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宜兰佛歌

星云四处打听宜兰在哪里。

越是不让他去,他就越好奇;

人人都说偏僻,他却觉得甚好:

偏僻落后的山那边,有寺庙,

有人学佛,不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吗?

“你去过宜兰吗?”

“你问这个干什么?宜兰在山那边,要穿过几十个山洞,是个很落后、很偏僻的地方。”

“听说有些法师去宜兰弘法。那里有没有寺庙?信佛的人多吗?”

“哎呀,有是有,就是太偏僻了,没什么好去的。”

这是1952年的元旦,星云四处打听宜兰在哪里。越是不让他去,他就越好奇;人人都说偏僻,他却觉得甚好:偏僻落后的山那边,有寺庙,有人学佛,不是一个很值得去的地方吗?

1953年1月,星云参加“中国佛教会”的会议,遇到一位来自宜兰的居士。他比星云年长许多,一见到星云,却首先合十礼拜:“可不可以请师父到我们宜兰去讲经?”

星云见他举止虔诚,便听他说下去。这居士名叫李决和,为了请一位能长期到宜兰讲经的法师,已经跑了很多地方,寻觅了很久。虽然也曾请到一些法师,可是,只要他们去过宜兰一次,就不肯再去第二次。那时,星云在台湾佛教界已经小有名气,李决和总能从旁人那里听到星云的名字,说他讲经讲得很好,便特意赶来出席这次会议,与星云谋面,专程请他去宜兰。

星云听到这番曲折与不易,心下感动,自问不能辜负如此诚意、如此盛情,当即表示:“请放心,我一定、一定去宜兰!”

宜兰,在台湾的东北部,是一个三角冲积扇,东临太平洋,西面有山,阻碍了与西北平原的交通,自古以来生活环境比较闭塞,但民风淳朴、执着。

星云永远也不会忘记去宜兰的第一天。

那是一个晴朗的春天的早晨,天空湛蓝湛蓝的,红红的太阳刚刚露出半个脑袋,树上的鸟儿用歌声为他送行。踏着霞光,他早早来到公共汽车站。8点整,开往宜兰的客车上了路,他拉开玻璃窗,晨风轻轻拂过他的脸。他目视前方,对宜兰和未来充满憧憬。可是没驶出几分钟,“哐当”一声,石子在车轮底下横飞乱跳,整个人被甩到了椅背上,窗外腾起滚滚尘烟。被颠得东倒西歪的星云,赶紧伸手关上窗户。越往后,路况越差,九曲十八弯,险象环生,星云紧紧抓住前座的椅背,暗自鼓励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一路虽然颠簸,但比当初在台北冒雨蹚水、掉进水沟不知要好多少倍。

11点30分左右,汽车驶进宜兰站。车窗外,整个宜兰就像一幅悠长的画卷,秀丽而自在,望之而脱俗。星云来不及细细观赏眼前的风景,匆匆走向宜兰市北门口的雷音寺。此庙不大,但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原先是一个私人三合院,叫启昌堂。进入小小的大殿后,里面没有人。星云在里面转悠了一会儿,突然看到一位老尼师,她走过来问:“您是来讲经的吗?”星云忙说:“是,是。”

老尼师问过后,便离开了。星云想,她是为我安排什么去了?便继续在大殿里转悠等候。等了半天,再没人出来,偏偏小肚子发胀,内急。厕所在哪儿?找不着。人有三急,刻不容缓,他突然想到刚才在车站看到厕所,赶快返回。可再急,也是出家人,要注重形象,讲究威仪。内急,面不能急,还是要憋着一步步走。

20分钟的路程,他10多分钟就到了。上完厕所,再走回雷音寺,路上挥汗如雨,从头到脚都湿透了。

寺庙里究竟有没有厕所呢?要讲经传法,指引众生,这可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星云一边询问,一边四处寻找,结果发现庙中一角有个炊烟袅袅的炭炉,厕所就在炉子后面。要如厕,须把炉子搬走。如厕后,再把炉子搬回原地。星云有点儿明白了,为什么那些法师不愿意来第二趟。此地条件差不说,就说进了这寺院,如个厕,都不那么容易!

