分布着红色斑块。眼睛是栗色的，而且很小。这只猴子生活在这么寒冷的山中，高大的树木茂密繁盛，一些松树和很多巨人般的针叶树，这些树不少已经伏地腐烂或者垒在激流之上……
这是法国著名传教士谭卫道（Armand David）的传记《云与窗：谭卫道的一生》（Le nuage et la vitrine：une vie de Monsieur David）中记载的亲历者叙述，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滇金丝猴最早的文字描述。
1871年，谭卫道提到的这只滇金丝猴的标本，连同另外六只被猎杀的滇金丝猴的皮毛，经毕天荣之手，最终到达当时在四川的谭卫道处。中国植物学与动物学的进程被很多欧美的“植物猎人”“动物猎人”所改变，如果列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那肯定是谭卫道。
谭卫道并非研究者，而是最好的收集者。这些滇金丝猴的标本后来被运到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熊猫、绿尾虹雉等珍稀动物的皮毛放在一起，等待着被命名。
掌握一个新物种，便是进一步证明了上帝创造世界。世上的物种越美丽、越奇特，越能证明造物主的神奇，这就是传教士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甚至客死他乡却依然坚持探寻的精神动力。而对于科学家来说，前所未有的物种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科学想象，旧的知识不断被颠覆、更新，一个全新的世界带着致命的神秘魅力出现，这是科学家为科学甘冒风险的精神源泉。殖民主义者也为这样的探险不断输出人力物力，以期掌握更多资源。在那个注定物种大发现的伟大时代，正如1831年，二十二岁的达尔文乘着“小猎犬”号从普利茅斯港出发时，耳边响起的那声时代的最强音——“到远方去”！
滇金丝猴标本运到巴黎后，遇到了阿尔芬斯·米奈-爱德华（Alphonse Milne-Edwards）。米奈-爱德华是一位致力于探索物种分类的生物学家，祖辈几代都是动植物学家，他后来掌管了巴黎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897年，滇金丝猴被正式命名“Rhinopithecus bieti”，以发现者传教士毕天荣的名字Biet命名（法文中的姓氏Biet，在拉丁文中变成了bieti）。“Rhinopithecus bieti”是滇金丝猴的拉丁名，“rhinopithecus”按拉丁文的文字意思可进一步分为“rhino”+“pithecus”。有“rhino”前缀的动物都有一个极具特点的鼻子，比如“Rhinociroce”，犀牛。“Rhinopithecus”也被译为“仰鼻猴属”，仰鼻猴属的猴子，鼻子都很短，短得几乎看不到鼻梁，鼻孔上仰，直直冲外。除了拉丁名外，一个物种通常还有俗称（Common Name）。滇金丝猴的俗称是“black-and-white snub-nosed monkey”，即黑白仰鼻猴。
19世纪，生活艰苦，交通不便。那些今天被尊称为“植物猎人”“动物猎人”的人，当年的每一次采集都冒着生命危险——海盗，疟疾，无法沟通的语言、民俗。如今，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已被历史尘埃所掩埋。即使是对中国物种发现极为重要的谭卫道，在他自己的家乡也被淡忘了。说来有趣，谭卫道的法国家乡巴斯克地区也喜食辣椒。到了秋季，传统的家庭门口会晾晒十几串辣椒，这个场景让人无法不联想到谭卫道恋恋不舍的中国四川。四川就是谭卫道的幸运之地。当年谭卫道抵达中国后，先被派去如今的内蒙古地区考察了一整年，所发现的物种十分匮乏，他为此深感沮丧，但第二年的四川之行却为他打开了一片物种的天堂，四川成为他的终身福地。
