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是死不掉的。
没有力量去寻觅一切可用以杀死自己的工具。念头虽挥之不去，执行力却接近于零。我哭，那也不过是将体内的海啸倾泻干净就罢了。泪水是唯一能感觉到的东西，而我竟不知道一个人可以流那么多眼泪的——也是有意思。人体有多少极限，是我还不知道的？
那大姐的妈妈探过头来。她的脸蕴含着泥土大地里滋养起来的淳朴的笑。
“你可将一卷纸都用完啦。”
于是我定睛去看。我用完了自己的纸巾，手头的卷纸也只剩下最后薄薄的一层——是她们支援的。她与她的女儿坐视了全过程。我是如何疯魔哭泣，以头触墙，如何连三个男子都按不住——我的父亲，还有恰巧来探望我的那两个同学——此刻他们退出去了。
愧疚迅速控制了我。我想我定要还她们一卷纸的。一卷，两卷，甚至更多。
可她们却很快地出院了。也不说什么，匆匆地收拾了行李，就这样走掉了。无人核查，无人拦阻，让我忍不住也想拔掉手上的管子，自床上下来，就这样扬长而去。可我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我的脑子原本空着，如今则在药水们日复一日的催化下渐渐起了雾。盘古尚未醒来，天地尚未分开，这满脑的混沌里有许多飘忽不定的想法游走，却又迅速归于无形，在我徒劳地伸出手去捕捉的一刹那如云水飞逝了。
大部分时间我睡着。还有大部分时间虽醒着，也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大量的针剂，注射液，如绵绵絮语，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故事……灌输到我的体内，让我消化掉有用的那部分，排泄掉无用的那部分，于是也逐渐积累唤醒自己的故事。
我必须配合它们的节奏。
我们的生活几乎都被点滴瓶控制着。药水令人平静、镇定、愉悦，另一方面，也是切实存在的束缚。一开始想一味躺着，不与它计较，可那样多的水，进了身体，总要排出来，所以你总能见到有人高举点滴瓶赶往洗手间。我想也许后来的我们都训练出一种特殊技能：将点滴瓶也视作身体的一部分，新增的一个器官，灵活地提着它开门、关门、蹲下、起身、穿越障碍……扎着针的那一只手仿佛要去唱戏，时不时做一个挽花，躯干也绕着它做出优柔曲折动作，这大约是我最灵活的时候。
可它们也曾险些置我于死地。是的，想要好起来，总必须要承担一些风险——风险是无所不在的。
护士们给我加了一剂注射液。我不知道是什么，知道也没有用，上一次的经历已教会我尽可能去服从。可那几天里，扎针的手总格外疼一些，我以为是我的知觉在不断苏醒恢复。至晚间出去散步，身体就愈发奇妙起来——是，天色是在暗下来，街景的轮廓是该渐渐模糊起来，可我的眼却连那最强烈的光与暗都分不清了。无形大手扳着我的头与脚强行向后压缩。脖子、脊椎、膝盖、脚踝，一连串的关节都僵硬绷直，又神经质地抽搐。
母亲该喜欢我这样的走路姿势。抬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她总嫌我走路姿势不够大方：“天天低着头，也没见你捡到过钱。”
可要昂首挺胸，付出的代价有些过大了。从前是，现在也是，我的脖颈几乎要向后仰断了，腰也扭曲了，双腿即将直直地往地面栽倒了。不是该呼救么？为什么开不了口？我果然只能一径按捺住这别扭的姿势往回走。香樟君紧跟着：“你怎么了？怎么了？”他焦急地发问，我却始终沉默着。
我想起李煜。那被毒酒赐死的后主，据说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头足相就，状若牵机，一个坏掉的木偶……
我被背回病房里了。这诡异的体感就自己消失了。叫我怀疑刚才不过是一场噩梦。
噩梦在翌日重演，且更为严重。举步维艰，几近失明，我又一次被香樟君背回来。可问值夜班的医生，医生也说不上来为什么。我的症状自顾自又消失了。于是他们说：“再观察看看吧。”
至第三日，就轮不到出门散步了。药水输入，带来的疼痛是颠覆性的。全身筋骨都在一下一下抽动，以疼痛昭示自己的存在。
一颗心快要蹦出来。连我的喉咙、口腔、面颊、都为它那丧心病狂的剧烈跳动所感染，跟着高频率颤抖起来。视力又涣散，呼吸也急促。父亲连忙去叫了护士来给我拔针——液流一掐断，针头一抽走，我就像陷入暴走的机器被扒掉了电池一般，余音尚在，却很快平静下来了。
“刺五加。”父亲查验那药品信息，转过头来告诉我。
那新搬入这间病房来的女孩，她的父亲就说：“是，你们可记好了药品名字，就该去告他们，要赔偿的。哪有这样的事，打点滴会打得全身疼？心跳加速？真他妈扯淡。”
我们都没有说话。
（数月后爆出过大新闻。某批次的问题刺五加注射液导致数名病人死亡。更多类似的既往案例也被挖掘出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幸免于难的当中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