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向以诗文为大宗，诗海文澜，蔚为大观，其本其源，都可上溯至先秦两汉。但与江河之润泽大地不能以“源”而只能以“流”和“委”不同，这个时代的作品对千百年后的作家的影响，在许多时候往往是直接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中、下游之水渐趋污浊之时，会“溯洄从之”，到那滥觞之地惊喜地一掬清泉。

以散文而论，面对风靡唐代的六朝文体，起而力挽狂澜的韩愈，揭橥的便是“三代两汉之文”。当台阁体使明代文风趋于萎弱之际，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高呼的也是“文必秦汉”的口号。即以与之针锋相对的“唐宋派”而论，对先秦两汉之文也不废揣摩，如唐顺之的《文编》，并不自限唐宋，而是远溯周秦。归有光则更醉心于龙门之笔，对《史记》丹铅点勘，手批本竟不下数十种之多。当然，复古派与唐宋派两者的欣赏眼光与取舍标准大相径庭，然而却都认为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自己的作文。我们也正是看到了有裨于作文这一点才编选了这本先秦两汉散文的。自胡适之、陈独秀辈登高一呼以来，我们现在正处于白话文方兴未艾的时代。即使是清末民初文言文所用的词汇、语法，也已经大多过时，更别提唐宋、先秦两汉了。故而我们说先秦两汉之文有裨于作文，并不是想步明代前后七子的后尘，拾其余唾，提倡写聱牙戟口的古文；我们只是像明代的唐宋派那样，觉得先秦两汉之文叙事记言、状物抒情及谋篇布局的可取可法。那些感人的内容，富有教益的说理和那些出于自然的抑扬开阖、起伏照应之法，并不随着语言的变迁而化为已陈刍狗，在我们当今的白话文中，甚至千百年后与之面目全非的语言中，也依然有其颠扑不破、可取可法之处。所以，我们标举先秦两汉之文，实与前后七子貌同心异，而与唐宋派异代同心。

下面，我们想就本书所选的内容结合自己的体会略加评说，当然是从宏观的角度，因为，微观的分析读者可以从各篇的“注释”、“说明”和“集评”中找到。为了克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之失，我们需要的是望远镜式的观察。

本书所收的最早的文字是选自《尚书》的《无逸》。《尚书》与《春秋》一样，同为古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尚书》便是上古记言之作。由于时代最古，汉人已觉难读。故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里需要将采自《尚书》的材料译成当时的通行之语。唐代的韩愈也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其实，《尚书》在记录的当时很可能是妇孺能解的口语，世易时迁，就成了老师宿儒也难全解的文献了。《尚书》文字大多古奥质直，文学性不足，《无逸》可称是最具文采的一篇了。由于是周代文献，“周人尚文”，其篇章结构犹有可取。《尚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世影响极微，汉代只有诸侯王的封策尚仿其体。此外，还有西魏的苏绰，欲矫六朝文体之弊，曾模仿《尚书》的词汇和句法作《大诰》，并依靠政治力量推行过这种文体，矫枉过正，不合时宜，未几即告失败。

《左传》是记事之文，其叙事写人之善，千百年来几乎赢得一致的称赞。左氏尤擅长于叙战，所写的大小诸战役各具特色，令人赞叹。但其叙述的绘声绘色，几如亲见亲闻，亦每令人产生“《春秋》三传，左氏浮夸”之感。其甚者如“麑槐下之词，浑良夫梦中之，谁闻之欤？”钱钟书先生解释道：“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片言解惑，已得骊珠。

同样传说为左丘明所作的《国语》也有类似的情况。柳宗元指摘《国语》“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但就文论文，他又提倡“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可见不管是记言还是记事，“趣”之一字所关至巨，无“趣”则文字板滞沉闷，不能灵动；无“趣”则读者欠伸思睡，难以终卷。两千余年前的史家早已窥破这一奥秘，并将它用于自己的写作实践。这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是不能一味追求趣味而牺牲了真实。

《左传》与《国语》充其量只是某些细节的夸张失实罢了，《战国策》则连所载的大事也未必可靠。如苏秦、张仪这两个著名的辩士原不同时，而《国策》则将两人写成一主合纵、一主连横，针锋相对的并世之雄。其他许多内容也纯属虚构，只是秦汉之际无名策士的“小说”创作罢了。以文而论，却雄隽沉快，大多抓住“利害”两字滔滔滚滚说下去，其铺张扬厉之处真好比读一篇篇无韵之赋。后世苏洵、苏轼之文颇得力于此。但纵横家们大多是一些没有固定信念的政客，奔走游说只是为了个人利益或自己所服务国家的利益罢了，但他们却能将任何一种图存或强国的方案讲得法法圆成、头头是道。这一点也许会使有志于参加辩论与作文比赛的青年学子产生兴趣。

至于那些抱有坚定信念和独创学说的诸子百家，本书当然要给他们的文字留下较多的篇幅。昭明太子认为：“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因此《文选》不登诸子一字。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竟也不思干蛊，反效其尤。我们则认为，诸子不但自成一家之学，也自成一家之文，不能不加选录。

