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治国理念

一、康熙帝的治国理念

（一）从《庭训格言》《圣谕十六条》说起

评论雍正帝的治国理念时，为什么还要介绍康熙帝的治国理念呢？这是因为只有把雍正帝同其前任作比较，才能对雍正帝的治国理念看得更全面、更真切，才能分出良莠高下。

康熙帝从对皇子的教育抓起，重心落在两个方面，其一，如何做人；其二，如何做事。这是因为，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不仅是个人修养素质，更会直接影响到将来治国理政。

在如何做人方面，康熙帝既推崇儒家的经典，又会加上他个人的心得；既有言传，更重身教。在时间顺序上，《圣谕十六条》颁布于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帝十七岁）；《庭训格言》陆续出现在平三藩之后，将其系统化并刊刻成书，则颁布于雍正八年（1730），由三阿哥诚亲王奉命主持编纂。

《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即“敦孝弟（悌）以重人伦”。

何谓人伦？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五伦也。任何人的社会关系，必是先有父子、兄弟，长大了才有夫妇、朋友关系，其后才出现君臣关系。所以，五伦中排在第一位的，并不是君臣关系，而是父子、兄弟关系。父子、兄弟关系乃人伦之始。《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即为“敦孝弟以重人伦”，道理在于此。

何谓孝？《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始也。”“只要养得父母一日、便是报得父母一日，替得父母一事、便是报得父母一事；使父母身体安逸、心志快悦，这方才是孝。”故，康熙帝在《庭训格言》里强调：“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其可谓真孝者矣。”

《圣谕十六条》的第一条之所以一开头便说“孝弟（悌）”两字，是因为只有为人者能够先孝于亲，未来才能会忠于君。自古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能弟于兄，便能识上下礼体而尊敬长上，能尊敬长上便能和睦于家庭，能和睦于家庭焉有不顺父母之理？

孔子的弟子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认为，犯上作乱即大不孝。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提倡百善孝为先。康熙帝又对孝字深化了要求。康熙帝特别指出，孝，不在于形式。孝，首先要讲一个诚字。如果心不诚，只流于形式，那就不是真孝，是伪善、伪孝，是虚伪。

康熙帝训曰：“为臣子者，果能尽心体贴君亲之心，凡事一出于至诚，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可见，凡为臣子者，诚敬存心，实心体贴，未有不得君亲之欢心者也。”又曰：“朕待皇太后家人礼数，以至顺适为安，自然为乐，并不以朝见日期限定礼法而称孝。”时下常见有人以四阿哥多次宴请康熙帝作其孝敬表现，似与康熙帝的孝本意并不相符。又训：“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结合当时情况，这些训谕至少有一部分好像重点是针对当时的四阿哥说的。因为，从现在能够看到的史料而言，只有四阿哥说过、写过、有过，将天上玉皇、人间帝王，西天佛祖、古圣贤孔子全部一一骂过，四阿哥似最无敬畏之心者。

又训曰：“天道好生。人一心行善，则福履自至。……由是观之，仁者诚为人之本欤。”

仁者系为人之本，也是施政执政之本。

又训曰：“凡人平日必当涵养此心。朕昔足痛之时，转身艰难。足欲稍动，必赖两旁侍御人挪移，少着手即不胜其痛。虽至于如此，朕但念自罹之灾，与左右近侍谈笑自若，并无一毫躁性生忿，以至于苛责人也。二阿哥在德州病时，朕一日视之，正值其含怒，与近侍之人生忿。朕宽解之，曰：‘我等为人上者，罹疾却有许多人扶持任使，心犹不足。如彼内监或是穷人，一遇疾病，谁为任使？虽有气忿向谁出耶？’彼时左右侍立之人听朕斯言，无有不流涕者。凡等此处，汝等宜切记于心。”

这种暴戾恣睢恶习，将下人随便任性当出气筒，动辄打骂，二阿哥身上见过，四阿哥身上也见过。康熙帝对养尊处优的皇子动不动就将情绪迁怒于人十分不满。他责问，若穷人心中有气有火，其向谁发泄呢？他要皇子们时刻将此牢记于心。作为一位封建帝王，这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严格要求。康熙帝还批评过四阿哥“喜怒无常”，四阿哥辩称已经改了。四阿哥做皇帝后，只因两个唱戏的童伶多问了一句话，雍正认为与身份不符，竟下令将两人用棍棒打死。雍正对皇父一再教导要仁、要善良、要克制怒火、不可随便向下人发泄，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两个唱戏的童伶，即使有犯规之处，打几下板子也就算了，何至于要活活杖死？雍正无非是借此两条小命，向众人立威罢了。他对众弟兄、众功臣尚且残酷无情，这两条小命又算得了什么？

又训曰：“人之为圣贤者，非生而然也，盖有积累之功焉。由有恒而至于善人（有德之人），由善人而至于君子，由君子而至于圣人，阶次之分，视乎学力之浅深。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积德累功者，亦当求其熟也。是故有志为善者，始则充长之，继则保全之，终身不敢退，然后有日增月益之效。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得到证验、证果），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其功用岂可量哉（学无止境，功用亦无止境）。”

这个“熟”，意为成果、成效。孟子说：“五谷是庄稼中的好品种，但如果不成熟，那还不如稗子之类野草。仁，也在于使它成熟罢了。”“熟”，也可理解为表里一致、实在有用，此处之“仁”，不可徒有虚名的意思。

又训曰：“朕自幼登极，生性最忌杀戮。历年以来惟欲人善而又善。即位至今，公卿大臣保全者不计其数。即如幼年间于田猎之时，但以多戮禽兽为能。今渐渐年老，围中所圈乏力之兽，尚不忍于射杀。观此则圣人所言‘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语诚至言也。”显然，康熙帝是不主张大开杀戒的。

康熙帝又训曰：“《大学》《中庸》俱以慎独为训，则为圣贤第一要节。后人广其说曰：‘暗室不欺。’所谓暗室有二义焉：一是私居独处之时，一在心曲隐微则人不及知，惟君子谓此时指视必严也。战战栗栗，兢兢业业，不动而敬，不言而信，斯诚不愧于屋漏而为正人也夫。”康熙帝的意思是，做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不要搞阴谋诡计。是康熙帝已经看岀了四阿哥的毛病，还是康熙帝以儒家慎独为训，对皇子概而训导？

又训曰：“春至时和，百花尚铺一段锦绣，百鸟且啭无数佳音，何况为人在世，幸遇升平，安居乐业，自当立一番好言，行一番好事，使无愧于今生，方为从化之良民，而无憾于世矣。朕深望之。”

康熙帝一向甚为厌恶、反对碌碌无为。而四阿哥却偏以“天下第一闲人”“闲王”自居。四阿哥当时立了什么言？他立了《好了歌》《布袋和尚哈哈笑》《悦心集》。那么，康熙帝的这段训谕，既是广而教之，也有可能是有所指。康熙帝要所有皇子不可慵懒，施政执政者更必须有所作为。必须有所作为，这也是康熙帝的治国理念。

又训曰：“人生于世，无论老少，虽一时一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故孔子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我等平日凡能敬畏于长上，则不罪于朋侪，则不召过，且于养身亦大有益。尝见高年有寿者，平日俱极敬慎，即于饮食，亦不敢过度。平日居处尚且如是，遇事可知其慎重也。”

这是康熙帝再次强调人于世上，时时刻刻不可不存敬畏之心。即使身为天子帝王，也必须时时刻刻身存敬畏之心。

（二）个人气质、性格对施政之影响

1.胸怀天下，民意即天意

康熙五十五年（1716）丙申十一月辛未，诏曰：“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以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久远也……昔人每云，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综细务，朕不谓然。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念不谨，即贻百年之患。朕从来莅事，无论巨细，莫不慎之又慎，惟年即衰暮，只惧五十七年忧勤惕励之心，隳于末路耳。”

康熙帝认为，朝廷不为百姓谋利，将为谁谋利益呢？“朕听理诸事，必于民生关系之处，详加筹度，而后施行。”“人时之重莫过乎耕获，敬天之事莫过乎爱民。……以此随天授时，其道岂可易乎？”“民意即天意也。”“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

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十一月庚午，年仅20岁的康熙帝谕户部：“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丕以足民为首务。……朕思小民拮据开荒，物力艰难，恐催科期迫，反致失业。朕心深为轸念。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其所司官员，原有议叙定例，如新任官员自图纪叙，掩袭前功，纷更扰民者，各督、抚严行稽察，题参治罪。”“凡为政者，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托哉？”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冬十月戊子，上曰：“朕非但为百姓，亦为大小诸臣保全身家性命也。朕南巡时，闻龙潭地方建造行宫，恐致累民，曾谕总督阿山，令其拆毁。……总之，此不欲累民之念，可以自信，亦可见信于天下后世。”“不欲累民之念”是康熙帝治国理政的总纲，贯彻在一切方面，坚持了一生。

1697年巴黎出版的法国传教士白晋给法国皇帝路易十四的报告——《康熙皇帝》中说：

康熙皇帝精神上的美，远远超过他肉体上的美。他天赋极高、博闻强记、智力过人、明察秋毫。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具有迅速处理政务的才能，所以，庞杂的国务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乐趣而已。

他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法国耶苏会士对此甚为吃惊。

2.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勤政实干、不图虚名

训曰：“凡人有训人治人之职者，必身先之可也。”《大学》有云：“君子有诸己而后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穆特为身先而言也。”又训曰：“如朕为人上者，欲法令之行，惟身先之，而人自从。即如吃烟一节，虽不甚关系，然火烛之起多由此，故朕时时禁止。然朕非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禁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之？因而永不用也。”“中路出征时往来行走四月有余。日进一餐五更起行、至晚始歇。遇沙地、则下马步行……凡领兵行走、欲士卒精强马匹壮健、俱视率领之人、措置何如耳。且宁夏出兵之时，朕带领兵丁、每日杀兔数千。一日所获，可作兵丁几日干粮……领大兵行走、事必率先、心能豫料、始可服众令其遵指授而行也。”

康熙帝勤政也非常出色。康熙十二年（1673）丁亥十二月戊戌，谕大学士温达等曰：“顷因刑部汇题事内，有一字错误，朕以朱笔改正，发出。内外各衙门奏章，朕皆一一全览，外人谓朕未必通览，故朕于一应本章见有错字，必行改正，其翻译不堪者亦改削之。当用兵时，一日有三四百本奏章，朕悉览无遗，今一日中仅四五十本而已，览之何难？一切事务，不可少有怠慢之心也。”一天批阅奏章三四百本，其勤政之状令人敬佩。

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十月初四日丙寅，上驻跸行宫。上曰：“朕于各处奏折内，朱笔谕皆出朕一手，并无代书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

康熙二十三年（1684）甲子十月十五日丁未，上驻跸沂州大石桥地方。先是，一应本章俱三日递到一奏。是日，上坐待至二鼓，数问本章到否。因未经递到，谕阁臣曰：“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幸之处，奏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朕已经重处。此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今日奏章不拘时刻到来，尔等即便呈进，朕宵兴省览。是夜四鼓，本章递到呈进，上即起，一一详览达旦。次日黎明，将折本听断发落。”

3.节俭

训日：“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蚕，或受之寒。是勤可以免饥寒也。至于人生衣食财禄圆，皆有定数。若俭约，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若夫为官者，俭则可以养廉。居官居乡只廉不俭，宅舍欲美，妻妾欲奉，仆隶欲多，交游欲广，不贪何以给之？与其寡廉，孰如寡欲？语云：‘俭以成廉，侈以成贪。’此乃理之必然矣。”“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使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

训曰：“尝闻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宫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费巨万。今以我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日妃嫔一宫之数。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宫闱中服用，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盖深念民力惟艰，国储至重，祖宗相传家法，勤俭敦朴为风。古人有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以此为训，不敢过也。”

训曰：“朕所居殿现铺毡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

又训曰：“朕为帝王，何等物不可用？然而朕之衣食毫无过费，所以然者，特为天地所生有限之财而惜之也。”

（三）忠臣与良臣孰优孰先

君臣关系，是君主在治国理政中，大量、直接、时刻发生作用的关系，也是颇为微妙、颇为难处的关系。总体而言，是忠臣与良臣在治国理政中孰优孰先的关系。

康熙帝在阅读了《论纳谏》后有感，曾直接就忠臣与良臣关系一事说道：“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

汤斌为江苏巡抚时，就把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第一要领：“凡诸便民者，皆奏请行之，见属吏，必反复丁宁，告以君命不可负，民命不可残。”

不仅康熙朝的大员必须以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作为为官执政的第一要领，康熙帝的第二代接班人乾隆帝在执政五十八年时，也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乾隆帝五十八年（1793）十一月己酉（二十日）冬至第二日，乾隆帝对大臣谕旨：“朕自御极以来，惠爱黎元，加恩海寓。凡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普免漕粮二次。此外，偶遇水旱偏灾，随时蠲免赈恤者，又不一而足。敬念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年……朕继承统绪。于重熙累洽之后，惟日孜孜，无刻不以民依为念……彼时大臣中或以经费有常，储蓄宜裕为词者。似为国用起见，易于动听。而不知民为邦本，为民、正所以为国，其言断不可听从也。至为治之要，首在用人，而人才究以正途为重……倘复有奏请开捐者，即为言利之臣，更当斥而勿用。”

乾隆帝在执政近六十年之际，他怀念并更为敬重的，是皇祖康熙帝；他公开宣布，他继承、奉行并坚持推行的，仍是皇祖康熙帝“以民为本”“民意即天意”“君命”与“民命”并举并重的君民治国理念。

对臣属的取舍好恶，究竟是以是否忠于皇上为先，还是以民舆民心为重，康熙帝的立场态度是非常显明、坚决的。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康熙帝在提到张鹏翮、彭鹏、郭诱等官员时说：“臣下之贤否，朕处深宫，何由得知？缘朕不时巡行，凡经历之地必咨询百姓，以是知之。”

又云：“凡居官贤否，惟舆论不爽。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

康熙帝并未将忠君列为第一条，官做得好不好，首先要问老百姓，这实际上已经回答并解决了忠臣与良臣孰优孰先的问题。何为良臣、好官？“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

康熙帝的良臣、好官的标尺十分简单明了，但真正做到、做好，也非易事。

早在康熙十八年（1679）八月，26岁的康熙帝就对在廷众吏说：“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臣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

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月十三日谕部院大臣：“从来君臣之分虽甚尊严，上下之情贵相浃洽。尝观唐宋盛时，堂廉不隔，以成交泰之治。”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初七日谕大学士等：“（国家）必得贤能之人，始能管理。”（同上书）“事君之道，不欺为本。”“何事当行，何事当革，悉意以陈，毋有所隐也。”

祖母孝庄太后有一次问玄烨有何愿望，玄烨答：“惟愿天下义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他为此立志：“所爱不在一身，总为天下生灵计。”

他14岁亲政时，诏谕天下：“朕以冲龄圆，嗣登大宝圆……朕以凉德，夙夜柢惧。天下之大，政务至繁，非朕躬所能独理。宣力分猷，仍惟辅政臣、诸王贝勒、内外文武杠小各官是赖。务各殚忠尽职，洁己爱民，任怨任劳，不得辞避。天下利弊，必以上闻，朝廷德意，期于下究，庶政举民安，早臻平治。凡我军民，宜仰体朕心，务本兴行，乐业安生，以迓休宁之庆。政在养民，敢虚天地生成之德；时当亲政，恒念祖宗爱育之心。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是年，又谕吏部等衙门曰：“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近闻直隶各省，民多失所，疾苦颠连，深可悯念。或系官吏贪酷，胺削穷黎，抑或法制未便，致民失业，果何道以遂其生耶？一切民生利病，应行应革，尔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等官，念切民依。其各抒所见，毋隐。”

官吏队伍庞大，犹如林子一大什么鸟都有。康熙帝的办法是：“举贤退不肖，正百官也，二者不可偏废，如但举贤而不退不肖，则贤者知所勉，而不肖者不知所惩，终非劝众之道。惟黜退不肖之员，则众方知所戒，俱勉为好官矣。”

在以上众多要求和标准中，康熙帝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对官员提出过要把忠于皇帝个人的忠君要求作为良臣首条，也从未把忠君作为好官的标准。即使有时也会偶尔露出为臣要忠诚，也始终是把为官清廉、公而忘私、心有百姓、一心为国效力放在首位。

此外，能臣与良臣也非一回事。能臣是办事能力颇强之臣。若为官虽清、待民刻薄，康熙帝也不喜欢。康熙帝喜欢为官清廉、办事能力颇强，又能待民宽仁、深得民心之臣，方是良臣。

（四）“天人感应”说之运用

康熙、雍正二帝都说过、都用过“天人感应”说，但出发点和落实点有所不同。康熙帝用“天人感应”说威吓百官，要他们老实做人、清廉、实干为官；雍正帝则用“天人感应”说威吓百官、若对他有所不忠，则必会受到老天报应。他为此还发明了一个新词“天诛”，把对八阿哥、九阿哥等众多人之杀害，一概归之“天诛”。

先看康熙帝如何说“天人感应”。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二十八日，京师地震后第三天，七月三十日，康熙逾吏部等衙门：“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冰渊，兢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即尔等亦并受其福，庶几天和可致，若仍虚文掩饰，致负朕意，询访得实，决不为尔等姑容也。……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诫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特谕。”

康熙帝把京师地震作为上天屡垂警戒、自己益加修省之机，借此诫饬所有官员务期洗心涤虑，实意在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实是用心良苦。

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月丙申驻京城南苑时，谕八旗都统：“爱养生民，勤劳宜肝，理所宜然，并未有神奇之德。”康熙帝认为，自己勤政爱民是理所应当、份内之责，并未有什么神奇，也并不可以百姓恩人、功臣自居。

凡康熙帝说到“天”字，多与“民”相连并列。如：“惟民为不可欺。居官之善与不善，到任不过数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即天意也。”

“为人君者，但能为天下民生忧心，则天自佑之。”“天下托命于人主，而相职佐君以有为。故朝廷振作则庆流宗社，泽被蒸民，非时命所得而主也。李泌云：‘惟君、相不可言命’，确是实理。”“人时之重莫过乎耕获，敬天之事莫过乎爱民。”

故，康熙帝一再强调“敬天”的这个“天”，除了宇宙自然科学上“天”的含义外，更多的是人文思考、政治含义上的“天”。例如，康熙十五年六月谕礼部：“朕惟天人感召，理有固然。人事失于下，则天变应于上。捷如形影，岂曰罔稽。”“以此观之，上天之眷可知矣。既承天眷，安得不为国为民竭尽心力乎。”

康熙帝虽然也曾用“天之眷”为自己壮胆，却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又回到“安得不为国为民竭尽心力”上并以此鞭策自己。

康熙帝虽说到“天之眷”，也并未躺在“天之眷”上停止不前，而是永不自满，始终充满着危机意识，始终意识到问题所在。例如，他在群臣的一片赞颂声中“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这七个“未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七个问题导向，就是施政执政的改进方向。

“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遽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理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入。”“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之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

（五）“为君难”的思想理念

康熙帝“为君难”的思想理念，最早是其祖母孝庄皇太后灌输，又受到汉文化儒家经典思想影响。康熙帝深知“为君难”，并非一般意义上“大有大的难处”，首先是为君者的责任之重大，使命之艰巨。

14岁的少年天子亲政后，玄烨的祖母孝庄太后特亲自书写了“为君难”条幅，送给她心爱的、寄予厚望的孙子玄烨，谆谆告诫：“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则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予亦无疚于厥心。”

孝庄皇太后要玄烨亲政后能时时刻刻不忘“为君难”。这是清代文史中明晰可见清帝“为君难”思想最为直接的历史和思想渊源。

中国向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说。作为一代统治者的康熙帝，当要熟读孔、孟的经典。

康熙帝的为君难思想，受《论语》影响也很大，此见《论语·子路》。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这里的“一言”，不能简单理解为只是一句话，而是泛指什么样的治国理念、什么样的制度政策。也可泛指什么样的君主可以兴国兴邦，什么样的君主可以丧国丧邦。而国家除君主外，还有大臣。国家兴亡除了与君主统治理念直接相关外，同大臣也有重要联系。换言之，君臣关系状况如何，某种程度上也就反映出了国家状况如何。所以，定公在与孔子讨论“为君难”问题前，先向孔子问了君臣关系如何相处。（《论语·八佾》）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然，君使臣以礼，礼不够，不好；礼过，也不好，不易恰到好处。再，说道臣事君以忠的问题，首先是君识臣、君用臣的问题。而识人难，又是君臣关系中之首难。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在《为君难论》中指出“为君难”之难，最难的是用人：“《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此论确是抓住了“为君难”的要害。

归纳起来，康熙帝的为君难思想，一是指国之兴亡系于人主一身，肩责重大，担子艰难；二是君臣关系之难，识人用人之难；三是君臣能否为国民之利始终如一之难。经过长时间治国理政的实践，康熙对为君难思想不仅牢记于心，勤于实践，还一再以此谆谆训导自己的儿孙与满汉大臣。

后来，康熙帝的为君难思想更是大量、直接、集中地见之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冬在乾清宫对皇子、满汉大臣的长篇面谕中。康熙帝谕曰：“朕年将七十……，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仅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史论概以为侈然自放，耽于酒色所致。此皆书生好为讥评，虽纯全尽美之君，亦必抉摘瑕疵，朕为前代帝王剖白，盖由天下事繁，不胜劳惫之所致也。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一人耳。……若帝王仔肩甚重，无可旁诿，岂臣下所可比拟？臣下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政而归。抱子弄孙，犹得优游自适，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270余字，既是康熙帝的理想抱负，也是他“为君难”之所以难、难在何处之所在。

甚至在朝鲜史料中，也有“以为君不易之道，训诫胤禛”的说法。

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理念、“为君不易之道”，当时还已影响到了国外。

清代帝王的“为君难”理念，烙印甚深、行之甚勤，康、雍、乾三帝于此尤为彰著。例如，乾隆帝去世当天颁布的太上皇遗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也”；“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敬思人主之徳，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搅，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

因此，康、雍、乾三帝“为君难”的理念，可谓根深蒂固，其中心思想，诚如乾隆帝所概括之“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

经过长时间治国理政的实践，康熙对为君难思想不仅牢记于心，勤于实践，还一再以此谆谆训导自己的儿孙与满汉大臣。

康熙帝自述：“当年立心以天下为己任，许‘死而后已’之志，今朕躬抱病，怔忡健忘，故深惧颠倒是非，万几错乱，心为天下尽其血，神为四海散其形，既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食少事多，岂能久存？”“心有余而精神不逮，悔过无及，振作不起，呻吟床榻，死不瞑目，岂不痛恨于未死？”

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又特指难在为君者责任重大、难以卸肩；又感叹自己虽有以天下为己任“死而后已”之志，却又面临身己衰老、力不从心之“为君难”。

又谕曰：“《尚书·洪范》所载：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以考终命列于第五者，诚以其难得故也。”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又指难得五福齐全。

又谕曰：“昔梁武帝亦创业英孳，后至耄年，为侯景所逼，遂有台城之祸：隋文帝亦开创之主，不能预知其子炀帝之恶，卒致不克令终。又如丹毒自杀，服食吞饼，宋祖之遥见烛影之类，秒种所载疑案，岂非前辙？皆由辨之毛早，而且无益于国计民生。汉高祖传遗命于吕后，唐太宗定储位于长孙无忌。朕每览此，深为耻之。或有小人，希图仓卒之际，废立可以自专，推戴一人，以期后福。朕一息尚存，岂肯容此辈乎？”“立储大事，朕岂忘耶？”

可见，康熙帝的为君难，又特指后事难以预料，接班人大事，未尝定能如愿，难在选立接班人上。“前辙”（历史上选立接班人问题上教训）多多，此也康熙帝为君之难。

（六）“不生事”的思想理念

常见有人批评康熙帝治国理政中的“不生事”理念，把“不生事”同“不作为”等同起来混为一谈，实是对康熙帝“不生事”理念之误解。纵览康熙帝“不生事”原旨，并无一处与“不作为”相干。与此相反，他是从务实、辩证角度，论述“不生事”与“作为”的关系。

