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入保护区

从孩童起我就不是个淘气的孩子，如此评价自己，远非褒义。隔着几十年的岁月路回望，心中不免升起一丝遗憾：那时候怎么会那么老实？

在学校功课做得好，回到家就帮妈妈干各种活计，听话得如同白板一张，妈妈可以直接拎起给两个弟弟做榜样。正如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我自小就很“此称”（守规矩）。

我是家中长子，自懂事起，爸爸就认真叮嘱我：“有一天，你要当家的！”我们藏族人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女孩子长大后招个上门女婿，男孩子则跑出去四处闯荡，漂累了再就地成家，所以由女孩子承起家族大业的也很多。我上面虽然还有一个姐姐，但姐姐从小就显出“志在山外”的豪情，父母明白：当家的任务，只能交给守规矩的“此称”。

有了“未来当家人”的光环罩体，年少的心中难免升起些轻狂，教训起两个弟弟，声音也会雄壮起来。少年不知当家难，以为“当家”只是劳作方面的体力支出。

事实上，我很小就包揽了家里的许多活计。每天下午放了学，都要背起竹筐去打草，那个时候每家每户都养牲畜，村子附近的草早被割光，要走到山上才能把竹筐装满。有一天，男孩天性里的顽皮溜了出来，我和要好的小伙伴在溪水边玩得忘乎所以，猛抬眼，太阳竟已西沉，我的眼泪都急出来了：无论怎么赶都来不及割满一筐草了！想着妈妈会失望难过，我头一低，带着小伙伴就钻进别人家圈地养草而特意留出的草地，做贼一样割满竹筐，又狂奔回家，心中忐忑，转头一看，草居然只剩了半筐，都怪颠得厉害，赶紧又把草捞出、抖松、慢放……直到不知是草还是空气充满了竹筐，我才一脸坏笑地走回家，嘘，脚步一定要轻！

现在回想，我家当时经济条件很差，父母都是农民，拉扯四个孩子，家里几乎顿顿吃杂面。经济条件好的人家，家里有人在粮油销售站工作，餐桌上就会出现嫩白嫩白的粑粑。那时我时常拍着胸脯发豪言：等我当家了，要让大家顿顿吃上白面。

但，很快，“当家”的担子真的压下来了！

在我五年级时，姐姐考上了大学。那个年代大学生稀罕如金，别说偏僻的江坡村，在整个德钦县，姐姐都是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整个村子的人都来我家祝贺，人群散去，黑夜来临，我分明感受到父母的忐忑不安。他们不放心一个女孩自己去那么远的地方，还有更重要的——钱！

姐姐考上的是昆明的云南大学。在那个年代，江坡很多人一辈子连村子都没有出过，更别说德钦县城。对于遥远陌生的未知世界，最有保障的当然是钱。而那个时候，我父母连姐姐的路费和学费都不知道如何筹措。

借！母亲一家一家上门求，钱几毛一块地凑过来。

那个年代，江坡一个普通家庭可能只有几块钱的余钱。这些小心存在枕头里、佛龛内的钱，一点点移交到母亲手里……整整一个夏天，我们全家都在为姐姐上大学而奔走。临到姐姐出发，母亲才喃喃地说，家里实在凑不出第二个人的路费了。姐姐只有一人上路。

那天晚上，妈妈很晚才睡，她把借来的钱全缝到姐姐的衣服里，记忆中是很多旧得烂角的钱，被妈妈用粗糙的手一点点抚平。

记忆深处的那个深夜，昏黄黯淡的灯光下，妈妈一下子老了。还有一种寂寞的声音，全家人围坐着，却没有什么话，连年纪尚小的两个弟弟，也在默默感受着亲人即将远离的撕扯，和那贫穷的压力。

我突然感到身上压了一副担子——渐渐老去的父母，正在求学的大姐，两个年幼的弟弟，这个家是那么的孱弱，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为这个家做事，这个人只能是我！

“当家”的分量在这个深夜才真正地压了过来。

我的成绩一直很好，在班里是班长，论努力和天资并不逊于姐姐，可和全家的生活重担相比，学习又算什么？

姐姐走得脚步沉重，但她是在迈向未来，迈向一片彩色；而我，则留在一片黯淡中。

那年，我十三岁。

初中的学业总要完成。很快到了初三那年，爸爸在中甸（现香格里拉）做工，妈妈带上我，到村公所给爸爸打电话。

“包产到户后社里给咱家分了那么多的地和牲畜，我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了，现在我们家哥哥要报学校了，是不是就别再上了，留在家里帮我……”

当时的电话线路很差，妈妈几乎是对着电话在喊，一字一字，响如洪钟，我的命运就这么被宣判了。

爸爸在外面做工是给人家盖新房，做木工活儿，他人聪明，活儿又细。那次打完工回家，他破天荒地给我带了一双皮鞋。按照当时藏族人家的习惯，如果是泥水类活计，做工结束时直接结算薪水就可以。但是我爸爸一直是做木工，木工可不得了，是要用木头架出这一世房子的脊梁筋骨。木工完工的时候，东家一定要送一件价值不菲的礼物以示酬谢，爸爸那次收到的就是一双皮鞋。

“皮鞋我穿有点小，让我家哥哥穿吧”，父亲就把鞋转送给了我。第一次拥有如此高级的礼物，我心里暗暗猜想：这是不是父亲对我辍学的一点补偿，或者安慰？可是，父亲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提过停学务农的事，哪怕一个字也没有。

我人生中的第一双皮鞋是父亲亲手送的，完全成人的款式和大小，穿在我的脚上，有点大，有点重……

那个夏天，我初中毕业，从此整日和锄头、镰刀、斧头为伍，卖力干活，让自己认命。半年后，德钦县政府公开招考工作人员的消息传来，我身边所有人都想试试，毕竟那时候最好的工作就是进政府单位，收入固定，有保障。

我很想去考，但不敢和妈妈提。种地太辛苦，照顾牲口太操心，这副重担我怎么忍心再转给妈妈。但，儿子的心理怎能瞒过妈妈？妈妈劝我，种地的怎么能和“吃皇粮”的比，真的想去，就去试试！

