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艰苦攻关
●第二天一早，黄纬禄看到宾馆前台昂贵的房价就坚决把房间退掉，住到厂里比较简陋的小招待所里。
●叶剑英指示说：“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试验，试验一定要组织好。不要出事故，不要砸了艇。”
●李汝清说：“如果时间超过了12月31日午夜0时，贵方再降价，我们也不要了。”
取消陆上模拟水池建设
从水下运动中的潜艇上发射运载火箭，绝不是简单地把陆用导弹搬到潜艇上，而是要针对潜艇的有限空间和活动特点，解决火箭推进系统、火箭小型化和水下发射技术等一系列新的课题，要进行一系列单项试验、大型综合试验和飞行试验。
黄纬禄在接任固体潜地战略导弹研制的重任后，针对原有的总体方案重新进行了论证和完善，并确定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选择导弹水下机动发射技术的试验途径。
针对这个问题，黄纬禄分析研究了国内外研制固体潜地导弹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国情出发，选择了一条新的途径。
即先用缩比导弹模型在水池内进行发射试验和水筒试验，然后再研制一种能回收的全尺寸模型弹，直接在水下运动的潜艇上进行发射试验。
第二个问题是选择何种发射方式。也就是说，要将一个10余吨重的导弹从水下几十米深处弹射出水，使导弹具有一定的出水速度和较小的出水姿态角，并保持弹体初始姿态的稳定。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在导弹外型设计上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外，还要选定一种大比冲的动力源，使导弹在发射简内就能获得足够大的出水速度。
针对这个问题，承担发射装置研制的七院十三所的设计人员经过反复分析论证，选定了燃气动力、导弹水下冷发射方式。
第三个问题是选定导弹的试验程序。鉴于国外潜地导弹试验程序复杂，消耗导弹数量多，周期长，耗资巨大的缺点，黄纬禄和专家们经反复论证，决定采用经陆上发射台、陆上发射筒发射试验考核后，导弹直接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这便是黄纬禄独创的“台、筒、艇”三步试验程序。
第四个问题是针对导弹弹体、两级动力装置和制导系统等问题，如何选择恰当地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的问题，黄纬禄决定：
1、导弹外形除头部与尾罩两级外，中间弹体均为圆柱体。
2、弹头因受长度尺寸和安装核装置的限制，设计为组合锥形。
3、为了承受住导弹发射时燃气的高温高压，导弹尾端外形设计成椭球形的尾罩。
4、考虑到导弹长度受限制和气密、水密要求，两级之间采用封闭式热分离方案等。
5、两级动力装置为固体发动机，采用新研制的复合推进剂和低合金高强度钢壳体。
同时，在选择导弹的控制方式时，黄纬禄首次采用了较先进的摆动喷管和液体二次喷射的向量推力。
另外，为了提高导弹的命中精度，准确控制二级发动机按指令关机，黄纬禄在二级发动机前封头上设置了3个反向喷管，以实现推力终止，并提供头体分离的反向推力。
在选择制导系统时，黄纬禄经过广泛调查，从导弹系统性能、精度、体积重量等方面比较分析，并考虑到满足潜地导弹特殊需要和将来的发展，决定采用陈德仁主持研究的平台—计算机方案。
在选择导弹瞄准系统时，黄纬禄考虑到，导弹既要适应潜艇方位的不断变化，又要满足同时发射多发导弹的作战需要，经论证，他决定采用长春光机所唐九华、王家理等研制的补偿艇体变形的全光路瞄准仪方案。
此外，黄纬禄还和专家们一起对控制、遥测、安全、弹体结构和地面设备等分系统方案作了大量论证工作。
在黄纬禄独创“台、筒、艇”三步试验程序之前，潜地导弹是准备利用陆上水池进行水下发射试验的。
潜艇水下发射的一个最难点是，火箭是在几十米深的水下发射的，它在弹射时会不会把潜艇砸了？
据报道，美国的第一代潜射模型导弹在弹射出水面时没有搞好，结果导弹落下来，把潜艇模型砸扁了，造成“艇毁人亡”的事故。而且多次模拟试验都是这样。
因此，美国在搞“北极星”潜射导弹时，他们先在陆地的水池中作水池弹射系留试验，就是用塔式起重机将试验弹系住，从水下弹射出水面后，钢丝绳把它吊起来。
接着，第二步进行海上网托试验、用一张网把重达16吨溅落的试验弹托住，回收后再试，然后再做海底固定和移动的发射台试验，最后，才在潜艇进行正式试验。
鉴于以上原因，四机部的领导派人在全国各地去寻找适合的试验水池。他们踏遍了青海湖、太湖、以及云南的抚仙湖，但都没有找到合乎标准的。
虽然有的湖泊被选中了，然而要在几十米深的水下搞一套检测设备，等于重新建造一个测量基地，耗资巨大自不必说，况且水下施工的难度可想而知。
于是，有人拍板了，说：“干脆挖个大水池！”这样一来，水下施工难，以及路远，水深不够，不都解决了吗？
1970年初，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的一片荒无人烟的黄土地上，几百个建筑工人正在开挖一个巨大的土坑。
这个建设中的土坑预计宽30米，长50多米，深度30多米，这就是当时我国建设中的模拟潜艇水下发射条件的陆上水池。
一天，黄纬禄风尘仆仆地从北京总部赶到工程前线，查看过施工现场之后，却不禁皱起了眉头。
当时潜地导弹发动机试车尚未成功，总装厂尚未建成，进行水下发射台试验的大型陆上水池才刚刚动工，研制条件十分艰苦。
这与他从事液体型号的状况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他心急如焚，同时也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黄纬禄等人发现该工程过于浩大，模拟与地面回收技术复杂，耗资又费事。建设这么巨大的工程对当时我国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随着对工程的了解，黄纬禄心里的疑虑越来越大，建这样浩大的工程到底有多大的必要性呢？
回到北京后，黄纬禄重新组织技术人员对导弹的总体方案及试验流程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和论证。
他们认为，利用陆上水池进行水下发射试验耗资费事，不符合我国国情，只要把工作做细，充分做好地面试验，导弹经陆上发射台、发射筒飞行试验成功后，直接进入潜艇进行水下发射试验是完全可以。
于是，黄纬禄去面见钱学森，提出在长江大桥下搞模拟弹坠落试验的设想。
钱学森一听，拍案叫绝。他说：“好！好！我看外国那套玩意儿，是得丢一丢了！我原先就怀疑美国的老办法不适合国情。人家是大富翁呀！”
钱学森当即召开会议，把总参、海军、航天部的人找来，正式下文同意总体部意见。
得到钱学森的同意后，黄纬禄提出了一个叫“台、筒、艇”的潜地导弹的试验方案。所谓“台、筒、艇”三步发射的试验程序就是：
第一步是在发射台上作试验，和地地导弹一样。如果在发射台上试验正常，就说明导弹符合设计要求。
第二步是放在陆地上的发射筒中打导弹。这个试验成功了，第三步就开始考虑从舰艇上打遥测弹了。
黄纬禄代表总体部提出取消导弹在陆上水池进行水下发射的试验阶段，撤销正在施工的庞大的陆上水池工程的建议一出，立即引起国防四院的巨大轰动。
国防科委员专门召开了汇报会，黄纬禄非常慎重地阐述了他们的想法，详细介绍了他们所作的分析和试验，并明确表示可以在潜艇上直接进行导弹水下发射试验。
国防科委领导听了他的汇报，认为报告有根有据，设想合乎逻辑，批准了他的建议，正在进行的陆上水池建设被取消了。
这项工程的停建，为国家节约了上亿元的资金。同时，取消陆上水池的试验，也就是简化了潜地导弹的试验程序，大大地缩短了研制时间。
陆上水池取消以后，黄纬禄认为，要想研究潜地导弹水下运动状态，还必须测量水下弹道。
然而，要对从活动潜艇发射出来的，在海水中高速运动的导弹进行拍摄和测量，技术难度很大。
由此，黄纬禄在总结我国固体导弹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分析导弹的水下运动特点入手，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和计算、试验工作。
紧接着，黄纬禄领导总体部的全体专家从水下流体动力、水下弹道和水下载荷等不同的试验目的出发，充分利用现有的水筒、风洞等试验设施，确定缩比模型试验方案。
随后，他们利用六机部七院二所的试验水池，进行了缩比模型弹射等试验，为分析水下发射技术问题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他们还对首批导弹缩比模型进行了数百次研究性试验和发射试验，模拟了一定水深、航速和出筒速度等干扰因素，测得了大量数据，从而形成了水下弹道研究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方法。
此后，黄纬禄带总师室的同事去杭州的一个接插件厂考察工作。
该厂的领导非常高兴，将他们接来后直接就安排在杭州西湖边花港观鱼景点附近的一家高档宾馆，想让他们休息的时候，在景区可以尽情浏览杭州西湖的美景。
