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父亲，李敬如先生
一、书香世家，传承下来的文化积淀
李国鼎的父亲李敬如先生出生于1881年，祖籍湖南省澧县。这个旧称澧州的城市位于洞庭湖西，山、丘、平、湖兼备，风景秀美，澧水贯穿整个小城，历来也算是个交通要地，自西魏始，县城屡为府、州、路治所，历史颇久。《尚书》中就有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澧州自古英才济济，可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李家人骨子里总是有着几分山灵水秀之气。
李敬如算是谱系“来源承先祖，为学永定邦”之中先字辈，排名老二，因称先第。说起来，李敬如先生这一辈是先祖的第四辈，到李国鼎先生这一代自然是李家祖下第五代，按理讲，李国鼎这一辈该是祖字辈，下一辈自然是“为”字辈，但是这个家族谱系并没有继续下去，以至于此后每每谈及，李国鼎总是笑称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吧。
李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书香门第，因此李敬如自幼就被送到私塾读书。由于祖上有取得功名的历史，因此在湖南老家还是有一定的家业，家境也算殷实。从李家传继下的家训中“继祖宗遗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便可得知，所谓一心只读圣贤书依然是李家教育下一代的核心思想，李敬如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而李敬如对李国鼎和他的兄弟们的要求，也是如此。在李国鼎心中，对父亲充满了敬佩与肯定，父亲身上那为家为父的责任感让李国鼎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男人是家庭的脊梁。
传统男人的责任感让父亲坚强地在乱世中维系着整个家庭，同时也让父亲拥有了家庭中的绝对权力。无论是家中的日常事务，抑或是对子女的教育、发展，父亲的分量不容置疑。对儿子，父亲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记得幼年时，李国鼎每天很早就要起来晨读，风雨不误，一时一刻也不能耽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后来的“四书”、“五经”，一字一句，父亲的教诲是李国鼎最早的人生记忆，也让他多了一份现在恐怕很难再找寻到的对古典文化的深厚感悟。不过也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熏陶的父亲，同样也能尊重儿子的选择。比如后来李国鼎做出外出求学的决定，父亲斟酌再三，却并没有拒绝，这不仅是出于父爱的无私和伟大，更是父亲权衡时事，综合考虑社会境况的抉择。近代学校教育动摇着家庭教育的根基，所谓传统规矩与亲情相比始终处于下风，骨肉相亲，尤其在战火喧嚣生死难料的时代，才更为重要。标准与规矩，除了教化的手段外，真正作为家法影响个人发展的作用已经基本被剥离了。在李国鼎先生后来的回忆中，他更多地把近代学校的开办，看成是公共政府取代家庭承担起教育的责任，或者说是传统家庭权力外化的直接表现。
二、改弦更张，异乡谋生
身处文化变革的转型期，李敬如虽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但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的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非常大，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正在经历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一边深谙传统文人的思乡情怀，一边却又不得不正视这个正在变革中的世界，在激荡的国内斗争和严峻的外国侵略的双重压力下，重新审视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坚守古训，继续作为古典文化的研究者和维系者，在国难当头的时代，反而似乎无法演奏出和谐的音符，而另一种身份所表现出来的新面孔却渐行其道，显露出反对宋儒开创之传统的新思想，即格物致用、知行合一的西方思想，并日益呈现出包容与整合的趋势。所以，在两者的平衡中自然要有所取舍。于是，弱冠之年的他，毅然选择再求西学，并离开家乡，迁到武汉谋生。
背井离乡，改弦更张，这对于一个成长在旧式封建家族的传统文人而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然，这其中自然有着在列强入侵、国内动乱的时代背景下，为社会和国家稳定贡献一份力量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出于生活所迫，这样说来虽然有些凄凉，却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形式瓦解的必然，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解体后的必然选择。