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乙卯（二十六日），康熙帝在畅春园接见巡抚潘宗洛时训谕：“凡为督抚者，操守甚为紧要。尔宜洁己，为下属表率。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事也。”

又训谕：“驭下宜宽，宽则得众。为大吏者，若偏执己见，过于苛求，则下属何以克当。至于红苗（贵州苗族之一支），处在荒隅，不得与内地百姓同视，宜善为抚绥。朕观尔等汉官，一遇难事，便欲告退。夫设官分职，原欲令其宁谧地方，抚养百姓。既为封疆大吏，凡事宜一己担当，黾勉效力。一遇难事即图脱卸，可乎？”

这是康熙帝较早提出“不生事”理念，既是对自己执政五十年经验之总结，也是对为官者如何抚绥一方之小结。但，何时何处有“不作为”之意图？非但没有“不作为”之意图，与此相反，他要求大吏“宜洁己，为下属表率”，要有“担当，黾勉效力”，要“宁谧地方，抚养百姓”，不可“一遇难事即图脱卸”。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甲寅（初七日），大学士等以左都御史赵申乔奏农忙之时京城地方亦应遵例停讼请旨，康熙训谕：“农忙停讼之言，听之似乎有理，而细究之实无裨益，赵申乔总未知事之本源耳。天下之民，非独农人，商贾涉讼即废生理，百工涉讼即废手艺，地方官不滥准词状，于应准者准之，即行结案，则不失农时，讼亦少矣。若但四月至七月停讼，而平时滥收民词，案牍堆积，冬季词讼，迟至次年五六月而后审理，虽停讼何益”？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五月辛巳（初五日），针对有人禁矿之议；康熙训谕说：“有矿地方初开时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经开采，贫民勉办赀本争趋觅利，藉为衣食之计，而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大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领）在（于）地方官处之得宜，不至生事耳。”

这个“不至生事”，是指不要因官吏或政策不当而导致地方发生事端，是指不要因官吏或政策不当而导致百姓生计窘迫，与“不作为”毫无关联。

地方政策地方行动必须与中央一致，不要自搞一套，更不要瞎搞一套，不要瞎折腾，这才是康熙帝“不生事”的要义所在。康熙帝提出的“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的思想，与顺治初期清军进京后大肆圈禁田地、抢占民房，形成强烈反差。

早在青年时代，年仅26岁的玄烨就体会道：“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因革损益，期于尽善。原无数百年不敝之法。果属不可行者，自应参酌时宜，归于可久。至于制度既定，事可遵行，不宜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近阅奏章，亦有不思事之可否，但欲徒为更张，或粗识数字，即为大言，准之事理，殊属茫昧，如逞空言，无补实用，其谁不能。且明末一切事例，游离不定，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以致沦亡，此皆尔等所亲见，亦众所共知。今后凡条奏本章，尔大学士等务加详酌。”

青年康熙帝训诫臣属：“人臣为国，不择利害（不要以个人利害作为选择）；有志之士，虽死不畏，况降级乎？”哪里是什么“不作为”的思想？

制度、政策都是因事而定，也要与时而进。但制度、政策一旦确定，就不应“议论纷纭，朝更夕改”。讲空话容易，但于事无益，不解决问题。实践证明不可行者，当然要改进。一旦确定，就应该“归于可久”。

制度、政策要有连续性、稳定性，百姓才能知行止，社会才会稳定。

康熙五十四年（1715）十一月庚子（初八日），谕大学士等：“朕御极五十余年，于诚伪公私之介（界），详加审办。古帝王先圣治理，无不专务诚敬、屏弃虚浮，是以朕孜孜图治，亦皆崇尚实政，不贵空言。督抚系地方大吏，凡关系民生，兴利除弊，有裨风化，鼓舞士子，果有真知灼见者，即应竭虑殚心，见诸躬行，以利地方。”

“崇尚实政，不贵空言”“凡关系民生，兴利除弊，即应竭虑殚心，见诸躬行，以利地方”，这与“不作为”都毫无关联，完全是两种思想、两种实践。

康熙帝讨厌地方大员瞎折腾、乱作为，从他对左都御史赵申乔的训谕里，可以清楚领会：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丁酉（二十二日）召大学士等谕：“观近日南方风景，民间生殖较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时，似觉丰裕。”

康熙帝将此总结为“大约任地方督抚者，安静而不生事，即于民生有益。倘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以此争先出发，民必受其殃”。

如此看来，官员是不是“生事”，有两条鉴别标准：一看其是不是“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二看其小民百姓是不是“受其殃”。康熙帝以自己为例：“倘朕欲将州县官员日加驱使（瞎折腾），未为不可。（之）所以不忍为者，亦因体恤微员耳。（真仁君矣）今总督巡抚能如此体恤者甚少。”康熙帝特别对赵申乔“居官诚清，但性喜多事，所以小民反致其累”。

好心未必办好事，官清也未必不累民。根子在于“徒恃才干，不体下情”，乱作为、瞎折腾上。怎么去克服呢？康熙帝有训谕：“清而能宽斯为尽善。”

早在青年时代，康熙帝就深谙此道。

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十二月十七日戊午，上御干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午时，上召学士熊赐履至懋勤殿问曰：

“汉官中有以言官风闻言事请者，朕思忠爱之言，切中事理，患其不多……若其不肖之徒，借端生事，假公济私，人主不察，必至倾害善良，扰乱国政，为害甚巨。”

赐履对曰：“言官渎奏乱政，固足马害，但言路通塞，关天下治乱。古云谏无端官，士庶亦得建白。盖人主深居九重，一日万几，若非兼听广纳，明目达聪，则政事得失，生灵休戚，何由周知其故。古人悬靶设铎，止辇旌槛，良以此也。盖闻见不可以不广，而采纳不可以不慎。闻见不广，则病在壅塞；采纳不慎，则病在泛滥。好问好察，执两用中，舜之所以为大知也。”

上曰：“从来与民休息，道在不扰，与其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朕观前代君臣，每好多大喜功，劳民伤财，紊乱旧章，虚耗元气，上下讧嚣，民生日蹙，深可为鉴。”

赐履对曰：“《书》云，临下以简。又云，监于先王成宪。皇上此言，诚千古守成之要道也。但欲省事，必先省心，欲省心，必先正心。自强不息，方能无为而成；明作有功，方能垂拱而治。人主诚能清心寡欲，日新又新，则大本已立，凡举措设施可不劳而理矣。纷更繁扰，别则丛挫罔功……怠窳废弛，则痿痹不振。历观前代，俱有明验也。”

上曰：“居敬行简，方为帝王中正之道，尔言朕知之矣。”

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初五日乙卯谕吏部：“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但才不如守，果系无能。噶礼虽才具有余，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参，皆起于私隙，听信人言所致，诚为可耻。”

康熙四十七年（1708）三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江宁织造给的奏折上朱批：“凡平粜官员等，倘有多事者，尔即写密折奏闻。”

“为政之道以爱养百姓为本，不宜更张生事，尔到地方当务安静，与民休息。”

康熙帝还作诗记之、歌之、总结之：“问道愚民何为愿，官清省事便丰年。”

康熙帝借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其意在于，经过50年实践证明，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社会繁荣稳定，地方官就不要脱离中央轨道另搞一套，就不要乱折腾，就不要扰民、累民、害民。

“不生事”并不是不作为，而是针对地方官背离中央政策自搞一套、乱作为、瞎折腾，“小民反致其累”，应予纠正杜绝。

二、雍正帝的治国理念

（一）重评雍正帝之勤政：雍正帝是累死的吗？

雍正之勤政，因孟森赞其“自古勤政不及雍正”，在冯尔康等先生的详细介绍后，已为世人所称赞，笔者也深为敬仰之。然，若以为雍正勤政“十三年如一日”，实是未明全部真相。雍正帝自语，雍正八年后，“勤政大不如前。”乾隆帝上任后，也对此有同样评语。

查《雍正朝起居注》可知：雍正八年只见其1—6月，7—12月全为空白。雍正帝以养病为自己辩护，这同康熙帝右手不能写字，改用左手批文，勤政之状况大不一样。不仅雍正八年如此，雍正九年至十一年，连续三年《雍正朝起居注》也是全部缺档、空白。说明雍正勤政大不如前己不仅只是雍正八年下半年，而是雍正八年下半年至十一年，连续四五年里已是常态。虽然雍正帝也说到“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干惕”之类的话，却并不像康熙帝那样带病坚持工作。雍正八年（1730）九月二十四日“庚寅，谕内阁，今年八月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以澟天戒，并将夏秋以来朕躬静摄，不能勤敬如前，以上干天和，引过自责，晓谕天下。今经一月矣，地气尚未全宁，又值两次阴雨。……当地动之日，朕已先登舟，是以并未受惊。”这同康熙朝地震时，康熙帝坚持在帐篷内办公完全不同。雍正八年地震时，雍正帝从圆明园大殿逃到船上，不停在船上叩头。工作状态与康熙帝大不一样。

雍正提到康熙朝地震，“皇考训谕，‘大动之后必有微动。康熙十八年地动至一月有余朕身居帐幕之中，寤寐悚惕，寝食未宁者，已一月有余矣。’愿尔大臣、官员、士庶、兵丁等人人诚心感激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问，思过省愆。不但恶事邪念急宜扫除，即怨尤抑郁之心亦当屏绝，则天高听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宁静，共获安居，且可永免上帝之谴责，断无再罹险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动之异，诿过于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责己而后责人，先自勉而后共勉，愿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虽然他因地震恐惧修省，但康熙朝也有地震，意即地震并非君主之过引起天怒。所谓“先责己而后责人”，甚为表象。他喜欢用用祥瑞美化神化自己，用地震天灾恐吓臣工黎庶，要他们“诚心感激上天示儆，返衷自问，思过省愆”，“（方）可永免上帝之谴责，断无再罹险厄之虞。”据有的材料透露，雍正八年雍正帝曾大病一场，大内已在悄悄为其准备后事。之所以《雍正朝起居注》中雍正八年下半年月为空白，很可能与此有关。这场大病，又同当时京城大地震给他带来的恐惧有关。

有材料说，这次大地震京城死伤十万人。地震死伤带来巨大的恐惧，更加重了他的病情。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1730年9月30日）京城大地震，震坏了圆明园、畅春园、紫禁城的宫殿。看雍正如何说这次地震：雍正八年（1730）八月三十日“丙寅，谕内阁，京师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干惕。今年各直省收成颇好，而其中又各有被水涝溢之处。该省督抚大往往引过自责，朕即批示并宣谕左右大臣曰，此非臣工之咎，其过实在朕躬。盖今年春夏以来，朕体中违和，仰惟宗社悠关，列祖皇考付托之重，不敢不保护此身。是以屏除思虑，（所谓屏除思虑，说白了就是放假静休）葆静颐养，而勤政敬事之心实不及平时……”

到雍正七年（1729）后期时，雍正已将政敌全部彻底扫除，皇位、政权已彻底稳固，这是雍正从勤政开始走向懈怠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从雍正七年起，雍正后宫先后从4人、8人，一下子猛增到37人，这是雍正从勤政走向懈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之一。雍正后期西北用兵偃旗息鼓、罢兵撤退，既同路途遥远、后勤困难等客观条件有关，又同雍正帝锐气大减、勤政大不如前大有关系。这与康熙帝平三藩后又三次亲征准噶尔之锐气、之勤政，完全不一样。

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据，将雍正八年一月至十三年八月满文朱批骤减状况为例，揭示于下。

表1-1 雍正八年一月满文朱批状况

表1-2 雍正八年二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3 雍正八年三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4 雍正八年四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5 雍正八年五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6 雍正八年六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7 雍正八年七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8 雍正八年八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9 雍正八年九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0 雍正八年十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1 雍正八年十一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2 雍正八年十二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雍正八年有2个月（七、八月）完全冬眠休止状。排除生病原因，全年平均每日批0.3—0.6件。

表1-13 雍正十三年正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4 雍正十三年二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5 雍正十三年三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6 雍正十三年四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7 雍正十三年闰四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8 雍正十三年五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19 雍正十三年六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20 雍正十三年七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表1-21 雍正十三年八月满文奏折御批状况

雍正帝病于雍正八年（1730）夏秋，逝于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从雍正八年一月起，至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逝世止，从以上每月每日满文朱批状况看，雍正勤政大不如前己非止雍正八年夏秋有病期，见如上统计。据此，可赞其“十三年如一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累死的”乎？

（二）康雍二帝勤政之异同

1.康熙帝的勤政

康熙帝与雍正帝都是有抱负的勤政皇帝，为什么三十多年来会产生康熙帝勤政不及雍正帝这种感觉呢？康熙帝与雍正帝的勤政又有什么异同呢？从这些异同中，又能得出什么历史比较呢？

清代史学名家章梫依据皇家文献编辑的《康熙政要》，是了解康熙帝执政理念与风格的一部重要史书。为帮助读者阅读，鲁源生先生对这部珍贵记录加以整理、译注，以《康熙治国要略》之名编印出版，现摘录若干条，介绍于下。

（1）怎一个“勤字”了得。“圣祖孜孜求治，日昃不遑。几务之余，犹有日课。”（这是章梫的记载，大意是康熙帝治国从不懈怠，太阳西斜也不休息。处理政务之余，每日还有自己的功课。以下还有康熙帝本人记述。）“朕于宫中，未明求衣，辨色而起。则命讲官捧书而入，讨论义理，是典学者为一时。出御宫门，则群工循序奏事，朕亲加咨度，是听政者为一时。已而阁臣升阶，朕与详求治理，咨诹军国者久之。若夫宫禁之务，各有攸司，廷臣退，乃裁决焉。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径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止此数事，已不觉其日之夕矣。及宫中燃烛，玉漏初下，则省一日所进章疏，必审其理道之安而后已。要非夜分，不就宴息也。如是者岁率以为常。夫禹汤、文武、成王之德，自揣乌能企及，而不敢懈逸之心，或者其庶几焉。因为记自勖，以比于盘铭之义云。”

鲁源生先生对此作了译文，大意是：“康熙帝在宫中，天不亮就要穿衣，天微明就起床。命令讲宫捧书而入，与其讨论义理，此时朕是一名学者。从内宫出来，群臣按顺序奏事，朕亲自加以裁夺，此时朕是一位听政者。然后大学士拜见，朕和他们共同商议军国大事。至于宫内事务，各有部门负责，大臣退下之后，再行裁决。这些事完成后才能退朝。宫中图书众多，朕喜欢读书，加以评阅的史籍动辄数寸，以考辨古今治乱的得失。闲暇之时或者赋诗，或者作文，或者运笔写字，以求自得之乐。等这些事完成，太阳已经落山了。在夜晚来临，宫中点亮蜡烛之时，就审阅一天所上奏的奏疏，一定要处理完成才行，不到午夜不能休息。每年每日都是这种工作节奏，已经习以为常。像夏禹、商汤、文王、武王、成王他们的品德，自觉不能企及，然而自己努力勤政不敢懈怠的心思，或者已经如同这些圣王一样了。写下这些话以自勉，就像盘铭一样时刻警醒自己。”

（2）为民不自夸。康熙帝认为，君臣勤政，“只求实惠及民而已，何必以美名自托哉？”康熙帝认为，君臣勤政是理所应当分内之事，不必过度赞颂，也不必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3）处变不惊。为政者时会遭遇突发大事，或天灾，或入侵。“康熙间，台湾蠢动。闽省警报到日，圣祖正率皇子在畅春园习射，谕令该部知道。旋报全台失陷，仍如前谕。诸皇子请宣旨指授机宜，圣祖不答。射毕回宫，始召诸皇子谕之曰：‘闽省距京数千里，台湾复隔重洋。平日用督抚、提镇，原为地方有事而设，伊等自能就近筹办。若降谕旨，岂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抚不遵是违旨，遵则误事。’未几，全台收复矣。”

（4）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康熙十二年（1673），圣祖御弘德殿，讲官进讲毕，谕讲官等曰：“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矣。天下善事，俱是分所当为。近见有寸长片善，便自矜夸圆，是好名也。”又谕曰：“有治人无治法……，但真能任事者，亦难得。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必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熊赐履奏曰：“圣谕及此，诚知人之要道也。”寻又谕讲官等曰：“从来君臣一心图治，天下不患不治。此等光景，末易多得。朕与诸臣，何可不交勉之？”

（5）“君子进，则小人退。”“康熙十六年，讲官喇沙里、陈廷敬等进讲《孟子·一暴十寒章》。圣祖曰：“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君子小人，势不并立。孟子所谓‘一暴十寒’，于进君子退小人，亲贤远佞之道，最为明快，人君诚不可不知也。”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上有好者，下必迎之。人君喜欢亲近什么人，自然就会任用什么人。人君身边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多了，阿谀、生事、损公肥私的小人就会远去，就会畏避。

（6）“不在徒言，惟当躬行实践。”康熙深知：空谈误国，实干才能解决问题。“康熙十六年，谕讲官曰：‘尔等进讲经书，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之道。朕孜孜详询，每讲之时必专意以听，但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尔等仍直言无隐，以助朕好学进修之意。’”

（7）身先士卒、亲临一线，“巡行地方，轸恤民隐，咨诹利弊，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务期尽除积弊”。

无论是平三藩、西部用兵三征准噶尔，还是治水视察水利，都亲临现现场。为了亲自耳闻目睹百姓民情、了解官吏为官一方的民舆，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帝初次南巡起，到康熙四十六年（1707），24年中，6初次南巡，沿途实地视察。

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初十日（1689年4月29日）谕户部：“朕巡行地方，轸恤民隐，咨诹利弊，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近闻江、浙、闽、广四省海关，于大洋兴贩商船，遵照则例征取税课，原未累民，但将沿海地方采捕鱼虾及贸易小船，概行征取，小民不便。今应作何征收，俾商民均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确议具奏。特谕。”

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十八日（1689年10月30日）谕户部：“朕勤求治理，笃念民依，欲使妇子干宁，用是频蠲租赋，至于时值荒歉，倍切焦思，赈赡之恩，尤宜亟沛。今岁畿辅亢旸为虐，播种愆期，年谷不登，小民艰食。旱灾情形，朕所亲见，夙夜殷劳，轸念已久。顾此茕茕之民，糊口尚不能给，若更责以输赋，必致流移失业。直隶被灾州县卫所，所有本年地丁各项钱粮，除已征在官外，其余未经征收及康熙二十九年上半年钱粮，尽行蠲免。尔部速行该抚，通行晓谕，务使均沾实惠，以副朕拯恤穷黎至意如民人仍致流散，或不肖官役蒙混侵蚀及仍行私征者，将该抚一并严加处分。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三十年九月十八日谕户部：“朕顷巡行边外，入喜峰口见有民间田亩为蝗蝻所伤，又闻榛子镇及丰润县等处地方被蝗灾者，亦所在间有。秋成失望则民食维艰，朕心深切轸念，倘及今不为区画储蓄，恐至来岁不免饥馑之虞。着行该抚亲历直隶被灾各州县，通加察勘，悉心筹画。应作何积贮，该抚详议具奏。其被灾各地方明岁钱粮仍照例催科，小民必致苦累，着俟该抚察报分数到日，将康熙三十一年春夏二季应征钱粮缓至秋季征收。用称朕体恤民生休息爱养至意。尔部即遵谕行。特谕。”

康熙帝还看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从下面这条谕旨中可生动得知。

康熙十八年（1679）京师地震后，七月三十日康熙帝谕吏部等衙门：“朕薄德寡识，愆尤实多，遘此地震大变，中夜抚膺自思，如临冰渊，警惕悚惶，益加修省。仍宣布朕心，使尔诸大臣、总督、巡抚、司道有司各官，咸共闻知。务期洗心涤虑，实意为国为民，斯于国家有所裨益。即尔笔亦并受其福，庶几天和可致。若仍虚文掩饰，致负朕意，询访得实，决不为尔等姑容也。一民生困苦巳极，而大臣长吏之家日益富饶，以民间情形虽未昭著，近因家无衣食，将子女入京贱鬻者，不可胜数，非其明验乎！此皆地方官吏谄媚上官，苛派百姓，总督、巡抚、司道又转而馈送在京大臣。以天生有限之物力，民间易尽之脂膏，尽归贪吏私囊，小民愁怨之气，上干天和，以致召水旱、日食、星变、地震、泉涸之异。一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会推选用时，皆举其平素往来交好之人，但云办事有能，并不问其操守清正。如此而谓不上干天和者，未之有也。一用兵地方诸王、将军、大臣于攻城克敌之时，不思安民定难，以立功名，但志在肥己，多掠占小民子女，或借为通贼，每将良民庐舍焚毁，子女俘获，财物攘取，名虽救民于水火，实则陷民于水火之中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外官于民生疾苦不使上闻，朝廷一切为民诏旨亦不使下达，虽遇水旱灾荒，奏闻部覆，或则蠲免钱粮分数，或则给发银米赈济，皆地方官吏苟且侵渔，捏报虚数，以致百姓不沾实惠，是使穷民而益穷也。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大小问刑官员，将刑狱供招，不行速结，使良民久羁囹圄，改造口供，草率定案，证据无凭，枉坐人罪，其间又有衙门蠹役，恐吓索诈，致一事而破数家之产，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一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所在，指称名色以网市利，干预词讼，肆行非法，有司不敢犯其锋，反行财贿。甚且身为奴仆，而鲜衣良马，远胜仕宦之人，如此贵贱倒置，为害不浅。以上数条，事虽异而原则同。总之，大臣廉则总督、巡抚有所畏惮，不敢枉法以行私；总督、巡抚清正，则属下官吏操守自洁，虽有一二不肖有司，亦必改心易虑，不致大为民。此等事朕非不素知，但以正在用兵之际，每示宽容。今上天屡垂警戒，敢不昭布朕心，严行诫饬，以勉思共回天意。作何立法严禁，务期尽除积弊，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详议具奏。特谕。”

政策不是深宫高墙内听取汇报就可制定，须来自社会实践，来自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之迫切需求，来自“有应兴革者，即见诸施行”，也就是来自社会改革的迫切需求。

这一年康熙帝26岁，亲政已12年。他对宫中、官场弊端、下层民生疾苦，已看得十分清楚。他决心“务期尽除积弊”，这就是他勤政、兴革之目标，也是勤政、兴革之目的。他深知肩负重任，因为，“为人臣者尚有可诿，为人君者将安诿乎？……惟当敬天勤民，鞠躬尽瘁而已。”是勇于承担领导责任，还是诿过于人，这是勤政者也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8）与民同乐。虽贵为君主，并不以天子身份高高居上，远离群众。“康熙二十三年岁次甲子。……九月二十四日，圣驾南巡。……二十六日至苏州，……即在工部衙内安歇。……次日皇爷早起，问曰：‘虎丘在哪里？’工部曰：‘在阊门外。’上曰：‘就到虎丘去。’……至日中后，方起驾，抚院传百姓：‘俱要执香跪接，候圣驾。’上亦着头等哈传谕百姓：‘不论男女，尽他们看，不许拦赶。大小店肆，仍旧开张，不许掩闭。’自此传闻，百姓挤拥街道。圣驾过，百姓叩首俯伏曰：‘愿我皇万岁’。上曰：‘你们百姓多有寿。’妇女多在楼窗内挤看。驾出阊门，到山塘上，人挤难行，河内舡亦挤满。上在马上又传旨曰：‘百姓不要跪。’竟到虎丘，到山门即下马进去，自己上山，并无扶援者。登大殿，拜三世佛，拜毕，即到后殿看宝塔。又走至四贤祠，回出到大殿，对正门东向坐。抚院及两将军、工部、布政、兵道，并随从官员，俱两行立。传苏州清客打十番。打完，上曰：‘好！果然好！但是只晓得南方的音，还不晓得我北方的音。叫小番来，打一番与你们看。’即刻飞传舡上小番来，俱十五六岁俊俏童子，一样打扮，俱穿酱红缎衣，头戴红纬貂帽，共一十六个，各持乐器上山。在大殿前两旁边立，打一套十番，果然好绝。姑苏极老班头，亦从未闻见者。约有一个时辰方毕，时已黄昏矣。上起而出，到天王殿，见下边百姓挤拥，塔上俱点红灯，照耀满山，看者不肯散去。上曰：‘上边百姓都已听见了，下边的还没有听见，再打一套去。’随坐千人石上，打起十番。上自动手打鼓，后乃连打数套，逐件弄过，直打至二更时方完。即随二将军及长随哈等，在人丛中挤出山门，竟下舡，如飞开去。”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始，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止，康熙皇帝先后六巡江南。康熙二十三年首次南巡车驾进入山东境内，出现万人空巷、争睹御容场面。康熙帝特谕扈从人员不得驱赶百姓，并作诗以纪其事。诗云：“东来端为重民生，不事汾阴泰畤名。井里俨存齐国俗，田畴还忆历山耕。暂宽羽骑钩陈卫，一任村童野老迎。敢道迩言勤访察，止期治理得舆情。”

