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族是典型的乡村家族，具有中国传统家族的共同特点：重视子弟读书，把培养读书人作为家族的重要责任。曾国藩在长期的读书生涯中形成了一套方法，包括为学四事、读书四法，涉及看生书、温旧书、作文、习字等多个方面，尤其可贵的是，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进德，二是修业。这有别于大多数人读书做官的功利心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曾国藩的后人，虽然由于机缘不同，分散在各行各业，但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做得很好，涌现出了很多专家。
关心家族传承的人肯定会有一个疑问：什么样的家族才能传承久远？或者说，要如何教育子弟才能保证家族一直传承下去？中国有两千多年历史，期间出现了无数的家族，这些家族无一不想传承久远。在漫长的历史中，古人发现能让家族传承久远的不是财富和权力，而是读书及品德，“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历史上的权贵豪门大多过不了几代就灰飞烟灭，而书香门第、忠厚之家则家运绵长。在品德与读书中，读书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光有忠厚的品德，却不读书，没有学习与创造能力，也是很难保住家族传承的，更不要谈发扬光大了。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创业成功和读书多寡没有必然关系，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农民，也可能通过努力拥有亿万家产，但要保住这份家产，并让子孙较好传承下去，则不能不读书，不能不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民国时期，九江奇人张静江的祖先以卖糕点为生，祖父通过经商、大办盐场，使得张家成为九江的第二大家族，到张静江时，张家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望族。早年，他曾求教好友，担任过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如何保证家族传承，翁同龢题写了一副知名对联：“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经典地归纳了中国古人的传家观念。在翁同龢的影响下，张静江将自己的五个女儿从小就送到法国学习，盖因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商人要想立于世界的潮头，不能不了解西洋文化，也不能不和西洋人打交道。
读书不但能增进知识、提高素养、陶冶情操、开阔心胸，而且是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因素，社会底层的人通过读书进入中上层，中上层的人通过读书达到更高的层次和境界，反之，则可能掉落到次一层，甚至更低层。
读书作为一种学习的过程，也是学习能力、创造能力的重要培养途径，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后辈子弟是否具备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家族事业能否持续兴旺的关键所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一个家族要想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无论面对何种困难都能长久屹立，就必须不断通过读书来提高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
其实，对于读书的重要性，中国古人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并提到了做人、成人的高度。儒家先秦重要典籍之一的《礼记·学记》记载：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即使是质地再好的玉，不经过细心雕琢，也成不了精美的器皿；人虽然是万物之灵，如果不懂得学习，也不会明白天地人间的道理，所以古代王者建立国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设置学校，教化百姓。
“虽有佳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即使美味佳肴摆在前面，但如果不品尝，就不会知道其中的滋味；即使知道世间的天地大道，但如果不认真学习，也不会理解天地大道的真意。不会学习的人往往是自大的，而善于学习的人因为知道自己的不足，往往表现谦恭有礼，并会时常反省自身的不足，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精神。
中国古代另一部经典《三字经》也非常重视学习，认为进行学习和接受教育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不学习礼仪，就难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而“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养育子女却不进行认真教育，是父母的责任，施行教育却没有严格要求，是老师的责任。《三字经》成书于宋代，因浅显易懂成为必读书，大凡读书人在幼年的时候都要在老师的督促下学习、背诵其中内容，很多家族都把其中内容吸纳到家训之中，用来教育子弟。