整个滇西北的面纱自此也被揭开。初始记载中的关键词“落后”“偏远”，被置换为“神秘”“伟大”与“奇特”。动植物学的发展，就是这么悄无声息却又力重千金地改变了我生活的这块土地——滇西北。
之后近百年的时间里，滇金丝猴再次从人类的视线中消失了。光明开启又重回黯淡，此后再没有任何关于滇金丝猴的记载。科学界甚至认定这个稀有物种已经灭绝，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有了续篇。
故事还是伴随着枪响。
1962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兽类学家彭鸿绶在德钦做调研。他偶然发现了八张滇金丝猴的皮毛，这一发现震惊了中国动物学界——原来这种动物还存活着，但不知道皮毛是否新鲜，活体也一直没有人见到。
1979年，中国科学院组织横断山综合科学考察，昆明动物所的李致祥、马世来等参加了其中的兽类考察工作。有一天，天黑了，最年轻的马世来还没回营地。直到深夜，他才一脸兴奋地进了门，进来就把一个大布口袋一放，袋口竟然露出三个毛茸茸的脑袋——滇金丝猴！
近百年的疑惑有了定论——滇金丝猴种群还活跃在白马雪山的层林之中！
此次科学考察直接促成了云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这时距离中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已有二十九年，当时每个保护区的成立，几乎都是针对一个独特物种或生态系统而进行的抢救式保护。
1983年，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年末，我们这群初中毕业生通过正式招考被录取，一群娃娃成了这里的第一批保护者。
进入保护区后整整八年，我没有见过一次滇金丝猴！
当时保护区有四十多个工作人员，没有见过滇金丝猴的占绝大多数。如果有一个人兴奋地回来告诉大家：我见到猴子啦！大家肯定会围上去，可惜看到的往往是“远远的小黑点”。虽然见过滇金丝猴的没几个，不过猴粪倒是都见过不少。有时我们巡护到原始密林的深处，看到地上一层猴粪，就知道滇金丝猴群最近在这里夜宿过，也许就是昨天。
只能闻着保护对象的粪便，在山里一溜达就快十年，提起这个，我们这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都很不服气，“要不然找神仙给它们托个话，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可怜可怜，给我们露个脸！”
1987年，我的朋友钟泰是保护区工作人员中最早见过滇金丝猴的人，在白马雪山保护区南部，而且是近距离！
刚进保护区做工作培训时，培训老师拿着一张照片告诉我们，上面就是我们的主要保护对象滇金丝猴。大家死死盯过去：一只猴子，皮毛是灿灿的金色。照这张图去找滇金丝猴，无疑永远也找不到——多年之后我们才醒悟，滇金丝猴的皮毛颜色是黑和白，而我们当年看到的“样板照”是川金丝猴。
全世界的金丝猴共有五种，其中，越南金丝猴栖息在越南北部（研究者基本可以肯定中国境内也有，但因中越边境情况复杂，一直未能得到数据证实）；缅甸金丝猴（也称怒江金丝猴）分布于缅甸北部以及与中国交界的怒江地带；川金丝猴、黔金丝猴、滇金丝猴这三种都属中国独特物种。而五种金丝猴中，只有川金丝猴才有彻底的金色皮毛。
五种金丝猴中，川金丝猴和黔金丝猴已有科研单位计划做研究；缅甸金丝猴尚未被发现；越南金丝猴在中国的栖息地位于中越边界，“地雷”不少；只有滇金丝猴是待开垦的处女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李致祥、马世来等研究人员最早进入保护区短期考察，他们在《动物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滇金丝猴习性的文章，以报道见闻为主。稍晚，白寿昌等在较大范围内做了滇金丝猴的分布调查，而更晚的吴宝琦则关心它们的食性。