（9）心中始终存有敬畏之意。一次，康熙帝在弘德殿与讲官熊赐履、孙在丰、喇沙里谈及：“人主势位崇高，何求不得，但需有一段敬畏之意，自然不致差错，便有差错，也会省改。若任意奉行，略不加勤，鲜有不失之纵佚者。朕每念及此，未尝敢一刻暇逸也。”因此，“朕断不以己之过移之他人。”

即使“朕意已定之事，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行之。”“关于用人行政，刑名钱粮要务，必折出，着扈从内院诸大臣请旨商酌。复奏之时，皇上必和颜虚衷，俾诸臣各尽言其意，然后皇上始行独断。”

朝廷致治，惟在端本澄源，臣子服官，首崇奉公杜弊，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乃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洁，此从来不易之理。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敢妄行。

这实际上就是老百姓口中常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问题。康熙帝特别注意抓朝廷的廷官京官和督、抚大员的表率，也就是朝廷的高级领导层，应该是对的。

（10）学习。康熙帝史称千古一帝，不仅专指他一生的业绩，也指他是清代皇帝中、可能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所有帝王中，最肯刻苦学习的皇帝。

“机务之余，犹有日课”“既事竟，罢朝。宫中图籍盈几案，朕性好读书，丹黄评阅，辄经寸，辨别古今治乱得失。暇或赋诗，或作古文，或临池洒翰，以写其自得之趣。”

他并不以天子之高位而目空一切。他深知并告诫众皇子：“人心虚则所学进，盈则所学退。朕生性好问，虽极粗鄙之夫，彼亦有中理之言，朕于此等决不遗弃，必搜其源而切记之，并不以为自知自能而弃人自善也。”

他深知“玩物丧志”之理，他在勤政之余、罢朝之后，案几上堆放的全是书。他要从中挖掘识得“辨别古今治乱得失”之道。

他也一直以此教育诸皇子：“《尚书》记载帝统道法，关切治理”；“思帝王之政之要，必本经史”，“朕惟以《春秋》者，帝王治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也”；“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论语》一书。”

他对诸皇子训曰：“朕自幼好看书，今虽年高，万几之暇犹手不释卷。诚以天下事繁，日有万几，为君者一身处九重之内，所知岂能尽乎？时常看书知古人事，庶可以寡过。故朕理天下事五十余年，无甚差忒者，亦看书之益也”。

又训曰：“凡人进德修业，事事从读书起。多读书则嗜欲淡，嗜欲淡则费用省，费用省则营求少，营求少则立品高。读书之法，以经为主。苟经术深邃，然后观史。观史则能知人之贤愚，遇事得失亦易明了。故凡事可论贵贱老少，惟读书不问贵贱老少。读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读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此夫子所以发愤忘食，学如不及也。”

康熙帝看书，以治国理政为轴，以治国理政中有用为目的，视此为正书，其他为闲书。他把方术符道视之为邪书，鄙之、弃之。

康熙帝的读书、学习范围还不限于中国古代经史。勤政之余，他还通过西方传教士，学习西方的天文、数学、几何、地理、哲学、拉丁文、音乐、医药、解剖学等。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几百位帝王中，史无前例，又空前绝后者。

以上，乃康熙帝勤政，或与勤政密切相关读书学习之若干内容。

2.雍正帝的勤政

雍正帝的勤政几乎已妇孺皆知，这里仅将他与康熙帝勤政的不同之处，作一些简述。

雍正帝的勤政始终囿于深宫高墙之内，主要集中并局限在养心殿和圆明园两点一线间，他勤政只勤在奏折朱批上。他从来不上马带兵，也从来不下马视察民情。即使是军事、水利、庄稼、天灾等大事，他也全是坐听汇报，审阅奏折，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最大不同。

雍正帝的勤政取得成绩时，喜欢听歌功颂德之言，甚至乐闻祥瑞之说，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在处变不惊上，雍正帝的勤政不及康熙帝勤政中从容、镇定、自信。例如，雍正上台之初西部20万人动乱、贵州苗民动乱、京师大地震等事件时，雍正帝的慌乱、恐惧之状，显而易见，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在识人、用人上，雍正帝有许多打破传统常规之法，值得借鉴。但雍正帝很迷信八字、迷信面相，偏重才能却轻忽品德。雍正帝尤其突出把忠君作为识人、用人首条，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很大不同之处。

关于进贤、退不肖，雍正帝与康熙帝有相同之处。但在施行中，往往仍把忠君作为贤良，把不忠或忠字不纯作不肖，这与康熙帝勤政中对官员要求的主要内容有所不同。

在不尚空谈，提倡务实、实干上，雍正帝与康熙帝有相同之处。但在施行中，往往一拖再拖，计划与兑现经常脱节、落空。其清亏空、西部用兵、改土归流、整顿风俗，基本上皆如此。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不同之处。

在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上，雍正帝对下级臣僚讲得多，自己在身教行动上做得少，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雍正帝执政一生中，从不与民同乐，甚至根本不与人民百姓接触，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很大不同之处。康熙时代，有一次康熙帝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康熙皇帝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则政何以理焉？”

君主理朝诚然不可不见大臣，则君主理朝可执政十三年至死不见百姓乎？

雍正帝心中并无敬畏之心。“君即天”“朕即国”是雍正帝勤政中的一条总纲、主线，这是雍正帝勤政与康熙帝勤政的又一不同之处。

无论在皇子时代还是身为皇帝时代，雍正帝勤政之余对读书、学习看得很淡，更不愿向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学习。雍正帝虽作了这样那样读书的肖像画，犹如今人摆姿拍照，作秀大于纪实。雍正在勤政之余如何读书，空白无纪。而玩狗玩鸟玩收藏，痴迷于炼丹，追求长生不老，倒有详细记载。这是雍正帝勤政及勤政之余，与康熙帝勤政及勤政之余的又一不同之处。

3.雍正帝为何勤政

勤政，即勤于朝政、勤于理政也。从20世纪80年代起，很多研究者都在大力宣传突出介绍雍正帝勤政，多数介绍基本上只是在简单重复、照搬、人云亦云，很少去深究雍正帝为什么勤政。而如果不去深究雍正帝为什么勤政，不去深究雍正帝勤的是什么政，则雍正帝的勤政就失去了正能量。有人戏云，希特勒不勤政吗？然，希特勒那样的纳粹狂人越“勤政”，则全世界就越遭殃。可见，勤政是有能量正负之分的，本应是当然之义。

勤政两字本身、单从字面上言，无所谓正负。但谁在勤政，为何勤政，在勤什么政，必然会在勤政内容与勤政目的、勤政带来的社会结果上存在社会能量的正负之分。例如，从历史纪录片中可知，德国纳粹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也是勤于朝政、勤于理政的。然，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越“勤政”，被他屠杀的各国人民就会越多，世界就会越遭殃。

因此，分析雍正帝为什么勤政，在勤什么政，就很有必要。

雍正帝为什么勤政，有其内因、外因之因之果。

康熙帝去世后第七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1722年12月27日），雍正帝在其汉文版即位诏书中开首部分的第一句话，就提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

这句话本是康熙帝遗诏之所言，也是雍正帝即位之初对于如何治天下的政治表态。

敬天法祖是两个部分、有两个内容，这里先说法祖。法祖，就是效法列祖列宗，就是继承、学习列祖列宗治理天下的理念、做法。而清代入关前后，雍正帝的列祖列宗无一不是勤政者。康熙帝在遗诏中要求其继承者必须“敬天法祖”，有许多内容，勤政，只是其中之一，却又是首先、必须之一条。先不去评论雍正帝即位是否正常、名正言顺，雍正帝即位后，首要的必须的表态和表现，就是必须要勤政。否则，就不符合康熙帝对即位者的政治要求。

换句话说，康熙帝去世后，无论谁继位，都首先、必须要勤政。

雍正帝有过谕旨：“圣祖仁皇帝御极六十余年，孜孜图治，圣寿已至，犹日搅万机，不倦于勤。朕仰承鸿业，自宜效法前朝乾夕惕，事无巨细，亲为裁断，岂当力富力强之时，而可稍图暇逸乎。皇父七旬犹日搅万机，不倦于勤。自己正值年富力强，岂可贪图暇逸。”这应该是雍正帝发自内心的真实思想。故，笔者将其归于雍正帝勤政的内因之一。

康熙帝8岁继位，14岁便开始亲政。他自己规定：“每日听政，必御正门。”正门，即与皇帝所居内廷最近的乾清门。每月除初五、十五、二十五这三日常朝在太和殿之外，其余时间都去乾清门听政、理政。常朝比较隆重，一般是臣下参拜、升转各官谢恩、各国各省进贡使臣行礼等例行礼仪。常朝之后，康熙帝仍再去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风雨不误。每日“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天尚未大亮即更衣上朝。春夏早六时，秋冬早七时，必亲御乾清门听理朝政。盛夏季节，因天气炎热，临时移往西苑南海之瀛台，“每日早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令臣下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有时因病不能御门，则另换时间，“日理奏章，未尝废事”。

有时春季驾临玉泉山，每天早晨按时在玉泉山内前亭照常听理政务。康熙帝出巡时，部院各衙门章奏集中于内阁，每二三日通过驿递驰送行在。一般多于晚刻到达，康熙帝便立召扈从大学士、学士等，于行幄帐内或行宫，处理折本。有时，早晨于网城南门外，召诸王、大臣，发布谕旨。至秋，康熙率禁旅至北京永定门外二十里的南海子（南苑）围猎习武，每日合围四五次，奔逐百余里，不以为劳，至晚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认真批答，“一更乃已”。

康熙后期，每年都去承德避暑。避暑山庄的内午门、“烟波致爽”寝宫及“万壑松风”等地，都是康熙帝接见官吏、批阅章奏之处。康熙帝还时常去畅春园暂住，仍每早按时“御畅春园内澹宁居听政”。因为澹宁居位于畅春园大门东墙角内，便于官员尤其是年老官员进出。总而言之，康熙帝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理政。呈到他手里的，都是军政国计民生大事。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康熙帝不仅不分寒暑昼夜勤政，他的勤政理念也相当开明。他多次强调：“一切政事皆国计民生所关，最为重大，必处置极当乃获实效”。因此，他最反对臣下附会、迎合，而是真诚鼓励臣下各以所见直陈。他对臣下说：“朕从来不惮改过（不怕修正个人意见），惟善是从，但视何人之言为是，朕即择而从之，此尔等所共知也。”

他希望“上下一体，励精图治之意”。他认为“致治之道，务在精勤，励始图终，勿宜有间”。即勤政是为图治，勤政不可中断。

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他曾小结说：“朕三十年来，每晨听政，面见诸臣，咨询得失，习以为常。今若行更改，非励精求治初终无间之道。且与诸臣接见稍疏，朕衷亦甚眷念”。他还对大学士明珠等人总结道：“明朝末世，君臣隔越，以至四方疾苦、民生利弊，无由上闻”，“朕虽凉德，上慕前王之盛世，凛遵祖宗之家法，思与天下贤才共图治理，常以家人父子之谊相待臣僚，罔不兢业，以前代为明鉴。”

他力图将君臣关系如家庭内父子之谊相待。遇有战事，本章最多时，日达三四百件；通常，少者每天亦不下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都“亲览无遗”。一般人以为，堆积如山的奏章，皇帝未必全看，书写时不免粗心疏忽。岂知康熙帝连其中错字都能发现，并予一一圈岀改正。其翻译不准确者，亦亲手改正之。

康熙帝勤政，还注意不陷于事务主义，不拘谨于细枝末节。康熙帝听政中发现有同一件事两部重复启奏，便创立了会同启奏制，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如：“兵部议叙军功之事，必请下吏部。及至吏部，乃并无别用察核之处，复行启奏。”按照会同启奏制，避免兵、吏两部重复启奏，“可以会同一次题复。事既不繁，且经两部详确会议，不至舛错。”

再如分编佐领一事，户部、兵部启奏重复，“委属繁冗”，康熙决定，“以后如此等事，俱着两部会同启奏”。还谕令大学士、学士等：“凡可二次会题完结之事，嗣后不必两、三次具题，于应会会同之部院，即会议结案奏闻，如有仍违误具题者，尔等即随签以进。”

康熙帝勤政之理念及勤政之方法，为后来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雍正帝急切要想有所作为，要当“一代令主”乃至“千古令主”。用今天的白话来说，就是要做一个有所作为的英明领袖。但雍正并不是经过实践一步步熬到君主之位，而是一夜之间一步登天的，以前并无任何重要职位，没有从政经历，更无政绩功业，他曾自认皇子时代甚是“平庸”，必须以勤补拙方可行政。这从他的两次谕旨中也可以清楚看出。

其一，雍正即位之初，在给太后的面奏内曾坦言：“朕于政务素未谙练。”

既然如此，唯一出路和办法，惟有勤政；其二，“敬天法祖”是必须遵循之法理，雍正四年十月丁亥（1726年11月22日），他对大学士谕：“朕自即位以来，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

从雍正元年八月十二日（1723年9月11日）闽浙总督满保奏谢奉朱批训谕折中，也可以看出他为何勤政。雍正朱批道：

昔日为王时，持身闲适，无意求取声名，兹每思前事，即深感惭愧。兹不意骤登大宝，倘再不留意名操，则是关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劳之是非也。此虽非朕之本心，但往日夙愿已不可行矣。若仍固执前行，则有负皇考也。虽平庸，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至尔等省臣，以前有隐瞒未奏或因掣肘无奈导致舛误怠懈等事，朕如此推诚相见，体谅尔等，唯不副朕造益地方百姓之诚，对以往过失仍行推诿，隐瞒真情，百般掩饰，务期以往举措获朕称许，则反误其间，极为可惜，岂能行耶？我君臣俱应开诚相见，捐弃前愆，以求来日。凡事唯求实心黾勉，爱惜心血，不图安逸，勤勉整治地方。勉之。

“虽平庸，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就不仅是泛指过去曾经平庸，更是泛指当下。这是雍正自己亲口承认的，是实话真话，非政敌对其攻击之言。正因为过去平庸，现在又不甘平庸，事事要勉为学习以求日新，这就不能不勤政。他常道：“当朕在藩邸时，朕从不留心闻听，今居此位，不得不如是也。”

“不得不如是”，是指他的角色、身份、地位变化以后，责任和使命担当“不得不如是”之必然，也是因过去长期以来政务素未谙练，如今“不得不如是”事事勉为学习之必然。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四日（1723年9月23日），雍正在给广东巡抚年希尧的朱批中写道：“向日朕之疏懒，你是知道的，何也？应当那样，何苦徒自苦于无用而反有害也？俗云：‘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及至今日，如何图得安闲？”雍正自己一语道出，正是向日之疏懒，造成向日之平庸。

过去长期以来，父皇康熙帝对其并不特别重视，所以疏懒，是个“天下第一闲人”“闲王”。这种状况一半是出于无奈，一半是出于韬光养晦。同日，在给广东巡抚年希尧的朱批中又谕旨道：“既有责任在身，非勤不可。”这既是他对臣属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依笔者之见，雍正帝勤政还有一个深隐于身心的内因，那就是他要迫不及待地将功赎罪，用勤政求得九泉之下皇考的谅解与保佑。如，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两江总督查弼纳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只勤而又勤，慎而又慎，若能以全皇父脸面，上天必鉴而惠保。”

显然，雍正帝希望通过君臣勤政，以求得上天与皇考的认可、惠泽与保佑。

同年三月初四日又在两江总督查弼纳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仅将此意此行敬而益敬，勤而益勤，如此而为，我君臣必定叨蒙永久恤悯、佑庇之恩矣。”

以上这些，都是促使雍正帝“不得不如是”勤政的内因。

4.雍正帝的勤政内容

勤政，顾名思义，是勤于政务。但雍正帝的勤政内容，不仅是勤于政务，而是几乎无所不包：一方面，大至密折制度、摊丁入亩政策的制定，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指挥，国家人事的升降奖惩与调动，宗室、后宫的人事升降、奖惩、册封与调动或变动，每年秋后对刑部处决人犯作最高层级核准批复。以上，理当属勤政项目之内。另一方面，雍正帝的朱批甚至还包括对臣属家事（如婚宴之类）的干预或决定，甚至小至对某件工艺品的制作、改进要求，甚至对狗窝、狗衣的具体要求，等等，都要等候雍正帝的一一谕旨或朱批才可决定如何行动。

雍正帝的勤政，主要或大部精力投入在并见诸于朱批上。雍正元年（1723）二月的一条谕令对此有过详细记载：“一切地方之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饬，雨旸是否时若，百姓之生计若何，风俗之淳浇奚似，即邻近远省以及都门内外，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以风闻入告也。”

此外，雍正朝还有大量满汉文的谢恩折、请安折。其细小琐碎之程度，实属罕见。

下面，仅以雍正元年（1723）《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第一册为例，进行说明。

（1）请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报告州县官吏病故本

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1723年2月18日）起，请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报告州县官吏病故本就开始呈现，从此源源不断。如，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盛京礼部侍郎巴济纳题为年老体衰请求休致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23年2月17日）南巡抚杨名时题报阿迷州知州详请休致本，同日，署山西巡抚德音题为留晋办理军需之工部郎中赛龙阿年老乞休本，河南巡抚杨宗义题报裕州知州董学礼病故日期本，广东巡抚杨宗仁题报河源县知县申玉衡病故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抚傅泽渊题报归安县知县丁绩曾患病乞休本；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广东巡抚杨宗仁题报博罗县知县韩钦病故本，广东巡抚杨宗仁题报博罗县知县韩钦病故本，河南巡抚杨宗义题报巩县知县邹传尧病故本，河南巡抚杨宗义题报河道总督陈鹏年病故本，等等。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三日（1723年2月17日），一天之内，竟有4个乞休本和病故本。

对中央政府而言，知县这样的官吏属基层单位多如牛毛。为什么病故或要求休致（告老告病退休）之类事，还要题本皇帝过目？因为，无论休致还是病故，必须要另外及时更换或补充。而更换补充必须要皇帝亲自批准。

雍正帝这个人爱信八字，选人时还在乎面相，这便常常要过目过堂。更要求即将更换、补充的官员要牢记皇恩，所以必要籍此召见训话。中国这么大，每年乞休和病故的知县都要批复并召见，确实勤政。然，将这类勤政谓之雍正帝事事搅权，事事独裁，亦并不冤枉他。若雍正帝只对朝廷大臣的乞休、病故、更换、变动掌控，将知府知县的乞休、病故、更换、变动交由吏部或六部按录用条件去运作，自己时加考察是否可以勤政得更为合理，更为开明？

（2）谢恩本

从雍正帝即位之初起，谢恩折就风起云行，这同雍正帝本身的做法大有关系。例如，雍正帝即位之初的半年内，多次将圣祖康熙帝遗物（衣帽、笔砚、扇子等）赏赐臣工，作为宠信、拢爱之举。如，雍正元年三月初六日（1723年4月10日）山西巡抚德音奏谢赏先帝衣服等物之恩本，三月二十七日安徽巡抚李成龙奏谢赏先帝亲用端砚等物本，四月初一日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先帝御用物品本，福建巡抚黄国材奏谢赏先帝亲用衣物本，四月初四日陕西巡抚噶世图奏谢赏先帝御用砚墨等物本，四月十九日河南巡抚石文焯奏谢授河南巡抚并赏先帝御物之恩本，二十六日贵州巡抚金世扬奏谢赏端砚荷包等物之恩本，五月初三日云南巡抚杨名时奏谢赏先帝御用物品本，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谢赏先帝御用物品本，六月十一日甘肃巡抚绰奇奏谢赏先帝亲用之物本，湖广总督杨宗仁奏谢赏先帝亲用之物本，七月十九日江西巡抚裴律度奏谢赏圣祖遗物之恩本，七月二十日四川巡抚蔡铤奏谢赏人参之恩本，等等。这些谢恩折，其实就如同效忠书，一封接一封从全国各地飞向雍正案前，达到了雍正帝预期的目的。

臣属升职，更必须谢恩。如，雍正元年二月初六日（1723年3月12日）新升湖广巡抚那齐哈奏谢升授湖广巡之恩本，山西巡抚德音题为代新升山西布政使森图谢恩本，福建巡抚黄国材奏为臣子补授陕西甘山道谢恩本，二月二十四日广西巡抚孔毓洵奏为钦奉皇上御极恩诏谢恩本，等等。这类谢恩多如牛毛，几乎已成所有升任官员接旨上任后之定例。

甚至，连官员儿子入国子监读书，也要谢恩。如，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1723年4月19日）漕运总督张大有奏为钦奉恩诏送一子入监读书本，三月十七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谢送一子入监读书之恩本，三月二十三日广东巡抚黄炳奏为钦奉送子入监读书恩诏谢恩本，二十四日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谢实授云贵总督之恩本，四月初四日江宁巡抚昊存礼奏谢照品封赠并送子入监读书之恩本，七月二十一日署广东巡抚年希尧题代广东布政使王朝恩谢封赠二代并送子入监读书之恩本，等等。

这个监，是国之监，相当于今日之干部子弟学院，雍正特批恩准这些官二代入监读书，这些为父的做官者自然要谢恩。雍正还在景山开办宗学，将宗室（即皇亲国戚或大官的子女）入学。此举与其说是重视教育，不如说是更重视官二代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等级差别和文化等级差别更为到位。

更为滑稽可笑的是，兄为弟谢恩，弟为兄谢恩，也粉墨登场，热闹不已。如，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一日署广东巡抚年希尧奏为赏弟年羹尧太保世袭三等公兼兵部尚书职衔谢恩本，八月初四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奏为旅兄年珐尧授湖广上荆南道谢恩本，就是一例。

（3）事务琐碎、无当奏本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将精力放在抓国计民生大事上，还是陷入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堆中，不仅是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个执政理念问题，是执政有无重大规划、有无顶层设计，有无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有无国家明确走向及蓝图的重大问题。从雍正朝题本奏折与雍正朱批的内容上，不难看出以上问题之存在、之严重。

雍正即位之初，急于要解决朋党问题，急于要解决反对派，这是任何执政者无可回避，也是无可非议的。但事实上，雍正初年，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对派朋党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人心所向、朝野舆论。即使雍正怀疑或担心有朋党存在，在雍正的处置下，也很快就不复存在。在朋党已基本上不复存在或已被打散的情形下，发展国家经济，提高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计应是重中之重。但雍正在头六年内，不是在发展国家经济，提高国家实力，改善人民生计上作出重大规划、作出顶层设计，作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以研究决定国家走向，而是仍在解决并不存在或已不复存在的朋党反对派上殚精竭虑。

