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谦逊谨慎不骄傲

虑万年毋狃于旦夕,成大事毋见于小利。

——陈廷敬

人活一世,想成功不易。很多人为了出人头地,不惜放弃安定的生活和平静的内心,剑走偏锋,托关系,走捷径,最后却仍一无所得。其实,与其埋怨世道的不公,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不如像陈廷敬一样,用心做人,踏实做事,以平常心看待名和利,这样反而更容易取得成功。

第1节 谦逊谨慎不骄傲

笔者问曰:拥有他人没有的天分是否能成为骄傲的资本?

陈廷敬答曰:为人当谦逊,否则易招损。

谦逊是一种做人的态度。无论自己多出色、多有才华,都不应自满、高傲、目空一切,而是应该怀有一种谦逊的心,时刻意识到自己还有不足,并且时时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不断取得进步,成长为更加优秀的人。反之,则难以接受他人的意见和新的事物,无法得到提升和成长。古人云:“满招损,谦受益。”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损”的意思为损害。自满的人学到一点知识,就认为自己已经通晓全部,再没有其他方面值得自己学习,从而不能让自己在此领域更加深入,得到更多发展,这是其一。自满的人总认为世上只有自己才是最优秀的人,于是目中无人,对身边的人颐指气使,诸多挑剔,招来他人的厌恶,这是其二。

“益”的意思为有益。谦逊的人总有无穷的求知欲,对于世上所有知识都乐于学习和接受,于是他们学到的知识会越来越多,个人能力也会不断提升。此外,谦逊的人由于怀有谦逊之心,待人和气,即使是身份地位底于自己的人,他们也不会看轻对方,还会“不耻下问”,使身边的人都喜欢他。

古今中外,凡是有大成就之人,几乎皆是谦逊之人,陈廷敬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他才能从小时候的“神童”成长为青年才俊,成为康熙帝最敬仰的老师,最后成为受人尊重的大学士。

陈廷敬的聪慧为太多人有目共睹,教书先生甚至因自己才学不足以教他而主动请辞,可见他当时的天分有多高。换作其他人,或许已沾沾自喜,恃才傲物,放心地去玩耍了,可是陈廷敬却没有。他没有因此轻视学习,也没有因此对自己有所放松。更可贵的是,他没有因此得意忘形,失了谦逊。

历史上历朝历代都出过神童,然而并不是所有神童最后都能够成才成名,也不是所有神童都能够一帆风顺。究其原因,家庭因素固然重要,比如方仲永因其父不明理,拉着他表演挣钱,使他错过了学习的最佳时期,最后白白浪费了天赋。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孩子自身,有的孩子在赞扬声中变得自负,以为自己不需用功便能高人一等,不再用功学习,还有的孩子忽略了世人都会遇到失败和挫折,稍有打击就一蹶不振,自暴自弃。

宋朝的柳永出身官宦之家,自小聪慧,诗词典故一教便通,读过几遍即能背诵。乡邻皆称他是“神童”,认为这孩子长大之后必然能够考得功名,入朝为官,为柳家光宗耀祖。他的父亲也非常高兴,更加重视对他的教育,并时时提醒他长大后一定要入仕。柳永也很听父亲的话,用心学习,不曾放松。

柳永十三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去世,这让柳永深受打击。少了父亲的教诲和提点,柳永的心态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出入秦楼楚馆,所创作的诗词也开始偏向于伶工之词,虽然词句优美,可是缺少深度。青楼女子对他诗词的称赞让他有些忘乎所以,他以为凭自己的才华一定能够一举考中,却没想到初考失利。

对于任何人来说,失败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但有些人会从失败中总结教训,用心弥补其中的不足,然后重新再来;有些人则只会报怨、不甘,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种种外在因素,唯独不反省自己的不足。很明显,柳永属于后者。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失败,他一向自恃高傲,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为了缓解心中的忧愁,他将自己推入温柔乡,在那些女子们的劝慰声中寻找安慰。

柳永会有这样的举动,也正是因为他的自负。自负的人总会对事情的发展盲目乐观,认为凡是自己想做的事就必然能够成功。自负的人总是不愿面对失败,不肯相信其原因在于自己能力的不足,而是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认为是别人不懂欣赏,是其他人嫉妒自己、陷害自己等等。所以柳永才会认为自己的落榜是因为朝廷不懂赏识真才学,不是自己才华不足。

