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帝的治国理念
（一）从《庭训格言》《圣谕十六条》说起
评论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时，为什么还要介绍康熙帝的治国理念呢？这是因为只有把雍正帝同其前任作比较，才能对雍正帝的治国理念看得更全面、更真切，才能分出良莠高下。
康熙帝从对皇子的教育抓起，重心落在两个方面，其一，如何做人；其二，如何做事。这是因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不仅是个人修养素质，更会直接影响到将来治国理政。
在如何做人方面，康熙帝既推崇儒家的经典，又会加上他个人的心得；既有言传，更重身教。在时间顺序上，《圣谕十六条》颁布于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十七岁）；《庭训格言》陆续出现在平三藩之后，将其系统化并刊刻成书，则颁布于雍正八年（1730），由三阿哥诚亲王奉命主持编纂。
《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即“敦孝弟（悌）以重人伦”。
何谓人伦？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五伦也。任何人的社会关系，必是先有父子、兄弟，长大了才有夫妇、朋友关系，其后才出现君臣关系。所以，五伦中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君臣关系，而是父子、兄弟关系。父子、兄弟关系乃人伦之始。《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即为“敦孝弟以重人伦”，道理在于此。
何谓孝？《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始也。”“只要养得父母一日、便是报得父母一日，替得父母一事、便是报得父母一事；使父母身体安逸、心志快悦，这方才是孝。”
故，康熙帝在《庭训格言》里强调：“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之所以一开头便说“孝弟（悌）”两字，是因为只有为人者能够先孝于亲，未来才能会忠于君。自古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能弟于兄，便能识上下礼体而尊敬长上，能尊敬长上便能和睦于家庭，能和睦于家庭焉有不顺父母之理？
孔子的弟子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认为，犯上作乱即大不孝。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康熙帝又对孝字深化了要求。康熙帝特别指出，孝，不在于形式。孝，首先要讲一个诚字。如果心不诚，只流于形式，那就不是真孝，是伪善、伪孝，是虚伪。
康熙帝训曰：“为臣子者，果能尽心体贴君亲之心，凡事一出于至诚，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可见，凡为臣子者，诚敬存心，实心体贴，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也。”又曰：“朕待皇太后家人礼数，以至顺适为安，自然为乐，并不以朝见日期限定礼法而称孝。”时下常见有人以四阿哥多次宴请康熙帝作其孝敬表现，似与康熙帝的孝本意并不相符。又训：“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结合当时情况，这些训谕至少有一部分好像重点是针对当时的四阿哥说的。因为，从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而言，只有四阿哥说过、写过、有过，将天上玉皇、人间帝王，西天佛祖、古圣贤孔子全部一一骂过，四阿哥似最无敬畏之心者。
又训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则福履自至。……由是观之，仁者诚为人之本欤。”
仁者系为人之本，也是施政执政之本。
又训曰：“凡人平日必当涵养此心。朕昔足痛之时，转身艰难。足欲稍动，必赖两旁侍御人挪移，少着手即不胜其痛。虽至于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灾，与左右近侍谈笑自若，并无一毫躁性生忿，以至于苛责人也。二阿哥在德州病时，朕一日视之，正值其含怒，与近侍之人生忿。朕宽解之，曰：‘我等为人上者，罹疾却有许多人扶持任使，心犹不足。如彼内监或是穷人，一遇疾病，谁为任使？虽有气忿向谁出耶？’彼时左右侍立之人听朕斯言，无有不流涕者。凡等此处，汝等宜切记于心。”
这种暴戾恣睢恶习，将下人随便任性当出气筒，动辄打骂，二阿哥身上见过，四阿哥身上也见过。康熙帝对养尊处优的皇子动不动就将情绪迁怒于人十分不满。他责问，若穷人心中有气有火，其向谁发泄呢？他要皇子们时刻将此牢记于心。作为一位封建帝王，这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严格要求。康熙帝还批评过四阿哥“喜怒无常”，四阿哥辩称已经改了。四阿哥做皇帝后，只因两个唱戏的童伶多问了一句话，雍正认为与身份不符，竟下令将两人用棍棒打死。雍正对皇父一再教导要仁、要善良、要克制怒火、不可随便向下人发泄，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两个唱戏的童伶，即使有犯规之处，打几下板子也就算了，何至于要活活杖死？雍正无非是借此两条小命，向众人立威罢了。他对众弟兄、众功臣尚且残酷无情，这两条小命又算得了什么？
又训曰：“人之为圣贤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积累之功焉。由有恒而至于善人（有德之人），由善人而至于君子，由君子而至于圣人，阶次之分，视乎学力之浅深。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积德累功者，亦当求其熟也。是故有志为善者，始则充长之，继则保全之，终身不敢退，然后有日增月益之效。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得到证验、证果），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其功用岂可量哉（学无止境，功用亦无止境）。”
这个“熟”，意为成果、成效。孟子说：“五谷是庄稼中的好品种，但如果不成熟，那还不如稗子之类野草。仁，也在于使它成熟罢了。”“熟”，也可理解为表里一致、实在有用，此处之“仁”，不可徒有虚名的意思。
又训曰：“朕自幼登极，生性最忌杀戮。历年以来惟欲人善而又善。即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计其数。即如幼年间于田猎之时，但以多戮禽兽为能。今渐渐年老，围中所圈乏力之兽，尚不忍于射杀。观此则圣人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语诚至言也。”显然，康熙帝是不主张大开杀戒的。
康熙帝又训曰：“《大学》《中庸》俱以慎独为训，则为圣贤第一要节。后人广其说曰：‘暗室不欺。’所谓暗室有二义焉：一是私居独处之时，一在心曲隐微则人不及知，惟君子谓此时指视必严也。战战栗栗，兢兢业业，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斯诚不愧于屋漏而为正人也夫。”康熙帝的意思是，做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是康熙帝已经看岀了四阿哥的毛病，还是康熙帝以儒家慎独为训，对皇子概而训导？
又训曰：“春至时和，百花尚铺一段锦绣，百鸟且啭无数佳音，何况为人在世，幸遇升平，安居乐业，自当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无愧于今生，方为从化之良民，而无憾于世矣。朕深望之。”
康熙帝一向甚为厌恶、反对碌碌无为。而四阿哥却偏以“天下第一闲人”“闲王”自居。四阿哥当时立了什么言？他立了《好了歌》《布袋和尚哈哈笑》《悦心集》。那么，康熙帝的这段训谕，既是广而教之，也有可能是有所指。康熙帝要所有皇子不可慵懒，施政执政者更必须有所作为。必须有所作为，这也是康熙帝的治国理念。
又训曰：“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等平日凡能敬畏于长上，则不罪于朋侪，则不召过，且于养身亦大有益。尝见高年有寿者，平日俱极敬慎，即于饮食，亦不敢过度。平日居处尚且如是，遇事可知其慎重也。”
这是康熙帝再次强调人于世上，时时刻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即使身为天子帝王，也必须时时刻刻身存敬畏之心。
（二）个人气质、性格对施政之影响
1.胸怀天下，民意即天意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丙申十一月辛未，诏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久远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巨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即衰暮，只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
康熙帝认为，朝廷不为百姓谋利，将为谁谋利益呢？“朕听理诸事，必于民生关系之处，详加筹度，而后施行。”“人时之重莫过乎耕获，敬天之事莫过乎爱民。……以此随天授时，其道岂可易乎？”“民意即天意也。”“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
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十一月庚午，年仅20岁的康熙帝谕户部：“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丕以足民为首务。……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其所司官员，原有议叙定例，如新任官员自图纪叙，掩袭前功，纷更扰民者，各督、抚严行稽察，题参治罪。”“凡为政者，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托哉？”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冬十月戊子，上曰：“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朕南巡时，闻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致累民，曾谕总督阿山，令其拆毁。……总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见信于天下后世。”“不欲累民之念”是康熙帝治国理政的总纲，贯彻在一切方面，坚持了一生。
1697年巴黎出版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给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报告——《康熙皇帝》中说：
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远远超过他肉体上的美。他天赋极高、博闻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具有迅速处理政务的才能，所以，庞杂的国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乐趣而已。
他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法国耶苏会士对此甚为吃惊。
2.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勤政实干、不图虚名
训曰：“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穆特为身先而言也。”又训曰：“如朕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从。即如吃烟一节，虽不甚关系，然火烛之起多由此，故朕时时禁止。然朕非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之？因而永不用也。”“中路出征时往来行走四月有余。日进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则下马步行……凡领兵行走、欲士卒精强马匹壮健、俱视率领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宁夏出兵之时，朕带领兵丁、每日杀兔数千。一日所获，可作兵丁几日干粮……领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心能豫料、始可服众令其遵指授而行也。”
康熙帝勤政也非常出色。康熙十二年（1673）丁亥十二月戊戌，谕大学士温达等曰：“顷因刑部汇题事内，有一字错误，朕以朱笔改正，发出。内外各衙门奏章，朕皆一一全览，外人谓朕未必通览，故朕于一应本章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当用兵时，一日有三四百本奏章，朕悉览无遗，今一日中仅四五十本而已，览之何难？一切事务，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一天批阅奏章三四百本，其勤政之状令人敬佩。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十月初四日丙寅，上驻跸行宫。上曰：“朕于各处奏折内，朱笔谕皆出朕一手，并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
