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决策出台
●国防科委听取近程、单级团体导弹方案汇报时，有人建议：“应立即开始研制中程潜地固体导弹。”
●周恩来批准将四院四部迁到北京，并任命控制系统专家黄纬禄为潜地导弹总设计师。
●黄纬禄说：“我如果没听懂，你们不要怕麻烦，再给我讲一遍，我一定虚心地学。”
中央决定研究潜地导弹
1966年10月27日，我国在本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液体地地战略导弹核武器试验，从而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这项成果虽然鼓舞人心，但是液体地地战略导弹系统复杂，发射准备时间较长，而且机动性、隐蔽性也比较差。为了满足我国国防战略的需要，提高我国战略导弹地攻击力和生存能力，必须研制机动性和生存能力都优于液体导弹的固体战略导弹。
固体战略导弹是当时世界上导弹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这种导弹是以固体燃料发动机提供飞行动力的。
它的特点是体积小，结构简单，可靠性高，发射准备时间短，地面设备简单，隐蔽性好，机动性强，可以舰载或者车载发射，是国家急需的一种战略武器。
而且，以潜艇为发射平台，从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是当今世界上“三位一体”，即陆基洲际导弹、战略轰炸机、潜射导弹的战略核武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的明显优点是机动范围广，隐蔽性好，攻击能力高，生存能力强。
它不像陆上发射井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发射，而是可以在敌方难以发现的地点打击敌方的任何陆上战略目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就开始研究潜艇发射弹道导弹技术，并于1944年5月在波罗的海完成初步试验。
1955年，苏联第一次使用潜艇水面发射弹道导弹成功。1963年又研制成功了水下发射的潜地导弹。
当时，苏海军相继装备了第四代潜地导弹，导弹多数为核装料的集束式弹头，射程为3000至9000公里。
美国从1957年开始研制第一代潜地导弹。1960年7月在核潜艇首次水下发射成功。
美国海军从1979年开始装备使用的“三叉戟”型导弹，采用三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发射，射程约8000公里，携带8个弹头。
继苏、美之后，法、英两国也研制了不同型号的潜地导弹。我国幅员广大，疆域漫长，领海线1.8万多公里，如此泱泱大国，没有弹道导弹等战略武器防卫，是极不相称的。
1965年初，周总理在中央专委会上就明确提出：
要争取提前搞出固体导弹。
1967年初，国防科委经与七机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决定集中力量开展固体潜地导弹地研制工作。从此，我国固体潜地导弹地研制工作正式开始了。
当时，我国固体导弹的研制工作是从设计近程、单级固体导弹开始的。但起步不久，科技人员便对研制这种固体导弹的必要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1967年1月，在国防科委听取近程、单级团体导弹方案汇报时，有人建议：
近程单级固体导弹的战术技术指标难以满足实战要求，应立即开始研制中程潜地固体导弹。
这个意见立即引起了领导机关的重视。随后，在四院组织深入调查，国防科委提出报告后，经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研究决定：
为了与导弹核潜艇研制取得同步，应提前完成中程固体导弹的研制。
1967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下达了中程潜地固体导弹的研制任务，明确了导弹核潜艇武器系统研制任务的分工。并要求研制单位按期完成总体及各分系统地方案设计工作。
四院院长杨南生知道：跨越近程单级的阶段，直接研制两级中程固体导弹，面临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许多困难。
这样艰巨的任务，对于四院刚组建起来的年轻的固体导弹研制队伍是一个严峻地考验。
在潜地导弹方案论证中，四院研究工作者遇到了诸如潜艇空间有限、导弹外型尺寸限制严格、弹头核装置、装弹仪器设备必须轻型化、小型化、水下发射方案模糊及导弹水下运动规律资料空白等问题。
另外，在潜艇运动和海水浪、涌、流的作用下，导弹点火时的大姿态稳定、导弹水下严重受力引起的载荷、强度设计计算、导弹气密、水密性保证、油雾、盐雾、霉菌等恶劣环境下的防护等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也有待解决。
10月，国防科委和海军军委审定了四院研究工作者提交的潜艇和导弹的总体方案，确定了主要战术技术指标。
1968年初，四院研究确定了备份系统的方案，并作了相应的设计和试验。
随后，总体单位向各分系统提出了技术设计要求，导弹研制工作进入了技术攻关和分系统研制试验阶段。
然而从水下运动中的潜艇上发射运载火箭，绝不是简单地把陆用导弹搬到潜艇上，而是要针对潜艇的有限空间和活动特点，解决火箭推进系统、火箭小型化和水下发射技术等一系列新的课题。
要知道，杨南生所在的七机部四院，是在当时地处内蒙古的固体发动机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该研究院除了固体发动机研究以外，固体弹道导弹型号研制所需的其他方面：如导弹总体设计、控制系统、遥测系统等研制基础都很匮乏。
为了保证导弹研制进度，国防科委决定将四院的固体导弹型号总体部迁到北京，划归一院建制，由七机部一院承担该型号的研制任务。
1971年1月1日，周恩来批准将四院四部迁到北京，划归七机部一院建制至此，我国第一枚潜地固体导弹地攻坚战斗正式打响了。
黄纬禄出任总体部主任
周恩来批准将四院四部迁到北京，划归七机部一院建制后，一院抽调了几十名技术干部到四部，并任命控制系统专家黄纬禄为潜地导弹总设计师，以加强潜地导弹的研制力量。