由于天色已晚，黄纬禄只好先听从厂里的安排住下。可第二天一早，黄纬禄看到宾馆前台昂贵的房价就坚决把房间退掉，带着行李来到工厂，住到厂里比较简陋的小招待所里，厂长极力劝说也无济于事。
之后几天，黄纬禄在厂长的陪同下一直在接插件厂忙碌着。
忙完工作后，由于车票不好买，黄纬禄滞留在杭州。一同来的同事以前没有来过杭州，非常想看看杭州的美景。
于是，黄纬禄就利用滞留的时间带他们游西湖，并自掏腰包请大家吃午饭。
虽然没有山珍海味，吃得简简单单，但大家跟着风趣幽默的黄老总一起去欣赏杭州的美景，都非常开心。
研制导弹各个分系统
1967年11月，国防科委和海军部队在北京联合召开会议，要求潜地导弹的固体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
会议决定：
由四院负责运载火箭第一级和第二级发动机的研制工作。
陈立学所在的课题组，共有6个人担任摆动喷管的研制任务。
摆动喷管是火箭完成飞行弹道控制的重要部件，质量必须绝对可靠，否则就会造成艇毁人亡的事故。
当时，固体火箭技术刚刚起步，专业队伍、技术基础、生产试验条件很不完善，研制工作困难重重。
内蒙古的隆冬，室外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气温在零下20多度，但是研制人员的心是火热的。
陈立学和他的课题组从国外资科中找到几幅摆动喷管示意图，一起探讨结构和原理，然后在中国现有设备和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了设计。
当时，他们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办公室又是平房，屋内没有暖气，靠煤炉子取暖。
他们一边画图，一边照管炉子，常常弄得满屋烟雾，画出来的白图也变成了灰黑色。
要使喷管摆动起来，需要做很多试验，做试验必须要有实验室。可当时研究所工作已经不能按正常秩序进行，他们就采取“革命行动”，强占了一间有暖气的会议室当实验室。
空空的屋子既没有伺服系统，又没有测试系统和能源系统，而且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
坐等当然不行，他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马。
他们用气瓶和电动气活门作为能源系统，自行设计了冷试台和冷试容器，还向有关单位求援，找来了钳工台、必要的工具和仪器桌等。
一个十分简陋的实验室就这样装备起来了。在这里，他们熬过一次次失败的痛苦，也分享了每一次成功的欣喜。
1968年秋，正是内蒙古的黄金季节。试车的时候终于到了。
这天，天气分外晴朗，他们设计的模型摆动喷管，就要在直径300毫米的发动机上进行试车了。
试验是有危险性的，于是，大家商议在野外的山坡上进行。他们亲手对发动机进行了总装，并动手钉了一个一米见方的木制试车架。
试验人员把发动机用小车推到山脚下，然后抬着它一步步地山坡上爬。
到了预定地点，他们七手八脚地挖了一个坑，把试车架和发动机捆绑好，放入坑内，大家便疏散到远处的山顶上。
说实在话，平时大家根本没有雅兴到这荒秃秃的山顶上来。现在登高一望，不禁兴奋起来：背后是茫茫沙海，高原风刮成的层层沙浪连绵起伏，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接的地方。
山脚下，一片无际的沙丘中，躺着一排排“干打垒”平房，荒凉孤寂。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要说不苦，那是假的。陈立学所在的课题组全是大学毕业生，大多来自南方，生活上有很多地方不习惯。
但是，大家知道应当怎样对待苦与乐，怎样对待家庭与事业。
预定的试验时间到了。发动机一阵轰响，一束笔直的火柱向天空喷射。
10多秒钟后，火焰逐渐熄灭。虽然喷管喉部直径只有十几毫米，火焰喷射时的尖啸声却清晰地传过来。这表示：初试成功！
尽管这仅仅是模型性试验，但是燃烧室压强、摆动喷管密封结构和受力状态，都是模拟大发动机的。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从资料上看到的几幅示意图，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机器。
就这样，陈立学和他的课题组在摆动喷管的研制中，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随后，他们又在实验室里，整整度过了10个寒暑，完成了20多种形状的密封圈，进行了700多次气密试验和7个型号轴承的选择性试验，做了摆动喷管刚度、位移、寿命等各种各样的单项试验。
此后，他们改进定型的发动机喷技术，如期用上了潜地固体发动机。
在陈立学和他的课题组开始研究摆动喷管的同时，下列工作也在同时进行：
导弹弹头的研制工作在副总师李绪锷的主持下进行。弹头是导弹运载的有效载荷。潜地导弹的弹头装有能毁伤敌人战略目标的核装置，是导弹组成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系统。
李绪锷根据潜地面体导弹的特殊要求，在七机部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的积极配合下，突破了外形选择、结构与防热设计以及参数测量等方面的技术关，研制成功中国第一个轻小型弹头。
导弹制导平台－计算机系统的研制工作在丁衡高、钟万登主持下进行。实现制导系统平台－计算机方案的关键是三轴液浮陀螺稳定平台与弹上计算机。
早在1971年，丁衡高、钟万登课题组曾协同七一七厂组装出第一个模型平台。通过试验，证明模型平台的原理正确，但主要技术指标都未达到预定的技术要求。
也就是说，模型平台难于在大的过载、冲击、振动和大姿态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随后，丁衡高、钟万登又组织进行了大量的改进试验和理论分析，找出了提高产品性能的主要关键和途径，终于设计出外形小巧的4套初样平台系统。
导弹弹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在沈绪榜的主持下进行。
早在1968年10月，沈绪榜等人提出并采用当时在国内还处于研制初期的小规模PMOS集成电路展开研究工作。
1970年底，沈绪榜课题组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弹载MOS型计算机。该计算机有较高的集成度和较低功耗等优点。
随后，沈绪榜等人又采用更先进的中小规模CMOS集成电路，大大增强了计算机的性能。
导弹固体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在杨南生、崔国良、邢球痕的主持下进行。
固体发动机所用材料涉及化工、冶金、轻工、机械、兵器、石油等工业部门的55个单位。每种材料几乎都有特殊的性能要求。
其中发动机壳体材料由冶金部组织有关厂、所经过多年的奋斗才研制成功。其他如装药与壳体界面脱粘等计术问题，由杨南生组织科技人员艰苦攻关，才最终获得突破性进展。
导弹弹体结构的研制工作，在张德全的主持下进行。
张德全协同二一一厂、三〇七厂的技术人员对整体化铣加筋网格型式的弹体结构，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试制，经过两年多的实践，试制出的导弹弹体初步达到了质量要求。
可是，导弹弹体上的对接口、大小口盖和连接件之间的密封，虽通过试验，选定了“O”型密封圈的方案，但如何保证密封面加工精度，一直没有解决。
于是，三〇七厂发动研制人员人人出谋献策，不分昼夜地苦干了16个月，终于研制出了以球模为主的一套结构简单、调整方便、能保证密封性能的加工设备。
这套加工设备解决了在仪器舱圆锥表面上，加工空间曲率多变的大型密封口盖的技术难题。
与此同时，潜地导弹的“三防”工作也时时刻刻被贯彻到研制单位的方方面面。
所谓的“三防”，即防潮、防霉、防盐雾措施，是火箭研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工作中，大家按照周恩来生前对导弹事业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16字方针，采取从元器件、原材料到整机、包装箱、库房条件、套箭衣等所想的问题都采取了预防措施，并逐项通过严酷条件下的考核，确保稳妥可靠。
为保证潜地火箭箭体的气密、水密和结构强度，总体部结构研究室进行精心计算分析和设计，箭体和固体发动机生产厂用严格的工艺保证生产的可靠性。
由于火箭尺寸的限制，仪器舱体积比较小，计算机研究所把计算机的体积一下子减小到二分之一以下。
于是，控制研究所把一些设备进行合并，又把外壳形状按仪器舱的形状进行设计，使安装更加紧凑。
同时，遥测系统研究所采用集成电路代替分立元件，使设备体积大为缩小。这些问题完全是靠各研制单位大力合作，才得以顺利解决。
另外，由于固体火箭发动机不能按要求随时关机，设计人员经过仔细分析计算，在二级发动机的前封头上配置了三个反向喷管，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些技术都是液体火箭未曾使用过的。
