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考
关于《诗序》的作者与写作时代约有二十种不同说法(1)，被《四库全书总目》经部《诗》类《诗序》二卷提要称为“说经之家第一争诟之端”，至今尚无定论。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他于1922年提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并将此假设付诸古史与古代传说的科研实践。胡适于1924年发表了《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对顾氏这一假设作了充分的肯定，称之为“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2)。我们认为《诗序》也是“层累地造成的”，也应当“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研究它。
一、周太师与《诗序》
我们觉得应当对《诗序》加以分析，区别对待。就《毛诗序》而言，以《关雎》为例，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篇题，如《关雎》；二是章句数，如“五章，章四句”；三是序，即序中开头的那句话，如“后妃之德也”。四是对序加以解释的话，如“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五是大序，也就是《关雎》序中从“风，风也”到序末的那段文字。我们认为在讨论《诗序》作者与写作时代时，对这五个部分要分别对待。
在上述五个部分中，篇题、章句数、大序相对独立，容易区别，需要说明的是将每首诗的序分成“序”和“对序加以解释的话”（也即“续申之词”）两个部分，而残存的三家诗序可以说明这一点。朱彝尊指出：“《诗》之有《序》不特《毛传》为然，说《韩诗》、《鲁诗》者亦莫不有序。如《关雎》‘刺时也’，《芣苡》‘伤夫有恶疾也’，《汉广》‘悦人也’，《汝坟》‘辞家也’，《蝃蝀》‘刺奔女也’，……此韩诗之序也。”(3)鲁诗也有序，蔡邕《独断》卷上罗列了一批《诗经·商颂》之《诗序》，今录四则为例：
《维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于文王之所歌也。《维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之所歌也。《天作》一章七句祝先王公之所歌也。
朱彝尊指出“蔡邕书石经悉本鲁诗”(4)，则蔡邕《独断》所录当为鲁诗序。
齐诗早佚，《齐诗序》引者甚少，魏源尝云：“《齐诗》最残缺，而张楫魏人，习齐诗，其《上林赋》注曰：‘贤者不遇明王也。’句例亦与《毛诗》首序正同。是即齐诗序也。”(5)
现存《诗》三家序的共同特点是都只有一句话，可见原序的体例只有一句话。《毛诗序》后面的续申之词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四库全书总目》也赞成将每首诗的《毛诗序》分成两部分，其于《诗序》二卷提要云：“今参考诸说，定序首二语为毛苌以前经师所传，以下续申之词为毛苌以下弟子所附。”(6)
我们认为每首诗的篇题、章句数，以及原序，应当说基本上是由周代历任太师写的，各诸侯国的太师在采集整理诗的过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序云：“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周代的采诗之官就是太师，《礼记·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亦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篇题实际上是在采诗、献诗、整理诗、演出诗的过程中产生的。因为所收集到的诗歌很多，为了将所收集到的诗歌彼此加以区分，不得不在每首诗歌中找一两个字，或三四个字，或一句诗作为题目，宋人戴埴指出：
《诗》篇名之例不一，《关雎》、《葛覃》之类，取其首章；《权舆》、《驺虞》之类，取其末章；《召旻》、《韩奕》之类，取一章之义合而成文；《氓》、《丰》、《荡》、《繇》之类，取章中一事；《维天之命》、《昊天有成命》，则取章中一句。惟《雨无正》、《酌》、《赉》，于诗亦无取。(7)
可见为《诗》取篇名随意性较大，不需要多少学问，太师们当然都是胜任愉快的。为诗篇确定题目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将每首诗彼此区分开来，便于指称，所以《诗》三百篇的题目都互不相同。
太师们还有个任务就是对收集上来的诗歌进行挑选，再“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除对诗歌进行音乐加工外，还要根据演唱的需要对歌词进行加工，有些诗歌由一段变成了两段、三段，甚至四段，所以为歌词分章句，以免错乱，也是太师们的分内工作。
再就是为诗篇写序。既然“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太师自然要弄清楚每篇诗说些什么，所以太师们还要为每首诗写一个简短的内容提要。如《魏风·伐檀》：“刺贪也。”《硕鼠》：“刺重敛也。”(8)由于篇题旨在给每首诗一个指称符号，过于简单，往往与诗的内容无关，所以为每首诗写一个反映内容的提要是必要的。正如叶梦得所说：“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颂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9)
说《诗序》是周太师写的，还因为其内容代表了周朝的观点。宋人叶适就指出了这一点：
周以诗为教，置学立师。比辑义类，必本朝廷。况颂者乃其宗庙之乐乎？诸侯之风，上及京师，列于学官，其所去取，亦皆当时朝廷之意，故《匪风》之思周道，《下泉》之思治，《蕑兮》思西方之人，皆自周言之也。(10)
每首诗歌的性质与功能是不同的，有的是在庙堂演出的，有的是在宫廷演出的，有的为了让人娱乐而演出的。所以太师们还要将所有的诗歌分成风、雅、颂几大类。
太师还承担着演出的教学与组织工作，如《周礼》卷二十三《大师》云：“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1)太师们组织乐工在各种场合演出的诗歌经过整理，自然都保存在太师那儿，这也就是孔子的七世祖要到周太师那儿校勘《商颂》的原因。有些诸侯国的太师也需要演出这些诗歌，所以他们那儿也保存了这些诗歌及其演出方法，这也就是季札能够观赏鲁国的太师让乐工们比较完整地演奏风、雅、颂诗的乐曲的原因。
而且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工作历来都是由乐官承担的。如《尚书·虞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周代自然也一样，《周礼·春官·宗伯下》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学。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国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当学者谓之国子。”(12)《礼记·王制》说得更明白：