1971年4月，总体部的成员们由于刚刚迁到北京不久，还没有见过这个即将上任的主任，私下里大家都纷纷猜测着这位新主任的来历。
据说这位主任来自掌管导弹控制系统研究的一院12所，是一位控制系统方面的专家。
而且，还听说他到英国留过学，是搞无线电出身的，参与了我国第二枚自行设计的“东风2号”导弹地研制。那么，这个黄纬禄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呢？
黄纬禄，1916年12月18日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36年8月，黄纬禄考取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无线电专业。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黄纬禄随校搬迁至重庆，1940年8月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后被分配到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器件厂重庆分厂，历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43年5月赴英国留学，在英国标准电话及电缆公司和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实习；1945年考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无线电系，攻读研究生。
1947年10月，黄纬禄回国后，在资源委员会无线电公司上海研究所任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华东工业部电信工业局电工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2年10月，黄纬禄调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电子科学研究院，任研究员。
1957年12月，黄纬禄转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时期，黄纬禄曾任五院二分院第一设计部副主任、主任，并担任几种液体弹道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兼控制分系统主任设计师，主持控制分系统地研制工作。
1965年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后，黄纬禄历任研究所所长、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一和第二研究院副院长、七机部总工程师等职务。
但是这位控制系统专家，却是第一次担任导弹总体部的主任。
在黄纬禄正式上任的那一天，七机部一院研制固体导弹的总体部举行一次欢迎会。
会场上，总体部的成员们怀着期待而又忐忑的心情迎接新来的主任。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高高瘦瘦、面容和蔼、笑容谦和的人，他就是刚刚调到总体部的黄纬禄。
面对总体部同事们充满期待的目光，黄纬禄心里十分清楚自己在这个岗位上存在的不足。
因为，一般来说，技术部门领导的威信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技术上的威望。
他知道，尽管自己主持过导弹型号的研制工作，但自己所精通的领域主要在导弹控制系统方面。
而当时对总体不太熟悉的黄纬禄，首要任务是必须要尽快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
因此，黄纬禄在向大家介绍自己时，真诚地说：“我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我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我当小学生一样从ABC教起。”
他还说：“主任这个职务是组织分配给我的工作，并不等于主任水平就高。你们向我介绍情况，反映意见时，我如果没听懂，你们不要怕麻烦，再给我讲一遍，我一定虚心地学。”
黄纬禄接着说：“导弹是一门综合技术，任何一个技术权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先当学生，再当同学，后当先生，不懂就是不懂，不要不懂装懂，不懂就问，问明白了以后就懂了。”
听到这里，大家很快便对这位新主任有了一种亲近感。
就这样，黄纬禄带领新组建的七机部四院总体所的科研人员，开始了技术攻关。
四院迁入北京后，新址设在北京南郊的丰台区南苑，而黄纬禄所在的二分院组建伊始，就在北京永定路。两地相隔20多公里，因此，黄纬禄不得不辛苦在两地之间地奔走。
由于当时的交通还不发达，黄纬禄只能每周回家两三次。那时候，从永定路到南苑乘公共汽车上班，在时间上是没有保障的。
有时等到了汽车，但人多上不去。天晴时还好一些，一到下雨或下雪就更加紧张了。
黄纬禄大概估算了一下，经城里到南苑的距离约22公里，从永定路沿着郊区的小路到南苑约是18公里，但是小路没有公交车，只能骑自行车上班。
为了尽量保证提前上班，推迟下班，黄纬禄最后决定骑自行车上下班。
黄纬禄把骑自行车上班的想法跟老伴一说，立刻遭到老伴的反对，她说：“这怎么行！你已经50多岁了，身体又不好，骑自行车，万一路上摔倒了怎么办？”
在老伴刘汉菊看来，让这样一个年过半百而且体弱多病的老人骑18公里的自行车去上班，又怎能教人放心呢？
对这一点，黄纬禄也心知肚明。可是为了工作他却必须要说服她才行。为了减轻老伴的担忧，他轻松地说：
“你不知道，骑自行车有两大好处呢，一来可以锻炼身体，二来下去办事方便。”老伴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拗不过他，也只有任他骑车上班了。
就这样，50多岁的黄纬禄每天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地奔走在郊区小道上。当时，那条小道旁边栽有两排槐树，没有什么建筑，还是一片田野风光。
