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是典型的乡村家族，具有中国传统家族的共同特点：重视子弟读书，把培养读书人作为家族的重要责任。曾国藩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形成了一套方法，包括为学四事、读书四法，涉及看生书、温旧书、作文、习字等多个方面，尤其可贵的是，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进德，二是修业。这有别于大多数人读书做官的功利心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曾国藩的后人，虽然由于机缘不同，分散在各行各业，但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做得很好，涌现出了很多专家。
关心家族传承的人肯定会有一个疑问：什么样的家族才能传承久远？或者说，要如何教育子弟才能保证家族一直传承下去？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家族，这些家族无一不想传承久远。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发现能让家族传承久远的不是财富和权力，而是读书及品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历史上的权贵豪门大多过不了几代就灰飞烟灭，而书香门第、忠厚之家则家运绵长。在品德与读书中，读书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光有忠厚的品德，却不读书，没有学习与创造能力，也是很难保住家族传承的，更不要谈发扬光大了。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创业成功和读书多寡没有必然关系，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也可能通过努力拥有亿万家产，但要保住这份家产，并让子孙较好传承下去，则不能不读书，不能不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民国时期，九江奇人张静江的祖先以卖糕点为生，祖父通过经商、大办盐场，使得张家成为九江的第二大家族，到张静江时，张家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望族。早年，他曾求教好友，担任过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如何保证家族传承，翁同龢题写了一副知名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经典地归纳了中国古人的传家观念。在翁同龢的影响下，张静江将自己的五个女儿从小就送到法国学习，盖因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商人要想立于世界的潮头，不能不了解西洋文化，也不能不和西洋人打交道。
读书不但能增进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开阔心胸，而且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因素，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读书进入中上层，中上层的人通过读书达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反之，则可能掉落到次一层，甚至更低层。
读书作为一种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的重要培养途径，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后辈子弟是否具备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家族事业能否持续兴旺的关键所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家族要想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能长久屹立，就必须不断通过读书来提高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其实，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中国古人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并提到了做人、成人的高度。儒家先秦重要典籍之一的《礼记·学记》记载：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即使是质地再好的玉，不经过细心雕琢，也成不了精美的器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如果不懂得学习，也不会明白天地人间的道理，所以古代王者建立国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设置学校，教化百姓。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即使美味佳肴摆在前面，但如果不品尝，就不会知道其中的滋味；即使知道世间的天地大道，但如果不认真学习，也不会理解天地大道的真意。不会学习的人往往是自大的，而善于学习的人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往往表现谦恭有礼，并会时常反省自身的不足，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精神。
中国古代另一部经典《三字经》也非常重视学习，认为进行学习和接受教育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学习礼仪，就难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而“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养育子女却不进行认真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施行教育却没有严格要求，是老师的责任。《三字经》成书于宋代，因浅显易懂成为必读书，大凡读书人在幼年的时候都要在老师的督促下学习、背诵其中内容，很多家族都把其中内容吸纳到家训之中，用来教育子弟。
一、曾氏家训首重读书
