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江坡
下雪了！
滇西北高原的雪有很多场，初雪意义非凡。此时，大地尚未完全脱去秋意，一场初雪就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准备好了吗？冬天可要来了。藏族人对初雪往往心存感激，因为初雪过后蓝天会分外绚丽。这是秋天的静静落幕，一年又要过去了。
下的是雪片，很大，但是风不猛。所以，这些白色只是织成了纱罩，像是天空因许久没有爱抚大地而做出的温柔补偿，带着一种宽容、慈悲的气度。滇藏交界处，大山里隐藏的那些小村庄，人们的脸上都带了丝欢乐：下雪就好，农田正式休养生息了，牦牛从高山的牧场上下来了，山里的动物终于可以安静地享受这个只属于它们的世界。
我出生在1967年秋末的第一场大雪中。作为家中第一个男孩，我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希望，但长辈们没有一个人刻意记我的生日，因为我们藏族人根本不会去在意这些。老辈人甚至说不出生在哪一年，被问到年纪，他们只能含糊地说，“七十多了吧”，“好像八十了”，然后疑惑地看着问的人。在藏族人心中，生死“闸门”下，年轻几岁，还是老了几年，需要那么在意吗？
我身份证上的生日是信手填的，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一直留在妈妈心中。我从心底感谢这样的记忆，妈妈的描述比那个印在身份证上一清二楚的出生日期更富诗意。每每见到白色雪花从天而降，内心深藏的秘密便会随之萌动，仿佛生命的基底同雪花共呼吸，仿佛只有大雪才能让我焕发出别样的能量与光辉……
我出生在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的江坡村。“江坡”
，直译就是铁斗。江坡坐落在形似粮斗状的坝子之上。长大后才知道，江坡的“斗”可不是寻常的斗，江坡坝子下藏着丰富的铁矿，我就出生在这铁斗之上。
我们藏族人没有父姓。父母给我取名“昂翁此称”
，“此称”意为守规矩，也被译为“慈诚”；“昂翁”则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前名，又被译为“阿旺”。五世达赖喇嘛进行宗教改革，建立无数寺院，历来被藏民族所尊敬。
后来我有了个中文称号“小李”。父亲“文革”时起了个汉名叫李新民。当时我家附近是部队营房，父亲和当兵的关系特别好，当兵的嫌他的名字“昂翁尼玛”太绕口，直接叫“老李”，我就顺带成了“小李”。“小李”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上学、工作，又几度演变为“肖令”“肖李”，后来干脆固定成符合汉族人习惯的“肖林”。
有了这段经历，我坚决让两个女儿只拥有藏族名字。时常有人吃惊地问：“你的女儿不姓肖？”
藏族人的名字一般是吉祥字词的组合，讲究点的会请喇嘛起一个。比如，我父母早年曾经到拉萨朝佛，在“大昭寺”
一口气请了几个名字回来，等到我的女儿出生，就直接从中挑一个来用。
同时拥有“肖林”和“昂翁此称”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是拥有了两个世界——“肖林”带着我的肉身行走世间，而“昂翁此称”只属于我的故乡江坡。
当我自己都已习惯“肖林”，回到家乡，拄着拐杖的老奶奶一声“昂翁”，一下就会把我拉回童年。是呀，回家啦，不管在外面担着多大的担子，回到家乡，我就是个没有忧虑的孩子。回到家乡，我只想纵马疾驰，只想信步山巅，只愿去村子最高的煨桑台，燃起敬神的香柏。
我们藏族人名字中没有父姓，但会有“房名”。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房名，比如，“水边的磨房”“从须贡村搬来的”“最富裕的家庭”，等等，起得比较随意，但仔细琢磨很有意思，可以看出一二百年前此地的经济社会状况。
我家房名为“噶最达”
，藏语直译为“放置马鞍的屋子”，由此可以估摸出我家以前很穷，起家时借宿在一户人家的马鞍房中。
