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万年毋狃于旦夕，成大事毋见于小利。
——陈廷敬
人活一世，想成功不易。很多人为了出人头地，不惜放弃安定的生活和平静的内心，剑走偏锋，托关系，走捷径，最后却仍一无所得。其实，与其埋怨世道的不公，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不如像陈廷敬一样，用心做人，踏实做事，以平常心看待名和利，这样反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第1节 谦逊谨慎不骄傲
笔者问曰：拥有他人没有的天分是否能成为骄傲的资本？
陈廷敬答曰：为人当谦逊，否则易招损。
谦逊是一种做人的态度。无论自己多出色、多有才华，都不应自满、高傲、目空一切，而是应该怀有一种谦逊的心，时刻意识到自己还有不足，并且时时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成长为更加优秀的人。反之，则难以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新的事物，无法得到提升和成长。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损”的意思为损害。自满的人学到一点知识，就认为自己已经通晓全部，再没有其他方面值得自己学习，从而不能让自己在此领域更加深入，得到更多发展，这是其一。自满的人总认为世上只有自己才是最优秀的人，于是目中无人，对身边的人颐指气使，诸多挑剔，招来他人的厌恶，这是其二。
“益”的意思为有益。谦逊的人总有无穷的求知欲，对于世上所有知识都乐于学习和接受，于是他们学到的知识会越来越多，个人能力也会不断提升。此外，谦逊的人由于怀有谦逊之心，待人和气，即使是身份地位底于自己的人，他们也不会看轻对方，还会“不耻下问”，使身边的人都喜欢他。
古今中外，凡是有大成就之人，几乎皆是谦逊之人，陈廷敬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他才能从小时候的“神童”成长为青年才俊，成为康熙帝最敬仰的老师，最后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士。
陈廷敬的聪慧为太多人有目共睹，教书先生甚至因自己才学不足以教他而主动请辞，可见他当时的天分有多高。换作其他人，或许已沾沾自喜，恃才傲物，放心地去玩耍了，可是陈廷敬却没有。他没有因此轻视学习，也没有因此对自己有所放松。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因此得意忘形，失了谦逊。
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出过神童，然而并不是所有神童最后都能够成才成名，也不是所有神童都能够一帆风顺。究其原因，家庭因素固然重要，比如方仲永因其父不明理，拉着他表演挣钱，使他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期，最后白白浪费了天赋。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孩子自身，有的孩子在赞扬声中变得自负，以为自己不需用功便能高人一等，不再用功学习，还有的孩子忽略了世人都会遇到失败和挫折，稍有打击就一蹶不振，自暴自弃。
宋朝的柳永出身官宦之家，自小聪慧，诗词典故一教便通，读过几遍即能背诵。乡邻皆称他是“神童”，认为这孩子长大之后必然能够考得功名，入朝为官，为柳家光宗耀祖。他的父亲也非常高兴，更加重视对他的教育，并时时提醒他长大后一定要入仕。柳永也很听父亲的话，用心学习，不曾放松。
柳永十三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这让柳永深受打击。少了父亲的教诲和提点，柳永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出入秦楼楚馆，所创作的诗词也开始偏向于伶工之词，虽然词句优美，可是缺少深度。青楼女子对他诗词的称赞让他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凭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一举考中，却没想到初考失利。
对于任何人来说，失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有些人会从失败中总结教训，用心弥补其中的不足，然后重新再来；有些人则只会报怨、不甘，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种种外在因素，唯独不反省自己的不足。很明显，柳永属于后者。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失败，他一向自恃高傲，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为了缓解心中的忧愁，他将自己推入温柔乡，在那些女子们的劝慰声中寻找安慰。
柳永会有这样的举动，也正是因为他的自负。自负的人总会对事情的发展盲目乐观，认为凡是自己想做的事就必然能够成功。自负的人总是不愿面对失败，不肯相信其原因在于自己能力的不足，而是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认为是别人不懂欣赏，是其他人嫉妒自己、陷害自己等等。所以柳永才会认为自己的落榜是因为朝廷不懂赏识真才学，不是自己才华不足。
在温柔乡舒缓了多日的情绪，柳永的心情才得以好转，准备迎接下一轮考试。历代考生备考之时都非常艰苦，娱乐活动一概取消，整日都闭门不出，苦读典籍，不分昼夜，即便出门，也只是为了向著名学者请教。可是柳永却没有这样做，他仍然自负，虽然会复习功课，但同时也没停止与青楼女子们的来往。由于不够用心，他的第二次考试也失败了。
相比于柳永的自负，陈廷敬在次考试失利时能够积极反省，用心查缺补漏，终于顺利通过了第二次考试。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被人们称为孔圣人，仍然以一颗谦逊之心，时时想着以身边人为师，向身边人学习，可见谦逊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自负。一个自负的人就像一个灌满水泥的杯子，难以再装进其他东西。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想要学习新的知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心中，自己已经拥有了全部，再不需要其他人的教导了。