在温柔乡舒缓了多日的情绪,柳永的心情才得以好转,准备迎接下一轮考试。历代考生备考之时都非常艰苦,娱乐活动一概取消,整日都闭门不出,苦读典籍,不分昼夜,即便出门,也只是为了向著名学者请教。可是柳永却没有这样做,他仍然自负,虽然会复习功课,但同时也没停止与青楼女子们的来往。由于不够用心,他的第二次考试也失败了。

相比于柳永的自负,陈廷敬在次考试失利时能够积极反省,用心查缺补漏,终于顺利通过了第二次考试。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被人们称为孔圣人,仍然以一颗谦逊之心,时时想着以身边人为师,向身边人学习,可见谦逊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在学习的过程中,最忌讳的就是自负。一个自负的人就像一个灌满水泥的杯子,难以再装进其他东西。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想要学习新的知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他们心中,自己已经拥有了全部,再不需要其他人的教导了。

自负不但会阻碍人在学术方面的进步,也会影响德行的提升。忠言逆耳,自负之人听到忠言劝告,不但不会感激,反而会认为对方嫉妒自己,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贬低自己的身份。谦逊之人则不然,对于别人的劝告,会虚心聆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老子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说“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意在于告诫人们,做人要谦逊谨慎,不要自我吹嘘,骄傲自满,不肯听别人的意见。自以为是的人往往没办法声名远扬,总是自我夸耀的人最后没办法真正取得功劳,总是自以为高大的人没办法得到人们的尊重。自恃过高、自以为是的人在遇到问题时,容易判断不清事情的真相,导致最后的失败。只有谦逊才能使人站得稳,走得稳,走向成功。

大禹能够被人们称为贤君,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他为人谦逊,肯听他人的良言劝告。早在尧帝时期,大禹就因成功治理了水灾而深受尧帝的欣赏和百姓的爱戴,但是大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时常对人说,所有人的长处都值得他学习。等到他自己为帝后,也保持了这样的谦逊态度,每当有人向他进谏有益于民的建议,他都会非常高兴,并且向对方拜谢。自古君王高高在上,对身份地位格外看重,即使有下属献上良策,大多也不过是重金打赏。而大禹却能走下宝座,诚心向献策之人拜谢,足以看得出他是位谦逊的君王。

大禹为帝后,以先帝所划分的诸侯国为基础,又增设了多个诸侯国。在祭祀典礼上,他表明自己日后会将皇位传贤不传亲,并说“兹查群臣中惟皋陶老成圣智,夙著功德,今谨荐于皇天,祈皇天允许,降以休征,不胜盼祷之至”。可是众诸侯听完,心里都不太相信他,也不愿服从他的统治。大禹得知诸侯们的不满后,诚心反省了自己的做为,最后将诸侯们召集于涂山,召开了“涂山大会”。

大禹在“涂山大会”上向各位诸侯声明,他深知自己德才不足以服众,将大家召集于此,为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他进行劝诫,指出他的不足,让他能够改正以往的错误。他说,自己将骄傲视为最不应有的性格,但不知自己是否真的做到了,若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当面指出,他必然会虚心接受。诸侯们被大禹的德行所感动,再也没有对他有任何不服之心。

现在的人小时候都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都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一旦自负,无论拥有多么强大的优势和天赋,最后也可能失败。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的增加,有些人便渐渐忘记了这一定律,或者忽略了这一定律。正如民间流传的一句话,叫“淹死会水的”,许多水性很好的人最后会被淹死,正是因为他们过于自负,过于大意,忽略了各种意外的存在,最后才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贾思伯曾说:“骄至便衰。”《汉书·魏相传》中有云:“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做人需要谦逊,做事更需要谦逊。骄傲自负之人,总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在做事时不肯听从别人的意见,在用人时看不到他人的优点,最后导致人心尽散,自食恶果。待到他真的需要帮助时,也没有人会愿意出手搭救。

谦逊不是表面上的卑微,口是心非的敷衍,而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在生活中,应切记谦逊使人进步之理,避免骄矜之气的产生,在生活中与人相处和睦这样便可使自己不断取得进步。

第2节 为人沉稳不冲动

笔者问曰:遇到非常令人愤怒的事应该怎么办?