雍正也并未提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是忙于三年内清退亏空。事实上，三年内清退亏空的近期目标也并未实现，终于将期限一拖再拖，一改再改。这同雍正将大量精力浪费在关注、解决琐碎事务堆中，也大有关系。如：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参工部贴写书办不慎烧毁稿卷该管官员一并罚俸本；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署掌河南道事监察御史迈柱题为照例查报上年十二月下吏部科抄咨呈已完未完数目本；雍正元年二月初五日署云贵总督高其倬题为造送贵州秋季己未逾限钱粮命盗案件清册本；雍正元年三月十一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为员外郎吴黑等承差疏忽致使八人脱逃请革职本；雍正元年三月十五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为直隶昌平州知州隐讳盗案请革职本；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两江总督查弼纳题报江宁府理事同知系族侄请令回避本；雍正元年五月十五日兵科掌印给事中陈世倭题明独石口外章尉拿获盗贼一案迟延之故系兵部逡漏注销本；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安徽巡抚李成龙题请准来安县知县冯文汉归宗改复李姓本；雍正元年六月十八日川陕总督年羹尧题参陕西光棍冯氏父子庇匿钦赃请将其子革职一并监追本；雍正元年七月初九日浙江巡抚李馥题应得荫监之嫡长孙请准在家读书本；八月初四日两广总督杨琳题浙江山阴县贡生吴征入幕十三载实属历练老成本；雍正元年十月初九日奉天府府尹邹汝鲁题参锦县知县娄起镐昏庸无能请敕部严加议处本；雍正元年十月十五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参内务府员外郎等擅骑驿马请拿交刑部从重治罪本；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两江部督查弼纳题报本署幕宾品行本；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七日署甘肃巡抚傅德题报工部侍郎王懿行至庄浪病故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江西巡抚裴律度奏长子崇锡遵旨在家读书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漕运总督张大有题为遵旨呈报所延幕宾姓名本；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广东杨琳奏为长孙杨铸奉恩诏得荫生情愿随本职任所读书本；等等。

以上题本，无一件是国计民生大事，无一件是十万火急之军情大事，也无一件是非要由皇帝亲自处理不可之事。然，从各省总督巡抚到府尹，连官二代子弟可否在家读书，内务府员外郎等擅骑驿马，幕宾品行，有家奴脱逃等琐碎事情，却都无不正儿八经题报龙案，非要由皇帝亲自处理或过目，雍正不勤政也不可以。

翻看雍正朝满汉文奏折中几乎80％以上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这说明雍正之独裁，已成国家政治生活之常态。雍正如此集权却又将精力消耗在一大堆无关国计民生的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上，是作茧自缚，工作方法很不可取。他将自己陷入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琐碎事务之中灯下朱批，是可歌可泣值得歌功颂德之勤政，还是对如此勤政应予剖析，应予去芜存精？雍正本人已不可反思，习史之人是否可对其勤政作些历史反思呢？

（4）有质量的题本寥若晨星

雍正龙案上堆积的大量题本，几乎80％以上都是如上无关大局、琐碎事务的谢恩、请求退休、报告官员病故或其他鸡毛蒜皮之类的题奏，有质量的题本寥若晨星。

自雍正元年一月一日起，直至六月底，在堆积如山的几百件题本中，跳出了一件雍正元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题为钦奉上谕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本，六月二十九日云南巡抚杨名时题报钦奉上谕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本。这是相同事、重复题报的题本。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回避制度。雍正注意到并规定不许家人出入衙门在堂办事，具有司法革新、廉洁公道的意义。但这样有质量题本寥若晨星，在几百件题本中仅2件。而这2件又是相同事重复题报，实质上只是一件。

雍正元年七月十八日（1723年8月18日）湖广总督杨宗仁题报查明湖北华容县知县马世珍居官平庸本，是年八月初六日漕运总督张大有题参江西赣州府通判勒诈银两请革职本，这些都是吏治中直面问题，有质量的题本。

（5）题本中暴露出的问题

雍正元年十月初五日（1723年11月20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报候选钿府监生等捐纳米驼请按各官品级给予封典本，暴露出雍正初年用捐纳进仕做官已蔚然成风成为制度惯例。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723年12月6日）……广东巡抚年希尧题参儋州知州重加火耗请革职本，说明对重加火耗一事如何处置是有不同看法的。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724年1月16日）通政使图兰题参福建巡抚黄国材题本与例不符本。然，同一天，福建巡抚黄国材竟也题请告休守陵本。

按雍正帝的要求，奏本应严格保密。通政使图兰的题参与巡抚黄国材之间显然存在芥蒂，黄国材也显然与图兰在斗气，这才会出现图兰题参黄国材的同一天，黄国材竟也题请告休守陵本的怪事。

如果图兰心存善意，黄国材题本与例不符的事可予当面指正，何至为此惊动圣驾。说明利用题本相互攻击，已愈演愈烈。

雍正元年五月十六日（1723年6月18日）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题请将云贵总督革职、贝子允禵永行停俸本。皇太后乌雅氏（雍正帝、允禵兄弟两人的生母）五月二十三突然自杀愤然离世，同五月十六日后雍正帝下旨永行停止允禵俸米有关，同五月二十二日太后下旨召允禵回京不得，更直接有关。

（6）奇怪题本

如，雍正元年五月十二日（1723年6月14日）直隶巡抚李维钧题为宣化府知府实难称职请准原品休致本。既是不称职，要么降职，要么停职，怎可按原品待遇退休？这与通政使图兰题参福建巡抚黄国材的小题大做俨然迥异。

还有更奇怪的。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九日（1724年1月4日），内阁学士希布题为年老力衰请求休致本。拉锡原为康熙帝身边御前侍卫，任职七年从未提升。康熙帝逝世后，半年不到，拉锡连升四级，官至都统、内阁学士。照理，拉锡应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怎能雍正元年就提出休致请求？

题本中暴露出的问题还有，雍正元年十二月初六日（1724年1月1日）吏部尚书隆科多题请纠拿督抚严饬各州县廉洁自持严束吏役不得滋扰乡民。隆科多是老成谨慎大臣，如果此类现象不是普遍现象且已相当严重，隆科多怎会为此专门题本？

以上，均为题本所存、所见，也系雍正十三年全部题本之缩影。雍正帝勤政之内容，也从中历历在目、窥豹一斑。

5.雍正帝的以农为本

“国之大事在农，而为政在人。”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庚寅（初三日）谕内阁：“自古帝王致治诫民，莫不以重农为先务……《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云，‘民事不可缓也，盖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事者，帝王所以承天养人，久安长治之本也。”说明雍正帝对农业非常重视。

但雍正帝的重农，与康熙帝尚有不少异同之处。雍正深知，民事之所以不可缓，因为民以食为天，天天要吃饭。只要老百姓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老百姓不造反，社会才能久安长治。为什么必须以重农为先务，根本原因在这里。

雍正帝虽然也念了《论语》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个“足”，只是“足”以糊口吃饭、饿不死而已，决不是富裕之足。综观雍正帝的十三年，其政策的倾向始终不断向皇室、向皇家贵族集团、向朝廷大官倾斜。这是以官为贵，不是以民为本。社会腐败和贫富差距，比康熙帝、康熙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帝也是封建帝王，他的制度、政策从根本上说，也为贵族集团、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康熙帝不仅自己相当节俭，而且深谙不患贫、患不均之害。这个“患不均”并非指没有差距，而是指不合理的巨大差距，是指畸形之不公。

康熙、雍正帝“以农为本”的相同之处是：两帝都非常重视农业，都在奏折朱批中对此投入了大量精力，都重视开垦荒地与移民，都在灾年及时发赈济荒，都重视水利建设，都重视仓储，等等。

康熙、雍正帝“以农为本”的不同之处，则可见于以下诸项：

（1）雍正帝以农为本中的机械唯物观

如说：“朕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农、工，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这是典型的机械唯物观，不仅严重压抑了商业发展，其实也并不利于农业发展。

（2）雍正帝以农为本中的迷信与形式主义

雍正二年八月初十日（1724年9月26日）顺天府尹张令璜奏进：“皇上躬耕耤田内，瑞谷一茎四穗者，三本一茎三穗者，三本一茎两穗者十二本，臣等传观之下，不胜欢忭。”

大臣们显然都知道雍正帝喜欢听这一套，于是，八月二十九日大学士马齐等又奏：“八月二十四日臣等同现丰泽园皇上躬耕田内收获之稻，一茎四穗者五本，一茎三穗者四十五本，一茎两穗者二百三本，皆穗长盈尺，珠粒园坚，较之往年稻穗多至一百六十余颗，诸臣敬观之下，不胜踊跃庆幸。”

因为康熙帝向来反对、不信、不喜欢这套东西，大臣们自然也就从不敢在朝廷中搞这一套东西，这就是区别。

雍正在春耕伊始，亲自开犁，以为亲农、重农表率。然，后来又流于形式。如，“耤田和先农坛原来设于首都，雍正于四年（1726）下令，命各府州县设立先农坛，备置耤田，每年仲春亥日地方官举行耕耤礼，意思是让他们知道皇帝‘敬天勤民’，学习皇帝注重农功的精神，劝率百姓力田务本。”

这些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康熙帝向来不喜欢，也反对臣僚胡搞。雍正二年（1724），雍正说农民辛劳作苦以供租赋，不仅工商不及，连不肖士人也不如他们。因此下令各州县官，每年在每乡中选择一两个勤劳俭朴、没有过失的老年农民，给予八品顶戴，以示奖励。

此举不仅徒有形式，反而滋生贿赂、地霸钻营钓誉，后被乾隆帝废除。

（3）雍正帝扩大开垦

雍正二年（1724年），指示年羮尧争取在宁夏扩大开垦。雍正六年（1728），湖广、江西、广东、广西四省人民数十万进入四川，雍正命根据各地区流来人口的多寡，分给三四十亩、五六十亩不等的荒地，并给牛种口粮，以事安置。

（4）雍正帝边修筑水利边建造龙王庙

雍正二年，派吏部尚书朱轼往江浙会同巡抚何天培、法海商议修治办法，修筑浙江，江南海塘。朱轼提出动用帑银十五万筑浙江海塘，十九万筑松江海塘，雍正予以批准。松江海塘开始修筑的是土塘，雍正说不牢固，东南是财赋重地，应保证安全，改筑石塘。后来在石塘之外，修贴石土塘一道。

雍正朝的水利建设与改造，总理大臣允祥（即康熙帝的皇十三子）功劳大矣，另述。然，雍正帝一边修海塘，一边又在浙江海宁钱塘江边筑造龙王庙，求龙王佑护地方平安、风调雨顺。

雍正朝在浙江，江南修了海塘，江北盐场却出了人命大事。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二十九个盐场被淹，竟溺死灶丁男妇四万九千余人。

除了扩大开垦、修筑海塘、兴修水利是振兴农业的实政外，康熙帝亲耕，为选良种；雍正帝亲耕，为大臣渲染祥瑞提供平台与材料；康熙帝治黄河及其他水利，亲临现场，几十年如一日。雍正朝搞水利，雍正帝从不亲临现场；康熙帝蠲免，灾年免，丰年有时也免；康熙四十年二月十五日（1701年3月24日）谕直隶巡抚李光地，“虽遇丰年，民犹艰食，务使真正穷民咸沾实惠。”雍正朝蠲免，大都由督抚报灾才施蠲免，丰年不免，还要将灾年所免补缴。此外，与之相关的米价、赋税都要高于康熙朝、康熙帝。

雍正朝的可耕地田数要高于康熙朝，但农民生活未必提高。一方面，同米价、赋税提高有关，另一方面，耕地田数有虚报、浮夸或隐蔽少报等不实之弊。督抚多报、是为多征；督抚向中央隐蔽少报，是为少缴。故，雍正朝的可耕地田数，并不准确。

此外，康熙帝御制《耕织图》，是为感慨农民耕织之不易与辛苦；雍正帝御制《耕织图》，是为美化自己，是为掩饰、美化他与宫女钮祜禄氏私生弘历于热河避暑山庄外狮子园的那一段历史。

雍正帝岀于经济与统治需要虽然主观上不得不重视农业，但他在以农为本、以民为本的理念、制度、实际政策上，未见得比康熙帝的以农为本理念及实际政策更先进、更见成效，某些做法例如扩大税收、扩大社会贫富差距上，其实是在倒退。

（三）以“君即天”“天无二日”的“君本位”统治思想为纲——从头戴假发与《雍正刺虎图》说起

1.君即天

“君即天”，天至高无上，故，君主即天主；君主代天主行使意志；对君主不忠、冒犯君主或至埋怨，都必会遭天谴，重则天诛（灭亡）。这就是雍正帝的君本位统治思想，也是他经常在朱批中宣传、灌输、训斥臣工或威胁臣民的工具。

雍正帝向臣工强调：“为人臣者，奉君之法是即奉天之道。”

“不以至诚事主，断无不遭上天谴责之理，是以数年来，凡欺罔负恩之人，无不即行败露，天道之近且显若此，岂不可畏之甚哉。”

“君即天……，逆天岂能逃于天谴乎？如汪景祺，查嗣庭其明证也。”

“上天之赐福降灾，即如人君之赏罚，若休征而承之者骄矜纵肆，则将转福为灾；咎征而承之者戒慎恐惧，则将化灾为福。即如君臣上下，用赏用罚，无非曲成之，使改过迁善也。”

“是是非非，惟朕是从。”“尔诸臣若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于朕所嘉赏之人，尔等若一体称赞，其人则愈加鼓舞，一他人亦企慕效法。朕所恶刁恶之人，尔等若一体贱恶，其人乃无地自容，亦可望其悛改。”

“为臣的，要心上惟知有君，这就是尽为臣的理。”

“竭虑殚诚，惟图报主，除此一念之外，毫无所顾。”

雍正七年正月，兵部侍郎史贻直奉雍正旨意，训诫福建总督高其倬云：“大凡人臣事君，不但当以身事，更当以心事，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礼，此心惟知有君而不知有己，斯可以任封疆之重。”“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

雍正帝还当面训斥直隶巡抚李绂：“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者，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道理。若自心谓记载数篇文章，念诵几句史册，心怀轻朕之心，恐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内感佩可也。朕非大言不惭，纵情傲物以位以尊胜人之庸主，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则永获益是矣。”

“人臣若能以诚事君，则一言一动无非出于忠爱之心而无一毫欺隐之念。何患事有不立政有不举哉？”“君亲大义也，而君为尤重。”

雍正帝最为敏感、最易恼怒的底线、红线，是臣属不能有二心，必须有忠心。为防止臣下不忠、有二心，雍正帝特别忌讳、防范朋党。“朕以为君子无朋，小人则有之。”

雍正帝当然也讲过许多做官要公而忘私，要国家、社稷至上的话，如，“盖忠则知有国而不知有身，正则知有法而不知有情。”

田文镜积极配合，“惟知有君，则凡事悉秉至公。”雍正帝当然喜欢他。

“大凡为臣者，必以报称君上为心，而不得有瞻顾身家之念，古圣贤之教忠皆是道也，及乎居官，则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尽屏其偏颇党同之习，悉去其沽名市惠之念，此之谓实心任事而智名勇功于是乎出矣。”

雍正帝之所以特别鼓吹人君天授、君即天的君本位统治思想，是雍正初年为应对其继位不合法、不名正言顺、缺失有力证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的特殊政治需要，是为这种特殊政治需要所作的特殊政治宣传。同时，也确实是他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反映。但，康熙帝从不这么说。

如，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十五日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谕：“皇考以冲龄登极，深居九重，一切纤悉艰难之处，尚有未尽周知者，亦未可定。若朕在藩邸四十年，阅历甚久，岂得犹以朕为未尽知者乎？”

类似相同的话，雍正说过多次。其言外之意用大白话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先帝登位时，还只是个稚童，能懂什么？怎能如我已四十年阅历之久之帝王？

同一天，他又说了以下这段话：“古来书史所纪，多言人君为臣下蒙蔽，朕以为不然。夫人君岂皆庸暗，必待贤明之臣引君于道，独无睿哲之君可以训迪臣工而引之于道乎？朕自揣生平诸事不让于人。向在藩邸时，诸王、大臣不能为之事，才力能办之，诸王、大臣见不到之处，朕之智虑能及之。”

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大学士马齐、公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领侍卫内大臣等奉上谕：

……从前罪过交宗人府议处者，不止数十件。朕俱曲为宽宥，不过切加训诫，冀其改过自新，并未降职一级，罚俸一月。乃在廷诸臣为廉亲王所愚及，以朕为过于苛刻，为伊抱屈。

即朕屡降谕旨之时，观众人神色，未尝尽以廉亲王为非，惟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大学士王琐龄、侍郎沈近思曾在朕前陈奏。一年以来，大小臣工因廉亲王贻累者甚多，乃甘心忍受，并不归怨廉亲王。而廉亲王恬然自安，全不知愧，又不念及国法，全无恐惧，此党援之终不能解散者也。”

这说明，不仅八阿哥廉亲王对雍正帝“君即天”的君本位天人感应说毫无恐惧，而且，在廷多数臣工竟公然用脸色向雍正帝表明，他们并不以廉亲王为非，即以雍正帝为过于苛刻，多为廉亲王抱屈。甚至，即使为此受廉亲王之株连而受伤害，也甘心忍受，也并不归怨廉亲王。

可见，即使雍正帝舞弄“君即天”大棒，玩弄天人感应的天谴说，也未能成功，失败了。朝廷的民心，据雍正帝本人以上自述，并不在雍正帝这一边，则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即使当时完全站在雍正帝一边的舅舅隆科多、大将军年羹尧等人，未几，也都受到了“天谴”与“天诛”。

年羹尧、隆科多、延信、戴铎，这些雍正帝曾经的心腹、恩人、功臣，未风光几年，都相继倒在了雍正帝架设的“有二心”这条底线、红线上。

领侍卫内大臣是清廷职高位重大臣，竟也公然对抗雍正帝。此事见于雍正三年二月二十九日（1725年4月11日）上御干清门谕旨：

阿灵阿、鄂伦岱二人原系廉亲王允祀等之党首，罪恶至重……朕（四阿哥雍亲王）奏云，皇父圣体初愈，此等悖逆之人屡烦圣怒，乱臣贼子自有国法，若交与臣，便可即行诛戮……令其边地料理驿站效力行走，伊到彼处并不效力，以抚恤驿站之人及将驿站事务败坏，致蒙古等不能存活。朕闻知后，赏赉数万金，另遣效力人员前往料理，以甡蒙古之困。鄂伦岱种种罪恶俱行宽免，并未治罪，从驿站调回，仍令为领侍卫内大臣，又为都统，伊之父祖，朕俱厚加恩典，冀其悛改过恶，为朕出力。而鄂伦岱结党之心坚如金石，并无感激报效之念。以为朕之加恩其父祖，皆因隆科多之力所致，在朕前并无一语奏谢。

朕有朱批降与阿尔松阿，令鄂伦岱转交。乃鄂伦岱于干清门众人前，将朕旨扔之于地。且极力党护阿尔松阿，将其死罪承认在身，愍不畏死，顽悍已极。朕每召诸王、大臣等颁发谕旨，鄂伦岱从未有一次点首心服……鄂伦岱之罪，虽置极典不足以蔽其辜。朕念其为皇祖妣、皇妣之戚属（注，鄂伦岱系佟佳氏，清满洲镶黄旗人，国舅佟国纲长子，康熙帝表兄弟），其父又经阵亡，不忍加诛，从宽发往奉天，令与阿尔松阿一同居住……嗣后大小臣工昔有怙恶不悛、暗附朕之弟兄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辞。

总之，朕兄弟中党援积疾、沉痼已久。朕既不能摄之以威使其畏惧，而又终不能使之感化，朕深为抱愧……亦朕无可奈何之事也。

若鄂伦岱确犯死罪，何须由四阿哥诛戮？这说明，四阿哥不仅向来杀机重重，而且要借刀杀人，以除掉八阿哥的支持者。四阿哥对鄂伦岱恨之入骨，早就想杀之。但，这是幕后之事。如果不是事后雍正帝本人透露，谁也不会知道。

雍正帝要鄂伦岱代传之旨给阿尔松阿，是要阿尔松阿任刑部尚书（司法部长）。但阿尔松阿认为这是雍正帝要置其于死地，坚辞不受。阿尔松阿坚坚辞不接旨，鄂伦岱也不可能再将圣旨退回雍正帝，只能当着阿尔松阿的面，将圣旨放在阿尔松阿面前的地上。阿尔松阿认为要其任刑部尚书是要置其于死地前奏，故坚辞不受，这种怪事在康熙朝61年里，闻所未闻。

在雍正帝眼里，鄂伦岱从前是罪人，有历史旧账，今天仍是虽置极典不足以蔽其辜的罪人，有新罪。

奇怪的是，雍正帝对这样一个早就想杀掉的罪人，非但不治其罪，反而屡屡加恩。不仅将其从外地调回京城，还官复领侍卫内大臣、满洲都统。更奇怪的是，鄂伦岱仍毫不感恩领情，居然公开与其针锋相对。雍正四年，鄂伦岱终于与阿尔松阿一起，“被斩于奉天（沈阳）贬所”。

雍正帝强调君即天，强调忠君，并以范时捷、李维钧为例：

范时捷、李维钧皆年羹尧素日亲密之人，今能醒悟改悔，列款参劾年羹尧。外间有不明大义之人，有议论二人心怀两端，患得患失，前后反复者。朕从前特制朋党论，训诫臣工，以为尝典。君上同其好恶者，正为此也。朕昔优待年羹尧，故二人亦敬年羹尧。今年诸事败露，获罪于朕，而范时捷、李维钧即举其劣迹，特疏绊参绝朋党之私情。重君臣之正义，实能悔过自新，遵旨奉行，何谓前后反复也？已往之咎既能悔改，即便消除，甚为可嘉，何罪之有？

雍正帝斥八阿哥“自绝于天，自绝于朕，宗姓内岂容有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乎？”

雍正帝斥隆科多“深负朕恩”“若稍有怠忽，定行正法”。

八阿哥“自绝于朕”，所以不能容此人；隆科多“深负朕恩”，所以，定行正法。雍正帝要用铁腕捍卫“君即天”，这才是八阿哥、隆科多等人被“天诛”的关键。

这同康熙帝对君臣关系的要求完全不同。康熙帝更强调：“人臣事君，全在辨心术之公私。今尔诸臣之才皆能料理政务，但徇私利己者多，公忠为国者少。若诸位肯洗心涤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和衷协恭，实尽职业，庶务何患不就理，国家何患不治平哉。”

又谕：“人臣为国不择利害，有志之士虽死不畏，况降级乎？”

康熙帝也偶尔说过“朕为上天之子”“承天命，统御万方”之类的话。康熙四十七年第一次废黜太子时，上召大学士等入谕：“朕所撰文内，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乃用诸葛亮出师表之语。尔等殆谓，此语惟可用，而人君则不可用。”康熙帝还认为：“……此语非特人臣当如此，而人君益当如此。朕常为诸臣言之，为人臣者犹有可诿，为人君者，将安诿谁？惟当敬天勤民，鞠躬尽瘁而已。朕为上天之子，朕所赖者，惟天所依信者，惟皇太子。今皇太子所行如此，欲行废斥，岂可不昭告上天。定于明日告祭。”

又云：“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裕之治”；而且对民之治“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

康熙帝将自己喻为上天之子，同雍正帝君即天，都有个“天”字，意义并不完全一样。

上天之子，子在天之下；君即天，君与天一样高。康熙帝将自己喻为上天之子，落实在人君惟当敬天勤民，人君益当鞠躬尽瘁；雍正帝的“君即天”，是要天下臣民如敬畏天一样敬畏人君、无条件服从人君、无限忠于君主。康熙帝将自己喻为上天之子，意为如天之阳光时育万物，如天之阳光普照大地，无偏无倚，宽严适中；雍正帝的“君即天”，万民仰望天主，举国仰赖君主，因为天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康熙、雍正二人都是封建帝王，也都提到了“天”。康熙帝的君臣观、天子观，当然比雍正帝“君即天”的君本位论、以神权来支掌皇权，更可符合社会和历史的要求，更可符合国计的要求。

雍正帝“君即天”的君本位论统治思想，拉大了君臣距离，更拉大了君民距离。雍正帝对臣僚反复强调、再三重申的忠君旨令，与康熙帝的“民意即天意”的民本位统治思想相比、与康熙帝并不突出把忠君作为头条，而是把不取不义之财、一心为国为民作为好官良臣，孰高孰下，应该是可以对比，而且是可以对比显明、立竿见影的。

2.雍正帝的西洋发套与《刺虎图》

在有清近300年的十几位帝王中，唯雍正帝一人戴过西洋假发头套并作肖像画。如果再往上追溯，在中国几百位封建帝王中，也唯有雍正帝一人戴过西洋假发头套。身为中国封建帝王却头戴西洋假发套，雍正帝是史无前例、后无来者，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综观雍正帝执政十三年，他对西方科技文化，其实并无特别浓厚的兴趣。为什么却独对西洋假发头套有如此浓厚兴趣，还要在定身量作后，自己亲手戴上？

