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与父亲团聚
1939年夏，我父亲由昆明经上海至天津，欲上北平接我母亲和我以及弟妹到昆明。但到天津由于发大水，不能上岸，只得返回昆明。这次他没有到北平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伯父汤用彬已任北平伪政权的秘书处主任，和日本人过往甚密。我在他房间里看到幅穿和服的日本美女的照片，上有某日人的题词“三人成众，三女为姦（奸）”。听母亲说，伯父与北平的政要和学界商量好要把我父亲留在北平，如果父亲到了北平，总会有不少麻烦。幸好他没有来。
父亲没有能到北平接我们，于是我母亲决定带我们去昆明。邓以蛰先生听说我们要去昆明，就要求他的女儿邓仲先和儿子邓稼先（时年十五岁）与我们同行，而且让邓稼先用我哥汤一雄的名字，认为这样会麻烦少一点。母亲张敬平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由于出身湖北黄冈大族，知书识礼，人也很能干。母亲带着我、妹妹、弟弟和邓家姐弟，由北平乘车到天津，由塘沽上船到上海。我记得我们是住在跑马地附近的东方饭店，这是由于我们必须在上海办好到香港的各种手续。大概在10月初，我们到了香港，住在什么旅馆已记不得了，只记得母亲要在那里用黄金换钱，并且带我们坐爬山电车，上太平山看香港风景，接着我们又乘轮船到安南（即现在的越南）的海防。这时日本军队已占领海防，上岸时还受到日本兵的检查，走过检查站就看到父亲在那里站着等我们，就这样我们全家团聚了。母亲问父亲为什么我哥哥没有来？父亲说：“一雄要上课，不能来。”其实我哥哥已经病逝了。父亲怕母亲旅途劳累，再知道一雄哥哥去世，很难支持。我们在海防住了一两天，就转往河内。我记得我们住在一家很不错的旅馆内。旅馆有一大花园，树木扶疏，花草繁茂。在河内休息了约一周。白天我们常常和父亲坐在树荫下喝茶。他给我和妹妹买了各种糖果，这是我们第一次吃到法国式的糖果。父亲常常抚摩着我和妹妹的头，吟诵着“山松野草带花挑”，陷入一片静寂之中。他用慈爱的眼光看着我们，使我第一次感到了父亲对我们爱之深。安南到处都是香蕉树和椰子树，就是在河内市里也是这样，这对我们北方来的孩子特别新鲜。我和妹妹很爱在这些树丛里跑来跑去，弟弟一玄还不到三岁，但走路没有问题，也跟着我们在树丛里钻来钻去。河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安静、清新，到处是树木花草，房子一座座都很漂亮，而我们住的旅馆特别漂亮。20世纪80年代后，我到过许多国家的大小城镇，都没有像河内那样给我留下深深的美好印象，这也许是孩子的幻想，也许是因团聚而生的喜悦。
母亲能在战时带我们从北平沦陷区，过天津，经上海租界，又经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到已为日本兵占领的海防，行程几千里而平安到达，应该说非常不容易。因此，在这里我要谈谈我的母亲。我母亲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但没有做过什么大官，只当过几年的翰林。她的哥哥张大昕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曾任国会议员，后在二三十年代还担任过汉阳兵工厂的总监之类。张家是黄冈大族，诗书之家，藏书很丰富，舅舅张大昕曾要把家藏的两本《永乐大典》送给我父亲，父亲没有接受，后来舅舅的房子失火，全部藏书都化为灰烬，真是可惜。母亲是我外祖父最小的女儿，她除有哥哥张大昕外，还有一个姐姐（也可能母亲还有其他兄弟姐妹，但我都没见过），我们都叫她黎姨妈。她嫁了黎澍，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湖北省财政厅长，湖北银行行长。我的印象，黎姨妈家相当有钱，有一段时间也住在北平，常常请我母亲带着我们到她家吃饭。黎姨妈自己没有孩子，所以也特别喜欢我。由于我母亲最小，她的哥哥姐姐都很爱护她。我的舅舅留着大胡子，我们都叫他“大胡子舅舅”；他脾气很大，很多人都怕他，就是黎姨父也怕他。1933年日本人进攻古北口，北平紧张，于是我们全家南下，先到汉阳舅舅家住。我那时六岁，还记得舅舅住的房子很大，楼上楼下两层，房子围着一个大院子，院子中间还有树木花草。房子形成正方形，楼上有廊子，通向四面，有一天我在楼上的廊道上跑来跑去，把地板弄得咚咚响，舅舅很生气，要用板子打我屁股。我母亲不让打，并且说：“你要打我的孩子，我们马上就搬走。”舅舅只好让步。平日我母亲除了管理家务，照顾孩子们的衣食和上学外，还有一些亲朋要应酬，空下来的时间她就看看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她至少看了五六遍，可能比毛泽东主席还多看了一两遍吧！许多认识我母亲的人都说她很美，这话不假。有一次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聊天，说到某位朋友的夫人很有大家风度，很美，这时我父亲指着墙上挂着的我母亲的一张照片说：“这位端庄的夫人也很美呀。”大家哈哈大笑。
我父亲对我母亲非常好，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家里的事一概由我母亲做主，父亲从不干涉。我从来没有看他们吵过架，拌过嘴。有些事父亲不高兴，他也不说，不表露，例如母亲的亲朋不少，应酬较多，有时她要在家里请客，还要打麻将，父亲总是借故外出，晚上回来就到南屋他书房中去看书。父亲晚年生病，为了照顾他，曾把他的姐姐找来帮忙，我们叫她四姑。这时四姑年纪也不小，而且没儿没女，她对我父亲照顾得可以说是尽心尽力，可我母亲总觉得四姑爱多管事，而有些小矛盾。对此我父亲也不闻不问，或者用什么事把它岔开了事。关于我母亲就说这些吧！还是回来说说我们全家在云南团聚的事。