科举取士的道路被阻断了，作为读书人，难以靠仕途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甚至连安身立命也变得尤为艰难。于是，作为担负着维系、扩大和传承家庭重任的家长，李敬如虽然不敢断定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但对于自己一家而言，在湖南澧县老家吃老本显然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办法了，家族祖产不再是每个人的庇护所，家长的全能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个人既拥有着即使是家庭中的长者也不能剥夺的权力，同样也肩负了不分年龄辈分都要承担的生存重任。当所谓的考取功名失去了它的前途，读书读书，读出来的再不是黄金屋，而是穷乡儒，因此，读书的目的也从功名转向了求生手段，借读书去谋个职位的想法，在那时，变得流行了许多。
于是，父亲在一个专科学堂里读了几年书，在这里接受了西式教育，后来就到了政府部门里做文职工作。对于李敬如具体从事的工作，幼年时的李国鼎并不甚了解，只知道父亲是经人介绍在某个政府部门里做了个参政秘书，也就是个公职人员，每日工作，甚是辛劳，收入不算丰厚，家中却也能衣食无忧，有点像现在的工薪阶层。
据李国鼎回忆，那时的父亲闲来在家的时候，除了对子女们的教育外，还时常吟诗作对，因此会听到他自己在屋子里面读书的声音，如老子的《道德经》与司马迁的《史记》。记得父亲在自己的小书房里面，墙的一侧，做了小台子，把自己写的一些经文教义放在这个台子上面，点香明烛供奉着。有一次父亲在书房睡着了，蜡烛被风吹倒，把经文烧掉了，就此一事，父亲竟认为是有神仙的显示，认为自己要发财，于是去买了彩票，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可见父亲虽然熟读诗书，却还是不免有些迷信。不过没能中奖恐怕也是在那时购买彩票的必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彩票，它们有的是为了筹集各省督军军饷,却以“慈善”、“善后”等名义骗取百姓的支持,如“湖北有奖义券”、“公益奖券”、“浙江绍萧塘工有奖义券”、“慈善救济副券”等，有的是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而多次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并公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按照《条例》，每年发行不记名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为“国币”10元。每次发行奖券所收款额，由政府提取50％，扣除发行及办公费和代销手续费之外，一等奖1张，独得50万元；二等奖2张，各得奖金10万元。每次中奖约5万多张，奖金共计近250万元。也有地方政府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发行的彩票,如邯郸会为鼓励农民多种棉花而发行的植棉奖券。另外,还有不少商业性质的促销奖券,如烟奖券、肥皂奖券、布奖券等。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彩票有着丰厚的历史价值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但由于管理不严、发行过滥等方面的原因，旧中国的彩票存在着许多弊端，能够中奖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在社会上留下了很多不良的影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一提起彩票，人们往往把它同旧社会的丑恶现象联系在一起。因此，父亲不能中奖也就十分自然了。
父亲的工作，说是参政秘书，其实也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行当，有从小文化修养的底子在，对李敬如而言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事，做起来得心应手，甚至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也曾有过受提拔升迁的机会。怎料天命难耐，后来李敬如意外地患了一场大病，导致双耳失聪。升迁加薪的美好愿景自然是被砸得支离破碎，甚至一家人的生计一时都成了问题。对于当时父亲究竟得了什么病，幼年的李国鼎也不是特别清楚，或是肺病，或是心血管方面的病，病因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命的是在这一场病患之中，李敬如不幸染上了一个瘾疾——抽大烟。
三、对抗病魔，鸦片改变安康的生活
大烟，或说鸦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的一颗痛痣。鸦片虽然不是中国本生，但却并不像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直到清末才有。说来也算历史悠久，早在汉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经由丝绸之路传至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朝时已有鸦片进口的记录。时至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正式定名为罂粟粟，罂粟为植物名称，而后一个粟是硕果的意义。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曾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了“鸦片哲人”的雅号。鸦片在中国的药用或小范围的使用历史非常之久，只不过直到100～200年前才危害至极，甚至需要硝烟以对。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大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并宣传鸦片的普及用法。当鸦片不仅仅只是作为医药麻醉之用，有迷幻作用的鸦片所带来的成瘾症状，让很多人成为鸦片的奴隶，拜倒在烟雾缭绕的醉梦中，长期的沉迷不仅摧残着自己的身体，也弱化了整个民族的国力，让许多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
