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革命
只有什么也不干的人，才不会弄脏自己的手。
——萨特
积极创办《现代》杂志
1943年是萨特成为当代大哲学家的转折年头。
《存在与虚无》的出版，奠定了萨特的地位，也为萨特此后的思想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从此，他不仅加强著述活动，而且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转折时刻，从1942年年底开始，德、意、日三国就已经显示出其疲惫状态：他们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起新的大规模进攻。相反的，盟军方面则做好了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充分调集工作，为新的大反攻做好准备。
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在北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3年1月底，萨特等人高兴地得知了德军在伏尔加格勒被击败的消息。
萨特在同法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的一些左派知识分子的倡议下，参加了由诗人、法国共产党员埃吕阿德主持的法国全国作家协会。
1944年，是法国人民成为亡国奴的第四年。人们在希望中等待着等待着。时局越来越对盟军有利，德军已成了强弩之末。
在这一时期，萨特与卡缪友谊更深了。卡缪刚刚写成《局外人》和《西绪福斯的神话》，参加法国北方解放运动的战斗组织，负责情报和地下报纸的工作。
萨特看了卡缪的《局外人》之后，非常钦佩他对于人生和世界的深刻认识和尖刻批评。
萨特这时暂停了《自由之路》的第二部《延缓》的创作，专心创作《其他人》，后来这个剧本被改名为《密室》。当时，他马上想到由卡缪来出演剧中的加尔森最合适，于是他向卡缪发出邀请，并要求卡缪亲自做该剧的导演。
《密室》再次表现了萨特无与伦比的戏剧天才。它的形式十分独特：这是一部由3个演员一直在台上表演的独幕剧，没有一个人下场。
《密室》是一部典型的哲理剧，场景设在地狱，3个人物分别是：懦夫加尔森，同性恋者依奈，杀婴犯埃斯特尔。加尔森爱依奈，依奈爱埃斯特尔，埃斯特尔爱加尔森，3个死人在地狱里相互爱慕追逐而又钩心斗角，循环往复，没完没了，直至萨特的那句名言：“他人就是地狱。”
《密室》剧本最初以《其他人》为题，发表在1944年第八期的《弩》杂志上，这本杂志由马克·巴尔伯扎主编，在里昂出版。剧本发表时，萨特题词献给路易·莫列尔夫人。
5月27日，《密室》在“老鸽笼”剧院的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萨特的深刻用意有正确的理解，他们倾向于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他人就是地狱”这句话，从而给萨特扣上了悲观主义的帽子。
萨特对此十分遗憾，特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专门对这句台词作了解释：
人们以为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时刻都是坏透了的，而且这永远是难以沟通的关系。然而这根本不是我的本意。
我要说的是，如果与他人的关系被扭曲了，被败坏了，那么他人只能够是地狱。对于我们认识自己来说，他人是我们身上最为重要的因素。
和《存在与虚无》一脉相承，《密室》再次揭示了自由的重要性：通过行动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为之痛苦的环境、成见、与他人的关系，不论我们处于何种如地狱般的可怕境地，我们都有自由去打碎它。
后来，《密室》在美国获得了最佳外国戏剧的称号，而数不清的国家剧院隆重上演该剧，全世界人都在重复着萨特“他人就是地狱”这一名言。
除了《密室》以外，萨特还在1943年至1944年之间写了许多短篇剧和短篇文章，其中包括为巴德公司撰写的电影剧本《戏演完了》、《伤寒热》、《世界末日》等。
1944年8月，解放巴黎的战斗终于打响了！巴黎人民与盟军并肩作战，为解放祖国不遗余力地奉献着自己。大街上，人们砍倒树木、挖掘壕沟、修筑街垒，一个个斗志高昂、精神振奋。子弹不时地打在墙壁上“噼啪”作响。
此时，波伏娃和萨特似乎又回到了青年学生时代，胜利在望给予他们的极大鼓舞，使他们热血沸腾，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受秘密报纸《战斗报》编辑卡缪的邀请，专门负责巴黎解放的报道工作。
他俩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跑遍了巴黎，访问各阶层人物，记述巴黎爱国者对于法西斯及其走狗的最后一击，并且满腔热情地把所见所闻在第一时间报道给大家。
每当写出了一篇文章，萨特或者波伏娃便火速回到《战斗报》总部，把稿子交给主编。他俩撰写的一系列报道在当时的巴黎广为流传，使那些对胜利仍持怀疑态度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而那些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战士们则由于知道有那么多同志而备受鼓舞。