如果不是我哥哥于1939年在昆明病逝，我妹妹于1944年又在昆明病逝，我们一家在云南生活虽艰苦，但仍然是很值得回忆的。由安南经滇越路到昆明，我们没住几天就搬到离昆明不大远的宜良县。在我们到云南之前，钱穆伯父住在县西的一座小山上的岩泉寺，我父亲常去岩泉寺访钱穆先生，这在钱先生的《师友杂忆》中有所记载。我们住在宜良时，西南联大不少教授也在这里，我记得有贺麟、郑昕、姚从吾、唐钺等等，还有我一位堂姐汤伟华和她的丈夫王度（奎元）也住在宜良。姐夫王度是一位桥梁工程师，曾参与茅以升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工程，是时他任滇越铁路的工程师。他也是留美学生，年龄和我父亲差不多，在当时已是很有名的桥梁工程师。他一直有心建武汉长江大桥（因为他是湖北黄梅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桥梁建设，是一级工程师。我父亲去世后，他继我父亲当选为湖北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当时还有一陆军的后方医院驻扎于此。因此，宜良县的外省人颇不少，时常有些交往和互助。父亲每周要乘火车到昆明去上课，在那里他就住在靛花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但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宜良。宜良离有名的石林不远，这里风光秀丽，有山有水，风候温和，田地几乎四季青绿。我记得蚕豆开花季节，一片黄花，不是“战地黄花遍地香”，而是“宜良黄花遍地香”了。宜良有一温泉，水温且微香，可以洗澡，有大池，有小池。我们自然要了两间小池，我和父亲一间，母亲和妹妹、小弟一间。洗澡回家的路上，如果蚕豆已熟，就顺便摘些，回家煮吃，甜香可口，是我们当时最喜欢的零食。宜良有个很大的文庙，是我们小孩常去玩的地方。大殿有一高台，台前有一小池，中有荷花，殿台四周有大树环绕，左右各有房若干间，当时陆军后方医院就设于此。但医院只有一个医官和两三个医兵（大概是护士之类），可战争并没有打到云南，因此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有伤兵入住。当时我们外省人有病常去找医官看病，医官姓杨，我们都叫他杨医官，为人和气，热心，且好学，常找联大各教授聊天，请教。杨医官和我堂姐过往甚密，后来听说堂姐和堂姐夫王度离婚，而与杨医官结合了。
在宜良期间，父亲主要在研究“魏晋玄学”。当时没有多少事，我看他经常在阅读《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等。我当时已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像《三国演义》之类的书已经看过，因此有时也翻翻《三国志》，虽不全懂，但我知道了“正史”和小说不大相同。这时父亲正在研究“王弼思想”，有次我问父亲：“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父亲说：“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我问：“那你写的王弼有人爱看吗？”他说：“贺（麟）伯伯爱看，你不信可以去问他。”我就真的去问贺麟伯伯，他告诉我：“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二十三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义还大。”从这时我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有重要意义。在宜良期间，我父亲写成了三篇有关王弼的论文：《王弼大衍义略释》（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二期）、《王弼圣人有情义》（发表于《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发表于《图书季刊》新第四卷一、二期合刊）。
1942年夏，我们家由宜良搬到了昆明，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住在离城约十里路的麦地村的一座很小的尼姑庵中。这个尼姑庵只有一个年轻的尼姑，没有什么香火，菩萨像已破败不堪。正殿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放书和东西，我记得放有一部《道藏》，陈国符教授常去看，王明也常去看。这时向达先生去西北考察，他的箱子也放在里面。开始我们也住在正殿，和那几座破损的菩萨为伍，后来搬到西边的三间屋子里住了。清华的文科研究所在距麦地村一里之遥的司家营，闻一多先生一家住在那里，还有几位清华研究生也住在那里，我记得有季镇淮、何善周等。离麦地村不远就是龙头村，这是一个小镇子，可以买到粮食、蔬菜之类，如果遇到赶集日还可以买到鸡、鸡蛋和烧火的木炭、松毛之类。冯友兰一家和金岳霖教授就住在龙头村。冯先生的《新原道》和《新原人》、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大概都是在龙头村写成的。据冯先生的序中说，他写这两书有时和我父亲讨论。这段时间父亲仍在研究“魏晋玄学”，他的《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刊于《哲学评论》第八卷第四期）和《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刊于《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大概就是在麦地村写的。此时他还写了一篇《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发表在《学术季刊》第一卷第二期），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继《评近人之文化研究》后，对文化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这两篇代表了用彤先生对文化思想总体看法的理论性论文，今天看来仍然有其重要意义。父亲对文化的看法之所以平正、合理，与他长期以来对中、西、印三种大文化都能“平情立论，珍视传统”和“尊重差异”有关系。看来，作文化研究必须对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化传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论述才可能有较长期的影响。