陈廷敬答曰:为人处事当以稳字为先。

在古代的官员里,有一人的人生轨迹与陈廷敬非常相似,而结局却大不相同,此人便是晏殊。晏殊与陈廷敬一样,自小被人们视为“神童”,加之他天资聪慧,又好学,五岁时便已能独自创作诗词。对于周围人的赞美,晏殊也没有放在心上,仍然保持着谦逊有礼、踏实好学的态度,认真学习,充实自己。

陈廷敬在历次考试中几乎都是一帆风顺,而且他的运气比较好,刚通过乡试,就遇上朝廷增加的恩科会试,并且一举考中。在这一方面,晏殊的经历也与他很相似,不过晏殊的运气比他还要好,在张知白的推荐下,直接进入了殿试,也是一举通过。

两人都曾受先皇赏识,也都曾任帝师,一心辅佐皇帝,得到皇帝的信赖和器重,也对皇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后来,晏殊却因过于耿直冲撞了太后,又因一时冲动伤人,使太后有了处置他的理由。

《晏殊传》中记载:“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太后谓东宫旧臣,恩不称,加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进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忤太后旨。坐从幸玉清昭应宫从者持笏后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齿,御史弹奏,罢知宣州。”

太后为了报恩,本想授予一位恩人张耆武官的最高军衔,晏殊得知此人对军事一窍不通,便上书直言反对,此事让太后深感不悦,可太后也知晏殊是为了朝廷着想,所以只能暂忍下心里的不痛快。偏偏在这时,晏殊的一位下属官员因为跟着皇帝驾临玉清昭应宫,错过了约定好的时间,来得晚了些,晏殊一气之下,便将此人手中的笏板夺过,用笏板狠狠地打了他一顿。

笏板,又称手板、玉板或朝板,分别用玉、象牙或竹制成。现在的人在开会时都会拿一个本子,上面写着会议上要说的话,要讲的事,会议开始后,还会在本子上记下会议的主要内容或者重要信息。古代没有本子,在清朝以前,笏板便是官员们用来记录重要内容的物品。

不同官员手中的笏板材质各有不同,唐代武德四年(621年)以后,五品官以上执象牙笏,六品以下官员执竹木笏。无论象牙笏或是竹木笏,用来打人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被晏殊用笏板痛打的官员牙齿被打断,有御史看到这一幕,便将此事上报给了朝廷。

礼部是掌管礼仪礼教之事,晏殊身为礼部侍郎、枢密副使,竟然因一件小事动手痛打下属官员,并且将对方打伤,有失德行,于是先被贬宣州太守,后被调往应天府做知府。

有人认为晏殊被贬一事的主要原因在于他驳了太后的意思,但试想,太后虽身份高贵,却也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处置一名贤臣,若不是他打伤了人,太后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处置他?所以归根结底,真正导致晏殊被贬的原因,还是他的冲动。

冲动是人性之中的弱点,容易冲动的人极容易失去理智,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推入危险的境地。社会上有太多人都是因为没能控制住自己的冲动,最后犯下无法弥补的大错。

中国有句老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其目的就是告诉人们不要冲动行事。冲动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糟。就以晏殊这件事情为例,且不论晏殊当时为何如此冲动,若是他当时性情能够随和一些,脾气能够收敛一些,对迟到的官员宽容一些,也不至于被太后抓住把柄。

容易冲动的人是无法在官场中站稳脚跟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仕途中虽然没有大的波澜,但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必不会少。身为汉人,能够在满人主导的朝廷中屹立多年不倒,其原因之一也是他的沉稳和隐忍。他在两党相争时没有站到任何一党,也没有与人发生过任何冲突,从来只是别人找他的麻烦,他则从来不会找别人的麻烦。

若是性格冲动之人,遇到别人挑衅,不等对方表现得多么激烈,自己就先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而乱了阵脚。此时再不需对方多么用心筹谋,只要轻轻一带,就会自动掉进对方设下的陷阱。而陈廷敬却格外理智、冷静,不易冲动,所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面对他时束手无策,找不到可以将他拉下马的办法。

