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蒙学
一、私塾里，学会“人之初”
尽管家中生活比较艰辛，但李敬如依然坚持将孩子们送外读书。在李国鼎的记忆中，依然清晰地记得最初父亲将他送去一个私塾读书，这所被称为育才小学的学校，尽管名为小学，但实际上却类似传统的私塾，由一个老先生教几个孩子读《千字文》、《百家姓》。私塾本身还是有传统的礼贵思想的，当时的学生们多是自己带着砚台笔墨去，每日里诵经背诗，描红拓字，一招一式，都煞有介事。在这里两三年的光阴里，记忆最深刻的便是老先生铁面无情的戒尺和严苛绝不通融的背书了，稍有差池，不能准确地背出，便会遭到戒尺的斥打，这把足有一公分厚的尺子，真切地打在手掌上，每一下便是一道宽宽的红印。虽然此时距兴新学已有20多年了，但传统的惩罚式教育依然有它的市场。1901年，清廷颁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据李国鼎回忆，当时孩子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只有20%。另一方面，很多家长依然会选择收费较低的传统私塾。不过李国鼎就读的私塾与普通私塾又略有不同，名为私塾，却像是小学与私塾的结合体。当时有人认为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生长点，所以一些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李国鼎就读的私塾便是这样的。
进私塾就读一般不必经过入学考试，凡是超过6岁的孩子，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大多数的私塾规模不大，收学生多则二十余人，少则数人。李国鼎就读的小私塾也就十来个人，而且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就所教授课程而言，据李国鼎回忆，主要有我国古代通行的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这样的教学内容，千百年来似乎变化不大。《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成书于不同朝代（南宋、五代、南朝），它们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明、清两代最常见的儿童识字用书。《论语》、《孟子》属于经典读物，这时，也变成蒙学教材的一部分。在那时，大的私塾十分重视学诗作对，而小私塾多以识字习字为主，李国鼎所就读的这个私塾，实际上起到的就是学前班的功能。在私塾中读书，教学时数一般因人因时而灵活掌握，大致可分为两类：“短学”与“长学”。教学时间短的称为“短学”，一般是一至三个月不等，家长对这种私塾要求不高，只求学生日后能识些字、能记账、能写对联即可。而李国鼎先生上的这个应该算作“长学”，其每年农历正月半开馆，到冬月才散馆，其“长”的含义，一是指私塾的先生有名望，其教龄也长；二是指学生学习的时间长，学习的内容也多。私塾历来实行个别教学，塾师根据不同人的学习基础、接受能力安排课业，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私塾对学生背书的要求特别高，读书是私塾学生的主要活动。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做出过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距离，因此，私塾受到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
二、公立小学，我的“新文化运动”
直到有一日，大约是每年秋季入学的时候，李国鼎在父亲的带领下，和私塾里的先生、同学告别，来到了武昌市第三小学，从此开始了在这所公办小学求学的生涯。能够进入公办小学读书，在那时是一件颇让人羡慕的事情，这所学校300人左右的规模，在当时算是中等的。
当时公立小学的兴起，是配合西方系统化教育思潮的出现而流行起来的，从最早时都开国文（后改为国语）课，少有加授算术课程，到后来普遍采用官方教科书，对特定内容特定科目，找特定的学科教师来加以讲解，再到后来改良教学设施，比如添置了黑板、粉笔等，一系列的改革让西式的学科教育普及到孩子的初级教育中，更有利于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新型人才。1929年李国鼎进入公立小学就读，由于具备一定的基础，所以直接进入三年级求学，主要学习自然、语文、工艺、音乐、算术等启蒙课程。当时国民政府的教育结构是初小六年，中学三年，高中三年，教材都是北洋政府制定的。教材本身比较简陋，里面有关中国国学的东西已经不多了，而且强调的都是一些师范类型的教授方式。