在李敬如对抗病魔的日子里，鸦片也成为他每日常用的麻醉剂。不过从李国鼎先生的描述中可以推测，当时李敬如先生所抽的大烟并不是高纯度的鸦片，而是混合了一些鸦片的烟草。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了福建和广东，后来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这样吸食鸦片的方法迅速成了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如此广泛的传播，甚至令当时的中国统治者都深感恐慌，崇祯皇帝曾下令禁烟，但因为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所以不易察觉。
不过，虽然吸食大烟，但李敬如先生的用量并不多。据李国鼎回忆，父亲在抽大烟的过程中是靠自己控制用量，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通常意义上的过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比如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等症状，也难以感受到吸食纯鸦片后那种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更让李国鼎钦佩的是，在父亲后来决心戒烟之后，竟然真的将这大烟的痼疾给戒掉了，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异常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从外部摄入少量鸦片是可以系统调节体内诸多神经体液免疫系统，保持正常的体内功能平衡的，这个时候人并不会对其产生强烈的依赖，但是当人长期大量吸入外源性鸦片时，体内的自适应调节物质则将因受到抑制而生理损伤性地减少。因此，人必须继续用药，通过足量外部鸦片，才能调节体内各系统，使人体内的功能暂时得以维持正常。但一旦停药，体内将面临功能缺失的局面，因此任何人都是无法控制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犯毒瘾”的症状。简单地说，大烟瘾是人体的功能性缺失，是很难戒掉的，强行戒烟是非常危险的。但李敬如先生最终还是成功戒烟，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抽大烟也就是用了基本的药用量而已，另一方面李敬如先生的毅力和决心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在李国鼎看来，父亲抽大烟，一方面是出于药用，另一方面也是父亲在为那段时间的状态不佳寻找外部原因，于是便找到了抽大烟作为靶子。但无论如何，抽大烟，即使是药用，也是很费钱的，尤其是没有固定的药用指导，导致药效无法最大化，可能导致对药物量的需求扩大。在李国鼎的记忆中，当时在武汉的时候，是父亲事业发展的高峰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但是到李国鼎出生的时候，父亲的耳朵已经很不好，讲话不方便，再加上抽大烟所导致的消耗，使得家境逐步败落。当时鸦片大致分三种类型：“公班土”（孟加拉国产鸦片）、“白皮”（西印度麻洼产鸦片）和“金花”（土耳其产鸦片）。它们的价格随时随地发生变化。一箱“公班土”价值在洋银时值700余元；一箱“白皮”价值1325元。其实，鸦片输入的迅速增长自然与中国对此种毒品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当时，像李家这样有人抽大烟的人家不在少数，虽然政府也在严令禁止，但大烟的销售与流通总是在人们需要的时候出现，很难抑制。对于父亲抽大烟具体消耗了家中多少财产，李国鼎先生自己也不甚清晰，但可以感受到的是，家中的原有租房后来缩小了近一半的面积，家中的佣人也不再雇用了，甚至父亲把年纪尚小的二哥都过继给了叔父，可见家中生计的艰辛。父亲老家原有的财产被消耗掉不说，甚至在政府做幕僚的积蓄也消耗殆尽。但无论如何，将自己的亲生儿子过继给他人，即便是在旧时候，也是迫不得已万般无奈之举，足见后来家中生活之艰辛，过继儿子也成为日后李敬如难以言明却始终无法割去的心头病。
1942年，李敬如在湖南澧县老家因病故逝。少时就怀有大志的父亲，正当事业蓬勃发展之际，却遇飞来横祸，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摧毁了他的前程，在这个动乱不安的年代，郁郁终老，只能将自己全部的期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了，所幸的是，李家的四个儿子，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光耀门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