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武昌，幼年的故乡
一、武汉，快乐回忆
李国鼎排名老三，亦名季华，谱名祖绅。他的幼年全都是在武昌度过的，生活在当时的新兴大都市武昌，也就是现在的武汉，李国鼎有幸较早地接触到了当时的新思想、新生活。作为条约口岸，从自强运动以来，不断涌入武昌的外资，在长江沿岸建立港口，银行、贸易公司、工厂等也逐渐兴起，开始了早期的城市商业化调整。商品经济的繁盛迅速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同时催生了一大批的中国商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族资本家。作为中国现代新兴的城市，武昌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起步的步调相一致，而李国鼎先生的幼年时期又恰恰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度过的。因此，尽管相比武昌，湖南澧县才是他的故乡，但武昌在李国鼎心中总是带着几分特殊的情感。
20世纪50年代，李国鼎曾经有幸再回武汉看望老城，怎料物是人非，大多数街景已经无法辨识了，感慨之余不由更加思念那段美好难忘的岁月。回想起曾经成长的地方，装载了他太多的童年记忆。蛇山脚下，地势低洼，路面上积水的小坑曾经是儿时玩耍嬉戏的好去处，家门口的一座小桥，虽没什么名气，但蜿蜒的桥身，秀美雅致，留下童年生活许多快乐的记忆。
在那个年代，邻里之间的感情远胜过当下。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居住条件也大为改观，可是很多人为邻多年，互不相识，甚至从未说过话。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虽然每个家庭都艰难为生，但远亲不如近邻，有个大事小情，邻里之间相互帮衬着，谁也不曾嫌弃对方出身低微，谁也不会计较谁付出多少，团结友爱，倒也其乐融融。
儿时居住的那所宅子，周边的邻里可谓各式各样，既有卖早餐的小贩，又有接生婆与屠夫，各色人等，每天为生计奔波，让李国鼎从小就深切地感受到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也让李国鼎从小就学会不以身份待人，尊重他人便是善待自己，每一个人温暖的笑脸都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最美的记忆。
从家旁的小路走下去，就可以来到长江边上最为著名的黄鹤楼，从小就听大人们讲黄鹤楼的传奇故事，昔人已乘黄鹤去的梦幻想象，里面留下的历代名人的墨宝更是让李国鼎记忆犹新。
在李家北面有一个小市场，李国鼎每天上学的时候都会经过，家中一些生活用品，也基本可以在这个小小的市场中买到。在整条街的尽头有个小城门，记得小时候，城里一旦遇到骚乱，就会关城门，虽然不甚雄伟，但在年幼的李国鼎心中，城门依然是一个神秘威严的所在，不知不觉间甚至成为某种规矩的代表。当然，除了划分区域，保卫安全，对于沿江而建的武昌而言，城墙还担负着一种特殊的功能——防洪。武汉三镇，鼎足而立，夹峙长江、汉江，最容易受到两江洪水的威胁，三镇城墙修筑的时代不同，但均有防洪作用。武昌城西北临江一带，城门特别少，就是出于防洪上的考虑。在武汉三镇中武昌是建城历史最为悠久、历经1700多年沧桑的古城，其往事跃然纸上。武昌有城，是从三国时期开始的。有一年，吴主孙权就在江夏山，也就是今天的蛇山东北筑夏口城，实为一座形势险要的军事堡垒，方圆仅二三里。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长沙、岳阳、贺胜桥先后被攻克，势如破竹，兵抵武昌城下，然而，军阀吴佩孚依靠坚固无比的武昌城墙顽抗，北伐军死伤无数而未获成功，只得改变攻城计划，采取迂回战术，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后，又攻克鄂豫边界的武胜关，使武昌变成一座孤城。吴佩孚军大部撤至河南信阳。在长期的封锁下，武昌守军弹尽粮绝，终于投降。