虽然开头不易,第一天讲经却非常顺利。星云讲的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雷音寺大殿和门外的广场上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宜兰信众“求法若渴”的热情使星云大受鼓舞。为了增加听众对佛法的兴趣,他在讲完经文后,“插播”了一段《玉琳国师》的故事,故事里有和尚被富家女相中求嫁的曲折爱情,年轻人很喜欢听。讲完一段后,他就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明天分解。”

就这样,演讲一天比一天热烈,听众一天比一天人多,一连讲了20天,轰动了整个宜兰。

吸引人,不仅是因为他讲得好,还因为他长得帅。那时星云刚刚26岁,个头超过1.8米,既英俊潇洒,充满活力,又慈眉善目,彬彬有礼。在宜兰男女老少心目中,这个“外来的和尚”何止会念经,简直是魅力十足。每当他从雷音寺出来去车站上厕所,一路上都有年轻女子投来热情好奇的目光:“看,那个外省来的帅和尚又出来了!”临街商铺里的女店员甚至放下手中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直把他目送到看不见为止。

有时候,因为投稿要和编辑交流,他得去电信局打电话。每次一进电信局,就吸引了那里的女工作人员。有一次,一位女青年看他来了,通报伙伴们说:“帅和尚来了!”结果里面20多个当班的女电话接线员“呼啦”一下全跑出来看,一时间电话全都无人接转。那时电话收费按每三分钟计算一次,结果也没人给他计时,只顾着看他了。后来,宜兰电信局自局长以下,80%的员工都成了他的皈依弟子。

星云就住在雷音寺里。庙不大,除了大殿,一边的厢房住着女众,另一边的厢房住着军人家庭,他只能住在大殿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本不是卧室,里面没有床,只有一架破旧的老式缝纫机。他白天在缝纫机上写文章,晚上席地而睡。后来,信徒们看不下去,凑了30块钱,给他买了一张监狱犯人生产的竹床和一把竹椅子,这是当时宜兰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家具。虽然一翻身吱吱作响,但总算有了安顿的地方。

每当夜幕降临,周围一片漆黑,只大殿留着一盏小灯。星云本想在自己的小屋里也安个电灯,一打听,供电局收电费是按灯头算,不是按用电量算,一个电灯每月收12块钱。他舍不得。于是,夜里要读书写作时,他就把大殿的灯拉到自己的房间,可是线不够长,只能挂在门口。他就坐在门口,趴在缝纫机上,读经写作。夏天的蚊虫,冬天的寒风,常常陪伴他到深夜。

保守派、警察和基督教的围攻

到宜兰没多久,星云就发现,此地固然民风强悍,不易度化,但人们只要信佛之后,就会坚信不疑,成为忠贞的佛弟子。如果能把这些“铁杆”组织起来,他就能一步步践行“人间佛教”的理想了。

他想到了办念佛会。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台湾边远地区的民众里,文盲比例还相当高。念佛,是引导他们识文断句最方便的办法,星云开始组织那些善男信女一起念佛听经。如此一来,粗识文墨的人渐渐学到了文化知识,不识字的人也能跟着别人一起念下去。

参加念佛会的人越来越多,星云决心在雷音寺加盖一座讲堂。经过数年募集筹备,1956年,宜兰念佛会讲堂落成,多方高僧大德前来祝贺,当地佛教弟子深感荣耀。

自从有了念佛会,讲经活动更加频繁。每次要讲经时,由两位信徒抬着一块木板,上面写着“请听佛经”四个大字,还有一位信徒跟在后面,打着手鼓,边走边喊,沿路召唤大家。这几乎成了宜兰一景。

念佛会虽然办得热火朝天,但并非一帆风顺。宜兰地处深山,思想保守,虽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一面,也有排外的一面。尤其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军警殴打商贩,误杀路人,酿成全台暴动,而后国民党从上海调兵登岛,大举镇压。从此,台湾本地人对外省人的反感难以消弭。

宜兰的外省人本来就少,突然出现了一个广受欢迎、一呼百应的外省年轻和尚,保守派自然无法接受,非要给星云一点颜色看看。于是“闹场子”的事时有发生。星云在大殿里讲经,这些人聚集在殿外,故意大声喧哗,百般干扰。星云也不出面制止,只是突然把大殿里的灯关掉,一言不发,讲经的声音戛然而止,骤然安静下来,把外面大呼小叫的人吓了一跳,怎么回事?他们也就安静了下来。这时星云再继续开讲。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雷音寺厢房里住着一户军人家庭,户主是位少校。每次念佛会开始念佛,他就穿着一件汗衫、一条短裤,搬来一张藤椅,坐在广场中间,摇着扇子,抽着香烟。念佛会的人只好绕着他上香念佛。这么多人绕着他,他一语不发,也不为所动,等到念佛结束,他的香烟才抽完,搬着藤椅回房。

念佛会的人觉得碍事。“师父,他真讨厌,当众衣衫不整、叼着香烟,还当着佛的面,太不像话了,我们请他走吧!”