老人说，江坡村子（含衮巴）最初只有十八户人家，都以种田为生，过去主种青稞。而从十八户发展到如今八十户的历程，就没有什么记载了。但就像许多不知名的西部村庄一样，这些过往虽没有被收入正史，可在人们口口相传的野史中，它骄狂恣意、爱恨情仇、波澜壮阔……
江坡怎么可能没有故事？江坡村矗立在山坡之上，俯瞰澜沧江水浩浩荡荡从村下流过，这是茶马古道从大理到拉萨的必经之路。村之下、江之上，孤然一架吊桥。长大后，我在书本中找到它的大名——溜筒江吊桥，茶马古道上一条有名的溜索桥。当年无论马或人，都命悬一根竹溜索，在滔滔江水上嗖的一声飞过。
马匹、货物来来往往，还有那些四海为家的男子汉……江坡再小，有了这条路，就和远方有了联系，人们的眼里就会溅出活泼泼的亮色。
我的祖辈都曾养过马，直到父亲那代的江坡男人，还都远走过拉萨、尼泊尔、印度……走马帮辛苦，风险又大，不是每个壮年男子都会如此选择。我父亲就选择留在家中，而他的哥哥终在一次远行中留在国外，并在那里生儿育女，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小时候，守着火塘，最喜欢听长辈闲聊过往，那些马帮的艰苦与辉煌，经过渲染的危险与奇情，让人久久兴奋。我一边听，一边恨不得马上长大。或许，内地的汉族男孩很多是靠武侠小说幻想世界，我们藏族男孩则枕着马帮的故事，任一闯天下的豪情在心中激荡……
马帮于我，还与对奶奶的记忆紧紧关联。小时候，父母每天下地种田，照顾我和姐姐的任务就交给了奶奶。我最喜欢她那一双粗糙的手，与其说爱抚，不如说磨砺着我和姐姐的脸。奶奶那时年纪并不算老，可那个时代很差的生活条件，以及终身的劳作，使她的生命过早地黯淡、衰弱。
奶奶在家只负责做饭，生火需要先去砍柴。奶奶会把门反锁，再弓腰一步步挪到山上，我和姐姐就在窗户旁苦苦巴望，等奶奶颤巍巍地扛着柴火回来，才露出笑脸。我一直追问自己，有那么多和奶奶相处的时空，为什么独独这一幕至今无法忘怀？后来，命运把我推上滇金丝猴保护者的道路，在阅读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专著时，我读到智商特别高的猿、海豚和大象等少数哺乳动物，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感知他者情感的能力，会不自觉地有利他行为。我想，那时的我也是一个幼小的灵长类生物，奶奶的那份苍老触动了我莫大的同情，但那时我却没有能力去帮助她。
静静坐着的奶奶有时会给我一个暗示，我就心领神会地跑到火塘边，拿来吹火用的竹竿。竹竿钻进奶奶后背衣下，轻轻地挠上一挠，这个时候，奶奶的眼神会在黯淡的背景中闪出一滴光亮，这一幕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
江坡村里矗立着一棵参天柳树，是整个村子最古老的树木。马帮经过村子，总会选在这棵树下露宿，大树撑出的枝叶成了离家人最好的庇护。奶奶总是要家人背一大捆柴火送去，“人都是要出门的，现在帮助了别人，将来我们的孩子走得再远，也会有人来帮他们”，这就是奶奶心底朴素的善良。几年前，江坡村民计划砍掉这棵老柳树做集体活动时的薪柴，我一下怒了，几番争执过后，树最终被留了下来。
后来马帮渐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与澜沧江并行的214国道，从昆明到拉萨。这时，奶奶已需拄着拐杖，行走艰难，但她希望爸爸能把她带到那条“人海挖出来的路”上，去看看“能装很多东西的‘铁牛’”，这是我记忆中她为自己而提的唯一要求。
江坡是“弦子之乡”。弦子，藏语称“宾央”
，木头的琴筒做了底儿，竹片的弦弓弯半圆，再绷紧马尾的弦子，就这么“呜啦啦”地拉将开来……弦子一出声，就带出高原的粗犷豪放，豁亮洒脱，满股子要把生命完全敞开的劲头。
弦子不仅要拉起来、唱起来，更要舞起来！可以一个人既跳且唱，也可以全村老幼通通上场。男人们穿着藏袍齐齐跳在一起，女人们则纷纷挥舞洁白的长袖，跳到高兴处，两方就会想要分个高低，暗暗较劲，脚下陡然加快，快半拍，再快半拍……直到全体丢盔卸甲，跳成散沙一片，才以哄然大笑作结，笑声飘到村坝的上空，满满地溢过山脊。