曾国藩家族是典型的乡村家族，具有中国传统家族的共同特点：重视子弟读书，把培养读书人作为家族的重要责任。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早年游手好闲，三十以后幡然悔悟，奋发图强，为了防止家族中再有人走错路，他从自身的教训出发，并吸收周围家族的做法和经验，订立了治家“八字诀”：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排在第一位，指读书学习，“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这四个字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特点，体现了传统的“耕读文化”。古人云：“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在农耕时代，耕田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是生存之本，读书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也是进取之路，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多少农家子弟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曾玉屏是中国耕读文化的信仰者，他在祠堂旁张贴一副对联：“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有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耕读家风：“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早”指早起，“扫”指打扫房屋，“考”指祭祀祖先，“宝”指邻里亲族关系，曾玉屏以邻里亲族关系为宝，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是无价之宝。前四个字是生存进取之本，后四字是日常生活规范，其他七个字都致力于维持生活、维持规范、维持关系，只有“书”是致力于突破现有状态获得提升，包括心灵、修养、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等的提升，也正因为读书能全面提升一个人和一个家族，所以古人才把读书放在了和生存——耕田——同等的地位。
曾玉屏的“八字诀”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践行这八个字，更富有意义的是，曾国藩不仅继承了“八字诀”，而且以他睿智的历史洞察力和多年读书、从政、治军的丰富阅历，提出了“八本说”，并制成匾挂在正堂，用来时时教育家中子弟。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可以看出，在“八本说”中，读书依然是排在首位的，并从祖父时代的一个“书”字，演变为两句话，对子弟的读书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和指导。
“读书以训诂为本”。训诂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训诂学，主要研究文字的来源、演变、本义与延伸义，类似于现在的文字考据学；另一种是作为方法的训诂，比训诂学的含义要狭窄。训诂代表了古人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曾国藩借用训诂一词，用来教导家中子弟认真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时要弄清来龙去脉，不要一知半解和不懂装懂，这样读书才有成效，这是读书之“本”。
“诗文以声调为本”。在读书考科举之外，作诗是古代读书人的一项基本能力要求，所谓“诗言志”，诗能否写好反映一个人的志向、胸襟和情趣，曾国藩多次教导儿子曾纪泽通过写诗来养成一种冲融的胸襟，并要求他重点学习陶渊明、韩愈等人的诗。一首好的诗读起来一定是抑扬顿挫的，写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声调的搭配。曾国藩一辈子写了很多诗，也从中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曾国藩爱读书，即使在军务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来，他曾在家信中说：“余性喜读书，每日仍看数十页，亦不免抛荒军务，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在这种对书的热爱之情下，他购买、收藏了大量的书，有一次，他在家信中说自己一辈子生活简朴，也没有存多少钱，唯有衣服和书多，衣服多是因为公务的需要，身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湘军统帅的他，要出席各种活动、见各种人，加之官员体面的需要，不得不准备大量的衣服，这实非他所愿，但书多却是主动购买的。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后人也养成了读书、购书、藏书的习惯。
曾国藩的书都藏在老家富厚堂的书楼里面。富厚堂的藏书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本为主；“朴记”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书籍；“芳记”为其次子曾纪鸿夫妇藏书。据统计，“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由于曾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其藏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目前，富厚堂藏书楼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读书四法与为学四事
曾国藩读书非常用功，他在京为官时，制定了每日需要完成的十二条功课，其中读书就占五条，分别是：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在以上五条中，曾国藩对自己每天的读书、练字、写作都做了要求，并通过制定功课表督促自己坚持做下去。
曾国藩读书非常用功和专心，在多年的读书生涯中总结出了一套读书方法。他在家信中从看、读、写、作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读书方法：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指泛读，不要求做到熟练，主要是用来扩大知识面，比如看《史记》、《汉书》《近思录》之类的书。“读”指精读，要求弄懂和记熟，而且要求大声读出来以体会其中含义，比如读《论语》《诗》《书》《易》《左传》《昭明文选》之类的书，还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欧阳修、韩愈等人的散文，这类书非高声朗诵不能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概。
他对“看”和“读”进行了区分，譬如富贵人家，看书是在外做贸易，能够获利三倍，读书则是在家慎守，生活节约、不轻易花费；又譬如兵家战争，看书是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读书则是构筑深沟坚垒，善于防守；他还用孔子得意弟子子夏的“日知所亡”“无忘所能”来进行比喻，看书如“日知所亡”，每日都反省自己有什么不足，进而改正扩充提升自己，读书如“无忘所能”，牢记自己的长处，并经常温习巩固，做更为透彻的理解。