一个人是否足够冷静,还可通过一件事情看出,那便是受了委屈如何处置。一个沉稳冷静的人,即使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能保持镇静,不轻举妄动。陈廷敬当初被张汧案牵累时,他心中的委屈岂是一星半点?对于一个视清廉为生命的人来讲,被人冤枉收受贿赂,这种委屈之大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可他却没有争辩,也没有抱怨,只写下一篇奏章,表达了自己的忠心和清白,便再没有其他动作了。

康熙是了解他的,所以自然相信他,体谅他的委屈,即使他休官赋闲,仍然对他关爱有加,并且一有机会就将他调回原职。

同样是受了委屈,柳永却用了不一样的方式,于是导致了不一样的结局。相比于陈廷敬,柳永所受的委屈显得微不足道,只不过科举未中,他便写下一首言词激烈的《鹤冲天》,以一种看似淡泊名利的语言抒发自己满腹的怨气,结果差一点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陈廷敬十七岁时也曾在乡试中失利,未能中举。他当时的反应很平静,回到潞安府学和家中继续安心读书,三年后再考,便中了。从此事的结果可以看出,这三年里,陈廷敬必然是将心思都用在了读书上,若是他也如柳永一般因一次失败便自暴自弃,自哀自怜,也就不会有之后的陈廷敬了。

想当年,柳永也是当地人眼中的“神童”。由于从小生活在人们的称赞声中,他的心气渐渐地高了起来,认为“失败”二字必定与自己无关。所以当他第一次考试未中之后,没有反省自己的不足,心里有的只有不服气,认为是皇帝不识才。

第一次落榜后,柳永写下了一首《如鱼水》。他在词里写道:“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共绿蚁、红粉相尤。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表面看去他对名利并不在意,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在意,才会如此不甘心。

第一次的失败让柳永更加沉迷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为的是在那里寻求安慰。他知道,那里的女子会欣赏他,称赞他,让他的心里好过许多。酒醉歌迷之中,他安慰自己,一定是皇帝失了慧眼,看漏了他这样一位才俊。流连于秦楼楚馆之中数日,他终于恢复了往日的自信,等待下一轮考试。但由于没有好的心态,柳永第二次考试也失败了。这一次他更怒了,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写下这首词时只是一时冲动,等到怒气再次被温柔乡驱散,他便又恢复了风流才子的本性。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首《鹤冲天》在民间传诵甚广,最后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

帝王最忌讳被人称作昏君,见竟然有人这样公然写词讽刺自己,宋仁宗的心里一阵愤怒。他想,好一个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之人,就这样,柳永上了宋仁宗的黑名单。而柳永对此事完全不知情,隔了三年又去参加科考。

这一次,柳永终于考中了,可是宋仁宗一看到他的名字,就想起当初他讽刺自己是“昏君”之事。确定此人就是当年那个柳永后,宋仁宗抬笔便在中榜名册上勾掉了柳永的名字,并批注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于是,柳永成为了“奉旨填词”的柳三变,直到他年近五十,宋仁宗才体恤他的才华,赐他进士身份,并给了他一个官职。

只为一时泄愤,便失去了半生的仕途。对于柳永来说,他完全想不明白为何事情会变得如此,他认为自己这是真性情,释放了便罢了,时间一久自己都不记得,却不知这种冲动会对别人造成怎样深刻且长远的影响。如果他也能学会陈廷敬那般的沉稳冷静,或许就不需要坐那么多年的冷板凳了。

所以说,沉稳冷静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之一。不冲动,才不至于把属于自己的机会推开到远处。

第3节 急功近利易伤人

笔者问曰:怎样才能最快达成心中的目标?