那是我第二次来到德钦县城，第一次是在县城工作的同父异母的大姐带我去看眼科医生。直到大姐的妈妈过世，我们两家一直亲如一家。

从江坡到德钦县城只几十公里，现在不过一个小时的车程，但在那个年代，则需要两天的辗转跋涉。先花上整整半天的时间，从村子步行到澜沧江边的214国道，然后再耐心等待过路的有空位的好心车辆可以捎上我们。那个时候车很少，通常等半天眼前都只有空空大路一条，一等就等到夜晚，只好在路边小卖部随便缩上一晚。

那次，村子里一起去考试的人有十多个，都是玩心正重的年轻人。那时的德钦县城只有一条弯曲的小街，几分钟就逛完了。几个小伙伴出了考场就急着回家，打听了一会儿，得知当天只有公路养护段一辆运粮食的卡车出发，大家就守在出城的路口，终于等到那辆车晃悠着开来，赶紧一拥而上，几只大拇指凑到人家鼻子底下，可怜兮兮地说：“求求你喽，求求你喽……”

那个时候，请求陌生人帮助的手势通常是高高竖起拇指，表示对他人品德的一种赞扬，或者干脆暗示对方要“心眼好”。不过，那两个司机或许是看惯了这样的手势，打量了几下我们几个小鬼头，大手一挥就径直开走了。

几个人拿出身上所有皱巴巴的钱，通通换成馒头，吃完又灌了一肚子凉水，摸摸肚子，感觉应该能扛一晚，那就走吧！

步行回去最近的路也要翻几座山，还未走完，天已黑透，还好已经走到江边的公路了。几个人都是初次赶夜晚的长路，一路上看到的景色和村子惯常的风景完全迥异，兴奋早已盖过疲劳。更何况一路江水声势浩大，公路被月亮照得通透，泛着玉色光泽在眼前亮着，踏在上面，心中竟升起异样的快乐。

一条隧道出现在眼前。在这样一个夜晚，这个巨大的工业设施竟仿佛带了几丝魔力，在几个未经世面的山村孩子眼里，威严地，带着一种工业世界的力量和神秘。大家兴奋地尖叫着冲了进去，我也跟着跑起来，冲向前方那个微微透光的圆点……

懵懂少年，未知未来。多年之后，记忆中的这个场景仿佛是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幕起。

很快，我收到县里寄来的录用通知书。

那一年，我十六岁。

背起行囊穿起那条发白的牛仔裤

装作若有其事地告别

告诉妈妈我想我想离家出游几天

妈妈笑着对我说

别忘了回家的路

站在门口想了好半天

鼓足勇气走出了家的门

还是回头望了好几眼

毕竟是独自离家出门

噢，那一年我十七岁

……

《那一年我十七岁》是一首早年的台湾歌曲，流行到德钦时，我早已过了十七岁。歌声滑过，歌词如响钟般将我惊醒，我赶紧回去翻找自己的十七岁：年少岁月，却雏鸟般忐忑着去寻找独立。大好年华于我，好像全部都错过了。

我的青春是缺席的，我从幼年直接迈进成年。

1983年，我十六岁，背着行李，告别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走进了白马雪山自然保护所。我知道，从此我就要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家工作人员，而我的收入将帮助姐姐读完大学本科。

当年公开招考的只有两个单位，一个是德钦林业局，一个是新成立的白马雪山自然保护所。所有考进的人随机分配，我被分到了保护所。

第一次全体集合，分配岗位，介绍领导。那个被称为局长的人在人堆里扫了一眼，就直奔我而来，大家的目光也全砸到我身上。如果目光也是有声音的，当时肯定是轰炸声震耳，我陷落其中，所有自信都垮了，眼泪涌了上来。

我自卑地知道自己有一副明显营养不良的瘦小身体。

还好，跟我同时考进来的还有一个人，他暗地里拍了拍我。他就是钟泰，我的初中同学，这本书中将一再提及的重要人物。

我初中所在的德钦县佛山中学实行中心学校制，所有村寨的中学生都要集中上学。钟泰是我的同班同学，纳西族，寡言少语。我俩初次见面时只有十四岁，但前生有缘，一见如故，做了一辈子兄弟。

学校条件很差。那个时代的艰苦，更多是物质条件对人行为和情感的一种钳制。钟泰每半年才能回一次家，每次都需要从家里背来各种口粮，饭要自己做，才上初中的男孩子哪有这么多的耐心和精力，他就经常只吃糌粑加热水。我家离学校近，我总拉他到我家吃饭。放长假时，我也会先到他家住几天，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回自己家。漫长假期过后，重逢时会像几百年没见一样，两人狠狠抱在一起，力气用光，才终于觉得心头累积的思念被释放了，好得如同一对热恋的人。

说回保护区的工作。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于1983年，我们考进去也是1983年，是保护区第一批正式员工。同批考进白马雪山保护区的不只我和钟泰，我们所有人对保护工作都没有概念，甚至对“自然保护区”这五个字都很陌生。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人对保护区都没有什么概念，尽管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的时候，已经不属于中国成立自然保护区的早期。

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成立于1956年，是广东肇庆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是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鼎湖山保护区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自豪地说，整个地球的北回归线上大多是沙漠，只有我们中国的南方有这么一片“回归线上的绿洲”。自然的富饶让人燃起爱国热情。这片北回归线上的绿洲要感谢喜马拉雅的隆起改变了水汽的流向，而即便如此，鼎湖山保护区里也只有近五分之一原生林，其他都是经过五百年左右恢复的近似原生林。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成立时，除了一些已经被砍伐的区域，区内绝大多数森林都是原生林。白马雪山自然保护所就是从德钦林业局直接分离出来的。

短期入职培训时，除了学习相关纪律和法规，还特地邀请了一个林业局副局长来给我们上课，但我们听了很久，却只听到了森林防火……

五天的入职培训结束后，我们就要去保护站工作了，可我还是一片模糊，心里有点急。我向领导索要《保护区手册》之类的指南，可惜，没有！一本指导书都没有！领导大概也被我问虚了，故作轻松地拍拍我：“小伙子，保护区的工作没那么复杂，你滚几下就明白了。”

我们入职培训时住在一排低矮的小房子里。离开培训地的那个早上，我和十几个小伙子打好各自的被褥行李，装好洗漱用具。我看了看其他人的行李，几乎都是同样的物品，连牙膏牌子都一模一样。是啊，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谁又能比谁富裕多少？