星云摇头:“你们随他便吧,把他当成佛来念,总有一天会感化他的。”

可是,一直到这顽固少校搬走,星云也没能感化他。

寺庙里还住着一家军眷,男人已经阵亡,寡妇还很年轻,不到30岁,长发披肩,眉目清秀,风韵犹存。她每天在寺庙里看星云讲经,对他渐生爱慕之意。加上她膝下无子,整日寂寞,便想入非非。有天晚上,星云讲完经刚回到小屋里,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原来这寡妇正隔着窗户窥视他。星云没理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突然“嗖”的一下,从窗外飞来一个纸团,正砸在床上。打开一看,字条上写着:“请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星云知道,她别有心思,本要直接拒绝,又怕得罪她,毕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怎么办呢?他想了想,如果到大殿,在佛的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其他想法了,便对窗外的寡妇说:“有事就到大殿里说吧,黑灯瞎火的在外面不合适。”

那寡妇也是个聪明人,明白了星云的心思,再也不对他作何幻想了。好在这层窗户纸没有被捅破,后来在寺庙里常常见面,一笑而过,也没什么别扭。

这些干扰,只是投入池塘里的小石子,虽然泛起涟漪,但惊不起风浪。真正对星云在宜兰的弘法形成压力的,一是警方,二是其他宗教。

警方的意图显而易见。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处于“戒严时期”,哪里的警察都不愿看到自己的辖区里有大规模集会。深更半夜,星云经常被警察的敲门声惊醒,“查户口啦!你的户口?”盘问之下,警察一旦得知他要去哪里弘法,就会找出各种理由,提前占用会场。实在不行,就对弘法集会进行强行阻止。

1954年的一天,星云去宜兰一个名叫龙潭的村庄弘法。他找来一些汽油桶,在上面铺上两块木板,算是讲台。正在讲法时,警察突然来到讲台边,对星云喊道:“下来!下来!”星云低头一看,是位制服穿戴整齐的警察,心里立刻料到,这是要赶走他,不让他在这里弘法。如果他不下讲台,恐怕警察会以所谓的“妨碍公务”为由,对他不客气;可是如果下了讲台,又怎么对台下的听众交代呢?没办法,他叫在一旁的吴素真小姐,也就是后来的慈容法师,先上来给大家唱首歌,安抚一下信众,他下去跟警察交涉。

“你叫我下来做什么?”

警察说:“不可以集众!现在是戒严期间,你违反戒严法!”

“这是一种社会教育,也是民间娱乐,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警察却说:“不行,你赶快上去,叫大家解散!”

星云看他很蛮横,知道跟他讲道理可能行不通,只好灵机一动:“若要解散,就请你上去宣布吧!”

警察一听,指责道:“我怎么可以上去宣布解散?当然是由你上去宣布!”

星云说:“那怎么行?是我叫他们来听我说法的,我怎么能叫他们解散呢?如果你不上去宣布,那就只好请你让我继续讲,讲完以后,自然就解散了。”

警察当然不敢冒险强行解散这么多人,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就狠狠地丢下一句话:“出了问题你负责!”然后扬长而去。

望着警察的背影,星云暗自叹息。哪会出什么问题,不过是警方不想让他弘法,每次都用所谓的“戒严令”来威胁他。其实,当时基督教在台湾可以随意打鼓吹号,牧师传教也可以随处拉路人听讲,从不会遭到警方任何为难。唯独对佛教活动,警方多加阻拦。星云明白,这与宋美龄等人信奉基督教有关。

宋美龄自幼留学美国,生活西化,早就信仰了基督教。1927年,她答应与蒋介石结婚时,条件之一就是蒋介石必须受洗信奉基督。那场世纪婚礼,也是遵照基督教的礼仪进行的。婚后,蒋介石从一个三民主义者变成一个彻底的基督徒,每逢国家大事、战场凶险,他都会虔诚祷告。在宋美龄的影响下,蒋经国也是一卷《圣经》常伴左右。

蒋宋一家的信仰,直接带来了基督教在台湾的盛行。年轻的星云和他日渐盛大的念佛会,自然引起其他宗教势力的不满,一些蓄意捣乱、“砸场子”的事件时有发生。

有一天,星云在宜兰夜市弘法,此地是7条道路的交会中心,听众云集,盛况空前。不料活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有人从不同方向朝台上扔石头。事后查出,是基督教某长老会的信徒所为。这些基督徒对星云“羡慕嫉妒恨”,不惜暴力破坏。

然而,佛教自汉代传入华夏以来,已经充分中国化,成为中国人最熟悉、最亲近的宗教。千百年来,“儒、释、道”三家并举,佛教已经渗入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生活之中。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积淀和天然优势,宜兰佛教的延续和发展不是警察和基督徒所能阻止的。

通过这些事,星云觉得,要让佛教在宜兰站稳脚跟,传播得更广,更深入人心,还是要靠年轻人。于是,他把年轻的男女组织起来,用年轻人的活力和爱好去弘法。他知道年轻人爱唱歌、爱交朋友,就成立了台湾第一支佛教歌咏队。他自己写歌词,请宜兰中学的杨勇溥作曲。年轻的朋友来了,他亲自搬凳子,烧茶倒水,热情接待,然后一起练歌,好不热闹。歌咏队把那些只爱唱歌、不爱念佛的年轻人也吸引了过来,渐渐的,他们追随星云一起弘法。