模型导弹边试验边改进
潜地导弹系统是由潜艇上的发射系统和战略核导弹两部分组成的。要研制这样的复杂系统，首先要突破水下发射这一关。
前面已经说过：水下发射这项技术的研究，美国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们采取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路子摸索前进。
他们首先进行陆上固定发射，再依次进行陆上水池摇摆台发射、试验船水面发射、水下摇摆筒发射，最后进行潜艇水下发射。
这种试验程序，在技术上比较稳妥，但实现起来动用设备多、耗资大、周期长，在上潜艇以前就要进行上千发模型弹发射。
我国在研制初期，也曾考虑采用这个模式，想在内陆靶场建造水池，安装浮船、设备进行模型弹试验，以摸清导弹水下发射的规律，获取必要的参数。
但由于此项工程工程量浩大，水源难以解决，国防科委最后决定不建水池，以简化试验程序。先进行陆上模型弹试验，解决发射动力系统安全可靠性及有关的技术问题，后上艇试验。
这是一个既吸收外国的经验又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既快又省的，大胆创新的方案。
为此，海军决定改装“031”型潜艇作为潜地导弹的试验艇，在海军试验基地建造陆上发射井，配合研制部门进行陆上模型弹试验。
陆上发射井建造后，潜地导弹总设计师黄纬禄在海军基地的配合下，先后经过24发模型弹发射，对发射动力系统两种装药的性能与安全可靠性进行了实际考核，获得了所需的参数，为燃气发生器的设计选型、改进提高性能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为上艇试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0年初，“031”潜艇的一期改装工作基本完成，随后进入水下模型弹试验的准备阶段。
从陆上转入水下发射，人与艇的安全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例如，水下发射导弹会不会发生爆炸？10多砘重的模型弹出水后又垂直落下，会不会砸中潜艇而造成艇毁人亡？
再比如，发射时燃气发生器产生的后座力，会不会使潜艇失去控制而坐沉海底？
为了保证水下模型弹发射的安全，黄纬禄带领总体设计部的同志们在研制过程和试验准备工作中，对可能危及水下安全的重大问题作了充分理论分析。
1970年7月，为了摸清模型弹壳体从几十米高空落到海面的结构强度和坠落弹壳是否可能影响潜艇的安全问题，黄纬禄组织七机部的试验人员，利用刚刚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把模型弹从桥面上扔下去，进行落水冲击试验。
由于这种试验要重复进行很多次，所以也就要求试验弹能回收并重复使用。为此，黄纬禄决定采用排水试验弹。
这种试验弹的重量主要是装入胶囊的水，当试验弹被弹射到一定高度后，落前利用高压气瓶的气把胶囊内的水排出，以减轻弹体重量，不致沉入水下，或砸到舰艇上，并使试验弹最后能漂浮到水面上，以便于打捞。
黄纬禄在长江岸边向南京浦口码头借了几间工人宿舍和附近的一块平地作为他们的住所和技术阵地。
7月的南京，骄阳似火。大家白天顶着烈日工作，汗水浸透了工作服，积下的白色汗碱一层又一层，而衣服只能两三天才换洗一次。
由于驻扎在水边，宿舍里潮热难耐，蚊虫又多，咬得黄纬禄和同志们都睡不着，挂了蚊帐又热得睡不着。
好不容易睡着了，一觉醒来，又是汗流满身，凉席上甚至能留下一个湿漉漉的完整的人形。睡个好觉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件奢侈的事情。对于这一切，大家只有咬牙坚持。
白天，50多岁的黄纬禄和总体部的其他技术人员一样，身穿短裤，脚蹬凉鞋在大桥上做试验。他们之中，除了黄纬禄，大多数是20多岁的小伙子。
在太阳炙烤下，大家个个身上都被汗水湿透。有人干脆把上衣脱掉，但很快就被晒蜕了皮，背上的汗仍像小溪流一样往下淌。
试验前，模型弹壳体内需要粘贴一个橡皮胶囊，当时在烈日照射下，壳体内温度高达50度，粘接剂挥发出的气味也令人发呕，而大家必须要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弯着腰蹲在壳体内操作，因此，不到5分钟操作人员全身就汗流如雨。
大家只好每隔10分钟就换一个人进去操作，经过十几次轮换后，胶囊这才贴好了。
年轻人看黄纬禄年纪这么大，也钻进去操作，都劝他回去休息，他却说：“我是带队的，带队的跑了，这个仗还怎么打。越是苦，我就越是要和大家在一起。这是常识嘛！”
就这样，黄纬禄通过模型弹不同投放姿态的入水试验，考核了弹体的结构强度，测得弹体落入水中的大致深度。
试验数据表明：
这个深度的弹体下坠，对潜艇来讲没有什么危险。
黄纬禄终于舒了一口气。
但是，在试验中，他们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连接两级弹体用的36个螺栓在水平落水的冲击下，全部滑扣。他们多次试验，无论怎么重复，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表明：模型弹的安全性还不达标。
黄纬禄经过思考之后，忽然想到，这可能跟模型弹落水姿态有关。于是，他组织设计人员在模型弹的弹头里面加了个降落伞，如此一来，弹体就可以改变入水姿态了。
当弹体降落时，降落伞打开起到阻力作用，弹体入水速度减慢，弹体倾斜入水，螺栓滑扣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
至此，黄纬禄终于圆满完成了导弹的落水冲击试验，测到了不同投放姿态下的弹体载荷、入水深度等参数，获得了宝贵的资料。这为后来从潜艇上发射导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黄纬禄和他的课题组还开展了水下载荷环境的试验研究。
他们利用3种不同的缩比模型，进行了水下发射试验时各种载荷的测量，找到了导弹的最大受力情况，获得了水下发射导弹载荷环境的参数，为全弹结构设计提供了强度计算依据。
此外，华北导弹试验基地的刘怀忠等科研人员，还对测速器进行多次改进，使测量导弹出筒口速度等参数的成功率由10％提高到100％。
为了研究真实条件下的水下发射技术，四部协同五院的五〇八所、一院的二一〇厂、上海锅炉厂，完成了能回收的全尺寸模型弹的设计和生产任务。
水下发射碰到的第二个难题是通信传输问题。怎样保持指挥部与水下潜艇的联络，以实施试验的组织指挥？怎样把导弹的发射信号，从水下传递到各个测量站点来保证测量设备同步工作？
针对这个问题，国外采取在潜艇上安装高架铁塔的办法，当潜艇在水下航行时，通过铁塔上露在水面的无线电天线与陆上保持通信联络。
由于“031”艇吨位小，用这种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为此，海军试验基地司令部通信处牛顺长、苏广智参谋经过多方调研、拜师求教和查阅资料，在多个方案中选择了由潜艇拖曳浮筏，在浮筏上安装天线，用电缆与艇内电台连接来实现通信传输的方案。
在随后的研制过程中，牛顺长与研制部门和艇队配合，共同解决了浮筏建造、浮筏拖带、水下电缆活动接插件的水密、高低频综合电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浮筏研制成功后，解决了水上与水下的通信问题，保证了试验的实时指挥，即从艇内发出导弹起飞的零点、信号等等。
同时，还解决了发射时点燃筏上曳光管为山头、海岛、水面舰船、空中飞机的观测设备指示导弹的出水位置。所以说，浮筏虽小，却解决潜艇水下发射试验的个大问题。
1972年6月4日，在水下模型弹试验前夕，以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全体成员，在北京京西宾馆听取了潜艇水下模型弹发射试验方案和准备情况的汇报。
参加汇报的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冰野，核潜艇总师陈右铭，七机部黄纬禄等人。
汇报中，叶剑英不时地蹲下身子对着铺在地毯上的“031”艇结构图，亲切询问该艇的性能和发射安全有关问题。
汇报完后，叶剑英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李先念说：“他们汇报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要我们点头批准。我表示同意。”
叶剑英最后指示说：
就按你们的计划进行试验，试验一定要组织好。不要出事故，不要砸了艇。把艇砸坏了就起不来了。打捞救生船要准备好。试验完了以后要向总理和军委写报告。
1972年8月底，首发模型弹发射准备就绪，计划第二天就出海发射。这时，潜艇支队一位同志突然反映，以往某潜艇用火药燃气作水柜排水试验时，曾因余药二次燃烧引起爆炸事故，因此他很担心这次试验会出现类似情况。
为了安全起见，海军领导建议修改试验方案，由水下发射改为半潜发射。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建议，黄纬禄他们在思想上没有任何准备。