自负不但会阻碍人在学术方面的进步，也会影响德行的提升。忠言逆耳，自负之人听到忠言劝告，不但不会感激，反而会认为对方嫉妒自己，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贬低自己的身份。谦逊之人则不然，对于别人的劝告，会虚心聆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老子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说“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意在于告诫人们，做人要谦逊谨慎，不要自我吹嘘，骄傲自满，不肯听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的人往往没办法声名远扬，总是自我夸耀的人最后没办法真正取得功劳，总是自以为高大的人没办法得到人们的尊重。自恃过高、自以为是的人在遇到问题时，容易判断不清事情的真相，导致最后的失败。只有谦逊才能使人站得稳，走得稳，走向成功。
大禹能够被人们称为贤君，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他为人谦逊，肯听他人的良言劝告。早在尧帝时期，大禹就因成功治理了水灾而深受尧帝的欣赏和百姓的爱戴，但是大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时常对人说，所有人的长处都值得他学习。等到他自己为帝后，也保持了这样的谦逊态度，每当有人向他进谏有益于民的建议，他都会非常高兴，并且向对方拜谢。自古君王高高在上，对身份地位格外看重，即使有下属献上良策，大多也不过是重金打赏。而大禹却能走下宝座，诚心向献策之人拜谢，足以看得出他是位谦逊的君王。
大禹为帝后，以先帝所划分的诸侯国为基础，又增设了多个诸侯国。在祭祀典礼上，他表明自己日后会将皇位传贤不传亲，并说“兹查群臣中惟皋陶老成圣智，夙著功德，今谨荐于皇天，祈皇天允许，降以休征，不胜盼祷之至”。可是众诸侯听完，心里都不太相信他，也不愿服从他的统治。大禹得知诸侯们的不满后，诚心反省了自己的做为，最后将诸侯们召集于涂山，召开了“涂山大会”。
大禹在“涂山大会”上向各位诸侯声明，他深知自己德才不足以服众，将大家召集于此，为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他进行劝诫，指出他的不足，让他能够改正以往的错误。他说，自己将骄傲视为最不应有的性格，但不知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若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当面指出，他必然会虚心接受。诸侯们被大禹的德行所感动，再也没有对他有任何不服之心。
现在的人小时候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一旦自负，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优势和天赋，最后也可能失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加，有些人便渐渐忘记了这一定律，或者忽略了这一定律。正如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叫“淹死会水的”，许多水性很好的人最后会被淹死，正是因为他们过于自负，过于大意，忽略了各种意外的存在，最后才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贾思伯曾说：“骄至便衰。”《汉书·魏相传》中有云：“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做人需要谦逊，做事更需要谦逊。骄傲自负之人，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在做事时不肯听从别人的意见，在用人时看不到他人的优点，最后导致人心尽散，自食恶果。待到他真的需要帮助时，也没有人会愿意出手搭救。
谦逊不是表面上的卑微，口是心非的敷衍，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在生活中，应切记谦逊使人进步之理，避免骄矜之气的产生，在生活中与人相处和睦这样便可使自己不断取得进步。
第2节 为人沉稳不冲动
笔者问曰：遇到非常令人愤怒的事应该怎么办？
陈廷敬答曰：为人处事当以稳字为先。
在古代的官员里，有一人的人生轨迹与陈廷敬非常相似，而结局却大不相同，此人便是晏殊。晏殊与陈廷敬一样，自小被人们视为“神童”，加之他天资聪慧，又好学，五岁时便已能独自创作诗词。对于周围人的赞美，晏殊也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保持着谦逊有礼、踏实好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充实自己。
陈廷敬在历次考试中几乎都是一帆风顺，而且他的运气比较好，刚通过乡试，就遇上朝廷增加的恩科会试，并且一举考中。在这一方面，晏殊的经历也与他很相似，不过晏殊的运气比他还要好，在张知白的推荐下，直接进入了殿试，也是一举通过。
两人都曾受先皇赏识，也都曾任帝师，一心辅佐皇帝，得到皇帝的信赖和器重，也对皇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后来，晏殊却因过于耿直冲撞了太后，又因一时冲动伤人，使太后有了处置他的理由。
《晏殊传》中记载：“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太后谓东宫旧臣，恩不称，加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进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太后旨。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