老子是道家之祖，其书多由三、四言韵语组成，极便记诵，透露出原先定是口耳相传之学。全书多作简捷的判断，不为繁复的论证。以智者静观之得，成精金百炼之言。读之可悟造语简练之法。《孙子兵法》的写法，亦颇相似。宋代苏洵的《心术》、《春秋论》等文颇能神似。

《论语》、《孟子》，因旧时独尊儒术，归入四部的经类。然而以现代的观点看来，儒家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子罢了，所以在本书中不予单列，而与诸子归于一处。但正因为是经书，家弦户诵，因而对后人文字的影响实较诸子为巨。《论语》杂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作对话体，大多篇幅短小，“辞达而已矣”，虽经孔门弟子润色，但并不刻意为文。我们选取了文字稍详、从中可以看出孔子及其弟子性格的段落。此书在文章学上对后人的影响主要是语辞和句式，从文体上加以模仿的有扬雄的《法言》和王通的《中说》，优孟衣冠，难免画虎类狗之讥，尽管二人在学术上皆有所自得。《孟子》虽然也是对话体，但其中的一些段落已可看成是首尾完整的论说文了。孟子在书中倡仁义，距杨、墨，常作滔滔雄辩。但这不是纵横家的雄辩，而是思想家与政治家的雄辩。“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其言析义至精，用法至密，可窥其有意为文处。后世文家，受其沾溉最多，词汇、句式、篇法，猎取殆尽。文言文的定型，《孟子》之功为大，故虽为先秦之文，现在读来仍觉文从字顺。

《庄子》之文“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喜用一串寓言组合成篇，但各个寓言之间并无关联之语、过渡之段，爱之者或以为“潜气内转”，或以为“得断续之妙”。然而后世文人即使在思想上受庄子之学的影响，在为文的结构上也绝不会邯郸学步。由此也可见庄文的“潜气”实未尝“内转”、庄文的“断续”实未必为妙，不然决不会没有祖构之作。庄子的笔法在秦汉便已过时，但庄子的想像力和思想则永远让人觉得可惊可喜。

《墨子》之文质朴无华，刘勰称之为“意显而语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有一个著名的《买椟还珠》寓言，就是墨者田鸠为墨子的不文辩护而讲述的。不过在我们看来，文章为了感人，还是应该具有一定的文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移用来论文，还是不错的。《墨子》之文，值得学习的是其理想主义的精神和较强的逻辑性。不过，纯逻辑之文，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翻来覆去，玩弄的只是一些概念游戏，虽对逻辑学有所贡献，但读之只觉苛察缴绕，味同嚼蜡，在这里我们也就不予登录了。

诸子中既讲逻辑又重文采的可推荀子，其文骈语极多，但可惜变化不大，有千篇一律之概，在本书中我们只选其《劝学》一篇。尝鼎一脔，味可全知，当然这只是就文学性而言的，并不将荀子的学术包括在内。

荀子的弟子韩非在文字上可谓青出于蓝，其逻辑性之强好似老吏断狱，其文采之富也决不逊于他所反对的文学之士。难怪秦王政读了他的著作，恨不与之同游。由此也可见田鸠“以文害用”之说是不确的。但我们在欣赏韩非其文之余，对其提倡统一舆论的观点却不免反感。世称韩非是合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为一的法家集大成者，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我们读《韩非子》，觉得他将商鞅的“刻薄寡恩”也集到他的“性格组合”中去了。当今之人受民主熏陶已久，懂得如何“食马留肝”，所以，读韩非之文，其笔法对我们显然有益，其思想想必对我们也难以为害。

然而在秦时“六王毕，四海一”的时代，韩非的学术却为害至巨，它化为政令在全国得到推行，于是，焚书坑儒，舆论一律，晚周文学的百花齐放被摧残殆尽，自此万马齐喑，进入了中国文学的严冬。据史载，其时的文学作品仅有歌功颂德的秦刻石、始皇命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及杂赋数篇而已，后二者皆已灰飞烟灭，至今惟秦刻石之文尚存人世，“遵命文学”而已，将暴政下战栗的神州大地粉饰成“男乐其畴，女修其业”的太平盛世。“后人不信秦刻石，为有迁史名山储”，“政暴文泽”，谎言而已。纵有人品之为“严峻浑重”，何足为取耶？

到了汉代，暴政渐除，文艺亦开始由复苏而至复兴。汉高祖以武力定乱，起初以为“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而在听到陆贾“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的回答后，面有惭色，即命陆贾著书以述存亡之徵。于是，惩秦之亡，反其所为，便成为汉初各项政策的出发点。汉惠帝时，又废除了秦时所定“挟书者族”之律，文学得到了适宜的气候，很快地发展起来了。