歌咏队办起来了,星云自己却不会唱歌,他说他五音不全,总是鼓励大家唱。休息的时候,他和年轻人聊天,幽默风趣,大家都很欢喜听他讲话。他还鼓励年轻人在弘法时上台去演讲。后来,这些年轻人不仅会唱歌,还会演讲,演讲时还配有幻灯片,生动有趣,台下的人更喜欢了。歌咏队里,个个年轻人都有成就感,干劲更大了。

那时候,歌咏队经常在傍晚下班时分,骑着自行车,迎着落日和晚霞,一路歌声,飞到各乡镇弘法,所到之处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足迹踏遍兰阳平原。歌咏队每到一个地方,早就有人在街头巷尾贴上海报,敲着大锣,提醒乡亲们来听:“我们的佛教来啦!”他们到达时,还有专人来开道迎接。有一次,在小小的花莲玉里镇,竟然吸引了5000人来听法。大树下、晒谷场到处站满了人。星云领着30多位男女青年,架起麦克风,用国语和台语演讲,气氛热烈,极受欢迎。

每逢此时,星云的眼前就会浮现佛陀的影子。他鼓励这支年轻的弘法队伍:“如果我们回到佛陀在世的时候,会发现佛陀有时在皇宫官邸向国王大臣说法;有时到乡村陋巷托钵,化导布衣百姓。佛陀告诉玉耶女要孝养公婆、敬顺丈夫;告诉善生要如何支配收入、事上待下;教育阿阇世王富国利民、安居乐业之道;劝导波斯匿王多食淡味和强健体魄的方法……佛陀用平易可亲的人间性格,解决大众生活的问题,并在解决问题时把佛法的喜悦传播给大家,因此,佛陀所到之处,常常万人空巷、人人欣喜。我们今天所到之处的弘法,佛陀都会看到的,他会为我们感到高兴的。”

所以,每次弘法结束,虽然已是满天星斗,但大家都满怀喜悦。走过阡陌田野,穿过密林山洞,忍不住又开始放歌。嘹亮的歌声在夜幕中荡漾,大家的心就像天空的皓月一样明亮,身就像掠过的微风般轻盈,边走边聊,畅想明天。星云看着归途上这一幕,心中一动,诗兴大发,回到小屋里就作了一首诗,然后请人作曲。

这就是后来他们在归途中高吟的《弘法者之歌》:

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四野虫唧唧,众生心朦胧。

救主佛陀庇佑我,为教为人乐融融。

尊者富楼那,布教遇蛮凶,牺牲生命都不惜,

只望佛法可兴隆。

我教友!齐努力,为教作先锋;

不畏魔难强,不惧障碍多,

个人快乐非所愿,只为圣教建勋功。

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周围风习习,众生苦无穷。

救主佛陀庇佑我,宣扬真理喜盈盈。

尊者目犍连,为法遭贼凶,粉身碎骨心无怨,

只望佛法可兴隆。

我教友!齐努力,为教作先锋;

赴汤蹈火去,献身殉教来,

个人幸福非所愿,只为圣教争光荣。

唱歌、演讲、弘法,一批年轻人越来越投入,越来越喜欢佛教,也越来越敬佩星云,其中不少人拜星云为师,成为他早期的弟子。到现在仍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慈庄、慈惠、慈容、萧碧霞,都是那时加入的。

1957年,宜兰慈爱幼儿园教师念佛会青年于圆明寺前合影

前排左起:黄惠加、朱静花、吴素芬、林美如、萧碧霞。

后排左起:张慈莲、吴素真、杨慈满、星云、黄小姐、范秀香、张优理、黄幸子等。

与李决和一家的缘分

慈庄法师俗名叫李新桃,1931年出生,台湾宜兰人。她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当年邀请星云来宜兰的李决和。李决和是个大商人,开过大安百货公司,在宜兰相当有名望。对佛教的虔诚,使得他辞谢了商业职务,一心在佛门做义工。星云来到宜兰后,他自然而然地成了念佛会的总务主任,帮星云打理诸多事务。李决和的国语很好,这在宜兰当地人中非常少见。星云在宜兰的演讲,都是由他现场译成台语。他虽然没有出家,也和出家人差不多,一有空就去寺庙,跟着星云四处奔忙。在外面忙了一天,回家吃过晚饭,饭碗一推,嘴一抹,就又走了,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从寺庙回来。