那时我的脑海里全是妈妈。姐姐考上大学离家时，全家人陪着她步行了半天，直把她送到村下面的公路边。现在轮到我离开，两个弟弟要上学，爸爸打工不在家，只有妈妈一个人送我。妈妈送到村口，说还要回去照顾耕地和牲畜，就只能送到这里。我赶紧背过身去偷偷擦泪，转身向妈妈摆摆手。高原特有的强烈光线砸下来，妈妈脸上那几道深深切下的皱褶，就像高原的高山深壑。那一天，妈妈一直用目光送我远行，我知道：她的心从此碎成几瓣，有一瓣会永远跟着我。

同去的人都是第一次出门离家。所有人忐忑地爬上半路拦下的一辆解放车的后斗，一个挤着一个，安分得如同一窝雏鸟。车开了，风起了，我们被拉走了，从此把自己交给前方的大山。

车向东南驶去，一侧是山壁，一侧是万丈深渊和能吞噬一切的金沙江，慢慢爬高，直到漫天遍野的风马旗把天地染成五彩。每个藏族人都明白：这是附近最高的垭口了。后来才知道，这里海拔4329米，如今是从香格里拉到德钦的214国道必经处。当年则是窄窄的砂石路面，每年只有短短七个月是畅通的，其余时间都覆盖着一人高的积雪。司机也是藏族人，按我们的民族习惯停了车。垭口叫白马雪山垭口，远处那座敦实厚重的雪山就是白马雪山了。

白马雪山，第一次，我们相遇。

白马雪山是卡瓦格博的东部守护神。相比缅茨姆峰持着利剑的卓尔不群，嘉瓦仁安峰展开手掌般的独特山形，白马雪山则显得平易又厚重。

藏族文化中，历来有对山的崇拜。在藏传佛教远未传到藏地之前，古藏地的文化设想中，天与人之间有一道天梯连接，藏族崇拜的很多国王和英雄就是顺着天梯降临人间的。时至今日，藏族人还会在山岩上画上纯白的梯子。天梯不会真实存在，山就是藏族人眼中神秘的“天梯”。山崇拜凝结了藏文化中对天、地、人、神的宏大想象。

神山，德钦藏语通称为“日达”，意为“地方之主”，在其他藏地也被称为“由拉”，意为“地域之神”。在藏地，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主人”——神山，神山就是一片地域上藏族人的精神坐标。

我这一辈子，就是和这座白马雪山纠缠不清。恨过他，爱过他，回头来已为这座山付出了整整三十五年。

雪山见证了这个星球数亿万年的地层变迁、沧海桑田，相比之下，任何一个人类的生命都如白驹过隙，渺小得不值提及。

有多少次这么独自凝视？只有肉身面对，才能体悟到雪山的灵性，感知到雪山在轻叩我的心灵。就这么一次次地做了俘虏，直到用整整一辈子完全服役于他。不仅仅是我，我们这些第一次面对白马雪山的小伙子，第一批加入白马雪山保护区的初中毕业生，我们那时还不知道，我们这辈子的悲欢离合都再没有离开这座山，一直到老。

白马雪山就是我们的“日达”，我们的神山，我们这些自然守护者这辈子的主人！

白马雪山，稍微懂点藏语的汉人也许会认为“白马”是藏语“莲花”的音译。莲花是藏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意义丰富，传播深远。藏族人认定的将佛法传到藏地的莲花生大师有很多藏文称呼，其中一个即“白马迥乃”（音译），意为莲花中生。有了这层渊源，“白马”也就成了汉族人熟悉的极少数藏语词汇之一，以至于很多人在文章中自以为得其实地写：白马雪山就是藏族人心中的莲花。不过要让这些自认为懂藏族文化的人失望了——白马雪山中的“白马”是直接起的汉语名，并非藏语音译。据我推测，白马雪山的垭口以前名为“达玛拉卡”，也许是藏语读音被层层误读，以至于最后干脆被传为“白马”的读音，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语言隔阂大概是这世界上除心灵鸿沟之外最大的障碍，现代藏族人大多懂汉文，可绝大多数汉族人对藏文化只停留在一知半解的程度。

白马雪山的主峰名“扎拉雀尼”，其实也只是白马雪山西侧藏族人的叫法，转到白马雪山的东侧，又有了别种叫法——“甲亚蕫子”，第一峰的意思。

白马雪山垭口奇冷，风大到可以把人卷走。偶尔有东西扬撒过来，不是尘土，而是碎石。滇藏高原交界处的层叠山脉上，海拔高于4000米的地方多为地质命名的“流石滩”：冰川剧烈作用，寒冻强烈风化，高原日晒风吹，以及早晚的巨大温差，如同一只无形巨手把岩石捏成碎渣，顽石虽硬，也会如液体般“哗哗”流下。

乍看这里只是清冷的碎石荒漠，但当你深深地俯下身去，甚至将脸颊贴到地上，就会发现很多微小的生命。高山流石滩是植物的“矮人国”，和森林生态系统相比，流石滩生态系统的植物分布稀疏，天生矮小，颜色接近灰色石块。但到了高原短暂的夏季，这些不起眼的植物会一夜绽放出无比艳丽的花朵。绿绒蒿、紫堇、龙胆……流石滩的植物分配给花朵的能量普遍高于其他生境下植物，而鲜艳的色彩可以保证昆虫被吸引来，从而顺利传粉。这些花朵不仅艳，还很大，像美丽的绿绒蒿，花朵绽开时会占据整个花株的一半以上。花朵就是高原植物的欲望。

在高原上，一阵风便可搅动一场流石，流石滩瞬间成为砂石的葬身之所。但这些卑微的高原植物匍匐在大地上，却可以开出让心飞扬的花朵，不及人类巴掌大的植物也有令人动容的一面。所以，流石滩的魅力，需要你首先俯下身来。

而第一次到白马雪山垭口的我，还远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储备，只是感觉冷得彻骨。我们强打精神，按照藏族的习俗，在白马雪山垭口高扬“风马”。

“风马”，藏文读音“龙达”。在藏语中，“龙”意为风，“达”意为马，所以龙达也被称为“风马”。龙达有蓝、白、红、黄、绿，代表天、云、日、地、水，是藏文化中认定的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藏族文化认为，在人的身心气魂中也有这五种元素；每到山顶或者垭口，藏族人需要用最高亢的声音念出咒语，把五彩经幡挂到最高处，这样自己体内的五种元素也会相应提升。仪式虽是敬奉天地神灵，但人身心内的能量也会得到治愈和充盈。