1987年冬末，昆明动物研究所加大了对滇金丝猴的关注度。已在峨眉山考察藏猕猴两年并小有成绩的赵其昆，受命到白马雪山“看看”。但他在大山中转了四十天，还是没有见到滇金丝猴，他转而留心猴子的活动痕迹，对猴子的粪便分布做了比较规范的取样。数据分析显示，猴群冬季仍然活动在4000米海拔带，而这一趋势在植被很差的坡面也存在。前者说明该物种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后者则反映出它有一定的地栖性，对生境变化有一定的耐受性。第二年，赵其昆将这项考察结果以简报的形式发表在《美国灵长类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上。
这则零散的信息引起了国际灵长类学会主席R.米特迈尔（R.Mittermeier）博士的注意。由他出面牵线，昆明动物所安排所里的科研人员龙勇诚到美国加州大学进修一年，之后，美国人柯瑞戈（Craig Kirkpatrick）再跟着龙勇诚来云南做博士论文研究，主要考察滇金丝猴，时间是1992年5月到1994年7月。白马雪山保护局的董德福局长将此视为难得的机会，派我和钟泰做柯瑞戈的野外助手，接受相关的科研训练。就这样，滇金丝猴的生态和行为研究算是正式开始了。
那个时候，我和钟泰从未想到，我们的命运从此被滇金丝猴改写了。
钟泰已有调查经验，出发前反复叮嘱我把包袱重量减到最轻，除了牙刷之类，其他能共用的像肥皂、牙膏这些，绝不带两份，“你看着吧，到了山里你就知道，包袱第一要轻，第二还是要轻！”
包袱一减再减，最后每个人还是要背50斤。这次调查我们要走整整两个月，每次进林子至少也要五六天才能出来整顿补给，行军帐篷、睡袋、洗漱用品，还有大米、油……都要带着。
带的只是仅够生存的几样物品，可在高海拔地区爬上一段后，身上的背包就如同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巨石。我和钟泰苦中作乐：还以为科研考察多崇高呢，原来是挑大包，苦力活儿！
1991年的白马雪山保护区，区内的自然村有上百个，绝大多数村子都隐藏在大山的褶皱里，公路从江边穿过，剩下的路程全靠自己的双脚。我们要在两个月内用脚走完上千公里，这还只是地图上测出的直线距离，多出的那些上上下下、沟沟坎坎、悬崖峭壁……都没算在内。
首先要从海拔两千多的干热河谷走上海拔三千米的地方，从这里开始才有高大的云冷杉林。云冷杉和针阔混交林是滇金丝猴的主要生境，野生猴子可以上到海拔五千米以上，也可以下到海拔两千多米。
走进冷杉林中，人一下子安静下来。脚下刚刚还是飞扬干燥的尘土，现在已踩在厚厚的苔藓上。吸进来的是长期腐蚀的树干的味道。冷杉林树干笔直、粗壮，树枝到十几米的高度才撑开，密得穿不进阳光。山林浩瀚，我和钟泰钻了进去，成了毫不起眼的树叶。
这样的环境也带来微微的期盼——滇金丝猴。
突然，我的眼前出现了猴粪！几块猴粪饱含水分，似乎刚被“制造”出来。我赶紧趴倒，也许滇金丝猴就在附近……结果原地趴了快半个小时，连猴毛都没见到。我和钟泰悻悻地直起身子，这时他惊慌失措地大喊起来：原来一条蚂蟥钻进了他的裤管，正往肉里钻呢！
我最怕蚂蟥这样的软体动物，不敢上手捉，就捡了两根树枝，当筷子一样去夹，还用打火机烧，一阵手忙脚乱，最后钟泰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蚂蟥才被折腾出来。我和钟泰相对苦笑：咱俩可真笨。
钻了半天林子，我们到了第一站：施坝林区里的傈僳族聚集点，一个叫吉义独的寨子。
绕过随地散步的黑猪和鸡群，我们找到学校。经验告诉我们，这里能找到会说藏语或者汉语的人。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女老师，她客气地把我们请进屋，找杯子倒茶，半天才翻出两个小小的杯子，两个还不相同。也许这里穷得根本找不出成套的杯子吧，我暗想。
晚上借住的人家更穷，屋子一角住人，另一角住牲畜。好在没有牛马之类的大型牲畜，不然屋子就要炸了。这个家里最值钱的可能就是一个红星牌半导体收音机，被主人郑重地挂在中柱上。