李决和的夫人李张壹,也对佛教非常热衷。否则,丈夫每天去寺庙,不顾家,两人肯定吵翻。夫人每天在家里,给孩子们做完吃的,也跟丈夫一起去寺庙。李新桃是他们的二女儿,当时20岁,在兰阳女子中学教务处任职。她看到父母整天往寺庙跑,心中十分不解:寺庙哪来那么大的魅力?后来,父亲劝说女儿,让她也去听星云讲经。

起初,李新桃不感兴趣,只是为了顺从父母之意。然而听得多了,觉得确实有道理。按照念佛会的规矩,每次听完经,大家还得参加考试,她每次都考第一名。念佛会里,很多人要皈依,她就帮那些文化程度低的人填皈依表格,自己却从没提过皈依。星云也不问她,只每每夸奖她:“决和的女儿,字写得不错啊!”后来,李新桃看了念佛会的文艺节目,参加了歌咏队,才真正对佛教有了兴趣。每天晚上,要去唱歌,她比妈妈去得还早。

在歌咏队里,她参加唱歌,跟着大家去演讲,还帮着刻钢板、写歌词,越来越投入。有一次,又要帮别人填写皈依表,她突然生出一个念头:“我也该皈依了。”皈依后,法名慈庄。

此后,有十几年时间,慈庄随星云创办佛教文化服务处、寿山佛学院,任劳任怨、全心奉献。后来,星云致力于培养青年僧人,慈庄决心献身弘法,于1965年毅然出家,成为日后佛光教团比丘尼众的首座。

出家后的慈庄,为佛光山开拓出一条国际化的道路。最广为人知的是,她只带2万美元,落脚全然陌生的美国,完成了建立“西半球第一大寺”西来寺的传奇。她总是只身一人,手上挽着布袋飞来飞去,到世界各地辅导佛光山的海外分院。她用一甲子的岁月,为弘法利生而奔忙,用慈悲与和平,画出佛教国际化的版图,把佛教甘露遍洒西方世界,所到之处,遍地莲花朵朵开。星云称赞她真正做到了无私奉献,是学佛青年的模范。

后来,她的大哥、彰化银行的经理,他的弟弟、石门水库的工程师,都皈依了星云;佛光山建成后,她的父亲、她的两个外甥,也上山出家,法名慧和、慧龙、慧传。当年,李决和一念之间邀请星云来宜兰,却让一家人与星云结下了如此缘分。

找到了“台语代言人”

慈惠法师,俗名张优理,1934年出生,也是宜兰人。把她领进佛门的,同样是她的父亲。当初,力主邀请星云来宜兰的,除了李决和,还有她的父亲张辉水。他去雷音寺,总会带自己的宝贝女儿一起。年方二十的张优理,已是宜兰税务局的公务员,对佛教毫无兴趣。为了应付父亲,她每次都去雷音寺念佛听经,只不过听到一半,就偷偷溜掉,跑去电影院看电影。回家后,父亲考她,她很会取巧,把前面听的说给父亲听,父亲点头,很是高兴。

后来,有了歌咏队,有一大批年轻人一起唱歌、表演,她才开始感兴趣,觉得好玩,便融入进去。她穿着时髦,总是一身利落的旗袍,一双发亮的高跟鞋,气质十分优雅。1954年,念佛会在佛诞节那天演了一场话剧,名叫《莲花女的觉悟》,就是由她和慈庄分别担任两个女主角的。演出非常成功,轰动了整个宜兰,吸引了更多年轻人来参加念佛会的活动。

不过,最让她感兴趣的,还是星云办的国文班。歌咏队搞了一段时间后,星云发现,光靠唱歌,还是很难留住人。星云察觉出台湾年轻人的一大特点,在学校里学理科的多,学文科的少,普遍国文底子薄。他想,要吸引年轻人,还得让年轻人在他身边有所收获,学到真本事。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优势,教年轻人学国文,于是开设了国文班。星云的国文功底扎实,修改文章认真准确,深受年轻学子的喜爱,不少年轻人在学习国文的过程中,受到星云潜移默化的影响,慢慢成为学佛之人,进而成为佛门弟子。

张优理在国文班收获最大:“那时候,师父指导我们学习写作。每天清晨,我们把写好的文章放在雷音寺佛堂中的供桌抽屉里。第二天放入第二篇,同时取回昨天的作业。在修改过的作业上,有许多红色的圈点,有鼓励、赞美和指点的批语。拿到手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互相传阅,欢喜雀跃。隔一段日子,师父会集合我们,当面讲解各种写作技巧,指出每个人文章的得失。在年轻人参与的一系列活动中,师父高雅的谈吐、睿智的思想、广博的学识,给我无限的震撼。我们把他当作老师、导师,忘记了他是和我们有隔阂的方外人,也忘记了自己心中曾经有过的对佛教的成见和拒绝。”