“写”指写字，“作”指作文，曾国藩要求自己每天、每月都要做，通过不断的练习来获得提升。写字和作文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事情，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会有收获。
今人讲读书要注重“听、说、读、写”，曾国藩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和现代理念是一致的，他还提到了学习必读书和非必读书、读书的精与博问题，可见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的人。
除了读书四法之外，他还总结了“为学四事”，指出读书中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并以之来勉励后辈子弟。
1．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
2．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
3．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
4．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肢不能行。
以下分别解释其中真意。
第一，“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生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没读过的书，一种是非必读书。在曾国藩的时代，对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要求看的书是必读书，其他的书虽然考试不考，但可以用来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曾国藩认为，对于这类书要看得快，看得快才能看得多，并积累多。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看书都比较慢，经常为了弄懂一段文字耽误太多时间，他多次写信进行劝慰和指导，他说，每天至少要看二十页书，不必受“在精不在多之说”之类观点的困扰。有不能记住的地方，不要苦求强记，遇到难解的地方，不必过于苛求自己一定要读懂，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久了自然会有领悟。当时曾国藩的老家，就有不少人过于追求一个“懂”字，不弄懂就不往下看，结果若干年下来还没有读完一本书。对于这种死板的读书现象，曾国藩要儿子引以为戒，切记这方面教训，如果亲戚之中有人犯了类似错误，也要告诉他们尽快改过来。
第二，“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相对于上面的“生书”，这里的“旧书”就是考试要用的必读书，例如四书五经，这类书要反复读，做到能背诵，并经常温习，否则时间一长就会忘了。古代读书人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虽然读书不必以考试为目的，但参加考试，想过关就必须熟读背诵，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八股文考试，很多都是需要死记硬背的题目，例如考卷中会有四书五经中的一段话，但中间缺了一些字，要求考生填上，类似今天的填空题。另外，即使是策论题，也是从四书五经中抽出一句话，然后让考生去解答，解答的时候需要对这句话的出处及意思记得非常清楚才行，回答的时候最好也是引经据典，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成绩。曾国藩是科举考试的过来人，深知科举考试答题的关键所在。
三是“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对古代读书人来说，读好书的同时还要练一手好的毛笔字，而毛笔字的练习需要毅力和耐力，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坚持若干年勤学苦练后，才能有所成效。古人对字的好坏非常重视，认为“字如人之衣冠”“字如其人”，把字看作自身的名片，西汉的杨雄认为，“字，心画也”，东汉的赵壹认为，“字之好坏，在心与手”，都认为字的好坏和人的内在心理有关，字写得如何，能反映一个人的品行和修养，最起码能说明一个人是否勤奋好学。在历朝历代举行的科举考试中，都把字的优劣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对考生考卷的书面要求是“黑、大、光、圆”，墨色要黑，字要饱满，撑满了格子，笔画要光溜圆满，卷面整洁。考官对于字写得好的答卷会格外留意，不少人因为字写得好被录取，而字写得差的人几乎是不可能中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自己一生都在坚持练字，并督促弟弟、儿子们练。
六弟曾国华比较有灵性，但毅力不足，练字的时候经常换帖，有一次换了《千字文》的贴来练习，曾国藩在写给他的信中说，“练《千字文》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有恒心，每天要临帖一百个字，万万不能间断，坚持下来，几年后，字就会有一定水平，甚至成为书法家。”咸丰八年十月，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不幸身亡，曾国藩异常悲痛，他在写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六弟的碑文不要让别人代写，九弟要亲自抄写，这样不但是对死去兄弟的最好纪念，也是锻炼写字的机会，“九弟也不要荒废了练字，六弟的哀辞、墓志和神道碑之类，我写好寄去后，九弟都要认真抄写一遍。《宾兴堂记》首段也没定稿，待我改完后，也须九弟抄写。九弟虽然处于戎马倥偬、事务繁忙中，练字工夫不能丢下，亲戚中虽然有几个人善于书法，但我们家中的碑板之类，不宜请外人来书写。”在哀思六弟的时候，不忘督促九弟学习，得具有多大的胸襟才能做到啊！
第四，“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肢不能行。”写文章的时候，要认真思考，思考清楚了再写。不善于写文章的人就像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行走的马一样。写作能力是一种表达能力，在今天越发显得重要，无论在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如果不会写文章、写材料、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对于个人的发展将会有重要影响，甚至会成为职业发展的阻碍，就像口不能言的人、腿不能走的马一样，是竞争不过那些口腿正常的同类的。
曾国藩认为，“读书四法”和“为学四事”每一个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这是他从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的，凝结了他的经验和教训，他希望家里的后辈子弟也从这个四个方面来努力，并要求家人经常以这四个方面勉励后辈子弟。
曾国藩还从另一个角度来总结读书的要点：