我们考察时经常会路过傈僳族村寨，除了房屋式样不同，傈僳族人的生活方式往往也和藏族人差别很大。他们虽也蓄养牲畜，但不会像藏族人一样去高山牧场，而更喜欢去原始森林放牧。
如果简单直接地解释滇藏高原民族居住与海拔的关系，可以画一座山，山脚即干热河谷地带，气候温和，居住人群以务农为主，种植水果、蔬菜，交通相对便利，这是高原人最理想的居住之所。海拔越往上，条件越差，农产品种类越贫乏，而傈僳族经常居住在深山里，人畜混居，半农半牧，生活艰苦。每个民族的传统地理观念，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各自的生活方式。
我和钟泰这次考察资金很少，我俩又是实心肠，背夫、向导通通不请，一切全靠自己。但在不熟悉的原始密林中穿行很危险，所以出发伊始，我们就向路上偶遇的当地老百姓问个不停，一是问路，避免在大山里迷路；二是打听滇金丝猴的情况。
但是吉义独这个傈僳村寨显然和外界接触甚少，村民的藏语和汉语都不太灵光。他们一连说了几遍“很大的水”，连比带划半天才明白，说的原来是“湖”。但当提到“灰白的猴子”时，村里人马上很肯定地说：“有！”
我们暗自笑开了花，赶紧在考察地图上做标记。那时候，我们关于滇金丝猴的知识完全空白，考察中得到的每个细节都要随时标注。
遗憾的是，大家对“灰白猴子”的认识都极为有限。我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失望，他们马上表现出歉意，让客人十足满意仿佛是他们的义务。主人往我的碗里倒满牛奶，我知道这里的牛奶珍贵，马上一饮而尽。第二天离开时，等待我的是一大桶特意准备的新鲜热奶。
接下来几天都是野外露营，白天负重行进，晚上生火做饭。我们能背的重量有限，几天下来，米吃光了，必须回到最近的村里补充给养。按照地图和之前向老百姓了解的情况，我们小心翼翼地选择方向，但还是走了很多冤枉路，最终爬到一个山顶，当时暮色已起。刚翻过坡，我和钟泰就傻眼了：脚下一整面坡的箭竹林，竹子低矮，走在竹林中就要承受竹叶的抽打。偏偏又下起雨，我们只有低着头钻，雨水沿着脖子集成一条条小溪。
后来我们才明白，遇到茂密的竹林，应该先去找有沟壑的地方，顺沟而行最省力，而当时我们只懂得生冲硬撞。弯身走实在太累，我们干脆缩起身子，抓着一根箭竹，再抓住另外一根，借着惯力往下滑。箭竹下面是厚厚的腐蚀层，竹叶在上面铺开，到了雨天就成了天然溜冰场。滑得飞快、过瘾，我高兴地快要“吼吼吼”大喊出来……突然，我和钟泰同时失控，从几乎四五层楼的高度斜斜地被山坡扔了出去，又“叭”的一声重重拍下。脑子被摔蒙了，清醒后才看到眼前到处都是戳起的竹棍，简直就是一把把竖起的刀子。我看得一身冷汗，转身看钟泰，他的裤子已经从大腿裂到屁股根儿。后来，胶布就成了我们野外工作必不可少的宝贝之一：只要衣服开花，胶布就上场。
即使摔蒙，也得继续前进，总不能直接扑倒睡觉吧。再说，就算野生动物也不会在大野地里随便睡觉，它们对夜宿地的要求多得很。深夜，我们终于摸到一个闪着细微灯火的地方，是采伐基地临时搭建的棚子。我们强打精神，烧火，把衣服烤暖，再洗米做饭……
生命退化到一食、一觉、一行，腿走得酸痛，上下颌都没有力气，要使劲咀嚼才能吞下等不及煮烂的食物……回到野外，身体的各种感觉也会结结实实回到肉身。
如果身边的人不是钟泰，也许我早就累垮了。我们都会抢着干最苦最累的活儿，换作别人，可能早就打起了小算盘：“昨天我背的东西有点重，今天我可要背得轻点。”而我俩却相反，他觉得我很累，我觉得他很苦，刚开始都抢着背最沉的米，等做完饭，米轻了两斤，两个人又都盯着最重的锅。
“我来背！”
“我来背！”
钟泰的体格比我强壮，他总是抢到最重的包袱。
身体疲倦，但精神上总是兴冲冲，只因为身边最亲密的人永远会为自己着想，从来不会掺杂一丝自私。晚上我们终于找到宿营地，身上湿漉漉的，但只要停下来，就抢着生火、做饭。早上，只要他一起床，我就会“唰”地起身，从来不会有半点贪床的念头。