一、曾氏家训首重读书
曾国藩家族是典型的乡村家族，具有中国传统家族的共同特点：重视子弟读书，把培养读书人作为家族的重要责任。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早年游手好闲，三十以后幡然悔悟，奋发图强，为了防止家族中再有人走错路，他从自身的教训出发，并吸收周围家族的做法和经验，订立了治家“八字诀”：
书、蔬、鱼、猪、早、扫、考、宝
“书”排在第一位，指读书学习，“蔬”指种菜，“鱼”指养鱼，“猪”指养猪，这四个字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特点，体现了传统的“耕读文化”。古人云：“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在农耕时代，耕田是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是生存之本，读书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也是进取之路，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多少农家子弟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曾玉屏是中国耕读文化的信仰者，他在祠堂旁张贴一副对联：“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有一副对联，可看出曾氏传承耕读家风：“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早”指早起，“扫”指打扫房屋，“考”指祭祀祖先，“宝”指邻里亲族关系，曾玉屏以邻里亲族关系为宝，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是无价之宝。前四个字是生存进取之本，后四字是日常生活规范，其他七个字都致力于维持生活、维持规范、维持关系，只有“书”是致力于突破现有状态获得提升，包括心灵、修养、生活质量、社会地位等的提升，也正因为读书能全面提升一个人和一个家族，所以古人才把读书放在了和生存——耕田——同等的地位。
曾玉屏的“八字诀”深刻地影响了曾国藩，可以说他一生都在践行这八个字，更富有意义的是，曾国藩不仅继承了“八字诀”，而且以他睿智的历史洞察力和多年读书、从政、治军的丰富阅历，提出了“八本说”，并制成匾挂在正堂，用来时时教育家中子弟。
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
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可以看出，在“八本说”中，读书依然是排在首位的，并从祖父时代的一个“书”字，演变为两句话，对子弟的读书进行了更为明确的要求和指导。
“读书以训诂为本”。训诂有两种意义，一种是训诂学，主要研究文字的来源、演变、本义与延伸义，类似于现在的文字考据学；另一种是作为方法的训诂，比训诂学的含义要狭窄。训诂代表了古人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曾国藩借用训诂一词，用来教导家中子弟认真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时要弄清来龙去脉，不要一知半解和不懂装懂，这样读书才有成效，这是读书之“本”。
“诗文以声调为本”。在读书考科举之外，作诗是古代读书人的一项基本能力要求，所谓“诗言志”，诗能否写好反映一个人的志向、胸襟和情趣，曾国藩多次教导儿子曾纪泽通过写诗来养成一种冲融的胸襟，并要求他重点学习陶渊明、韩愈等人的诗。一首好的诗读起来一定是抑扬顿挫的，写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声调的搭配。曾国藩一辈子写了很多诗，也从中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曾国藩爱读书，即使在军务繁忙的时候也要挤出时间来，他曾在家信中说：“余性喜读书，每日仍看数十页，亦不免抛荒军务，然非此则更无以自怡也。”在这种对书的热爱之情下，他购买、收藏了大量的书，有一次，他在家信中说自己一辈子生活简朴，也没有存多少钱，唯有衣服和书多，衣服多是因为公务的需要，身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湘军统帅的他，要出席各种活动、见各种人，加之官员体面的需要，不得不准备大量的衣服，这实非他所愿，但书多却是主动购买的。在曾国藩的影响下，他的后人也养成了读书、购书、藏书的习惯。
曾国藩的书都藏在老家富厚堂的书楼里面。富厚堂的藏书分“公记”“朴记”“芳记”三部分，“公记”收藏的是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本为主；“朴记”收藏的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常用书籍；“芳记”为其次子曾纪鸿夫妇藏书。据统计，“富厚堂”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近代史上著名的私人藏书楼山东聊城海源阁、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浙江宋楼、杭州八千卷楼，是当之无愧的近代私人藏书第一楼。由于曾氏家族的特殊地位，其藏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目前，富厚堂藏书楼已经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读书四法与为学四事
