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乱中取静,故乡梦依依
第一节 生于那个时代
翻阅着斑驳的相册,荏苒的时光恍然间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儿的恐怖年代,那个人人自危、家仇国恨交织的年代。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打响民主共和的第一枪已经整整十年了,就在这一年(1921年),也是在武昌,一个普通的书香世家里,他们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父母以中国文化中被视为立国重器的“鼎”为其取名为李国鼎,期望他稳重成熟,日后成为可以担当家国重任的栋梁之才。
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李国鼎的降生并没有给家里人过多的惊喜,一如耕读诗书的李家向来以中庸平和作为处世之道一样。
想来在那个战火四起、硝烟弥漫的年代,尽管辛亥革命的枪声早已打响,打着“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也已经声势浩大地奏响,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冠冕堂皇的“主义”依然是生活中不甚熟悉的字眼。连年的战火,四处横行的列强,使得安身立命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对于李家而言,由于祖上曾出任前清官吏,父亲李敬如自幼饱读诗书,而立之年也曾学习西学,之后在日益繁华的水路交通要道武昌就职,所以虽谈不上阔绰富贵,但家境也算殷实,衣食不至太过担忧。平日里,李敬如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多有精深的研究,虽平时少有谈论政治形势,但对于国情国难却也是颇有感触。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从小就熟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心中的神圣地位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和动摇,而晚清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西方启蒙思潮恰在此时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心灵的窗子。于是,心中强烈纠结的一边是旧有文化传统、权力体制解体造成的思想上的真空,一边是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急迫心情和对世界重新认识、理解的渴望。内心的矛盾挣扎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没有让李家过于激进,他们依然坚守着读书人的本分,随遇而安,喜怒不动于形色。
而此时的李国鼎不过是个孩子,对那段动荡激变的历史并没有尤为深切的体会,只是从每日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可以略微地感受到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世人对国家境况的逐步关注,甚至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政治动向也成为一些人谈论的话题。
不过,即便对政治全然不知,但推翻清朝统治,改朝换代的国父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却是李国鼎能够清晰记得的。即便他无法全然理解这些政治理论的内涵,但是从舆论的宣传声中,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孙文的形象却早已在心中逐步确立,幼小的他也切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国家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与生俱来的那份强烈的抵触情绪,感受到当时在民间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兴工业与企业的出现,在当时形成了特色明显的新阶层,但似乎阶级矛盾并未足够凸显,阶级的概念在百姓心中也不甚明晰。虽然偶尔也有人风言风语地提起资产阶级抑或无产阶级的概念,但年少的李国鼎对此并没有什么体会,也未曾多想“党派”抑或“主义”之争。或许那时的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把共产主义当成毕生的信仰。
生于乱世,却心若净水。父亲的家族教育,母亲的悉心照料,让童年时的李国鼎算得上是幸运的,他得以更多地在家中这个相对安稳的空间寻求平静。尽管如此,身处动荡不安、激情变革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已经积累了一股爆发的力量,这必定也会给他幼小的心灵增添些许阴霾。但生于那个时代,李国鼎没有任何的抱怨,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能够随遇而安,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李家固有的浓厚的书卷气质,也练就了他面对世间的汹涌多事,能够保持一种淡定释然的心境,于内于外,实现一个平衡。既不是风风火火,过多地掺杂世俗庸碌,闹得家中鸡犬不宁,也不是全然与世隔绝。似乎,
这也可以解释李国鼎先生在青年时期没有过早树立政治立场的原因。生于乱世,泰然处之,对于孩子来说,童年就像是一把天然的保护伞,维系着浓烟嘈杂中难得的一缕宁静。然而,有这一点点空间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