太后为了报恩，本想授予一位恩人张耆武官的最高军衔，晏殊得知此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便上书直言反对，此事让太后深感不悦，可太后也知晏殊是为了朝廷着想，所以只能暂忍下心里的不痛快。偏偏在这时，晏殊的一位下属官员因为跟着皇帝驾临玉清昭应宫，错过了约定好的时间，来得晚了些，晏殊一气之下，便将此人手中的笏板夺过，用笏板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笏板，又称手板、玉板或朝板，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现在的人在开会时都会拿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会议上要说的话，要讲的事，会议开始后，还会在本子上记下会议的主要内容或者重要信息。古代没有本子，在清朝以前，笏板便是官员们用来记录重要内容的物品。
不同官员手中的笏板材质各有不同，唐代武德四年（621年）以后，五品官以上执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笏。无论象牙笏或是竹木笏，用来打人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被晏殊用笏板痛打的官员牙齿被打断，有御史看到这一幕，便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
礼部是掌管礼仪礼教之事，晏殊身为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竟然因一件小事动手痛打下属官员，并且将对方打伤，有失德行，于是先被贬宣州太守，后被调往应天府做知府。
有人认为晏殊被贬一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驳了太后的意思，但试想，太后虽身份高贵，却也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处置一名贤臣，若不是他打伤了人，太后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处置他？所以归根结底，真正导致晏殊被贬的原因，还是他的冲动。
冲动是人性之中的弱点，容易冲动的人极容易失去理智，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推入危险的境地。社会上有太多人都是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最后犯下无法弥补的大错。
中国有句老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不要冲动行事。冲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糟。就以晏殊这件事情为例，且不论晏殊当时为何如此冲动，若是他当时性情能够随和一些，脾气能够收敛一些，对迟到的官员宽容一些，也不至于被太后抓住把柄。
容易冲动的人是无法在官场中站稳脚跟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仕途中虽然没有大的波澜，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必不会少。身为汉人，能够在满人主导的朝廷中屹立多年不倒，其原因之一也是他的沉稳和隐忍。他在两党相争时没有站到任何一党，也没有与人发生过任何冲突，从来只是别人找他的麻烦，他则从来不会找别人的麻烦。
若是性格冲动之人，遇到别人挑衅，不等对方表现得多么激烈，自己就先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而乱了阵脚。此时再不需对方多么用心筹谋，只要轻轻一带，就会自动掉进对方设下的陷阱。而陈廷敬却格外理智、冷静，不易冲动，所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面对他时束手无策，找不到可以将他拉下马的办法。
一个人是否足够冷静，还可通过一件事情看出，那便是受了委屈如何处置。一个沉稳冷静的人，即使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能保持镇静，不轻举妄动。陈廷敬当初被张汧案牵累时，他心中的委屈岂是一星半点？对于一个视清廉为生命的人来讲，被人冤枉收受贿赂，这种委屈之大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可他却没有争辩，也没有抱怨，只写下一篇奏章，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清白，便再没有其他动作了。
康熙是了解他的，所以自然相信他，体谅他的委屈，即使他休官赋闲，仍然对他关爱有加，并且一有机会就将他调回原职。
同样是受了委屈，柳永却用了不一样的方式，于是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相比于陈廷敬，柳永所受的委屈显得微不足道，只不过科举未中，他便写下一首言词激烈的《鹤冲天》，以一种看似淡泊名利的语言抒发自己满腹的怨气，结果差一点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陈廷敬十七岁时也曾在乡试中失利，未能中举。他当时的反应很平静，回到潞安府学和家中继续安心读书，三年后再考，便中了。从此事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三年里，陈廷敬必然是将心思都用在了读书上，若是他也如柳永一般因一次失败便自暴自弃，自哀自怜，也就不会有之后的陈廷敬了。
想当年，柳永也是当地人眼中的“神童”。由于从小生活在人们的称赞声中，他的心气渐渐地高了起来，认为“失败”二字必定与自己无关。所以当他第一次考试未中之后，没有反省自己的不足，心里有的只有不服气，认为是皇帝不识才。
第一次落榜后，柳永写下了一首《如鱼水》。他在词里写道：“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表面看去他对名利并不在意，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在意，才会如此不甘心。