她的中文和写作水平进步很快,尤其是国语,讲得很标准,加上她有语言天赋,星云便让她给自己做翻译。她有惊人的记忆力,大家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录音机”。不管星云讲什么,她都能一字不落地完整翻译。星云说她就是自己的“台语代言人”,“若不是她,我没有办法在台湾弘法。她的翻译,不只是翻译我的语言、意义,而且把我的想法、韵味、精神上的微妙变化都能准确地传达出来,让人分享。常常要上台了,她连题目、讲演内容都不知道,甚至是临时才通知,而她总能掌握我讲话的精髓,在不需要记录的情况下,能将我的意思转达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给星云翻译的过程中,她对佛法的理解越来越深刻。但星云的眼光更远,他想让她去教育孩童们,为佛教的兴盛播下火种:“你去办幼儿园好不好?”

“可我不懂幼儿教育呀!”

“没关系,我送你去学习幼儿教育。”

她为难了。她在税务局工作,是非常好的职位,要去学幼儿教育,就必须辞职。她的同事都舍不得让她走,主管甚至问她:“你说,我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走?”家里也反对,好好的工作,干吗要辞掉呢?她思来想去,觉得星云身上好像有魔力:他要让你去干一件事,就一定值得干,不仅对大家有好处,自己也会有前途。于是,她毅然辞掉了工作,和吴素真一起去读了幼儿教育。结业回来,星云已把幼儿园的房子盖好了,她被任命为第一任园长。

再后来,星云又让她去参与管理佛学院,当训导主任,管束学生的生活。佛学院招的学生都是出家人,可她还没有出家,她怕学生们说:“老师是在家人,却要管我们出家人。”于是在家里躲了半个月,直到佛学院开学了,她想应该已经找到其他人当训导主任了,才回去看看。哪知道一回去,刚好碰到一群学生,星云说:“你们的老师回来了。”学生们呼啦一下围过来。这下,她可逃不了了,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那时,她很年轻,喜欢打扮,时常洗头发、做头发。可是她觉得弄得那么漂亮,对那些出家的孩子不好,会刺激他们,使他们动凡心。她心中又生出罪恶感来。

这时,做教务的李新桃要出家,问她要不要一起参加仪式,如果出家,两个人可以一起去量衣服。她想,为了免除罪恶感,干脆出家算了。可转念一想,出家后每天要起大早,这多可怕。犹豫了好些天,到了剃度那日,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勇敢起来,毫不犹豫地把满头秀发一削而尽,从此成为“佛教界才女”慈惠法师。

送爱书人去日本读书

俗名吴素真的慈容法师,就是那位在警察要求星云解散集会时,勇敢地走上台唱了一首歌,替星云解围的姑娘。她出生于1936年,家离雷音寺很近,同在一条中山路上。小时候,她就随父母信佛,常去雷音寺烧香。1954年,18岁的吴素真听见雷音寺里飞出歌声,十分好奇,就进去看了看,发现里面有个歌咏队。那时她刚中学毕业,喜欢热闹,很想参加,又觉得不认识这些人,不好意思打招呼,便总是在一旁看。

正巧,星云那时要出一本书,叫《释迦牟尼传》,听说她是中学毕业,就问她能不能来帮忙。她家兄弟姐妹11个,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又有两个弟弟,四个妹妹。父母是旧思想,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的书,没让她上大学,她便在一家药厂上班了,心里却希望做一份文字工作。所以,一听到星云的邀请,她就开心地接受了。在帮忙出书的同时,也参加了歌咏队。她生性活泼,人缘又好,经常带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参加歌咏活动。

慢慢地,她想剃度出家。可是,星云不愿意这些年轻人太早出家,只同意她皈依。从皈依到剃度,由于种种原因,她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皈依后,星云让她也去台中师范学院学习幼儿教育,回来就开始办幼儿园。后来入园的孩子增加得很快,又办了分院。这剃度的事就一直耽搁了下来。

此时,父母虽然信佛,却不愿意女儿出家,只希望她结婚生子,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她当时是个妙龄少女,长得端庄漂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免不了的。但她觉得,那时的宜兰,风气保守,女子一旦结婚,再好的工作都得辞掉,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然而她已经在佛教里有太多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家庭主妇,她不愿放弃。父母只好让步:“你不结婚也没关系,但好歹也是一个幼儿园老师了,哪有当老师的还去出家?”

“正因为没有,所以我才要这样做。”

父母还是不同意,她也不放弃,就这样僵持着,一直等到父亲过世,她又向母亲提出出家的事。悲伤中的母亲问她:“你要拜佛,我弄一个佛堂给你在家拜,为什么一定要去出家呢?你四肢健全,条件也很好,做什么都会很有前途的。”

她还是坚持,母亲实在拧不过她,只好甩下一句话:“你既然要出家,以后就不要回来了!”