北伐军在历经4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在10月10日入城。后来亲睹攻城艰难的郭沫若等，再次提出拆除武昌城垣这一“封建堡垒”的议案，并获得很多人支持。一批湖北籍人士虽不赞同，但围城之痛记忆犹新，也不好多说什么。拆城进展随着时局的变化时断时续，直到1929年，武昌城垣被全部拆毁，护城河也被填平。所拆的城基除主道留作修建马路外，其他地方都被当时的士绅阶层购买建宅，城砖则被百姓取走，武昌城自此仅余城门名字供后人凭吊。也就是在这个时候，1928年，因大规模改建武汉，汉阳古城垣大部分也被拆除，余下西门及两侧一段城墙也在1950年被拆，如今李国鼎家靠近的东门，以及西门、南门也只能作为地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了。
二、武汉的水，苦中作乐埋下事业开花的种子
虽然紧靠长江，但生活用水在武昌却十分艰难。在李国鼎的记忆中，通常生活用水有两个渠道，普通用水可以到房子西向的一口水井中取用，饮水则需要走几里路从长江挑水回来，加明矾净化沉淀。通常母亲总是使用一根装有明矾带着孔眼的竹筒放进水缸里搅拌几下，过一些时候，原来混浊不清的水，就变得十分清澈透明了。在当时尚且年幼的李国鼎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的魔法，他并不知道这个看似平常的粉末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魔力，直到后来学了化学，他才明白，原来明矾一碰到水，就会发生化学变化。硫酸铝和水起化学变化后生成白色絮状的沉淀氢氧化铝。这种氢氧化铝胶粒带正电，它一碰上带负电的泥沙胶粒，彼此就中和了。失去了电荷的胶粒，很快就会聚结在一起，粒子越结越大，终于沉入水底。这样，水就变得清澈干净了。除了明矾以外，还有许多电解质甚至食盐，也都具有净水的本领，不过这些电解质净水的本领远比不上明矾，要用较大的量才能使水澄清，这样会使水带上咸味，不适用，所以大多数家庭还是选择明矾作为最常用的净化剂。话说回来，之所以要自己净水，最主要原因也是武昌的生活用水取用不是很方便。尽管当时城市里有些地区通自来水，但大多数家庭依然无法享用奢侈的自来水，李国鼎先生家自然也不具备享用自来水的条件。除了挑水，当时家中还有另外一个饮水来源，也就是雨水，每次下雨，母亲都会将一部分保存在水缸中，点滴都不敢浪费，对水的珍惜可见一斑。甚至连生活用水之后所剩下的厨杂水，也会被旁边养猪住户收走。
但想不到有的时候大雨倾盆而至，排水不及，水就会进到房屋里面来。李国鼎回忆说，他的家中曾经发生过两次比较大的淹水。往往是晚上下了大雨，第二天早上，发现鞋子已经漂浮起来，不过到中午的时候，很大一部分水就被排掉了。在南方城市，排水最主要的途径是明沟，明沟是在地面开挖沟道以排除地表积水、土壤中多余水分和过高的地下水的排水技术，传说中国在夏禹治水时曾开挖排水明沟，排除低湿地过多的水，防治涝、渍灾害。到了周代，沟洫制度已逐渐发展成为不同深度、宽度、各级相连的农田排水系统。世界各国明沟排水发展的共同特点都是由分散的排水发展到整体的工程系统，由人力开挖沟道发展到机械化施工，由人力提水发展到动力提水，逐步实现排水的机械化和电气化。潮湿的街道，坑洼的小路，积蓄的雨水，一条条明沟似乎成了环绕于李国鼎童年记忆中的一缕缕心宿。或许，李国鼎从来没有想过这一条条沟渠竟成为日后投身的事业。关于住宅被淹后的排水处理总是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给李国鼎的印象非常深，自然也就会思考如何排水的问题。又或许，正是因为用水的艰难，以及人们的生活在用水方面的最淳朴的经验和思想，构成了李国鼎后来投身于给排水事业的最初动力，冥冥之中将他引向了这个特殊的行业。
三、艰苦生活，勤俭才能持家
当时李国鼎的家所在街区连电灯都没有，相比而言，母亲的很多亲戚们都居住在武昌城中心或汉口租界里，生活条件自然要好很多，特别是有自来水与电灯。而李国鼎家在靠近城东门的位置，改建抑或增设都会对这里造成影响，因此并没有供水与供电线路。