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追求时尚、猎奇。

时尚者，时代潮流之风尚。那么，戴西洋假发头套是雍正朝的时代潮流之风尚吗？雍正朝除了雍正帝一人戴过西洋假发头套，全国还有第二人吗？再也没有了。当时的中国，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实在并无这个风尚，也并不存在雍正帝率先带头后要推动这个风尚一事。则雍正帝追求时尚之说从何说起？

再者，雍正帝的父皇康熙帝在吸收西方科技文化上远胜雍正帝。为什么康熙帝在位61年从不戴西洋假发头套，雍正帝却要追求这个时尚呢？雍正帝的继承人乾隆帝其风流潇洒也远胜雍正帝，且在位60年以上，也从不戴西洋假发头套，为什么只有雍正帝非要追求这个时尚呢？可见，追求时尚、猎奇云云只是表象，其背后，还应有更本质、更深层的原因。

（2）与法国路易十三心有灵犀、同气相求

如果说，戴西洋假发头套是欧洲上层贵族社会的时尚，这个时尚与法国路易十三大有关系。起初，路易十三只是用来掩饰一下自己光秃秃的脑袋而已（一说是用来掩饰一下头上的伤疤）。总之，是为形象好看。试问，雍正帝戴西洋假发头套是为了形象好看吗？如果他认为那样好看，那么，依他的我行我素性格，即使不是天天戴，也完全可以经常戴。而事实是，他既没有天天戴，也没有经常戴。他只是过一把瘾，更像是为了要制作并要留下这幅戴西洋假发头套的画像。那么，他又为什么要作这幅画呢？为什么他的父皇康熙帝和他的继承人乾隆帝都不作这样的画像，唯独雍正帝要作这幅画呢？了解一下法国路易十三的命运经历与执政理念，就不难理解。

路易十三，1601年—1643年，正是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至明崇祯十六年人。雍正帝是路易十三逝世35年后出生的人。路易十三性格内敛、阴郁，不讨人喜欢，这一点与雍正帝有点相像。雍正帝上台执政，离路易十三逝世已80年。路易十三与太后关系不好，太后到死也没原谅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一点也与雍正帝相像。路易十三唯一的亲弟弟一辈子都在造他反，雍正帝唯一的亲弟弟虽然没有造反，却与他对立了整整十三年。路易十三临终前祈求上帝原谅自己为了国家而对家人冷酷无情，晚年对过于严酷自己兄弟心存内疚以致失眠；他立志要做一个不输给父王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雍正帝与路易十三也很相像。路易十三的几乎所有亲人都与他为敌，又都受他的迫害；雍正帝也有众多兄弟与他作对，也都受到雍正帝的严厉打击和残酷迫害。路易十三决不容许有人反对自己却纵容黎塞留“架空”自己，雍正帝同样决不容许有人反对自己却放手十三弟允祥手握大权。晚年的路易十三除了打猎几乎足不出户，雍正帝执政十三年，更是养心殿——圆明园之间两点一线，从不接触人民群众。甚至路易十三的儿子路易十四上台后，更多的是继承祖父亨利四世一套，而不是路易十三的那一套。这方面竟也惊人地相似——乾隆帝推行的，更多的是继承祖父康熙帝的一套，而不是被继承人雍正帝的那一套。这一条，雍正帝生前不可能知道，研究历史的人却可以知道。

雍正帝与路易十三命运相仿，最相似处是两人都有抱负、都有作为、又都有骂名。这是雍正帝与路易十三相距万里却又心有灵犀、同气相求的主要原因。

（3）权力与地位的象征

雍正帝曾经问过传教士，为什么要戴假发头套？告之：这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甚至也是富贵荣华的象征。

初始，法官为了显示老成、老练，就戴上用白色马鬃做成的假发头套。资历越长，假发头套的成色就越陈旧，就显示资格越老，办案经验越丰富。之后，就演变成法官级别越高，假发头套就越大、越豪华。而当时制作一个豪华假发头套，要花费1300法郎、40多个工时。贵族人家为显摆，竞相制作豪华发套。正是因为豪华假发头套是权力与地位象征的缘故，甚至也是显摆财富的象征，雍正帝非要做一个，非要戴一戴。

就是说，雍正戴假发头套作肖像画并不是过把瘾，是有其政治目的。他是要把自己比作法国的路易十三，他要亲身体验一下戴西方假发头套在表现无限权力与崇高地位上的感受，在表现无穷财富时的那种居高临下独一无二的感受。在中国，在他之前的几百位帝王中，谁戴过法国路易十三型的豪华奢侈的波浪式长发披肩的头套？如果说雍正帝猎奇，猎的也就是这个奇罢了。

雍正帝还有两套《行乐图》。一套是以圆明园为主体背景的《十二月行乐图》。按春夏秋冬四季十二个月时序，分别为：正月灯，二月踏青，三月桃，四月流，五月舟，六月凉，七月乞巧，八月赏月，九月菊，十月画像，十一月参禅，腊月雪作画。

另一套是以圆明园以外的不确定背景，甚至完全是想象、虚幻的背景作背景，却有意突出表现雍正帝的高大、伟岸与神勇。

例如，身着汉服坐在江海岸上的《雍正降龙图》。雍正帝的身躯竟然比画中之龙还大几倍。龙在雍正帝面前缩成一团，犹如一条即将倒毙的蛇。

又例如，在雍正帝骑马乘舟上岸的《行乐图》中，雍正帝的身躯竟然比马还要大。都是要有意夸大雍正帝的高大、伟岸与神勇。“尚武”“好勇”是满族的民族传统。清太宗皇太极就亲自殪老虎14只。

《雍正刺虎图》，正是以圆明园为主体背景的《十二月行乐图》之外的另一套14幅《行乐图》中之第11幅。

雍正帝在藩邸时代虽然跟着父皇在木兰围场打过猎，但从未亲自打过虎。他当皇帝13年中，从未打过一次猎，当然，也更从未打过虎。从未打过虎的雍正帝，却比打过多次虎的父皇康熙帝还要“神勇”。何以见得？康熙帝去围场打猎，千军万马，层层收缩包围圈。最后，由康熙帝挽弓装箭射杀之。据史料记载，都是用鸟枪、弓箭射杀之。

但在《雍正刺虎图》里，并不见千军万马，也不见层层收缩包围圈。所见者，独雍正帝一人。并不见画中的雍正帝挽弓装箭，只见他双手紧握钢叉，双目怒睁，老虎在雍正帝面前低头趴下、束手就擒。有人说，这幅画比例失调，雍正帝头大无比，像个木偶。君不知这正是雍正帝所想要的艺术或宣传效果。康熙帝既然用鸟枪、弓箭射虎，说明康熙帝与虎尚有一段距离。雍正帝手握钢叉刺虎，与虎是零距离，这需要多大的胆量和勇气，又需要多大的臂力。雍正帝命人画《雍正刺虎图》，就是要向世人暗示：他比前任皇帝、比他的父皇康熙帝更加神勇，更加了不起。

问题是，他当皇帝13年，一次围猎也未打过，手握钢叉刺虎，是个道地道地的伪命题，是根本不存在的大乌龙。然，他就是要用这幅《雍正刺虎图》制造一段伪历史。

据史料记载，康熙帝本人就曾亲口说过，他共捕杀过“135只老虎、20只熊25豹、96条狼、132只野猪”。这个数字是否有夸大之处，不得而知。但决非无中生有，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除了《实录》《康熙起居注》等官方史记外，许多地方志乃至身在现场的老外的记载里，也多地、多次有康熙帝射杀老虎记载，有些还是亲眼目睹者。

例如，《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了康熙皇帝多次射杀老虎的事迹。仅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至五月康熙在东巡79天的时间里，就射杀虎39只，最多的一天竟射杀5只虎。

高士奇为康熙皇帝所识宠，曾任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康熙二十二年（1683）春二月，他随康熙皇帝西巡五台山，写下《扈从东巡日录》，记录了康熙皇帝射虎之事：

己亥，渡滦河，经永平府城南，永平古孤竹国，秦汉时为右北平地，李广曾守北平，夜出见虎，弯弓射之没羽，比明乃知为石。今府城东南十五里，峰峦峭拔，下多溪谷，射虎石其遗迹也。驻跸抚宁县城西。

辛丑，出山海关。……是日行围桦皮山，皇上亲射三虎，皇太子年甫九龄，引弓跃马驰骤山谷间，矢无虚发。见一虎，射之，立毙。万人仰瞻，莫不震颂。自此，每合围时射虎甚多，不能尽纪。

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丙申，上回銮，于长城岭西路傍射殪一虎。是日，驻跸龙泉关。”

《康熙实录》中不时出现康熙帝打虎的战果。康熙在承德西北隆化阿穆呼朗图行宫听说有老百姓被老虎咬伤的事，就到南山去打猎，亲自捕杀了两只大老虎和一只小老虎，从此当地就再也没有虎害了。出了山海关，举行围猎，康熙用箭射杀了两只老虎。康熙二十一年（1682）二月末第二次东巡从盛京（沈阳）到永陵祭祖后，又在夫余山举行围猎，用箭射杀了一只老虎。几天后举行围猎，康熙又亲手用箭射杀了三只老虎。

山西五台县东北一百三十里有射虎川，就是因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幸台御射殪虎而得名。乾隆《五台县志》卷八《艺文志》有巡抚穆尔赛“射虎川碑记”，也记载了康熙二十二年西巡五台射虎之事。

曾跟随康熙帝打猎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写过一本《鞑靼旅行记》，详细描述过康熙帝打猎的场面与战果。即使康熙帝捕杀过“135只老虎”在数字上有出入，他在各地多次打杀多只老虎，应是可信事实。

对比之下，雍正帝在“尚武”“好勇”上，尤其在亲手打虎上，本来是一张白纸，数据是零。但雍正帝在内心思想上想极超越康熙帝的欲望，又很强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与心态下，制作并保存了《雍正刺虎图》。

它虽然出现在《雍正行乐图》里，却并没有也从来没有真正获取过打虎的乐趣。他要的只是一种心灵精神上的满足。一是能充分体现权力欲上的满足，二是能充分体现他要超越康熙帝的心灵精神上的满足。即便在事实上他无法超越康熙帝，例如在打虎记录上他永远不可能超越康熙帝，他也要通过某种形式，例如，通过画像虚构的形式，让它成为纸上的事实。

据英国萨塞克斯大学龚之允先生对《刺虎图》册页的文献的考证、剖析和当时宫廷创作环境的还原，论述了郎世宁参与创作了《雍正皇帝行乐图册》。

而郎世宁的参与创作，显然是奉了雍正帝旨意的行动。

康熙帝射死老虎，有身边众多随从见证，有身边大臣、地方官多人文字记载，更有地方志和当地为康熙帝射死老虎立的碑亭；四阿哥藩邸时代随驾围猎的次数并不比众兄弟多，骑射水平并不比众兄弟高，更从无手持钢叉刺虎的经历。因此，雍正帝手持钢叉的刺虎图，完全是雍正帝命郎世宁等中外御用文人用图画虚构历史、伪造历史。如此虚构历史、伪造历史，当然很符合雍正帝的政治需要，也很符合他逞强好胜的虚荣心理。这不难理解，也不难揭穿。可是，研究和展览雍正史迹者，明明知道雍正帝一生并无打虎事迹，偏就特喜欢挑其出来向读者展览宣传之，岂不是在雍正帝作虚构历史、伪造历史的过程中，为其充当义务宣传者？

（四）忠臣与良臣孰先孰重

所有的皇帝都喜欢忠臣，但忠臣未必一定就是良臣。康熙帝对好官的要求是清廉不取非义之财、公而忘私。忘私，不是否认有私，是公在前，私在后。不取非义之财，说明合法合理的个人利益或家庭财产是允许且应该受到保障。康熙帝在位长达61年，很少见他把忠君挂在口中，更未见将忠君作为好官第一前提。雍正帝执政中也时常会提到公、国家，但这个“公”、这个“国家”，雍正帝有他指定、规定、限定的特别含义，与世人平日常说的“公”“国家”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雍正帝对臣工的第一要求就是忠诚。忠，就是他一再说明“心中唯知有君，这就是尽为臣的理”；“是是非非惟朕是从，若朕有错误，大臣矢忠谏诤，朕若不能用其正论忠行，即桀纣之君也，大臣即效微子、比干自尽，亦足以于万世。”

可见，雍正帝要的是对他个人无条件服从的愚忠。

“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今既登朝莅官，则君臣为公义，而朋友为私情，人臣当以公灭私，岂得稍顾私情而违公义。”这个“公”、非国家之公。因为，“朕即国家”，“惟知有君”，就是为公。

雍正帝对忠臣的要求是，如果雍正帝不接受大臣的谏诤，大臣可用自尽的方式去垂名。如此忠君观、忠臣观，是耶，非耶？常见有文称赞雍正帝强调公私分明、称赞雍正帝强调以公克私。殊不知雍正帝之谓公的核心灵魂是“君即天”，臣工必须时刻铭记“心中唯知有君”，“是是非非惟朕是从，君即公，君臣大义惟朕是从。”雍正帝之谓以公克私，即是以君臣大义去克私。所以，虽然雍正帝也会说到为国、为社稷，但最终，必然要全部纳入到忠君、纳入忠君即是为公的轨道。当雍正帝觉得臣工忠诚时，就是良臣，“大臣中如年羮尧、朱轼，可谓公慎无私，属知人者”。但当雍正帝怀疑年羮尧有二心后，就大骂年羮尧“猪狗不如，要他何用？”忠臣就是良臣，忠之不纯就不是良臣。

雍正帝尤其反对大臣中结党，对大臣中结党深恶痛绝。但雍正帝提倡鼓励臣僚与总理大臣、十三弟允祥结党，提倡鼓励臣僚与雍正帝结党。

相比之下，康熙帝对结党一事似有辩证分析。康熙帝说，有君子党、小人党之分。雍正帝虽反对一切朋党、严禁一切结党，却号召臣僚与雍正帝结党。他召大学士马齐、张廷玉入宫面谕：“人臣事君须明大义。夫同一固结，于君则为忠，于友则为党。忠则为君子，且赏亦必及之；党则为小人，而罚亦必及之。虽至愚，亦未有不欲为忠良之君子，而甘为匪党之小人，以避赏就罚者也。毫厘之差（一念一差），天渊之别，可不慎哉。……况朕之才识未必不及尔等，从前局外旁观三四十年矣，一切情态知之甚悉。汝欲瞒上，而上究不能瞒。”这同康熙帝“居官贤否，唯舆论不爽”，并不突出强调把忠君放首位，有所不同。

雍正帝的朋党观是：与雍正帝结党即是忠臣、就是良臣、即为君子、即可有赏；雍正帝之外结党者即是小人、即是愚蠢、则要惩罚、则要打击、则要取消。

康熙帝也说过“忠为事君之大义”，但甚为厌恶“但以朕可者可之，否者否之”。所以，康雍二帝在忠臣、良臣的理念上，是有所差别的。

康熙帝从来不像雍正帝那样，老是把“忠君”放在口上作为御臣之紧箍咒。康熙帝认为，良臣（品德优良政绩优秀的臣工）就是忠臣。他读《论纳谏》时，就忠臣、良臣关系说道，“人臣进言，固当直切无隐；人君纳谏，尤当虚怀悦从。若勉听其言，后复厌弃其人，则人怀顾忌，不敢尽言矣。朕每阅唐太宗、魏征之事，叹君臣遇合之际，千古为难。魏征对唐太宗之言：臣愿为良臣，毋为忠臣。朕尝思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以成其始终耳。”可见，康熙帝更欣赏的是良臣。他更强调“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之”。而雍正帝一再强调把忠君放在首位，他首先是要求别人。康熙帝则是一再强调“忠良原无二理，惟在人君善处”，首先是对人君提出严格要求。这样一来，两者差别就很大，就并不完全一样了。

康熙帝首先对人君提出严格要求，这种理念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三分钟热度，不是一阵子、做做样子。他在对皇子的教育中，就多次提出：“凡人孰能无过？但人有过，多不自认为过。朕则不然。于闲言中偶有遗忘而误怪他人者，必自任其过，而曰：‘此朕之误也。’惟其如此，使令人等竟至为所感动而自觉不安者有之。大凡能自任过者，大人居多也。”

此处之大人，非大官者，乃徳高之人，是对己严、待人宽之人。作为人君，就更不可卸过于大臣：“训曰：曩者三逆未叛之先，朕与议政诸王大臣议迁藩之事，内中有言当迁者，有言不可迁者。然在当日之势，迁之亦叛，即不迁，亦叛。遂定迁藩之议。三逆既叛，大学士索额图奏曰：“前议三藩当迁者，皆宜正以国法。”朕曰：“不可。廷议之时言三藩当迁者，朕实主之。今事至此，岂可归过于他人？”时，在廷诸臣一闻朕旨，莫不感激涕零，心悦诚服。朕从来诸事不肯诿罪于人，矧军国大事而肯卸过于诸大臣乎？”

（五）“为君难”的思想理念

1.雍正帝提出“为君难”思想

雍正帝是一位很有抱负、敢作敢为的勤政皇帝。他曾对河南巡抚田文镜这样自白：“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雍正即位初年，就御书长三尺九寸五，宽一尺六寸六“为君难”匾，高挂于宫中养心殿西暖阁；雍正元年四月，当皇帝还不到半年，又命造办处刻制了“为君难”玺章。此后又多次坦言做皇帝的难处，这又似乎与他争强好胜的个性不大吻合，且其中必有缘故。

“为君难”玺章完工的同一天，雍正还另治了“朝乾夕惕”章、“雍正宸翰”章。这三枚闲章，都是其心腹爱弟怡亲王精选上好寿山石为料，雍正亲令造办处精工刻制而成。

“为君难”章长8.5公分，宽5公分，通高仅4.5公分。之后，又先后刻制了“亲贤爱民”章，章体通高9.2公分；“兢兢业业”章。

长方形“为君难”章与“兢兢业业”章的体积规格，都未超过边长6.6公分之正方形“亲贤爱民”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玺章都并非官书用印，故体形都小巧玲珑，规制都不大，很适宜于随心所欲地放置和把玩，也便于在书画上钤用。可见其制作时的心态，与多数古今书画家、收藏家的斋名章、诗句章极为相似。

2002年，北京故宫在精印的大型系列《清史图典》中对此的介绍词是：“为君难，似乎反映了雍正帝作为一个君主，在强化皇权与维护亲情之间的矛盾心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雍正帝的故作姿势。”

北京故宫的这个评价和介绍，十分准确而又生动，可以用恰如其分、维妙维肖八个字概括之。

近年来冯尔康先生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资料，多次提出：“为君难是他激励自身成为明君，显示（体现）他积极有为的精神状态，以便推行他的社会改革大业。”

但细阅雍正刻制“为君难”玺章前后数年里的《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可以于此郑重报告，在围绕“为君难”玺章产生前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雍正虽有用“为君难”玺章激励自身“以便推行他的社会改革大业”的宣言，更多的则是在其朱批中大量一再可见其大叫为君之苦，以博取臣下同情之心或体谅之意。

“为君难”者，其实就是为君苦、为君累、为君忙的代名词而已。雍正即位初年，又是亲书，又是刻章，目的是要以君心换臣心，用为君苦，为君累，为君忙，换取为臣苦，为臣忙，即雍正口中常言的“君臣一体”。雍正朱批中动辄便用“我君臣”如何如何，即是明证。

有研究者又“从六个方面，比较深入地阐明他（雍正）对‘为君难’的认知。这六个方面是：①敬天法祖的言论；②祭堂子、祭天地神祇的行为；③君主自律与体谅为臣不易；④君臣一体、同心同德的道徳准则；⑤对臣工有守有为的要求；⑥君民一体、理顺民气。”

然，即使在以上六个方面中，无论从雍正对其自身的要求看，还是从他对臣工方面的要求看，并不见雍正有用“为君难”玺章作为激励“以便推行他的社会改革大业”的片言只字。我们所能看到的，仍是他担忧、怀疑臣工对他不忠不诚，担忧、怀疑臣工不竭尽全力的矛盾心理。例如，早在“为君难”玺章刻制前，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1723年3月16日）就有谕旨：“夫启朕杀人之端者，其人族灭，犹不足以蔽其辜。”

雍正即位初年便杀心早定，但还要选择时机，还深处在思想矛盾之中罢了。

2.产生雍正帝“为君难”思想的社会原因

（1）缺少重要的从政经验却又仓促即位

雍正即位时已45岁，他对宫内乃至社会的诸多弊端知之颇多。然，对社会诸多弊端知之颇多，并不等于即能迅速解决之。犹如医生治病，并非能诊断知之何病即能迅速彻底解决之，是一样的道理。须知，在45年漫长的皇子生涯中，胤禛一直始终只有爵位，从无担任过重要职务，因而尙缺少担当治国理政的执政经验，这是造成、产生雍正帝即位之初“为君难”思想最直接最首先的重要原因。

对此，雍正即位之初，曾多次公开坦言自认。例如，雍正即位之初就对母后这样说过：“朕御极后，凡办理朝政，每日必行奏闻，母后谕以不欲与闻政事。朕奏云：臣于政务素未谙练，今之所以奏闻者，若办理未合，可以仰邀训诲，若办理果当，可仰慰慈怀，并非干予政事也。”又云：“朕自幼未曾理事。”雍正二年九月又云：“朕在藩邸年久，虽于群情利蔽事理得失无不周知，至如国家政事有关定例者，朕既经历未久，如何可比皇考匡正之责。”“朕即位、二年，实一事未谙，一人不知，实觉甚难”；“为君难，为臣不易，但知难诸事是矣。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直至雍正十年（1732），雍正仍在回忆中坦言：“朕向在藩邸，未谙政事，不识一人，毫无阅历闻见……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政务，而训导未切，诰诫未详，又何以使臣工共知朕心。”以上，当是雍正元年刻制“为君难”玺章最直接的原因。

雍正帝刻制“为君难”玺章，时间是雍正元年四月十九日（1723年5月23日）。早在雍正元年元月，怡亲王已将三方玉料呈送。雍正帝命将这方长方形下方治印处做成腰圆形镌“为君难”三个篆字。而雍正元年四月，正是圣祖仁皇帝梓宫迁至景陵，大臣复请雍正帝御门听政之时。故，“为君难”玺章制成于是年是月，同雍正元年四月雍正帝御门听政的正式开始这一重要历史背景，明显有着直接的关系。且看雍正帝当时怎么说：“朕缵成大统，夙夜兢业，日昃不遑。思所以上继皇考功德之隆，下致四海晏安之治。惟顾凉德，深惧负荷之难。今御门听政之初，益当寅畏小心，综理庶事。咸期举措允宜，簪笔侍臣，何可厥与。当酌复旧章，于朕视朝临御……”

“丁卯（十八日），上始御门听政。”

显然，雍正元年四月十九日刻成“为君难”玺章，是特为纪念前一日（十八日）他临御视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当然，也是有意籍此用以警示、勉励自己要谨慎勤政。然，深惧负荷之难，这便是雍正帝“为君难”玺章，也是雍正帝“为君难”思想的初衷及历史本来面目。

再者，雍正应对“为君难”的指导思想，一是“益当寅畏小心”，二是“综理庶事。咸期举措允宜”，对策原则是“酌复旧章”，“率由旧章”。例如，雍正二年，他又重复说道：“朕缵成大统，临御兆人，以圣祖之政为政，夙夜黾勉，率由旧章。”

对此，雍正元年八月，他在闽浙总督满保的奏折朱批中讲得更为明白透彻：“朕昔日为王时，持身闲适，无意求取功名。不意骤登大宝，倘再不留意名操，则是关系朕皇考六十年辛劳之是非也……若仍固执前行，则有负皇考也。虽平庯，亦要事事勉为学习，以求日新。”雍正在朱批中多次强调：“我君臣俱应开诚相见，捐弃前愆，以求来日。”

“天下第一闲人”骤登大宝后，“一刻不得闲”，他自知自认是“平庸”“闲人”，必须以勤补拙。雍正再不能似从前持身闲适，必要留意名操，必要顾全皇考颜面，必要事事勉为学习，这就是骤登大宝之初雍正刻制“为君难”玺章，作为自我警惕勉励之用的历史之本来面目。

