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儿子走了
其实直到离家以前，树华还只能说是个孩子。他在中学读书，国文一科最好。这个地方的中学国文，本来都是读的古文，加上几篇梁启超和胡适的文章。选一篇鲁迅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老师讲的都是不知所云，说不清那讽刺的目标是谁。后来，来了一位新老师，带来几本上海的杂志给学生看。这些杂志其实都是很平常的，说一些个性解放，职业教育之类，到了这儿都成了新鲜的。其中偶然夹杂几本《语丝》、《拓荒者》，他看了几篇，别的什么都没弄清楚，只有一点感觉，外面的世界和自己所处的这个县城，相距实在太远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全城有所谓四大家、八大家，家家都是在乡下有好多个庄子的。一庄连一庄，就连树华自己家这数不上牌号的家庭，也有两个庄子。直到了一九三三年，外面早已革过几次命了，这里还在磕头祭祖，父母包办订婚，绅士们开口就是吴佩孚。城里只有一家小书店，店里只有线装书和教科书。没有戏院、电影院，看戏只能等着赶庙会，小辈见长辈只能哼哼唧唧说：“是是是”，连一句完整的话也不能说。这世界啊，简直还在“五四”以前，在他崔树华出世以前。就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他这一代人降生过一样，一切都是他出世以前的模样。这怎么能够忍受！
他越烦这个环境，就越爱看外边的书报，越看外边的书报，也就越讨厌这里的环境，这两者互为因果，最后是越看越多。他向上海的书店开了户头邮购。弄回书来几个同学大家看，见人家刊物上说的组织文学小团体。他们也就照葫芦画瓢组织了一个，取名“怒吼社”。只十个人。地址就在树华家里。
怎么个活动法呢？也是照外面刊物上说的办的。人家说看了书报可以开会讨论，他们就讨论，坐在一起说说书上的事，又说说县城里这些可恶的旧风俗。树华提出来，要废止磕头礼，那个太封建，太落后了。那是拖猪尾巴的遗老才干的，我们为什么要干。大家一致赞成。于是，全体社员在家里都不许磕头，就成了“怒吼社”的一条社规。
还有呢，要废除迷信，反对烧“包袱”祭祖。还有要演话剧，要组织歌咏队。为了演一次宣传抗日的话剧，闹得轰动全城。是在城隍庙戏台上演的，原来想由女中学生扮女角，结果他们去女中联系，没有一个女学生的家里答应女儿唱文明戏，女孩子也没人敢出来。没有办法，只好由长得清秀的小俞演女角，树华演男角，就这，还在开演前遭到县政府派警察来干涉。幸亏他们事先已经打过呈文，还请了县大老爷来看戏，总算勉强对付了过去。
后来，他们又商量着要办一个壁报，登一些诗歌、散文和评论。主编就是树华。他从来没有当过编辑，把大家的稿子收来以后，自己用心用意地计算清楚字数，从自己家商店里取来几张大白粉连纸，就用铅笔画版式，在画好的各篇地位上，用毛笔将稿子一篇篇抄上去。开始还因为计算错误又作废重抄。缺的文稿也由他自己补写。他干这个壁报可真够辛苦，足足占了一个星期的课外时间才弄成了。抄好以后，往哪里贴呢？社友们商量，最好不贴在学校里，贴到县城鼓楼下面，容易引人注意些，于是就这么贴出去了。可是，县城里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东西，一听说唱文明戏的学生又贴出黑头帖子来了。于是凡是识字人都抢着去看。对于那些七长八短的句子竟也叫做诗，他们只是传为笑谈。更使大家惊讶的是那些评论，居然对许多历年不可移易的生活习惯也加以抨击。例如反对分上下尊卑，反对买妾蓄婢之类文章。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全城的绅士都知道了，崔甫廷的侄儿崔树华在提倡造反！接着，他们的壁报又出了第二期，这第二期更闹得大，在报头地位用黑毛笔写了八个一尺见方的大字：“东北已失，中国将亡！”周围用红毛笔框着。底下是一篇文章，说中国政府不抵抗，丢了东北，现在上海抗战，又不让十九路军打，强迫撤退，还说是“转移阵地”。这一下闹得城里开店的摆摊的也都知道了。