一群人高声念着颂词，念到最后把气息提到高处，面对天地、山河高喊“拉索啰……”，这是古藏语，这个咒语从我们祖辈起便口口相传，意为“神必胜”！我们稚嫩的喊声迎来了山谷的回音，大山大河也在喊着“神必胜哦”，风马应声飘扬，五种鲜艳的颜色立时充满整个天地……

白马雪山，从此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大卡车上颠过一天，奔子栏到了。

奔子栏地处香格里拉和德钦之间，小镇建在金沙江边，海拔一下子降到2000米，气温陡然升高十几度。金沙江边到处是赤红的岩石，稀疏的树木总也长不高，能找到的绿色绝大多数是多刺的白刺花。这里是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燥热的气流顺河谷而行。山脚光秃秃，是最炎热的区域。视线顺着山往上几百公里，到海拔3000米以上才能见到高大的乔木，这是燥热气流遇到冷空气，有了降雨，才开始有了万物生长；到海拔4000米以上，又成了典型的亚高山暗针叶林带。

回到1983年，当时我还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没有能力去领会这片神秘动植物王国的独特魅力。在奔子栏的第一个晚上，我的想法无比实际：今晚吃什么？怎么睡？

奔子栏是白马雪山保护区的一个管理站。在站里，吃的是大锅饭，每顿一菜一饭，一周只能吃上一次肉，但条件还是比家乡好，至少我终于可以经常吃到白米和白面了。

四人一间宿舍，年轻人的睡眠质量和呼噜声响成正比，如果倒下没有立刻入睡，就会赶上“呼噜潮”，于是我练就了倒下速睡的本领，直到现在都受益。

奔子栏站的生活无限美好，工作却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们工作起始就要下乡做宣传。

1983年保护区成立时，很多村寨被划到保护区内。村寨的村民们之前还是靠山吃山，将打猎、砍树、取柴视为天经地义之事，现在一下被盖上许多“不许”，面对的不只是思想的扭转，更是生活质量的突然下降。

不仅是普通村民，连我也要面临说服自己这一关。我家有一个远方亲戚是江坡村有名的神枪手，跟着他去打猎，即使只收获几只山鸡，也是儿时的美好记忆。上世纪七十年代合作社时期的江坡村有集体的狩猎队，集体的战斗力强大，有一次他们竟打了一头熊回来，全村人兴奋地差点儿敲锣打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熊肉就意味着厚厚的脂肪。我家分到一块巴掌大的肉，肥得流油，全家吃得极香。那阵子，村子的狩猎队员们连走路都昂首挺胸的。

现在，面对完全不认识的村民，我要努力忘记小时候吃熊肉的快乐，还要告诉他们——任何野生动物只要进了白马雪山保护区，就是受保护的！

不仅是打猎，还有“不准砍树，限制砍木头烧火，灌木也不可以……”，我们的宣传就机械地以“不准”开始，串上许多“不准”，再以“不准”结束。语气硬邦邦，再配上一副无私铁面，高举“国家保护区”大旗，试图以此去压倒所有的质疑。

宣传效果可想而知。

下乡宣传要分组分片，我每次都巴望着和老站长分一组，哪怕走上两天山路都没问题。我自己在全村大会上根本不敢张嘴。为了锻炼我们，老站长有一次特意把我和另一个毛头小伙子分在一组，要去的还是一个高海拔的村子。

海拔越高的村寨，对保护区工作的抵触情绪越强烈。那个年代人们生活贫困，地里和牧场的收益都不大，出售薪柴和用柴制碳是整个家庭维持生存的重要手段，而冬天没吃没喝时就要下套捕猎。我内心理解甚至同情他们，但我只知道也只能够说——不准！

村民大会通常在晚上召开。我嘴笨，一起来的同事也不灵光，两个人连开场和村民插诨打科都不会，木讷地把所有“不准”一气念完，马上察觉村民们的不满情绪已经乌云压境，随时就要打雷下雨了。我们不敢抬眼，看看时间，平时至少要开一个小时的村民大会，居然才开了十几分钟。我们还在等村民们提出问题，可他们已经一个接一个愤然离场。这时我和同事突然想起，还没安排我们今晚的住宿呢，正想出去找人，灯也像算计好了似的突然熄灭了。我们走出空荡荡的会场，村里连松明子都灭了，一片黑暗寂静，看来他们直接下了逐客令，我们就是过街老鼠。

后来我们找到一个装草的棚子，两人直接钻了进去。草堆散发着和暖的植物香气，我们吃完干粮就倒头睡去。第二天清早，阳光照亮了大地，也照出了我们的尴尬。我俩逃出村子，直跑到一条小河边。掏出搪瓷漱口缸，烧起酥油茶。正是10月的秋天，各种深黄、浅黄绚烂耀目，我们却怎么也提不起劲儿：还有下一个村落宣传点呢……

宣传做得委屈苦闷，幸好还有体力活儿——只有身体的付出才能平衡心理的失落。

体力活儿干得最多的是植树造林。

当专家建议成立白马雪山保护区时，保护区内最有价值的原始森林已经被砍伐一空。伐木公司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便进驻此地，整整十多年，从书松到白马雪山垭口这一段近3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只剩下连天的树根。这段原始林木原来的主要树种是冷杉，冷杉在纯自然环境下可以长到50米高，砍剩的木桩也大到需要两到三人合抱。这样的场景再也无法复现了。

1983年我刚参加工作时，伐木公司尚未从白马雪山撤离，成立保护区后，伐木公司转职做造林，按照当时国家林业局制定的政策参与植树造林，直到1984年末。植树工作一直持续到1987年，直到我们把公路附近运输方便的地方全种上小树，工程浩大。

内地习惯在春季植树，但在高原植树就要错后一个季节，所以在高原，夏天才是植树天。我负责采买树苗，每天早上都要坐着轰隆隆的拖拉机到苗圃，找苗、出苗、数苗，大手一挥，上万棵树苗全上了拖拉机跟着我走，颇有霸气。