试验指挥部的同志都在掂量这副担子的份量，担负发射任务的艇员有80多人，再加上的科技人员在水下，这可不是小问题啊，必须慎重对待。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黄纬禄决定由杨南生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参加专题小组进行研究。
辽南潜地导弹试验场方世武等人经研究分析认为：
发射动力系统点燃工作时，发射筒内会产生二次燃烧现象，但产生的能量不会对发射装置产生威胁性的破坏力。
这个结论得到参试专家和广大科技人员的一致赞同，也就消除了参试人员的疑虑。
与此同时，试验指挥部进一步发动参试人员，查找可能影响安全的薄弱环节，使安全工作尽量考虑得周到一些。
为了检验艇、弹的协调性，使试验更加安全可靠，在水下发射前，发射小组先在水面状态发射了一发模型弹。结果显示，艇、弹协调性良好，导弹姿态正常。于是，导弹预备转入水下发射。
1972年9月15日，是预备实施第一发模型弹水下发射的日子。
可是，当试验船队驶抵发射海区，潜艇按预定程序下潜正准备进入发射阵位时，作为船队编队标志的浮筏突然不动了，而且指挥部与潜艇的无线电联络也中断了。
这一突发情况，使大家的情绪立刻紧张起来。指挥部果断命令发射区所有舰船原地停机，不要抛锚。并立即派人利用唯一可与潜艇联络的水声通信机，迅速查明情况。
经过排查，浮筏不动的原因是，牵引钢缆和通信电缆在潜艇下潜中受风流压的影响被推进器叶片打断了。
于是，发射指挥小组当即命令潜艇上浮，此时飘浮筏与潜艇相距只有几海里，试验的各部位均正常工作。
出师不利还要不要继续试验？当时，发射指挥小组有的人犹豫了。指挥部经过研究，考虑到兵力已经展开，空中、水上、水下试验区封锁一次不容易，能够抢到的时机不能轻易丢失。于是，他们决定试验继续进行。
随着一声令下，整个发射现场紧张而有秩序地忙碌起来。
随后，发射指挥部调整了计划，采取各种临时措施：浮筏断了，就系上浮标作为舰船编队的标志重新就位。
电缆断了，发射信号在水下送不出来，就采取天文校时，各测量站按发射口令用示波器记录。
无线电通信中断了，就用水声通信保持指挥畅通。
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周诚带着韩世兴参谋从指挥船乘救生筏登上“031”潜艇，在甲板上向王德才艇长布置调整后的兵力协同计划。
于是，试验新开始了，潜艇顺利下潜到发射深度，在水下测试完毕后，随着“5、4、3、2、1、发射”口令地发出，发射装置的动力系统点火，经过冷却后的燃气、蒸气混合气体被充入发射筒底部。
在强大气压作用下，模型弹被推出发射筒，穿过海水，飞向天空，在预定高度排水开伞后，安全落下后自动浮起来。
模型弹首次水下发射试验成功了！
全体参试人员兴奋得跳跃、拥抱在一起。
此后，在“031”潜艇上陆续又进行了21次水下模型弹发射试验，取得了不同海情条件下的试验参数，验证了导弹发射动力系统设计的正确性、操作使用的安全可靠性，解决了发射装备水下均压和发射时艇的操纵平衡等技术闻题，突破了水下发射的难关，为进行潜地导弹水下实弹发射开辟了道路。
各级领导关心导弹研制
1976年，一院四部承担了潜地导弹地面设备的研制任务。随后，10多家工厂承担了30多项急需设备的试制生产任务。
1977年9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潜地导弹研制被列为国家三项重点任务之一。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固体导弹研制工作。
为了强化一院的调度指挥系统，以适应潜地导弹研制任务的需要，进驻一院的中央工作队决定成立院总调度室。并调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宣传干部顾希强被到调度室担任《科研生产情况简报》的编写工作。
为了使张爱萍随时掌握研制第一线的信息，为黄纬禄他们及时解决碰到的重大问题，根据一院领导的决定：
凡是有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的《日报》，在上报七机部和北京市国防一办的同时，都要直接上报张爱萍。
国防科委的同志对顾希强说：“张爱萍对你们的《日报》十分重视。他在百忙中，对你们报去的《日报》是每报必读。”
从国防科委反馈到院里的很多信息来分析，张爱萍对《日报》不仅每报必读，而且看得很认真。
在《日报》中的一些重要情节下面，他都用笔划上“杠杠”、“圈圈”，并有旁批。
例如，12月31日上报的《日报》上，张爱萍作了如下批示：
马捷同志，这期的情况，可摘要刊登在我们国防科委的情况反映上，并将批示各点分别处理之。
在《日报》中，张爱萍还有如下11处旁批：
请以专委办公室名义告四机部，集中力量抓一下所需的元器件，按时按质交付使用；
请以专委办公室名义告国家物资总局专项解决之；
精神可佳！注意劳逸结合；
这种办法要普遍推广；
这件事情请部通报表扬，特别是天津大协作之风；
技术领导干部到试验室蹲点的作风要发扬；
这种领导与工人直接商量的方式好；
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这是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
另有两处旁批，同是“好作风”。
从以上批示中可以看出，张爱萍利用《日报》组织指挥会战，狠抓关键和短线，为一院完成“三抓”任务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并以极大的政治热忱来充分肯定了一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1979年4月，一院四部划归二院建制，由二院负责潜地导弹的技术抓总和协调工作，并进一步健全了以黄纬禄总设计师为首的技术指挥系统和以程连昌、柴志为首的行政指挥调度系统。
这样的调整，形成了统一指挥、型号抓总、专业协作的科技管理体制，加快了整个工程的研制步伐。
不久，二级固体发动机连续试车均获成功，导弹控制系统进行厂产品修改设计。
由于很多重要协作单位都在院外或部外，为加强管理，每周在二院召开一次协调会，检查上周计划执行情况并安排下周任务。
每次，航天部副部长程连昌、科研局局长钱维松与邵锦成，及国防科工委三局副局长丁衡高与汪永肃等都要参加会议。
凡是二院无法解决的问题，航天部和国防科委都帮助解决，因此，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正当各方面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由四院研制的一级发动机在试车时，发现摆动喷管的摩擦力矩大大超过了任务书所提的要求，这项指标的超差将使导弹的出水姿态难于控制。
四院的科研人员对此非常重视，虽然经过多次改进却无明显的效果，这样将使各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停顿下来。
在这个紧要关头，总师办公室建立了。黄纬禄决定召开第一次总师扩大会。
8月6日，潜地导弹总师办公室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认真准备，在二院召开了首次总师扩大会议。
会议研究的中心议题是：
在一级固体发动机摆动喷管摩擦力矩技术研制攻关受阻的情况下，如何完成总体初步设计，结束初样研制阶段，扭转几年来年年订计划，年年无变化的徘徊不前的状况，打开型号研制的新局面，以及如何全面展开试样研制计划。
会议由总师办公室组织，邀请了总师系统的成员、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各研制单位的业务骨干参加。黄纬禄主持了这次会议。
作为总设计师，黄纬禄首先请各单位介绍各自的工作情况，以便相互了解，使大家掌握全面的情况。
然后，他请大家将所接受的任务书指标和工作中已达到的水平，以及通过努力在近期能达到的水平无保留地互相交底。
接着，他询问了各单位对所提指标究竟留有多少余量。但是，有的科研人员担心：如果把他的余量拿出来，甚至再倒挖一点余量，那他的任务就较难完成了。
黄纬禄说：“大家都把余量拿出来，再分散难点。在伺服机构上再挖一点潜力，看能不能再加大一点余量潜力。另外，控制系统看看能否在网路设计方面再想一点办法，然后把这些指标重新分配一下。”
黄纬禄还说：“但是，在分散的难点中，可能有的单位通过极大地努力仍达不到新指标的要求，那就将承担一定的风险。”
黄纬禄最后说：“在这里，我代表总师明确指出：这样的风险不由某个单位负责，要共同来承担。我们不能出了问题时相互指责、埋怨。对于风险而言，作为总设计师，我首先要承担责任。”
经过与各级设计师和有关专业的同志充分讨论、协商，大家原则同意总师办提出的解决途径，即：
根据总体和控制系统能承担的程度，适当减小喷管摆部与发动机所共同商定的发动机参数，作为完成总体初步设计的依据，最后发动机所按商定参数进行试样交付。
会议结束时大家都很满意。经过这些努力，发动机的摩擦力矩问题比较快地解决了。
各家的余量拿出来后，要减小的摩擦力矩也不是太多了，工作便得以进行下去，型号的研制周期大大地缩短了。
