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考
关于《诗序》的作者与写作时代约有二十种不同说法(1)，被《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诗序》二卷提要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至今尚无定论。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他于1922年提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并将此假设付诸古史与古代传说的科研实践。胡适于1924年发表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对顾氏这一假设作了充分的肯定，称之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2)。我们认为《诗序》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也应当“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研究它。
一、周太师与《诗序》
我们觉得应当对《诗序》加以分析，区别对待。就《毛诗序》而言，以《关雎》为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篇题，如《关雎》；二是章句数，如“五章，章四句”；三是序，即序中开头的那句话，如“后妃之德也”。四是对序加以解释的话，如“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五是大序，也就是《关雎》序中从“风，风也”到序末的那段文字。我们认为在讨论《诗序》作者与写作时代时，对这五个部分要分别对待。
在上述五个部分中，篇题、章句数、大序相对独立，容易区别，需要说明的是将每首诗的序分成“序”和“对序加以解释的话”（也即“续申之词”）两个部分，而残存的三家诗序可以说明这一点。朱彝尊指出：“《诗》之有《序》不特《毛传》为然，说《韩诗》、《鲁诗》者亦莫不有序。如《关雎》‘刺时也’，《芣苡》‘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此韩诗之序也。”(3)鲁诗也有序，蔡邕《独断》卷上罗列了一批《诗经·商颂》之《诗序》，今录四则为例：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祝先王公之所歌也。
朱彝尊指出“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4)，则蔡邕《独断》所录当为鲁诗序。
齐诗早佚，《齐诗序》引者甚少，魏源尝云：“《齐诗》最残缺，而张楫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贤者不遇明王也。’句例亦与《毛诗》首序正同。是即齐诗序也。”(5)
现存《诗》三家序的共同特点是都只有一句话，可见原序的体例只有一句话。《毛诗序》后面的续申之词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四库全书总目》也赞成将每首诗的《毛诗序》分成两部分，其于《诗序》二卷提要云：“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6)
我们认为每首诗的篇题、章句数，以及原序，应当说基本上是由周代历任太师写的，各诸侯国的太师在采集整理诗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代的采诗之官就是太师，《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亦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篇题实际上是在采诗、献诗、整理诗、演出诗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所收集到的诗歌很多，为了将所收集到的诗歌彼此加以区分，不得不在每首诗歌中找一两个字，或三四个字，或一句诗作为题目，宋人戴埴指出：
《诗》篇名之例不一，《关雎》、《葛覃》之类，取其首章；《权舆》、《驺虞》之类，取其末章；《召旻》、《韩奕》之类，取一章之义合而成文；《氓》、《丰》、《荡》、《繇》之类，取章中一事；《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则取章中一句。惟《雨无正》、《酌》、《赉》，于诗亦无取。(7)
可见为《诗》取篇名随意性较大，不需要多少学问，太师们当然都是胜任愉快的。为诗篇确定题目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将每首诗彼此区分开来，便于指称，所以《诗》三百篇的题目都互不相同。
太师们还有个任务就是对收集上来的诗歌进行挑选，再“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除对诗歌进行音乐加工外，还要根据演唱的需要对歌词进行加工，有些诗歌由一段变成了两段、三段，甚至四段，所以为歌词分章句，以免错乱，也是太师们的分内工作。
再就是为诗篇写序。既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太师自然要弄清楚每篇诗说些什么，所以太师们还要为每首诗写一个简短的内容提要。如《魏风·伐檀》：“刺贪也。”《硕鼠》：“刺重敛也。”(8)由于篇题旨在给每首诗一个指称符号，过于简单，往往与诗的内容无关，所以为每首诗写一个反映内容的提要是必要的。正如叶梦得所说：“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颂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9)
说《诗序》是周太师写的，还因为其内容代表了周朝的观点。宋人叶适就指出了这一点：
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必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故《匪风》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蕑兮》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10)
每首诗歌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有的是在庙堂演出的，有的是在宫廷演出的，有的为了让人娱乐而演出的。所以太师们还要将所有的诗歌分成风、雅、颂几大类。
太师还承担着演出的教学与组织工作，如《周礼》卷二十三《大师》云：“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1)太师们组织乐工在各种场合演出的诗歌经过整理，自然都保存在太师那儿，这也就是孔子的七世祖要到周太师那儿校勘《商颂》的原因。有些诸侯国的太师也需要演出这些诗歌，所以他们那儿也保存了这些诗歌及其演出方法，这也就是季札能够观赏鲁国的太师让乐工们比较完整地演奏风、雅、颂诗的乐曲的原因。
而且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作历来都是由乐官承担的。如《尚书·虞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周代自然也一样，《周礼·春官·宗伯下》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12)《礼记·王制》说得更明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3)
郑玄注云：“乐正，乐官之长，掌国子之教。”在礼、乐、《诗》、《书》四教中，至少前三教与音乐密切相关，所以让乐官负责国子们的教学工作，自然是非常恰当的。