挖坑，拨进有营养的腐蚀土层，把苗根发散式摆好，填土，踩实，再把树苗轻轻往上一提，一个独立的生命就此诞生，阳光雨露和土壤就是其存活成长的动力。

一年的种植任务都在这个时段进行，忙不过来时，就请附近村子的小孩子一起参与。种一棵树一块钱，干着干着，很多小孩子不免耍起小滑头，但是有一个小胖子却干得格外卖力，铁锹比他个头还高，用着不顺手，他就干脆跪在土坑前用手刨土。这个小孩名叫斯那此理，十几年后竟成了我的同事，如今也两鬓生白，在白马雪山保护区工作了快一辈子。

集中造林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大自然的滋养让当年这些小树苗长得健壮高大，走在这片树下，我们这些当年的植树人马上显得衰老、矮小，让人忍不住伤心。拍拍树干，这就是我们只可追忆的青春了。

宣传、植树，一做就是好几年。保护区内有一项最应该做，而我们却从未做过的基础工作渐渐提上日程——巡山。

任何一个保护区工作的基石都是巡山。巡山可以最直接有效地反偷猎，以及避免保护区的动植物被采集。可白马雪山保护区成立整整三年，其间都没有巡过一次山。

我们内部谈论了不少次巡山，可领导一直都说“条件不成熟”。顾忌来自对神秘大自然的畏惧，那片即使老猎人也从未涉足的广袤原始的土地，到底隐藏着多少未知，而谁又能打包票，我们去巡山可以全身而退、安全荣归？空谈巡山的日子一长，周围人嘴里的故事就越传越神奇，说我们这些保护区工作者要每人配一匹高头大马，再斜挎一杆大枪，所到之处，镇妖伏魔，简直都能编个新格萨尔王传了。

现在想想好笑，可当时的交通和经济条件差，对自然的了解少得可怜，越过一个山沟就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也许还有潜意识里觉得保护工作实在无聊，我们就给它抹上些英雄主义……

直到保护站新站长上任，我们才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山。

可是，去哪里巡呢？白马雪山保护区太大了，建区时有22万公顷，要全靠脚走下来，纯属天方奇谭。

当地老百姓和老伐木工告诉我们，在白马雪山深处，有一个地方名叫“曲宗贡”，意为“两条溪流交汇的地方”，那里有茂密的森林，还有跳跃着的野生动物。在人们的描述中，那里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的最佳注解，神仙美景从曲宗贡一直延续到茨卡通的整条山谷，碧色连天，能把人走醉……我们听得心驰神往，马上认定：就是这儿！

老百姓和老伐木工的好心警告和荒唐流言还是很有威力的。巡山从“大家必须全去”，到最终只有三人出行——老站长培布、同事小王，还有我。

我坚定地要去巡山，一心渴望纵马巡敌，多么英武飒爽！但梦想撞到现实就哗啦啦碎成一地：根本没有马，巡护全靠自己的双腿，斜挎的长枪也简化成牧场借来的铜炮枪。临出行那晚，培布站长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枪杆，我只有一把随身携带的云南户撒小刀，也跟着一个劲地磨。我俩都很紧张，不过谁都不愿说出来，全副焦虑都用在擦枪和磨刀上。

巡山最先遇到的挑战不是盗猎者，而是一座海拔4600米的垭口——“扎布垭”，藏语意为“非常险峻的垭口”。

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我们藏族人虽然生在高原，但并非天生就是爬山健将。我的家乡江坡海拔只有2700米，只要条件允许，藏族人也会选择生活在物候条件俱佳的低海拔处。

一步步挪向4600米，我感觉力气全被抽走了，转身看小王，他竟然夸张到脸色转成了纸白。站长早已被垭口刺骨的寒风逼走，远远地成了个黑点。

等到我爬上垭口，内衣早已被汗水浸湿，冷风一扫，又冻成壳。我和小王腿脚发软地下山，暗地里发笑：这是我们巡山，还是山在训练我们？

后来，走过一个山脊“啥几尼”，意为“马鹿喝水的地方”。我们没有见到马鹿，却遇到三个盗猎者！远远看到对面走来三个人，这个地方远离藏民的高原牧场，所以十有八九是来盗猎的。

我们慢慢靠过去，喝住三人。

他们也吃了一惊，吞吞吐吐地说：“我们家牛丢了，来找牛。”

藏族人家的牛有时会自己走进深山，这本来没什么值得怀疑的，但一口不标准的藏话出卖了他们。在我们藏区，其他民族或多或少会说些藏语，但口音有分别，他们明显不是藏族人。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盗猎分子，听不得他们笨拙的解释，一把夺过他们背的竹筐，全是钢丝套！

钢丝套是动物的死敌。一根铁丝打一个活扣，再挂到树上或灌丛中，设置很简单，但一旦动物的脚、手或头误进套中，就再也无法逃脱，动物只会拼命挣脱，但最终越挣越紧而被套死……就算是灵长类的滇金丝猴，在野生动物中智商算高的，它们也不会用手去“解套”，只是狂躁地又跳又叫，直到生命终结。下好套后，偷猎者只需要沿着自己下套的路径重走一趟，就可轻而易举捕获猎物。

看到满筐的钢丝套，我的眼里肯定在喷火，站长和小王更不用说，三个盗猎分子吓得马上冲我们跪下。

他们成了白马雪山保护区历史上抓到的头三个盗猎分子。我们巡山的路还长，老培布站长体谅小王走路不济，让他先把这三人押回森林派出所。

我和培布站长继续走。“珠巴洛河”流淌而下，两面山谷绿滩，再加上远方隐隐的雪山，无疑为人间美景，可我们没有心情欣赏，心反而攥得越来越紧——老站长说，凭他的经验，盗猎分子会陆续出现。

没想到的是，先出现的不是盗猎分子，而是他们的窝棚。

老站长举起一个老式望远镜，看到珠巴洛河和另一条小河交界处的山谷后正冒着烟，最终，我们发现了三处棚子，全是就地取材用箭竹编成的临时小窝，其中一间颇令人毛骨悚然。想象一下，在一片高原森林中，你低头钻进一个简陋的棚子，抬头时，除了挂着的苹果和谷物，满眼都是挂起的各种动物头颅——苏门羚、獐子、熊，一整墙已死去的眼睛直直瞪着你……培布站长赶紧对完全呆住的我解释：这是傈僳族祭奠山神的摆设，傈僳族认为任何猎物都是山神的赐予。