随后，总师办公室根据扩大会的内容总结出了“有问题共同研究，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的原则。
“四共同”原则之所以能够提炼出来，主要来自于总设计师黄纬禄在长期技术工作中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
海军基地初选弹着区
1967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中程潜地固体导弹的研制任务后，辽宁大连海军基地导弹试验场根据国防科委的指示，开始筹备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工作。
同年4月，海军基地成立了试验工程小组。6月，试验工程小组扩大为工程组。7月，试验工程小组组建了试验工程处。
8月，海军基地导弹试验场党委决定组建试验工程办公室。
海军领导周淦林后来回忆基地试验小组的筹备工作时说：“弹道导弹战略武器试验，与以往我们进行的飞航式导弹不同，大家都跃跃欲试，但又都心存疑虑，担心搞不好会造成损失。”
“因为弹太贵重了，而政治上的影响更无法估量。我们从一开始，就对这项工作表现出从来没有过地重视，从来没有过地周密，从来没有过地严格。”
11月，海防导弹试验场即向国防科委呈报了《潜地导弹海上试验航区方案选择报告》和《潜地导弹航区勘察计划报告》。
由于潜地导弹的运载火箭飞行距离远，所以首先必须解决试验发射区与弹着区的定点问题。出于多方考虑，国防科委决定：
初步将发射区定在我国近海水域，把弹落区定在西北沙漠地区。
对海军来说，沙漠毕竟是生疏的。而对这样一次规模巨大、工程繁杂、意义深远的试验任务来说，生疏的必须熟悉，粗略的则要细致。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要到实地深入考察。
1968年初，由海防导弹试验场副司令员冰野为领队，通信处处长王秋科为支部书记的勘察队，自试验场乘飞机启程赴西北。
为了选择适宜的导弹落点，这些与舰船打交道的人，在莽莽瀚海中，乘坐着当地陆军部队提供的装甲运兵车，向大漠腹地突击开进。
到了沙漠，海军勘察队才发现：戈壁，并非一律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络。”
它在广大的范围内，呈现着千姿百态：有的坦荡如砥，有的微泛轻波。有的像层层梯田，有的似峰峦萃聚。
海军勘察队装运兵车的钢铁覆带，从沙山的峰谷间隆隆碾过。
越往前走沙山越高，越往里进沙谷越深。装甲车抛锚了，无论如何也冲不进去了。勘察队于是换乘飞机在空中大范围选点。
飞机时高时低，勘察队员详细地考察寻找运载火箭的最佳落点。
但是，不论是装甲车还是飞机，都只能为勘察赢得时间，而在具体勘察范围内，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也取代不了勘察队员的双脚。
于是，运载火箭的大致落点选定以后，海军勘察队改成徒步精细踏勘。
大家说，宁愿在平原疾走十里，也不愿在戈壁跋涉一步。在沙漠上行走，确实是艰难的，要付出极大地努力，又要有坚韧的毅力。初涉沙漠的人，付出的代价就会更高些。
此前，大多数考察队员虽然在沿海一带也曾爬过山，但那种感觉和心理生理反应和在沙漠里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沿海一带爬山，大家也气喘吁吁，也大汗淋漓，但稍稍休息之后，便有一种荡肺涤心般地痛快。
可在沙漠中，大家跋涉时呼吸急促，汗流不止，停下时，胸部像塞着一团棉花，呼吸不畅通。尽管这样，勘察队员们也没有一刻停下来。
通信处处长王秋科是勘察队党支部书记。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病，这次戈壁踏勘，使他的血压骤然升高，高压180、低压140。
生理上的不适，使他苦不堪言。队员们都劝他留守在大本营或坐在那里不动，可他就是不听。
王秋科知道，组成这样一支勘察队，是组织上经过周密考虑安排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不到彻底躺倒，谁都不能退出战斗。
医生给王秋科专门搞来一只氧气袋，每天出发前，他都把氧气充得满满的，走到哪里抱到哪里，靠着氧气地支撑，他一个点不落地走完勘察的全程。
后来，已任海军试验基地副政委的王秋科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手持红蓝铅笔，站在巨大的地图前，还能清清楚楚地标出当年所走过的路线和地址。
已经离休的副司令张卓说：“上边让王秋科搞政治工作是慧眼识英才，无疑是选对了的。但王秋科干军事试验工作更合适些，他抓住一个问题不搞通不弄懂不放手，那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是很可贵的。”
就这样，勘察队在大漠中马不停蹄地奔波两个半月，回来后把勘察结果进行汇集梳理分析。
随后，一份《潜地导弹试验航区勘察报告》呈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顾守仁研究引导雷达
中程潜地固体导弹的研制任务后，下一步就是潜水发射，即模拟弹头运载火箭，这是一次全新的大型试验任务，原有的设备仪器和测控系统基本上不能使用，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海军导弹试验靶场的技术人员四方奔走，调查了解，走遍全国所有有关的生产厂家，找到了大部分试验所用设备，唯独没有一部引导雷达。
运载火箭出水后，速度极大，由于原有雷达视角太小，光学等测量仪器在瞬间很难捕捉住目标，还不等这些仪器做出反应，火箭早已经扶摇直上九重天了。
但是，有了引导雷达，在火箭刚刚出水的一刹那，就被置于引导雷达的监视之下，并引导所有设备迅速抓住目标。
也就是说，没有引导雷达，所有测量设备就成了瞎子，它们对运载火箭出水视而不见。因此，引导雷达被通俗地称为“瞎子的引路人”。
但是，现在缺少的就是这样一部不可缺少的引导雷达。这该怎么办呢？
此前，国家出于其他需要，曾组织过这种雷达的研究制造，结果没有成功。而且，任务已经“下马”了。
海军试验基地的科技人员说：“既然这种雷达的研制，国家已经下马了，那我们自己研制行吗？”
主抓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测量工程的副处长顾守仁说：“既然运载火箭试验需要，我们不仅要，而且要马上搞，而且一定要搞成。”
顾守仁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城市青年，18岁入伍，当兵期间，他考入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学习。
毕业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被留校当教员。在繁忙地教学之余，他自学物理和无线电等大学课程。刻苦地学习，使他在同龄的年轻教员中，成了公认的佼佼者。
1960年，他被选派到苏联列宁格勒海军学院学习导弹控制系统专业。
回国后不久，他就搞起了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测量工程。
1967年底，辽宁大连海军基地导弹试验场组建之初，他就被派到试验场组担任领导工作。
这次，顾守仁下定决心要研制引导雷达。他们找到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部长王诤，与大别山深处一家工厂建立了联系。
这家工厂说：“只要你们设计出来，我们一定负责生产。”顾守仁返回海防导弹试验场，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组织了12个人的技术设计组，简单整理一下行李，就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别山贫瘠荒凉，交通闭塞，座落其间的那家工厂，与整个环境倒是非常“协调”。
这家工厂厂区破旧，房子简陋低矮。顾守仁等人来到这里后，又遇上阴雨绵绵，潮湿气闷，一时很难适应。
这里的物质生活也极清苦，一日三餐的小黑馒头，吃得大家见了就倒胃，就涌酸水。
4个月之后，顾守仁回试验场开会，人们见到他都大吃一惊，说：
“怎么像四五年没见一样？简直判若两人，黑瘦得可怕。”
顾守仁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是说：“生活不好，工作劳累，思想负担又重，我总感到自己随时都可能被压垮，但我坚持挺着。”
引导雷达的研制，必须在原有常规雷达的基础上解决三个难题：
一是解决圆极化问题。雷达电波有两种传播方式，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可这两种传播方式的雷达，都不适应运载火箭发射的要求，必须改装成“＋”字型的，纵横交叉的圆型传播方式。
二是解决数据输出问题。常规雷达只能看图象，通过荧光屏显影。而改装后的雷达，要能够把信号输入计算机，它是运载火箭跟踪必备的技术手段。
三是加进无线电随动系统，提高精度和增强稳定性。