“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志”是立志，只有立下远大的志向，才会有读书的动力，才不会甘心平平淡淡过一生；“识”是见识，通过读书增长见识后，就会了解到知识是无限的，在今后的学习中才不会因为一点收获就自满，才不会坐井观天；“恒”是“恒心”，只要有恒心，读书就一定会有收获。在这三点里面，他对立志特别重视，如果一个人立志求学、有内在学习动力的话，那么外在的学习环境是次要的，他在劝导子弟读书的时候，多从立志上来引导。
读书和外在环境没有必然关系。一个真正有志于读书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学有所成，如果能立志发奋自强，激发内在学习动力和兴趣，那么在私塾里可以学习，在旷野、闹市可以学习，哪怕在砍柴或放猪的时候也能看书学习；但如果没有内在学习动力，不努力自强，那么不仅在私塾、安静的地方读不好书，哪怕在神仙境地也不能学有所成。
三、困知勉行的笨功夫
曾国藩说：“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读书需要立志，但更需要勤勉的努力，要沉得下心来。困勉之功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努力去做，不轻言放弃，并且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世界上存在四种人：第一种是圣人，先知先觉，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生就具备完美的知识和高超的行为能力，并知道如何去做。第二种是贤人，学而知之，学而行之，学习能力非常强，举一反三，通过学习很快就能掌握知识，做起事来也知道方向在哪里。第三种是普通人，困而学之，勉而行之，资质和学习能力一般，且时常是因为遇到了困难才去学习，做起事情来也要打起十分精神才能做成，有时候还勉勉强强，对这种人来说，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艰辛的努力和勤勉的付出。第四种是下下之人，根本不会学习，也没有什么实践能力，根本不可救药。对于生长于这一世界的我们来说，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三种人，少数天才是第二种人，第一种人一千年都不一定能出一个，第四种人也比较少。
曾国藩从小就资质一般，甚至有点笨，相传有个小偷光顾他家，见曾国藩在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背了半天一段话也没有记住，躲在梁上的小偷都记住了，遂忍不住出言提醒。这样的资质，读书难度可想而知，他5岁的时候上私塾，8岁开始跟着父亲读书，16岁开始考秀才，但先后考了7次，直到23岁才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考上。这个成绩和他父亲比起来好了很多，他父亲考了17次，直到40多岁才中秀才，在时间上也只比曾国藩早一年，当时家里常见的情景是父子两人一同去参加考试，又一同名落孙山。曾国藩无疑是第三种人，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不过在今天看来，他却是通过不懈努力，以第三种人的资质做成了第一种人的成就，成为了圣人。
曾国藩读书是下了苦功夫的，这种功夫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只是勤学勤练而已。他中进士之前因为资料比较少，我们很难弄清他的学习过程，但到北京当官后，每天都写日记，日记中详细记下他的读书经历，这其中充满了艰辛和汗水。古代士子考中进士后就可以当官，读书便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只能算一个陶冶情操的事情，最多也是学习与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但曾国藩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以前都是为了考试而读书，现在才是真正的读自己喜欢的书，才是为了自己身心性命而读书。为了把学习搞好，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做几件事情：一是坚持早起，绝不睡懒觉。二是用功读书，一本书没有看完，不看其他的书，通过这种方法逼迫自己看书。今天我们去书店，买书的时候非常高兴，但买回家之后，很多书都是随便翻翻，能够认真全本看完的，恐怕不多，这其实影响我们对书本知识的充分吸收，我们可能只是了解了书中最显眼、最醒目、广告做得最好的那部分罢了。三是每天坚持读十页《二十三史》。四是每天坚持练字半小时。我们今天看他的字很有底蕴和气势，且自成一家，这和几十年的苦功夫离不开。五是每个月都要写几首诗。要做到这五个方面，需要有志、有恒，只有心中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才会有动力去做，只有意志坚定、对自己所做事情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坚持下来。
曾国藩的困勉功夫有一个“耐”字诀。第一要耐得住寂寞；第二要耐得住困难，遇到学习难题的时候要耐得住；第三是遇到不感兴趣的问题时也要耐得住。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有时候一本书，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特别是专业书籍、理论书籍，只有钻研之后兴趣才会产生。现在很多人遇到稍微难点的书就不愿意看，遇到稍微厚点的书也不愿意看，这都是缺乏耐性的表现。现在的书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本身质量不怎么样，但为了好卖，就故意突出一两个字、一两个主题，或在醒目位置写上些名人推荐，通过这种方式刺激读者的兴趣，但这样会误导读者。
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也着力突出困勉功夫。比如关于练字的功夫，他对大儿子曾纪泽说：“行隶篆，这几种书法你都爱好，这不是什么坏事，但要坚持练下去，不可一日间断，既要写得好，又要写得快。我写字慢，吃亏不少，你写字要敏捷，如果每天能写一万个楷体字，就差不多了。”后来，他针对大儿子的情况，又说，多种字体都爱好，将来可能一种都写不好，不如专门练其中两种字体。小儿子曾纪鸿在摹临柳体《琅邪碑》，有点急功近利，刚练了十多天，没有什么进步，就有点想放弃，曾国藩结合自己的情况劝导，“我学颜体柳体的时候，临摹了数百页纸，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四十岁以前在京城写的字，骨力间架都没有值得称道的，我时常感到羞愧，时常讨厌自己。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的《岳麓寺碑》，才略有效果，然而也经过八年的苦练，纸写了好几千捆。如今你练习不满一个月，就想有效果，有进步，是不是太心急了？我无论对什么事情，都用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以后也要这样。不单是练字，凡事都有非常困难的时候，坚持得住、最终打通难关的，才是好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