树华的文章里写一些要“反帝”“反封建”。这些话都怎么讲，明贞并没有全闹清楚，可是要说东北丢了中国要亡了，连离此不远的上海也要丢了，外国在侵略，这她懂。她想：国家不是从她小的时候就受外国侵略吗？早就说要“瓜分”了。弄了几十年，政府换了几个，怎么到现在还是照样？她见树华贴壁报，又招来这一群年轻人要红纸绿纸去贴标语，她就说：“拿吧！去我们前边柜上拿吧！要抵抗日本，总是应该的。”
树华的活动，风声传到大伯爷耳朵里去了。于是，他忽然派他家小二子来说：“大老爷请新二太太过去谈谈。”
谈谈？明贞只要一见大伯爷那边来人。就知道没有好事，想想自己最近没有什么触犯他的地方，料到可能是为树华。她本想叫树华一起去。转念一想，大伯爷的话，不会有什么道理，去了无非是受气，何必叫他跟着受？他去嚷一场也不好，还是自己一个人顶吧。于是她怀着单刀赴会的心情，穿戴好了，慢慢走到大房去。
崔甫廷见明贞进来，刚奉完茶，不待她说话，便先开口质问：“知道不知道树华贴了黑头帖子？”明贞回说不知道，他就拍着桌子叫道：“不知道，你是在崔家吃干饭的！知道他在反对磕头祭祖吗？”
明贞对于树华的这一主张本来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听大伯爷这一说，她心里反而大为畅快，脸上虽不好带出笑容，表情却也极为平淡，像没有那么回事似的，答道：“他反对归反对，没有告诉我，我也就没有法子去管。”
崔甫廷看见了她这淡然的表情，听了这淡然的话，气得咬牙切齿。骂骂她，对于他本来是家常便饭，随口就来，但是现在看她那样子，似乎竟对于他的赫然震怒不大在乎，他可真忍受不住了。站起身来把桌子一拍，说：“我真该死！怎么会叫我家老二讨了你这种没家教的人！儿子倒是生了，只会养不会教，你哪里有资格教育儿女！”骂到这里他脸全红了，明贞的脸也气红了，按家法规矩是每逢大伯爷训斥，她只能听着不准回嘴的，这时她只好还是听着。
可是崔甫廷说了这些刻薄狠毒话，还不满意，又指着她说：“你简直在教育儿女当共产党！这是干的灭门的事，是断子绝孙对不起崔氏祖宗先人的事！晓得吗？儿子成了这样，你还不管，还有一点做母亲的身份没有？”其实他是早就说过她并没有做母亲的身份的。
她本来一直是拼命忍着气不说话的，听他说出这些来，这才自己定一定神，开口说道：“当共产党？共产党都干些什么？我并不知道，怎么管他啊？”
崔甫廷一时对答不出，因为他也说不清这问题，但是马上一转念头就有了词儿，他说：“共产党还不晓得？就是共产共妻嘛！当强盗当贼嘛！还乱讲什么抗日嘛！”
沈明贞心里给自己鼓劲：“说！驳斥他！”她开口说出来：“抗日，那日本侵略中国，抗总是该抗的，难道我能教育孩子当亡国奴？”
“胡说！”大伯爷气急败坏，却不好再乱骂了，“唉唉”两声，改成开导愚蒙的样子，说：“国家事情有国家管，哪个要这些小孩子、妇人女子来乱开口。你又不懂得，等我来找些别人讲的要紧的道理来，找两本书来，你回去，叫树华用心学一学。你坐好，不要走！”