曾国藩读书非常用功，他在京为官时，制定了每日需要完成的十二条功课，其中读书就占五条，分别是：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在以上五条中，曾国藩对自己每天的读书、练字、写作都做了要求，并通过制定功课表督促自己坚持做下去。
曾国藩读书非常用功和专心，在多年的读书生涯中总结出了一套读书方法。他在家信中从看、读、写、作四个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读书方法：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指泛读，不要求做到熟练，主要是用来扩大知识面，比如看《史记》、《汉书》《近思录》之类的书。“读”指精读，要求弄懂和记熟，而且要求大声读出来以体会其中含义，比如读《论语》《诗》《书》《易》《左传》《昭明文选》之类的书，还有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欧阳修、韩愈等人的散文，这类书非高声朗诵不能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概。
他对“看”和“读”进行了区分，譬如富贵人家，看书是在外做贸易，能够获利三倍，读书则是在家慎守，生活节约、不轻易花费；又譬如兵家战争，看书是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读书则是构筑深沟坚垒，善于防守；他还用孔子得意弟子子夏的“日知所亡”“无忘所能”来进行比喻，看书如“日知所亡”，每日都反省自己有什么不足，进而改正扩充提升自己，读书如“无忘所能”，牢记自己的长处，并经常温习巩固，做更为透彻的理解。
“写”指写字，“作”指作文，曾国藩要求自己每天、每月都要做，通过不断的练习来获得提升。写字和作文是一个需要长期练习的事情，只有长期坚持下来，才会有收获。
今人讲读书要注重“听、说、读、写”，曾国藩那个时候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和现代理念是一致的，他还提到了学习必读书和非必读书、读书的精与博问题，可见他是一个真正善于读书的人。
除了读书四法之外，他还总结了“为学四事”，指出读书中需要注意的四个问题，并以之来勉励后辈子弟。
1．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
2．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
3．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
4．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肢不能行。
以下分别解释其中真意。
第一，“看生书宜求速，不多读则太陋。”“生书”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没读过的书，一种是非必读书。在曾国藩的时代，对读书人来说，科举考试要求看的书是必读书，其他的书虽然考试不考，但可以用来开阔眼界、扩大知识面，曾国藩认为，对于这类书要看得快，看得快才能看得多，并积累多。儿子曾纪泽和曾纪鸿看书都比较慢，经常为了弄懂一段文字耽误太多时间，他多次写信进行劝慰和指导，他说，每天至少要看二十页书，不必受“在精不在多之说”之类观点的困扰。有不能记住的地方，不要苦求强记，遇到难解的地方，不必过于苛求自己一定要读懂，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久了自然会有领悟。当时曾国藩的老家，就有不少人过于追求一个“懂”字，不弄懂就不往下看，结果若干年下来还没有读完一本书。对于这种死板的读书现象，曾国藩要儿子引以为戒，切记这方面教训，如果亲戚之中有人犯了类似错误，也要告诉他们尽快改过来。
第二，“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相对于上面的“生书”，这里的“旧书”就是考试要用的必读书，例如四书五经，这类书要反复读，做到能背诵，并经常温习，否则时间一长就会忘了。古代读书人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虽然读书不必以考试为目的，但参加考试，想过关就必须熟读背诵，特别是明清时代的八股文考试，很多都是需要死记硬背的题目，例如考卷中会有四书五经中的一段话，但中间缺了一些字，要求考生填上，类似今天的填空题。另外，即使是策论题，也是从四书五经中抽出一句话，然后让考生去解答，解答的时候需要对这句话的出处及意思记得非常清楚才行，回答的时候最好也是引经据典，这样才能获得较好的成绩。曾国藩是科举考试的过来人，深知科举考试答题的关键所在。
三是“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对古代读书人来说，读好书的同时还要练一手好的毛笔字，而毛笔字的练习需要毅力和耐力，需要长期坚持，只有坚持若干年勤学苦练后，才能有所成效。古人对字的好坏非常重视，认为“字如人之衣冠”“字如其人”，把字看作自身的名片，西汉的杨雄认为，“字，心画也”，东汉的赵壹认为，“字之好坏，在心与手”，都认为字的好坏和人的内在心理有关，字写得如何，能反映一个人的品行和修养，最起码能说明一个人是否勤奋好学。在历朝历代举行的科举考试中，都把字的优劣放在了举足轻重的位置，对考生考卷的书面要求是“黑、大、光、圆”，墨色要黑，字要饱满，撑满了格子，笔画要光溜圆满，卷面整洁。考官对于字写得好的答卷会格外留意，不少人因为字写得好被录取，而字写得差的人几乎是不可能中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曾国藩自己一生都在坚持练字，并督促弟弟、儿子们练。
