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隔壁床的小姐姐是个美人。

“这小姐姐是画家,”她的父亲非常郑重地与我介绍,“以前开过画展的。以后送你一幅她的画。”

我听着。我是没有力气好奇的。而我的父亲则不会在意这个,他只是问另一个父亲,担心他的女儿是否会吵闹攘动。

“怎么会!”他说,“我家小孩是最乖的。”

她看上去确然是乖巧的。她的父亲整理床铺,她就在床沿安安静静地坐着。她有着我羡慕而不得的深邃轮廓与浓密的长睫毛。曾几何时,我也偶尔会被认为是美丽的女孩子,人群中收割恋慕的目光——可到了她面前,这仅有的一点记忆琐屑也不由得要自行粉碎了。我苍白、浮肿,眼皮耷拉,神情痴呆,且因为药物的副作用,体重计上的数字已迅猛前进了一大截,将近二十斤肉。我下意识摸一摸,不知道都长在身体的哪个角落。

护士来给她注射。她只要打针就可以,她的身上不用长出点滴瓶与曲折的输液管。这与她那并未遭受疾病摧残的美貌一样叫我羡慕。然而针头一旦亮出来,她就紧张,扭动,发出短促的尖叫。她们只好轻轻抚摸她,俯下身去温言软语地安慰:“你真好看。你的睫毛好长呀。”

她比我大十岁。但看上去仿佛与我同龄。这也叫我羡慕。她的父亲并不缺钱,一直筹谋着等单人间空出来,就叫她搬过去住。这也叫我羡慕。

“小妹妹,小妹妹。”父亲们不在的时候,她这样轻声地呼唤我。很奇怪,是否我的错觉?她看我的目光总与看其他人有很大不同。医生,护士,她的父亲,她看向他们的时候,冰冷警惕麻木。至于我的父亲与我的男朋友,她是从来不看的。

有时她问我洗澡间是否有人。有时我读书——我终于可以做一点像样的事情了,拿出尚未学完的法语课本来读——她就看我一看,默默听着。有时她的一个表妹来看她(奇怪,我是怎么知道那是她的表妹的),或我的同学来看我,病房里就发出笑声了。可医生,护士,她的父亲一旦出现,她的魂魄就被抽走了。

“精神分裂症,家族遗传,病史已超过十年。”父亲偷偷地告诉我。

我们是病人。我们在医院里住着。可我们对疾病所知甚少。你想知道什么,你得去问,没有人会主动来向你解释你的病进展如何,我们准备如何如何,你需要,或你可以如何如何。有的人会隔三岔五去打探,围着医生,喋喋不休地问。如我和我的父亲这般逆来顺受、缺乏求知欲的,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听从,若有疑问,就通过身侧些许零散的标签与言语来做出推测。

我们已失败过一次了。不能轻举妄动。那一场大哭与结了痂但尚未褪去的累累血痕教会我——提问,汇报,不见得有好结果。我如今是连正眼都不敢看向医生的。他早晨来巡房,我就将脸遮着。我恨不得把自己整个人都遮起来。

自从吃安眠药后我只在半夜醒过两次。第一次是为农民大姐的呼噜,第二次就在这一夜。仿佛是滚滚的闷雷与焕亮的闪电,若有似无渗透进来,驱散了叫我沉睡的那一团浓稠迷雾。我睁了眼,又被睡意拉扯着闭上,又睁开……如此反复数次。那雷与电的来源逐渐明晰起来,我看到头顶一盏雪亮明灯,病房里敞亮而人头攒动。叫喊声,金属器物碰撞的尖锐响声,急急忙忙的脚步声……这一口白色的锅里像是有什么炸裂了。

香樟君的脸庞浮现,还有父亲的——他离得远些,在斜后方露出半张看似镇定实为担忧的脸。怎么他们俩都在?我心中有所疑惑,却并未发问。“你睡吧,睡吧。”他们说。伸出手来覆盖住我的眼。我翻个身,能感受到被褥被人拉得前所未有的平整,平整得仿佛我是一个遗体,被装在即将接受吊唁而火化的棺椁里。

遗体该有遗体的样子。我果然又睡去了。我没有什么想问的。

她没能在这里住多久。一星期,或更短,那时候的我对时间是不太有数的。她的反抗太多,挣扎太重,他们不得不将她绑在床上才能继续注射。到最后,也许所有人都精疲力尽了。也许所有人都觉得这不是一个足够降服她的地方。总之,穿白大褂的人密密地进来,将她带走,从此我们再未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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