说罢他自己就匆匆进内室去了。沈明贞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便坦然地端坐不动。一个人坐了约十分钟，大伯爷出来了，手里拿的是两本书。看起来他是早先准备好了的。他把书举得高高的，向沈明贞一扬，道：“拿回去教树华好好读，要读到背得。你不把儿女教育好，就不是我们崔家的人。”他又忘了他在十分钟以前刚说过的，她没有资格教育儿女了。他把这两本“神圣”的书在桌上拍拍敲了两下，书是新的，又是洋装，劈啪响亮的声音，格外显示出它们的价值。沈明贞不用手去动那书，默默地用眼角一瞥，只见上面一本用大黑体字署着标题：《革命哲学》——蒋中正著。她心里一个悸冷，伸出手指将上面这本轻轻推开些，露出下面一本，却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写的，题目是什么《论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她不动声色，一句话不讲，打开手提包就把这两本书放了进去。崔甫廷还在说：“要他们读！不但树华要读，小琼他们也得读，你天天给我看着他们读！”沈明贞仍然不说什么，收好书便告辞了。
这两本书拿回去，给立华、树华和琼华三个大的看，招致了树华一场大笑。他笑得喘不过气，说：“拿这些狗叫来教育我，叫我学着做小狗啊？”
明贞皱着眉问他：“到底这共产党是怎么回事？”
树华看着母亲那郑重的样子，才忍住笑回答：“共产党呀，……就是，就是主张人要自由，不要受压迫。富人不要压迫穷人。再有呢，就是主张现在要抗日，不要投降。”
明贞听了，点了点头，说：“那对啊。可是大伯爷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树华变严肃了，摇着头说：“我哪里配？”然后他讲给母亲听：“现在东北四省沦陷了，国家要亡了，卖国政府不肯抵抗日本侵略者，却在这里说谁要抗日谁就是共产党，就犯罪。这不是爱国就有罪吗？”
明贞仔细倾听着，心里觉得这些话深合自己的意思。她最近常看报，已经知道国家事不得了。她觉得爱国是应当的，自己从小就这样想。这二十多年成了崔家的新太太，国家事不与她相干了。可是卖国总是不对的呀，那么大的东北四省不是丢了么？蒋介石这个政府明明负担不起国家事，和从前订《辛丑条约》的清廷差不多。可是大伯爷却要把他的书拿来，勒令她的孩子们念！不念！偏不念！她想：自己从前叫孩子们替自己报仇，他们说不行。可是现在，树华不是就在报仇吗？大伯爷说的，他硬不干，不干就不干！不但儿子不干，我做母亲的也不赞成。想到这里，便把那两本洋装的很漂亮的新书用力一卷，交给琼华道：“拿到厨房去当柴烧了吧。”琼华拿着书要走，倒被立华劈手夺了下来，他说：“阿娘这是干什么！”
树华也笑了，他说：“阿娘说逆来顺受真能逆来顺受，什么都受。说要反抗也真反抗，爆仗似的火爆性子，跟年轻人一样。这两本书呀，我还要留着作参考哩，将来写文章反驳他，别烧。”
明贞不说了。由他们议论去。她觉得树华这孩子尽管书读得多些，究竟还是孩子。他不懂得一个像她这样命运的女人，在那个时代除了逆来顺受根本没有可走的路。她不是男人，也不是有钱的读书人家的小姐。她的这种身份，还有他们崔家这个家，把她磨成这个样子。但是难道她天生的爱受气，不爱自由吗？哪有那样的事？她觉得自己像一棵草，二十几年被压扁在这个家庭的大石头底下，遇着一点缝当然要往上蹿一蹿，冒一冒。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他们干的事情，自己能帮点忙就帮点忙，就算对得起儿女了。
到后来，有一期壁报上登出了树华写的一篇评论，揭露本县县政府贪污学校经费的问题。这一篇公开的“黑头帖子”可惹下了祸，壁报贴出以后，崔甫廷又一次找到家里来。那天树华不在，只见甫廷大伯爷身上连一件出客衣服都没有换，只穿一件背心套件布袍，手里拿根文明棍，用棍子一戳一点地敲着堂屋里砖地，像发了疯似的直声喊叫：“树华这个反叛，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哪个狗洞里去了？县里要捉他了！我们要抄家灭门了！”