我只觉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他们到底杀了多少野生动物？临行前我磨了又磨的小刀终于派上用场，挑了根竹竿，削得极尖，在棚里到处刺，面粉、糌粑的袋子全部被我刺破，铁锅也被摔出去，用石头砸个稀烂。

同样愤怒的培布站长把怒气压了压，嘱咐我躲起来。天色将晚，盗猎分子就要回来了。他自己藏在门后，将枪上了膛。临时窝棚中摆着睡觉的行李，数数有快十副，看来盗猎分子近十个人，而我们只有两个人……不敢再想，我把刀鞘往前拉了拉，心一横，大不了拼命！

有脚步声从远处渐渐传来，我几乎趴在地上，从临时窝棚下方漏开的缝隙去数人数。七个，我打手势给培布站长，他眉头也紧了。

盗猎分子离得越来越近，我几乎就要蹿起来了，此时情况却急转直下。

当年人很穷，衣服只要不是稀烂就会一直“服役”，通常早就穿短或者穿烂了。那一刻，我透过临时窝棚，就看到了这样一条短到盖不住脚踝的破裤子，正抖如筛糠，难道他们害怕了？

原来偷猎分子嗅到不对，为首的人在门外窥见了培布站长，培布站长之前在公安局工作，盗猎分子以为惊动了公安局，就这样，没有经过殊死搏斗，七个人就老实投降了。

盗猎者今天“收获”不小。一个人背了一只苏门羚，苏门羚很重，不能像围脖一样套在脖子上；另一个人背了两只林麝，手脚拴起来，背挎包一样套在后背。

该死！如果我们早一天抓到他们！我气得恨不得立刻上去狠揍一顿。

他们又交代：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还没回来，而沿着珠巴洛河往上的另一个牧场里还有几个一起来偷猎的。

“还没到的那个小伙子懂汉字吗？”培布站长问。

“他上过学。”

“那你们七个人跟我们上到那个牧场，给那个小伙子留张条，让他去森林派出所自首。”

“千万不可以，那个小伙子胆小得很，他会吓得直接跳河自杀的！”几个人恳求。

培布站长把我悄悄叫到一边，说他必须赶去抓剩下几个盗猎者，不然走漏风声，他们就逃走了。所以，押送盗猎分子的任务就落到我身上。

加上还没有到的那个小伙子，一共要押送八个壮年盗猎分子。我当时却没有任何犹豫，本能地点了点头。

站长刚离开，棚内的气氛马上变了。我当时不到二十岁，身体又瘦小，一副强装出来的气势，瞒不住盗猎者老奸巨猾的眼睛。盗猎者一会儿说没有粮食肚子饿，要先回家取粮食，一会儿要约着上厕所，商量对策。我一下急了，几乎吼着命令他们放老实点。幸运的是，我们等的那个年轻人很快回来了。暴雨依然在下，我押着迟迟不愿上路的八个人走了整整几十里山路，一路吼着、劝着，深夜终于和老站长会合时，我已累得没有任何力气。

巡山反偷猎历来危险，我第一次巡护算是有惊无险，但有的保护者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很多年后，我听到索南达杰的故事。同是藏族，索南达杰保护的是可可西里那片广袤无垠的高原无人区。羌塘高原上成群奔跑的藏羚羊，只因绒毛可以制成与黄金等价的围巾“沙图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遭到疯狂猎杀。漫漫荒原上，藏羚羊横尸遍野，皮被剥走，换不来钱的尸骨还滴着血……这是中国环境保护史上最惨烈的偷猎事件，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在驱动。

从1992年开始，索南达杰组建的“西部工委”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反偷猎。1994年1月18日，他们抓获了一群盗猎者，盗猎者们反扑，索南达杰牺牲，尸体被发现时还保持着卧地射击的姿势，他的眼睛一直没有合上。四年后，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成立“野牦牛队”的另一位保护藏羚羊的英雄扎巴多杰也牺牲了。

我第一次巡山得以安全归来，第一，要感谢当年被盗猎的动物价格不高，还不值得盗猎者拼命；第二，说来讽刺，要感谢当年极不严格的盗猎执法。自然保护区在政府职能上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权。盗猎分子的抓获归我们管，处理裁决则归林业公安管。我和老站长整整走了一天半，最终将一共十九个盗猎分子押回保护区森林派出所。结果，林业公安只是做了简单笔录，罚了很少的罚款，又要求他们尽快清理已经下的钢丝套，然后，就放了！

是的，竟然就这么放了！

我们走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抓回来的盗猎者，猎杀的野生动物不下三十只，其中绝大多数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此外，他们在山里下的套子绝不止一万个，每个钢丝套都可能威胁到一个生命，小到一只野兔，大到一头熊！他们安然回家后，完全可以再偷偷进山，顺着放钢丝套的路再走一遍，满载而归。

也许当年很多人对盗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盗猎”和传统的“捕猎”只是一字之差，对“盗”字，大家的范围和定义又大不相同：当地人祖祖辈辈都上山打猎，为什么到了这一代，就成了“盗”？

此时反思，我当年也很糊涂，那时我只是简单认为：保护区不可以，出了保护区，捕猎就没有问题。

保护区刚建立时，我从猎人的言谈中知道有一些区域的野生动物数量非常多。一个老猎人说，在一个方圆5公里的有灌丛的悬崖峭壁上，一次就套到了十五个麝香。只有公林麝才有麝香，如果盗猎了十五个麝香，那背后实际死亡的麝鹿数字该有多么惊人！有一天很晚了，当这个老猎人放完钢丝套返回营地时，不小心碰翻了一块石头，石头翻下悬崖，响声惊起一群林麝，被套的麝鹿哀鸣声借着山谷无限放大……它们在绝境中祈求帮助，满山哀鸣，听得人浑身颤抖，终生难忘。

当捕猎已经远远超过当地人吃穿的需求，而被卷入经济诱惑中，成为对野生动物的贪婪掠夺，就是盗猎——这就是盗猎和传统捕猎的根本区别。

像巡山般刺激的日子总是少数，那些或激昂或苦闷或忧伤的珍贵时刻，至少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相比较来说，日常工作真如一潭死水！

奔子栏管理所是天堂，毕竟在一个热闹的市镇上。可每年5月到11月，我们就要住到白马雪山半山腰的管理站，借住在伐木公司的简易木板房里。晚上看书，要勾着脑袋，借着煤油灯昏暗的光看。煤油灯是自己做的，把一根棉线用铁皮包起来做芯。回忆中，那些年看过的书也往往伴随着煤油味。