她剃度后,妹妹来看她,回去跟母亲说:“姐姐剃完头看上去好像比以前胖了一点。”母亲心软了:“让她受过戒就回来。”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怕她受苦。后来,母亲知道她在寺庙里生活得非常好,也就放心了。她回忆说:“后来我被派到台北普门寺做住持,哥哥、姐姐都住在台北,可妈妈每次从宜兰到台北,都不住到哥哥那里,也不住到姐姐那里,而是住到普门寺,她还对我说:‘我看你们几个姐妹里面,还是你最好。’”在她的影响下,妹妹也追随她出了家,就是现在的依来法师。

慈容出家后,又被星云送到日本去念书。她不仅是佛光山人际网络的枢纽,也是整合人力资源的高手。她思虑缜密,不但能掌握各项活动细节,也能筹划全局,将自己负责的国际佛光会工作有系统、有效率地全面推动开来。佛光山多年来对佛教人才的储训、组织、统御、指挥、分工、协调,都仰赖于她的运筹帷幄。她说:“我一向最喜欢和信徒有关的工作。”由此可见,和信徒广结善缘的亲和力,使她成为佛光山幕僚中的灵魂人物。

“局花”住进雷音寺

早期跟随星云的还有萧碧霞女士。虽然她一直都没能剃度,但她对佛教事业的贡献,绝不亚于星云的重要弟子。

萧碧霞出生于1941年。她第一次见到星云时才12岁,还是台湾初中一年级的学生。那天,家住宜兰县头城镇的她去当地一个寺庙拜佛,碰巧,星云也去那里组织念佛会的活动。年幼的萧碧霞见到星云,向他合十一拜,就走了。可是,仅这一眼,就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唉,这个师父,怎么这么年轻就当和尚了?

数年后,她中学毕业,在母亲的鼓励下,才十五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宜兰电信局工作。之后,因为工作表现积极,获得“全台模范劳工”的殊荣。

电信局和雷音寺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远。萧碧霞的一位同事是雷音寺的信徒。有一天,那个同事要带她去雷音寺拜佛。萧碧霞说:“我们头城镇里也有庙拜,为什么一定要去雷音寺呢?”同事说:“去吧去吧,如果你不去,师父就会说我没有人缘。”于是,五六个姑娘说说笑笑一起去了雷音寺。

当时雷音寺里没有客厅,大家都站在那里讲话,星云也随众站着。忽然,有人指着端庄大方、容貌俏丽的萧碧霞对星云说:“这个漂亮的女生应该去参加选美比赛。”星云顺手一看,只觉非常眼熟,便问道:“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萧碧霞微笑着说:“那次见到您,已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您还记得。”两人便聊了起来。拜完佛后,电信局的几个女孩子觉得这里很温暖,又继续谈天说地,不愿离去,星云便叫人煮面请她们吃。临走时,星云问萧碧霞住哪里。萧碧霞说:“住头城。”

星云说:“头城太远了,来这拜佛要走好长时间。”

“没有办法,只能这样。”

“那你来就住这里好了。”

“好呀!”

萧碧霞后来回忆说,没想到这一句话就定了她一生。

雷音寺本来不大,萧碧霞住的房间很小,只能放三张床。三个女孩一起住,非常拥挤,条件也差,但萧碧霞并不嫌弃。她觉得住在这里,就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帮忙做义工的。她看雷音寺每天接待那么多人,出家人却少,星云是主角,里里外外都靠他自己拳打脚踢——布置讲堂是他,煮斋饭是他,行堂打菜是他,敲法器的还是他。当时雷音寺为了吸引小朋友,还养了一只猴子,这家伙很调皮,经常添乱,趁主人忙着,往往突然溜走。于是有人就喊:“师父,猴子跑了,赶快捉猴子哦!”星云就得放下手中的活,追猴子去。

萧碧霞住进寺庙里,确实帮了大忙,她利用工余时间,帮着记账、招待客人、干杂务。遇到寺庙特别忙的时候,她就调班,晚上到电信局上班,白天在寺庙里干活。

自打住进雷音寺后,萧碧霞就没有回过镇上的家。家里虽然有哥哥弟弟,但她可是萧家三代唯一的女孩儿,担任邮电局局长的父亲把她看作掌上明珠,非常宠爱。女儿长期不回家住,老两口十分想念,好在他们也认识星云,觉得女孩儿住在寺里,倒也叫人放心。当然,只要家里有事,萧碧霞还是会尽快赶回去。逢年过节,还要回老家礁溪看看。

住得久了,帮寺里工作久了,萧碧霞就想辞去电信局的工作。电信局的人,从上到下都舍不得让她走。当时的她一头短发,活泼利索,圆脸杏眸,美丽动人,不仅是电信局的“局花”,更是一把业务好手,不少小伙子都争相向她献殷勤,有位局长也公开追求她。可她一心向佛,天天在寺庙里忙,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电信局为了挽留她,提出让她停薪留职,她想什么时候回来工作,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然而,萧碧霞不为所动,她跟星云说:“师父,让我出家,收我为徒吧!”