我的父母平时只是守本分的种地人，但遇到任何村里的节庆日，他们都会郑重地换上华丽的藏装，转眼有了尊严的荣光。我从小就喜欢看父母跳弦子，他们在场上笑，我在下面也跟着傻傻地笑。也许这是他们生命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时刻，终于可以忘记庸常的养家育子和枯燥的终日劳作，长长地舒一口气。
人们总说，我们藏族人都是“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我却觉得，能歌善舞的本事不能简单推给遗传基因。表达喜悦，敞亮心胸，赞美纯真……就像身体需要水和食物，音乐和舞蹈根本等同于我们的精神需求，我们藏族人永远渴求唱得欢乐、跳得淋漓。江坡人那么地宠爱弦子，弦子已经融进了每个江坡人的生命。
弦子有极其丰富的曲调，每个曲调都有个名字，比如“次仁拉哇嗦”，有点像汉语中“满江红”“浪淘沙”之类的词牌名。有了固定的曲调，大家可以填上各种词句。有些词是江坡人自己创作的，更多则是远方的人来了又走了，歌声却留了下来，传了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民间游吟艺人就以这样的方式被江坡人永远纪念。
春一春二春三月，春三月草原开鲜花，金蜂我却要去他乡；
夏一夏二夏三月，夏三月田中长五谷，布谷我却要去他乡；
秋一秋二秋三月，秋三月林中结满果，鹦鹉我却要去他乡；
冬一冬二冬三月，冬三月湖上结满冰，黄鸭我却要去他乡。
——这是浪漫版、经典版。
也有人是编歌大王，随便一个曲调，张口就能按照当时的情景唱出来。有一个与我同龄的藏族人就曾在酒桌上，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唱：
白酒红酒青稞酒，都是酒，咿呀里索，
白酒红酒青稞酒，你爱喝，我爱喝，大家都爱喝，
麻将哈鸡斗地主，咿呀里索，
麻将哈鸡斗地主，你爱玩我爱玩大家都爱玩，
瓜子花生水果糖，咿呀里索，
电视电影舞厅，咿呀里索……
——这是通俗版、搞笑版，后面接起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可以唱个没完没了。
就算这般异类的“能歌善舞”，我也极其羡慕。我的弦子水平非常一般，这是我巨大的遗憾，常常觉得愧对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位热巴文化的传承人，不只在整个江坡，在德钦县或整个迪庆州都算“稀有资源”。从我记事起，就陆续有人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他拜师学艺。最风光的一次，迪庆州歌舞团在江坡整整住了一个月，每天都和父亲学习热巴舞，直到他们感觉学得差不多时才离开。而父亲却悄悄告诉我：他压箱底的本事还远远没教到呢！
热巴舞，根据民间传说，最早是由瑜伽大师、游吟浪人米拉日巴大师创制；藏学则另有说法，认为热巴文化要归溯于藏地古老的原始宗教，那时佛教还远未传入，人们需要一次次地祭神、驱魔，渐渐就有了热巴舞。“热巴”
，本意为长而粘着的发辫，后来的热巴艺人上场前要在腰间拴系“达扎”，一种黑白两色的牦牛辫，舞到精彩处，身体飞转，牦牛辫也跟着飞扬起来。
长大后，越了解热巴，越是遗憾小时候没有努力跟父亲学习，更何况热巴艺人在藏族文化中还属于“职业流浪者”之一。我们藏族自古有些职业，一旦手艺学成，便要背起使命，行走在一个又一个偏僻的村子之间。这些职业大多和佛教有关：塑佛像、画唐卡、刻玛尼石……热巴舞也属其中，走村串户去祭神驱魔，多么令人神往！
父亲被政府认定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最终却还是没有机会把热巴舞全部传给一个晚辈。有人说，一个民间艺人的逝去等同于一座博物馆被焚烧。我至今看过无数热闹的热巴舞，但是父亲那威严灵性的舞步，已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还有，妈妈！