明贞见事情闹到这样，反倒镇定了。她看着崔甫廷在那里咆哮如雷，她只是轻声说：“想不到，想不到。”虽然因为怕树华会被捕，不免惊慌着急，但是她只是想怎样能保住他别被捕而已，对于抄家灭门之类恐怖，她倒并不感到害怕。反而因为儿子树华终于做出了一件震撼县里，吓坏大伯爷的事情，好似刚刚一个挑战就把对方吓倒了，这真是报了点仇，她心里反倒有些高兴。
她只是不知儿子真的跑到哪儿去了。反正他是每天都回来很晚的，她从来没有干预过。这时她只希望大伯爷快走，便答应大伯爷，等他回来立刻打发他逃亡外乡，远走高飞，反正决不连累崔家，不连累大伯爷就是。她又不得不替儿子赔了礼，还挨了不少的骂，直到崔甫廷气出够，走出门为止。
她把立华从柜上叫回来，母子两个商量了一下，要叫树华快走，要走得秘密，不要被外人看见，还得走到一个完全可靠的地方去。两个人当即商量好了，由立华出去到朋友家找他，可能在小俞家或者“怒吼社”别的朋友家，叫他现在稳住了不要动，等天黑街上不见人的时候再溜回家来。好在，这个小县城的落后也自有它的好处，路灯很暗。在没路灯的地段就根本看不清人模样。等他一回来就立刻把他打发到沈明贞的娘家去，叫他去投奔那两个在乡下种田的舅舅。那是再也不会被这个县政府发觉的。
计划已定，于是立华立即出门去找弟弟。明贞连忙到树华住的西厢房里，帮他收拾行装。给他带一口小皮箱，装些最简朴的布衣服，把一叠钞票和一小块金锭缝在衣服底襟上。他的书，她站着翻了翻，考虑了一下。这屋里桌上、架子上、柜子里、柜子外、地上，到处都是书，靠墙一张大床，床边堆一行书，实在比县城那家小书店的书多得多了。而且书面上的颜色也和县城书店的全不相同，不是那样一律一张灰纸皮中间印一个长黑框框，而都是五颜六色，有的画着人物，有的画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彩色三角形、四方形、圆锥形……她大致一翻，心里想：“惹祸的大约就是这些书了。”于是一本也不替他装进去，而只塞进几本古唐诗合解、苏辛词，免得他旅途寂寞。
她这里收拾好了不大工夫，立华已经在夜色中拖着树华进来了。明贞用手一指他的脑门，道：“你这个孩子！别人为你都要问斩了，你还在外边玩呢。”事情的大致经过已经由立华向他讲过了。他比立华矮一点点，只比立华小两岁，因为身上穿的学生制服，透着精神，倒觉比立华小好多似的。他站在厢房中间地上道：“抓就抓，我怕他们什么？我什么罪也没有！”明贞顿着脚：“少说两句吧，你干了什么你自己知道，闹到这样还说嘴，你倒什么也没有！”他却索性找个椅子坐下来道：“就是什么罪也没有，他们敢把我带到公堂上公开审讯，我敢保证，能把他们说得哑口无言！”
他满不在乎地叙述他那篇评论文章的由来。明明是县教育科贪污，用教育经费放高利贷，县长分润，全县教育界传得沸沸扬扬的，只差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偏偏他出来把这张纸捅了个小窟窿，这就把一切罪名都归到他身上来了。连那些原来对这事愤愤不平的老师们也跟着说崔树华的不好。他气冲冲地大声说：“我是傻子，他们是聪明人，倒霉的是奴才们！现在说我有罪，话头是从哪里来的？真是书读得越多越滑！”
明贞连忙摆手：“噤声！噤声！”她走到门口，吩咐建华到门外张望一下，有没有眼生的人过来，然后回来慢声细气开导树华：“你觉着没有罪，冤了。你就不知道，古来多少忠臣义士都受过委屈，《水浒》里有那么多打抱不平的人。如果天下没有什么不平，也就用不着这些人打抱不平了。”
这句话树华可想不到母亲会说得出来。母亲爱他，他知道。母亲本指望教子成名，能在大伯爷跟前扬眉吐气、报仇，而他现在试图去走的这路恐怕会是一条永远不能“扬眉吐气”的路，永远不能帮助母亲在人前伸直腰杆做人的路。在这一点上，他很觉对不起亲爱的母亲，但他从没有想到，母亲会从他这一件事想到古来打抱不平的义士身上去。她倒看得长远。他不由得不抬起头来细看着她。