六弟曾国华比较有灵性，但毅力不足，练字的时候经常换帖，有一次换了《千字文》的贴来练习，曾国藩在写给他的信中说，“练《千字文》也可以，不过一定要有恒心，每天要临帖一百个字，万万不能间断，坚持下来，几年后，字就会有一定水平，甚至成为书法家。”咸丰八年十月，曾国华在三河战役中不幸身亡，曾国藩异常悲痛，他在写给九弟曾国荃的信中说，六弟的碑文不要让别人代写，九弟要亲自抄写，这样不但是对死去兄弟的最好纪念，也是锻炼写字的机会，“九弟也不要荒废了练字，六弟的哀辞、墓志和神道碑之类，我写好寄去后，九弟都要认真抄写一遍。《宾兴堂记》首段也没定稿，待我改完后，也须九弟抄写。九弟虽然处于戎马倥偬、事务繁忙中，练字工夫不能丢下，亲戚中虽然有几个人善于书法，但我们家中的碑板之类，不宜请外人来书写。”在哀思六弟的时候，不忘督促九弟学习，得具有多大的胸襟才能做到啊！
第四，“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肢不能行。”写文章的时候，要认真思考，思考清楚了再写。不善于写文章的人就像不会说话的人、不会行走的马一样。写作能力是一种表达能力，在今天越发显得重要，无论在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如果不会写文章、写材料、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对于个人的发展将会有重要影响，甚至会成为职业发展的阻碍，就像口不能言的人、腿不能走的马一样，是竞争不过那些口腿正常的同类的。
曾国藩认为，“读书四法”和“为学四事”每一个都很重要，缺一不可，这是他从人生阅历中总结出来的，凝结了他的经验和教训，他希望家里的后辈子弟也从这个四个方面来努力，并要求家人经常以这四个方面勉励后辈子弟。
曾国藩还从另一个角度来总结读书的要点：
“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志”是立志，只有立下远大的志向，才会有读书的动力，才不会甘心平平淡淡过一生；“识”是见识，通过读书增长见识后，就会了解到知识是无限的，在今后的学习中才不会因为一点收获就自满，才不会坐井观天；“恒”是“恒心”，只要有恒心，读书就一定会有收获。在这三点里面，他对立志特别重视，如果一个人立志求学、有内在学习动力的话，那么外在的学习环境是次要的，他在劝导子弟读书的时候，多从立志上来引导。
读书和外在环境没有必然关系。一个真正有志于读书的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学有所成，如果能立志发奋自强，激发内在学习动力和兴趣，那么在私塾里可以学习，在旷野、闹市可以学习，哪怕在砍柴或放猪的时候也能看书学习；但如果没有内在学习动力，不努力自强，那么不仅在私塾、安静的地方读不好书，哪怕在神仙境地也不能学有所成。
三、困知勉行的笨功夫
曾国藩说：“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读书需要立志，但更需要勤勉的努力，要沉得下心来。困勉之功是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努力去做，不轻言放弃，并且踏踏实实，不投机取巧。
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世界上存在四种人：第一种是圣人，先知先觉，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生就具备完美的知识和高超的行为能力，并知道如何去做。第二种是贤人，学而知之，学而行之，学习能力非常强，举一反三，通过学习很快就能掌握知识，做起事来也知道方向在哪里。第三种是普通人，困而学之，勉而行之，资质和学习能力一般，且时常是因为遇到了困难才去学习，做起事情来也要打起十分精神才能做成，有时候还勉勉强强，对这种人来说，所有的成功都来自艰辛的努力和勤勉的付出。第四种是下下之人，根本不会学习，也没有什么实践能力，根本不可救药。对于生长于这一世界的我们来说，绝大多数都属于第三种人，少数天才是第二种人，第一种人一千年都不一定能出一个，第四种人也比较少。
曾国藩从小就资质一般，甚至有点笨，相传有个小偷光顾他家，见曾国藩在背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但背了半天一段话也没有记住，躲在梁上的小偷都记住了，遂忍不住出言提醒。这样的资质，读书难度可想而知，他5岁的时候上私塾，8岁开始跟着父亲读书，16岁开始考秀才，但先后考了7次，直到23岁才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考上。这个成绩和他父亲比起来好了很多，他父亲考了17次，直到40多岁才中秀才，在时间上也只比曾国藩早一年，当时家里常见的情景是父子两人一同去参加考试，又一同名落孙山。曾国藩无疑是第三种人，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有清醒的认识，不过在今天看来，他却是通过不懈努力，以第三种人的资质做成了第一种人的成就，成为了圣人。
曾国藩读书是下了苦功夫的，这种功夫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只是勤学勤练而已。他中进士之前因为资料比较少，我们很难弄清他的学习过程，但到北京当官后，每天都写日记，日记中详细记下他的读书经历，这其中充满了艰辛和汗水。古代士子考中进士后就可以当官，读书便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只能算一个陶冶情操的事情，最多也是学习与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但曾国藩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以前都是为了考试而读书，现在才是真正的读自己喜欢的书，才是为了自己身心性命而读书。为了把学习搞好，他规定自己每天都要做几件事情：一是坚持早起，绝不睡懒觉。二是用功读书，一本书没有看完，不看其他的书，通过这种方法逼迫自己看书。今天我们去书店，买书的时候非常高兴，但买回家之后，很多书都是随便翻翻，能够认真全本看完的，恐怕不多，这其实影响我们对书本知识的充分吸收，我们可能只是了解了书中最显眼、最醒目、广告做得最好的那部分罢了。三是每天坚持读十页《二十三史》。四是每天坚持练字半小时。我们今天看他的字很有底蕴和气势，且自成一家，这和几十年的苦功夫离不开。五是每个月都要写几首诗。要做到这五个方面，需要有志、有恒，只有心中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才会有动力去做，只有意志坚定、对自己所做事情信念坚定的人才能坚持下来。