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十月十五日丁未，上驻跸沂州大石桥地方。先是，一应本章俱三日递到一奏。是日，上坐待至二鼓，数问本章到否。因未经递到，谕阁臣曰：“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朕已经重处。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拘时刻到来，尔等即便呈进，朕宵兴省览。是夜四鼓，本章递到呈进，上即起，一一详览达旦。次日黎明，将折本听断发落。”
3.节俭
训日：“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蚕，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至于人生衣食财禄圆，皆有定数。若俭约，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廉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如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矣。”“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使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
训曰：“尝闻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宫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费巨万。今以我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日妃嫔一宫之数。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宫闱中服用，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盖深念民力惟艰，国储至重，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
训曰：“朕所居殿现铺毡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
又训曰：“朕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无过费，所以然者，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财而惜之也。”
（三）忠臣与良臣孰优孰先
君臣关系，是君主在治国理政中，大量、直接、时刻发生作用的关系，也是颇为微妙、颇为难处的关系。总体而言，是忠臣与良臣在治国理政中孰优孰先的关系。
康熙帝在阅读了《论纳谏》后有感，曾直接就忠臣与良臣关系一事说道：“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汤斌为江苏巡抚时，就把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第一要领：“凡诸便民者，皆奏请行之，见属吏，必反复丁宁，告以君命不可负，民命不可残。”
不仅康熙朝的大员必须以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第一要领，康熙帝的第二代接班人乾隆帝在执政五十八年时，也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乾隆帝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己酉（二十日）冬至第二日，乾隆帝对大臣谕旨：“朕自御极以来，惠爱黎元，加恩海寓。凡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漕粮二次。此外，偶遇水旱偏灾，随时蠲免赈恤者，又不一而足。敬念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年……朕继承统绪。于重熙累洽之后，惟日孜孜，无刻不以民依为念……彼时大臣中或以经费有常，储蓄宜裕为词者。似为国用起见，易于动听。而不知民为邦本，为民、正所以为国，其言断不可听从也。至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倘复有奏请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
乾隆帝在执政近六十年之际，他怀念并更为敬重的，是皇祖康熙帝；他公开宣布，他继承、奉行并坚持推行的，仍是皇祖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君命”与“民命”并举并重的君民治国理念。
对臣属的取舍好恶，究竟是以是否忠于皇上为先，还是以民舆民心为重，康熙帝的立场态度是非常显明、坚决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康熙帝在提到张鹏翮、彭鹏、郭诱等官员时说：“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询百姓，以是知之。”
又云：“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
康熙帝并未将忠君列为第一条，官做得好不好，首先要问老百姓，这实际上已经回答并解决了忠臣与良臣孰优孰先的问题。何为良臣、好官？“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
康熙帝的良臣、好官的标尺十分简单明了，但真正做到、做好，也非易事。
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26岁的康熙帝就对在廷众吏说：“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三日谕部院大臣：“从来君臣之分虽甚尊严，上下之情贵相浃洽。尝观唐宋盛时，堂廉不隔，以成交泰之治。”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初七日谕大学士等：“（国家）必得贤能之人，始能管理。”（同上书）“事君之道，不欺为本。”“何事当行，何事当革，悉意以陈，毋有所隐也。”
祖母孝庄太后有一次问玄烨有何愿望，玄烨答：“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他为此立志：“所爱不在一身，总为天下生灵计。”
他14岁亲政时，诏谕天下：“朕以冲龄圆，嗣登大宝圆……朕以凉德，夙夜柢惧。天下之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宣力分猷，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杠小各官是赖。务各殚忠尽职，洁己爱民，任怨任劳，不得辞避。天下利弊，必以上闻，朝廷德意，期于下究，庶政举民安，早臻平治。凡我军民，宜仰体朕心，务本兴行，乐业安生，以迓休宁之庆。政在养民，敢虚天地生成之德；时当亲政，恒念祖宗爱育之心。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是年，又谕吏部等衙门曰：“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近闻直隶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颠连，深可悯念。或系官吏贪酷，胺削穷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业，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应行应革，尔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见，毋隐。”
官吏队伍庞大，犹如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康熙帝的办法是：“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众之道。惟黜退不肖之员，则众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
在以上众多要求和标准中，康熙帝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对官员提出过要把忠于皇帝个人的忠君要求作为良臣首条，也从未把忠君作为好官的标准。即使有时也会偶尔露出为臣要忠诚，也始终是把为官清廉、公而忘私、心有百姓、一心为国效力放在首位。
此外，能臣与良臣也非一回事。能臣是办事能力颇强之臣。若为官虽清、待民刻薄，康熙帝也不喜欢。康熙帝喜欢为官清廉、办事能力颇强，又能待民宽仁、深得民心之臣，方是良臣。
（四）“天人感应”说之运用
康熙、雍正二帝都说过、都用过“天人感应”说，但出发点和落实点有所不同。康熙帝用“天人感应”说威吓百官，要他们老实做人、清廉、实干为官；雍正帝则用“天人感应”说威吓百官、若对他有所不忠，则必会受到老天报应。他为此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天诛”，把对八阿哥、九阿哥等众多人之杀害，一概归之“天诛”。
先看康熙帝如何说“天人感应”。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后第三天，七月三十日，康熙逾吏部等衙门：“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冰渊，兢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即尔等亦并受其福，庶几天和可致，若仍虚文掩饰，致负朕意，询访得实，决不为尔等姑容也。……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诫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特谕。”
康熙帝把京师地震作为上天屡垂警戒、自己益加修省之机，借此诫饬所有官员务期洗心涤虑，实意在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实是用心良苦。
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丙申驻京城南苑时，谕八旗都统：“爱养生民，勤劳宜肝，理所宜然，并未有神奇之德。”康熙帝认为，自己勤政爱民是理所应当、份内之责，并未有什么神奇，也并不可以百姓恩人、功臣自居。
凡康熙帝说到“天”字，多与“民”相连并列。如：“惟民为不可欺。居官之善与不善，到任不过数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也。”
“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天下托命于人主，而相职佐君以有为。故朝廷振作则庆流宗社，泽被蒸民，非时命所得而主也。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确是实理。”“人时之重莫过乎耕获，敬天之事莫过乎爱民。”
故，康熙帝一再强调“敬天”的这个“天”，除了宇宙自然科学上“天”的含义外，更多的是人文思考、政治含义上的“天”。例如，康熙十五年六月谕礼部：“朕惟天人感召，理有固然。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应于上。捷如形影，岂曰罔稽。”“以此观之，上天之眷可知矣。既承天眷，安得不为国为民竭尽心力乎。”
康熙帝虽然也曾用“天之眷”为自己壮胆，却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又回到“安得不为国为民竭尽心力”上并以此鞭策自己。
康熙帝虽说到“天之眷”，也并未躺在“天之眷”上停止不前，而是永不自满，始终充满着危机意识，始终意识到问题所在。例如，他在群臣的一片赞颂声中“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这七个“未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七个问题导向，就是施政执政的改进方向。
“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
（五）“为君难”的思想理念
康熙帝“为君难”的思想理念，最早是其祖母孝庄皇太后灌输，又受到汉文化儒家经典思想影响。康熙帝深知“为君难”，并非一般意义上“大有大的难处”，首先是为君者的责任之重大，使命之艰巨。
14岁的少年天子亲政后，玄烨的祖母孝庄太后特亲自书写了“为君难”条幅，送给她心爱的、寄予厚望的孙子玄烨，谆谆告诫：“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则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
孝庄皇太后要玄烨亲政后能时时刻刻不忘“为君难”。这是清代文史中明晰可见清帝“为君难”思想最为直接的历史和思想渊源。
中国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作为一代统治者的康熙帝，当要熟读孔、孟的经典。
康熙帝的为君难思想，受《论语》影响也很大，此见《论语·子路》。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这里的“一言”，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一句话，而是泛指什么样的治国理念、什么样的制度政策。也可泛指什么样的君主可以兴国兴邦，什么样的君主可以丧国丧邦。而国家除君主外，还有大臣。国家兴亡除了与君主统治理念直接相关外，同大臣也有重要联系。换言之，君臣关系状况如何，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出了国家状况如何。所以，定公在与孔子讨论“为君难”问题前，先向孔子问了君臣关系如何相处。（《论语·八佾》）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然，君使臣以礼，礼不够，不好；礼过，也不好，不易恰到好处。再，说道臣事君以忠的问题，首先是君识臣、君用臣的问题。而识人难，又是君臣关系中之首难。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指出“为君难”之难，最难的是用人：“《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此论确是抓住了“为君难”的要害。