第一次的失败让柳永更加沉迷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为的是在那里寻求安慰。他知道，那里的女子会欣赏他，称赞他，让他的心里好过许多。酒醉歌迷之中，他安慰自己，一定是皇帝失了慧眼，看漏了他这样一位才俊。流连于秦楼楚馆之中数日，他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等待下一轮考试。但由于没有好的心态，柳永第二次考试也失败了。这一次他更怒了，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写下这首词时只是一时冲动，等到怒气再次被温柔乡驱散，他便又恢复了风流才子的本性。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首《鹤冲天》在民间传诵甚广，最后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
帝王最忌讳被人称作昏君，见竟然有人这样公然写词讽刺自己，宋仁宗的心里一阵愤怒。他想，好一个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之人，就这样，柳永上了宋仁宗的黑名单。而柳永对此事完全不知情，隔了三年又去参加科考。
这一次，柳永终于考中了，可是宋仁宗一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当初他讽刺自己是“昏君”之事。确定此人就是当年那个柳永后，宋仁宗抬笔便在中榜名册上勾掉了柳永的名字，并批注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柳永成为了“奉旨填词”的柳三变，直到他年近五十，宋仁宗才体恤他的才华，赐他进士身份，并给了他一个官职。
只为一时泄愤，便失去了半生的仕途。对于柳永来说，他完全想不明白为何事情会变得如此，他认为自己这是真性情，释放了便罢了，时间一久自己都不记得，却不知这种冲动会对别人造成怎样深刻且长远的影响。如果他也能学会陈廷敬那般的沉稳冷静，或许就不需要坐那么多年的冷板凳了。
所以说，沉稳冷静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之一。不冲动，才不至于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推开到远处。
第3节 急功近利易伤人
笔者问曰：怎样才能最快达成心中的目标？
陈廷敬答曰：成大事毋见于小利。
农历马年时曾流行一组图画，分别是在马的身上画上两沓人民币、一对象、一枚写有“車”的象棋、一幢房子之类，以此寓意“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马上有车”、“马上有房”等等。一时间，“马上有……”成了人们拜年时最喜欢听到的拜年话，各商家也开始制作“马上有……”系列的玩偶和摆设，这些东西都广受消费者们的喜爱。
从文学角度来看，“马上有……”是一种借物抒怀的文体，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这也表现出人们一种焦躁的心态。也许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让人们感到时间紧迫，从而越来越没有耐心，总是希望什么东西都能够“马上”拥有，但事实上，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对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好处。
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需有耐心和恒心，不贪图眼前的利益，才能有长远的发展。急功近利容易使人走上歧途，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利益，一旦事情败露，不但得到的会失去，而且还会失去更多。更何况，很多时候，怀着急功近利之心所做的事不过是揠苗助长的行为，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效，而事实上却什么都得不到，还会毁坏原有的基础。
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不但没有犯下一点过错，还能在最后被康熙称为“完人”，其原因之一便是他从不急功近利。观其一生，此人为人谨慎有耐心，做事规矩细心，并且在他心中，功利一事向来是最微不足道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与急功近利之行为有关联。
陈廷敬自小刻苦学习，虽然依家训而视入仕途为目标，但他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份变得高贵，也不是为了有机会大肆敛财，而是为了能够光耀门楣，不负祖先之期望，此乃孝心使然。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像伯父一样帮助百姓，成为一名好官，这是他接受多年儒家教育而产生的利民思想。
在当时，急功近利者即便求学读书，心里也不踏实安分，他们从不愿花费大量时间打牢基础，而是利用一些小聪明，临时抱佛脚，或是买通考试相关官员，套取考题来背。还有些人家则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为求金榜题名而贿赂考官。陈廷敬家境殷实，却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对他而言，读书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思想的方式，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在朝中，一些官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会极力讨好朝中要员以及皇帝身边的红人，希望对方能够帮自己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以助自己快些升官发财。对于一些新进官员来说，朝中官员众多，若是自己不努力争取出头的机会，皇帝不知要过多少年才会注意到自己，所以他们也将心思用在了讨好上级和当红官员上。