童年记忆中，只要家里有妈妈，我和姐姐、两个弟弟就是最幸福的人。妈妈只要离开一两天，整个家就会迅速萎靡。
母亲的善良在整个村子都是有名的。我家养蜜蜂，木楞房的几个角都是蜂巢，丰收时节蜂蜜多到需要拿大桶装。每年都有女人到我家来讨蜂蜜，带点儿不好意思：“拿一点就可以，就是抹抹脸。”母亲看出了她们的心思，手下暗暗一使劲，翻手一倒就是一大碗。
不夸张地说，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从小是被蜂蜜喂养大的。饭碗里会缺肉缺米，但美味的蜂蜜可以放开肚子吃。母亲用她所有的精力和智慧维持着这个六口之家的正常运转，仅靠地里的收成和父亲偶尔外出做工的收入，我们全家没有饿过肚子，在那个年代可算奇迹。周围的人家到年末就揭不开锅了，就会陆续有人到我家借粮食，就算粮缸快见底儿了，母亲也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人。
家里有一头养得很老的毛驴，很多人劝妈妈，干脆卖了吧，这么老为什么还要养？妈妈每次都很为难，像是在求人家的语气：“它为我们家干了一辈子的活儿，我们已经很对不起它了，为什么还要卖了让别人吃它的肉？”
周围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妈妈终于下定决心，把我叫了过去：“哥哥，你把咱家的老驴放到山里去，记住，要放得远远的，不然会被别人逮住。”
妈妈的语气很平常，我心里却隐隐触动：第一次要对另一个生命负起责任。那天我赶着驴，翻了好几座山，觉得路途远到不会让老驴再找回村子了，才依依不舍地把它永远留在那里。
从此，我再没有吃过一口驴肉。
要善良，要尽力帮助他人，不要杀生，我对藏传佛教所有最朴素、最根深蒂固的认识都来自妈妈。除此之外，如果还有什么教会我做人的道理，那应该感谢一座山！
如果你爬到山头俯视江坡，会看到整个村子的末端是我们的寺庙和经塔，一个个方墩墩的藏式房屋被举在心尖尖上；再往外扩展，是片片田地；也许你会嗅到一种沉稳、澄净又神秘的气息，抬眼望去，在你头顶上，稳稳立着一座雪山，形如金塔，轻易便把整个世界收纳于下。
那唯一的雪山，我们藏族人的信仰——卡瓦格博。“卡瓦格博”
，“卡瓦”意为雪，“格博”为白色，是藏语中“圣洁”的特指。整个藏地闻名的圣山，无须再戴任何华贵头衔，卡瓦格博——圣洁的雪山。
如今，卡瓦格博让德钦县闻名全世界，可我小时候，只有藏族人知道这座山的分量。每逢转山时节，来自康巴、安多、卫藏的藏族人，穿着各式藏装，说着各类藏语，围绕卡瓦格博一路步行。过去没有任何现代交通工具的帮助，内转需要至少七天，而外转则需要翻越几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风雪垭口，少则十三天，多则一个月，也有人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转山的路上。
转山的藏语为“固拉”
，简单说就是转圈。我们这个地方的藏语和拉萨藏语的语音有点差别，我们读“固”，到了拉萨标准语便成了“郭”。一个藏族人说要去“固拉”，指的不一定是转山，也可能是转塔、转寺院、转佛像……围着完整地转一个圈，才算得是圆满。“固拉”常在口语中用，若是转山、转湖、转塔、转寺，还有一个更为尊敬的叫法——“乃固”。加的这个“乃”，如果硬译为中文，只有“神圣”二字才可把其中的精神性表达出来。无论是山湖的自然神圣，还是寺塔的佛教神圣，都值得微小的人类放下所有贪、嗔、痴，在身体力行的朝拜中，感受心灵的赐予。
朝圣是修行的一种。修行是每个藏族人有生之年的最大任务，磕十万个长头，背颂多种经文，每天早起煨桑祈祷……
还有一种广义上的修行，即指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只有肉体历经磨难，才能使心灵轻盈到可以触摸精神。
在我很小的时候，远远未能领悟到这一层，可命运已急煎煎地把我推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