归纳起来，康熙帝的为君难思想，一是指国之兴亡系于人主一身，肩责重大，担子艰难；二是君臣关系之难，识人用人之难；三是君臣能否为国民之利始终如一之难。经过长时间治国理政的实践，康熙对为君难思想不仅牢记于心，勤于实践，还一再以此谆谆训导自己的儿孙与满汉大臣。
后来，康熙帝的为君难思想更是大量、直接、集中地见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在乾清宫对皇子、满汉大臣的长篇面谕中。康熙帝谕曰：“朕年将七十……，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270余字，既是康熙帝的理想抱负，也是他“为君难”之所以难、难在何处之所在。
甚至在朝鲜史料中，也有“以为君不易之道，训诫胤禛”的说法。
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理念、“为君不易之道”，当时还已影响到了国外。
清代帝王的“为君难”理念，烙印甚深、行之甚勤，康、雍、乾三帝于此尤为彰著。例如，乾隆帝去世当天颁布的太上皇遗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也”；“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敬思人主之徳，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搅，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
因此，康、雍、乾三帝“为君难”的理念，可谓根深蒂固，其中心思想，诚如乾隆帝所概括之“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
经过长时间治国理政的实践，康熙对为君难思想不仅牢记于心，勤于实践，还一再以此谆谆训导自己的儿孙与满汉大臣。
康熙帝自述：“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
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又特指难在为君者责任重大、难以卸肩；又感叹自己虽有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之志，却又面临身己衰老、力不从心之“为君难”。
又谕曰：“《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又指难得五福齐全。
又谕曰：“昔梁武帝亦创业英孳，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秒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毛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立储大事，朕岂忘耶？”
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又特指后事难以预料，接班人大事，未尝定能如愿，难在选立接班人上。“前辙”（历史上选立接班人问题上教训）多多，此也康熙帝为君之难。
（六）“不生事”的思想理念
常见有人批评康熙帝治国理政中的“不生事”理念，把“不生事”同“不作为”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实是对康熙帝“不生事”理念之误解。纵览康熙帝“不生事”原旨，并无一处与“不作为”相干。与此相反，他是从务实、辩证角度，论述“不生事”与“作为”的关系。
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乙卯（二十六日），康熙帝在畅春园接见巡抚潘宗洛时训谕：“凡为督抚者，操守甚为紧要。尔宜洁己，为下属表率。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事也。”
又训谕：“驭下宜宽，宽则得众。为大吏者，若偏执己见，过于苛求，则下属何以克当。至于红苗（贵州苗族之一支），处在荒隅，不得与内地百姓同视，宜善为抚绥。朕观尔等汉官，一遇难事，便欲告退。夫设官分职，原欲令其宁谧地方，抚养百姓。既为封疆大吏，凡事宜一己担当，黾勉效力。一遇难事即图脱卸，可乎？”
这是康熙帝较早提出“不生事”理念，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年经验之总结，也是对为官者如何抚绥一方之小结。但，何时何处有“不作为”之意图？非但没有“不作为”之意图，与此相反，他要求大吏“宜洁己，为下属表率”，要有“担当，黾勉效力”，要“宁谧地方，抚养百姓”，不可“一遇难事即图脱卸”。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甲寅（初七日），大学士等以左都御史赵申乔奏农忙之时京城地方亦应遵例停讼请旨，康熙训谕：“农忙停讼之言，听之似乎有理，而细究之实无裨益，赵申乔总未知事之本源耳。天下之民，非独农人，商贾涉讼即废生理，百工涉讼即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于应准者准之，即行结案，则不失农时，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时滥收民词，案牍堆积，冬季词讼，迟至次年五六月而后审理，虽停讼何益”？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辛巳（初五日），针对有人禁矿之议；康熙训谕说：“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民勉办赀本争趋觅利，藉为衣食之计，而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大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领）在（于）地方官处之得宜，不至生事耳。”
这个“不至生事”，是指不要因官吏或政策不当而导致地方发生事端，是指不要因官吏或政策不当而导致百姓生计窘迫，与“不作为”毫无关联。
地方政策地方行动必须与中央一致，不要自搞一套，更不要瞎搞一套，不要瞎折腾，这才是康熙帝“不生事”的要义所在。康熙帝提出的“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的思想，与顺治初期清军进京后大肆圈禁田地、抢占民房，形成强烈反差。
早在青年时代，年仅26岁的玄烨就体会道：“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果属不可行者，自应参酌时宜，归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今后凡条奏本章，尔大学士等务加详酌。”
青年康熙帝训诫臣属：“人臣为国，不择利害（不要以个人利害作为选择）；有志之士，虽死不畏，况降级乎？”哪里是什么“不作为”的思想？
制度、政策都是因事而定，也要与时而进。但制度、政策一旦确定，就不应“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讲空话容易，但于事无益，不解决问题。实践证明不可行者，当然要改进。一旦确定，就应该“归于可久”。
制度、政策要有连续性、稳定性，百姓才能知行止，社会才会稳定。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庚子（初八日），谕大学士等：“朕御极五十余年，于诚伪公私之介（界），详加审办。古帝王先圣治理，无不专务诚敬、屏弃虚浮，是以朕孜孜图治，亦皆崇尚实政，不贵空言。督抚系地方大吏，凡关系民生，兴利除弊，有裨风化，鼓舞士子，果有真知灼见者，即应竭虑殚心，见诸躬行，以利地方。”
“崇尚实政，不贵空言”“凡关系民生，兴利除弊，即应竭虑殚心，见诸躬行，以利地方”，这与“不作为”都毫无关联，完全是两种思想、两种实践。
康熙帝讨厌地方大员瞎折腾、乱作为，从他对左都御史赵申乔的训谕里，可以清楚领会：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丁酉（二十二日）召大学士等谕：“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时，似觉丰裕。”
康熙帝将此总结为“大约任地方督抚者，安静而不生事，即于民生有益。倘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以此争先出发，民必受其殃”。
如此看来，官员是不是“生事”，有两条鉴别标准：一看其是不是“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二看其小民百姓是不是“受其殃”。康熙帝以自己为例：“倘朕欲将州县官员日加驱使（瞎折腾），未为不可。（之）所以不忍为者，亦因体恤微员耳。（真仁君矣）今总督巡抚能如此体恤者甚少。”康熙帝特别对赵申乔“居官诚清，但性喜多事，所以小民反致其累”。
好心未必办好事，官清也未必不累民。根子在于“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乱作为、瞎折腾上。怎么去克服呢？康熙帝有训谕：“清而能宽斯为尽善。”
早在青年时代，康熙帝就深谙此道。
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十二月十七日戊午，上御干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午时，上召学士熊赐履至懋勤殿问曰：
“汉官中有以言官风闻言事请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其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
赐履对曰：“言官渎奏乱政，固足马害，但言路通塞，关天下治乱。古云谏无端官，士庶亦得建白。盖人主深居九重，一日万几，若非兼听广纳，明目达聪，则政事得失，生灵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悬靶设铎，止辇旌槛，良以此也。盖闻见不可以不广，而采纳不可以不慎。闻见不广，则病在壅塞；采纳不慎，则病在泛滥。好问好察，执两用中，舜之所以为大知也。”
上曰：“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好多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赐履对曰：“《书》云，临下以简。又云，监于先王成宪。皇上此言，诚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诚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则大本已立，凡举措设施可不劳而理矣。纷更繁扰，别则丛挫罔功……怠窳废弛，则痿痹不振。历观前代，俱有明验也。”
上曰：“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矣。”
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日乙卯谕吏部：“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江宁织造给的奏折上朱批：“凡平粜官员等，倘有多事者，尔即写密折奏闻。”
“为政之道以爱养百姓为本，不宜更张生事，尔到地方当务安静，与民休息。”
康熙帝还作诗记之、歌之、总结之：“问道愚民何为愿，官清省事便丰年。”
康熙帝借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其意在于，经过50年实践证明，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地方官就不要脱离中央轨道另搞一套，就不要乱折腾，就不要扰民、累民、害民。
“不生事”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针对地方官背离中央政策自搞一套、乱作为、瞎折腾，“小民反致其累”，应予纠正杜绝。
二、雍正帝的治国理念
（一）重评雍正帝之勤政：雍正帝是累死的吗？
雍正之勤政，因孟森赞其“自古勤政不及雍正”，在冯尔康等先生的详细介绍后，已为世人所称赞，笔者也深为敬仰之。然，若以为雍正勤政“十三年如一日”，实是未明全部真相。雍正帝自语，雍正八年后，“勤政大不如前。”乾隆帝上任后，也对此有同样评语。
查《雍正朝起居注》可知：雍正八年只见其1—6月，7—12月全为空白。雍正帝以养病为自己辩护，这同康熙帝右手不能写字，改用左手批文，勤政之状况大不一样。不仅雍正八年如此，雍正九年至十一年，连续三年《雍正朝起居注》也是全部缺档、空白。说明雍正勤政大不如前己不仅只是雍正八年下半年，而是雍正八年下半年至十一年，连续四五年里已是常态。虽然雍正帝也说到“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干惕”之类的话，却并不像康熙帝那样带病坚持工作。雍正八年（1730）九月二十四日“庚寅，谕内阁，今年八月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以澟天戒，并将夏秋以来朕躬静摄，不能勤敬如前，以上干天和，引过自责，晓谕天下。今经一月矣，地气尚未全宁，又值两次阴雨。……当地动之日，朕已先登舟，是以并未受惊。”这同康熙朝地震时，康熙帝坚持在帐篷内办公完全不同。雍正八年地震时，雍正帝从圆明园大殿逃到船上，不停在船上叩头。工作状态与康熙帝大不一样。