当时，萨特的报道文章的题目是《漫步于翻腾的巴黎》，这组文章先后发表于8月28日至9月4日之间。
巴黎不久将解放的喜悦荡漾在每一个饱受占领之苦的法国人心中！
9月，萨特继为《战斗报》撰文报道之后，又与波伏娃一起到里兹访问正在当战地记者的美国大文豪海明威。见面时，海明威身穿睡衣，头戴绿色的军帽，坐在满是酒瓶的桌边，他对萨特赞叹说：“我只是一个上尉而已，而你呢，你是一个‘将军’！”
为了使法国公众了解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美国政府曾邀请一大批法国记者到美国访问。于是，卡缪请萨特作为《战斗报》驻美记者。
12月，萨特前往美国前夕，由法共方面掀起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批评风潮，萨特于是又抽空在《行动》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存在主义》的声明：
这些攻击都产生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和“无知”。你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你们选中存在主义，因为你们知道这只是关系到一个很少人理解的抽象理论，而且你们知道不会有人去验证你们所说的一切。但我要逐点地回答你们的谴责。
萨特同法共在存在主义哲学问题上的论战，使他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向公众介绍他的哲学思想。
1945年，法国人民迎来了第一个和平的春天。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灭亡，维希政府遭到了人们的彻底摒弃。未来的法国将采取何种政体呢？所有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新的模式。战后的法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人们怀疑一切，再也无法用原有的价值体系对他们进行规范。
不过，这种状况倒是为纷繁多元的思想观念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时萨特想到：如何能赋予世界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呢？
通过集中营时期的《巴里奥那》和沦陷期间的《苍蝇》，萨特认识到了写作能起到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写作应该成为一种激励自我的召唤、一种介入现实生活的手段，而不仅仅是制造出一个“神圣”的客体或是被降低为一种娱乐、一种消遣。
萨特认为，在这样一个寻求认识自身、认识世界的时代，实在应该有一个渠道，能使人们的急躁、惊讶和赞同等情绪及时得到宣泄；还应该有一个园地通过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倾向进行选择介绍，来影响同时代人，为他们指引时代的方向。
萨特终于决定：办一本杂志！
这个想法一旦产生，萨特马上决定成立编辑委员会。新杂志取名为《现代》，是萨特和波伏娃在想到他们最喜爱的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时取下的。
9月，《现代》第一届编辑委员会成立了，阵容空前强大，几乎集中了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富朝气的生力军：萨特的高师同学、才华横溢的梅隆·庞蒂担任总编；现任新闻部部长马尔罗的参谋、萨特的高师校友雷蒙·阿隆从伦敦赶来，加入了编委会；著名的评论杂志《新法兰西》主编、加利玛尔出版社的让·波朗也成为这个阵营中的一员。
这些人带来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和种种办刊技巧，使得《现代》刚刚问世，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持久不衰。
1945年10月15日，《现代》杂志出第一期，它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巴黎人面前。创刊号很快被抢购一空，由萨特撰写的饱含激情的创刊词被人们广为传诵。
在创刊词中，萨特不仅概述了刊物的宗旨，而且提出了他的文学创作原则。
他陈述了他思考已久的观点：
文学应该介入生活，他号召人们要坚决抵制对时代不负责任的诱惑。既然作家无法逃避，我们愿意他紧紧怀抱自己的时代，时代为作家而生，作家为时代而生。作家处于他的时代处境中，每句话都有反应，每种沉默也一样。
创刊词表明：萨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发生的转变已彻底完成，他已脱离了唯心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道路，而走上了更有前途的现实主义道路。他再不会像以前那样对政治采取逃避态度，而将持续不断地介入。
