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的第一位老师

16.我的第一位老师

对贤孝的描写,几乎伴随了我的整个创作生涯。

在我的处女作《长烟落日处》中,我就写了贤孝。

书中贾瞎仙的原型就是贾福山,曾是我的邻居。他没有老婆,三十多岁时,曾有个寡妇很喜欢他,想嫁给他,但寡妇的女儿女婿坚决不同意,那婚事就吹了。这件事对贾福山打击很大。在《长烟落日处》中,我就写了它。因为,我也想留下贾福山生命的痕迹。

对贾福山,我感情很深,也很熟悉。我总说,他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老师——我眼中,听贤孝当然是最早的读书了——想起他时,我总会忘了他的老,忘了他的丑,忘了他的穷,忘了他的脏。我只记得,小时候,他给满屋子的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我还记得,童年时的我,常跟着他哼哼唧唧地唱贤孝,非常的自得其乐。我们的交往中没有一切概念,直到今天,仍是两颗火热真诚的心灵在碰撞。但是,他毕竟还是老了。

他和他的贤孝都老了,人也活得越来越困难。

随着流行文化的入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们聚在一起听贤孝的快乐场面,竟成了一种尘封的记忆。邻里间的关系,比起往日也冷淡多了。就像《白虎关》所说的,西部农村的一种东西,正在悄悄地死去。贤孝也在悄悄地死去,贾福山等老艺人一旦死去,贤孝也就接近灭亡了,因为,这行当越来越挣不上钱,学它的年轻人便寥寥无几了。不怪他们,谁也要填饱肚子,但我总觉得可惜。

贤孝流传了千年,像祁连山上融化的雪水一样,滋养了世世代代凉州人的心灵。在贤孝精神的熏染下,凉州人总是安贫乐道,只想做个好人——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典型——这是西部文化中很难抹去的一个基因,但许多年后会怎么样?说不清。现在,铺天盖地都是流行文化的影子,娃儿们哼哼唧唧的,也是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充斥的,不再是做人的道理,而是欲望。少了贤孝等大善文化的滋养,将来的人们,定然会变得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浮躁,也越来越热恼、焦虑。但当代人意识不到这种危险,正如渐渐变得功利的农村人,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放弃的,其实是一种美好;想捡起的,却可能是现代文明的垃圾。

当代人的价值观变了。变了的原因,就是诱惑多了,心乱了。

而贤孝艺人大多是瞎子,他们看不到花花世界,看不到诸多的浮华,所以,他们能无视喧嚣,用灵魂吟唱。他们觉得自己在传播善文化,就有了一种使命和自信。他们很穷,却也许比一些知识分子更有文化底蕴。他们的艺术里,有一颗火热的心。

贾福山的贤孝最打动我的,就是这颗心。

贤孝的歌词很好,文化含金量很大,在创作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贾福山唱贤孝时,有一种独特的神韵。他的声音嘶哑、苍凉,不那么好听,但其中涌动着一种生命本有的力量,一种决不放弃、苦苦挣扎的力量。所以,他每次一唱,我就觉得非常熟悉。我的眼前,总会出现一些在黄土地上挣扎的身影。他们都像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这次回家,我告诉妈,我想请贾福山当东客。妈说,哟,你叫人家咋吃哩,没眼睛的人,能夹上菜吗?

妈说得有道理。不过,在我眼里,贾福山是我最该请的东客。虽然他的眼睛瞎了,但在我眼里,他的心比谁都亮呢!他一直是我念念不忘的人。每次回家,我都会去看看他,给他点钱,或带点吃的、用的给他,如同看我的爹妈一样。在我心里,他也是我的亲人。

我很难想象,在这个小乡村里,等哪一天,母亲走了,贾福山走了,我的父辈们都走了,我是否还常来这里?虽然这里是我的老家,但乡村在一天天变化着,很多东西已经没了,我心中的老家也在渐渐消逝。每次回老家,我的心中总有这样的感叹。

我有许多老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眼中,却是人人皆我师。我总能从别人身上发现值得我学习的东西,我总是利用任何时间、任何机会来学东西。贾福山身上,也有我学的很多东西,至今,我能唱的那些贤孝,便是跟贾福山学的。