雍正提到康熙朝地震，“皇考训谕，‘大动之后必有微动。康熙十八年地动至一月有余朕身居帐幕之中，寤寐悚惕，寝食未宁者，已一月有余矣。’愿尔大臣、官员、士庶、兵丁等人人诚心感激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问，思过省愆。不但恶事邪念急宜扫除，即怨尤抑郁之心亦当屏绝，则天高听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宁静，共获安居，且可永免上帝之谴责，断无再罹险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动之异，诿过于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责己而后责人，先自勉而后共勉，愿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虽然他因地震恐惧修省，但康熙朝也有地震，意即地震并非君主之过引起天怒。所谓“先责己而后责人”，甚为表象。他喜欢用用祥瑞美化神化自己，用地震天灾恐吓臣工黎庶，要他们“诚心感激上天示儆，返衷自问，思过省愆”，“（方）可永免上帝之谴责，断无再罹险厄之虞。”据有的材料透露，雍正八年雍正帝曾大病一场，大内已在悄悄为其准备后事。之所以《雍正朝起居注》中雍正八年下半年月为空白，很可能与此有关。这场大病，又同当时京城大地震给他带来的恐惧有关。
有材料说，这次大地震京城死伤十万人。地震死伤带来巨大的恐惧，更加重了他的病情。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1730年9月30日）京城大地震，震坏了圆明园、畅春园、紫禁城的宫殿。看雍正如何说这次地震：雍正八年（1730）八月三十日“丙寅，谕内阁，京师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干惕。今年各直省收成颇好，而其中又各有被水涝溢之处。该省督抚大往往引过自责，朕即批示并宣谕左右大臣曰，此非臣工之咎，其过实在朕躬。盖今年春夏以来，朕体中违和，仰惟宗社悠关，列祖皇考付托之重，不敢不保护此身。是以屏除思虑，（所谓屏除思虑，说白了就是放假静休）葆静颐养，而勤政敬事之心实不及平时……”
到雍正七年（1729）后期时，雍正已将政敌全部彻底扫除，皇位、政权已彻底稳固，这是雍正从勤政开始走向懈怠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从雍正七年起，雍正后宫先后从4人、8人，一下子猛增到37人，这是雍正从勤政走向懈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雍正后期西北用兵偃旗息鼓、罢兵撤退，既同路途遥远、后勤困难等客观条件有关，又同雍正帝锐气大减、勤政大不如前大有关系。这与康熙帝平三藩后又三次亲征准噶尔之锐气、之勤政，完全不一样。
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据，将雍正八年一月至十三年八月满文朱批骤减状况为例，揭示于下。
表1-1 雍正八年一月满文朱批状况
表1-2 雍正八年二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3 雍正八年三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4 雍正八年四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5 雍正八年五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6 雍正八年六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7 雍正八年七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8 雍正八年八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9 雍正八年九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0 雍正八年十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1 雍正八年十一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2 雍正八年十二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雍正八年有2个月（七、八月）完全冬眠休止状。排除生病原因，全年平均每日批0.3—0.6件。
表1-13 雍正十三年正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4 雍正十三年二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5 雍正十三年三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6 雍正十三年四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7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8 雍正十三年五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9 雍正十三年六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20 雍正十三年七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21 雍正十三年八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雍正帝病于雍正八年（1730）夏秋，逝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从雍正八年一月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逝世止，从以上每月每日满文朱批状况看，雍正勤政大不如前己非止雍正八年夏秋有病期，见如上统计。据此，可赞其“十三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累死的”乎？
（二）康雍二帝勤政之异同
1.康熙帝的勤政
康熙帝与雍正帝都是有抱负的勤政皇帝，为什么三十多年来会产生康熙帝勤政不及雍正帝这种感觉呢？康熙帝与雍正帝的勤政又有什么异同呢？从这些异同中，又能得出什么历史比较呢？
清代史学名家章梫依据皇家文献编辑的《康熙政要》，是了解康熙帝执政理念与风格的一部重要史书。为帮助读者阅读，鲁源生先生对这部珍贵记录加以整理、译注，以《康熙治国要略》之名编印出版，现摘录若干条，介绍于下。
（1）怎一个“勤字”了得。“圣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几务之余，犹有日课。”（这是章梫的记载，大意是康熙帝治国从不懈怠，太阳西斜也不休息。处理政务之余，每日还有自己的功课。以下还有康熙帝本人记述。）“朕于宫中，未明求衣，辨色而起。则命讲官捧书而入，讨论义理，是典学者为一时。出御宫门，则群工循序奏事，朕亲加咨度，是听政者为一时。已而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诹军国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务，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决焉。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烛，玉漏初下，则省一日所进章疏，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如是者岁率以为常。夫禹汤、文武、成王之德，自揣乌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几焉。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盘铭之义云。”
鲁源生先生对此作了译文，大意是：“康熙帝在宫中，天不亮就要穿衣，天微明就起床。命令讲宫捧书而入，与其讨论义理，此时朕是一名学者。从内宫出来，群臣按顺序奏事，朕亲自加以裁夺，此时朕是一位听政者。然后大学士拜见，朕和他们共同商议军国大事。至于宫内事务，各有部门负责，大臣退下之后，再行裁决。这些事完成后才能退朝。宫中图书众多，朕喜欢读书，加以评阅的史籍动辄数寸，以考辨古今治乱的得失。闲暇之时或者赋诗，或者作文，或者运笔写字，以求自得之乐。等这些事完成，太阳已经落山了。在夜晚来临，宫中点亮蜡烛之时，就审阅一天所上奏的奏疏，一定要处理完成才行，不到午夜不能休息。每年每日都是这种工作节奏，已经习以为常。像夏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他们的品德，自觉不能企及，然而自己努力勤政不敢懈怠的心思，或者已经如同这些圣王一样了。写下这些话以自勉，就像盘铭一样时刻警醒自己。”
（2）为民不自夸。康熙帝认为，君臣勤政，“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托哉？”康熙帝认为，君臣勤政是理所应当分内之事，不必过度赞颂，也不必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3）处变不惊。为政者时会遭遇突发大事，或天灾，或入侵。“康熙间，台湾蠢动。闽省警报到日，圣祖正率皇子在畅春园习射，谕令该部知道。旋报全台失陷，仍如前谕。诸皇子请宣旨指授机宜，圣祖不答。射毕回宫，始召诸皇子谕之曰：‘闽省距京数千里，台湾复隔重洋。平日用督抚、提镇，原为地方有事而设，伊等自能就近筹办。若降谕旨，岂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抚不遵是违旨，遵则误事。’未几，全台收复矣。”
（4）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康熙十二年（1673），圣祖御弘德殿，讲官进讲毕，谕讲官等曰：“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当为。近见有寸长片善，便自矜夸圆，是好名也。”又谕曰：“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必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熊赐履奏曰：“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寻又谕讲官等曰：“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末易多得。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
（5）“君子进，则小人退。”“康熙十六年，讲官喇沙里、陈廷敬等进讲《孟子·一暴十寒章》。圣祖曰：“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暴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有好者，下必迎之。人君喜欢亲近什么人，自然就会任用什么人。人君身边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多了，阿谀、生事、损公肥私的小人就会远去，就会畏避。
（6）“不在徒言，惟当躬行实践。”康熙深知：空谈误国，实干才能解决问题。“康熙十六年，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
（7）身先士卒、亲临一线，“巡行地方，轸恤民隐，咨诹利弊，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务期尽除积弊”。
无论是平三藩、西部用兵三征准噶尔，还是治水视察水利，都亲临现现场。为了亲自耳闻目睹百姓民情、了解官吏为官一方的民舆，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帝初次南巡起，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24年中，6初次南巡，沿途实地视察。
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初十日（1689年4月29日）谕户部：“朕巡行地方，轸恤民隐，咨诹利弊，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近闻江、浙、闽、广四省海关，于大洋兴贩商船，遵照则例征取税课，原未累民，但将沿海地方采捕鱼虾及贸易小船，概行征取，小民不便。今应作何征收，俾商民均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特谕。”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1689年10月30日）谕户部：“朕勤求治理，笃念民依，欲使妇子干宁，用是频蠲租赋，至于时值荒歉，倍切焦思，赈赡之恩，尤宜亟沛。今岁畿辅亢旸为虐，播种愆期，年谷不登，小民艰食。旱灾情形，朕所亲见，夙夜殷劳，轸念已久。顾此茕茕之民，糊口尚不能给，若更责以输赋，必致流移失业。直隶被灾州县卫所，所有本年地丁各项钱粮，除已征在官外，其余未经征收及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钱粮，尽行蠲免。尔部速行该抚，通行晓谕，务使均沾实惠，以副朕拯恤穷黎至意如民人仍致流散，或不肖官役蒙混侵蚀及仍行私征者，将该抚一并严加处分。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谕户部：“朕顷巡行边外，入喜峰口见有民间田亩为蝗蝻所伤，又闻榛子镇及丰润县等处地方被蝗灾者，亦所在间有。秋成失望则民食维艰，朕心深切轸念，倘及今不为区画储蓄，恐至来岁不免饥馑之虞。着行该抚亲历直隶被灾各州县，通加察勘，悉心筹画。应作何积贮，该抚详议具奏。其被灾各地方明岁钱粮仍照例催科，小民必致苦累，着俟该抚察报分数到日，将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应征钱粮缓至秋季征收。用称朕体恤民生休息爱养至意。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帝还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从下面这条谕旨中可生动得知。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后，七月三十日康熙帝谕吏部等衙门：“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冰渊，警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即尔笔亦并受其福，庶几天和可致。