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台浴室

记忆还是新的，如昨天。

小的时候，东台城的浴室不多，除了工厂里的浴室外是没有私人浴室的，于是公共澡堂就屈指可数了。拿现在的话说，东台浴室可就是数一数二的豪华“休闲中心”了。

夏天是绝不会去浴室享受的，大都在家里吊起薄薄的一层或蓝或红的塑料薄膜，里面摆上一木制的大澡盆，澡盆的一头用小板凳支着，我就坐在支起的这一头，让干净的水流到另一头。妈妈也会脱了衣服钻进来给我洗澡，边洗边讲着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一遍肥皂洗下来水就要换了，妈妈会用力抬起支起的那一头，水就顺势流出去。每每这时我就会逞能地去帮忙，还记得与母亲的这段对话。

“妈妈，让我来。”

“你弄不动。”

“那你怎么弄得动？”

“你还小，没有力气。”

“我什么时候会有力气？”

“再吃三年的饭。”

“那我三年吃多少饭？我能不能在明天一起吃掉？”

记忆中，故事讲完了，澡就洗完了。

这是夏天在家洗澡的方式，在妈妈繁忙或浴室人太多的冬天，这也是一家人洗澡的办法。然而，一般在冬天每个星期总可以去东台浴室“享受”一次的。但童年的“享受”不是对沐浴的崇拜，而是洗完澡后的一个红心萝卜、一杯甘蔗汁或是一碗豆腐脑、一块钱的油炸干。

东台浴室地处当时绝对的市中心，对面是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和东台浴室一样是百姓口中问路的坐标。男女浴室的门是分开的，之间离着很远的距离。女浴室在右手，大概也遵循着古老的“男左女右”的习俗。付钱的方式很古老，总收银台在男浴室那边，买一个木制的条形筹码，上面会有一个用墨汁写的“女”字，筹码的形状决定是什么洗澡方式，盆浴还是淋浴。

女浴室的门上有四扇玻璃窗，用红色写着四个大字：东台浴室。进门就是大厅，一面大大的镜子，是洗澡后梳妆用的；一排长长的椅子，有时上面会坐着等家人的男人；进门的左手，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记忆中文字已经模糊了，不是“只生一个好”就是“男女都一样”的文字，画上年轻的妈妈怀抱着自己的女儿，意气风发的样子，有那个年代的烙印。

交了筹码，拿一把锁柜子的锁，量一量我是否应买票的是一道用油漆画在墙上的线，然后就可以走进长长的走廊了。澡堂是一个一个独立开的，像宿舍楼一样对开着门，每个门走进去就是一个澡堂，外屋脱衣服，有一排写着“贵重物品，交柜管理”的柜子，还有几张可以躺人的柜子，里屋就是热气腾腾的澡堂了，中间用一扇开了一个窗户的木门隔开，门上装有弹簧，自动关门。这样的澡堂有十间左右。根据客人的多少决定开多少房间。最里面是唯一的一间淋浴室，其他都是盆浴。记忆中浴室也与时俱进了一回，曾开了一个雅座，也就是人少了点。其实票贵了，自然人就少了。每个房间都有专人负责，那时的人们还不会请人擦背，一般不见她们有什么事，大都与熟悉的澡客聊天或者帮忙，澡堂的气氛很是和谐。

我小的时候，妈妈总是带我洗盆浴。大概也是受在家那木制澡盆的影响，那时的人都在外面排着队等盆浴，淋浴虽只有一间，洗的人也不多。妈妈先脱得只剩棉毛衫走进木头门，看看谁洗得差不多了，就招呼一声，算是预订了这个澡盆。盆浴是一个个隔开的，左右两边都有用水泥砌起留了进口的墙。

接下来妈妈就和我在外面脱衣服的地方等。这是我最不耐烦的时候，此时，我大都在与妈妈要求洗完了澡到门口吃什么，然后把钱放到自己衣服口袋里。不一会儿就可以进去了。妈妈每次都是脱了衣服先帮我洗好，用衣服把我裹着，由于天太冷，她得穿上脏衣服帮我一件件把衣服穿好，自己再脱了衣服下去洗。

每当这时，我就湿着头发，由于热气太大而红着脸跑出浴室开始吃东西。门口就有人提着竹篮卖红心萝卜，用小刀切成四瓣，露出红红的萝卜心。榨甘蔗的小贩则卖力地削着，剁成小段，用橡皮筋扎成一捆，放到一个仿佛用木凳改制的榨汁工具的一头，再用另一个木板夹在上面，人则坐在另一头，利用杠杆原理，凭借古老的办法榨出新鲜的甘蔗汁。成品是用自家的杯子盛的，按照杯子的大小给钱，为了防尘，杯子上还会盖上一块小小的方玻璃。走过男浴室的门口就会有一个小巷，那里的小吃是热气腾腾的豆腐脑和油炸干或水煮干。卖家是不变的，街口是一家卖豆腐脑的，往里走就是两家卖豆干的。要问他们的经营状况，那自然是很好了，因为人们几乎养成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洗完澡吃点东西。

吃好了就跑回浴室在门口的长椅上等妈妈。记忆中妈妈很少会吃这些，只是偶尔吃点红心萝卜。

到这儿，每周一次的浴室之旅就结束了。我又开始期盼下一个周末的来临，到东台浴室，到门口的小吃摊。

现在的东台浴室已经拆除了，就连遗址也淹没在步行街的现代气息中难以分辨。城里各种档次的私人浴室遍地开花。东台浴室没了，但记忆还在，每每想到它，浴室的筹码仿佛还抓在手上，澡堂的木门仿佛刚刚掩上，巷口的小吃还冒着热气，散发着只有东台人才能理解的油炸干的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