以后三十多年的野外考察中，我经常回想起年轻时的这段经历，明白了那是一笔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连续几个月的野外考察，体力和精力的消耗都极大，但和钟泰的感情成了最好的精神动力和解乏剂。我多么幸运，有钟泰这样的同伴，让我顺利渡过最初期的艰苦，并明白了精神之于人的作用：很多时候，身体压不垮人，但是精神却可以；反之亦然。
野外往往把人的需要简化到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活一辈子，得到荣耀、金钱的机会很多，但获得一个人彻头彻尾的真心实意却十分难得。一个丝毫没有想要占人便宜的同伴，比黄金更加宝贵。
行笔至此，我的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
今晚临时住宿的这个采伐基地肯定没有滇金丝猴。这是一个傈僳族寨子，名为“各么茸”，傈僳语意思就是“里面的里面”，偏得不能再偏的地方。村子在一片原始森林中，砍伐公司进来，一片山被削得光秃秃，猴子肯定走光了。不过，因为砍伐，这个村子比周围的村子有钱，最富有的一家人竟拥有两辆东风车，在那个年代是人人仰视的富豪了。但这些卖木头的钱都没有留下来，原因是失去了周围的森林，这个村子来自林下产品的收入越来越少，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第二天一早，采伐基地要运送一批木头出去，有顺风车，我们也乐得少走点路。东风车的后斗装满了木头，坐在上面像在三层高的观景小楼上。“楼”晃悠着上路，我们使劲拉着栓木头的钢丝绳，在临时开辟出的山路上被甩得东倒西歪。
“楼”也有静止的时候，东风车一停，司机就拿出酒来热情地分享。等回到公路，“楼”要顺着公路走了，我们下车，带着满肚子酒精和抓钢丝绳抓到麻木的手继续走山路。考察之路还很长。
两个月后，我们提前完成了两个区域的调查计划。考察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了滇金丝猴出现过的区域，这些都是靠向老百姓询问而得出的。滇金丝猴的栖息地附近稀疏分布着傈僳族和藏族村落。和不同村子的藏族人聊，都印证了滇金丝猴是警觉性极强的动物。藏族人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很多人都见过黑熊、白腹锦鸡之类的珍稀野生动物，但是一说到滇金丝猴，就连当地猎户都会摇头：没见过，但是听老人们说过。
我和钟泰提前两个月完成白马雪山南部的考察任务，积累了不少经验。老龙——龙勇诚——希望我们能继续完成西藏鸿拉雪山滇金丝猴种群数量的考察任务。
当时，保护区只有我和钟泰两个人在做种群数量调查，虽然我们缺乏做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但工作的热情大得能把自己点燃。我们的目光跨过云南省，来到了西藏自治区的鸿拉雪山，鸿拉雪山在芒康，毗邻白马雪山，地跨两省。得知这个区域有滇金丝猴，我和钟泰决定跨省寻猴。
当时我们只能借到一辆摩托车，那是一辆从捷克进口的佳娃（Jawa）350，笨实、沉重。两个大男人挤上去，再挤上一包又一包的行李，这个庞然大物加上两个实心实肺的小伙子，厚墩墩的背囊，实打实的锅碗，一路轰响，霸气横溢。
到了芒康县一个名为徐中的区，我们向区长汇报工作，又拿出昆明动物研究所的调查介绍信。区长喃喃地说：“噢，是汉字。我们整个区只有一个人懂汉字，但他今天回家了。”我赶紧跟他解释来意，把他从未听说过的滇金丝猴说得天大，半小时后，区长同意我们上山了。
第二天一早，我和钟泰刚采购完，一个中年藏族人气呼呼地找来了，“听说你们要上山找猴子，谁让你上山的？”
“区长同意啦！”
“国家把保护这座山的权利交给我了，区长说的话能管用吗？这个山，我说了算！”
我们那时只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哪能入得了人家的眼睛。我们连连道歉，又拿出介绍信，对方还是干脆地回绝：“我看不懂汉字，你们两个必须去芒康县林业局办手续！”