她却不暇多讲，就把自己和立华商定的计划告诉了他。让他先跑到乡下舅舅家躲上个把月，等家乡消息平静了再回来。或者到外地去升学，那时再由立华亲自出去帮他办。树华听了，连声答应，他早就觉得这个小县城郁闷不堪了。只要能出去，能展开自由的翅膀，就是再碰伤几次头，最后能飞到宽阔的地方去，他也愿意。趁这个机会能走，倒可以说是一件好事。所以他是满心欢喜，任凭母亲和嫂嫂在那里替他收拾小件东西，他就无所事事地和小建华玩。房里对面点着四支蜡烛，淑仪在那里动手缝被子，李大娘引线，正缝着，在旁看热闹的建华忽然伸手去帮着李大娘拉引线，他使劲一扯，把中间一行引线拉断了。树华抓起蜡烛台歪拿着说：“再捣乱，我拿蜡烛油浇你的脖子！”这一闹着玩，那蜡烛油却正好滴在建华的衣领下面。建华就叫：“阿娘！二哥欺侮我！”明贞只得把那蜡台夺过来放稳，嘴里说：“唉！树华！你跟他捣什么乱！说你是大人呢，你又跟他调皮、撒娇。说你是个孩子呢，人家又要当共产党来抓你了！给我乖乖的，今天晚上走出去，可不像家里，找不到撒娇调皮的地方了！”
树华不说什么了，实在是即将出行的兴奋使他忍不住想动手动脚做点快乐的事。他想外边那世界多么好，多么美，可以随便写，随便唱，哪怕饿肚子他也不怕。饿肚可能正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经历，哪有一个勇敢的英雄没有饿过肚子的？住小店、流浪，也都很富浪漫色彩，光是歌咏流浪的诗他就读过不少首。高尔基还是流浪汉呢！那叫做“暴风雨里的海燕”。如今这只海燕要从云层里冲出去了。但是母亲还把他看做翅膀毛没长全的雏燕！
他走到母亲身旁，用手摸着她的双手，轻轻地说：“阿娘！我长大了，你放心。我一定听舅舅的话，等太平了我可以去上海考大学，找事做，将来我接你出来，在外边的世界里好好生活几年，一定的。”
“我还能等着你接我出来？”她惨然一笑。她真的已经不再打算享儿孙福了。崔甫廷叫树华读书时，本是投的一个赌注。明贞也曾对此存过幻想。直到这时她看见了崔甫廷同树华的冲突，甫廷在愤怒中骂他：“给我卷铺盖走！”树华嚷着：“我情愿卷铺盖。”她才有点看出了，大伯爷对于树华的要求，树华是办不到的。而她当然不能站在那个可恶的大伯爷一边，只有自己个人为了儿子去牺牲吧。
她柔和地对树华嘱咐一切出门应注意的事情，把箱子清给他看，又把缝着钞票和金子的衣服给他摸，几本书也点交了。树华对于她的安排倒也满意。反正现在是到外面追求自由去了，外面书有的是。他拿起一本高尔基的《母亲》来，然后又慢慢放下去。他想万一遇见军警盘查，也不大好应付。他虽然从来还没有被搜捕的经验。但是别人说的搜查学生宿舍搜出《马氏文通》来，就当马克思信徒捉了去的笑话，那是听过的。只好都不拿了。
这时候已经是十点多钟了，全家人悄没声儿，在西厢房里吃了一顿宵夜。陈永兴进来报告，那雇好的人力车已经在后门河上等着。于是明贞就叫立华提着箱子，她亲自送树华出了后门。
这后门临河，从门口下几级台阶，就到了河岸，沿岸都是各家人家的后门，平时只女用人洗菜男用人挑水的时候才有人来的。主人家根本不过来。虽在市内，却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崔家后门口的河堆上，歇着一辆人力车，好像为了怕座客寒冷，把车篷支起来。车夫站在岸上，见他们一行人下来，就上前说：“稳稳地坐着吧。河冰冻得硬邦邦踏不碎，走起来飞快的，包你比在马路上坐车还适意！”原来这个主意是陈永兴贡献的，为了秘密，不坐小火轮。陈永兴的兄弟就干拉车这一行。经过明贞、立华研究，这办法的确不错，就采纳了。
树华提起行李下到河堆上，立华跟上去帮助掖好盖脚的毯子。明贞站在岸上。