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3)
郑玄注云：“乐正，乐官之长，掌国子之教。”在礼、乐、《诗》、《书》四教中，至少前三教与音乐密切相关，所以让乐官负责国子们的教学工作，自然是非常恰当的。
既然要教学生，当然得有教材，所以经过太师们整理过的《诗》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教材。所以《诗》的最初整理工作，包括为每首诗确定篇名；“比其音律”，确定篇章数；为每首诗写一句简单的内容提要；对所采集到的诗进行筛选，并进行了分类编排，所以经过太师们整理过的《诗》自然而然就成了他们的教材。
二、鲁太师与《诗》三百篇
鲁国的太师，特别是师挚也为《诗》三百篇的整理编辑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鲁国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诗》三百篇及其演奏方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应聘拜访鲁国，见到了鲁之宗卿叔孙穆子：
请观于周乐。使公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使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14)
如果将鲁乐工所歌唱的《豳》风移至风诗的最后，再将《秦》风移至《唐》风的后面，其顺序就同现在通行的《诗经》一模一样。季札观周乐的时间是公元前544年，孔子已经七岁，这表明他能见到《诗经》的定本的可能性非常大。而季札到鲁国请观周乐，表明其他诸侯国不一定能完整地保存与演奏周乐。
其次，《隋书·经籍志·经部·诗》类小序曾明确指出师挚编次过《诗》：
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代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编而录之。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诗经》中有《鲁颂》四篇，与《周颂》、《商颂》并列，《商颂》还可以说是前朝遗留下来的，至于《鲁颂》若非鲁国的太师所编，其他还有谁来做这件事呢？
孔子也表扬过师挚，如《论语·泰伯》云：“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15)这说明孔子亲自欣赏过师挚组织乐工演奏《诗》三百篇，否则他要为《诗》三百篇做正乐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担任过鲁国的高官，所以他从鲁国的太师那里获得《诗》三百篇当也不是什么难事。上面那段引文也明确指出孔子编辑《诗》三百篇时，“下取鲁”，充分利用了鲁国太师们所编次的《诗》。
三、孔子与《诗》三百篇
在新的形势下，《诗》的教学目的、内容与方式都起了很大变化。由于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加剧，诸侯国之间的斗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于是以孔子为代表的私家教育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因为他们注意培养一些适应各国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当时可以说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腾跃的局面，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与杰出代表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如《墨子·公孟》篇说：“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庄子·天运》篇也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作为传授礼乐诗书的代表人物，需要有较为稳定的教材，他对《诗》三百篇的编辑整理作出了贡献，应当在情理之中。
首先，孔子家族为整理《诗》作出过贡献。《国语·鲁语下》记载了鲁大夫闵马父对景伯说的一段话：“昔正考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毛诗序》云：“《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孔颖达《毛诗正义》云：
《国语》云：“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此云“得《商颂》十二篇”，谓于周之太师校定真伪，是从太师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师，以《那》为首，则太师先以《那》为首矣。(16)
孔颖达还引用《世本》对孔子家世的记述，指出：“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17)如果将正考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说成是在宋戴公时，而宋戴公是在公元前799—公元前766年当政。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与七世祖正考甫相距约二百五十年，未免过长。《史记·宋微子世家》云：“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宋襄公当政的时间是公元前650—公元前637年。孔子与七世祖正考甫相距约一百年，因为古人结婚早，在时间上还是比较符合的。但是说《商颂》就是正考甫创作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从商朝灭亡到宋襄公当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将近四百年，再来写歌颂商朝祖先的诗献给周太师，再由周太师整理后，交给诸侯国的太师让学生学习，似不合常情。如果说正考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那倒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如前所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而正考甫作为商之遗民的后裔，自然对前朝的礼乐制度也很感兴趣。可见此时就已经出现了诗的篇名，并分类编排了顺序，而从事这项工作最有权威的人是周太师，所以正考甫校商颂十二篇要到周太师那里寻找依据。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通行的以《那》为首的《商颂》只剩下了五篇，可见当时周太师所整理的诗与现在通行的诗三百篇的面貌是不尽相同的。