事实上，官员们的巴结讨好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大，特别是当皇帝是位明君时，这种行为就更没什么意义了。皇帝需要的是能够为朝廷作贡献的官员，若是没有才能，即使有机会在他人的推荐下身居要职，也无法尽到相应的职责，最终还是会被降职处罚。所以与其走捷径，不如先提升个人的素质。是金子总会发光，让自己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和素质，并在所处之职上作出一番成就，如此，想不被人注意也难了。
做人就当脚踏实地，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的位置。有上进心是好事，但所谓上进心，是以自己尚未达到的标准为目标，并为之努力，而不是一心觊觎自己无力承担其责之位，想方设法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取。
为官之后的陈廷敬没有试图采用任何捷径，他能引起顺治皇帝的注意，完全是凭借他的才学。面对顺治的提问，他总能对答如流，并给出独到见解，让顺治眼前一亮，对他自然也就刮目相看了。
官员一旦急功近利，就容易不顾大局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劳民伤财，大做面子工程，伤了百姓的心，也伤了国之根本。一些官员为了讨上级欢心，剥削百姓，大肆敛财，用民脂民膏为上级购买稀世珍宝，以博上级一笑；一些官员得知上级下来视察，便对百姓三令五申，命他们营造出一种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富饶安定的假象，令百姓苦不堪言。
急功近利是导致许多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大到官员们为了尽快变得富有而收受贿赂，不分是非黑白，帮助恶人洗脱罪名，为了拥有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以权谋私，成了贪官；小到普通人为了尽快拥有大笔财富，进行抢劫、偷窃和欺诈。
急功近利的人是难以得到幸福的，因为他们的心里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欲望，太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期望，所以他们想要的、希望的都很难迟到。由于期望过高，而且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达成期望，一旦达不到期望，得不到想要的，这些人就会变得更加焦躁和愤怒，以至于铤而走险，将自己逼上绝路。
成年人的急功近利之心也会对孩子们产生影响，家长不顾孩子的实际水平，不体谅孩子的能力，一味要求孩子考高分，要求孩子在各项比赛中脱颖而出。孩子面对巨大的压力，不知如何对待，只好在考试中作弊。这对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
陈廷敬曾说：“至于世道休明之日，人心联合之时，正当大有为之际，必有纪纲宏远之规模，为社稷灵长之大计，虑万年毋狃于旦夕，成大事毋见于小利。此又忧盛危明，防于未暌之道也。”急功近利之人因为只看眼前，不作长远考虑，所以往往更容易失败。
公元1409年6月，明永乐皇帝朱棣派丘福率精骑十万前去讨伐谋叛的鞑靼主本雅失里。朱棣了解丘福的为人，骁勇善战而计谋不足，于是他再三叮嘱丘福，敌人狡诈，切不可急于进攻，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中对方的埋伏。丘福接下了圣旨，然而一开始作战便将朱棣的叮嘱忘到了脑后，特别是在连败鞑靼两支部队后，丘福认为对方已经无力还战，更加急于一举成功。然而当他率兵进入鞑靼腹地后，鞑靼大军突然杀了过来，将明军打得落花流水。最后，丘福战死沙场。
丘福命丧鞑靼，便是因为他既轻敌，又急功近利。若不是他太急于取得功绩回朝复命，而是多研究一下之前的两场胜利中是否有漏洞，进而制订严密的作战计划，也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直接进入敌人的埋伏圈。
做人、做事，都要有一种不急功近利的良好心态。做人不急功近利，就不容易被人利用，不容易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做事不急功近利，按部就班，就能避免在事情的小环节出现漏洞，将整件事情做到最好。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学者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有耐心、有恒心，从不急功近利，所以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就。陈廷敬也是如此，否则便不能在七十岁高龄时带领众人编纂出《康熙字典》。
在翰林院多年，陈廷敬已从事过不少古籍的编纂工作，《世祖章皇帝实录》《明史》《圣训》等书都出自他手。编纂之事十分枯燥，需要整日坐于案前，面对大量文字，翻阅大量书籍，一字一句都不得有差错。幸而陈廷敬心静如水，一丝不苟。如今，由他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实录》和《世祖章皇帝实录》等纪实性书籍都成为了当今学者们用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参考。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命令张玉书和陈廷敬共同领导翰林院众人编纂《康熙字典》。编纂字典比编纂书籍还要困难，编纂者首先要有足够扎实的文字基础，其次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对以往的字典进行逐一校对，整理，填充，最后才能编成一本新的字典。这项工作对已入高龄的陈廷敬而言已非常辛苦，不料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只得独挑大梁，带领三十多名翰林继续从事字典的编纂工作。
生活中，人们常用“罗马非一天建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之类的话去劝导他人有耐心，而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关乎到自己的利益，却又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欲速则不达。很多时候，人们越想快些完成一件事，结果却越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好。陈廷敬却稳扎稳打，以《字汇》和《正字通》为基础，用心整理修订，最终完成了《康熙字典》，共收录了四万七千多字。
