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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正值全军抓训练最忙的一年。南京军区有个“郭兴福教学法”，要在全军推广，各大军区都搞大练兵，大比武。
我们二营四连被指定为武汉军区的比武连队，我所在的三班又是连队的尖子班，不用拼凑，全班几乎个个都是投弹能手、特等射手。但为了争到第一名，我们三班又拉到安阳的师部去集训，进行单兵训练、五大技术强化训练，光是射击每人就打了五百发子弹，真是过瘾。
一次在野外搞战术演习，遇到很多高级首长现场观摩。演习完毕，我还自己加科目，正练战术动作呢，摸爬滚打，全身泥土。团里一个作战参谋跑过来，叫我到首长们那里去做汇报。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心里不免忐忑。跑到首长那里敬礼，报告，一看，原来首长是我爸！身边还站着我们一军一师的师长和五十军军长谢正荣，他们身后还有大批围观的其他部队首长。我父亲满面笑容，还跟其他同僚说：“这是我大儿子，飞行员，正在陆军锻炼呢。”
后来我才知道，时任陆军第六十四军副军长的父亲是在参加总参谋部组织的南京军区“郭兴福教学法”全军观摩后，在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的邀请下，与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的几位首长，到武汉军区的一军一师继续观摩我们比武训练。
当晚，师里照顾我，特批了一个晚上的假，我陪父亲在师部招待所住了一宿。就这一宿，也被我浪费掉了。每天训练积累的疲劳，让我一沾枕头就着，而父亲很晚才开完会回来。我睡了一觉醒来，也没跟父亲多热络热络。不过可以看出来，父亲对我的表现相当高兴，对我的每一点儿进步都表示了赞许。
我从小就没有生活在父母身边。一出生，父母转战南北，我寄养在山西老乡家里。四岁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不久，父母又双双入朝作战，三年多我也未见父母一面。直到该上小学了，父母才从朝鲜回来。我的小学、中学都是住校，过集体生活，而且和父母不在一地，基本都是放寒暑假时才能回家。和父母交流甚少，敬畏远多于亲昵。我特别羡慕跟我年纪差了一轮的妹妹们，出生后就一直依偎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聆听教诲，幸福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