一句话就把我们支到一百公里开外，我们悻悻地跨上摩托车准备再次上路，却转念一想，还用去吗？真去了，谁又把我们两个毛头小伙子当回事儿！我们决定，干脆绕道盐井，从盐井再翻到鸿拉雪山的背后。
这样一绕，摩托车又轰然行了一整天。如今想来，自己都觉得好笑，不让我们上山，就绕四五天的路，从山的背后还是要上山，放到今天，只有两字奉送——傻瓜。
两个傻瓜到了盐井，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直接住到钟泰的亲戚家，省了住宿费，还省了雇骡马上山驮行李和给养的钱，钟泰的亲戚会赶骡马送我们上山。
钟泰虽然和我们在一起时只说藏语，不过仔细听他说话，还是会发现他的藏语有些微小的口音。钟泰是纳西族，家在滇藏交界处，和丽江、香格里拉的纳西族相比，他们这支纳西族无论穿着还是习俗都有很大不同。据说，滇藏交界处的这支纳西族历史上是因征战留下来的，从地理位置来说是被藏族所包裹，所以，这支纳西族的藏话说得比纳西话好，生活习俗也基本藏化了。
走进钟泰的亲戚家，内部装饰和藏族人家一模一样，感觉不到丝毫纳西色彩。更传奇的是，这个村子不仅被藏化，村民更被教化成了天主教徒。这里的人不仅每个周日要去礼拜，还起了西方名字，钟泰的奶奶就叫玛丽亚。不过，到了钟泰这一代，历史大河又改变了他们的信仰习俗。但当时我对这些历史民俗没有任何兴趣，满脑子都是“明天要上山找猴子”。和主人商量好，可以找两头骡子送我们到山腰后，我就催着钟泰早早睡下。
第二天一早，男主人赶着骡子带我们上山。脚下澜沧江蜿蜒而行，视野中可见片片小方格田，或绿或黄，排列出一种错落的美感。男主人指着一片小方格说这就是他家的盐田，送完我们，他还要赶回去收盐。
盐井的盐，也是我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每年都会有来自盐井的人驮着盐巴来到江坡村，他们眼巴巴地用盐巴换回青稞，以此养活全家。盐井的盐是白色的，好换粮食；而盐井对面的加答村，盐是红色的，大家都嫌弃里面掺的土太多。加答的人来了，都要先找到自己的亲戚带着，然后背着盐巴袋子一家一户地串门，央求着：“这是我的亲戚，这么远背盐巴过来也不容易。”就算这样，他们驮来的盐巴也还是换不完，只能放到亲戚家，每隔一段时间，亲戚就会苦着脸央求大家再换点……
这就是自小盐田留给我的印象。但当时到了盐田边，儿时回忆却并没有勾起我一丝去看的欲望。直到足足二十多年后，这里成了全国闻名的旅游地，我自己也多次过来摄影采风。经过镜头的过滤，盐田在安静中穿透出远古般的原始力量，具有粗粝的审美魅力。
这和一个人的成长有关，当阅历增长，学识增加，眼中所见并非只是简单的山和水。但当年的我，眼光短浅，全心惦记的只是快点找到滇金丝猴。
上山途中，我们还看到一个傲立岭上的奇怪建筑，藏式风格，却顶了个巨大的“十”字。送我们的人说，这是他们的“拉康”
，藏文直译为“神的房子”。“拉康”在藏区遍地都是，只要是供养佛的房子都有这个称呼。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此“拉康”非彼“拉康”，盐井的这个，是西藏自治区唯一保持至今的天主教堂。
后来，我每到盐井，必会到这个教堂，让自己安静地坐上一会儿。我没有改信基督，而是任思绪飘到一个遥远的时代——那个滇金丝猴被发现的年代。
这座西藏至今唯一矗立着的天主教堂，它的建造者之一正是滇金丝猴的发现者毕天荣。而这座教堂建造的同一时期，滇金丝猴也在这片地区被发现了。滇金丝猴的模式标本，一个来自我和钟泰的家乡，还有一个就来自这里，它们至今被珍藏在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地库中。
我深知这个地方的偏僻，还有藏族人对自己的藏传佛教的执着，那究竟是什么使得毕天荣以传教士身份远渡重洋，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地来到这里，并和滇金丝猴这个物种结下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