研制试验紧张进行着，却屡试屡败。艰苦地生活，试验连连受挫，有的人知难而退，找个理由回到试验场，一去不回了。
原来的12个小组成员，慢慢地就剩下四五个人了。试验能不能成功，在这荒凉的大别山中，还能不能坚持，剩下的人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时，基地有的领导也说：“算了，搞不下去别搞了。我看你们还是回来吧。”
顾守仁想了想，对其他队员说：“试验要继续搞，而且非要搞成。我们决不爬着回去，而是要站着回去，把腰杆挺得直直地回去。搞事业，搞科学，搞试验，就要有这种撞了南墙不回头地韧劲。”
于是，龙笔虎、王定川、张天明，作为这项研制工作的坚定分子和得力助手，紧随在顾守仁的身边。
人少了，但更精干了。顾守仁他们重新调整了计划，明确了主攻方向，心不旁骛地同大别山恶劣的自然和生活环境拧着劲干。
经过两年八个月地艰苦奋战，他们几人终于将引导雷达搞出来了。三个难题都被突破，运回试验场后一检验，完全合格。
当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后，有一篇通讯这样写道：
获取运载火箭飞行中的各种数据，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执行发射任务的潜艇隐蔽在水下，还在不停地运动，火箭又疾如流星，要在火箭跃出海面的刹那间就把它捕捉住，困难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火箭刚出水面，我们就看到控制台上的一盏指示灯亮了，这是因为一部经过改装的雷达，最先抓住目标的信号。
几乎在同一时刻，扬声器里传来了心情激动带有颤音的报告：“XX号抓住目标！”
转瞬间，控制台上的其他指示灯全都亮了，表明电子计算机已经根据这部雷达的“报告”，自动引导所有测量台站的全部测量设备，迅速跟踪上去“咬”住了飞行目标。
观阵的科研人员在轻声耳语，并把钦佩的目光投向坐在控制台前的一位中年科技工作者，他就是测量控制中心负责人顾守仁。
在濒临大海的山巅，我们参观过这部雷达，访问过这位负责人。运载火箭发射试验需要一种新的测量雷达。
测量控制中心负责人顾守仁带领大家设计图纸，又蹲到工厂，夜以继日地同工人—起干，终于把两台普通雷达改装得适应发射试验的需要。
人们爱用“中坚”、“特別能战斗”这类词语，褒奖科研战线上的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是创造今天胜利的“生力军”，又给光辉灿烂的明天带来了希望。
从大别山区胜利凯旋，人们纷纷投来敬佩赞许的目光，伸出热情的双手向他们表示祝贺。
人们不仅仅为他们几个人的成功高兴，更主要的是为“瞎子”终于有了“引路人”而高兴。
因为，运载火箭发射试验的大难题解决了。
李汝清谈判引进设备
研制改装设备是艰辛的，而进口设备也并不像在自由市场上购物那样，一手交钱—手货那么轻松。
1974年，海军基地导弹试验场为完成潜地导弹主动段外弹道测量任务，经呈请叶剑英、李先念同意，并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从F国引进三台测量设备。
国家有关部门把谈判的任务交給了导弹试验场设备处处长李汝清。
李汝清来到北京，搞外汇申请请示汇报，与国家和中央各有关部委联络沟通，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虽然累些，但他的神经感到还比较轻松。他唯一觉得困难的，就是组织与F国地谈判。
在参加谈判的四个单位中，李汝清负责抓总。生意做得好与坏，谈判结果地成功与失败，李汝清都起着比较关键的作用。
F国代表作为卖方，想方设法多赚钱，李汝清作为买方，绞尽脑汁少花钱多为国家节省外汇。双方僵持的焦点也正在这里。
问题简单而又复杂。F国每台仪器报价1000万美元，我们还价750万美元。每台差价250万美元，三台就是750万美元。
双方都知道这个数字的分量，是否坚持自己的价格，都关系到大把大把美金的流入和流出。因此，双方仅仅在这个问题上地拉锯式谈判，就持续了整整1年。
转眼间，时间到了1974年12月31日，这天是双方事先计划的谈判截止时间。
我方其他几个单位的谈判人员已经失望，觉得1年时间白白浪费了，对设备引进不成感到惋惜，但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于是，大家都忙着准备赶在元旦之前，回到家里与亲人团聚。而这次谈判的负责人李汝清却不愿意就这么收场：不到12月31日午夜0时新年的钟声敲响，他说什么也不会放弃谈判。
李汝清心里清楚：F国代表的这种设备出口，惯于漫天要价。再说他们在中国滞留1年，各方面地开支也相当多，他们是决不会轻易放弃这笔生意。
另外，李汝清还从外交部提供的有关材料，分析了F国生活费用上涨的指数，获悉他们在这批仪器生产和销售方面是不景气的。
通过对各方面地权衡考虑，李汝清判定：F国谈判人员的内心里，绝对想做成这笔生意，只是他们侥幸要多赚我们一笔。
于是，李汝清决定对F国的谈判人员，来一次主动出击。这次，李汝清只带了助手与F国人员重新回到谈判桌上。
谈判过程中，李汝清说：“对生意本身，我们怀有诚意，但我们有三个原则不能变：第一，整个设备配套系统和使用方案不变。第二，3300万法郎的采购价不变。第三，谈判的有效期截止时间不变。如果时间超过了12月31日午夜0时，贵方再降价，我们也不要了。”
就这样，一个硬梆梆的球，“啪”地掷向了F国谈判人员。F国措手不及，一下全都愣了。
他们想：一向比较和善的中国人怎么啦，严肃得这样可怕，看样子他们要动真格的了。
F国人顿时紧张起来：如果接受报价，价格压得太狠了，真有些低。如果再拖呢，人家这生意不做了。这可怎么好呢？
F国人员内心很矛盾，表面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他们没有答复李汝清，而是夹起皮包，就要走。
李汝清心中有数，看在眼里，也不动声色。他没有丝毫的紧张和挽留的意思。
他对F国人员说：“各位先生要走，我们宴请欢送，生意不成友谊在嘛！”
F国人员略一沉吟，李汝清明显地觉察到他们内心地活动。
果然不出所料。31日17时，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已经下班，只留下看门人员。
此时，F方谈判代表急匆匆从宾馆赶到谈判大楼。当他们得知工作人员全部回家时，深为这笔生意将要“吹灯”感到失望。
他们不甘心，一再请求看门人员报告总公司，并指明要“李代表”参加。他们所指的李代表，就是李汝清。
就这样，持续了一年的马拉松谈判，结尾却出奇地平静，双方用不着讨价还价，你争我吵了。F国人员平静地与我国草签了成交的原则协议。
这次引进设备圆满成功，国家有关部门和海军总部都相当满意。
作为一次成功的引进范例，他们还专门总结了经验，上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而海防导弹试验场能够在运载火箭发射时，使用上这种设备，正是有赖于这次谈判的成功。
顾守仁攻克设备联调
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为跟踪发射潜地导弹的数十台大型测控设备和计算机全部齐备，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们组织成为现代化的测量、控制和指挥系统。
这就如同有了好的建筑材料，并不等于建成辉煌的大厦一样，二者之间还有着十分遥远的距离，不进行精心地设计和细致地施工是不行的。
海军基地测控设备，在当时的各个领域中都是先进的，只有按着运载火箭发射的需要，把它们有机地联结起来配成系统，才能在运载火箭发射时发挥作用。
系统工程要有配套的技术人员才能搞成，但这样的技术队伍还没有组织起来。
于是，刚从引导雷达研制的苦痛中恢复过来的顾守仁，又受命担任测控所所长，扯起大旗开始招兵买。
顾守仁四方招揽，八方搜罗。选才条件简单而又重要：能干愿干的来，能干不愿干或愿干不能干的都不要。
他在试验靶场原有的技术人员中选，在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战士中挑，到地方科研单位和海军所属部队去选调技术骨干。
有位技术干部贺长捷患慢性肝炎已经两三年不上班了，原单位都准备让他转业。
当贺长捷所在单位只是在电话中随意问顾守仁：要不要这样—个人时，不料顾守仁痛快地回答：“要，让他来吧，有病没事，我们正缺人。”
顾守仁了解贺长捷，他的技术是相当不错的。
贺长捷调来后，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顾守仁选他是正确的。他负责搞引导系统软件，编制程序，还带了个徒弟。
虽然贺长捷已经两三年没上班了，但是，他调到测控所以后，不仅不迟到不早退，而且同别人一样夜以继日地加班苦干。
他带的徒弟叫谈国文，是个高中生，是作为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战士调来的。
可是，面对着花花绿绿的电子世界，密密麻麻的线路，数不清的符号、公式和术语，谈国文简直是眼花缭乱，分不出东南西北。
他一边向基地领导打报告，一边又央求贺长捷说：“饶了我吧，什么软件，什么程序，我可干不了这个。干脆让我喂猪去吧。”