古之立大事者，都是先明白自己要走的路在哪里，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目标前进。急功近利是成功的绊脚石。想要成功，就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心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能力，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如此才可真正走向成功。
第4节 天分和汗水都不可少
笔者问曰：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哪一个更重要？
陈廷敬答曰：天资可助学，然努力亦不可松懈。
有人说，成功需要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一个人在学术方面能够取得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自然有重要关系，但除此之外，每天的努力更为重要。学习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想要学有所成，必须好学、勤学，每一天都不放松，这样才能不断让学到的知识得到巩固，对其印象更深刻，理解更透彻。
天分和努力缺一不可，自古以来，所有成功的学者、文学家、思想家等，无一不是自小聪慧，并且之后不断努力汲取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有了最终的成就。他们的这种天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与他们个人有关，也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虽然后天的营养、环境、教育等都会对孩子的智力和学习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有一种影响却可以凌驾于这些影响之上，那便是父母的影响。
陈家自三世祖陈秀起开始“以儒为业”，渐渐便由务农之家变为了书香世家。陈家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让孩子们从小识字，而后习读儒家经典书籍。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孩子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
人们常说，相比于父亲，母亲的言行容易对儿子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导致儿子在思想和习惯上和母亲更相像。对于陈廷敬来说，似乎确实如此。他自己也曾在母亲去世后对同僚说：“廷敬兢兢守官，幸而得荷上异恩，微吾母教不及此！”
陈廷敬的母亲张氏是官宦人家之女，祖父是明朝进士，父亲是举人。张家也是书香门第，是以张氏能够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张氏自幼聪明好学，深得父亲的喜爱，于是将许多东西都教给她。张氏虽不比陈昌期那般博学，但在当时的女子中已是非常难得。她从小在父亲的教授下学习四子、《通鉴》、《列女传》等书，熟读几遍之后便均能背诵，并且对其中的含意都能够理解，令她的父亲十分欣喜。
清朝对女子的教育主要是针对于妇德的培养。在当时，女子即便读书，大多也不过是些《女训》、《列女传》之类规范女子品德行为的书。而且一但有了婚约，这些学习便要终止，改为学习女红、“饮食烹饪之事”、持家之道等。待到嫁人之后，便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操持家事，侍奉公婆，教育子女，至于学习则成为了最没有必要的事情。
嫁入陈家后，张氏如其他女子一般开始专心操持家务，侍奉公婆，但同时她却没有扔下学习之事，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拿书来读。陈廷敬出生后，家中需要忙碌的事情更多了，但这也没有影响她对学习的热爱。年幼时，她便已能用易懂的语言将所学经典向旁人讲述，如今有了儿子，她便时常向儿子渗透各种经典和诗书，给陈廷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除了言传，还有身教。张氏对陈廷敬要求严格，每日都为陈廷敬讲书，并要求他记住，这是言传。同时，她也坚持着读书的习惯，在教子的同时也让自己接受教育，这便是身教。言传和身教并行，更加深了陈廷敬对读书的热情。陈廷敬三岁起学习《毛诗》和《四书》，诵读数遍即能背诵，令人连连惊叹“此乃神童”。
在明末清初，一些富贵人家常常会在家中设立家塾，将教书先生请到家中，同时对家族之中多名孩子进行教学。这种家塾一般情况下不收外人，除非是与其交好多年的世家，或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普通人家的孩子是进不得家塾的。
陈家也设有家塾，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就曾为了兼顾家业，不得已放弃考取功名，承担起家塾之事，教子侄们读书。陈昌期和陈昌言兄弟二人的早期教育便是在陈经济眼前完成的。待到兄弟二人长大后，陈昌言先考取了功名，外出为官。陈昌期见大哥离家，担心家中无人照顾，便效仿了父亲陈经济的行为，为了兼顾家业而放弃考取功名。自此，兄弟二人一人在外为天下百姓奔波劳苦，一人在内打理陈家各种事宜。
陈昌言长期在外为官，廉洁奉公，勤于从政，深受百姓爱戴。然而由于过于投入工作，少有回家，也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让他多少有些惋惜。幸好，家中有陈昌期在，陈昌期将兄长的子女接到己所，一并照顾和教育。为使他们成才，他不遗余力，起初他为孩子们请了私塾先生，后先生辞职，他便亲自将经学典籍和诗书教给孩子们。