我们家住在麦地村，但我和妹妹都在联大附中读书，因此每星期日下午我们就要步行去昆明市内，星期五下午回麦地村，这对我是很好的锻炼。有时我们和父亲同行，他常常教我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他似乎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在这点上也许我受他影响很大，到今天我仍然最喜欢陶渊明的诗文。我特别喜欢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和《五柳先生传》、《与子俨等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是何等超越的境界；“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是多么潇洒。这都是他的那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所讲的应求诸“言外”之意也。
1943年夏，我由昆明去重庆南开读书，妹妹于1944年夏病逝，1945年初我又回到昆明，这时我家已由麦地村搬至昆明市内青山街居住。而我则无学可上，就在联大先修班旁听，父亲又请钱学熙教授教我英语。我在南开仅念完高一，先修班的课程我根本就跟不上，倒是和钱先生学英语颇有进步。如果从英语的基本功说，我并不扎实，但我从钱先生那里知道了一些英国文学批评的知识，例如T.S.艾略特的文学理论，瑞兹的文学主张，特别是钱先生领着我读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对我当时的人生观有相当影响。在这本书中有如下一段：“夜里这种时分，人的自我差不多总睡了。一切感觉，对于身份，对于所有，对于名字和地址及号码，都变得朦胧了，这种时分人往往打着寒噤，翻起衣领，想：‘我是一个旅客，我没有家。’一个旅客，一个流浪人。我觉察到柏格曼，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它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的遥远……”我由重庆回昆明，本有一种失败者的、受挫折的感觉，心情不佳，加之妹妹的病逝，使我颇有悲观的情怀，读《紫罗兰姑娘》使我本来内向的心灵更加孤寂了。这时父亲的佛经虽大部都在运路上遗失，但还是有些书的。有天我翻看佛书《妙法莲华经》，觉得佛教的人生哲学颇有深意，就问我父亲说：“我能不能读读《妙法莲华经》？”他说：“你可以读，但我看你读不懂。”我硬着头皮读了一些日子，真的什么也没有读懂，只得放下，父亲对我说：“做学问、读书要循序渐进，你可以先看看熊十力先生的《佛家名相通释》，把佛学的一些概念搞清，再读佛书也许好一些。”
这时有南开参加远征军的同学傅全荣和于豪达在由印缅回国的路上开小差，到了昆明，无处栖身，找到了我，向我说国民党军队如何腐败，长官如何吃空额等等，希望能住在我家。我征求父母的意见，他们都同意了。傅全荣能画会写，字写得不错，曾帮我父亲抄写过文章，父亲对他印象很好。1956年，政府决定要为老学者配备一些学术助手，我父亲就提请学校当局把傅全荣（当时已改名杨辛）由东北调到北大作为他的助手。后杨辛成为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教授，于1993年退休，退休后杨辛教授已成为著名书法名家，他的书法已刻在泰山多处石碑上，有一石刻比郭沫若的还大许多。而且他的有关泰山的书法和诗作已成为泰山博物馆永久的收藏品，北京大学图书馆也把杨辛的书法列为专藏，经常展出让师生欣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联大师生当然与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北大、清华、南开复校在望，但战后如何建国却成为众多师生关注的焦点，而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为受尽苦难的中国蒙上了一层浓浓的阴影。中国的前途如何呢？父亲对这种情况很少表示什么意见，整日用湖北乡音吟诵《哀江南》，想来他对时局是悲观的。据我了解，他虽不满国民党政府，但对共产党也存在怀疑，认为争权夺利于民族和国家有害无益。他甚至对某些民主党派的成员不甚佩服，认为有的教授也并不都真正是考虑国家民族的前途。这和他的一贯认为教授的主要使命是在学术文化上做出成绩相关，当然也和他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倾向有关。因此，他对现实政治不多表态。他特别不赞成学术为政治服务，他曾对学生说：“一种哲学被统治者赏识了，可能风行一时，可就没有学术价值了。还是那些自甘寂寞的人作出了贡献，对后世有影响。看中国历史，历代都是如此。”
这年的12月1日发生了国民党政府屠杀学生的惨案，联大教师员工罢工，学生罢课，并且大规模地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暴行，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父亲虽没有参加游行和各种抗议集会，但他却对国民党政府更加失望，对前途更加悲观了。因而他更加希望早日回到北平，正在这时傅斯年先生要求他协助北大复校工作。北大复校对父亲来说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他不顾自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而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也许是因为他希望回到北平后，能像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那样有条件完成他的《隋唐佛教史》吧！但中国的现实，使他的追求彻底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