贺长捷一边做着谈国文的思想工作，一边手把手地教谈国文。
贺长捷对谈国文说：“年轻人！你的路还长着呢，不能见困难就躲！喂猪？能喂一辈子吗？还是下功夫学点一些真功夫吧！”
贺长捷知道，导弹测控事业，绝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够成就得了的，需要很多人协力同心，而这里面，尤其不能缺了年轻人。
眼看发射运载火箭的日子日益临近，贺长捷却又病倒了。
这时的谈国文，已经成为一个知难而进的年轻人。他毫不犹豫地承担起了贺长捷的全部工作。
他不仅编了一套多达5本的任务书和5000多条技术指令，还在运载火箭发射时，成为大型计算机的主操手。
测控所刚成立时只有十几个人，在短短的时间内，顾守仁就张罗到30多人。一铆钉一楔，来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都是顶用的，人不断地调入，工作不停地进行。
1980年夏天，测量、遥控、引导等八个分系统都已建成。
最后也是最艰难的一道工序就是把各分系统联结起来，完成现代化的测控系统工程。
后来，顾守仁回忆联调的艰苦时，说：
仅最后的大系统，就搞了两年多时间。这两年中，遇到的问题多了，一个问题就可卡一两个月。全是自动化的，联通后有一处受阻，整个系统就转不起来。
有时本来是一个小问题，就憋得你久久找不到头绪。比如：有一次出现了新的故障，我们反复查找、研究、商量，怎么也弄不清原因，险些搞不下去了。
那天，我们乘坐大黄河客车从山上下来。在车里，我们几个人边琢磨着，该查的地方都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走进饭堂时，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掉线了。我说出这个想法后，其他几个人说：“有可能”。
于是，我们胡乱地扒了几口饭，扔下饭碗急忙返回山上，走进机房把线一调，仪器马上正常了。
原因是掉线后，一位战士以为接线柱都是一样的，就随便接了上去；结果错了，弄得我们天翻地覆地查了好久。
真正是仪器设备的故障还好查些，难的就是人为造成的又不是很大的故障，有时这些故障能让他们觉得已经陷入了绝境。
由于牵涉到各个系统，出现问题以后，一时弄不清，互相埋怨就多了。
于是，顾守仁他们为了使联试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每个分系统都有分工，既鼓励大协作，又提倡各负其责，在每个分系统中消除故障和隐患。
联试过程相当于打仗地演习过程，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可积累一定的经验。
到了1981年5月份，与测量船地联调开始了。那可真到了决战的时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一律是流水作业三班倒。
就这样，顾守仁他们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联调就完成了。
随后，把运载火箭上的应答机装上飞机，模拟运载火箭进行第一次校飞，整个系统全部畅通，运转正常，顾守仁成功了。
潜地导弹出海实弹试验
1978年10月初，七机部模型火箭水下发射试验队到达海军试验基地。这次任务要完成三发模型火箭水下发射试验。
按习惯的程序，试验基地次日安排了试验计划的协调会。
在基地会议室里，挂着一张复杂的计划流程图，其中有一个陌生的项目，叫潜水训练。
据海军试验基地解释，这是为上潜艇出海执行发射任务的技术人员安排的。
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做试验嘛！就有失败的可能，万一潜艇失事，人还可以逃生。
于是，在模拟导弹安装和测试的间隙，试验基地安排了潜水训练。
参加的技术人员有20多人，由一位老资格的潜水队长当教员。教员先是给技术人员上理论课，讲潜水的目的、要求、潜水器材和潜水方法等。
潜水训练的安全措施是很严格的。潜水人员必须体检合格、熟悉安全规则、正确使用潜水器材。教练员还规定：下潜前不许饱餐，要排完大小便等等。
他们用的是51型呼吸器，它由面具、呼吸阀、气瓶、呼吸袋和各种开关阀门组成，用氮、氦、氧可下潜60米。
有意思的是，这种呼吸器即可作出水后的漂浮工具，也可作防毒面具。而关键的操作是换气，学员们要背熟换气口诀。
在课堂上，学员们用这些器材模拟实地进行操作练习，收获不小。但训练也使人十分难受：呼吸时用口紧紧咬住一根橡皮管子，大多数学员刚一咬住就想呕吐。
即使这样，教练员还是反复强调说：“想下水做试验，就必须过这一关。大家要克服心理上的不适应。”
那么，假设潜艇失事，人员该如何逃生呢？教员告诉学员们：首先穿好潜水衣，佩带好呼吸器，从潜艇的首尾舱的鱼雷发射管爬出去，然后抛出救生浮标及浮标绳。
浮标漂在海面后，人就从浮标绳搭起的潜水梯一步一步爬出水面，每爬一梯要休息两分钟，以平衡体内外压力，否则就有生命危险。
接着，教员还给他们讲一个故事：有一次某潜艇失事，虽然艇员都受过潜水训练，但只有一个有经验的活着出来。说明潜水是件危险的事。
不久，所有的学员们都适应了潜水训练的安全规范。于是，他们准备下水实潜了。
这天，阳光灿烂，学员们乘车来到海边潜水现场。面对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对发射队大多数不会游泳的学员人来说，他们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
训练开始前，教员以军人的作风作了几句简短的战前动员，接着大家开始作潜水准备。
李光钧是第一批下水的学员之一。他们穿上潜水衣，扎上信号绳，佩带呼吸器和压重物，鼓足勇气一步一步往海里走。
海水慢慢淹到他们的胸前、脖子、头部，不一会，上面的信号绳一拉，李光钧他们明白：这是在问他们“感觉怎么样”？
李光钧也拉一下，“回答”说：“感觉良好”。
又一会，信号绳拉两下，这是叫李光钧他们换气，李光钧也拉两下复诵口令，便开始换气。
此后，李光钧感觉到过了很长时间，信号绳拉三下，这是命令李光钧他们出水。
可是，由于潜水衣浮力大，感觉脚站不稳，几乎倒在水中，于是他连扯了七八下信号绳。
这下岸上的护卫人员着急了，他们立刻把李光钧拉出水面检查。原来按规定：拉四下是紧急出水，他们以为李光钧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就这样，发射队员由生到熟，有胆小到胆大，逐渐地适应了潜水救生训练。
随后，在基地紧密配合下，试验队经过一个月地紧张工作，完成了模型火箭地总装测试，并将火箭装入潜艇的发射筒中。
接着大家便开始作发射前的准备工作，如安装电池、测试、封舱等。由于潜艇里舱室狭窄，设备多，电缆、管道纵横交错。舱内湿度大，很闷。发射队员每天在艇内外爬上爬下，工作一天确有些疲乏，不过睡上一觉，第二天照样干。
1979年5月的一天，出海发射任务的日子到了。这天，发射队员早早起来吃过饭，带着干粮乘车到潜艇基地码头整队上艇。
这次出海试验的船队，除试验潜艇外，还有指挥、警戒、护卫、打捞、救生等舰艇。
试验船队刚出军港不久，天上乌云滚滚，海上狂风怒吼，茫茫大海激起一片白色的浪花。
李光钧他们乘坐的指挥艇不停地摇摆起来，纵摇、横摇，抛起又落下，就像仪器作摇摆试验一样。
不到半小时，大多数队员头就开始晕船，虽然上艇前按他们医生嘱咐吃过晕船药，但似乎没有起作用。听从事舰船设计的内行说，人站在船的摇心上就好得多。于是李光钧试着找了个位置，大概是所谓的“摇心”附近吧，但仍然作用不大。
又过半个多小时，风越来越大，大海咆哮起来，掀起好几米高的巨浪，艇的甲板上一阵阵被海水冲刷，惊天动地溅起水沫。
打捞船是艘小船，它在水面一上一下，忽高忽低。艇地摇摆幅度很大，人根本无法站立，所以大家只好依壁而坐。艇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呕吐起来。
尽管这样，船上的试验队员和海军战士还是紧张地和风浪搏斗。快到发射海域了，风浪还在加剧。
按原计划，这次地试验，应该在四五级风浪海情下发射。可当时的风浪已七八级了。那么，这次地试验还做不做呢？
试验经指挥组研究，决定撤销发射任务，立即返航。这是因为气象条件不满足发射要求，发射后箭体打捞不起来，无法获取试验数据。
返航命令下达后，大家松了一口气，各自在舱内找个地方休息。会议室、休息室、走廊上到处都是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试验队员几乎百分之百地呕吐。
回基地后，大家一天没有吃东西，水也不能喝，躺在床上休息。但睡不着，大家觉得脑子里昏昏沉沉的，好像还在艇上摇晃。
第二天又照常工作，不过脑子里的摇晃感在—个星期后才消失。
不巧的是，这次发射因风浪大取消后，10多天里，海军基地再也没有等到合适发射试验的海情。
潜艇水下发射火箭时，气象条件至关重要。基地气象站在出海发射前照例要预报气象，如气温、能见度、风向、风力、浪向、浪级、流向、流速、海水密度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波浪的大小。这是因为，波浪的大小对导弹的出水姿态、姿态角、姿态角速度地影响较大，也就是说：浪高，对导弹的出水姿态影响就大。如果导弹出水姿态超过控制系统地纠偏能力，就会导致飞行实验失败。而浪太小，又不足以检验控制系统地纠偏能力。