“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云云，即使是口头上的说词，远还未见其摆到龙庭宝几之案上。

纵览雍正元、二年乃至三、四年雍正所有的满汉文诛批谕旨，也并不见“推行社会改革大业”的任何片言只语呢！

（2）从雍正帝满文朱批中再追觅其“为君难”思想产生之直接原因

雍正刻制“为君难”玺章这件事，是他在给闽浙总督满保奏折的满文朱批中写到的，时间已是雍正二年四月初九（1724年5月1日）。朱批曰：为君难数字，朕写成匾额，镌刻宝印，时刻放置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考。为臣之人，理应如此将‘为臣不易’四字照尓所奏谨记思索。”

此时，“为君难”玺章已面世一年矣。在以上这51字朱批中，雍正除了表明要将“为君难”宝印时刻放置眼前，心中时常挂记思索外，同时又特别强调为臣之人理应将“为臣不易”四字谨记思索。

细阅雍正元年四月十九日（1723年5月23日）至二年四月初九日（1724年5月1日）这段时间雍正的所有满文朱批，当是追觅并解读雍正“为君难”思想产生之直接原因的最好途径。

其一，从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满保奏折的满文朱批中可知，当雍正告知镌刻“为君难”玺章之前，雍正已多次告知要其铭记“为臣不易”。

仅以上这一件奏折中，满保就三次提起。第一次是重复雍正教诲“将为臣不易四字铭记于心”，第二次是满保感悟“知为臣不易”。第三次满保竟将“为臣不易”写为“为臣之不宜（易）”。但不管怎么说，雍正用“为君难”教诲满保铭记“为臣不易”，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有没有以此“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云云呢？没有！

雍正二年四月初九日满保的满文奏折，并不止以上这一件，而是有六件。分别是，①满保等奏报用船载运小茘树送京城折；②满保等奏谢补放知县人选奉谕折；③满保等奏谢训谕黄国材事折；④满保奏谢朱批教诲折（即雍正朱批告知镌刻“为君难”玺章折）；⑤满保奏谢家族私事奉凤诏折；⑥满保奏谢并报雨水沾足情形折。

以上同一天之6件满文奏折中，无论是君，是臣，是奏折，还是朱批，所谈的事，所批的谕，都是极为具体的事，并没有一字一句“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之宏论或规划或心志，“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之论从何而来的呢？

其二，再看雍正元年镌刻“为君难”玺章前后的满文奏折和朱批。雍正元年三月十六日（1723年4月20日）雍正在山西巡抚徳音奏报雨水折上朱批：“上天耳目甚灵，唯有竭力黾勉，每年上天方予赐爱。”雍正二年二月二十七日（1724年3月21日）雍正在两江总督查弼纳的奏折上朱批：“我君臣只勤而勤之，慎而慎之，若能以全皇父脸面，上天必鉴而惠保。”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四日（1725年6月4日）在闽浙总督满保奏谢折上朱批：“三年内朕亦不会更改皇考新例。”

在另一份上谕中又曰：“朕所好之人，尔等即宜好之，朕所恶之人，尔等即宜恶之……夫君亲大义也，而君尤重于亲……惟以君之好恶为好恶，人始知改过迁善耳。君臣一德同心，实国家之福，传之万世亦有令名，尔等其祗承朕谕，永远遵行。”

雍正一再表明要“酌复旧章”，“率由旧章”，且“三年内朕亦不会更改皇考新例”，这同“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云云，显然并不能同日而语。

同年三月初四，雍正在两江总督查弼纳奏江南普降大雨的折上朱批：“朕之福，即为尔等之福。尔等之福，即为万民之福，其间实无丝毫悬隔区别。所有地方，均蒙上天屡施恩泽……如此看来，天地皇考必赞同我君臣矣。我君臣仅将此意此行敬而益敬，勤而益勤，如此而为，我君臣必定叨蒙永久恤悯佑庇之恩矣。”

雍正在大谈“为君难”的同时，又一再用天佑神灵恩威并重，以树立并巩固皇帝的权威。如，是年三月十五日雍正在两江总督查弼纳的奏折上朱批：“天人之相感，原是立竿见影的。知此，我君臣惟有益加敬仅耳。”

为了强调天佑神灵完全站在他这一边，雍正甚至在诺岷奏贺青海之贼被灭折上这样朱批：“仰仗苍天、皇考泽恩，业（孽）已自行消除。若言靠人而成，乃无良心之辈。”

雍正甚至把京畿地方降雨，也视为是天意助朕，是臣下“仰副朕意”的结果，“倘若上天不庇护，何以能如此？此皆因为尔等省臣能仰副朕意，故而感动天之和气所致，朕实倍增欢悦而谨慎之念。朕虽不敢念每日更新增业，但甚勤于守本分。”

原来，雍正牢记“为君难”于心并警惕勉励自己，只是为督促自己勤守本分，并“不敢念每日更新增业”，如此，所谓用“为君难”作为激励“以便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之说，岂非远离了雍正本意，实乃后人拔高溢美之词乎？

得人用人之难，更是雍正“为君难”无可回避的直接原因。雍正元年二月，雍正施政中就有“诸事掣肘”之困惑。施政半年多后，又触景生叹“一切总倚朕躬而为之，胡禁不止，曷令不行耶？”。

雍正二年闰四月，雍正帝在查百纳的奏折上再次朱批：“得人甚难，如何为好？”

及之雍正三（1725）年四、五月，这种状况非但未能解决，反而愈加激烈。如雍正帝曰：“朕与允祀，分属君臣，谊属兄弟。今观允祀于朕，则情如水火，势如敌国。”甚至年羮尧、隆科多这样向为雍正帝视为恩人的功臣，也视如寇仇：“朕御极之初，将隆科多、年羮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朕视为一体，伊等竟有二心。”

“马尔萨，鄂伦岱，阿尔松阿，汝福，苏努等同恶相济，屡训不悛，隆科多于此数人力加解护，而屡参廉亲王，必欲朕致其身命，其意将廉亲王多年结成之党羽，收罗以为己手足耳。”

雍正四年五月十四日（1726年6月13日），雍正帝在谕旨中又感叹：“朕即位以来，百凡整理，费尽苦心，乃三年之久。顽邪尚未尽化，风俗尚未还变。”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二日（1734年2月5日），诸王大臣以元旦立春向雍正致贺，雍正帝答曰：“朕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知之甚明。信之笃，是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明，是以不惮反复申明诰诫。”

雍正二年十月丁亥十七日（1724年12月2日），雍正帝在乾清宫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面谕：“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缵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总之，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当，则关圣祖皇帝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朕屡召大小臣工，开诚布公，谆谆教谕，至再至三，今见尔等居心行事，究竟积习未除，故不得不再加切谕，使尔等共知朕心。”

雍正缵承大统之所以尤为难之难，是因为他的继位出现了合法性政治危机。现实政治的残酷，社会舆论的压力，众叛亲离的窘境，个人抱负与兑现之差距，凡此种种之“为君难”，都同这个合法性政治危机直接或间接有关，不由得雍正帝不生出“为君难”之感悟，雍正帝也不得不以“为君难”时时鞭策自己。雍正帝感叹“为君难”，归根到底，是雍正帝施政之难这个历史烙印的反映。

3.雍正朝官吏队伍人力资源奇缺

雍正元年二月初一日（1723年3月7日），雍正在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总督衙门毎年各项进银数目折上朱批：“……身边倍受宠爱，信可纳其言，近则须臾不离差遣之侍卫太监，诚无一人。”

雍正帝即位初期竟感叹自己身边能得宠信的贴身侍卫太监“诚无一人”，足见其人力资源奇缺。这番感受处境之谕旨，两个月后又重复了一次。

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九日（1723年5月3日），雍正帝在闽浙总督满保奏报雨水米价折后另附谕纸一张，云：“……朕宫内太监不过行差耳，并无亲近可信之哈哈珠子（小太监）。朕近前左右信用之人，诚无一人。尔等知之，当钦遵效力，着加小心。”又加朱批于后：“总督、巡抚俱在此列。”“雍正委任的21位内阁高级官员中，有12人来自上三旗。”

这就说明：雍正帝上台之初不仅叹苦身边亲信“诚无一人”，而且“总督、巡抚俱在此列。”而他对汉人、汉臣又很不放心。这无疑是雍正帝产生“为君难”的最靠前也是最紧迫的实际情况。

有人宣传，康熙帝选择皇四子胤禛继位，在时间上已考虑很久。若果真如此，康熙帝深知为君者用人之重要，怎么会在已考虑很久的情况下，让胤禛面临“诚无一人”的“为君难”局面？对比一下康熙五十七年（1718）皇十四子胤祯（允禵）离京西征为其配备的军政文武班子乃至多名王爷、弘字辈皇孙随队跟班的情况，何以反差如此鲜明悬殊？难道皇十四子胤祯的西征比已考虑很久选择皇四子胤禛继位还重要？如果真的如雍正所说，康熙派皇十四子胤祯西征是担心他在京城生事，那么，当皇十四子胤祯离京后，康熙帝就可大树皇四子胤禛的威信，更可以着手壮大皇四子胤禛的政治力量。但看来康熙帝并无这方面的打算与迹象。

不妨从色尔图、阿尔松阿说起。

雍正二年七月丁巳，上御干清门听政，谕曰：“色尔图疏内有臣系罪人超用之语。色尔图系皇考任用遣往料想大军粮饷之人，允禵因私意诬参，将伊问罪。此情皇考深知，随降旨痛加惩责。若果系皇考问罪之人朕岂肯再用。此语有关系，将本发还色尔图，着另行具奏。”

雍正说，允禵因私意诬参色尔图，又说此情皇考深知，随降旨痛加惩责。经查对，都是一派胡言，是有意混淆视听。此事有满文原始奏折档案为证，括号内为笔者做注评论。

臣于三月十一日行抵西宁，奉旨迅即前往，钦此。惟色尔图尚未令使臣等起程。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此兵法常识。大将军王己率大军自京城抵达青海西宁，负责粮饷之臣僚尚未起程，如此贻误军机，雍正竟说成是允禵因私意诬参，将伊问罪，是何具心？难道色尔图此为系四阿哥暗中唆使故意坏事不成？否则，何以颠倒黑白如此？

臣曾于二月二十一日行文查询，因何迟延至今。（应该查询，必须查询，这完全是依法办事，是依职责、依程序办事）据色尔图禀称，一切物品，先未预备，使臣到日始行办理，是以迟延等语。（色尔图是督饷负责人，一切物品先未预备，责在色尔图。使臣迟到、迟延，责亦在色尔图，如何可以推却？）再色尔图去年贻误大军粮饷，当奏请宽宥，俟会议事竣，再行议处。……（伊）奉旨特派办理西宁军用粮饷，及去年调派进藏兵丁并未解送马匹粮饷，亦未能送到，贻误军机。嗣后派出兵丁，陆续来到西宁，又未及供给粮饷。候至队伍齐到，始行供给。至派出士兵，不能得食，困苦实多。蒙特降恩旨，瑚什图、英珠队伍到西宁后，着将马匹喂养一二月，再赴肃州（位于甘肃省西北部，酒泉市东部，祁连山北麓、河西走廊中西部，南依祁连山，北枕古长城，东接金张掖，西邻嘉峪关。全境东西长约104公里，南北宽约84公里，）伊预先屯积草料不足，因之不能供给，兵丁受困。拟起程前往凉州（今武威市）喂养马匹。当告都统延新（即延信）即行起程。臣（允禵）于途中遇见此项兵丁，器械不齐，衣服残破，马区饥瘦，甚为劳苦。……而色尔图并不派李禧等帮办，以便有裨军士，反与李禧等交相宴饮，与李禧等简略从事。贻误机宜之官员碍于情面，一员亦未参究。臣（允禵）带兵进驻西宁后询问色尔图，屯积草料若干。云，现在只购得豆三千石，草六十万捆。此草只敷二三日之用。当询之（提出责问后），色尔图则推诿与伊无涉，皆系地方官之事。复令其将在阵受伤之满洲绿营官兵数目查明，预备臣到时即行颁赏。而臣到时尚未查明。现在西宁人民对于色尔图怨声载道。臣在外安抚二三日，始行进城。再，臣来时，据西宁卫千总杨世荣诉称，笔帖式戴图恩及色尔图家人承办运米事项，共同扣克银两等因，控诉前来。当（即）令将此家人交出（好，处置果断）。而伊隐匿二日不交（心虚有鬼，攻守同盟也）。该色尔图领饷百万畲两，仍贻误一切军机。违背谕旨，情殊可恶。是以一面参奏，一面将色尔图拿办，兹奉万寿之际（3.18是康熙帝万寿节）未便严讯，俟过万寿日后，严行审讯，拟定罪名，再行奏闻。现将管理钱粮关防交按察使八十（人名）暂行办理。查色尔图两次奏领各项银两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余两，除用现在库存仅十三万余两，又亏欠豆一万九千余石，草一百八十万捆。事关粮饷重要，伏乞另简贤能大臣一员前往办理。再，现在运送草料，均已饬交效力官员，令其迅速输运。不准扰民。而迅速者当分别议叙。如饷运不能及时，草料限内不到，定行参奏，从重治罪。谨此恭折奏闻。

色尔图领银一百四十四万八千余两，居然用家人承包，却又屡屡克扣粮草延迟不发；库存仅十三万余两，还亏欠豆一万九千余石，草一百八十万捆。如此贪赃枉法，难道不该追究？

试问，康熙帝随降旨痛加惩责了吗？康熙帝痛加惩责谁？有一字一句痛加惩责允禵了吗？

允禵以上密折写于康熙五十八年三月十五日（1719年5月4日），奏折内已提到欲奖抚绿营受伤士兵。康熙帝己派内务府郎中牛纶、户部郎中泽霖告诉十四阿哥，“大将军王起程时，朕欲颁赏银、缎令其携往。嗣以繁重未颁。现预计已到西宁，特旨：赏银十万两，缎五百疋”。允禵答奏，“臣除感激外，无可言喻。嗣后惟有掬诚以仰体圣怀。谨将恩泽分给效力官员兵丁。”

康熙帝接奏后，非但无一句惩责，对“遣何员带颌，如何防失，着大将军酌量办理”“尔等所议各节，交大将军议覆。本处大臣等所议如此，彼处总理大臣等，亦应会同议奏。钦此钦遵。”康熙帝对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可以说言听计从、十分信任，评价极高，哪里有过随降旨痛加惩责之事？

雍正帝捏造谎言，无非是要如色尔图这一类人，对雍正帝感恩戴德而已。换言之，如果雍正帝人力资源厚沛，雍正帝又何须走这步棋？以下一例则更为清晰、充分。

雍正元年五月初九日（1723年6月11日），礼部尚书苏康奏布政使员缺，雍正谕：“湖北布政使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八月初二日在山西巡抚诺岷奏折上又朱批，“京城显要之缺。”

雍正二年十月丁西（1724年12月12日），上谕：

前因刑部尚书不得其人，阿尔松阿（年少大臣、阿灵阿之子）往天津料想盐务时，甚属明白可嘉，以为可用之，乃降旨之时，疑欲杀伊，抵死固辞。此即廉亲王当封王之日以为不知死期之意也。若亲王、尚书之职皆视为朕杀人之具，则朕实不能行赏罚于天下矣。朕居大位，朕心甚愧。阿尔松阿自受任以来，竟与朕结冤，反复劝之不听，威之不畏。既不能回其心，是朕令一有罪之人总理天下刑罚大事，其名岂可居乎？况伊无心为朕出力，虽勉强用之，亦于国事无益。朕既嘉而用之，又复激以求退，此亦欲加朕以轻进退大臣之名耳。朕奈之何？刑部尚书员缺，将色尔图（即以上之色尔图）调补，阿尔松阿朕亦不诛，令伊在文武各职中自行拣择行走。伊欲退职，俟时亦听之。特谕。

雍正帝早已咬牙切齿，这只是缓兵之计，却也露出雍正内心深处确有杀阿尔松阿之意。不久，阿尔松阿果然就被雍正杀于沈阳。既然雍正自云令一有罪之人总理天下刑罚大事，其名岂可居乎，为什么还要任其此职？为什么康熙朝长61年从无一臣有此感有此语，雍正称帝一二年，兄弟、臣工即有多人有此感有此语？读者应当不会忘记，雍正任命八阿哥为总理大臣时，八阿哥嫡福晋就预言，不知何时人头就会落地。雍正任命阿尔松阿为刑部尚书，阿尔松阿竟也认为这是雍正要杀他之计。问题在于，后来八阿哥、阿尔松阿果然不久就被雍正所杀。雍正朝官吏将雍正任官视为雍正杀头之前奏，非八阿哥、阿尔松阿二人而已。雍正朝官吏队伍人力资源之奇缺，于从也可见一斑也。

雍正四年四月二十日（1726年5月21日），雍正帝在圆明园召果郡王允礼、顺承郡王锡保、大学士马齐、署（代理）大学士张廷玉、都统绰奇、尚书法海等，奉上谕：“今日朕坐于勤政殿以待诸臣奏事，乃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

雍正帝坐于勤政殿，部院、八旗竟无奏事之人，真是滑稽可笑之状。后来雍正规定，即使无事可奏也要写无事可奏折上来。雍正帝后来竟命一名书无事可奏者，写十张上来。尽管如此，此滑稽可笑之状，仍并未能迅速扭转。

雍正四年八月初三日（1726年8月29日）上谕：

数十年来，各省钱粮亏空甚多，朕深悉其弊端，曾降谕旨宽限三年，令各省督抚自催完项，至今未见有督抚奏报料理就绪者。惟原任直隶总督李维钧曾于去年奏称各属州县地丁银两俱已弥补，仓谷尚略有缺欠，冬春之间即可全然补足。

李维钧之罪诚无所逃，据此，则他省之钱粮不能清楚显然可见。该督抚等不忍欺朕，故含糊迟延不行奏报耳。

雍正初年勒令三年各省督抚自催完项，现在时间已至四年八月，居然至今未见有督抚奏报料理就绪者。雍正感叹，如田文镜样督抚太少，实是得力督抚太少之故也。

四年十月十六日（1726年11月9日），大学士、九卿等面奉上谕：“朕用人亦极难耳。一员缺出，访问在廷诸臣，诸臣可以意中无人为对而朕岂可因无其人而逆悬不补乎？……此为君难实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也。”雍正朝官吏人力资源窘态已毕现。

雍正五年（1727），雍正帝又感叹守令（县令、知县）不得其人。所谓“万事胚胎，皆由州县”，州县在清代政权体制中作为基层政权，是一切政事的开始，即此理也。上谕：

守令乃亲民之官，关系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则民生被泽，而风俗日淳，不得其人，则民生受累，而风俗日薄。自古安民必先察吏，此不易之经也。

朕御极以来，夙夜孜孜，欲使薄海之内无一天不获其所，而此愿一时难遂者，则以县令之不能尽得其人也，果能得有猷、有为、有守之人布散各省，不屑民社之寄彼一人之精神力量，足以贯注乎一邑，凡督抚大吏耳目心思之所不能过及者，县令皆能体察经理之，则民生安得不厚，风俗安得不淳，而朕心无一天不获之愿，于是乎可还矣。

向来各省县令多据资、按次照例选用之员，故其中庸碌无能者有之，年衰备者有之，不更事者有之，以致苟且因循、贪位窃禄，诸事闯父，职掌废弛。

此等之人尚不能顾一身之考成，岂能为地方之凭籍乎？今因会试后天下举子齐集京师，朕思其中必有才品兼优之士，是以特加遴选，升以县令之任。尔等亦各鼓舞踊跃，欲乘此年力精壮之时，为国家宣猷劾效用，意亦甚善。

然朕之所望于尔等者，不仅在于办理刑名、征收赋税，了簿书、期会之责而已也。必须实尽父母斯民之道，视众庶为一体，刚柔相济，教养兼施。化浇簿为醇良，惩奸邪以安善类，古称爱民如子。此语众宜体会父母爱子之心，未有不教之以正者。县令果视民如子，岂有优柔贻害，姑息养奸，行妇人之仁，忘圣贤之义，而可谓病相得之着乎？

自古圣贤为治皆尚实政，最忌虚名。若时存沽名吊恩之心，必至为同流合污之乡愿，又何能为整纲饬纪之良吏乎？

笔者近年曾用大量史料史实，论证雍正帝如何大失君主风度、如何虚伪、如何阴险残酷，唯以上这一段是例外。

雍正虽是封建君主，然以上这一大段话，即使在今日，也很有现实意义。余稍作归纳，是否可见以下五点：

①县令比督抚更了解地方实际情况；②县令职责不仅在于办理刑名、征收赋税，了簿书、期会之责而已。必须实尽父母斯民之道，这个要求比较高。多数县官只是对上级负责，要求如父母爱子般爱民，虽有，不多；③督抚是管一个省乃至两个省，若一个县的小环境搞好了，督抚全省做不到的事，县令却在一县能做到；④天下举子（或云社会精英，或云志士仁人者）当乘年力精壮之时，为国家宣猷效用；⑤尚实政，忌虚名，若时存沽名吊恩之心，必至为同流合污之乡愿，又何能为整纲饬纪之良吏。

雍正四年十一月，雍正帝谕：“目今天下督抚诸臣中，朕最关切者，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人耳。”

国家之大，君主仅关切三个督抚？雍正帝的孤家寡人、“为君难”之状，再一次毕现矣。

4.如实评价雍正帝“为君难”思想

（1）雍正“为君难”论的别有用意

雍正帝的“为君难”论，除了“反映了雍正帝作为一个君主，在强化皇权与维护亲情之间的矛盾心理。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雍正帝的故作姿势”外，除了台北故宫文献处郑永昌先生所言雍正刻制“为君难”印章“钤于书画起首处，作为自我警惕勉励之语”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言外之音，另有一番难言之隐呢？

请看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1724年4月29日）雍正的以下谕旨：“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暗奏，谓允祀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稍）迟疑。为君非易事，若谩焉临御只图一身逸乐亦复何难？必欲继美皇考，则更无难于为君者矣。”

雍正刻制“为君难”印章，既是给自己看，当然也更是要给别人看。以上谕旨中的“为君非易事”，“更无难于为君者”数语，除了时时警告自己外，也不排除就是专为说给八阿哥允祀等人听与看的。雍正就是还要用“为君难”、“为君非易事”，“更无难于为君者”，来吓退允祀，要难住允祀，希望允祀包括十四弟允禵等人从此能知难而退，以死了妄蓄大志、希冀大宝之心！

雍正元年“湖北布政使员缺，朕熟思数日不得其人”。此雍正“为君难”之一难矣；先帝大事刚完，又遭太后之事，“朕亦无奈”，此雍正“为君难”之又一难矣；八阿哥允祀却仍妄蓄大志欲图大宝，却全不知当皇帝乃大苦之事，全不知“为君难”，全不知“为君非易事”“更无难于为君者”！不向其棒喝“为君难”，更向谁人棒喝耶？

雍正即位之初，首先遇到了皇太后的政治抵制。太后先是绝食，滴水不进，誓与先帝同去。继之又誓不搬出永和宫，拒不接受百官贺拜，拒不接戴太后凤冠。甚至放言，她做梦也未期望雍正能当上皇帝。这就无疑将雍正陷入了十分尴尬的为难境地。这是他为君难却又难言之苦的又一原因。

而康熙帝的几乎所有年长的有影响的皇子，也是雍正同父异母的兄弟如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一母同胞兄弟如十四阿哥，也都对雍正即位的合法性表示质疑和反对。

又，几乎所有康熙帝的原传旨太监梁九功、赵昌、魏珠、李玉等，都遭到雍正的严厉打击，不是逼杀，就是人间蒸发。

本文列举以上大量事实只为证明另一重要事实：雍正即位之初所面临的政治压力，是清代所有皇帝绝无仅有，也是清代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这个社会存在与雍正的社会地位，决定了其政治局面决不同于其皇祖顺治帝和其皇父康熙帝。雍正“为君难”论的内容与表现形式，也决不完全同于顺治帝和康熙帝之“为君难”。