星云没有答应她。“只要心中有佛,不在乎出不出家,‘在家’也可以为佛教服务。”

星云此言,自有一番考虑。当初雷音寺扩建,有人举报这是违章建筑,宜兰政府派拆除大队到现场,准备拆除房子。幸亏有萧碧霞在,她和同事因在电信局工作,经常和当地政府、警局打交道,关系密切。由于她的周旋,维护了寺庙,拆除大队撤了回去。星云对萧碧霞感慨道:“你看,佛门始终有些事要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你不是出家人,可更方便为佛门办事。”

于是,萧碧霞不再提出家的事,只是辞去了公职。从此,她跟随星云走南闯北,保驾护航,大家称她“萧师姑”。

第一个男弟子

有人会问,在宜兰,为什么跟随星云的有这么多比丘尼?

其实,这与当时台湾的社会状况有深切的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风气保守,恪守传统,仍然把女性视为家庭角色,而不是和男性平等的社会角色。尤其在宜兰一带,许多年轻女性虽然有一份工作,但结婚之后,就要回归家庭,服侍夫家。一些受过教育的女性不愿意一生就过这样的日子,相比之下,把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奉献给佛教,服务众生,更有意义。

那么,除了比丘尼,跟随星云的就没有比丘吗?当然有。

心平和尚,俗名叫吴天赐,1938年出生。他与星云的缘分始于1959年。当时,慈庄、慈惠、慈容等在台北三重埔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时常要邮寄佛教书籍、刊物等。因为印刷品很重,星云看女孩子做起来实在吃力,免不了感叹道:“假如能有一位男众来帮忙,就非常圆满了。”

此话一出,慈庄、慈惠、慈容不约而同地说:“我们宜兰有一位青年叫吴天赐,家里是开印刷厂的。他每天都会到雷音寺来,师父如果肯叫他来协助,他一定会愿意。”

旁边的人听到了,也说:“吴天赐早就想跟师父出家,只是他不敢说。如果师父叫他来帮忙,他肯定会跟你出家。”

于是,星云当即从台北给吴天赐打了个电话。几个小时后,吴天赐从宜兰赶来了。星云跟他说:“现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印书、包书、搬装、邮寄,特别需要一个有力气的男众来帮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从此投身到星云的门下。按理说,慈庄等人在星云门下的资历、年龄都超过吴天赐,但是因为他是第二代中的第一个男弟子,她们不好意思称呼他师弟,就叫他师兄。

吴天赐生性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在佛教文化服务处的两三年里,从不随便说话攀谈,工作从不推辞,更不投机取巧,本分而踏实。大家都认为他有条件出家,可他不敢提出,怕星云拒绝。于是,大家给他鼓劲,萧碧霞说:“师兄,你如果跟师父说你要出家,所有衣单,都由我供养。”在大家的鼓动下,他觉得非得跟星云请求出家不可,星云也觉得非要收他做徒弟不可。就这样,吴天赐终于剃度出家,法名心平。

心平出家后,备受星云器重。他先是帮助星云开发佛光山,后来又担任了佛光山第四任、第五任住持,被称作“平和尚”。

对于这个称呼,星云解释道:“佛教有个传统的规矩,丛林(寺庙)里只能有一个人称为‘大和尚’、‘和尚’或者‘老和尚’,其他的人都不能称作和尚,只能称为某某法师、某某当家师,或者以各种职务来称呼他为某某师父,比如香灯师父、知客师父、堂主师父等。和尚,是‘亲教师’的意思,应该等同于学校的校长。”心平既然做了住持,就相当于佛光山的“校长”,才能称作“平和尚”。

有了心平,后来又有了心定、心培、心保,以及慧开、慧传、慧宽等人,师徒传承,延绵不断,此是后话。

注:“慈”是星云大师早期在宜兰弘法时,为青年皈依者取的字号,心平和尚为“慈均”。大师是属于临济宗第48代传人。临济宗僧人的字号有一定的排序,依《临济宗法脉偈语》所说,分别是“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惟灵廓彻,体用周隆,闻思修学,止观常融,传持妙理,继古贤公,信解行证,月朗天中”。这就如普通人的族谱一样,从僧人的字号就可以看出彼此的辈分关系。星云大师的师父志开上人,内号叫“了然”。到了星云大师,依序而下,取名“悟彻”。而星云大师收的弟子,内号都是“心”字辈,如“心平”“心定”,女弟子也各有内号,如“心慈”“心霭”“心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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