另外，李国鼎家住的房子还是租借的，每个月要付3元到5元的房租，这个价格虽然不算特别贵，但是相比整条街上，还是非常高的，房子自然也要宽敞一些。李国鼎家居住的这条街，住户不到10户，像李家这样的读书人家更是少之又少。能够有书读，有学上，这在别的小孩子看来也是非常值得羡慕的。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忽视了十分急需的社会和经济根本改革，推行一种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政策，其中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断然废除银两，以0.715（两）兑换一（元）的比值用银元来取而代之，这样看来，李国鼎当时的家宅租金也就相当于每个月4两白银左右，生活成本自然加大不少。不过物有所值，尽管价格较高，不过房子本身也比较好，比较大，甚至有自己的书房，颇为特别，在大宅门口两侧的墙上还写有家训，留存着封建礼教家庭的记忆。
李家住宅的大门是双重的，通常由两门间斗室东侧的便门循大门进出，二道门本身是很少用的，只有几次家中发水，才走过几回。最有特点的是房子的厨房，面积特别大，有20～30平方米，还有天井，其中有收纳雨水的缸。在李国鼎的记忆中，堂屋有一些陈设，有条桌，也有方桌，以及独字或独物的中堂，旁边有对联，两侧也有字画，因为房子是木结构的，家中的字画要经常换，否则就会发黑，条桌正中有父亲亲自制作的神龛，供奉的是李氏门宗历代先祖牌位，两边有对联。神龛之外香炉蜡台都齐全，平时要经常上香，过年的时候需要隆重的仪式。简单的一些陈设，流露出传统知识分子最淳朴的信仰和追求，让李国鼎的儿时记忆中平添了些许书香气。
由于李国鼎的父亲身染重病，收入已是十分有限，加上为了抽烟，那时候已经很难支持家中开销了，大多依靠以往的一些积蓄过活。李国鼎记得曾经要走约3里地去给父亲买烟土药膏，每次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母亲提前攒上好久。当时大哥在外，每个月都会把钱寄回来，自己过得非常苦，生活上非常节俭，因此，家中都对大哥比较感激，作为小弟，李国鼎也是非常佩服和喜欢这个同父异母的兄长。他在外工作了那么久，却始终没有结婚，直到抗战之后才回家完婚。正是因为有兄长的资助，才使母亲减轻了负担。童年时代，李国鼎没有想过什么特别远大的抱负，只是朴实地希望能够和大哥一样，出去挣钱贴补家用，后来想想如果不是抗战，李国鼎甚至不会有读大学的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抽烟过于消耗家用，父亲下决心戒掉烟，后来竟真的戒掉了，这样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更是让李国鼎十分佩服父亲的毅力。
克勤克俭一直是李家奉行的家训，绝不会轻易浪费一分钱，所受到的“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等教育，对李国鼎先生来说非常重要，影响也比较大，到后来，家中的字画陈设、红木椅等家俱，都被卖掉了，家中的佣人也停用了，为节省房租也停租了几间房子，房间越来越少，甚至堂屋也退掉了，房租最后减少到3块钱左右，当然其中除了父亲患病，收入锐减，最主要原因就是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贬值。当时国民政府的四家国家银行被赋予了不同的职责，其中最大的一家，是在1934年就拥有一亿元资金的中央银行，成为负责保持货币稳定的国家核心银行，拥有4000万元资金的中国银行负责外汇管理，而拥有2000万元资金的交通银行则委以协助国内工业企业的重任。但是当时的中央银行并没有起到调控国家宏观经济的责任，这三家银行获准无限制地买卖外汇，目的是稳定汇率，但最后却事与愿违，当时的外汇就由政府银行控制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平常百姓家的直接影响，以李国鼎家为例，靠积蓄过活的李敬如先生的存款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购买力急剧下降，因此越来越无法支持家人的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也是后来李国鼎迫切想出外寻个差事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