住在山里，工作就是保护这些山，闲时发愣也要对着这些山。

很多年后，当我再回想起，当时管理站周围有充足的水力，完全可以搞个小型水电设施。但那个时候我们和外界接触太少，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身边就几个和我一样年纪的愣头小伙子，天黑了没事做，睡觉又太早，只能烧一堆火，几个人喝酒聊天。

我们的生活，只有山！除了山，还是山！

白马雪山保护区建区时有22万公顷，一辈子都走不尽的山，吞噬人的山，我只想把这山撕裂！

我一直跟领导要求出去读书，到1986年才轮到去云南大学生物系进修。我们需要插班到本科课堂去，一开始还担心听不懂，没想到好学之心让脑子一下开了窍，一踏进大学校门，身、心、脑马上都化作春水，活跃起来。

每天泡图书馆，每一科分数都不比正宗大学生低，我信心满满，想着回到单位就报考成人高考，以学生身份重返大学。

短短一年的进修很快就结束了，保护区领导却坚决不同意我再脱产学习。按照今天的人的思维，领导不同意干脆就辞职，但在那个年代，身处偏僻的德钦县，一个人哪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我的大学梦至此截断，成为终生遗憾。

生活回到原点，我按照我的名字“此称”，继续做一个“老实人”，在单位埋头工作，回到家乡就做个“当家人”。家里因为我的努力情况渐好。每个月拿到工资，我先给姐姐和弟弟寄生活费，再给自己留下最低开销，剩下的全寄给父母。

为了写这本书，我重新找出当年的日记，里面夹着几张发黄的纸，是家人的旧信。一封封读来，艰难往事重现眼前。

1985年10月22日，姐姐的信：“弟弟，你寄来的三十元钱已经收到，十元交了校服费，二十元买了一双皮鞋。补助费两元钱也已用光，无钱寸步难行，请想办法寄一点，越快越好……”

那个时候，姐姐还没有读完大学。两元钱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她一直紧抠细省，两元钱应付了很久，直拖到不得不向我张口。

大弟弟选择考取丽江财经学校，不继续上高中、大学。1987年10月，他寄来的信：“大哥，你是我心中最优秀的人，没有任何事情能难得住你……”

在我工作最苦恼无助的时候，家人的鼓励和需要是我坚持走下去的唯一理由。

只有小弟弟还留在父母身边读小学，他的字还很幼稚，不过他已当起家里的勤务员。1984年6月20日的信中，小弟记下，眼看着妈妈每天忙于收割青稞小麦，还得随时和邻居借好用的镰刀，他叮嘱我：“哥哥，下次回家一定要带把好镰刀……”

现在从我家乡江坡到奔子栏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路途，可在八十年代，避开大雪封山的漫长冬季，一路顺利的话也需要整整两天。离家一去便至少半年不会回转。所有信息传递都要靠口信和信件。

每年青稞黄时，妈妈会让人捎话给我。我干着地里的活儿，妈妈会自豪地跟别人说：“瞧我儿子！能挣工资，回到家里还能和村里的小伙子一样干活儿，干得还不比别人差。”

每到过年，家里人想当然地盼我回家：大儿子回家，还会带年货回来。

无论路途多么艰难，我都会置办几大袋物品，连大米、盐巴都要采购。年尾带着沉沉的年货，和劳累了一年的沉沉的身体，一路搭车回家。先把东西寄放在路边小卖部，第二天一大早赶上四五匹马，中午能到214国道，夕阳西下时才能把所有东西都带回家。回家就急着“露一手”，让父母弟弟尝上“山外人的饭”，一个人掌勺整桌除夕大餐，白菜、包菜、土豆、粉条，一律洗、切、炒、倒酱油……全家人吃得香喷喷，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做饭其实很烂。

家人对我的情感只有自豪和骄傲。父母做了一辈子农民，根本不会懂我在外面的辛劳与寂寞。在他们心中，拿公粮、做公家的差事已是天堂，何来委屈？

我已是二十出头的男子汉，还是“当家人”。除了担当，还能求得家人对我有什么样的理解和回报？我们那代人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文化生活，无论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生活，人人都大同小异。在那样的时代，有多少苦闷和艰辛被默默吞下，自行消化。

我从来不会对家人描述自己回江坡时那一路的艰辛。到了冬季，白马雪山垭口大雪封山，超过一人高的雪，每年都会冻死几个急着抄近路回德钦的人。我们保护局的人从奔子栏集体回家，需要从金沙江绕道澜沧江，再慢慢转回德钦。保护局当时没有自己的车，我们需要集体搭车，顺利时也要整整七天才能回到德钦。

最怕的就是搭车。我的头发从小就是自来卷，大卡车司机路上如果要人帮忙，从后视镜中一瞥，准保大声地说：“那个卷毛，下去铺路！”“卷头发，去搬开石头！”或者车一停，直接喊：“卷头发那个……”

我就老老实实把冻僵累僵的身体唤醒，去干苦力。记得有一次，路面压满了山体抖落的碎石，我被一次次拎下去开路，清理石块，没有工具，只能用手来“铲”。飘雪的寒冬，短短几公里的路，我们却走了十多个小时，我的手也开出好几朵“血花”。

艰苦中的温馨最难忘怀。我最怀念的时刻是东风大卡车刚刚进入维西山谷，从高原的冰天雪地一下进入温热的低海拔峡谷地带，暖风撩动面颊，久违的绿色化开冰霜，被冻僵的手也渐渐解冻复苏了。感动之余，我突然升起在此地安家的想法：如果以后可以住在这里，那该多美好！想完自己又笑，不过是个穷小子的痴心妄想。

还有那个名为巨甸的小镇。当时的巨甸镇坐落在交通要道之上，在我们“山里人”的眼中，那简直就是繁华的“小香港”。镇子礼堂放映电影，连电视都没得看的几个年轻人，每人掏出五角钱走进去，演的是《搭错车》。

电影看得无比投入，电影放完后歌声响起：“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情绪被煽到极点，黑暗鼓励着大家，嘶哑的声音从喉底滚滚而出，被压抑整整一年的情绪终于有了发泄的地方。整整一个电影院的人都使劲吼起主题曲，这是什么样的情景！那个年代，被压抑的人远不止我们。

