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互文性与开放的文本
古训已在泥土中枯萎，格言也已疲惫。
飞船却抖动丰满的羽毛，在新的空间浪迹。
——雷抒雁
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
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
——克里斯蒂娃
20世纪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潮迭起，流派纷呈。五花八门的理论与学说，彼此渗透，互相辩驳，交相阐发，在一个无边无际的“互文性耗散结构”之域，使源远流长的审美精神绵延不绝，使不断创新的诗性智慧生生不息。尤其是数字技术诞生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日益走向“超文本诗学”的艺术哲学，在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前呼后应，此起彼落。数十年间，新言旧说之多，让人眼花缭乱；流变更迭之快，有如风驰电掣。站在无纸阅读时代的门槛，回头放眼一望，只见茫茫一派乱花迷眼的芜杂与斑驳。当年的千军万马与猎猎旌旗，即将被无情的岁月尘封于纸花烂漫的历史画卷。但是，在理论风云变幻无定的近百年间，比较而言，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类型仍旧引人注目：一是主要以作者为中心的“表现主义”理论，如克罗齐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二是主要以作品为中心的“形式主义”理论，如以雅各布森为代表的“俄国形式主义”，兰塞姆等人热衷的“新批评”，以及罗兰·巴特等人倡导的“解构主义”；三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伽登的“阅读现象学”，伽达默尔的阐释学以及姚斯、伊塞尔倡导的接受美学。新兴网络时代，纵然不会在一夜之间使得翰墨飘香的书面世界繁华散尽，但白纸黑字的魔咒正渐渐丧失往日的神威，在此背景之下，美学与文论世界最后的诸神，必将顺应互文性理论的召唤，结成跨学科联盟共同走向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在全新的伊托邦（etopia），开创一个由超文本与互文性主导的、潜力巨大的、无限开放的数字化文论与美学的新文本世界。
关于超文本与互文性的基本关联，在我们预先设定以网络文学研究为主要对象的特定意义域中，大体可以这样理解二者的关系：超文本是互文性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互文性是超文本最重要的本质特征。超文本是一种以热链接突破单一文本之页面限制的互文性文档，其优越性在于能充分呈现文本的开放性、互文性和阅读单元离散性等潜在特点。整个互联网就是一个巨大的超文本，而任何超文本本质上都是标准的互文本。超文本将相互关联的众多文本置于一个庞大的文本网络之中，并通过纵横交错的路径保持各文本之间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当超文本将禁锢于印刷文本的互文性从书页界面中解放出来后，必将引发一场数字化生存的文本革命。
第一节 互文性：概念与历史
“互文性”（Itntertextualité）是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一个概念[1]。这一概念的基本意义在《词语、对话与小说》一文中是以这样一种面貌出现的：“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2]按照这一说法，每一个文本都是蕴涵于文本海洋中的水滴，都是潜力无限的文本大家族中的一员，任何文本都要以其他文本作为存在的前提和延伸媒介，文本与文本之间彼此互喻，互相阐发，且互为对方之意义无限繁衍的场域。从一定意义上说，互文性就是这样一个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开放系统的表意功能。正如范尼瓦设想的超文本一样，基于互文性的所有文本，共同构成了一个融过去、现在、将来于一体的、无限开放的文本网络和意义永恒流转嬗变的符号系统。我们理解的互文性文本，可以说是无数滔滔汩汩的耗散结构，是循环往复、生机无限的意识流。互文性和超文本互为表里，共同编织起一个数字化生存的网络文化世界。
超文本贯通古今和互文性无处不在的情形，让人联想到一句佛家偈语：“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海阔凭鱼跃，有如互文性关联之深广；天高任鸟飞，恰似超文本潜能之无限。在互文性支撑的超文本世界里，任何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总有看不见的千丝万缕相勾连。在一个数字化信息编制的“文献宇宙”中，既有之互文性历史无往不复，辽阔的超文本世界无远弗届。
一 互文性研究文献概述
对网络资料的检索，会有许多出人意料的发现[3]。譬如，从既有资料看，互文性概念的应用明显早于“文本间性”（这与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先有“文本间性”的翻译后有“互文性”翻译明显不一样）。按时间顺序对中国知网进行关键词检索，我们发现，由斯义宁和薛载斌共同摘译的《文学理论中的成规概念与经验研究》是中文刊物中最早使用“互文性”概念的文章之一，该文是荷兰文论家佛克马为参加中国比较文学第二届年会而撰写的专题论文，最初发表于1987年《文艺研究》第6期，该文认为，成规概念远非是清晰明确的，所有关于成规的讨论似乎都陷入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悖论之中。审美经验被认为或者是遵循成规的结果，或者是违背成规的结果。雪莱曾试图摆脱“成规化表达的互文性”，但是尼釆却断言“成规是伟大艺术的产生条件”。[4]
而最早使用“文本间性”的文章之一是张新颖的一篇题为《反苹果牌即冲小说》的文章，该文发表于1997年底，恰好在“互文性”概念出现于中文期刊十年之后。在张新颖的文章中，“文本间性”一再作为新颖概念被提及。文章以当时网络小说中流行的“玄幻句式”开头：西西创作于70年代中期的小说《我城》中，说有家出版社发明了一种“苹果牌即冲小说”，看小说变得就像冲咖啡一般简单，喝下去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情节来。这类故事，在当今的各色网站上已经成为过时的大路货，别说看小说了，借助于类似于“苹果牌即冲”软件，写小说也能变得如同冲咖啡一般简单，情节变化甚至比转动万花筒还要容易。[5]