若仍虚文掩饰，致负朕意，询访得实，决不为尔等姑容也。一民生困苦巳极，而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以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非其明验乎！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一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谓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一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为通贼，每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虽救民于水火，实则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朝廷一切为民诏旨亦不使下达，虽遇水旱灾荒，奏闻部覆，或则蠲免钱粮分数，或则给发银米赈济，皆地方官吏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是使穷民而益穷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大小问刑官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结，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网市利，干预词讼，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甚且身为奴仆，而鲜衣良马，远胜仕宦之人，如此贵贱倒置，为害不浅。以上数条，事虽异而原则同。总之，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惮，不敢枉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虽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此等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际，每示宽容。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诫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特谕。”
政策不是深宫高墙内听取汇报就可制定，须来自社会实践，来自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之迫切需求，来自“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也就是来自社会改革的迫切需求。
这一年康熙帝26岁，亲政已12年。他对宫中、官场弊端、下层民生疾苦，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决心“务期尽除积弊”，这就是他勤政、兴革之目标，也是勤政、兴革之目的。他深知肩负重任，因为，“为人臣者尚有可诿，为人君者将安诿乎？……惟当敬天勤民，鞠躬尽瘁而已。”是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还是诿过于人，这是勤政者也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8）与民同乐。虽贵为君主，并不以天子身份高高居上，远离群众。“康熙二十三年岁次甲子。……九月二十四日，圣驾南巡。……二十六日至苏州，……即在工部衙内安歇。……次日皇爷早起，问曰：‘虎丘在哪里？’工部曰：‘在阊门外。’上曰：‘就到虎丘去。’……至日中后，方起驾，抚院传百姓：‘俱要执香跪接，候圣驾。’上亦着头等哈传谕百姓：‘不论男女，尽他们看，不许拦赶。大小店肆，仍旧开张，不许掩闭。’自此传闻，百姓挤拥街道。圣驾过，百姓叩首俯伏曰：‘愿我皇万岁’。上曰：‘你们百姓多有寿。’妇女多在楼窗内挤看。驾出阊门，到山塘上，人挤难行，河内舡亦挤满。上在马上又传旨曰：‘百姓不要跪。’竟到虎丘，到山门即下马进去，自己上山，并无扶援者。登大殿，拜三世佛，拜毕，即到后殿看宝塔。又走至四贤祠，回出到大殿，对正门东向坐。抚院及两将军、工部、布政、兵道，并随从官员，俱两行立。传苏州清客打十番。打完，上曰：‘好！果然好！但是只晓得南方的音，还不晓得我北方的音。叫小番来，打一番与你们看。’即刻飞传舡上小番来，俱十五六岁俊俏童子，一样打扮，俱穿酱红缎衣，头戴红纬貂帽，共一十六个，各持乐器上山。在大殿前两旁边立，打一套十番，果然好绝。姑苏极老班头，亦从未闻见者。约有一个时辰方毕，时已黄昏矣。上起而出，到天王殿，见下边百姓挤拥，塔上俱点红灯，照耀满山，看者不肯散去。上曰：‘上边百姓都已听见了，下边的还没有听见，再打一套去。’随坐千人石上，打起十番。上自动手打鼓，后乃连打数套，逐件弄过，直打至二更时方完。即随二将军及长随哈等，在人丛中挤出山门，竟下舡，如飞开去。”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止，康熙皇帝先后六巡江南。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车驾进入山东境内，出现万人空巷、争睹御容场面。康熙帝特谕扈从人员不得驱赶百姓，并作诗以纪其事。诗云：“东来端为重民生，不事汾阴泰畤名。井里俨存齐国俗，田畴还忆历山耕。暂宽羽骑钩陈卫，一任村童野老迎。敢道迩言勤访察，止期治理得舆情。”
（9）心中始终存有敬畏之意。一次，康熙帝在弘德殿与讲官熊赐履、孙在丰、喇沙里谈及：“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需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改。若任意奉行，略不加勤，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敢一刻暇逸也。”因此，“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
即使“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关于用人行政，刑名钱粮要务，必折出，着扈从内院诸大臣请旨商酌。复奏之时，皇上必和颜虚衷，俾诸臣各尽言其意，然后皇上始行独断。”
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崇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
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康熙帝特别注意抓朝廷的廷官京官和督、抚大员的表率，也就是朝廷的高级领导层，应该是对的。
（10）学习。康熙帝史称千古一帝，不仅专指他一生的业绩，也指他是清代皇帝中、可能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帝王中，最肯刻苦学习的皇帝。
“机务之余，犹有日课”“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经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
他并不以天子之高位而目空一切。他深知并告诫众皇子：“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朕生性好问，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自善也。”
他深知“玩物丧志”之理，他在勤政之余、罢朝之后，案几上堆放的全是书。他要从中挖掘识得“辨别古今治乱得失”之道。
他也一直以此教育诸皇子：“《尚书》记载帝统道法，关切治理”；“思帝王之政之要，必本经史”，“朕惟以《春秋》者，帝王治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
他对诸皇子训曰：“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又训曰：“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读书之法，以经为主。苟经术深邃，然后观史。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学如不及也。”
康熙帝看书，以治国理政为轴，以治国理政中有用为目的，视此为正书，其他为闲书。他把方术符道视之为邪书，鄙之、弃之。
康熙帝的读书、学习范围还不限于中国古代经史。勤政之余，他还通过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几何、地理、哲学、拉丁文、音乐、医药、解剖学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几百位帝王中，史无前例，又空前绝后者。
以上，乃康熙帝勤政，或与勤政密切相关读书学习之若干内容。
2.雍正帝的勤政
雍正帝的勤政几乎已妇孺皆知，这里仅将他与康熙帝勤政的不同之处，作一些简述。
雍正帝的勤政始终囿于深宫高墙之内，主要集中并局限在养心殿和圆明园两点一线间，他勤政只勤在奏折朱批上。他从来不上马带兵，也从来不下马视察民情。即使是军事、水利、庄稼、天灾等大事，他也全是坐听汇报，审阅奏折，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最大不同。
雍正帝的勤政取得成绩时，喜欢听歌功颂德之言，甚至乐闻祥瑞之说，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在处变不惊上，雍正帝的勤政不及康熙帝勤政中从容、镇定、自信。例如，雍正上台之初西部20万人动乱、贵州苗民动乱、京师大地震等事件时，雍正帝的慌乱、恐惧之状，显而易见，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在识人、用人上，雍正帝有许多打破传统常规之法，值得借鉴。但雍正帝很迷信八字、迷信面相，偏重才能却轻忽品德。雍正帝尤其突出把忠君作为识人、用人首条，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很大不同之处。
关于进贤、退不肖，雍正帝与康熙帝有相同之处。但在施行中，往往仍把忠君作为贤良，把不忠或忠字不纯作不肖，这与康熙帝勤政中对官员要求的主要内容有所不同。
在不尚空谈，提倡务实、实干上，雍正帝与康熙帝有相同之处。但在施行中，往往一拖再拖，计划与兑现经常脱节、落空。其清亏空、西部用兵、改土归流、整顿风俗，基本上皆如此。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不同之处。
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上，雍正帝对下级臣僚讲得多，自己在身教行动上做得少，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雍正帝执政一生中，从不与民同乐，甚至根本不与人民百姓接触，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很大不同之处。康熙时代，有一次康熙帝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康熙皇帝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则政何以理焉？”
君主理朝诚然不可不见大臣，则君主理朝可执政十三年至死不见百姓乎？
雍正帝心中并无敬畏之心。“君即天”“朕即国”是雍正帝勤政中的一条总纲、主线，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无论在皇子时代还是身为皇帝时代，雍正帝勤政之余对读书、学习看得很淡，更不愿向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学习。雍正帝虽作了这样那样读书的肖像画，犹如今人摆姿拍照，作秀大于纪实。雍正在勤政之余如何读书，空白无纪。而玩狗玩鸟玩收藏，痴迷于炼丹，追求长生不老，倒有详细记载。这是雍正帝勤政及勤政之余，与康熙帝勤政及勤政之余的又一不同之处。
3.雍正帝为何勤政
勤政，即勤于朝政、勤于理政也。从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研究者都在大力宣传突出介绍雍正帝勤政，多数介绍基本上只是在简单重复、照搬、人云亦云，很少去深究雍正帝为什么勤政。而如果不去深究雍正帝为什么勤政，不去深究雍正帝勤的是什么政，则雍正帝的勤政就失去了正能量。有人戏云，希特勒不勤政吗？然，希特勒那样的纳粹狂人越“勤政”，则全世界就越遭殃。可见，勤政是有能量正负之分的，本应是当然之义。
勤政两字本身、单从字面上言，无所谓正负。但谁在勤政，为何勤政，在勤什么政，必然会在勤政内容与勤政目的、勤政带来的社会结果上存在社会能量的正负之分。例如，从历史纪录片中可知，德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也是勤于朝政、勤于理政的。然，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越“勤政”，被他屠杀的各国人民就会越多，世界就会越遭殃。
因此，分析雍正帝为什么勤政，在勤什么政，就很有必要。
雍正帝为什么勤政，有其内因、外因之因之果。
康熙帝去世后第七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7日），雍正帝在其汉文版即位诏书中开首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提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
这句话本是康熙帝遗诏之所言，也是雍正帝即位之初对于如何治天下的政治表态。