这条小道的路线是他多次摸索后确定的，一路上没有红绿灯，行人和车辆较少，路程也能缩短几公里。
可即使这样，一趟下来也至少要70至80分钟。无论寒暑他从不间断，这对于他这样一个老专家来说，实在不容易。
另外，这条路还是坑坑洼洼的，也不好走。所以，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好办，如果遇到雨雪天气，这条路对50多岁的黄纬禄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幸的是寒来暑往，黄纬禄尽管很辛苦，但大多数的时候都一路平安。
一个冬天的晚上，黄纬禄在单位忙到很晚才下班。这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外面刚下过雪，小道上一片雪白，崎岖的路面被积雪盖住，仿佛这本来就是一条平坦的大道。
一路上，阵阵北风打着卷直往领口里钻，黄纬禄感到寒风难耐。他心想，自己在单位两天没回家了，老伴在家里一个人操持家务太辛苦了，回去一定要好好帮她做做家务。
他正这样想着的时候，不料，自行车轮子一滑，黄纬禄连人带车摔在了地上。
当时，他就感觉右边的胳膊疼痛异常，摆动也很困难。还好，车子没有被摔坏，于是，他忍着疼爬起来，扶起车子，在雪地里继续赶路。
回到家时，老伴早已等得焦急，看到他一身泥水的狼狈样子，吓了一跳。她没想到以前说过的话真地发生了。
黄纬禄开始还觉得胳膊问题不大，谁知等坐到饭桌前时，连筷子也拿不住了。
老伴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关切地数落着黄纬禄。黄纬禄赶紧附和着老伴说：“好！好！这回听你的，不骑自行车了。”
胳膊受伤不能骑车了，第二天，黄纬禄又挤着公共汽车上班去了。可是，乘坐公共汽车，要倒好几次车，来回的时间需要三四个钟头。
为了坚持不迟到，不早退，黄纬禄早上起得更早，晚上也回来得更晚了。他在一院工作的9年时间里，就这样坚持了下来。
二院决定建立总师制度
潜地导弹转为一院负责后，由于当时一院需要研制的导弹重点型号任务多，所以潜地型号进展比较缓慢，一段时间没有出什么成果。
1977年，在“特殊时期”受到冲击的张爱萍重新回到国防科委主任的领导岗位。
随后，固体潜地战略导弹被张爱萍列为航天战线的三项重点工程即“三抓”任务之一。
所谓的“三抓”，即张爱萍再次复出后提出，务必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抓好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的研制和发射任务。
因此，1979年，考虑到导弹各个型号的综合平衡，七机部决定：
将潜地导弹的研制划归二院。
这时原任一院副院长的黄纬禄立即成为两个研究院争抢的焦点人物。
由于二院缺乏技术领导，因此，二院坚决要求调黄纬禄当副院长，全面负责潜地型号的研制工作。一院则坚持挽留黄纬禄。
为加速潜地导弹的研制，在这关键时刻，七机部领导权衡利弊后，从全局出发，决定将黄纬禄调到二院任副院长。
同时，国防科委任命黄纬禄为固体型号的总设计师，全面负责该型号的技术研究和协调工作。
随后，二院领导和黄纬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整个潜地导弹研制有了新的转机，并开始走出停滞不前的局面。
就在大家鼓足干劲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而且这个问题不解决，潜地导弹的研制工作极有可能回到踏步走的状况上去。
原来，由于潜地导弹是一个复杂的武器系统，研制单位多，地区分布广，工作量大，困难多，技术关联复杂。
所以，技术协调问题极为突出，使得整个研制工作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
这是黄纬禄没有预料到的，也是他在一院工作时所没有过的情况。
而出现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在于，当时一院的研制单位专业配套，绝大部分在一个大院内，属于自己的建制，并且有一套成熟的研制和管理程序，运行起来得心应手。
但二院就不同了，很多工作要和外单位协作。
就整个潜地导弹型号而言，据初步统计，承担任务的有109个单位，这些单位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横跨数个工业部、军种和兵种，而绝大部分在院外、部外、省外，不隶属于二院建制。
所以，对于黄纬禄而言，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这种系统间的大协调。
一次，在一个有多个单位参加的技术协调会上，与会者的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分歧。
这是一群四五十岁的小老头，可争论起来，劲头却一点儿也不输年轻人。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方案正确，别人的方案需要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总设计师的黄纬禄，和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国防科委部、院的领导都感到，作为一个新的大型型号研制的科研单位，要适应新的形势，在管理模式上必须改革。
因此，二院决定从实际情况出发，在研制单位比较分散的情况下，潜地导弹型号管理工作摒弃了原有的研究院的陈旧管理模式，在国防科委和部领导的支持下，建立健全两条新的指挥线，即行政调度指挥线和技术指挥线。
另外，在加强指挥调度管理工作的同时，按照大力协同原则，搞好部内外部的团结、协作。
至此，改革后的总设计师体系形成了跨建制、跨地域的格局。而且，第一次十分明确了总师的技术责任制，即：
研制单位各负其责，各级设计师向总设计师负责。而总设计师只负责从技术协调，技术指挥进而实现型号的统一调度指挥，即实行所谓型号抓总、专业协作、统一指挥。
这一新型的管理模式，大大强化了以黄纬禄为首的总设计师队伍的领导地位。
从此，潜地导弹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