从文献影响的角度来说，网络文献引用率检索也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信息。迄今为止，在有关“互文性”研究的著作中，至少有这样的三本书如同幽灵一样在不同文章和书籍中频频出现。它们是格拉汉姆·艾伦的《互文性》（Graham Allen，Intertextuality，该书尚未见中译本）、蒂费纳·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王瑾的《互文性》。三本书中，引用率最高、也可以说影响最大的当属“法国大学128丛书”中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这不仅是因为该著的汉译本出版较早，更重要的是，它虽然也不失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专著，但其篇章结构与表达方式似乎更自由、更活泼、更具有开放性。艾伦与王瑾的两本小册子则更像“文学概论”式的学术“基础/通俗”读本，尽管它们对互文性的概念、历史与方法的介绍可能更系统、更全面、更容易被理解。
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以传统文本式样出版的书面著作中，有关互文性的权威性“学术成果”里，往往充斥着信口雌黄的奇谈怪论，而以“在野”姿态出现的网络批评却常常会出现一些中规中矩的“老成持重”之论。譬如，网友“tjw309”在“北大中文论坛”贴出了题为《解构主义文论的“互文性”理论浅识》的文章，对互文性理论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意见：“互文性”理论是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激荡更替的洪流中共生出来的一种文本理论。当代西方一些主要的文化文学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都或多或少对这一理论有所指涉。“互文性”表征了文本（符号）系统全新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关于文本（符号）世界的激进“哲学观”，也是一种动态开放、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方法论。从价值取向来看，“互文性”理论试图揭示的是文本表象世界下意义（本真）世界的无限丰富性和共生互换性。它几乎涉及了文艺理论学科涵盖的所有重大理论问题，如作家与作品（如文本的生成过程及其作家的文学观）、作品与世界（如文本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文本的意义生成）、作品与读者（如文本意义的阐释及求解）以及作品与作品间的特殊关系（如文学的文体间以及文学与非文学文本间的关系问题）；它直接链接到文学的社会生产、消费（鉴赏）过程之中。正是这种包容特性使互文性的概念撒播在几乎所有的当代文论中。[6]
萨莫瓦约的著作前文已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于兹不赘。与萨莫瓦约的《互文性研究》相比，格拉汉姆·艾伦的《互文性》和王瑾的《互文性》，无论从主旨还是结构上看，都像是一个加强版的“名词解释”，且都是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如前所述，它们都是以“关键词”的形式作为某套文论术语丛书中的一分子出版的。格拉汉姆·艾伦的《互文性》作为兼及教学目的的评介式著作，其主要目的是对互文性概念进行一次系统而准确的深度阐释，事实上作者也正是把对“互文性”概念的起源与演变的梳理与辨析作为研究之主攻方向的，该书的这一特点，注定作者不可能有太多创新空间，这就如同一本用于教学的《文学概论》不可能提出太多新锐观点一样，作者必须尽可能忠实地转述既有研究成果所呈现的思想状况。尽管如此，艾伦还是创造性地将互文性的创新与拓展前景寄托在互联网领域，这一点似乎可以说是艾伦的小册子比另外两本小册子稍胜一筹的地方。有关《互文性》的评论注意到，格拉汉姆·艾伦“穿梭于各派理论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密林”，在论述“互文性”理论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过程中，较好地注意到了互文性概念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各种理论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尤其作者将互文性理论的拓展与延伸“最终落脚于对万维网的思考”，给人以高屋建瓴之感。互文性与互联网的联系，使得互文性对文本之间的互动性特征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强调，互动成了网络时代一切文本最显著的特征。
事实上，不少研究者注意到，强调文本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基本内涵，被后来所有提到互文性理论的流派所接受和继承。其实在此之前，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复调理论中已经显示出了互文性理论的端倪。他在提到“文学狂欢化”理论时就带着非常激进的态度打破了横亘在话语之间的政治等级观念、身份贵贱区别、文化优劣划分，而把各种形式的话语混杂到一起，形成一种完全交融和平等的话语共存状态。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语言、方言、职业语言、民俗语言等相互交会自由指涉，任何话语都不拥有先决的权威性和普遍的真理性。这就为打破文本间的独立封闭世界开辟了一条通道。[7]
艾伦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文学批评家们对文本的内在意义孜孜以求，但在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概念之后，文论与批评界才明确地意识到，任何文本都不存在超验的、自足的意义等待我们去发掘，相反，文本的意义在文本与它所指涉、所关联的其他文本之间散播了，意义游弋于文本关系的巨大网络之中。文本的本质是其与一切他者关系之和，换言之，一切文本皆互为文本，文本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文本的开放性则是绝对的，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其他文本而存在，否则，它将失去作为文本而存在的任何意义。