恋恋不舍地走出影院，我们继续唱着歌，走回一个摇摇欲倒的木头旅馆。

“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

后来才知道，我们如痴如醉地唱出的词，意思原来是：“酒喝完了，瓶要卖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人们情感普遍压抑。港台吹来的流行歌曲，黑白电视上晃动的香港电视剧，把一颗颗木然的心纷纷吹活过来。

最爱的歌肯定是邓丽君的，不仅跟着磁带唱熟，一群小伙子还试着把歌词翻译成藏语来唱：

你说你过两天来看我，

一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前面都还好，翻译到最后一句全体犯了傻——藏文中根本没有“爱情”这个词！

在藏族传统中，有母子之间的疼爱，有兄妹之间的亲密，还有朋友之间的义气，但男女之爱总是羞于出口，以至于大家搜肠刮肚，还是找不出对等的词。最后，我们天才地把这句话翻译为——“把我的风骚还给我”！

正值二十出头的我，渴望着能大大方方说得出口的“爱”，和跌宕恣意的人生。而当歌曲和电视剧退潮之后，我能面对的却只有一片大山，和一个全靠我支撑着的家庭。

那个时候难免自怨自艾，还有恨，恨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片山区。靠山吃山，只能过个护林人的单调人生。

一天，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保护站，说他从昆明来，要到拉萨去。晚上我们招待他免费住在站里，他回赠我们外界的故事。我们秉烛夜谈，小时候在火塘边听到的那些马帮故事复活了。我突然想起，从小我就盼望着远行啊。我决定放下一切，求他带我上路！但，第二天醒来，我背在身上的重重责任也一起醒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燃醒我远方梦的人叫黄凯。那段时间我写了很多信，长长短短，皆以“黄凯友”起头，以“和黄凯友共勉”结尾。但这些信一封也没有寄出，它们都深藏在我的日记本里，化成一道道不愿示人的伤疤。

对白马雪山的所有情感还来不及消化时，白马雪山着火了——1986年，白马雪山遭遇了建区以来的第一场大火。

天干地寒，风干物燥，灾祸发生时正是青稞收割季。我刚请好假从奔子栏回到德钦县城，准备搭车回江坡，却被拽到领导办公室。

所长和副所长心急火燎，见面直接先给了我一袋子钱——临危受命，我需要负责火灾扑救中所有的后勤和财务工作。

那个时代，整个德钦县城除了政府财务人员，估计还没有人见过五万块的现金。从银行取回来的全是一两元的票子，五万块，在我眼中完全是一座压过来的金山。我背了一个马桶包，包里所有的东西都让位给钱，钱平平放实了，还不放心，又在上面加上漱口缸等等做“掩护”，之后直奔长途汽车站——当时保护局没有一辆车，我只有坐最早一班长途车，才能保证最快到达火场。临出发了，局长和副局长这才嘱咐：“路上小心，这可是五万块啊！”

出门就往长途汽车站跑。整个德钦县气氛紧张起来，大喇叭响彻街道：“白马雪山发生特大森林火灾，所有县级机关停止工作，一律奔赴火场救火……”仿佛一下切换到战乱的街头，人们惶然失措，一辆辆大货车被拦截，机关干部慌乱地组织人爬上车后斗，还有更多人匆匆回家，换上厚衣服，带个简单的小包就准备出发……

我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火灾现场。当拦下第一辆快出发的车，赶到靠近火场的122道班时，已是夜里了。终于到达火场指挥处，现场指挥的领导一见我劈头盖脸就问：“小伙子，是不是你来管钱，我们有六百人，每个人都要马上吃饭！”

同事白玛师傅把德钦林业局唯一的小车开了过来，我们直接赶到离火场最近的书松村，到达时已是夜里十点。我拿着手电筒使劲敲粮店的门，粮店负责人却回山里老家了，一路折腾，又去请回负责人打开粮店门，大米一麻袋一麻袋地放出，还要背到车上。我当时体重110斤，一个米袋重180斤，压在身上，腿直抖，就这样来回背了七八次，才把米袋都装车。回途再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了一大麻袋罐头。终于可以返回了，又忙中出岔，车子因为水温高，一次次抛锚，我们就得一次次摸黑去水沟提水降温……

终于回到山上，迎接我们的却是几百号人的愤怒。

山上这些人是最早来救火的，几乎全是当地农民。他们离开村子来救火的时候，本想要带点吃的，召集的人急了，大喊：“这么大的火灾，县里怎么会没准备吃的，赶紧走吧！”结果，他们扑了十几个小时的火，却水米未进。

我当时还小，只顾一个劲儿地给所有人道歉。转头看到道班养猪用的一口大锅，赶紧叫人洗干净，煮大米稀饭。灭火的三四天里，我挨了这辈子最多的骂，任何人都可以把我揪过来骂一顿：要上山却没有吃的，会骂；从山上下来，饭没备好，还是要骂……

火灾中唯一没有责难我的是东竹林寺的和尚们。德钦县的喇嘛寺，只有东竹林寺在白马雪山保护区内。火灾发生后，第一个冲到火场的是东竹林寺的和尚。当时火浪翻过一座山头，正向另一坡面滚下，四十来个壮年和尚跑过去，在火舌处一路播撒“恰乃”，一路念经。“恰乃”在其他藏区也被称为“乃撒”，是经过念经加持的粉末，可以驱邪避灾。后面的和尚也跟着用铲子挖出一个简单的防火带，不知是否是宗教的力量，后来熊熊吞噬的火焰真就在这条线上止住了！

当时焦困于后勤和财务工作中的我，第一次遇到如此大的灾难，不知道这连天灾祸什么时候才能结束。火烧得铺天盖地，从原始森林又蔓延到海拔低矮的箭竹林。在熊熊烈火的加温下，箭竹像信号弹一样砰地蹿上空中，又“叭”一声空袭到远处。面对这世界末日般的场景，我只剩茫然……

面对灾难，每个个体大概都会缩成一个卑微的存在。火场中的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宿命感：世界虽然很大，但属于每个人的只有一小点。工作多年的这片茫茫森林，一场火就能轻易毁灭。我，又算得了什么？

此时，我却不知道，命运中真正的缪斯正在向我走来，她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是啊，怎么能不说——

滇金丝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