贾福山会唱很多贤孝,有些本子,一唱就是十几夜。小时候,哪儿有贤孝,我就往哪儿跑。没有书读的我,只有从贤孝中,才能学到我该学的东西。那时候的学,没有任何学的概念,就是乐意听,乐意记,跟着大人问这问那、想这想那的,我的脑袋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和向往。我记贤孝的时候,虽然不懂那些字面的意思,但是总能在那种氛围里陶醉了自己,醺醺然,不知归。很小的时候,我便在那种善文化里浸淫着、熏陶着、滋润着。奇怪的是,虽然贤孝里也有一些负面的、糟粕的、不好的东西,却丝毫没有影响到我。我心灵的成长自始至终都是健康的、向上的、乐观的。虽然也沾染了不少习气,但我总能坚决扫除,这源于自己不断的自省和自强不息。

按妈的说法,贾福山最早也跟我们住一个院子,这也许是土改时的事了。我懂事时,贾福山已经到了另一个生产队,我们是四队,他是六队。他的记性好,懂阴阳节气等。于是,他家成了当地的文化中心。

关于贾福山,陈亦新写过一篇文章,那文章选自他写的《美国记者采访凉州的日子》。我这儿特地引用一下,以防日后丢失。他的文章,能让人很好地了解贾福山。

那篇文字如下:

很小的时候,就随爸爸进了城。乡村在我的印象里,仅是几个很美的片段。然而,瞎仙贾福山却给我留下了非常独特的记忆。

贾福山是老家凉州有名的瞎仙。其有名不仅因为贤孝唱得好,三弦弹得好,更因为他为人“怪异”。他曾出现在雪漠小说《大漠祭》中。后来,随着美国的摄像机,他更是漂洋过海了。

瞎仙,又名瞎贤。在凉州,他们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人们既敬畏他们,却也有种非常矛盾的心理。绝大部分瞎仙贫困潦倒,以卖唱为生,且难以维持生计。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吼了一天,而面前罐子里的硬币还不够买几个馒头,但这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不过好的一点是他们大多知足常乐,对于上天的不公看得很开,常常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明天喝凉水。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们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世俗的东西更是看得很淡。谈话间总能给别人带来清凉和豁达,仿佛他们是超然于世外的高人,让与他们谈话者忘了,这些瞎仙仅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瞎仙虽瞎,却也都是能人,谁有谁的绝活。有的善于祭神算卦;有的能祛灾燎病。他们虽没读书,却眼瞎心亮,装了一肚子的智慧。

贾福山属于二者的混合体,他能推阴阳,卜凶吉,六十花甲子倒背如流。中国五千年历史,他也烂熟于心,常常语出惊人,却又从不卖弄,也不指望这些本事给自己带来些什么,或许在他眼里,这些根本算不上本事,更属于一种本能。对于那些找上门的乡亲们,他也从不拒绝。没什么急事时,他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老是猴一样蹲在自家的炕上。

他是怎么瞎的?有好多种说法。总之,从我能记事起,他就瞎了。对于他,我很熟悉,他家与我家相隔不过百米。爸爸是听他的贤孝长大的,他老说:“没有凉州贤孝,就没有今天的雪漠。”每次回老家,我们都会去看他,给他带点钱和吃的。他没任何收入。前几年国家还给残疾人一些补助,一年有百十来块。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补助没了。他又自视清高,不愿像别的瞎仙那样卖唱,骨子里的坚韧更使他不向任何人开口叫穷。于是,他真的一贫如洗了。没有人理解他,在乡亲们看来,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一边抽烟,一边笑,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志趣相同的人,他出门更少了。

小时候,我便爱去他家,那时他整天开着收音机听评书。收音机是最老式的那种,已经很旧了。音质不是很好,总有杂音,但他还是听得津津有味,一脸逍遥。我一去,他便关了收音机,给我讲故事。爸爸后来的小说《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们,就得益于贾瞎仙的聊。

贾福山爱抽烟,但不抽纸烟,一是太贵,二是劲道不够。他腰间插着一个长长的烟锅。我看不出这烟锅是啥材料做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是黑鹰的膀子。烟锅头和杆身被他的大手磨得油光发亮。烟锅上吊个不大的布兜,里面是烟叶。他用的打火机也很特别,是那种很久以前的汽油打火机,现在早销声匿迹了。每说几句话,他便打开布兜,捏一点烟叶,塞进烟锅,用大拇指和食指把火机上的火苗捏到两指中间,再对准烟锅头,贪婪地吸一口,神情快活似神仙。然后,再细心地绕好烟袋,把烟锅插进腰间。但说不了几句话,他又抽出烟锅,从容地吸上几吸。那模样,似乎不是为了抽烟,而仅仅是为了享受那一系列过程。于是他的手指被熏得奇黑,再也洗不净了。