曾国藩的困勉功夫有一个“耐”字诀。第一要耐得住寂寞；第二要耐得住困难，遇到学习难题的时候要耐得住；第三是遇到不感兴趣的问题时也要耐得住。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有时候一本书，我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很少一部分，特别是专业书籍、理论书籍，只有钻研之后兴趣才会产生。现在很多人遇到稍微难点的书就不愿意看，遇到稍微厚点的书也不愿意看，这都是缺乏耐性的表现。现在的书有一个不好的趋势，本身质量不怎么样，但为了好卖，就故意突出一两个字、一两个主题，或在醒目位置写上些名人推荐，通过这种方式刺激读者的兴趣，但这样会误导读者。
曾国藩在教育子女时也着力突出困勉功夫。比如关于练字的功夫，他对大儿子曾纪泽说：“行隶篆，这几种书法你都爱好，这不是什么坏事，但要坚持练下去，不可一日间断，既要写得好，又要写得快。我写字慢，吃亏不少，你写字要敏捷，如果每天能写一万个楷体字，就差不多了。”后来，他针对大儿子的情况，又说，多种字体都爱好，将来可能一种都写不好，不如专门练其中两种字体。小儿子曾纪鸿在摹临柳体《琅邪碑》，有点急功近利，刚练了十多天，没有什么进步，就有点想放弃，曾国藩结合自己的情况劝导，“我学颜体柳体的时候，临摹了数百页纸，也是没有什么效果。四十岁以前在京城写的字，骨力间架都没有值得称道的，我时常感到羞愧，时常讨厌自己。四十八岁以后，练习李北海的《岳麓寺碑》，才略有效果，然而也经过八年的苦练，纸写了好几千捆。如今你练习不满一个月，就想有效果，有进步，是不是太心急了？我无论对什么事情，都用困知勉行的功夫，你以后也要这样。不单是练字，凡事都有非常困难的时候，坚持得住、最终打通难关的，才是好汉！”
读书需要有方法，又不能过于依赖方法。方法是对方向的指引，例如学习游泳，上网一查会找到很多方法，甚至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游泳心得和经验，但过于依赖方法，以为掌握了方法就能学会游泳，那就不一定了，关键在于游泳需要学习者自己身体力行，努力去做，自己去摸索。“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方法毕竟是别人的经验，只能用来做参考，只有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才真正属于自己。现在有些年轻人读书做事过于讲究方法，缺乏苦功夫，总想走捷径，这样是难以把事情真正弄懂弄透并做好的。
四、学不可无良师益友
曾国藩一生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这对他的成长帮助很大。他早年在家随父亲读书，但因父亲的学识也有限，在参加多次秀才考试都落榜后，便打算外出求学，拜访名师。道光十一年，20岁的曾国藩来到了衡阳涟滨书院。涟滨书院是千年学府，培养了很多人才。书院当时的山长刘元堂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喜欢上了这个从农村走出的朴实青年，并亲自予以指导。在这里学习一年后，曾国藩于道光十三年，赴长沙参加考试，顺利考中了秀才。在涟滨书院的一年时间，不仅是曾国藩求学之路上的重要转折点，其思想认识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认识到了自己身上有很多缺点，并立志加以改正，在老师的教导下，他取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从这开始，曾国藩的志向就和一般读书人不同。
考中秀才后，曾国藩没有自满，而是选择了在另一所知名学府岳麓书院求学。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创立于北宋时期，南宋大儒朱熹制定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校训。曾国藩在此求学期间，以能写诗，在书院小有名气，在书院举行的测试中，也拿过第一，这引起了书院山长欧阳坦斋的关注，并亲自指导。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一段时间后，参加湖南录取举人的乡试，获得第三十六名，并在四年后考中进士。