《现代》第一期还同时发表了萨特的另外两篇文章：《战争的结束》和《致卡夫卡》。在《战争的结束》一文中，萨特特别强调：“战争结束了，但和平还未开始……战争的结束只是意味着这场战争的结束。”在这里，萨特预见到了“冷战”的可能性，并且预示了他在行动中将遵循的政治原则。
创刊号取得的辉煌成绩使萨特一时间声名鹊起，而在同一周内，他所作的讲演《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更令他名噪一时。
在演讲中，萨特反复阐述：
我们所理解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怎样使人的生活过得去的学说，我们的自由完全依赖于别人的自由，而别人的自由依赖于我们的自由。我不得不在争取我的自由的同时，争取别人的自由。
这次演讲是在新落成的“现代俱乐部”内举行的。听众把场内挤得人山人海，走道、后面都挤满了人，而门外还有许多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一些听众甚至动起武来，几名妇女当场晕倒。
讲演也引起了新闻界的空前重视，他们对这次讲座大加评论：不是狂热吹捧就是大力抨击。
这一发言也在理论界尤其是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在专门举办的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两派争论激烈，以致双方都失去了理智，无法使自己冷静下来。负责人不得不当机立断：讨论会暂停，以后的讨论分组秘密进行，以达到阻止外人参加的目的。
一夜之间，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词语，它如潮四起，渗透到巴黎意想不到的每一个角落。而萨特被誉为“存在主义教皇”，而波伏娃则不得不接受“萨特圣母”的称号。
萨特是不希望自己被贴上任何学派的标签的，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试图表示抗议：“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算什么学说？”
然而，萨特的抗议显然是徒劳的。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有关萨特以及他的作品的传言。在街头，记者们对着萨特拍个没完没了，不时有陌生人冲到他面前来提几个不着边际的问题，有的甚至纠缠不休。许多认出了他的行人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不时有人递过来本子请他签名。
连萨特和波伏娃常去的“弗洛”咖啡馆也因此带上了传奇色彩，许多人赶到那儿，企望看到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或猎取到关于他们的种种传闻。咖啡馆的老板感到福从天降，因为生意前所未有地红火。
成功带来的不仅仅是名气，是被崇拜。萨特不明白自己怎么惹怒了这么多人，尤其是右派和左派对他进行两面夹击。萨特常常描写战争、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或卖淫的，这使他的小说展现了一幅资产阶级不愿看到的社会画面，他们甘愿倾听有关温柔的现实的谎言，而不愿正视那已经被异化了的世界。
资产阶级在萨特的著作中看到了自己，但又无法接受他所示范的那种自我超越。他们要求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但种种责任令他们厌烦。感到自己处境的尴尬，右翼的人们开始在杂志上、在课堂里、在演说中对萨特大肆攻击。一时之间，“行了，存在主义！”成了最时髦的辱骂之词。
来自右翼的攻击早就在萨特的意料之中，但左派之中竟然也响起了种种不满的声音，他就有些费解和委屈了。左派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不健康的哲学，它抛弃生活的乐趣、颠倒价值的比例。共产党的报纸《真理报》用一种讽刺的口吻谈到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它教导人们，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荒谬的，一切美德都是谬误。”
后来，对存在主义的批评更发展成了对萨特本人的恶意攻击，他的哲学也被人辱骂为“破烂、轻浮，只适合于病人”。人们对于他和波伏娃这种虽来往密切但彼此享有感情和性的独立的特殊关系也大做文章，说萨特是一个道德败坏而又最善于隐藏的家伙。
有一天，居然有人在公开场合大声问萨特：“你是不是一个疯子？”
现在的萨特，无论在心智上还是思想上，都已经完全成熟。善意的批评、建议使萨特有所触动，重新审视自己，而恶毒的人身攻击对他却毫无影响，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的萨特对此不置一词。
而萨特作为一个冷静而深刻的哲人，他知道路该怎样走。他仍然手笔不停地创作，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