看不到一点儿光亮的贾福山却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他需要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这成为我小时候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后来我也曾试着闭上眼睛,去找我需要的东西,除了被绊倒磕破眼角,我没有别的收获。有时候,到了中午,他就开始做饭。自己和面,切面,添水,然后下面,再调点料,精准无误。味道竟也不错。有时候再调点好心人送的菜。没有菜的时候,他同样乐呵呵地吃几大碗白面条。

那时候,爷爷奶奶老请了他来唱贤孝。乡亲们坐满一炕一地,听得泪水涟涟或捧腹大笑。

现在,贾福山的头发和胡子都花白了,近些年也不曾听说他去谁家唱过贤孝。他那蒙着蟒皮的三弦子,被人们渐渐遗忘了。

那年,美国记者来采访时,别的瞎仙总爱高昂着头吼贤孝,仿佛在对不公的命运呐喊。可他不,他微微低着头,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倒是花白的头发和胡子很刺眼。每想到这,我都有种莫名的难受,很想哭。

我的记忆中,他从没垂头丧气过,更不怨天尤人。在人们逐渐淡漠了贤孝时,别的瞎仙都心灰意冷地抱怨。可他总是乐观地笑对一切,说:

“有人听了,我唱一唱;没人听了,我缓一缓。”

实在苦急了,他就说:“老天能给,老子就能受!”说不尽的豪迈。

可豪迈过后,仍是无尽的冷寂!每到夜里,他的房子里就显得异样地黑,只有频繁闪烁的火光。隔壁传来的,都是怒骂嬉笑的电视声。在这种喧嚣里,他恍若迷失了自己。他发现自己被遗忘了,就好像被抛进了无尽死黑的虚空中。时间就在这样的虚空中,慢慢滑过。

细听着他的弦声,我总能找到一种已经消逝很久的感觉。这感觉来自哪儿,我不知道。总之,在冥冥之中,我仿佛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自己。这一刻,我才真正听懂了贤孝,真正接近了贤孝的灵魂。

在陈亦新的文章中,对贾福山有种理想化的描写。生活中的贾福山,看不出多少豪迈,多的却是无奈。不过,无论生活多么艰难,从没听贾福山叫过苦。每次我给他钱,他都说对不住我,老花我的钱。我就劝他,我有钱能叫人花是一种幸福,要是我自己也没钱花,那才麻烦。他听了,呵呵地笑了,说,也倒是。其实,我给他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对一种文化的尊重。每遇到这样的文化老人,我总会心疼。他们没有什么地位,甚至活得很卑微,被人看不起,但他们承载着人类文化中最应珍惜的东西。

这回请东客时,我拍下了贾福山的一些生活片段,包括他如何做饭,如何干家务等。镜头里的他,躺在破旧的沙发上,衣服也很破旧,因为常年自己做饭的缘故,袖口上油腻腻的,泛着光。那衣服已看不出本来颜色了。以前,我给过他几件衣服,老不见他穿,问他,说是给侄子了。他的脸显得很黑,那不是晒黑的黑,是叫烟熏的那种黑,不知道是不是跟抽旱烟有关。村里老有一些大烟客,脸总是很黑。某年,有人动手术时,一开膛,发现肺全黑了。我的毅然戒烟,跟那景象或许有一定的关系。贾福山就老抽旱烟,时不时拿出烟锅,抽出一脸的惬意来。

年轻时,我也抽莫合烟,就是用旱烟杆子粉碎的那种。那时节,正是我在文学上苦苦挣扎的岁月,莫合烟须臾不离,每天都抽,成了我生命的必需。后来,我坚决戒掉了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不想依赖任何外物。那依赖一旦养成,便会附骨之疽般左右着你的心,你就会受限于它,很难解脱。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离不开啥时,我就坚决离开。这不仅仅是为身体考虑,更是对自己的一种战胜。

在那个下午,我给镜头中的贾福山拍了特写。我只想多保留一些最为鲜活的生活画面,留作资料。他眨着眼睛,望那望不到的天花板,时不时冒出一两句人生感悟,语气空空洞洞的,像在说梦话,整个味道,有种说不出的沧桑。好久,我没打扰他,让他静静地享受属于他的那一刻。我看他,如同望一棵千年老树。