考中进士、在京为官后，曾国藩拜理学家唐鉴为师，平时往来的朋友很多，对他读书、修身、为官帮助很大，他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自己的朋友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讲躬行心得，修养功夫好，有唐鉴、倭仁、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二类是穷经知道，精通某一门经书，有吴子序、邵蕙西；三类是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善于写诗作文，有何子贞；四类是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志向远大又笃静前行，有黄子寿；五类是才气奔放，有汤海秋。这些朋友都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大多数都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声。朋友对他的学习帮助很大，比如，倭仁在写日记上做得比较好，帮助曾国藩批改日记，他的批改让曾国藩认识到如何通过写日记来督促自己改正不良毛病；再如，冯树堂是长沙人，在来京参加会试时，因没有地方住，暂居曾国藩家，每日和曾国藩讨论学问，并临时兼任曾纪泽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曾国藩对冯树堂的学问德行比较认可，他后来的修身十二课就是受冯树堂启发。
因为自身的经历，他格外注重给家中子弟们寻访良师，让他们结交益友。他择师的标准有：一是具有真才实学，二是没有官宦习气，他找的大多是致力于教书的大儒或山林饱学之士。三是注重学习环境和风气。
曾国藩的几个弟弟读书俱一般，且热衷功名，坐不住，在家学了几年效果不佳后，便想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四弟曾国潢想在外面找一个家庭教师的工作，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但曾国藩认为，教书会浪费更多时间，学习效果还不如在家里好。他回信说：“乡间无良师益友，实是人生第一恨事，不但没有益处，且大有损害，为兄已经在为你筹划这件事。老家周边只有汪觉庵和欧阳沧溟两位先生是良师，不过，两位老师所在的衡阳，只有冬季时学习抓得紧，五月份后都是在复习以前的知识，那里求学的人大都平庸无大志，又爱嘲笑别人，你如果去了那边，他们一定会嘲笑你是翰林之弟的。我曾经和九弟说过，不可以去衡阳求学，如果你打定主意去的话，就一定要听我的嘱咐，只吸取良师的好处，不受同学风俗的影响。收到这封信后，你带小弟曾国葆一起去吧，他也要出去见识一下。你们和汪觉庵老师学习后，一定要静下心来，认真学，如果效果还可以，明年再学一年，要是一年换一个地方，效果会更差。”
他安排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去长沙学习，并找好了老师，在家信中说：“长沙有我不少好友，丁叙忠也在那里，他学问扎实，为人忠厚，我虽然和他没有见过面，但早就知道这个人，身边的朋友也都夸赞他。你接到我的信后，马上就去长沙拜访丁叙忠，并以之为师。凡人读书必有师，若无师，则不知道严格要求自己。以丁叙忠为师后，在交友方面要慎之又慎，唐代大学者韩愈说过，善的人不认识我们，就要主动与他们交往，不善的人即使不与我们为恶，也要主动与他们疏离。朋友是否为益友，关乎我们一生的成败，不可不慎。”
六弟曾国华为人心气很高，到了长沙之后觉得有些师友不如他。针对这一点，曾国藩在家信中提点：“身边的人，如果仪貌威严，知识广博，涵养深厚，可以把他当作老师，向他学习；如果是兴趣博雅，能写文章，可以和他交朋友，一起探讨学问，互相砥砺。或当作老师，或当作朋友，由你自己决定。不过，不论是老师还是朋友，都要敬重别人，不能觉得别人和自己差不多，或者不如自己，就怠慢起来，如果那样的话，对自己没有益处。”
在为儿子选择老师方面，他也费了很多心力。儿子虽然生活在自己的身边，但曾国藩太忙，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教导他们学业，便请了家庭老师，老师都是为曾国藩敬重的、学有所成的朋友，五个女儿也一起在家读书，从小就知书达理。
曾纪泽5岁上的私塾，老师是曾国藩的同乡兼好友冯树堂，冯树堂学习成绩非常好，对曾国藩帮助比较大，冯树堂离开后，又先后请了李竹屋、宋湘宾，都是有学问的人，特别宋湘宾是举人出身，教书严格，曾国藩对他很满意，有时给人回复书信，都由他代写。
曾纪鸿上学后，给他请了吴元甲，吴元甲是清代桐城派散文家、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的父亲，也为曾国藩所敬重。在曾国藩的督促下，两个儿子都先后成才。
值得一提的是，吴汝伦中进士后，就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做事，备受曾国藩器重，很多奏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吴汝伦和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大弟子，曾国藩也是因为喜爱吴汝伦而敬重他的父亲，并请他父亲来教曾纪鸿和曾纪泽的。
五、因材施教和发掘兴趣
曾国藩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大儿子曾纪泽记性差，但悟性高，他在家信中告诉家人，要根据大儿子的这一特点来进行教导：“读书的时候，如果让大儿子句句都记熟，他也许能做到，但肯定会越读越蠢，将来在学业上不会有什么出息，劳烦把他没有读过的经书，每天选出五六百字教一遍，叫他读十遍就行，用不着能背诵，也不用经常温习。待他草草读完后，将来再看经书解释，也可以求得熟练。如果硬读硬记硬温习，绝对不可能久熟，只是白白浪费每天的时间罢了。”
曾纪泽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被录取，有点心灰意冷，不想再参加科举考试了。曾国藩便给他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没有责备的语言，反而非常同情说：“你的记性平常，没有考上也不奇怪，今后可以不参加科举考试，但不能放下读书，要多看没看过的书。你喜欢看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书，更应该朝着这方面下苦工。”