在艾伦看来，是索绪尔、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共同创造了“互文性”概念，艾伦将“互文性”理论的起源定位在20世纪初的现代语言学领域，具体些说，就是把索绪尔和巴赫金看作是互文性理论的学术先驱或前导。虽然此二人都不曾提出“互文性”概念，但是他们对语言的论述，蕴含着“互文性”的思想的核心内容。索绪尔强调语言符号的非指涉性和差异性，认为符号存在于系统之中，通过与其他符号的相似或差异而产生意义，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巴赫金则侧重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语言交际，关注的是话语。在巴赫金看来，所有的话语都是对话性的，语言的对话性本质体现在语言的社会、意识形态、发话主体和受话主体的性质上。巴赫金断言，个人意识的语言存在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交叉地带，语言的语词一半是他人的。这一点正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所突出与强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克里斯蒂娃为西方文论“发现”了巴赫金，是她首创了“互文性”一词，试图综合索绪尔和巴赫金的语言观念。作者指出，克里斯蒂娃用“文本性”置换了巴赫金的人文主体，但是却为巴赫金的对话性、双声语、杂语等概念添加了心理维度。[8]
早在王瑾的《互文性》出版之前，就有学者预言“互文性”将是中国当代文论行情不断看涨的热门词汇，近年来涌现出数量惊人的有关互文性研究的学位论文使这一判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张新军在介绍艾伦《互文性》的文章中提及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对当代文论极其反感的文学教授，潜意识里也存有朴素的“互文性”思想。比如说，教授们往往会告诉学生，阅读亨利·詹姆斯的《淑女画像》时应该读一读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读凯特·肖邦的《觉醒》最好能同时读一下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而要阅读斯宾塞的《仙后》则不可不了解骑士传统，如此等等。“互文性”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实践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而作为一种理论探索则是滥觞于当代文论中的语言学转向。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互文性理论已被广泛接受，如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就在其意指理论中指出，文本具有自我指涉和含混的特征，由于这种特征，“只要纠缠在一起的各种解释相互作用，文本就迫使我们重新考虑常规的代码和它们转变为其他代码的各种可能性。”在艾柯看来，文本的译解就是“持续不断地将其直接意指转化为新的含蓄意指，其中没有哪一项终止于第一阐释成分上”。此后，理论界普遍认为可以把人类的一切话语都联系起来，达到破除学科间森严壁垒的效果。事实上很多理论流派的文论家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实践着用互文性的理论来解读文本，进行文学研究。[9]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近年来有100篇博士论文涉及互文性理论，相关硕士论文多达554篇，这也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惊人的数据。其中部分博士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真正做到了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如陈亚萍的《体裁互文性研究》（2006）、焦亚东的《钱钟书文学批评的互文性特征研究》（2006）、武建国的《当代汉语公共话语中的篇际互文性研究》（2006）、刘金明的《互文性的语篇语言学研究》（2006）、万书辉的《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书写：齐泽克对拉康理论的解释》（2007）、姜怡的《基于文本互文性分析计算的典籍翻译研究》（2010）、姜辉《“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与左翼文学经验》（2010）等，分别在各自的研究论题中挖掘出了前人尚未深入研究的东西，对互文性理论的深化与拓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中李玉平的博士论文《互文性研究》（2003）旨在对当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互文性”进行系谱梳理和理论探析，论述它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考察它在文学和文化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作者首先纵向梳理互文性概念的学渊系谱，勾勒互文性概念生成、发展、嬗变的轨迹。认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直接导致了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概念，是互文性理论最直接的学术渊源。1966年，克里斯蒂娃在介绍巴赫金的学术思想时，提出了具有浓烈社会历史和主体性色彩的“互文性”概念。其后，互文性理论大致沿着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两条路径嬗变。