陈廷敬答曰:成大事毋见于小利。

农历马年时曾流行一组图画,分别是在马的身上画上两沓人民币、一对象、一枚写有“車”的象棋、一幢房子之类,以此寓意“马上有钱”、“马上有对象”、“马上有车”、“马上有房”等等。一时间,“马上有……”成了人们拜年时最喜欢听到的拜年话,各商家也开始制作“马上有……”系列的玩偶和摆设,这些东西都广受消费者们的喜爱。

从文学角度来看,“马上有……”是一种借物抒怀的文体,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这也表现出人们一种焦躁的心态。也许是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让人们感到时间紧迫,从而越来越没有耐心,总是希望什么东西都能够“马上”拥有,但事实上,这种焦躁不安的心态对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好处。

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需有耐心和恒心,不贪图眼前的利益,才能有长远的发展。急功近利容易使人走上歧途,虽然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利益,一旦事情败露,不但得到的会失去,而且还会失去更多。更何况,很多时候,怀着急功近利之心所做的事不过是揠苗助长的行为,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成效,而事实上却什么都得不到,还会毁坏原有的基础。

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不但没有犯下一点过错,还能在最后被康熙称为“完人”,其原因之一便是他从不急功近利。观其一生,此人为人谨慎有耐心,做事规矩细心,并且在他心中,功利一事向来是最微不足道的。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自然不可能与急功近利之行为有关联。

陈廷敬自小刻苦学习,虽然依家训而视入仕途为目标,但他并不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份变得高贵,也不是为了有机会大肆敛财,而是为了能够光耀门楣,不负祖先之期望,此乃孝心使然。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像伯父一样帮助百姓,成为一名好官,这是他接受多年儒家教育而产生的利民思想。

在当时,急功近利者即便求学读书,心里也不踏实安分,他们从不愿花费大量时间打牢基础,而是利用一些小聪明,临时抱佛脚,或是买通考试相关官员,套取考题来背。还有些人家则采用更加直接的方式,为求金榜题名而贿赂考官。陈廷敬家境殷实,却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情。对他而言,读书是知识积累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思想的方式,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在朝中,一些官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会极力讨好朝中要员以及皇帝身边的红人,希望对方能够帮自己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以助自己快些升官发财。对于一些新进官员来说,朝中官员众多,若是自己不努力争取出头的机会,皇帝不知要过多少年才会注意到自己,所以他们也将心思用在了讨好上级和当红官员上。

事实上,官员们的巴结讨好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作用并不大,特别是当皇帝是位明君时,这种行为就更没什么意义了。皇帝需要的是能够为朝廷作贡献的官员,若是没有才能,即使有机会在他人的推荐下身居要职,也无法尽到相应的职责,最终还是会被降职处罚。所以与其走捷径,不如先提升个人的素质。是金子总会发光,让自己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和素质,并在所处之职上作出一番成就,如此,想不被人注意也难了。

做人就当脚踏实地,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的位置。有上进心是好事,但所谓上进心,是以自己尚未达到的标准为目标,并为之努力,而不是一心觊觎自己无力承担其责之位,想方设法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取。

为官之后的陈廷敬没有试图采用任何捷径,他能引起顺治皇帝的注意,完全是凭借他的才学。面对顺治的提问,他总能对答如流,并给出独到见解,让顺治眼前一亮,对他自然也就刮目相看了。

官员一旦急功近利,就容易不顾大局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劳民伤财,大做面子工程,伤了百姓的心,也伤了国之根本。一些官员为了讨上级欢心,剥削百姓,大肆敛财,用民脂民膏为上级购买稀世珍宝,以博上级一笑;一些官员得知上级下来视察,便对百姓三令五申,命他们营造出一种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富饶安定的假象,令百姓苦不堪言。

急功近利是导致许多犯罪行为的主要原因。大到官员们为了尽快变得富有而收受贿赂,不分是非黑白,帮助恶人洗脱罪名,为了拥有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以权谋私,成了贪官;小到普通人为了尽快拥有大笔财富,进行抢劫、偷窃和欺诈。

急功近利的人是难以得到幸福的,因为他们的心里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欲望,太多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期望,所以他们想要的、希望的都很难迟到。由于期望过高,而且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达成期望,一旦达不到期望,得不到想要的,这些人就会变得更加焦躁和愤怒,以至于铤而走险,将自己逼上绝路。

成年人的急功近利之心也会对孩子们产生影响,家长不顾孩子的实际水平,不体谅孩子的能力,一味要求孩子考高分,要求孩子在各项比赛中脱颖而出。孩子面对巨大的压力,不知如何对待,只好在考试中作弊。这对孩子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