说孔子为《诗》三百篇做了定本成型的工作，大致与事实相差不远，《史记·孔子世家》指出：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胜，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被王道，成六艺。”
照司马迁的这段话，现在通行的《诗经》应当是孔子编辑整理的，诗三百篇是他删定的，并且将这些诗分成了风、小雅、大雅、颂四个部分，而且还为属于各部分的诗编排了先后顺序。
司马迁说孔子将《诗》三千馀篇删成三百五篇，确实不能成立。但是要说现行的《诗》三百零五篇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最后确定的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季札在鲁国观乐的顺序与现在流行的三百篇顺序毕竟有所不同，而鲁国太师师挚所编次的《诗》，如果不是孔子加以整理，用作教材，则也很难作为定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孔子删《诗》与《诗》三百篇的时间下限也是吻合的。周朝大约在什么时候停止了采诗活动呢？明人何楷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诗经世本古义·序》中指出：“今以世考之，诗亡于《下泉》，正当敬王之时，《春秋》之作适有感是时耳。盖至是而周不复兴矣。”(18)公元前520年，周景公去世，为了争夺王位，周朝上层斗争非常激烈，当时的盟主晋国在帮助姬匄成为周敬王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其中尤以荀砾出力最多。曹国始终参与了勤王活动，因此写了这首诗。诗的最后一章云：“芃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何楷分析道：
晋以盟主纠合四国效力成周，所谓阴雨也。四国，四方诸侯之国。王，指周天子。“四国有王”者，言四国共戴一王，皆以王之事为事也。“郇伯”晋荀砾也。徐
云：按今人姓荀氏本郇侯之后，宜用郇字，后人去邑为荀。按郇侯本文王子。(19)
也就是说，大约在春秋晚期，周朝便再也没有能力开展征诗活动了。当然周朝的太师也就不再做征诗、挑选诗、加工整理诗的工作了。而孔子去世于公元前479年，即周敬王41年，与《诗》三百篇的时间下限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在孔子编辑整理以后，《诗》三百篇中再也没有更晚的诗出现了。故明人何楷分析《下泉》一诗时指出：“自是而后，列国不复知有王矣，故夫子之删《诗》终于此。”(20)
此外，出于教学需要，孔子也必须对《诗》三百篇作编辑整理工作。周朝的采诗活动虽然终止了，但是周朝与各诸侯国学习礼、乐、诗、书的活动还照常进行，正如朱彝尊所说：
诗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学大学之所讽诵，冬夏之所教，莫之有异，故盟会聘问燕享，列国之大夫赋诗见志，不尽操其土风。(21)
随着周王朝的衰落、诸侯国的兴盛，周王朝与诸侯国，以及诸侯国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由于各国多使用方言，彼此沟通起来十分困难，而各国知识分子运用“雅言”（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所共同学习的《诗》、《书》就成了他们彼此交流的工具。春秋时期，《诗》的功能不仅没有削弱，相反还扩大了。孔子在《论语·阳货》篇就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随着周王朝的衰落，各诸侯国的兴盛，当时方言盛行，三百篇成了诸侯各国相互间交流的工具，所以《论语·季氏》指出：“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还强调学以致用，《论语·子路》篇复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而当时孔子教学采用的就是雅言，如《论语·述而》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这表明孔子在教学《诗》、《书》与主持礼仪时用的都是官话而非方言。
正因为大家在引用《诗》时，使用的都是雅言，所以《诗》的作用在《左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夏承焘说：
春秋时代，诗三百篇在政治上的作用，详见于《左传》。《左传》引诗，共一百三四十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的，共三十一处。他们有的拿诗来作为办国际交涉的辞令，有的拿它作为官僚士大夫间互相讽刺和规劝的工具，也有拿它揭发政治阶层的昏庸丑恶，为人民作呼吁、控诉的武器。(22)
在什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诗歌是有规定的，如《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穆叔使晋，“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晋人问其何故，穆叔回答道：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敢不重拜！(23)
从中可见，晋侯自视强大，采取了一些无礼的做法，而穆叔来自礼仪之邦，对各种诗歌的乐曲、含义、使用场合都非常熟悉。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需要学习。《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云：
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至江公，著《孝经说》，心嫉式，谓歌吹诸生曰：“歌《骊驹》。”（伏虔曰“逸《诗》篇名也。客欲去，歌之”）式曰：“闻之于师，客歌《骊驹》，主人歌《客毋庸归》。今日诸君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此事发生虽然在汉代，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什么样的场合歌什么样的诗是有规定的，而这些规定显然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经师们的教学内容。这也迫使经师们注意对《诗》的内容以及如何运用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四、毛亨、毛苌与《毛诗序》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诗》类小序云：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