其次，作者还尝试横向探析互文性的概念与分类。认为互文性产生于后现代语境中，关注非个人化领域，注重符号分析，倡导民主平等意识。互文性是指文学、绘画、音乐、舞蹈、广播、电影、电视、广告、互联网等众多艺术门类和传播媒体的文本之间，互相指涉、互相映射。这种互涉的程度视不同的文本而变化。互文性不是文本自发的性质，它必须通过读者的阅读和阐释才能激活和实现。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对互文性进行不同的分类。此外，作者还论述了互文性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作者认为，互文性给传统的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一场革新，它使我们换一种眼光看文学，从而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创性，它还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本意义生成和阐释的新路径、重新审视文学史的新视角，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得以有效地沟通。最后，作者考察了后现代文化中的互文性现象。作者认为，互文性业已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后现代主义时期，互文性出现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互文性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通常发挥一种解构的功能。作者指出，当前，互文性的研究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息息相关，呈现出科学与人文交互渗透的趋势。超文本是互文性与网络技术联姻的产物。互文性在超文本文学中呈现出非线性的文本结构、阅读与写作界限的消弭、“极乐”的阅读体验和超媒体等全新的特点。[10]
又如万书辉的博士论文《文化文本的互文性书写：齐泽克对拉康理论的解释》就是互文性理论应用于专题个案研究的代表性作品，作者认为，齐泽克的文化书写堪称当今时代以跨学科为根本特征的文化研究之典范。在互文性这一视角内，我们发现了齐泽克文本内部的资源要素及其复杂关系。万书辉举例说，在精神分析传统中，通常把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艺术作品视为通俗作品来进行分析，齐泽克也不例外，通过对拉康作品中《哈姆雷特》《安提戈涅》等的分析，从不同角度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哲学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做了极具特色的重读，从而跨越了现代以来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间的森严界限。从齐泽克的书写方法看，由于深受黑格尔辩证法和晚期拉康“实在界”观念的影响，齐泽克的文化书写明显表现出重返、重申、悖论等方法。对他来说，“重返”就是要寻找“真正的起源”。因此，齐泽克文本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回返”。比如，在他的文本中，有诸如向谢林的回返，向笛卡尔主体性的回返，向拉康的回返，以及“回到弗洛伊德”“回到黑格尔”“重返列宁”等不同的内容。在这些回返中，最根本的还是“转向拉康”，同时这种转向又是经由黑格尔实现的。[11]
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研究成果或许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例如，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秦海鹰教授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文性问题研究》[12]早有不少读者翘首以盼。据介绍，该课题于2000年立项，2003年8月结项。其最终成果形式为专著。这项成果比较系统地清点和研读了以互文性概念为中心的多种文学理论著作和相关历史资料，探讨了作为当代西方文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互文性问题的缘起、流变、特征和意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网站对秦海鹰教授“互文性研究”的具体内容、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进行了简明扼要的介绍，其中有关“互文性理论的演变轨迹和整体面貌”寥寥数语便使看似千头万绪的互文性的主脉与支流展露无遗：从互文性概念的提出到相关的文本理论在不断阐释过程中的转换与发展，作者提纲挈领地勾勒出来一部互文性理论的简史。
确如秦海鹰教授所言，互文性概念从广义到狭义、从模糊到精确、从后结构主义到开放的结构主义的奇特流变过程，大致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趋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宽泛的解释，把它当作一个批判武器，这个意义上的互文性理论逐渐与美国的解构批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相汇合；另一个方向趋于对互文性概念做精确的界定，使它成为一个描述工具，这个方向的理论建设集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法国。秦海鹰这一研究成果最富洞见性的创新之一是对互文性理论之“解构”与“建构”的区分。就其解构意义而言，互文性概念属于后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范畴，与哲学上的解构论处于共生状态，其基本意图是在文学研究中突破结构主义方法的局限，把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他人话语等诸多外部因素当作文本重新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把文本看作是一个自身包含多种声音的意指过程，以此方式质疑文本的同一性、自足性和原创性。就其建构意义而言，互文性概念为修辞学、符号学和诗学范围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操作性很强的工具，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更新了文学观念。研究者关于解构与建构的区分，一举廓清了形形色色不同性质的互文性理论之概念疑团和身份焦虑。
