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想起孙策之死

偶然想起孙策之死

一册陆灏公子的《东写西读》在手,我才惊觉此君之于《三国演义》的一往情深。以前见面也听他提起对于“演义”的挚爱,但却无法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谈,因为我偏偏对此名著完全找不到感觉。相反,曾经偶然到手的《三国志》,随便翻阅,便觉触电。

可见,一个读者对于经典的好恶,他或她的性格、情趣等等实在起了很大的作用,难以遵循一定的标准。我读“演义”的时候,总觉得书中主题先行,根据意识形态立场而设计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命运,如此的写法对于那些被设定的“反派”人物就非常不公,比如吴国一方的人物就个个颟顸到可笑,好像那地方的人集体智力低下。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反感在心里,一旦翻《三国志》,让我自己都很意外的,立刻被《吴书》的世界迷倒了。

别人不说,就一个孙策已让我大惊失色。原来还有这样的中国男人!不仅因为他“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真正让人为之动容的,是他的死,或者说,是关于其死亡的一种传说。先说他的受伤:

策性好猎,将步骑数出。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许)贡奴客潜民间,欲为贡报仇……猎日,卒有三人即贡客也。策问:“尔等何人?”答云:“是韩当兵,在此射鹿耳。”策曰:“当兵吾皆识之,未尝见汝等。”因射一人,应弦而倒。余二人怖急,便举弓射策,中颊。后骑寻至,皆刺杀之。

这是裴松之注所录《江表传》的说法。其实,《吴书》“裴注”关于孙策之死,还载录有《搜神记》所给出的解释。这也是今日所见之《三国志》的可爱,或者说,是“裴注”的独出人上——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众声嘈杂。当时人对于自身所处年代的认识,以及随后三四代人对于尚未久远的往事的理解与想象,在“裴注”中隐约闪烁光彩。“绘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为味”,裴松之对于历史写作的理解,实在超出很多后代人之上。

用今天人的话说,“裴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逢到我这个“后欧洲浪漫主义时代”的读者,一想到男人,脑海里就是大卫《荷加斯之誓》的形象,于是当然更容易接受这样的信息:

策既被创,医言可治,当好自将护,百日勿动。策引镜自照,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吴历》)

在“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的脆弱形势下,孙策却因为喜欢打猎而遭袭,真是莽撞得可以。受伤之后,本来是可以活下去的,但是,当他发现自己的俊美容貌因箭创被毁,却以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放弃了生命。“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对他来说,美的形象,是男性的完整生命的一个必要部分,当生命变得残缺的时候,他绝不肯苟活下去。

争论这是传说还是历史事实,当然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如此传说的产生与流传,反映了那一个时代——裴松之以及他的前辈们所创造的时代——的英雄观。对我这个“后浪漫”读者来说,关于孙策之死的这一种记述,其意义并不在是否客观反映了孙策的生平,而在于呈现了一个风云时代的道德世界。在这个道德世界里,“苟活”不被肯定,“尊贵”才是生存应有的品质。显然,《江表传》及《吴历》所讲述的孙策之死,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呈现了历史真实——价值观念的历史真实,从而有着重要的历史学价值。

原来我们不必非向欧洲传统寻求伟岸的人格、强悍的生命。一个无比伟大的世界始终静静存在,只是落在了今人的目光之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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