敬天法祖是两个部分、有两个内容，这里先说法祖。法祖，就是效法列祖列宗，就是继承、学习列祖列宗治理天下的理念、做法。而清代入关前后，雍正帝的列祖列宗无一不是勤政者。康熙帝在遗诏中要求其继承者必须“敬天法祖”，有许多内容，勤政，只是其中之一，却又是首先、必须之一条。先不去评论雍正帝即位是否正常、名正言顺，雍正帝即位后，首要的必须的表态和表现，就是必须要勤政。否则，就不符合康熙帝对即位者的政治要求。
换句话说，康熙帝去世后，无论谁继位，都首先、必须要勤政。
雍正帝有过谕旨：“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孜孜图治，圣寿已至，犹日搅万机，不倦于勤。朕仰承鸿业，自宜效法前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岂当力富力强之时，而可稍图暇逸乎。皇父七旬犹日搅万机，不倦于勤。自己正值年富力强，岂可贪图暇逸。”这应该是雍正帝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故，笔者将其归于雍正帝勤政的内因之一。
康熙帝8岁继位，14岁便开始亲政。他自己规定：“每日听政，必御正门。”正门，即与皇帝所居内廷最近的乾清门。每月除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日常朝在太和殿之外，其余时间都去乾清门听政、理政。常朝比较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各国各省进贡使臣行礼等例行礼仪。常朝之后，康熙帝仍再去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风雨不误。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天尚未大亮即更衣上朝。春夏早六时，秋冬早七时，必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盛夏季节，因天气炎热，临时移往西苑南海之瀛台，“每日早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令臣下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有时因病不能御门，则另换时间，“日理奏章，未尝废事”。
有时春季驾临玉泉山，每天早晨按时在玉泉山内前亭照常听理政务。康熙帝出巡时，部院各衙门章奏集中于内阁，每二三日通过驿递驰送行在。一般多于晚刻到达，康熙帝便立召扈从大学士、学士等，于行幄帐内或行宫，处理折本。有时，早晨于网城南门外，召诸王、大臣，发布谕旨。至秋，康熙率禁旅至北京永定门外二十里的南海子（南苑）围猎习武，每日合围四五次，奔逐百余里，不以为劳，至晚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认真批答，“一更乃已”。
康熙后期，每年都去承德避暑。避暑山庄的内午门、“烟波致爽”寝宫及“万壑松风”等地，都是康熙帝接见官吏、批阅章奏之处。康熙帝还时常去畅春园暂住，仍每早按时“御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因为澹宁居位于畅春园大门东墙角内，便于官员尤其是年老官员进出。总而言之，康熙帝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理政。呈到他手里的，都是军政国计民生大事。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康熙帝不仅不分寒暑昼夜勤政，他的勤政理念也相当开明。他多次强调：“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因此，他最反对臣下附会、迎合，而是真诚鼓励臣下各以所见直陈。他对臣下说：“朕从来不惮改过（不怕修正个人意见），惟善是从，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从之，此尔等所共知也。”
他希望“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他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即勤政是为图治，勤政不可中断。
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他曾小结说：“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无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甚眷念”。他还对大学士明珠等人总结道：“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至四方疾苦、民生利弊，无由上闻”，“朕虽凉德，上慕前王之盛世，凛遵祖宗之家法，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
他力图将君臣关系如家庭内父子之谊相待。遇有战事，本章最多时，日达三四百件；通常，少者每天亦不下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都“亲览无遗”。一般人以为，堆积如山的奏章，皇帝未必全看，书写时不免粗心疏忽。岂知康熙帝连其中错字都能发现，并予一一圈岀改正。其翻译不准确者，亦亲手改正之。
康熙帝勤政，还注意不陷于事务主义，不拘谨于细枝末节。康熙帝听政中发现有同一件事两部重复启奏，便创立了会同启奏制，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如：“兵部议叙军功之事，必请下吏部。及至吏部，乃并无别用察核之处，复行启奏。”按照会同启奏制，避免兵、吏两部重复启奏，“可以会同一次题复。事既不繁，且经两部详确会议，不至舛错。”
再如分编佐领一事，户部、兵部启奏重复，“委属繁冗”，康熙决定，“以后如此等事，俱着两部会同启奏”。还谕令大学士、学士等：“凡可二次会题完结之事，嗣后不必两、三次具题，于应会会同之部院，即会议结案奏闻，如有仍违误具题者，尔等即随签以进。”
康熙帝勤政之理念及勤政之方法，为后来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雍正帝急切要想有所作为，要当“一代令主”乃至“千古令主”。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英明领袖。但雍正并不是经过实践一步步熬到君主之位，而是一夜之间一步登天的，以前并无任何重要职位，没有从政经历，更无政绩功业，他曾自认皇子时代甚是“平庸”，必须以勤补拙方可行政。这从他的两次谕旨中也可以清楚看出。
其一，雍正即位之初，在给太后的面奏内曾坦言：“朕于政务素未谙练。”
既然如此，唯一出路和办法，惟有勤政；其二，“敬天法祖”是必须遵循之法理，雍正四年十月丁亥（1726年11月22日），他对大学士谕：“朕自即位以来，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
从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1723年9月11日）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朱批训谕折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何勤政。雍正朱批道：
昔日为王时，持身闲适，无意求取声名，兹每思前事，即深感惭愧。兹不意骤登大宝，倘再不留意名操，则是关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劳之是非也。此虽非朕之本心，但往日夙愿已不可行矣。若仍固执前行，则有负皇考也。虽平庸，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至尔等省臣，以前有隐瞒未奏或因掣肘无奈导致舛误怠懈等事，朕如此推诚相见，体谅尔等，唯不副朕造益地方百姓之诚，对以往过失仍行推诿，隐瞒真情，百般掩饰，务期以往举措获朕称许，则反误其间，极为可惜，岂能行耶？我君臣俱应开诚相见，捐弃前愆，以求来日。凡事唯求实心黾勉，爱惜心血，不图安逸，勤勉整治地方。勉之。
“虽平庸，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就不仅是泛指过去曾经平庸，更是泛指当下。这是雍正自己亲口承认的，是实话真话，非政敌对其攻击之言。正因为过去平庸，现在又不甘平庸，事事要勉为学习以求日新，这就不能不勤政。他常道：“当朕在藩邸时，朕从不留心闻听，今居此位，不得不如是也。”
“不得不如是”，是指他的角色、身份、地位变化以后，责任和使命担当“不得不如是”之必然，也是因过去长期以来政务素未谙练，如今“不得不如是”事事勉为学习之必然。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723年9月23日），雍正在给广东巡抚年希尧的朱批中写道：“向日朕之疏懒，你是知道的，何也？应当那样，何苦徒自苦于无用而反有害也？俗云：‘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及至今日，如何图得安闲？”雍正自己一语道出，正是向日之疏懒，造成向日之平庸。
过去长期以来，父皇康熙帝对其并不特别重视，所以疏懒，是个“天下第一闲人”“闲王”。这种状况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是出于韬光养晦。同日，在给广东巡抚年希尧的朱批中又谕旨道：“既有责任在身，非勤不可。”这既是他对臣属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依笔者之见，雍正帝勤政还有一个深隐于身心的内因，那就是他要迫不及待地将功赎罪，用勤政求得九泉之下皇考的谅解与保佑。如，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两江总督查弼纳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只勤而又勤，慎而又慎，若能以全皇父脸面，上天必鉴而惠保。”
显然，雍正帝希望通过君臣勤政，以求得上天与皇考的认可、惠泽与保佑。
同年三月初四日又在两江总督查弼纳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仅将此意此行敬而益敬，勤而益勤，如此而为，我君臣必定叨蒙永久恤悯、佑庇之恩矣。”
以上这些，都是促使雍正帝“不得不如是”勤政的内因。
4.雍正帝的勤政内容
勤政，顾名思义，是勤于政务。但雍正帝的勤政内容，不仅是勤于政务，而是几乎无所不包：一方面，大至密折制度、摊丁入亩政策的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国家人事的升降奖惩与调动，宗室、后宫的人事升降、奖惩、册封与调动或变动，每年秋后对刑部处决人犯作最高层级核准批复。以上，理当属勤政项目之内。另一方面，雍正帝的朱批甚至还包括对臣属家事（如婚宴之类）的干预或决定，甚至小至对某件工艺品的制作、改进要求，甚至对狗窝、狗衣的具体要求，等等，都要等候雍正帝的一一谕旨或朱批才可决定如何行动。
雍正帝的勤政，主要或大部精力投入在并见诸于朱批上。雍正元年（1723）二月的一条谕令对此有过详细记载：“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旸是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邻近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
此外，雍正朝还有大量满汉文的谢恩折、请安折。其细小琐碎之程度，实属罕见。
下面，仅以雍正元年（1723）《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一册为例，进行说明。
（1）请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报告州县官吏病故本
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1723年2月18日）起，请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报告州县官吏病故本就开始呈现，从此源源不断。如，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盛京礼部侍郎巴济纳题为年老体衰请求休致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23年2月17日）南巡抚杨名时题报阿迷州知州详请休致本，同日，署山西巡抚德音题为留晋办理军需之工部郎中赛龙阿年老乞休本，河南巡抚杨宗义题报裕州知州董学礼病故日期本，广东巡抚杨宗仁题报河源县知县申玉衡病故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傅泽渊题报归安县知县丁绩曾患病乞休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杨宗仁题报博罗县知县韩钦病故本，广东巡抚杨宗仁题报博罗县知县韩钦病故本，河南巡抚杨宗义题报巩县知县邹传尧病故本，河南巡抚杨宗义题报河道总督陈鹏年病故本，等等。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23年2月17日），一天之内，竟有4个乞休本和病故本。
对中央政府而言，知县这样的官吏属基层单位多如牛毛。为什么病故或要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之类事，还要题本皇帝过目？因为，无论休致还是病故，必须要另外及时更换或补充。而更换补充必须要皇帝亲自批准。
雍正帝这个人爱信八字，选人时还在乎面相，这便常常要过目过堂。更要求即将更换、补充的官员要牢记皇恩，所以必要籍此召见训话。中国这么大，每年乞休和病故的知县都要批复并召见，确实勤政。然，将这类勤政谓之雍正帝事事搅权，事事独裁，亦并不冤枉他。若雍正帝只对朝廷大臣的乞休、病故、更换、变动掌控，将知府知县的乞休、病故、更换、变动交由吏部或六部按录用条件去运作，自己时加考察是否可以勤政得更为合理，更为开明？
（2）谢恩本