陈廷敬六岁那年开始与兄长一起跟家里的私塾先生学习古文。对于其他人家的孩子来说，学习古文非常枯燥无趣，难以专注，陈家两兄弟却都非常喜欢古文，常主动向先生请教，先生见了，心里非常欣慰。陈廷敬七岁时初次接触到理学，兴趣萌生，便立志以薛瑄为目标，学习更加刻苦。
在阅读古人所作经典时，陈廷敬看到了他们兼济天下之心，深受触动，于是他在九岁时写下了“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要使物皆春，定须春恨释”四句诗。先生读过之后颇为震惊，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能够有如此的文采已经不易，而陈廷敬不但有文采，还有胸怀，这些令先生感到自己无法再承担教育他的重任。
在古代，“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不记其数。北宋王安石的那篇《伤仲永》讲述的便是一个“神童”陨落的案例。一个孩子从“邑人奇之”到“泯然众人矣”，之间不过数年的时间。只因那几年恰好是一个孩子学习的最佳年龄，而其父母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让孩子凭着天赋去挣钱，结果顾此失彼，反而浪费了孩子的天赋，耽误了孩子的一生。
陈昌期受过教育，自然不会像方仲永的父亲那样目光短浅。先生辞职了，孩子的教育却不能就此耽搁。陈昌期又拜访了当地几位先生，可是对方听说要教的学生是陈廷敬，纷纷推辞，称自己能力不足，不敢误了孩子的前程。最后，陈昌期只得亲自肩负起孩子的教育。
在当时，一些人读书只为做官，一旦意识到自己与仕途无缘，便会放弃学业，转而从商或其他。陈昌期却没有这样做，虽然已经从科举之路上退下多年，而且每天都要处理非常繁重的家事，但自小好学的他仍然坚持研习学问，并积累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在当地颇有盛名。
《三字经》中有云：“子不教，父之过。”在过去，父亲在子女的教育中总是占有重要地位。为了让孩子们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陈昌期对子侄们非常严格，孩子们“言动略有过错”，就会遭到狠狠的责备。对于其他年幼的孩子来说，这种严格的教育一定会令他们感到不愉快，然而陈廷敬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反而十分感谢父亲的严格教育。
在陈廷敬心中，虽然父亲的严厉有时也会让他敬畏，但他知道，父亲是爱他们的。何况，他继承了陈家人对学习的热爱，身体里流淌着陈家人勤奋好学的血液，所以他并不以读书为苦，反以读书为乐。
同样是学习，对于生性好学之人和生性厌学之人，意义则不同。好学之人会将学习当成一种快乐的体验，厌学之人会将学习视为一种痛苦的折磨。陈廷敬显然属于前者。他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努力让自己向更远的地方游去。虽然海洋广阔无垠，可他却能看到对岸的光，那光便是促使他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
陈昌期和张氏对待学习的态度都对陈廷敬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他们给予了陈廷敬天赋，也给予了他孜孜不倦的精神。在天赋和努力下，陈廷敬十四岁考过了童子试，成了秀才，二十岁时考中了举人，二十一岁考中了进士。
一个人的收获总会和他付出的努力成正比，如果将求学当作一场比赛，那么天赋只能决定人们的起点在哪里，而努力却能决定人们最终能够取得的成就。学无止境，没有终点，即使起点非常靠前，若不肯努力拼搏，跑出很短的距离后便停下脚步，又或是漫不经心地边走边消遣，也许短时间内仍能名列前茅，但早晚会被那些坚持不懈的人超越。正如人们都听过的龟兔赛跑的故事，那些拥有天赋却不肯努力的人，就是那只睡觉的兔子。
清朝能人辈出，陈廷敬的一生，若是有过一丝松懈，便很可能落后于人，埋没在众多青年才俊之中。所以进入翰林院庶常馆后，陈廷敬仍然将全部精力投入在学习中。虽然为人低调，可是他优异的成绩还是引起了顺治皇帝的注意，常常对他高看一眼。
在这世上，有许多人拥有别人不曾有的天赋，导致他们在学习某一种技能时会比其他人容易得多。这种天赋是一种优势，却不是万能的资本。如果不加以后天的努力，天赋也会一天天消退，最后从这个人的身上消失。与其浪费那种难得的天赋，不如努力将这种天赋发扬光大，虽不求以此让世人都高看自己一眼，但至少可以让自己在老去的时候不后悔，求得一心安。
第5节 文雅才子不显风流
笔者问曰：杰出的才华是否可为任性妄为的资本？
陈廷敬答曰：当守礼法，省己过，正己身。
人们对陈廷敬的了解大多在于他为人正直，低调沉稳；为官清正廉明，一心为国，以民为本；为学兢兢业业，对经学研究颇多，并有独到的见解，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陈廷敬一生创作的诗作约有两千六百七十首，以台阁体诗为主，其诗文形式“典雅工丽”，用“才子”来形容他，不足为过。
每每提及“才子”一词，大多数人心中便会联想到“风流才子”一词，认为才子皆风流，或是随性洒脱之人，不被传统思想约束，是以破陈出新，写出惊世之作；或是情感丰富之人，易与红颜成知己，经历数段感情，写下动人的爱情诗句；或是心思细腻之人，善于观察和发现，是以字里行间总渗透出无尽的情怀。其实不然，那些敏感而多情、洒脱不羁的性格特点，只属于那些纯粹的文人，至于陈廷敬这般的才子则要另当别论。
人们喜欢给才子冠以风流之缀，是因为世间才子大多浪漫多情，一生之中不是有一两个红颜知己，便是有数段感情。比如柳永曾时常出入秦楼楚馆，视那些风尘女子与自己为同命相怜之人，并将自己与三位红颜知己的生活写进了一首《西江月》，自言“调笑师师最惯，香香暗地情多，冬冬与我煞脾和，独自窝盘三个”。
宋代词人姜夔曾爱过一名琵琶女，只不过一面之缘，他便对她难以自拔，而后每天都去她的船上听她弹曲吟唱，并为她写了不少的词曲，那首《醉吟商小品》便是其中之一。姜夔用“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来形容琵琶女在他心中的地位，可见他对琵琶女用情之深。然而最后，他却不得不离开她，这让他的心里分外悲伤。自此之后，他便不断为琵琶女作诗，诗中充满相思情。
陈廷敬才华出众，自然算得上才子一名，可在他的生活中，感情所占的分量却非常轻。他的感情，对朝廷的忠占了大半，然后是对百姓的仁爱、对社会的关注，对亲友的珍惜。至于儿女私情，人们翻遍了有关他的记载和他所作的诗词，却什么都没找到。