这是她的孩子中间头一个离开她远行的。虽然只是避一避，虽然去的目的地是她自己的娘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她看着他一上车，仍不由得眼眶发起酸来，她明确地感到，他这次走，不是一般的短暂离别，是出走！而且不仅是从这个家庭出走，是从这个黑闷缸似的环境里出走了，从自己的卵翼下出走了。这孩子走了，她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心里说不出是喜是悲。她抬起头来，只是一迭连声嘱咐：“写信回来，到了就写信回来。”车夫抄起车把，果然快得很，车轮才的溜溜转起，一眨眼已经转过弯去，看不见了。送行的人才惘惘地回来。
树华走后，沈明贞和剩下的几个孩子还是过原来的生活，照旧谈谈讲讲。只是一谈很容易谈到树华身上。明贞向来是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给他们讲《三国》、《水浒》、《西游记》故事的。孙猴子的一根金箍棒，呜一下，变成一根小绣花针，藏到小孩子的耳朵眼里，谁也看不见找不着啦！每当这时候，她把双手一合，朝小孩的耳朵眼里一送，孩子们总是睁着圆圆的眼睛，瞧着母亲，好像那根神奇的绣花针就在母亲手里似的。现在最小的建华也能自己看书了，用不着她这么讲解了。可是他们还常常谈论这些书，有时候还互相考问着玩。从前，树华的回目最熟，他能背到底，常常是他出了上联让别人背下联，别人背不出来就输了。立华对一百单八将名号最熟。每逢这时候他就要反过来考问：“你把裴宣、皇甫端、徐宁、孙新这几个人的绰号背来我听。”往往就能反败为胜。连琼华也不服输，背诵《红楼梦》里的葬花词是她的拿手。树华走了之后，他们还是常常这么谈家常。有一次，建华吃着饭忽然问：“阿娘！阮小二唱的那道情里有一句‘污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那阮小二是不是共产党？”明贞笑道：“真胡说，阮小二什么时候又成了共产党？”建华挺严肃地郑重反问：“那，二哥也只说要反对贪污，他怎么就成了共产党？”这句话弄得沈明贞无法对答，她只能回答：“那，那他也不是的，他不是。”
琼华把饭碗一放，忽然也端端正正地说：“说二哥是共产党，是大伯爷说的。依我看哪，凡是大伯爷说好的，就没有好事，他说是坏的，准是好人！”
这句幼稚的话，其实正是沈明贞自己心里的话。她几乎要拍案叫绝，表示赞同，但是见女儿这样没遮拦地瞎说，她只好说了一句：“别乱讲。”旁边伺候吃饭的李大娘却忍耐不住了，说：“小姐，你在胡讲些什么！”
明贞连忙和稀泥：“小孩子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还说你坏呢！”结果是琼华连忙乱嚷嚷：“我怎么坏？我什么地方坏？”把话糊弄了过去。
明贞在树华走后，就开始过细清理他住过的那间西厢房。衣服半天就清好了，却发现少了一件皮袍，一个棉背心。她并不声张，料想他决不会是把衣服丢掉了或者卖掉了。他会有正当用途的。最难清理的还是那些书，她先拖来一只箱子把那些书都放在箱子里。想想不好，又拿出来都排在书架上，一层排不下排内外两层。排好以后，又觉得乱，想分一分类。但是看了那些书名，什么《政治经济学》、《少年飘泊者》、《拓荒者》，实在不知道怎么分法。无奈，她只好把所有的诗放成一类，所有的散文她打开看一看，像是有个故事的分一类，看来全属议论的那什么“学”什么“大纲”另分一类。这件活她一个人在西厢房里干了四、五天。她不让李大娘她们插手，一者怕弄乱，二者她更怕书里万一真夹有什么他当“反叛”或当共产党的证据，一掉出来就糟了。
书大致清好之后，她想到对于这个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实在有弄清楚的必要。不管他是反叛也罢，不是也罢，哪怕全家受连累，总不能糊里糊涂连累进去。她读过的那一点书告诉她，一个女子，自己家的人如果不好，应当大义灭亲，如果自己家的人对，那就是跟着杀头，也不应当皱眉。中国古来除了那些迷信礼教而送命的糊涂“烈女”之外，也有真正堪称烈女的人，都是这样的。她把这些书理来理去，就挑了几本薄些的杂志和一本《母亲》拿回屋去看。