雍正二年八月，雍正在谕中既是表白，也是恳求：“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之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若少（稍）觉之，朕亦别有道理……不得已缵承大业此……尔等毋犹视朕身为昔日之雍王，当念朕身为圣祖之身。”称帝已二年的雍正，竟要求其兄弟、满汉大臣们不要仍视其为是昔日之雍亲王，应视其是当今之雍正帝，这，当是雍正当时“为君难”之典型表现。雍正坦承：“朕临御四载，亦只得卿（即鄂尔泰）与恰亲王二人耳。”这就难怪雍正会说：“朕近前左右信用之人，诚无一人。”也难怪雍正会说：“朕即位于今四年，与论二字不但不足为凭，竟全然不可听信。”这是因为舆论对他实在甚为不利。

又谕：“凡事要兢兢业业，以天是为是，则必有好报应。”

原来，雍正刻制“兢兢业业”章以自勉，并要求臣工也兢兢业业，为的是要求得到天公给予好报应。雍正自云如上，谓“为君难章”“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之纲要规划，见诸何处耶？

雍正六年二月初二，已升为将军、都统的拉锡呈奏请求雍正珍惜龙体，雍正朱批：“一点亦不费心，有兴趣就多写一些，不愿批则罢手不批，孰逼近（紧）朕耶？尔切勿为朕担忧，朕确实比尔起程去江南前还好。”

早在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五日（1723年12月31日）在给山西巡抚诺岷奏折的朱批中，雍正就谕示：“朕比去年冬天又胖了。

雍正二年二月初一日（1724年3月7日）在给诺岷奏折的朱批中又谕：“朕躬甚安，甚是发福。”

以上，即是雍正帝“为君难”中，另一面之真实历史。

在以上困境、矛盾的压力下，雍正不甘服输，更不甘平庸，他力求用严猛和勤政，以有所作为，以证明自己是称职的皇帝，但这需要臣工的同心协力。然，雍正对许多臣工的表现十分不满，甚感烦难。其境况与心态同康熙帝迥然不同。先天与后天，都令雍正大有为难之处！

如雍正二年五月二十日（1724年7月10日）雍正有旨：“抄没石文桂家产时，大学士马齐不知从何得信，于先一日晚间通知将各样物件俱皆藏匿。伊系皇考任用之老臣，如此年纪岂如此行事？此乃不知君臣大义之重，效法众人刁风之所致。此等事难以枚举。”

马齐系雍正即位之初册封的总理大臣，高层重臣尙且如此行事，地方官员就更是不可想象了。而此类之事又“难以枚举”，雍正之困境、之压力，即“为君难”，则可想而知矣。例如：雍正元年三月二十日（1723年4月24日），雍正谕旨：“朕将伊（吴尔占）训饬之后，旋即降旨宽恕。伊反有傲慢之态，殊属可恶，伊何所倚恃，而与朕相抗，应将伊正法。”

直至雍正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729年1月25日），雍正又谕旨：“副都统花色自行保举，朕恩准补为副都统。察之此人，行为乖张。朕当面训示时，其仰面向上。桀骜不驯之状，甚属可恶。将此人革职，交粘杆处，杖四十，严管行差。”

甚至粘杆处一名小小的普通三等侍卫，居然也敢在雍正面前放肆傲慢，请看雍正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雍正谕旨：“粘杆处三等侍卫唐喀，于朕前行走殊不老实，左顾右盼，贼头贼脑。朕降谕旨斥责，毫无惧色，一副傲慢迂拙之态。将唐喀革去侍卫，交其当差处派充苦役。”

为什么上至宗室兄弟、总理大臣、都统、将军，下至一名粘杆处三等侍卫，甚至宫内手执扫把的太监杂役，甚至雍正原曾信任重用者如年羮尧、延信等，居然都敢于在雍正帝面前仰面向上地傲慢，箕坐，公开摆出一副桀骜不驯不恭不敬之态呢？虽原因尚有待再深入研究，当时无情之现状，毕竟都是客观之存在，客观之事实也。

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1726年10月17日），雍正在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奏折上朱批：“……（凡）有不及朕意者，百般训戒，置若罔闻，朕之愤闷气郁，其苦，亦不可言语形容也，奈何？”

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雍正竟在给云南总督鄂尔泰的奏折上还这样朱批：“虽系匪类逆言，览其言语不为无因。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教朕怎么样？”

雍正六年底，雍正的大部分政敌圴已被镇压、搬掉。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雍正帝居然仍在向其心腹叹苦“大清国皇帝做不得”，则其即位之初时的“为君难”之惨烈，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因此，雍正的“为君难”匾也好，印章也好，“为君难”论的所有谕旨也好，首先是雍正帝其人之社会存在、其社会局面客观形势困难重重之产物。

“为君难”既是雍正帝用以自警、自勉，并以此换取臣工同心同徳的一块金字招牌，甚至也是雍正用以吓阻、压退如八阿哥之辈妄蓄大志、希冀大宝的护身符。

总而言之，“为君难”实在就是雍正帝“为君苦”之代名词。因此，雍正帝“为君难”的产生成因及其作用是多元、多重的，是其即位后政治局面困难重重的产物，远不是一句“以便推行社会改革大业”之赞言就能全部概括之。归根结底，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思想之产物。

清代帝王的“为君难”理念，烙印甚深、践之甚勤，康、雍、乾三帝于此尤为彰著。例如，乾隆帝去世当天颁布的太上皇遗诰曰：“朕惟帝王诞膺天命……诚知夫持盈保泰之难，而慎终如始之不易也”；“即位以来，日慎一日，敬思人主之徳，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而此数事者，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搅，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

推究康、雍、乾三帝的“为君难”理念，可谓根深蒂固。其中心思想，诚如雍正帝后来所概括的“惟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非知之难，行之维艰，永惟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

康、雍、乾三帝的“为君难”理念，可谓康、雍、乾三帝的圣主、明君情结，直令后人敬佩；惟康、雍、乾三帝的“为君难”、圣主、明君之情结，尚有历史时代之局限，还停留在封建传统的帝王术上。

康、雍、乾三帝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同当时世界工业革命、世界政治变革的改革潮流与时俱进，如上所述，仍仅局限在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上而已，仍将国家基本上仍停留局限在小农经济社会。纵然有“为君难”、勤政的圣主、明君情结，纵然有GDP世界第一的辉煌，也未能把中国推向世界第一强国。

虽然康、雍、乾三帝都强调勤政爱民，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基本停留在几十年，乃至二三百年以前的水平上。

今日之研究者在关注、肯定康、雍、乾三帝“为君难”理念历史作用的同时，是否还应观照“为君难”的以上历史之局限。任何贬损否定与任何拔高溢美，都非康、雍、乾三帝“为君难”之原貌之全部。

看来，要如实全面客观的介绍雍正“为君难”的历史成因和历史作用，尚非一人一纸一书可毕其功于一役，尚须治史者共同努力，尚须从多视角多方面探索，方能探得其人其事之全貌。肯定雍正的政绩、贡献和历史地位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应该的；但脱离历史背景，脱离历史实际作拔高溢美，似大可不必了。

（六）“祥瑞”说助长臣下弄虚作假

雍正帝骨子里是喜欢并宣传鼓吹祥瑞说的，康熙帝则是一贯、明确、讨厌、反对祥瑞说的。颇具历史讽刺意义的是，康熙帝统治的康熙朝绵延长达60年以上，喜欢并宣传鼓吹祥瑞说的雍正帝统治的雍正朝，只存在了短短的13年。此为其一。其二，雍正帝宣传祥瑞说，思想又极为混乱、矛盾、心口不一。在行动上，也随心所欲，反复无常。他一会儿宣传推崇祥瑞说，一会儿又否认、否定祥瑞说，称“朕素不言祥瑞。”

雍正帝宣传祥瑞说的本质，仍是“君即天”、君本位统治思想在作怪，再用迷信作包装，愚弄臣民而已。

康熙帝认为祥瑞说全是骗人之说，“朕生平从不作欺人语，欺人即自欺”。因此，雍正帝围绕祥瑞说的种种花样，都是在康熙帝反对搞祥瑞说的思想上的倒退，是历史倒退。

由于政治需要，雍正帝积极宣传、推崇祥瑞说，这在雍正朝的头几年里尤为活跃。这是因为雍正继位产生的合法性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舆论对其统治很不利、雍正帝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却又无法摆脱而玩弄的政治游戏，也是雍正帝“君即天”君本位统治思想的配套工程。

雍正帝从上台称帝起，一直、一再告诫臣下不可对他欺隐，他自己却一直、一再在欺人，也一直、一再在自欺。

“君即天”的天谴、天诛说，连同雍正帝积极推崇宣传的祥瑞说，既是雍正帝用来欺骗天下众人以巩固其君权，也是雍正帝用来自欺，以达到自我安慰、自我陶醉之目的。

雍正帝搞祥瑞说例如“报瑞谷”，具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什么背景下开始的呢？有的专家提出，是雍正元年八月开始：元年八月，大学士等奏称：江南、山东出产的麦、谷，大多双歧、双穗，蜀黍有一本四穗的，这都是“皇上圣德之所感召”，请宣付史馆。雍正同意了。这是报瑞谷的开始。不过这时只报一本两穗、四穗，以后则越报越多，越离奇了。二年（1724），顺天府尹张令璜进呈瑞谷，一茎四穗。同时，大学士等报雍正亲自耕种的丰泽园稻田，大量出现多穗稻，且“穗长盈尺，珠粒圆坚”。

五年（1727），田文镜奏报河南所产谷子，有一茎十五穗的，雍正很高兴，说这是田文镜忠诚任事感召天和的表现。其他官僚不甘落后，大幅度多报。陕抚张保送进一茎十二穗的麦子，据说“颖粒坚硬，茎本丰茂”。总兵官马觌伯奏报鄂尔坤图拉地方的屯田，麦子高产有一茎十五穗的。七年（1729），黔抚张广泗报告，新近改土归流的地区，稻谷粟米一茎数穗，多的达十五六穗，稻谷每穗四五百粒，甚至七百粒，粟米每穗长至二尺多。雍正命把他呈进的瑞谷及图重新绘画刊刻，颁发各省督抚观览。十二年（1734），镇箪镇总兵官杨凯，侍郎蒋洄分别折奏改土归流地区谷子一茎五六穗，或十余穗，雍正把他们的奏折及谷本图样发给廷臣观看。雍正还把地方官奏报的瑞谷，制成《嘉禾图》《瑞谷图》，亲自作跋。元年四月，马兰峪总兵官范时绎进呈蓍草，说是顺治的孝陵所生，雍正命廷臣传阅，百官“惊喜赞颂以为奇瑞”。七年（1729），康熙景陵的圣德神功碑建成，领侍卫内大臣尚崇痹奏称碑亭仪柱石上生出瑞芝一本，长六七寸，“祥光焕发”，雍正说这是“上天特赐嘉祥，以表扬我皇考功德之隆盛”。十年（1732）和十二年（1734）官员都奏报景陵生瑞芝，雍正命宣付史馆，昭示中外。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元年八月大学士等奏称，江南、山东出产的麦、谷，大多双歧、双穗等祥瑞，其背景是雍正帝“遣官告祭景陵”。（即清东陵康熙帝陵）

在康熙景陵的祥瑞说中，除了雍正七年、十年、十二年外，其实，真正最早的应是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1723年9月29日）：“上（雍正帝）出至陵寝门外，向北跪哭，执事诸臣恭率校尉等先奉圣祖仁皇帝龙盾入宝城，次奉孝恭仁皇后龙盾入宝城时，诸王大臣及各官仰见有祥云五色自西北起，覆于景陵缭绕不散，皆以为圣祖峻德神功之瑞应，皇上至诚大孝之感格焉，随奉安梓宫于各宝床，陈册宝于各石案毕，恭闭元宫石门。上复入陵寝门于祭台前奠献毕，上依恋不舍，哭无停声。群臣再三跪劝，上方出至幄次更礼服。”

显而易见，围绕景陵的最早祥瑞说，最早的时间是雍正元年九月丁丑初一日（1923年9月29日），背景是圣祖仁皇帝龙盾和母后孝恭仁皇后龙盾入宝城地宫安放。雍正帝及其御用文人、雍正朝官吏制造五色祥云覆于景陵缭绕不散，与其说是要歌颂圣祖仁皇帝德峻德神功之瑞应，不如说更是为歌颂雍正帝至诚大孝之感格。

因此，雍正元年八月大学士等奏江南、山东出产的麦、谷，大多双歧、双穗等祥瑞，在《清世宗实录》里是紧嵌在雍正帝“遣官告祭景陵”之下之同时，就不是偶然、巧合了。它实际上就是雍正帝为围绕景陵所作政治宣传的最早之开始。

十分巧合的是，雍正帝围绕景陵的祥瑞说，也是只字不提雍正元年九月，只提雍正六年景陵芝英产于宝城顶上：“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歧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赐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

雍正帝用“以至”二字，显然有将雍正朝所有的祥瑞，都归源于东陵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之后如何如何祥瑞不断，却又只字不提雍正元年围绕景陵的祥云五色自西北起，覆于景陵缭绕不散这个源头，令人好生奇怪，逻辑上又好生矛盾？！

雍正帝显然并非是因疏忽而遗忘、遗漏雍正元年皇考、皇妣安放宝城地宫时有五彩祥云覆于景陵缭绕不散这个这个祥瑞之源。

这件事是真有，哪怕是巧合，还是无中生有、纯属编造？如果是真有，哪怕是巧合，雍正帝为什么却只字不提？如果是无中生有、纯属编造，那么，编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大肆宣传，雍正帝又为什么只字不提呢？所以，无论是真有其事，哪怕只是巧合，还是无中生有、纯属编造，雍正帝都似在有意要避而不谈。

雍正朝的种种祥瑞，自元年起至十三年雍正朝结束，各种祥瑞之出现、各地对祥瑞之奏折，从未停顿止息。“祥瑞”之出现与奏折之出现的地方，自遵化清东陵的景陵起，京师、直隶、河南、山西、山东、江苏、云南、贵州、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四川……几乎全国各地无处不出现，雍正帝也几乎都无不作了朱批，却独对雍正元年围绕景陵的祥云未作朱批，不是很值得玩味、很值得思考的吗？这反映了雍正元年先帝和太后落地安葬时，雍正帝极其矛盾与复杂的心态。

笔者在拙文《论康熙帝之死》中，比较详细地剖析了康熙帝之死正常病故说的种种不合正常情理、种种不合宫廷礼制规定以及雍亲王种种不合正常情理、种种不合宫廷礼制规定的行为表现，特别是雍正帝在遭到谋父篡位的舆论谴责后，竟然毫无洗刷辩护清白之证据。笔者据此得出判断：康熙帝非正常死亡，雍正帝有无可排除、无可否定谋父篡位之嫌疑。

在康熙帝蹊跷之死后半年不到，雍正帝又以不许太后与十四弟母子单独相见，不许太后与十四弟母子单独说话，不断严厉打击处罚十四弟的做法，致使太后自尽，招致逼母致死的宫内外舆论谴责。

无论雍正帝是否真的存在谋父篡位和逼母致死这两个事实，雍正元年先帝和太后落地安葬的时代背景，就是存在以上这样的场景氛围。所谓“诸王大臣及各官仰见有祥云五色自西北起，覆于景陵缭绕不散”，无论是否定雍正帝私下布置所营造，还是诸王大臣及各官主动迎合雍正帝所编造，都是为洗刷雍正帝谋父逼母做辩护而为。

表面上，清东陵景陵祥瑞说是为康熙帝在歌功颂德，实质上，是意在歌功颂德雍正帝。如果雍正帝真的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又何需如此煞费心思、又何必要如此躲躲闪闪？

康熙帝死后，雍正帝先是搞了供奉先帝御容，遭到了八阿哥质疑，认为我朝从无这个规矩做法。弘历继位后，也同样对此提出过批评，并为此在布局上做过调整。但当其时，雍正帝首在先帝行宫畅春园建庙造寺。雍正帝的种种出奇料理及反常之举，如同他后来搞《大义觉迷录》在全国颁行适得其反一样，反而招致社会舆论对他的更大更多的抨击。

在先帝、母后之死的事件上，一方面，雍正帝有如愿以偿、如释重负的得逞感；另一方面，雍正帝的内心思想又难免会有一种负罪的罪恶感与道德良心上的内疚感。他在畅春园建恩佑寺，正是这种心态和需要的反映。如果说，种种祥瑞说，雍正帝都很需要，也都心安理得受之，那么，雍正元年九月，所谓“诸王大臣及各官仰见有祥云五色自西北起，覆于景陵缭绕不散”，虽然雍正帝也很需要，但却根本无法心安理得受之。这就是雍正帝对种种祥瑞说都有朱批，却唯独对雍正元年九月景陵祥瑞说没有朱批、只字不提的原因所在。用现代文字形容之，这是一个敏感话题，极易引火烧身。故，同样是祥瑞说，有的大张旗鼓，有的则低调进行。

例如，雍正七年（1729）正月雍正帝在云贵总督的奏折上朱批：“今据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折奏，恭逢万寿令节云南四府三县卿云呈现。又引《孝经》援《神契》之语曰：‘天子孝，则卿云见’，朕之事亲不敢言孝，但自藩邸以至于今四十余年，诚敬之心有如一日，只此一念，可以自信。”

雍正帝一面对鄂尔泰引《孝经》之语“天子孝，则卿云见”而沾沾自喜，一面又坦陈“朕之事亲不敢言孝”。尽管雍正帝本人已坦陈不敢言孝，时下却常见有人一再赞誉雍正帝“诚孝”，此即为一例。对康熙帝是否有可能赞誉四阿哥“洵是伟人，甚为诚孝”一说不辨真伪，不加分析，大力宣传四阿哥“诚孝”，则为又一例也。

笔者还见到，有人还要为雍正帝推崇祥瑞说评功摆好、大加赞誉而着文论说，并以雍正帝谕旨作为论证：“古帝王以丰年为祥瑞，而不以景星、庆云、灵芝、甘露为祥瑞，以贤才为宝，而不以珠玉为宝。”

笔者却觉得，这条朱批正好说明：雍正帝推崇祥瑞说是明知故犯，足见其政治上的虚情假意与政治上的欺骗性，史学工作者应予揭露、批判、否定之。然，为雍正帝推崇祥瑞说的评功摆好者并不这样看待，他们认为：“他（雍正帝）懂得……假祥瑞所起到的政治实效，有时并不亚于真祥瑞，故不可言之为假、为虚浮……从这一点看，雍正帝较之乃父乃子又确是更为注重实效，更懂得运用政治手腕的一个大务实派。”

笔者在学习研究中，也还拜读到过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的其他论述，唯独对两位先生以上这段的对雍正帝推崇祥瑞说评功摆好的“辨析”，深感困顿、困惑。

笔者以为，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上面的这个“辨析”，虽在语言、辩论技巧上甚为出彩，但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甚为矛盾与混乱，大有好钢未用在刀刃上之憾，更似横竖要为雍正歪理扳正之嫌。如果一名骗子或一名窃贼的“本事”很大、“收获”很“好”，世人是应该揭露它、将其绳之以法，还是反要赞赏它、肯定它的骗术、窃技高明？对骗子或窃贼“高明”的“手腕”是应该揭露它、鄙视它、批判它，还是要对其赞美、欣赏之？

例如，“辨析”者向读者指出：“（雍正帝）是一个非常务实又颇有政治手腕的政治家，惟其务实，才不侈谈祥瑞，惟其颇有政治手腕，才极善于利用神道设教的祥瑞说服务其政事。对于祥瑞，有所言又有所不言，这就是雍正帝的祥瑞观和祥瑞辩证法。”与之类似者还有，如“雍正帝之于佛、于黄老……用于其政事，恰似如虎添翼，大有其积极作为者……虽在其好，更在其用的一大实用主义者。”

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认为：“他（对祥瑞说）既信又不信，既虔诚又亵渎……他突出的是一个‘用’字，而非‘信’字。”

杨、冯两位先生对林毓辉、史松两位先生的如下观点用“辨析”提出了质疑与批驳：“（雍正帝）大搞神道设教，用神权来支掌皇权；推崇迷信，用愚昧来维护统治，这是封建统治者掼常的做法。但是像雍正那样大张旗鼓，闹得如此喧嚣，那确实是比较少见，这也反映了封建末世政治上的虚弱性和腐朽性。”

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则提出：“对于以上评论，我们未尽敢苟同。……这样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迷信二字就能得以概括。至于雍正帝所以对此（祥瑞说）‘大张旗鼓’、喧嚣一时，更不能一概归之于虚弱与腐朽的反映。”

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在列举了雍正帝“打击朋党、整顿吏治、清查钱粮、耗羡归公、改土归流、开脱贱民等封建时代之‘善政’后”提出：“雍正一朝大搞特搞的祥瑞与天人感应，又都是和这些‘善政’交织在一起的，‘善政’恰好是在它的推动下付诸实现的，若据此一史实，又何以言称其为虚弱、腐朽呢？”

杨、冯两位先生的结论是：“雍正帝是一个卓越的实用主义政治家，而绝非那种无所作为的世纪末的无道昏君，以一顶虚弱、腐朽的政治帽子戴到雍正帝的头上，那是不够公正的。”

对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的以上辨析，笔者以为有必要再辨析、再商榷。

雍正帝大搞特搞的祥瑞与天人感应，这些东西究竟是不是“迷信”，究竟是不是“用愚昧来维护统治”，究竟是不是“是封建统治者惯常的做法”，究竟是不是表现封建帝王的“虚弱、腐朽”，以上种种，应首先判断其是不是历史事实。如果确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清代皇帝中搞得最严重者，那么，指出其“虚弱、腐朽”，就不应该定性为是“政治帽子”，而应该将雍正帝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定为其政治统治中“虚弱、腐朽”之事实。

杨、冯两位先生为雍正帝大搞特搞的祥瑞与天人感应作洋洋洒洒的辨析，无非是想说，雍正帝玩弄祥瑞说与天人感应说很熟练，玩得很得心应手，很实用，很自在，还很有“效果”，并用“如虎添翼，大有其积极作为”作为赞赏、肯定之。那么，这是一只什么虎？又是添了什么翼？到底是封建迷信，还是“积极作为”，到底是应赞赏之，还是应摒弃之？

笔者以为，雍正帝之所以大搞特搞的祥瑞与天人感应，正是其统治思想思想库与其统治手段都感到不够用，或统治效果尚不够理想，这才玩起了祥瑞说与天人感应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妨再将雍正帝与其前任作一下比较：

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十六日（1717年6月24日），直隶总督赵弘燮奏为灵芝呈瑞折，御批：“朕自幼龄读书，颇见帝王所好者，景星、庆云、天书、芝草之类，朕皆不以为瑞。所为瑞者，年谷丰登，民有吃的，就是大瑞。真伪不必再言。”

康熙帝对祥瑞说，厌恶之极，断然拒绝。

雍正帝后来虽然也曾一度搬用过康熙帝的以上观点，但骨子里仍是喜欢之、要利用之。

笔者之所以认为杨乃济、冯佐哲为赞赏、肯定雍正帝大搞特搞的祥瑞与天人感应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因为无论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的思辨多么精彩，最终仍是看到：“雍正所说的树以‘公’心即忠君之心……雍正帝每以天人感应说训诫臣工，惟树以‘公’心，感格方有所验，究其实者，不过上天即朕，天人感应不过是为君臣感应披上一重神灵的外衣”，雍正帝要用“天人感应平息民怨……兼行恐吓与说教，以平旗民之怨”。

这两个评语说得太好了，非常到位。既然如此，林毓辉、史松两位先生说雍正帝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是迷信，是愚昧，反映了封建末世政治上的虚弱性和腐朽性，有什么不公正，又有什么不对呢？

笔者之所以认为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赞赏、肯定雍正帝大搞特搞的祥瑞与天人感应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还因为：杨、冯断定：“他（对祥瑞说）既信又不信，既虔诚又亵渎……他突出的是一个‘用’字，而非‘信’字。”

余以为，帝王也好，政治家也好，百姓个人也好，所有的行为、行动决定都是受思想支配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要治国安邦，必有他深信的东西，也必有他不信的东西。也许，他深信的东西后来还会有变化，但，他大搞特搞的东西，必是他深信的东西，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大搞特搞的东西竟然是连他自己也不信的东西，那他就是在搞政治欺骗，就是在玩弄政治，就是在愚弄臣民，亦必然就是在误国害民。