三家皆列于学官，《毛诗》未被中央政府立于学官与河间献王刘德有关，因为刘德是废太子刘荣的同母弟弟。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主张郡县制，而诸侯王国当然主张封建制，河间献王刘德显然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从事的古籍整理活动也是为此服务的，如《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云：
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遗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者）［多］从而游。
这是我们讨论《诗序》问题的重要背景。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三家诗均有《诗序》，王先谦指出：“三家遗说，凡鲁诗如此者，韩必同之；韩诗如此者，鲁必同之。齐诗存什一于千百，而鲁、韩必同之。苟非同出一原，安能重规叠矩。”(24)可见《诗》三家序基本上保存了古序的原貌，都来自周太师们所作的原序。而《毛诗序》则对周太师们所作原序，作了较大的改动，并加上了续申之词。
我们将残存的《周南》韩诗序与毛诗序加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如《周南·汉广》首章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韩诗序》云：“悦人也。”(25)应当说这三个字极其准确地概括了诗的内容。但是到了毛亨的笔下，却变成了“德广所及也”。再看后面的续申之词：“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不仅文词啰唆，而且牵强附会。
如果我们再将《周南》十一首诗的《诗序》的发题之词集中在一起，就会发现，其为后人刻意改写的痕迹特别明显，如：“《关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樛木》，后妃逮下也。”“《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桃夭》，后妃之所致也。”“《兔苴》，后妃之化也。”“《芣苡》，后妃之美也。”“《汉广》，德化所及也。”“《汝坟》，道化行也。”“《麟之趾》，《关雎》之应也。”这十一首诗本来与后妃没有什么关系，结果被《毛诗序》弄得几乎全与后妃挂起钩来，而且居然还首尾呼应。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徐复观分析道：“《毛诗》与三家《诗》最大的出入，在三家《诗》以《关雎》为衰世之诗，而《毛诗》则由正面加以肯定，并通过《周南》以特别强调后妃在政治上的重大作用，这虽在周初有其根据，我怀疑也受有吕后专政的冲击，因而思《周南》之古，以讽汉初吕后专政几覆汉室之今的用意在里面。”(26)这段话颇能给人以启发，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因为这些《诗序》对后妃非“讽”乃颂。当然颂的不是周文王的后妃，也不是吕后，而是窦太后。《汉书·窦太后传》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太后后景帝六岁，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窦太后对文帝、景帝与武帝都长时间发生过影响。因为《毛诗诂训传》是要献给中央政府的，所以在《诗》的一开头，写上许多赞美后妃的话来讨好窦太后，以博得她的支持。因为河间献王刘德坚持封建制，在中央政府中所要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对象当然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
我们认为现行《毛诗序》中的原序，一部分是周朝太师写的，一部分是由毛亨在前人的基础上改写的，序中的古序续申之词以及诗大序出现较晚，应当是毛苌撰写的。郑玄《诗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27)根据这段话，则《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毛诗诂训传》当是毛亨撰写的。如前所说毛亨写《诂训传》的时候，还将原来独立存在的《诗序》分别置于各篇诗之端。
《诗序》中的申续之词与《诗大序》应当是毛苌写的。因为其中的许多话都来自于经过汉人整理与加工的先秦典籍与汉人著作，而毛苌作为河间献王的博士，可以充分利用河间献王的丰富藏书，毛亨则不具备这个条件。前人早已考出了《诗大序》以及部分《诗序》续申之词的资料来源，如宋章如愚指出：
“诗有六义，一曰‘风’”至“六曰颂”，则见于《周官》太史之所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至“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则见于戴经之《乐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鴞》焉”则见之于《金縢》；“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见于戴《记》之《缁衣》；“文公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境”，则见于《春秋》之《左氏传》；“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则见于左氏之《国语》，……《诗序》非子夏所作，实出于汉之诸儒也。(28)
文中所提到的《诗序》资料来源有《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国语》等。从上面所引《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书多为河间献王所藏，并与河间献王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公孙尼子》指《礼记》中的《缁衣》，郑玄引刘囐的话说：“公孙尼子所作也。”(29)文中提到：“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30)所以经师们很自然地依据这段话为《小雅·都人士》写一篇《诗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壹。伤今不复见古人也。”(31)从“周人”二字也可以看出此序是后人补写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河间献王与《乐记》的关系。《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类序云：“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而《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都引自《乐记》。此外，其诗歌可以“美教化，移风俗”的思想与《乐记》中音乐可以“移风易俗”的思想也是一致的。那么与河间献王一起作《乐记》的“毛生”是谁呢？显然是毛苌，因为毛苌是河间献王《毛氏诗》博士，自然能够充分利用河间献王丰富的藏书资料。