最初复兴的当然是切于实用的散文。汉初拨乱反正日不暇给，加以汉高祖本亦不文，所以陆贾能赋，但得到欣赏的只是他的《新语》。继起文、景二帝亦不好辞赋，所以能赋之士只能去投奔那些年轻的爱好辞赋的诸侯王，朝廷所用皆是散文。要到了好武更兼好文的汉武即位，辞赋家才能与善写散文的政论家分庭抗礼。辞赋不属本书收录之列，我们还是谈论汉代散文的发展吧。

汉代第一个杰出的散文家是洛阳才子贾谊，他年轻饱学，眼光敏锐，才气纵横。一篇《过秦论》，论秦王朝所犯的错误；一篇《陈政事疏》，陈当今政事之献替。无论当政论看还是当文学作品看均足不朽。贾谊之文颇可见纵横家的气势，也是那么铺张扬厉，滔滔滚滚。有人说他的《过秦论》用的是赋体，贾谊当然也是辞赋家，但他喜用赋体与其说是受辞赋影响，还不如说是为策士之文所濡染，《战国策》中许多游说之文早已是无韵的铺陈之赋了。贾谊高出策士之处是能够真正看出国家安危的要害并提出解决办法，透过“利害”之障，能够认识“仁义”的价值。刘歆说：“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在贾谊的时代的确如此。

景帝时的晁错，少时学申、商刑名，其文字受《商君书》、《孙子兵法》、《管子》诸书影响较深，剖析则擘肌分理，判断则斩钉截铁。刘熙载说：“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对晁文正当作如是观。

两汉文章，历来最推班、马。班即班固，马即司马迁。杜牧诗云：“高摘屈、宋艳，浓熏班、马香。”屈、宋指辞赋而言，班、马即指古文了。这里我们想谈谈对班、马古文的个人感受。司马迁的《史记》是通史，纪传体是史学上的一大发明；班固的《汉书》是断代史，其纪传体即沿自《史记》。抛开班、马二人思想上的不同不说，以文章而论，虽二人异代齐名，在风格上却大异其趣。韩愈提倡古文，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扬雄最其善鸣者也。”一字也不提班固，可见在他心目中，东汉之文已不足齿数了。苏轼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东汉即包括在“八代”之中。以读者的角度看来，司马迁的《史记》，笔端常带情感，“疏荡而有奇气”，正可当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品题。而班固的《汉书》，思想既遵正统，体裁又束于成格，在文学意味上自大大不及《史记》。后人之所以班、马并称，无非是因为史官修史，均遵班书成例之故。以二人的其他文字而论，司马迁的一篇《报任安书》，拔天倚地，跌荡奇伟，千载而下，虽学步者甚多，无一能近其藩篱。而班氏的文章就无此气概，注重的是典雅严整，多用骈偶，已开魏晋之体。作为思想解放的现代人，大多喜爱司马迁甚于班固。这也正是我们选马文多于班文的原因所在。

除了大家的散文外，我们还注意选录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作家的作品：刘向、刘歆父子，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为文皆缘饰经术。不管是论政也好，论学也好，行文不是引经书之文，就是取经书之意，但都能倾吐肝胆，诚恳悱恻。刘向的文章较为平实，刘歆的文章较为峻厉。采之以见经学家散文之一斑。至于辞赋家的散文，我们取司马相如与扬雄二家。司马相如以《子虚》、《上林》二赋为汉武所赏，在文学史上也以辞赋家垂名。据说他文思甚迟，所谓“相如含笔而腐毫”，但作赋之工却甚于才思敏捷的枚皋，想必是精思之故。其散文工于布局，颇有巧思。扬雄则工于模仿，辞赋及学术著作皆然，散文亦受辞赋影响，叙事喜欢原原本本，可称学人之文。兹于二人散文，各取一篇。东汉散文，我们取蔡邕为殿。到了蔡氏的时代，骈俪已经成了文章不可缺少的构件，句不双出，不能称文。蔡氏之文，籍甚当时，而后人则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章学诚认为“中郎学优而才短，观遗集碑版文字，不见所长”。林纾则认为“蔡中郎文，气味极长”。大约两人的歧异乃由对碑志类文字的不同标准造成的。章氏以对史传的要求来衡量碑志，则蔡氏之作全无细节，只有品题。而林氏则严于辨体，对碑志类的优劣别具量才之尺。姚鼐说：“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林纾本学桐城派为文，其审美标准实师承有自。

以上我们略谈了对本书所选先秦两汉诸家散文的看法，放言而论，无所避忌，从中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选文标准来。

文学之河奔流到了我们身边，虽绝不能说已抵大海，但也已“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面对眼前文学之河的壮观，我们不能像河伯那样“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事实上不仅不可能如此，那时时涌起的浊浪还不断引起我们的忧虑，使我们格外向往那上游“清且涟猗”的河水。索性到河源去吧！在那朝日映照下的昆仑之墟，皑皑的白雪正化为涓涓流水，清澈见底，甘美无比，让我们去一掬清泉吧！然后我们汲之灌之，放舟而下，再回到我们自己的时空……

刘永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