既然要教学生，当然得有教材，所以经过太师们整理过的《诗》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教材。所以《诗》的最初整理工作，包括为每首诗确定篇名；“比其音律”，确定篇章数；为每首诗写一句简单的内容提要；对所采集到的诗进行筛选，并进行了分类编排，所以经过太师们整理过的《诗》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教材。
二、鲁太师与《诗》三百篇
鲁国的太师，特别是师挚也为《诗》三百篇的整理编辑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诗》三百篇及其演奏方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应聘拜访鲁国，见到了鲁之宗卿叔孙穆子：
请观于周乐。使公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使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14)
如果将鲁乐工所歌唱的《豳》风移至风诗的最后，再将《秦》风移至《唐》风的后面，其顺序就同现在通行的《诗经》一模一样。季札观周乐的时间是公元前544年，孔子已经七岁，这表明他能见到《诗经》的定本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季札到鲁国请观周乐，表明其他诸侯国不一定能完整地保存与演奏周乐。
其次，《隋书·经籍志·经部·诗》类小序曾明确指出师挚编次过《诗》：
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代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编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诗经》中有《鲁颂》四篇，与《周颂》、《商颂》并列，《商颂》还可以说是前朝遗留下来的，至于《鲁颂》若非鲁国的太师所编，其他还有谁来做这件事呢？
孔子也表扬过师挚，如《论语·泰伯》云：“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15)这说明孔子亲自欣赏过师挚组织乐工演奏《诗》三百篇，否则他要为《诗》三百篇做正乐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担任过鲁国的高官，所以他从鲁国的太师那里获得《诗》三百篇当也不是什么难事。上面那段引文也明确指出孔子编辑《诗》三百篇时，“下取鲁”，充分利用了鲁国太师们所编次的《诗》。
三、孔子与《诗》三百篇
在新的形势下，《诗》的教学目的、内容与方式都起了很大变化。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加剧，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家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因为他们注意培养一些适应各国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当时可以说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腾跃的局面，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与杰出代表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如《墨子·公孟》篇说：“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庄子·天运》篇也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作为传授礼乐诗书的代表人物，需要有较为稳定的教材，他对《诗》三百篇的编辑整理作出了贡献，应当在情理之中。
首先，孔子家族为整理《诗》作出过贡献。《国语·鲁语下》记载了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的一段话：“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毛诗序》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孔颖达《毛诗正义》云：
《国语》云：“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此云“得《商颂》十二篇”，谓于周之太师校定真伪，是从太师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师，以《那》为首，则太师先以《那》为首矣。(16)
孔颖达还引用《世本》对孔子家世的记述，指出：“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17)如果将正考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说成是在宋戴公时，而宋戴公是在公元前799—公元前766年当政。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与七世祖正考甫相距约二百五十年，未免过长。《史记·宋微子世家》云：“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宋襄公当政的时间是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孔子与七世祖正考甫相距约一百年，因为古人结婚早，在时间上还是比较符合的。但是说《商颂》就是正考甫创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商朝灭亡到宋襄公当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四百年，再来写歌颂商朝祖先的诗献给周太师，再由周太师整理后，交给诸侯国的太师让学生学习，似不合常情。如果说正考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如前所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而正考甫作为商之遗民的后裔，自然对前朝的礼乐制度也很感兴趣。可见此时就已经出现了诗的篇名，并分类编排了顺序，而从事这项工作最有权威的人是周太师，所以正考甫校商颂十二篇要到周太师那里寻找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通行的以《那》为首的《商颂》只剩下了五篇，可见当时周太师所整理的诗与现在通行的诗三百篇的面貌是不尽相同的。
说孔子为《诗》三百篇做了定本成型的工作，大致与事实相差不远，《史记·孔子世家》指出：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胜，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被王道，成六艺。”
照司马迁的这段话，现在通行的《诗经》应当是孔子编辑整理的，诗三百篇是他删定的，并且将这些诗分成了风、小雅、大雅、颂四个部分，而且还为属于各部分的诗编排了先后顺序。
司马迁说孔子将《诗》三千馀篇删成三百五篇，确实不能成立。但是要说现行的《诗》三百零五篇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最后确定的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季札在鲁国观乐的顺序与现在流行的三百篇顺序毕竟有所不同，而鲁国太师师挚所编次的《诗》，如果不是孔子加以整理，用作教材，则也很难作为定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