所以从《诗序》的资料来源、刘德的政治倾向，以及文献整理的条件来看，应当说《毛诗序》是河间献王刘德在位时完成的，《毛诗序》中的续申之词以及《诗大序》当为毛苌所为。
五、卫宏与《毛诗序》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云：“卫宏字敬仲，东海人。少与郑兴俱好古学。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如前所说，《诗序》包括五个部分，周太师、正考甫、鲁太师、孔子、毛亨、毛苌等都在《诗序》的撰写过程中作出过贡献，将《毛诗序》的著作权只归于卫宏一人是不恰当的。但在传经的过程中，有作为的经师，在撰写自己的讲稿时，都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加进一些自己的东西，范晔言之凿凿，说卫宏作《毛诗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毛诗》的传授源流而言，《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徐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清初朱轼对《毛诗》传授作了系统总结，今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苌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侠授同郡谢曼卿。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32)
从上面几条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王莽当政时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曾经大力提倡过毛诗与古文经书。所以《毛诗》被正式立为学官，学术地位大为提高，于是又出现一个学习、整理、研究《毛诗》的高潮，卫宏在前人的基础上，写出了一个《毛诗序》的定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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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诗序》二卷，中华书局，1965年，119页。
(2) 《胡适文集》第三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3页。
(3) 《曝书亭集》卷五九《诗论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18册，302页。
(4) 《经义考》卷九九，中华书局，1998年，544页。
(5) 《诗古微·齐鲁汉毛异同论》，《续修四库全书》本，77册，16页。
(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诗序》二卷，中华书局，1965年，119页。
(7) 《鼠璞》卷上《诗书篇名》，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54册，69—70页。
(8)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358—359页。
(9) 《文献通考》卷一七八，中华书局，1986年，1538页。
(10) 《习学记言》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49册，376页。
(11)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796页中、下。
(12)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787页中。
(13)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342页上。
(14)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2006—2007页。
(15)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2487页。
(16)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620页。
(17)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620页。
(18) 《诗经世本古义》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册，3页。
(19) 《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八《下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册，849页。
(20) 《诗经世本古义》卷二八《下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1册，848页。
(21) 《经义考》，中华书局，1998年，533页。
(22) 《采诗和赋诗》，《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171—182页。
(23)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932页。
(24) 《诗三家义集疏》卷首《序例》，《续修四库全书》，77册。
(25) 《文选》卷三四曹植《七启》李善注引《韩诗序》，中华书局，1977年，487页。
(26) 《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128页。
(27)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269页。
(28) 《群书考索别集》卷七《经籍门·诗》，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38册，772页。
(29)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647页。
(30)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648页。
(31)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493页。
(32) 《史传三编》卷一《毛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59册，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