说起来，李国鼎就读公立小学与当时普及、发展教育事业的背景很有关系。1928年国民党政权甫定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鉴于前一阶段政局不宁，教育停顿的现象，与会代表普遍表达了大力整顿和发展教育事业，以推进国家建设的愿望，国民党政府也希望通过教育配合其政治建设，实现以党治国的目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1928—1930年的时候，入学人数急剧膨胀，全国入学学生总数暴增2倍，在两年内实现了翻番有余。但是，这次教育的高速发展没有充分考虑经济、社会、政治及教育本身等各种制约因素对教育发展的影响，更像是新政权建立初期通常出现的急于求成。短期内中小学规模的盲目扩张产生了相当的消极效果，一定程度上导致教学的混乱。在初小，老师大多是师范院校毕业的，但有些学校也有中学或小学毕业的老师教小学生的情况，可见当时整体教育水平的境况不容乐观。这一时期在中学中还大量涌现学潮，主要原因固然是不满国民党违背人民意愿搞一党专政，但办学条件低劣，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速度，也是激起学生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于是中国国民教育便进入了停滞调整期。正好在这一时期读书的李国鼎，自然就注定面临求学的动荡，用他艰难坎坷的求学岁月见证着这一发展。
回忆起小学时的光阴，李国鼎对几位朋友感情很深。其中之一就是李介于，他是班级里的一名插班生，坐在李国鼎的旁边，是从外地来的，那个时候小学里读的英语都很简单，更没有什么文法，但他却已经能够看英文书，外语水平非常好，家境也很好。在小学六年级毕业的时候，他直接上了更好的私立中学。由于私交甚好，他也曾建议李国鼎直接升比较好的中学，不过由于家里负担不起，便只好作罢。不过两个小伙伴的友情却始终未断，后来李介于在抗战的时候因病早逝，难忘儿时情意的李国鼎还特地去重庆他的灵柩凭吊了亡灵。
不过也有一些不甚让人愉快的记忆。李国鼎回忆道，当时的学校也有童子军这种概念，并有固定的套装，想要加入一个团队也要交一些费用。由于家中贫困，在这种课余活动的资金支持上，父母明显无法满足李国鼎的需求，这对于一个还处在懵懂之中的孩子而言，自然会有些负面影响。不过，正是家境上的艰难，反而让李国鼎立志奋发有为，在学习上更加努力。
当时学校的周围壁柱上有一些标语，如“只可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少说多做”等鼓励孩子们奋发进取，每个小学都还有朝会，要唱纪念歌，要唱孙中山，然后又唱到大同歌，特别还有在纪念堂里面由校长来讲话，树立大公无私的教育，教导孩子们不出风头，不做茶壶壶嘴。李国鼎比较喜欢语文、地理、诗词等，尤其善于写文章，还曾经得到过老师的奖励，称其“为文颇有条理”。李国鼎很小就显露出多才多艺的天赋，在小学里比较喜欢唱歌，还在汉口的广播电台有过播音的经历，亲朋们都很羡慕，家里人很是为此自豪。
三、父亲的教诲，让我明理辨是非
书香门第出身的李敬如自然从不忽视对李国鼎兄弟几个的教育，在李国鼎很小的时候，为了弥补私塾教育的不足，父亲就亲自花时间教育李家的几个儿子，相比起老套的私塾教育，父亲的教诲对李国鼎的影响更为深远。在启蒙教育阶段，李敬如先生十分注重对儿子的教养教育，强调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李敬如先生对幼年李国鼎的行为礼节，像着衣、叉手、作揖、行路、视听等都有严格具体的规定，丝毫不能怠慢，这是李家的传统，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家族的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和私塾的先生一样，父亲也多半采用注入式。读书时，父亲正襟危坐，兄弟几个依次把书放在桌上，然后侍立一旁，恭听父亲的圈点口哼，讲毕，命兄弟几个复述。其后又各自回到自己座位上去朗读。凡父亲规定朗读之书，必须一律背诵。需要强调的是，李敬如先生很少体罚儿子，这令李国鼎颇感幸福。
上了公立小学以后，父亲李敬如依然会利用假期给儿子们上课，每天早上必须读两个小时的古文，顺便还会给邻居的孩子补习，也算是给家中赚了些钱。
尽管这样的教诲看起来依然有些传统和死板，但是，一边读着古人们传承下来的经典文章、诗句，一边听着老父亲耐心、深刻的讲授，自己似乎就正在畅游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品咂着华夏文明的精髓，对人生、对未来、对自己、对社会，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就在这样的一字一句中，李国鼎渐渐地成长起来，迈开了自己人生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