这本《母亲》，她是根据书名挑来的，看不懂。说一个故事，先说了半天风景和衣服，这她不习惯。但是那几本杂志还比较容易看，她就看了下去。那上面的句子不整齐的新诗她也看得很有兴味。就这么着，她看了好几本《语丝》。知道了一点那上面所发的议论，对于翻译文章那种比较古怪的倒装句法也习惯一点儿了，她就又去西厢房翻更厚一点的书看。她找了一本鲁迅的书，其中《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是她在树华走以前就看过，还和他讨论过的。现在她自己看了《孤独者》、《药》、《祝福》，觉得自己的心被深深地撼动了。《祝福》里的祥林嫂使她掉下泪来。这个和她自己的命运完全不同的农村寡妇，实际上受苦的心情却跟她多么相似！《药》里的夏瑜，她看明白了就是秋瑾。那就义的地方不是就叫古轩亭口吗？夏和秋，瑾和瑜，又是对仗！她一下子领会了这一点，自己十分满意。只是面前没人可以让她讲讲这点“心得”。她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做的那崇拜秋瑾的梦，但是，自己这二十几年成了个什么了？她不禁拿着书，惘然若失，有许多话想说，好像多年没有一个可以谈谈心的朋友，现在找到了。这朋友就在书里。自己的心事只可以向这朋友倾诉。于是她沉溺进了书本中间。
这真是一个很奇妙的情景，在这个一滴新文化也渗不进来的小县城里，一个从没有进过新式学校的中年主妇坐在煤油灯下，不算家用账，不读推背图，却像个大城市青年似的对着一堆新书刊，低头苦苦地啃嚼。后来，她甚至把看不懂的地方都记下笔记来，留着将来准备请教高明。
这就是她答应小俞来处家馆的原因。
她不能不照着历代祖先和大伯爷给她规定的生活方式那么生活。她只是一个县城里的老板娘、财主太太，而且是姨太太。她只能照常地管家务，主中馈，听训斥。以至请春酒，磕头拜年敬祖，烧“包袱”。行尸走肉般的生活早使她麻木了。这些年她就是靠着麻木，才能活下来的。但是完全麻木了的人一旦接触到一针清醒剂，也还可以恢复神智。沈明贞忽然觉得像有一股清凉的风，从一个透气孔里吹进来了。这个透气孔就是她的儿子替她开的。没有想到！她和别人一样在大闷缸里闷了这么多年，尽管已经麻木垂死，但是她还有求生的意志，她还想活！想活！这清风对于她，就和对于那些甘愿在闷缸里闷死的人作用不一样了。她还摸不清自己有什么希望，也摸不清自己能有什么办法改变生活，她只是爱这点清风，想多呼吸一点，多到这气孔跟前去透透气而已。
她疼爱自己的儿女。真愿意他们一个一个都能上进，都有成就。树华算是摆脱了这个牢笼。立华是没办法了，当少掌柜了。他不喜欢这个身份，她也知道。但是他能够委曲求全。她一方面觉得侥幸，还有这个儿子，可以依靠他去对付家庭里这一套。另一方面也有点可惜他，从心底觉得对不起他，只是事已至此，她常常悔恨当他初中毕业的时候，自己为什么就不敢去和大伯爷顶一顶。至于琼华和建华，他们还小，他们的前途应该是光明灿烂的，怎么也不能再把他们葬送了。所以，每当她受了气，张大娘来劝她的时候，她就总是说：“我无论受什么气都不要紧，只要我这几个孩子能好。为他们……”她说着话，常常表示这种为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的心情。好心的张大娘也没的说了。寡妇下半世为儿女，这是当地一切身份的寡妇的生活准则，张大娘自己也是个寡妇，有个儿子叫张孝明，在崔家的庄上。她也是不甘心叫儿子一辈子当佃户，巴巴结结给他读了几年小学，想让他学得有出息。听了明贞的感叹常常是叹口气说一句：“当娘的心啊！都一样，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