小儿子曾纪鸿自幼聪明过人，悟性好，本可以朝着科举考试的目标奋斗下去，但鉴于科举考试的弊病，他要求小儿子读书不必以科举考试为目标，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学写八股文，以免浪费时间。他鼓励小儿子多朝自己的兴趣发展，尤其是要多注意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他的鼓励下，曾纪鸿致力钻研算数之学，写出了《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炮攻要术》和《电学举隅》等书，成为清末中国卓有成就的数学家之一。
曾国藩在教导大儿子的过程中，发现他有两个优点：一是诗写得好，一是有学英语的天赋。针对第一个优点，他在平常的教导中着力讲解自己的学诗、写诗心得以及古人诗词的优点。今天我们看曾国藩写给大儿子的家书，能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关于写诗的，例如，有一次儿子问父亲，学写诗是不是可以多个流派一起学，是不是多种流派都兼备才好？曾国藩在回信中说，千万不能这样，韩愈一派的诗阳刚而无阴柔之美，欧阳修一派的诗阴柔而无阳刚之美，陶渊明的诗胸襟广大、气度非凡。你要学的话，可以重点学习陶渊明的诗，从而养成广大胸襟和从容心态。不能几家一起学，否则一家也学不好，“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也”。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接触西方的人，也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在和洋人的接触中，他深深感到以后的中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了，以后的中国精英必须是懂西方文化、善于和洋人打交道的人，在这种认识下，曾纪泽科举考试失败后，他请了两个洋人来教英语。这一举动给大儿子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曾纪泽虽然记性不好，但用功，也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学起英语来很快。曾国藩去世后，曾纪泽在家守孝的三年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抱着一本英语字典背单词。后来他被清廷委派，出使英、法等国，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驻外大使，在离开英国的时候，他还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在英文报纸上，语言水平让当时的英国人惊叹。
六、练字养神和读书养气
曾国藩教育家中子弟读书，鼓励他们通过读书来提升自己内在的精气神，在他看来读书本身就是一种陶冶身心的活动，他自己在长期的练字、读书过程中，精气神都得到了锻炼。
曾国藩在京城定居后不久，就把夫人、孩子接了过来，同来的还有九弟曾国荃。当初，曾国藩从老家启程赴京的时候，弟弟们就想同来，但因京城情况还不熟悉，遂等大哥在京城安定后再来，这次来的是九弟曾国荃，其他几个弟弟在往后的时间也来了。弟弟们来京，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北京教育资源好，又在大哥身边，更有利于学习；二是北京乃天子脚下、繁华之地，想来北京见识一番，尤其是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都是自视甚高、思想跳脱之人，自从曾国藩来京后，老家的小乡村已经困不住他们，早就想出去见识一番。曾国荃来京后，曾国藩在教导他读书、作文的同时，重点指导练字，并陪着一起练。他在给父母的家信中说：“九弟每天都要练字，有了不小的进步。我也在练，特别是为了准备明年的公务考试，重点练习小楷。”“九弟前段时间生了一场病，我让他每天都通过练字来养神，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已经有精力写文章了。”在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练习写毛笔字，首先能锻炼人的注意力集中度，其次写毛笔字就像描绘精美作品，看着自己写好的字，能够开阔心胸，愉悦身心，有助于身体恢复健康。现在很多老年人把练字当作养神、养生的一种方式，确实能延年益寿。
腹有诗书气自华。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气质，源于天生，后天难以改变，唯有读书可以改变气质。欲求改变之法，首先要立志，必须立下坚定的志向。他在教育子女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我30岁之前喜欢抽烟，而且烟瘾很大，32岁的时候立志戒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现在已经成功戒掉了。46岁之前做事情没有恒心，五年来立志加以改变，现在无论大小事情都能坚持做下去。从这两个事情来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改变的。纪泽儿写字失之于轻，写出来的字给人骨力不坚、墨气不丰的感觉。要想下笔有厚重感，须立志加以改变。古人追求通过服用金丹、神丹来让自己脱胎换骨，我却认为读书就是金丹，立志就是神丹，只要立志读书，就一定能给人脱胎换骨之感。”