从雍正帝即位之初起，谢恩折就风起云行，这同雍正帝本身的做法大有关系。例如，雍正帝即位之初的半年内，多次将圣祖康熙帝遗物（衣帽、笔砚、扇子等）赏赐臣工，作为宠信、拢爱之举。如，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1723年4月10日）山西巡抚德音奏谢赏先帝衣服等物之恩本，三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抚李成龙奏谢赏先帝亲用端砚等物本，四月初一日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先帝御用物品本，福建巡抚黄国材奏谢赏先帝亲用衣物本，四月初四日陕西巡抚噶世图奏谢赏先帝御用砚墨等物本，四月十九日河南巡抚石文焯奏谢授河南巡抚并赏先帝御物之恩本，二十六日贵州巡抚金世扬奏谢赏端砚荷包等物之恩本，五月初三日云南巡抚杨名时奏谢赏先帝御用物品本，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谢赏先帝御用物品本，六月十一日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先帝亲用之物本，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谢赏先帝亲用之物本，七月十九日江西巡抚裴律度奏谢赏圣祖遗物之恩本，七月二十日四川巡抚蔡铤奏谢赏人参之恩本，等等。这些谢恩折，其实就如同效忠书，一封接一封从全国各地飞向雍正案前，达到了雍正帝预期的目的。
臣属升职，更必须谢恩。如，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1723年3月12日）新升湖广巡抚那齐哈奏谢升授湖广巡之恩本，山西巡抚德音题为代新升山西布政使森图谢恩本，福建巡抚黄国材奏为臣子补授陕西甘山道谢恩本，二月二十四日广西巡抚孔毓洵奏为钦奉皇上御极恩诏谢恩本，等等。这类谢恩多如牛毛，几乎已成所有升任官员接旨上任后之定例。
甚至，连官员儿子入国子监读书，也要谢恩。如，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1723年4月19日）漕运总督张大有奏为钦奉恩诏送一子入监读书本，三月十七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送一子入监读书之恩本，三月二十三日广东巡抚黄炳奏为钦奉送子入监读书恩诏谢恩本，二十四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谢实授云贵总督之恩本，四月初四日江宁巡抚昊存礼奏谢照品封赠并送子入监读书之恩本，七月二十一日署广东巡抚年希尧题代广东布政使王朝恩谢封赠二代并送子入监读书之恩本，等等。
这个监，是国之监，相当于今日之干部子弟学院，雍正特批恩准这些官二代入监读书，这些为父的做官者自然要谢恩。雍正还在景山开办宗学，将宗室（即皇亲国戚或大官的子女）入学。此举与其说是重视教育，不如说是更重视官二代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等级差别和文化等级差别更为到位。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兄为弟谢恩，弟为兄谢恩，也粉墨登场，热闹不已。如，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署广东巡抚年希尧奏为赏弟年羹尧太保世袭三等公兼兵部尚书职衔谢恩本，八月初四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奏为旅兄年珐尧授湖广上荆南道谢恩本，就是一例。
（3）事务琐碎、无当奏本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将精力放在抓国计民生大事上，还是陷入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堆中，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个执政理念问题，是执政有无重大规划、有无顶层设计，有无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无国家明确走向及蓝图的重大问题。从雍正朝题本奏折与雍正朱批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以上问题之存在、之严重。
雍正即位之初，急于要解决朋党问题，急于要解决反对派，这是任何执政者无可回避，也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上，雍正初年，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对派朋党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人心所向、朝野舆论。即使雍正怀疑或担心有朋党存在，在雍正的处置下，也很快就不复存在。在朋党已基本上不复存在或已被打散的情形下，发展国家经济，提高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计应是重中之重。但雍正在头六年内，不是在发展国家经济，提高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计上作出重大规划、作出顶层设计，作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以研究决定国家走向，而是仍在解决并不存在或已不复存在的朋党反对派上殚精竭虑。
雍正也并未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忙于三年内清退亏空。事实上，三年内清退亏空的近期目标也并未实现，终于将期限一拖再拖，一改再改。这同雍正将大量精力浪费在关注、解决琐碎事务堆中，也大有关系。如：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参工部贴写书办不慎烧毁稿卷该管官员一并罚俸本；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署掌河南道事监察御史迈柱题为照例查报上年十二月下吏部科抄咨呈已完未完数目本；雍正元年二月初五日署云贵总督高其倬题为造送贵州秋季己未逾限钱粮命盗案件清册本；雍正元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为员外郎吴黑等承差疏忽致使八人脱逃请革职本；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为直隶昌平州知州隐讳盗案请革职本；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查弼纳题报江宁府理事同知系族侄请令回避本；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兵科掌印给事中陈世倭题明独石口外章尉拿获盗贼一案迟延之故系兵部逡漏注销本；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安徽巡抚李成龙题请准来安县知县冯文汉归宗改复李姓本；雍正元年六月十八日川陕总督年羹尧题参陕西光棍冯氏父子庇匿钦赃请将其子革职一并监追本；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浙江巡抚李馥题应得荫监之嫡长孙请准在家读书本；八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杨琳题浙江山阴县贡生吴征入幕十三载实属历练老成本；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奉天府府尹邹汝鲁题参锦县知县娄起镐昏庸无能请敕部严加议处本；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参内务府员外郎等擅骑驿马请拿交刑部从重治罪本；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两江部督查弼纳题报本署幕宾品行本；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署甘肃巡抚傅德题报工部侍郎王懿行至庄浪病故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江西巡抚裴律度奏长子崇锡遵旨在家读书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漕运总督张大有题为遵旨呈报所延幕宾姓名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广东杨琳奏为长孙杨铸奉恩诏得荫生情愿随本职任所读书本；等等。
以上题本，无一件是国计民生大事，无一件是十万火急之军情大事，也无一件是非要由皇帝亲自处理不可之事。然，从各省总督巡抚到府尹，连官二代子弟可否在家读书，内务府员外郎等擅骑驿马，幕宾品行，有家奴脱逃等琐碎事情，却都无不正儿八经题报龙案，非要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过目，雍正不勤政也不可以。
翻看雍正朝满汉文奏折中几乎80％以上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这说明雍正之独裁，已成国家政治生活之常态。雍正如此集权却又将精力消耗在一大堆无关国计民生的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上，是作茧自缚，工作方法很不可取。他将自己陷入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之中灯下朱批，是可歌可泣值得歌功颂德之勤政，还是对如此勤政应予剖析，应予去芜存精？雍正本人已不可反思，习史之人是否可对其勤政作些历史反思呢？
（4）有质量的题本寥若晨星
雍正龙案上堆积的大量题本，几乎80％以上都是如上无关大局、琐碎事务的谢恩、请求退休、报告官员病故或其他鸡毛蒜皮之类的题奏，有质量的题本寥若晨星。
自雍正元年一月一日起，直至六月底，在堆积如山的几百件题本中，跳出了一件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题为钦奉上谕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本，六月二十九日云南巡抚杨名时题报钦奉上谕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本。这是相同事、重复题报的题本。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回避制度。雍正注意到并规定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具有司法革新、廉洁公道的意义。但这样有质量题本寥若晨星，在几百件题本中仅2件。而这2件又是相同事重复题报，实质上只是一件。
雍正元年七月十八日（1723年8月18日）湖广总督杨宗仁题报查明湖北华容县知县马世珍居官平庸本，是年八月初六日漕运总督张大有题参江西赣州府通判勒诈银两请革职本，这些都是吏治中直面问题，有质量的题本。
（5）题本中暴露出的问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1723年11月20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报候选钿府监生等捐纳米驼请按各官品级给予封典本，暴露出雍正初年用捐纳进仕做官已蔚然成风成为制度惯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723年12月6日）……广东巡抚年希尧题参儋州知州重加火耗请革职本，说明对重加火耗一事如何处置是有不同看法的。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4年1月16日）通政使图兰题参福建巡抚黄国材题本与例不符本。然，同一天，福建巡抚黄国材竟也题请告休守陵本。
按雍正帝的要求，奏本应严格保密。通政使图兰的题参与巡抚黄国材之间显然存在芥蒂，黄国材也显然与图兰在斗气，这才会出现图兰题参黄国材的同一天，黄国材竟也题请告休守陵本的怪事。
如果图兰心存善意，黄国材题本与例不符的事可予当面指正，何至为此惊动圣驾。说明利用题本相互攻击，已愈演愈烈。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1723年6月18日）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题请将云贵总督革职、贝子允禵永行停俸本。皇太后乌雅氏（雍正帝、允禵兄弟两人的生母）五月二十三突然自杀愤然离世，同五月十六日后雍正帝下旨永行停止允禵俸米有关，同五月二十二日太后下旨召允禵回京不得，更直接有关。
（6）奇怪题本
如，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1723年6月14日）直隶巡抚李维钧题为宣化府知府实难称职请准原品休致本。既是不称职，要么降职，要么停职，怎可按原品待遇退休？这与通政使图兰题参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小题大做俨然迥异。
还有更奇怪的。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1724年1月4日），内阁学士希布题为年老力衰请求休致本。拉锡原为康熙帝身边御前侍卫，任职七年从未提升。康熙帝逝世后，半年不到，拉锡连升四级，官至都统、内阁学士。照理，拉锡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怎能雍正元年就提出休致请求？
题本中暴露出的问题还有，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1724年1月1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请纠拿督抚严饬各州县廉洁自持严束吏役不得滋扰乡民。隆科多是老成谨慎大臣，如果此类现象不是普遍现象且已相当严重，隆科多怎会为此专门题本？
以上，均为题本所存、所见，也系雍正十三年全部题本之缩影。雍正帝勤政之内容，也从中历历在目、窥豹一斑。
5.雍正帝的以农为本
“国之大事在农，而为政在人。”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庚寅（初三日）谕内阁：“自古帝王致治诫民，莫不以重农为先务……《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缓也，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说明雍正帝对农业非常重视。