因此，水下弹道地研究重点之一，就是弄清浪对火箭出水姿态影响的大小，为控制系统提供设计依据。
这就意味着，搞水下发射试验不是在风平浪静条件下进行，而是要有浪，甚至大浪。
根据气象标准，浪分10级，每级都有对应的波高。水下发射试验大纲规定，要获取高海情下的弹道数据，这就要求在波高几米的条件下进行试验。
然而，这样的条件不是随时都有的，要等。就是参试人员常说的“等海情”。
气象是变幻莫测的，有时等十天半月都等不来，大家很焦急。因为火箭上有些设备：如电池、橡胶囊、运载机构等时间长了就会出问题。怎么办呢？大家都在动用脑筋。
当时，有人想起有资料报道，国外搞过人工造波试验。于是，他们提出：我们为何不试一试人工造波试？
海军基地发射小组领导很重视这个提议。随后，发射小组领导主持了一次专门会议，大家讨论了人造波试验，最后确定：
按两种试验方案、五个试验步骤实施。
1979年7月的一天，由指挥艇、快艇和100多吨的导弹驱逐舰组成的人造波试验船队出海了。
这天，万里晴空，风细浪微。船队到达试验海域后，根据预先拟定的试验方案，经过短暂协调，各舰艇按规定的位置就位，作好试验前的准备。
随后，指挥员发出洪亮的口令：
试验开始！
于是，两艘快艇一前一后，以30节的速度沿着一个正方形的路线趋进。
指挥舰观察到浪是造起来了，但浪高不够，很快就消失了。第二次重试，效果也不理想。
随后，两艘重型导弹艇一前一后，沿着“S”形路线飞跑了10分钟，海面上出现了一片白色浪花，一浪推一浪，有了自然海浪的特征。
第五次试验时，两艘重型导弹艇“两艇并行”的方式行驶。但是，测量结果是：波高1米，波长6米，周期3秒，波带宽18米。
结论是：波高小、波长小、周期短、能量小，模拟不了高海情发射要求。
就这样，经过一天的海上试验，还是以失败告终。
鉴于这种情况，李光钧他们只好等待合适的海情。随后，他们又进行了四次模型火箭水下发射试验，但仍未获得满意的高海情下的弹道参数。
特别是第四发，遥测参数均未拿到。海军基地也提出一些困难，比如：海情、打捞箭体、光测和直升飞机拍照等等。
但是，搞这么大的试验达不到试验目的怎么能行？大家都在思考。
为了确保第五、六发试验成功，试验队向试验领导小组提出建议：
暂停第五发的试验准备工作，认真进行总结。
此建议同时上报了部、院领导，得到了部、院领导的支持。部领导派科研局负责人李俊到现场来帮助试验队总结经验教训。
当时，试验队的人员对试验有不同认识，因而对后两发试验信心不足。
正在这时，试验队突然接到部队孙参谋长电话。
他说：“张爱萍副总长要七机部试验队的领导去向他汇报试验情况。”
24日，张爱萍同志抱病赶到了试验现场。
那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9时左右，孙参谋长把部科研局的李俊、试验队队长关国卿、四部李光军接到了张爱萍同志下榻的基地第三试验部招待所。
小车在楼前停下，大家刚进门就见张爱萍站在大厅里望着他们，他笑容满面地同大家一一握手。李俊他们也同声向张爱萍问好。
张爱萍很有风趣地说：“不好。”
他说，他本想参加试验，因为感冒没有赶来。
大家到客厅坐下之后，张爱萍问了他们各自的姓名、所在单位和职务。接着话题就转到了试验上。
关国卿简要地汇报了试验情况之后，张爱萍又详细地提出了不少问题，关国卿他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在汇报的过程中，张爱萍对关国卿说：
“谢副参谋长报告三部部长和政委，请领导小组召集七机部、七院、试验艇、打捞艇、测量艇等方面的同志，把第四发的问题全面综合地总结一下，主要总结技术、试验保障条件和组织指挥这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张爱萍接着说：“再过三天，我到测试厂房听汇报。汇报时不要讲详细经过，只讲两个问题：一是第四发是什么问题？原因是什么？今天怎么解决。二是第五、六发根据研制部门提出的四五级海情下试验，现在还存在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如直升飞机如何打捞的问题。”
张爱萍说到这里，扫了大家一眼：“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把第四发和以前暴露的问题纠正一下；二是想办法把第五、六发按设计要求尽可能满足。”
这次听取汇报长达3个小时，从9点30分开始直到12点30分张爱萍的夫人催大家吃饭才告结束。
8月27日上午，张爱萍在测试厂房参观了产品之后，听取了领导小组关于前四发试验总结的情况汇报。他在这次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看设计、生产和试验几个方面，你们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基本上是成功的。
现在问题还是老传统，打一仗，进一步。越是好的时候，越要检查我们的不足，往往是看不到我们的短处，就打败仗。
希望同志们注意这个老传统。最重要的是要看到我们的不足。要启发下面真正地总结经验教训，找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让大家想办法，把下面意见集起来，然后再搞。
除今天总结所谈到的以外，组织指挥、试验技术保障等方面，还得好好总结一下。重要的是一个通用名词：岗位责任制。
以前叫个人责任制，最好按其他试验的办法，谁管什么要有一个表，哪个任务谁负责，把人定下来。
请告诉所有的同志，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任务完成好。整个试验和各个部门要发扬集体的智慧。除自下而上的意见外，领导小组和试验各部门的同志要经常研究。总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不要凭老经验办事。
其次，技术各方面要精益求精。请告诉大家，从试验艇长到每个人都要提高技术。第三试验部除组织领导这次任务外，还有一项大任务，就是要对所有的同志进行培养，提高技术。
在这次会上，张爱萍同志既肯定了成绩，又尖锐地指出了试验中存在的问题，对试验提出了严格地要求。
三天后，张爱萍亲临现场听汇报，最后他鼓励大家要团结协作，克服困难，把试验搞好。
张爱萍的讲话，稳定了全体参试人员的情绪，鼓舞了大家的斗志。负责打捞的官兵当即表态：我们不怕任何困难，海情再高也要把箭打捞回来。
此后不久，试验人员凭着这种高昂的精神，在第五、第六次模拟导弹试验中，高海情发射果然获得圆满成功。
1980初年，我国已建成了远洋测量船队，具备了对运载火箭再入段进行海上测量和打捞数据舱的能力。
同时，也考虑到潜地导弹水下发射试验的西射向方案，有影响沿途重要城市的安全问题。
因此，国防科委会同海军反复进行了研究，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改变射向，撤销西北弹者区，末区任务改由测量船基地担负。
首区测控系统只对某些由于射向改变，难以满足试验要求的测控、通信方案和测量工程设施，进行了必要的改动。
同年3月，控制系统及弹上设备的试样生产全部完成。导弹各分系统试样产品出厂后，有关部门分别进行了验收性综合试验。
首次控制系统验收性综合试验，发现并排除了产生一级发动机喷管抖动的干扰源，为飞行试验消除了一大隐患。
在执行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任务之前，一院与基地之间通讯联络，一直不畅通。电话里杂音大，要说清楚一件事情，就得放开嗓子大叫大喊，打完电话得出一身大汗。有时嗓子喊哑了还是说不清，非常不便。
通讯联络的问题如不解决，将使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这一重大试验任务受到影响。院里酝酿准备给国防科委首长正式报告，请求帮助解决。
于是，顾希强借张爱萍到基地听取试验情况汇报的机会，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
顾希强说：“于龙淮同志要我转达他对张主任的问候，并请张主任帮助我们解决一下电话问题。”
张爱萍笑着对顾希强说：“于龙淮真会找窍门。”接着，张爱萍若有所思地说：“我回去告诉总参，让电话站给你们检查一下。”
由于张爱萍亲自过问，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电话”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从此，执行任务期间，前后方专线通话清楚了，互相传递的信息通畅了。
5月，在导弹控制、遥测与安全等系统综合试验合格后，黄纬禄又组织了导弹各系统正式试样产品全部参加的陆上发射台和陆上发射筒状态的匹配试验。
从1981年底到1982年1月，黄纬禄带领各个部门的专家成功地进行了弹上系统和潜艇装艇设备之间的匹配联试，为即将进行的导弹飞行试验做好了准备。
至此，我国第一代潜地固体导弹“巨浪1号”已基本成型，就等着测试和发射试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