陈廷敬曾说:“至于世道休明之日,人心联合之时,正当大有为之际,必有纪纲宏远之规模,为社稷灵长之大计,虑万年毋狃于旦夕,成大事毋见于小利。此又忧盛危明,防于未暌之道也。”急功近利之人因为只看眼前,不作长远考虑,所以往往更容易失败。

公元1409年6月,明永乐皇帝朱棣派丘福率精骑十万前去讨伐谋叛的鞑靼主本雅失里。朱棣了解丘福的为人,骁勇善战而计谋不足,于是他再三叮嘱丘福,敌人狡诈,切不可急于进攻,一定要小心谨慎,以免中对方的埋伏。丘福接下了圣旨,然而一开始作战便将朱棣的叮嘱忘到了脑后,特别是在连败鞑靼两支部队后,丘福认为对方已经无力还战,更加急于一举成功。然而当他率兵进入鞑靼腹地后,鞑靼大军突然杀了过来,将明军打得落花流水。最后,丘福战死沙场。

丘福命丧鞑靼,便是因为他既轻敌,又急功近利。若不是他太急于取得功绩回朝复命,而是多研究一下之前的两场胜利中是否有漏洞,进而制订严密的作战计划,也不会中了敌人的圈套,直接进入敌人的埋伏圈。

做人、做事,都要有一种不急功近利的良好心态。做人不急功近利,就不容易被人利用,不容易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做事不急功近利,按部就班,就能避免在事情的小环节出现漏洞,将整件事情做到最好。古今中外的科学家、学者们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他们有耐心、有恒心,从不急功近利,所以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就。陈廷敬也是如此,否则便不能在七十岁高龄时带领众人编纂出《康熙字典》。

在翰林院多年,陈廷敬已从事过不少古籍的编纂工作,《世祖章皇帝实录》《明史》《圣训》等书都出自他手。编纂之事十分枯燥,需要整日坐于案前,面对大量文字,翻阅大量书籍,一字一句都不得有差错。幸而陈廷敬心静如水,一丝不苟。如今,由他编纂的《太宗文皇帝实录》和《世祖章皇帝实录》等纪实性书籍都成为了当今学者们用于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参考。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皇帝命令张玉书和陈廷敬共同领导翰林院众人编纂《康熙字典》。编纂字典比编纂书籍还要困难,编纂者首先要有足够扎实的文字基础,其次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对以往的字典进行逐一校对,整理,填充,最后才能编成一本新的字典。这项工作对已入高龄的陈廷敬而言已非常辛苦,不料第二年,张玉书病逝,陈廷敬只得独挑大梁,带领三十多名翰林继续从事字典的编纂工作。

生活中,人们常用“罗马非一天建成”“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之类的话去劝导他人有耐心,而事情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关乎到自己的利益,却又往往会忽略这一点。

欲速则不达。很多时候,人们越想快些完成一件事,结果却越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好。陈廷敬却稳扎稳打,以《字汇》和《正字通》为基础,用心整理修订,最终完成了《康熙字典》,共收录了四万七千多字。

古之立大事者,都是先明白自己要走的路在哪里,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目标前进。急功近利是成功的绊脚石。想要成功,就必须要有持之以恒的心态,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从根本上提升自己的能力,每一步都稳扎稳打,如此才可真正走向成功。

第4节 天分和汗水都不可少

笔者问曰:天赋和后天的努力哪一个更重要?

陈廷敬答曰:天资可助学,然努力亦不可松懈。

有人说,成功需要百分之一的灵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一个人在学术方面能够取得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自然有重要关系,但除此之外,每天的努力更为重要。学习是一件需要持之以恒的事情,想要学有所成,必须好学、勤学,每一天都不放松,这样才能不断让学到的知识得到巩固,对其印象更深刻,理解更透彻。

天分和努力缺一不可,自古以来,所有成功的学者、文学家、思想家等,无一不是自小聪慧,并且之后不断努力汲取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才有了最终的成就。他们的这种天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与他们个人有关,也与他们的家庭有关。虽然后天的营养、环境、教育等都会对孩子的智力和学习态度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有一种影响却可以凌驾于这些影响之上,那便是父母的影响。

陈家自三世祖陈秀起开始“以儒为业”,渐渐便由务农之家变为了书香世家。陈家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让孩子们从小识字,而后习读儒家经典书籍。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孩子的文化底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

人们常说,相比于父亲,母亲的言行容易对儿子产生更强烈的影响,导致儿子在思想和习惯上和母亲更相像。对于陈廷敬来说,似乎确实如此。他自己也曾在母亲去世后对同僚说:“廷敬兢兢守官,幸而得荷上异恩,微吾母教不及此!”