但雍正帝的重农，与康熙帝尚有不少异同之处。雍正深知，民事之所以不可缓，因为民以食为天，天天要吃饭。只要老百姓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老百姓不造反，社会才能久安长治。为什么必须以重农为先务，根本原因在这里。
雍正帝虽然也念了《论语》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个“足”，只是“足”以糊口吃饭、饿不死而已，决不是富裕之足。综观雍正帝的十三年，其政策的倾向始终不断向皇室、向皇家贵族集团、向朝廷大官倾斜。这是以官为贵，不是以民为本。社会腐败和贫富差距，比康熙帝、康熙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帝也是封建帝王，他的制度、政策从根本上说，也为贵族集团、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康熙帝不仅自己相当节俭，而且深谙不患贫、患不均之害。这个“患不均”并非指没有差距，而是指不合理的巨大差距，是指畸形之不公。
康熙、雍正帝“以农为本”的相同之处是：两帝都非常重视农业，都在奏折朱批中对此投入了大量精力，都重视开垦荒地与移民，都在灾年及时发赈济荒，都重视水利建设，都重视仓储，等等。
康熙、雍正帝“以农为本”的不同之处，则可见于以下诸项：
（1）雍正帝以农为本中的机械唯物观
如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这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观，不仅严重压抑了商业发展，其实也并不利于农业发展。
（2）雍正帝以农为本中的迷信与形式主义
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1724年9月26日）顺天府尹张令璜奏进：“皇上躬耕耤田内，瑞谷一茎四穗者，三本一茎三穗者，三本一茎两穗者十二本，臣等传观之下，不胜欢忭。”
大臣们显然都知道雍正帝喜欢听这一套，于是，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马齐等又奏：“八月二十四日臣等同现丰泽园皇上躬耕田内收获之稻，一茎四穗者五本，一茎三穗者四十五本，一茎两穗者二百三本，皆穗长盈尺，珠粒园坚，较之往年稻穗多至一百六十余颗，诸臣敬观之下，不胜踊跃庆幸。”
因为康熙帝向来反对、不信、不喜欢这套东西，大臣们自然也就从不敢在朝廷中搞这一套东西，这就是区别。
雍正在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为亲农、重农表率。然，后来又流于形式。如，“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于四年（1726）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备置耤田，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皇帝‘敬天勤民’，学习皇帝注重农功的精神，劝率百姓力田务本。”
这些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康熙帝向来不喜欢，也反对臣僚胡搞。雍正二年（1724），雍正说农民辛劳作苦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连不肖士人也不如他们。因此下令各州县官，每年在每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给予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此举不仅徒有形式，反而滋生贿赂、地霸钻营钓誉，后被乾隆帝废除。
（3）雍正帝扩大开垦
雍正二年（1724年），指示年羮尧争取在宁夏扩大开垦。雍正六年（1728），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人民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命根据各地区流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牛种口粮，以事安置。
（4）雍正帝边修筑水利边建造龙王庙
雍正二年，派吏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修筑浙江，江南海塘。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十五万筑浙江海塘，十九万筑松江海塘，雍正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雍正说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保证安全，改筑石塘。后来在石塘之外，修贴石土塘一道。
雍正朝的水利建设与改造，总理大臣允祥（即康熙帝的皇十三子）功劳大矣，另述。然，雍正帝一边修海塘，一边又在浙江海宁钱塘江边筑造龙王庙，求龙王佑护地方平安、风调雨顺。
雍正朝在浙江，江南修了海塘，江北盐场却出了人命大事。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淹，竟溺死灶丁男妇四万九千余人。
除了扩大开垦、修筑海塘、兴修水利是振兴农业的实政外，康熙帝亲耕，为选良种；雍正帝亲耕，为大臣渲染祥瑞提供平台与材料；康熙帝治黄河及其他水利，亲临现场，几十年如一日。雍正朝搞水利，雍正帝从不亲临现场；康熙帝蠲免，灾年免，丰年有时也免；康熙四十年二月十五日（1701年3月24日）谕直隶巡抚李光地，“虽遇丰年，民犹艰食，务使真正穷民咸沾实惠。”雍正朝蠲免，大都由督抚报灾才施蠲免，丰年不免，还要将灾年所免补缴。此外，与之相关的米价、赋税都要高于康熙朝、康熙帝。
雍正朝的可耕地田数要高于康熙朝，但农民生活未必提高。一方面，同米价、赋税提高有关，另一方面，耕地田数有虚报、浮夸或隐蔽少报等不实之弊。督抚多报、是为多征；督抚向中央隐蔽少报，是为少缴。故，雍正朝的可耕地田数，并不准确。
此外，康熙帝御制《耕织图》，是为感慨农民耕织之不易与辛苦；雍正帝御制《耕织图》，是为美化自己，是为掩饰、美化他与宫女钮祜禄氏私生弘历于热河避暑山庄外狮子园的那一段历史。
雍正帝岀于经济与统治需要虽然主观上不得不重视农业，但他在以农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制度、实际政策上，未见得比康熙帝的以农为本理念及实际政策更先进、更见成效，某些做法例如扩大税收、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上，其实是在倒退。
（三）以“君即天”“天无二日”的“君本位”统治思想为纲——从头戴假发与《雍正刺虎图》说起
1.君即天
“君即天”，天至高无上，故，君主即天主；君主代天主行使意志；对君主不忠、冒犯君主或至埋怨，都必会遭天谴，重则天诛（灭亡）。这就是雍正帝的君本位统治思想，也是他经常在朱批中宣传、灌输、训斥臣工或威胁臣民的工具。
雍正帝向臣工强调：“为人臣者，奉君之法是即奉天之道。”
“不以至诚事主，断无不遭上天谴责之理，是以数年来，凡欺罔负恩之人，无不即行败露，天道之近且显若此，岂不可畏之甚哉。”
“君即天……，逆天岂能逃于天谴乎？如汪景祺，查嗣庭其明证也。”
“上天之赐福降灾，即如人君之赏罚，若休征而承之者骄矜纵肆，则将转福为灾；咎征而承之者戒慎恐惧，则将化灾为福。即如君臣上下，用赏用罚，无非曲成之，使改过迁善也。”
“是是非非，惟朕是从。”“尔诸臣若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于朕所嘉赏之人，尔等若一体称赞，其人则愈加鼓舞，一他人亦企慕效法。朕所恶刁恶之人，尔等若一体贱恶，其人乃无地自容，亦可望其悛改。”
“为臣的，要心上惟知有君，这就是尽为臣的理。”
“竭虑殚诚，惟图报主，除此一念之外，毫无所顾。”
雍正七年正月，兵部侍郎史贻直奉雍正旨意，训诫福建总督高其倬云：“大凡人臣事君，不但当以身事，更当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礼，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己，斯可以任封疆之重。”“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
雍正帝还当面训斥直隶巡抚李绂：“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者，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道理。若自心谓记载数篇文章，念诵几句史册，心怀轻朕之心，恐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内感佩可也。朕非大言不惭，纵情傲物以位以尊胜人之庸主，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则永获益是矣。”
“人臣若能以诚事君，则一言一动无非出于忠爱之心而无一毫欺隐之念。何患事有不立政有不举哉？”“君亲大义也，而君为尤重。”
雍正帝最为敏感、最易恼怒的底线、红线，是臣属不能有二心，必须有忠心。为防止臣下不忠、有二心，雍正帝特别忌讳、防范朋党。“朕以为君子无朋，小人则有之。”
雍正帝当然也讲过许多做官要公而忘私，要国家、社稷至上的话，如，“盖忠则知有国而不知有身，正则知有法而不知有情。”
田文镜积极配合，“惟知有君，则凡事悉秉至公。”雍正帝当然喜欢他。
“大凡为臣者，必以报称君上为心，而不得有瞻顾身家之念，古圣贤之教忠皆是道也，及乎居官，则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尽屏其偏颇党同之习，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谓实心任事而智名勇功于是乎出矣。”
雍正帝之所以特别鼓吹人君天授、君即天的君本位统治思想，是雍正初年为应对其继位不合法、不名正言顺、缺失有力证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的特殊政治需要，是为这种特殊政治需要所作的特殊政治宣传。同时，也确实是他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反映。但，康熙帝从不这么说。
如，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谕：“皇考以冲龄登极，深居九重，一切纤悉艰难之处，尚有未尽周知者，亦未可定。若朕在藩邸四十年，阅历甚久，岂得犹以朕为未尽知者乎？”
类似相同的话，雍正说过多次。其言外之意用大白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先帝登位时，还只是个稚童，能懂什么？怎能如我已四十年阅历之久之帝王？
同一天，他又说了以下这段话：“古来书史所纪，多言人君为臣下蒙蔽，朕以为不然。夫人君岂皆庸暗，必待贤明之臣引君于道，独无睿哲之君可以训迪臣工而引之于道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学士马齐、公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领侍卫内大臣等奉上谕：
……从前罪过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件。朕俱曲为宽宥，不过切加训诫，冀其改过自新，并未降职一级，罚俸一月。乃在廷诸臣为廉亲王所愚及，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
即朕屡降谕旨之时，观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惟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大学士王琐龄、侍郎沈近思曾在朕前陈奏。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亲王贻累者甚多，乃甘心忍受，并不归怨廉亲王。而廉亲王恬然自安，全不知愧，又不念及国法，全无恐惧，此党援之终不能解散者也。”
这说明，不仅八阿哥廉亲王对雍正帝“君即天”的君本位天人感应说毫无恐惧，而且，在廷多数臣工竟公然用脸色向雍正帝表明，他们并不以廉亲王为非，即以雍正帝为过于苛刻，多为廉亲王抱屈。甚至，即使为此受廉亲王之株连而受伤害，也甘心忍受，也并不归怨廉亲王。
可见，即使雍正帝舞弄“君即天”大棒，玩弄天人感应的天谴说，也未能成功，失败了。朝廷的民心，据雍正帝本人以上自述，并不在雍正帝这一边，则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即使当时完全站在雍正帝一边的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等人，未几，也都受到了“天谴”与“天诛”。
年羹尧、隆科多、延信、戴铎，这些雍正帝曾经的心腹、恩人、功臣，未风光几年，都相继倒在了雍正帝架设的“有二心”这条底线、红线上。
领侍卫内大臣是清廷职高位重大臣，竟也公然对抗雍正帝。此事见于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1725年4月11日）上御干清门谕旨：
阿灵阿、鄂伦岱二人原系廉亲王允祀等之党首，罪恶至重……朕（四阿哥雍亲王）奏云，皇父圣体初愈，此等悖逆之人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令其边地料理驿站效力行走，伊到彼处并不效力，以抚恤驿站之人及将驿站事务败坏，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闻知后，赏赉数万金，另遣效力人员前往料理，以甡蒙古之困。鄂伦岱种种罪恶俱行宽免，并未治罪，从驿站调回，仍令为领侍卫内大臣，又为都统，伊之父祖，朕俱厚加恩典，冀其悛改过恶，为朕出力。而鄂伦岱结党之心坚如金石，并无感激报效之念。以为朕之加恩其父祖，皆因隆科多之力所致，在朕前并无一语奏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