曾经有一位知名化妆师说，改变气质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化妆。现在很多人热衷美容、追求时尚的衣服，期望通过美容、服饰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和气质，但这些改变都不是关键的，只能是细枝末节的变化。第二种是通过改变体质来改变气质，相对于化妆来说，这是深一层的改变。比如体质弱、精力不旺的人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肥胖的人通过加强锻炼控制体重，来改变气质。第三种是读书，这是最深一层的改变。三国时期的吕蒙是吴国大将，但没有读过什么书，常被人嘲笑为大老粗，他起先不以为意，因为当时的武将大致都是这种情况。吴国的国主孙权非常欣赏他，鉴于他读书少，便劝他多读书，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读书不一定都是要成为硕学大儒，而是为了提升自己，他从读书中获益很多。在孙权的劝说下，吕蒙开始认真读书，三年后，吴国大臣鲁肃见到吕蒙，发现他说话很客气，为人也彬彬有礼，和原来粗鲁的将军形象大不一样，已非昔日吴下阿蒙，大为惊叹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
不过，读书能否真正提升一个人的气质，关键取决于读书的目的和方法，如果把读书当作获取名利的手段，认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功利心十足，是不可能改变气质的。但如果阅读经典，致力于通过书籍与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时时享受着书籍中的人文精神，一个人的气质是可以改变的。
七、不当官与专精一业
曾国藩虽然官至极品，但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他饱受朝廷猜忌、同僚诋毁，尽管时时小心谨慎，也难免不获咎于人，充分体会到了官场的丑恶面，常人只看到他当官风光的一面，哪懂得其背后的辛酸。他多次表示想极早抽身、不愿意继续为官。例如，他在家信中说：
“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与闻为妙。”
“吾实不愿久居官场，自取烦扰。”
正是有这种体会，他在写给两个儿子的信中说：“你们长大之后，不可从军，也不必做官。”曾国藩从多年的从政、从军生涯中感到，无论是带兵打仗，还是当官，都是耗心耗力之事，充满了钩心斗角，甚至九死一生，曾家五兄弟有两个死于战场或军营。况且，久处官场，人的心灵会扭曲，易于变得或阴险，或圆滑，或贪婪，有鉴于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不愿意子孙从军从政。
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不是当官，只有两个：一是进德，通过读书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二是修业，通过读书来谋一份职业，以求养活自身。而要做到养活自己，就要专精一业，成为领域的专才、专家。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他告诫家中子弟说：“天下职业分为士农工商，农工商通过体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是劳力者，士是劳心者，通过脑力劳动来养活自己。我们或在朝廷里面当官，通过获取俸禄来养活自己，或在家乡当老师，或做别人的幕僚，又或为农民，不管做什么都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职业，并把自己的职业搞精。从事什么职业，不由我们自己决定，很大一部分要看靠老天爷安排，但能不能把自己的职业搞精，却由我们自己决定。而要把职业搞精，必须专精一艺，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
我们从事什么职业，要看机缘和运气，但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无论干什么工作，能不能做到精通、能不能成为专家，却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正是怀着这种精神，曾国藩说读书好比挖井，找定一个方向后，就要深挖下去，不能朝三暮四，总有一天能挖到井水的。“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哪比得上老守一井并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呢？”
在他的教育下，曾国藩的后人，虽然由于机缘不同，分散在各行各业，但无论在哪个行业，都做得很好，涌现出了很多专家、教授、院士。有人做过统计，废除科举考试之后，曾家后辈子弟中有近200人接受了现代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欧美或日本，其中取得博士、硕士、学士和获得院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称的多达百人，这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理科学士、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性曾宝荪，伦敦大学矿冶博士、台湾东海大学首任校长曾约农，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曾昭抡，著名画家、联合国文教委员曾厚熙，医学博士、骨科专家曾宝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