陈廷敬的母亲张氏是官宦人家之女,祖父是明朝进士,父亲是举人。张家也是书香门第,是以张氏能够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张氏自幼聪明好学,深得父亲的喜爱,于是将许多东西都教给她。张氏虽不比陈昌期那般博学,但在当时的女子中已是非常难得。她从小在父亲的教授下学习四子、《通鉴》、《列女传》等书,熟读几遍之后便均能背诵,并且对其中的含意都能够理解,令她的父亲十分欣喜。

清朝对女子的教育主要是针对于妇德的培养。在当时,女子即便读书,大多也不过是些《女训》、《列女传》之类规范女子品德行为的书。而且一但有了婚约,这些学习便要终止,改为学习女红、“饮食烹饪之事”、持家之道等。待到嫁人之后,便要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上,操持家事,侍奉公婆,教育子女,至于学习则成为了最没有必要的事情。

嫁入陈家后,张氏如其他女子一般开始专心操持家务,侍奉公婆,但同时她却没有扔下学习之事,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拿书来读。陈廷敬出生后,家中需要忙碌的事情更多了,但这也没有影响她对学习的热爱。年幼时,她便已能用易懂的语言将所学经典向旁人讲述,如今有了儿子,她便时常向儿子渗透各种经典和诗书,给陈廷敬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除了言传,还有身教。张氏对陈廷敬要求严格,每日都为陈廷敬讲书,并要求他记住,这是言传。同时,她也坚持着读书的习惯,在教子的同时也让自己接受教育,这便是身教。言传和身教并行,更加深了陈廷敬对读书的热情。陈廷敬三岁起学习《毛诗》和《四书》,诵读数遍即能背诵,令人连连惊叹“此乃神童”。

在明末清初,一些富贵人家常常会在家中设立家塾,将教书先生请到家中,同时对家族之中多名孩子进行教学。这种家塾一般情况下不收外人,除非是与其交好多年的世家,或是特别亲密的朋友,普通人家的孩子是进不得家塾的。

陈家也设有家塾,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就曾为了兼顾家业,不得已放弃考取功名,承担起家塾之事,教子侄们读书。陈昌期和陈昌言兄弟二人的早期教育便是在陈经济眼前完成的。待到兄弟二人长大后,陈昌言先考取了功名,外出为官。陈昌期见大哥离家,担心家中无人照顾,便效仿了父亲陈经济的行为,为了兼顾家业而放弃考取功名。自此,兄弟二人一人在外为天下百姓奔波劳苦,一人在内打理陈家各种事宜。

陈昌言长期在外为官,廉洁奉公,勤于从政,深受百姓爱戴。然而由于过于投入工作,少有回家,也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让他多少有些惋惜。幸好,家中有陈昌期在,陈昌期将兄长的子女接到己所,一并照顾和教育。为使他们成才,他不遗余力,起初他为孩子们请了私塾先生,后先生辞职,他便亲自将经学典籍和诗书教给孩子们。

陈廷敬六岁那年开始与兄长一起跟家里的私塾先生学习古文。对于其他人家的孩子来说,学习古文非常枯燥无趣,难以专注,陈家两兄弟却都非常喜欢古文,常主动向先生请教,先生见了,心里非常欣慰。陈廷敬七岁时初次接触到理学,兴趣萌生,便立志以薛瑄为目标,学习更加刻苦。

在阅读古人所作经典时,陈廷敬看到了他们兼济天下之心,深受触动,于是他在九岁时写下了“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要使物皆春,定须春恨释”四句诗。先生读过之后颇为震惊,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能够有如此的文采已经不易,而陈廷敬不但有文采,还有胸怀,这些令先生感到自己无法再承担教育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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