研究者对几种主要的互文性理论之基本特征的理解与把握也颇有特色。例如作者在符号批判理论的语境下分析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文本的异质性（引文性）、社会性和互动性，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更为可贵的是，研究者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立场上对相关术语所进行的清理和辨析，有一种纠偏补罅、正本清源的学术指导意义。尤其是一些常被误用误解的概念，如代码、文本、引文、生产性、互文痕迹、文本分析、线性阅读、互文阅读、跨文本性、“羊皮纸”、二级文学、阅读契约等，在特定文本中的特殊含义和不同语境中的适用范围，亟待学养深厚的专家做充分的阐释和辨析，相信秦海鹰教授的相关研究必定不会辜负读者的期许。
二 互文性：概念的历史嬗变
萨莫瓦约在《互文性研究》的“引言”中指出：“互文性（Itntertextualité）这个词如此多地被使用、被定义和被赋予不同的意义，以至于它已然成为文学言论中含混不清的一个概念；比起这个专业术语，人们通常更愿意用隐喻的手法来指称所谓文中有文的现象，诸如：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或者就是对话。但互文性这个词的好处在于，由于它是一个中性词，所以它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13]作者用作“开场白”的这几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全书的主旨，事实上大多数网络书店也正是把这几句话作为全书“内容简介”而放置在“商品描述”栏目之中的（如当当网和卓越网都是如此）。
从这段类似于“内容摘要”式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萨莫瓦约阐释互文性的几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词”：“文中有文、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对话、互相交错、彼此依赖。”互文性或许可以简洁地表达为“文中有文”；互文性生产的最基本方法大约可以概括为“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人言己用，对话”；而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互文性”，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正是萨莫瓦约所说“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
即便在口头文化时代，人言己用的现象也必定普遍存在，关于这一点在后面有关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将有详细论述。这里我们单以文字组成的文本之生成与发展的情状，看看互文性之源头可以追溯到什么时代。按照我们对互文性字面的肤浅理解，互文性得以成立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必须存在足以建立“互”[14]之关系的文本数量，文字创立之始，或许还没有足够的征引对象，因而还不具备文中有文的基本条件，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猜测，实际上并非无懈可击，因为按照广义互文性理论的理解，即便人类最初的文本已经包含着极为丰富的互文性因素。譬如，中国最初文字的发生学过程，《易·系辞下》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按照互文性理论的理解，这段话反映的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天人合一”即“天地互文”的思想——在外，观察天地万物，在内，观察自身奥妙，明白了外在“大宇宙”与自身“小宇宙”互喻互释、交相呼应的奥秘，然后人类才“发明”了“八卦”。《易经》每一卦都有“卦德”，从一定意义上讲，“卦德”之中即包含着“天道”与“人道”的互文性变化，《易经》之所以被一些人看作一切古代典籍、诸子百家思想的源头，应该说与其绵延无尽之“天文”、生生不息之“地文”以及代代相传之“人文”三者之间的互文性演化有莫大关联。
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一物”，在他看来天、地、人就如同日、月、星一样都是依照一定规律运动的符号系统，亦即文本系统。与这位犹太学者的极端言论相比，我们将中国古老的八卦看作文本系统或许可以说理所当然。儒家对《周易》的解释常使用术语“互文”。《周易》以雷、风、雨、日四种现象开始，然后列举艮、兑、乾、坤四个卦名，表示这是卦，同时也是象，这种表达方式非“互文”而何？这种“互文”排列方式反映事物的由动至静、由显至藏的过程，即“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15]其实，八卦中的天、地、日、月、风、雷、山、川常常被人看作是“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之互文系统中的象征符号。在这个由八种基本符号无限分解和任意组合的超级“宇宙文本”中，互文性可谓是万事万物之相互依存、和谐与共的奥秘所在。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或许可以说《易经》就是这样一个“互文性文本”。南怀瑾先生曾经宣称：“整个宇宙就是一部《易经》。”[16]换言之，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互文性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