陈廷敬所作诗词的内容主要有对政治民生的关心，对亲人的思念，对朋友的劝慰和鼓励，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写景咏物。其文则主要以学术、政事中的一点或几点为主题，并对这些主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分析。除此之外，陈廷敬还写过不少记叙文和借景抒情的散文，有时还会以文明志。
历史上与陈廷敬相似的才子，范仲淹算得上一位。不过范仲淹没有陈廷敬那般好运，虽出生于官宦之家，然父亲于他两岁时突然病逝，他的母亲为了生存，只得带他改嫁。从此，范仲淹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直到二十三岁，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于是离家求学，进入了应天府戚同文门下。
范仲淹经过多年苦读，不但学识方面有了极大进步，思想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应天府的日子里，他有机会接触到儒家经典，并开始有了兼济天下的情怀。四年后，范仲淹终于考取了进士，当上了官。虽然官职不高，但他视百姓为亲人，一心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很快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和上级的赏识。
范仲淹能够被后人称为北宋前朝著名的文学家，其文学创作自是不少。范仲淹的作品多为诗歌和散文，偶有词作。在他的诗中，人们读不到儿女私情，读不到风花雪月，却能读到许多对国家的担忧和对百姓的关怀。此外，他还写过一些描绘自然风景或借物抒情的诗。在创作散文时，他则多以国家兴衰、社会风俗等为主旨。
若说范仲淹最能表明心意的两句，莫过于他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一生以天下苍生的幸福为己任，他关心百姓疾苦，也关心塞外的将士。在朝堂之中时，他担心外面的百姓和将士，被放逐在外时，他又担心朝中的皇帝和时局变化，正如他所写：“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那种“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感情，陈廷敬也有。虽久居朝中，生活安定，陈廷敬也从未忽略远在边疆的将士和战事。听闻北征噶尔丹的军队取得了胜利，他欣喜不已，一口气写下《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凯歌二十首》，以表自己心中的激动和感慨。这虽是一组歌功颂德的诗，但就陈廷敬的本性来看，他本不是喜好阿谀奉承之人，所以他能接连写下二十首歌颂此战之诗，足以见得他是真心为胜利而感到高兴。
风流不仅体现在儿女情长，也体现在为人洒脱放荡不羁。比如李白追求自由，喜欢四处游览名山大川，又好饮酒，酒后虽诗成数百篇，却言行轻狂。
任翰林期间，李白时常饮酒至大醉，幸而唐玄宗喜好他的才华，亦了解他酒后文如泉涌，故对他网开一面。一次，唐玄宗李隆基命酩酊大醉的李白为杨贵妃写乐词，不想李白挥笔便是数十篇，且篇篇精彩。李隆基大悦，赐李白新衣，李白没有马上谢恩更衣，却抬起脚，让高力士为他脱靴。
高力士曾因保护皇帝李隆基而立下大功，又因协助李隆基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而成为皇帝面前的红人，在朝中地位不凡，所有官员见到他即使不巴结，也都毕恭毕敬，李白却敢让他脱靴，足以见得李白不畏权贵，任性轻狂。高力士当着皇帝的面不好发作，只好蹲下身为李白脱靴，但他的心里却对李白产生了恨意。于是不久之后，他找到一个机会，狠狠地报复了李白一番，令李白很长时间内都无法升迁。
李白的轻狂与生俱来，即使没有醉酒，他也从来不把权贵放在眼中。在他的性格中有一股侠客的气质，也有一种道家的思想，所以他才会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写道：“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再观陈廷敬的一生，规规矩矩，从未有过冒失，也没有过放纵。偶尔他也会约上几位好友饮酒作诗，但从不贪杯。他所作诗词与他本人一样中规中矩，虽然有些词在形式上也有与李白诗词的相似之处，但终究内容不同，所表达的情感也不同。
提到洒脱不羁，除了李白这种无视权贵，放肆饮酒，四处游历的洒脱，还有另一种洒脱不羁，那便是无视外在，不顾礼节，王安石便是这类人的代表。据《宋史》中记载，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不但不会像其他才子一般焚香沐浴，平日竟然连衣服都很少更换。
对于王安石而言，外表没有任何意义，内在的真才实学才是最重要的。他在生活中不拘小节，在个人形象上极其对付，一件衣服可以穿上数月。他的朋友曾在他沐浴时偷将他的脏衣服换成干净衣服，他沐浴过后拿起来便穿上，而且穿了很久都没有发现身上的衣服与自己脱下的并不相同。
王安石有一次彻夜苦读，读得太累了，便直接俯案而睡。第二天醒来，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想起自己本该去拜见韩琦，于是没加梳洗整理便匆忙出了门。韩琦见到他衣衫不整，误会他前夜流连于烟花之地，狠狠训斥了他一番。直到很久之后，韩琦了解了王安石其人，才知道自己当初误会了他。
从文学素养和内在性格上看，陈廷敬与王安石确有些相同之处，例如二人平时都爱好钻研学问，不喜奉迎，不爱应酬，只与品性高洁的人来往，不贪婪，不爱名利等，但在平日生活习惯上，二人却有很大出入。陈廷敬虽然提倡节俭，不讲排场，不喜奢华，但他仍然很注重仪表和礼节，不许自己穿着狼狈地出门。
若是将才子进行详细划分，陈廷敬应属那种文雅才子。他恪守礼教道德，崇尚儒家思想，才华出众，却从不涉风尘，不放纵自我。在陈廷敬的生命中，守礼是一件大事，父母过世时，他按礼守孝三年，暂时中断了自己的仕途。在庶常馆的日子里，身边人时常外出饮酒作乐，他从未参与，一心求学。为官之后，其他官员相互宴请，饮美酒，赏歌舞，他也从未参与。无论是年少还是成年之后，风流二字都从未与他沾过边。
陈廷敬为人处事时刻遵守规矩，一丝不苟，虽不刻意奉迎上级，却也从未忽略级别之分。他对人以礼相待，以身作则，率先做到了懂礼守礼。正因如此，之后在建议康熙以礼治国时，康熙才会更加赞同他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