我知道,这个叫贾福山的老人,肯定会离去,一旦离去,他能留下什么呢?他的一生中,留下的照片很少。如果没有我的录像,他也就真的永远消失了。

前些年,除了我时不时接济一下外,贾福山没任何生活来源,除了凉州广场上的闲人,早没人听贤孝了。近年,政府给了他低保,每月有二百多元,但大多买了煤,对于贾福山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除了冬天取暖,他总得将生面弄熟了才能吃,别的都可以省,煤是省不了的。有一次生病,没钱看,他甚至想卖了三弦子。我急忙给了他一些钱。我说,以后有啥困难,你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卖三弦子,这是你的吃饭家当,你可不能卖。他惨然一笑,说,啥吃饭家当?这年头,谁还听这个。这倒是。除了凉州文化广场上还会有人听外,真没人请瞎仙上门了。

这次,市上重拳出击,文化广场也没人唱贤孝了。只从生存这一方面看,一下子就砸了那些人的饭碗。这是我最为心痛的地方。

我想,如果政府出面,好好挖掘凉州贤孝这一文化活化石,它也许会焕发出另一种光来,它还会成为凉州旅游业的一大品牌呢。

在西部,这样的文化比比皆是,随手拾起一叶来,就会令世界震惊。但这需要有独到的文化眼光。

任何一种文化瑰宝,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不与时俱进,必然会遭到淘汰,如果仅仅是抱残守缺、顾影自怜,很快就会被遗忘、被边缘化,终而死亡。所以,一种优秀的文化要想在这个时代里存活下来,只有打破自身的那种局限,解开所有的捆绑,融入人类文明的大海中,成为人类共有的财富,才能实现一种永恒。

我父母的善良质朴虽是天性,也有贤孝的影响。

他们不识字,但贤孝让他们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他们的身上,有凉州文化的基因。

他们没有概念化的追求,更不会被那追求所束缚,他们追求的,仅仅是好好活着,做个好人。所以,时有伟大行为的他们,却常常遭到嘲笑。

这也是我很想为他们说话的一个原因。

我不仅仅想展示他们所承受的苦难和不平,也想展示导致这种苦难的愚昧,更想展示他们那种西西弗斯式的高贵,以及没有被概念化的善良。

在很长时间里,我都在追求形而上的东西,但假如那追求变成一种让世人喝彩的手段或谈资,我就宁愿立足于泥中,做一个清醒、健康、淳朴、真诚的老百姓。我不愿做另一种偶像。我也希望,那些可爱的老百姓们,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认可和尊重。我想用自己的文字,为世界定格一个真实的西部。

我想用我的作品告诉人们,那群不起眼的老百姓,也有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比很多被文明阉割的当代人更加鲜活。跟现实不太一样的是,小说中的贾瞎仙,最后冻死在一个严寒的冬夜里。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这一切可能会发生。我真的希望,看了我那小说的人,能关注他代表的那个群体。

那个群体虽不显眼,有些人还会觉得他们碍眼,但是,他们确实藏着许多故事。贾福山本身,也像是一本翻不完的书。只是,有兴趣翻的人不多,他是寂寞的。他没有老伴,没有孩子,一个老人,守着一把三弦子,守着一间冷冰冰的土房子,每个月领着非常微薄的低保过日子。不弹三弦子的他,俨然是一个普通的瞎子,有谁又会知道,他有着说不完的故事?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雪漠的第一个老师,就是瞎贤贾福山。

那次美国电视台来武威采访时,家乡父老自发地组织了一场贤孝会。那次贤孝会场面宏大,热闹非凡,一些老人说,几十年了没这么热闹过。一次本来属于个人性质的采访,却成为家乡父老共同的节日。村民们都兴高采烈,喜气洋洋。

会后,美国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他们问,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状况之下,凉州贤孝会不会被城市化所淹没?我回答说,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可能被同化,这是很可怕的,但这也是人类的一种进步。虽然,凉州贤孝的形式很可能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冲击而消亡,但凉州贤孝的精神却可能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递下去,比如我的小说。我的《大漠祭》《猎原》《白虎关》,其中渗透的,正是凉州贤孝传递给我的那种精神。就是说,凉州贤孝的形式可以消失,它的精神却可能传递得更为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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