再则，作为一个政治家，怎么可以把自己“既信又不信，既虔诚又亵渎”的东西，只突出一个“用”字（利用），而非“信”字？

如果只要以满足或达到雍正帝个人之目的即为务实，唯以达到目的作为是非标准或成败标准，那是非常令人担扰的。这同明知是假货，只要能赚钱就心安理得心满意足毫无两样。

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用赞赏、肯定的态度和感情来评价定位雍正帝“既信又不信，既虔诚又亵渎”的祥瑞与天人感应，实在令人费解，也实在令人惋惜。因为，笔者甚至认为那既是在浪费杨乃济、冯佐哲两位先生自己的才华与时间，也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与精力。

把理应批判、否定或揭露的东西，想方设法“辨析”、辩护成应予赞美、赞赏、肯定，或为其辩解，还煞有介事地说出一套“道理”来，在当下研究、介绍、评价雍正帝身上，这类例子太多、太多了。为雍正帝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作辩护、作美化，只是其中之一罢了。这固然是学术研究中百花齐放、见仁见智的正常现象，但又不得不对这样的“辨析”再研究、再辨析。

例如，关于雍正帝的善政、政绩与大搞祥瑞与天人感应的关系问题。

冯、杨两位先生指出：“两百余年来，中国（清代）的版图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多民族的国家更趋于稳定了，而不是离析了，社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是更趋发达了，而不是落后了。而上述强心剂的注射，正集中在康熙初年，和雍正在位的十三年的前后二次，如此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又出现了一度回光返照，即所谓康、雍、乾盛世。”

冯、杨两位先生又特别指出，雍正一朝的“善政”，同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又都是交织在一起，是同步进行的。意为祥瑞说与天人感应说也发挥了它独特的政治、社会作用。

笔者认为，对雍正玩弄祥瑞说进行美化或辩护，并不可取。现对冯、杨两位先生的以上“辨析”，笔者再辨析如下。

指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十分必要。现在许多青年人甚至文化名人，一讲到清代，就只知道慈禧太后；一讲到清代，就只知道甲午海战，未免太偏颇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是清代确立，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统一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是清代完成、奠定的，仅此两点，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就不该小看，更不容全盘否定。

那么，清代中国的版图是怎么确立的？56个民族又是怎么统一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是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确立的吗？当然不是。虽然康、雍、乾三位皇帝都玩弄过天人感应说，要么，用来控制、吓唬、束缚臣民思想，要么，用来美化自己。总而言之，是封建宣传中的工具与伎俩。清代中国版图的扩大与奠定，归根到底，是用政治和军事力量，在捍卫国家主权的理念与原则下用智慧和意志去努力实现的，决不是用宣传祥瑞，也决不是他玩弄天人感应说的结果。

不能因为雍正帝有善政、有政绩，就肯定他搞祥瑞与天人感应的实用作用，那样，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历史合逻辑。例如，雍正帝设立会考府，这是清政府以前所没有的创举。尽管雍正帝一直用祥瑞与天人感应训诫官员，但会考府的作用就是会考府的作用，不能把会考府的作用理解说成是他搞祥瑞与天人感应的作用。否则的话，雍正帝也一直在强调忠君，难道能由此推理，把雍正帝整顿吏治的政绩，也归于是官吏忠君的作用与结果吗？

与冯、杨两位先生对雍正帝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基本肯定、赞美的观点恰好相反。笔者认为，雍正帝在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上越是花样繁多，越是天花乱坠，越是得心应手，越能证明他不是治国理政政治上的成熟与开明，反而越能证明他政治上的虚伪，越能证明他欺骗愚弄官民的程度越大，而不是相反。雍正朝的若干善政与政绩，是其政策、政举能符合历史潮流，能符合时代形势的结果，而决非是他大搞特搞祥瑞与天人感应的结果；只不过是雍正帝擅于用祥瑞与天人感应为自己脸上贴金罢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例如，“六起拾金不昧，既不涉神灵，亦无足称怪，古来多无称，独雍正帝对此颇加称许，此亦雍正帝祥瑞观的非同凡响。”拾金不昧与“祥瑞观”不是一码事矣。

康熙帝晚年对此特别有过警告：“本朝受命以来，惟以爱养万民为务，如庆云、景星、凤凰、麒麟、甘露、天书、月宫诸事，从不以为祥瑞而行庆典，亦无封泰山，禅梁父改元贻诮之举……自古帝王因不学问，任彼书生訾议。”

雍正帝却自吹：“朕并非以此为祥瑞夸耀于众也，盖实有见于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无纤毫之或爽。朕以至诚，纯恳之心，每岁躬耕焟田以重农事，即蒙上帝降鉴，叠产嘉谷，以昭休应。似此八穗九穗之谷，岂人力所能强为，亦岂人君所能强之使有乎？天人感应之理，朕见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诚耳。诚则未有不动者。……即如从前青海蠢动，朕为边陲忧虑，虔祷于宫中。不数旬，而捷音即至，疆围宁谧。又如前岁夏间近畿雨泽稍愆，朕宫中默祷，诚善修省，虔诚叩恳，不数日，而甘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来朕亲行亲验之事。”

雍正帝俨然已成了张天师，以为只要设台作法，便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即使青海几十万人暴动，只要他在宫中默祷，虔诚叩恳，不数旬，捷音即至，疆围宁谧。若雍正帝神通果真如此广大，何必再耗费几千万两银子、几十万军队？雍正帝如此宣扬天人感应与祥瑞，还值得习史者为其巧舌如簧、饰非掩丑，为其美化、辩护乎？

（七）瞎指挥与知人善任之矛盾

雍正帝不仅以勤政著名，还以知人善任著名。这似乎已人所皆知，似乎已成定论或共识，但还是有值得再研究的问题。

雍正帝尚未正式登基上台，就任命了四位总理大臣。未几，就处决了两名。四位总理大臣，一半被废除，知人善任乎？

雍正元年六月壬戌（1723年7月16日），署抚远大将军、贝子延信奏：“青海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兴兵作乱，大破郡王额尔德尼。”

雍正元年九月己丑（1723年10月11日），罗卜藏丹津骗取青海大喇嘛察罕诺门汗支持，远近喇嘛及百姓二十余万人附从为乱，进犯西宁。雍正接报，罗卜藏丹津已渡黄河，或遣使策妄阿拉布坦处，期约作乱，或欲窥取西藏。西部地区如此大规模兴兵作乱，为清代历史上之罕见、之仅有。

雍正元年十月丙寅（1723年11月17日），罗卜藏丹津竟将雍正派去的特使侍郎常寿扣押于堪布庙（今塔尔寺），笔帖式多尔济凌辱，愤而自杀。这是康熙朝61年里从未发生过的、与中央政府直接对抗的严重挑衅事件。这与抚远大将军胤祯（允禵）在青海四年时，达赖喇嘛与青海各旗王公台吉全力支持、服从统一领导与指挥，形成了强烈鲜明对比。

雍正元年十二月癸酉（1724年1月23日），年羹尧奏报西宁一带罗卜藏丹津叛军已被剿灭。年羹尧有功，功不可没。雍正帝对此感激涕零，对年羹尧说了一大堆肉麻之极的话，甚至把年羹尧比作“朕之恩人”。

夫为君难，为臣也不易。岂唯为君必亲历始知其难，即为臣不易，亦非亲历其境者不知。如不为诸王，岂知诸王之难？不为大臣，岂知大臣之难？即如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处，人谁知之？……总之，非身亲其境者，不知其难也。

年羹尧封功，实在还委屈他。

雍正二年，因年羹尧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动乱有功，雍正封年羹尧一等公爵。但后来很快又改口：“至于平定青海，实系岳钟琪之功，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而已。”

未几，连“坐镇指挥”之功也被雍正否定了。岂止是否定，雍正甚至说：“青海叛逆由年羹尧激成。”

从雍正二年雍正帝把年羹尧比作“功臣”“朕之恩人”，到“年羹尧不过坐镇指挥”，再到“青海叛逆由年羹尧激成”，在同一个年羹尧身上、同一件青海罗卜藏丹津动乱事件上，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雍正就作出了以上三种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究竟是年羹尧一二年内翻天覆地的激变所致，还是雍正帝对年羹尧翻来覆去的激变所致？

有人认为，是年羹尧居功自傲、大肆贪婪所致，年羹尧罪有应得。但细究雍正帝对年羹尧火冒三丈的导火线，既不是年羹尧居功自傲，也不是他大肆贪婪。就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雍正大赞“年羹尧建立大功，其建功之艰难辛苦处，人谁知之”，甚至提出有人“欲设计以陷年羹尧”之后一个月还不到，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朱批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却又是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且看雍正帝是怎么批的：“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须〕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致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朕之此衷，天地神明，皇考圣明共鉴之久矣，我君臣期〔齐〕勉之、慎之。”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已用“一身致于危险”、甚至用“送尔等至于绝路”对年羹尧作出警告、作为威胁，其真正原因，见其以下朱批：“朕御极之始，将隆科多、年羹尧寄以心膂，毫无猜防，所以作其公忠，期其报效。孰知伊等竟有二心……决以逆党从重正法。”

雍正三年（1725）正月初五日，也即以上朱批仅半个多月，雍正帝首先调图里琛为西安布政使，这实际上已是在为整肃年羹尧开始做组织准备。雍正甚至已在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上赫然写道：“图里琛是在广（东）拿住你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

雍正帝尚未公布年羹尧的任何罪名，已公然向年羹尧发出要图里琛拿下（逮捕）他之威胁。究其原因，并非是什么居功自傲也不什么大肆贪婪，而是怀疑隆科多、年羹尧“竟有二心”。年羹尧尚蒙在鼓里，也并不服气，两次在奏折中写道：“伏祈弘慈宽宥，仍赐明白指示，使臣得以亟图改过，不致彷徨莫措。”雍正却在朱批中驳回：“还要如何明白指示？彷徨莫措，亦自信不及耳。”

年羹尧“竟有二心”的罪证是什么呢？在年羹尧92款的大罪中，有一条竟是“与行止妄乱之沈竹、戴铎结党怀欺，煽惑众听”。罪名达92条之多，无非要其死有余辜罢了。

而沈竹、戴铎都是雍正藩邸的门下人。尤其是戴铎，不仅是最早向胤禛献计献策、进言夺储的心腹之人，在胤禛政治上处于最低谷，夺储最为不利时，戴铎甚至甘愿先去台湾以为胤禛预作退路。直至雍正去世，也未见戴铎有任何“作威作福”“妄自尊大”之罪。年羹尧与这样一个雍正的心腹之人结党，要排斥打击什么政治异己，又要煽惑什么众听，又能谋取什么不义之利呢？雍正说，“朕深知戴铎行止妄礼，罪实当诛，而近日不将戴铎置之死地者，实恐年羹尧等奸邪小人加朕以杀戴铎灭口之名也。”

因为年羹尧与戴铎“结党怀欺，煽惑众听”，所以，年羹尧是“奸邪小人”。

从雍正二年（1724）十二月十一日起，雍正帝对年羹尧的一切言行，一直都是在围绕舆论造势、防止年羹尧狗急跳墙这两个方面大做文章。只等舆论造势和防止年羹尧狗急跳墙措施一一落实到位，即择机施行而已。这个时间不长不短，不快也不慢，正好是一年。

雍正整肃年羹尧的根本原因是“与戴铎结党怀欺，煽惑众听”，说了对他不利的话。

早在雍正三年（1725）二月二十一日，雍正谕责未能抚恤青海蒙古郡王额尔德尼等部，以致穷困流离时，已有谕旨：“如有一二人逃入策妄阿拉布坦之地，必重治年羹尧之罪。”

可见，雍正要“重治年羹尧之罪”，是蓄谋已久，早就张网以待了。青海蒙古郡王额尔德尼等部与策妄阿拉布坦之地辽阔千里，年又怎能做到无一人进入策妄阿拉布坦之地？青海蒙古与策妄阿拉布坦之地互通婚姻，早已有之，年怎么能做到无一人进入策妄阿拉布坦之地？雍正三年二月时，所谓年羹尧作威作福、妄自尊大等罪名尚无影无踪，雍正已处心积虑“必重治年羹尧之罪”，试问，这也是年羹尧作威作福、妄自尊大罪有应得之表现乎？

又例如：“朕藩邸门下之人，向者唯年（羹尧）与戴（铎）二人肆无忌惮，曾在朕前敢作不法之语。昔日年羹尧启折中有‘今日之不负皇上，即他日不负王爷’之语，彼时朕手批切责，有云‘尔此语真乱臣贼子之言，观今日之负我，知他日必负皇父之谕，朕欲将其启折奏参于皇考前，因伊再三恳求而止’。”

雍正帝翻出十几年前大舅子年羹尧与其私下甜蜜私语作为其“不法”“乱臣贼子”之据，与居功自傲、贪污罪状有何系？无非想要证明，他早就看出、早就知道年羹尧是个不安分守己之人。为什么当时不作举报？为什么称帝后又一再重用？又一再纵容其扩大“年党”？

即以年羹尧大肆贪污为例。贪污必与职权瓜葛。年羹尧官高权重，非一朝一夕。康熙五十七年（1718）前，年早已任职督抚大吏。康熙五十七年（1718）大将军王允禵出征青藏，康熙帝特命年羹尧为允禵的“总后勤部长”，坐镇川陕。每月有多少银饷、粮草要从其手中调拨，为何那时未成巨贪？为什么到了雍正帝手下，仅二三年的时间就成巨贪了？雍正帝知人善任乎？年羹尧培植“年党”、二三年便成巨贪，雍正帝脱得了干系乎？

年羹尧的“上天入地”，荣辱生死，同雍正帝关系之大，为雍正帝自己所甘认。雍正三年（1725）七月，雍正帝谕：“今隆科多、年羹尧二人互相交结，欲将内外威权同谋专擅，负朕殊恩。诸事欺隐，唯利是图，贪污卑贱无耻，过施宠锡，甚为错误。”

雍正帝不得不承认，年羹尧有今日，雍正帝自己“过施宠锡，甚为错误”。

九天后，雍正帝在乾清宫召大学士等又谕：“年羹尧今日之功，岂能及鳌拜之大，而所犯之情罪，则甚于鳌拜。”

这与定年羹尧罪名有92条之多之目的一样，无非由雍正帝拍板——年羹尧死有余辜，不杀不能平民愤，除此之外，岂有他哉。

如果说，雍正帝在年羹尧的问题上还只是识人、用人失察，“过施宠锡，甚为错误”的话，那么，与安南（越南）、俄罗斯的边界，及西部用兵失败，就完全是雍正帝用人不当再加瞎指挥所一手酿成大错大误了。

1.雍正帝主动拱手相让边界120里

雍正六年正月己卯（1728年3月8日），与安南国（今越南）定边界。雍正帝让地八十里后，又赏地四十里。这是中国西南方从雍正帝手里流失的一大片领土。

先是，雍正三年四月，云贵总督高其倬以安南占有内地旧境一百二十里，请旨加以清理。有旨：“让给安南八十里，命其退还所占地四十里。”

云贵总督高其倬在给雍正帝的报告中奏得很清楚：一来，这是安南占有中方内地；二来数量面积是向中方边境推进侵占了一百二十里；三来中方须加以清理。清理者，两国应予确定。该收回的收回，以前尚未确定的，应予正式确定。这些确定，当然应首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原则，合理兼顾对方国利益。总之，必须坐下来，通过有据有理的谈判，正式解决。

但雍正帝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国家主权与领土当礼物一样，以大国向小国恩赐的形式，一下子就“让给安南八十里”。难道雍正帝不知道、边界退让80里意味着什么？

此事在清代官书中有记载：先是，有内地旧境一百二十里为安南所占，应加清理。有旨：

“命给与八十里（即中方边境线后撤让出八十里），于铅厂山下小河以内四十里立界。”

安南国王激切陈诉。五年五月，谕责该国王，“以执迷之心，蓄无厌之望，忘先世恭顺之忱，负朕怀柔之渥泽。”

雍正帝谕责该国王“以执迷之心，蓄无厌之望”，说明该国王的欲望既“执迷”、又贪得无厌。说明雍正帝明明知道对方是无理的过分要求。为什么不通过谈判、先谈再判，而是未经谈判就主动拱手相让？为什么康熙朝康熙帝从没有主动拱手相让，雍正朝第六年雍正帝就主动拱手相让了？雍正帝在作出这个重大决定前，内阁、议政大臣会议权衡讨论过利弊得失否？还是他个人一拍脑袋就决定了？

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命副都御史杭奕禄、内阁学士任兰枝该国谕。杭等未至，该国王接五月敕谕后具陈谢表文至，称：奉以铅厂山小河立界，感载圣恩，欣跃欢忭。雍正帝因是下旨：“览王奏，感恩悔过，词意虔恭，朕特沛殊恩，将云南督臣等查出之地四十里赏赐该国王。”

雍正帝主动拱手相让80里之后，还不罢休，又命将云南督臣等查出之地四十里“赏赐”该国王。雍正帝何以对领土相让如此慷慨？！雍正帝在云贵搞改土归流，并未在国家版图上增加一里半里。何以在主动拱手相让后退80里后，再后退相送40里？！

本日，又颁敕谕交杭奕禄等前往安南宣读。敕谕称，鄂尔泰体朕怀远之心，定界铅厂山下小河，较之旧界已缩减八十里。现该国王既自悔从前执迷之误，词意虔恭，“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着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

杭奕禄、任兰枝遵旨，于本年六月十六日抵安南国都。国王黎维祹跪迎敕谕，率文武官行三跪九叩礼，言：“世世子孙，永矢臣节。”具陈谢奏章由杭等携回。十月间，杭等回京，面奏出使经过，言：“该国人民蕃庶，畜产饶裕。”雍正帝谓大学士等，“朕闻之甚为欣羡，兼以自愧。”

雍正帝拱手相让120里后，又是欣羡，又是自愧。他欣羡什么，又自愧什么呢？

他不战、不谈，只是为了要凸显他是大国君主，竟主动慷慨、拱手相送安南国80里地。所谓“命其退还所占地四十里”，完全只是虚晃一枪，根本就未认真，也并未算数。

安南国国王软磨硬缠，说了几句甜言蜜语之后，竟又拿去四十里地。这四十里广大土地本是中国云南域内属地，是自明至清的历史遗留问题。明朝政府并未相让，康熙帝在位61年也并未相让，雍正帝一句话“赏”，便拱手相送，从此就放弃、流失了。

康熙三十六年（1697）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述：“通常康熙皇帝巡游归来并不举行任何仪式，但这次皇帝要使前来臣服的厄鲁特人认识中华帝国的威严、富有与礼仪，从而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特意举行隆重的仪式。”

康熙帝一生从未有也决不会为了显示大国君主形象，不谈不判就主动将大片面积国土随意主动拱手相送；也决不会为要显示大国君主形象而逞个人威仪。他向厄鲁特准噶尔使者展现的，是国家的威严、富有与礼仪，是中央政府对妄图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稳定的强大威慑。

而雍正帝雍正朝五至六年的短短几个月内，仅凭雍正帝高兴、仅凭雍正帝一句话，就主动将中国与安南国接壤的边界线后退120里，大片国土从此无谓流失。这个责任，完全在雍正帝一人身上，他不自愧，谁自愧？！

2.雍正七年——十二年西部用兵、凸显雍正帝瞎指挥与知人善任之矛盾

西部用兵，是雍正朝花时最长，投入兵力、财力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雍正帝踌躇满志，满以为稳操胜券，岂料战局完全未能按预定计划进展。这期间，军队人员素质之差，战斗意志、战斗力之松散，将官之间相互倾轧之剧烈，最终结局之惨败，均为康熙朝乃至有清200多年所罕见。

雍正帝上台之初，对西部的对策本是采取守势。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1723年4月9日），雍正帝便作出决定：撤西藏驻防官军及西宁八旗兵，设戍于察木多（今西藏昌都）。

雍正七年二月癸巳（1729年3月17日），廷议发兵征讨准噶尔。雍正帝谕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甚属凶暴，非安分守法之人，必将生事妄为，扰害喀尔喀蒙古、青海、西藏，甚属可虑。现今国帑充裕，官兵同心，实系可以举行之会，若迟疑不决，定贻后悔。然用兵大事，所关甚重，不得轻率，尔等可各抒己见，详确密议。”

“廷议中，大学士朱轼、都御史沈近思等以为天时人事未至，不可出兵；大学士张廷玉则竭力主战；帝决定兴师讨伐。”

“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乙卯（二十一日），准噶尔兵进犯西路汛界。先是，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奉旨进京，由提督纪成斌护其印。纪成斌以满洲人强悍，令副参领查廪率兵往阔舍图牧放马驼。然查廪至该处后，置马驼于不顾，率众避寒山谷间，日置酒高会，挟娟妓以为乐。于是，噶尔丹策零遣兵二万乘虚偷袭阔舍图卡伦，劫走牲畜大半（十几万头），查廪逃遁，总兵曹勋出战失利（大败）。”

雍正西部用兵，出师不利，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因气候寒冷，高层指挥军官马尔赛竟置大批驼、马于不顾，不仅带头避寒山谷，还酗酒嫖娼。这样的军队岂能打仗？这样的军官岂能带队？

雍正九年正月庚寅（1731年3月4日），西部用兵改攻为防。为严防准噶尔兵进犯，频频调兵赴西北诸军事要地驻扎。调直隶、河南绿营马兵各一千名赴西安；山西绿营马兵一千五百名赴甘州，俱听大将军岳钟琪、署总督查郎阿调遣。调奉天兵一千五百名、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黑龙江兵二千名赴北路军营；调青海蒙古兵一万名于青海紧要适中处驻扎；调蒙古科尔沁等部兵五千名赴归化城驻扎。又命甘州、西宁、凉州于本地募兵，甘州三千名，西宁、凉州各二千名；西安亦募兵二千名，以增强驻防力量。说明雍正帝的战略已变攻为守。

问题是，查廪那样的窝囊废在雍正朝并非个别现象。贪生怕死，贪图享乐，互相推卸，相互倾轧，在军队高层中也并不罕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和通泊役大败。

3.和通泊役大败

此役一开始雍正帝就判断失误，自挫军心，竟令前方将军往返折腾于青海、北京千里途中，丧失战斗良机。

雍正九年（1731）六月，有准噶尔使臣特磊到达岳钟琪军前来，表示要求和平，岳钟琪当即向雍正报信，认为“此言实难凭信”。但是，雍正帝未经核查，就随即下命暂缓进兵，先是要岳钟琪派兵送特磊来京；随即又下命召傅尔丹、岳钟琪进京商议军情。本来千军万马几千里路长驱直入，个个摩拳擦掌要杀敌立功。突然被雍正帝一声令下停止前进，还将前线将帅召回北京。军心随即大起大落，士气大大受挫。

而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岳钟琪的判断是对的，雍正帝误信、误判，是在瞎指挥。特磊是奉命故意散布假讯，以拖延清军用兵。

岳钟琪明明是忠臣良将，雍正帝却从一开始就怀疑、防范、牵制他。早在是年三月，竟暗中布置都统伊礼布带领八旗兵二千名，若岳钟琪有统兵行动，要伊礼布带领八旗兵一同前往，形同监军。伊礼布则随即暗中攻击岳钟琪虽手握大兵，不能御敌，调度无方。是年五月，雍正帝又命石云倬为西路副将军，实则是分散削弱岳钟琪兵权。岳钟琪一出征，其川陕总督随即由满人查郎阿署理。这一切，无非受到轰动一时的湖南曾静案之影响。

军者，国之大事。康熙帝历来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则有责有权。雍正帝若对岳钟琪有疑，完全可以不用。以上过程说明，雍正帝受湖南曾静案之影响，表面上对岳钟琪一如既往，实际上已对岳疑之、防之、又要利用之。这就势必造成西部军队上层内部面和心不和。

是年六月，北路军与准噶尔交战于和通泊，雍正朝的政府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按原先筹备与计划，西路军为主力。但开战的却是北路军。先是，傅尔丹率北路军于五月进驻科布多，随据守卡侍卫拿获准噶尔部间谍（实是有意诱清军入围）供称：噶尔丹策零发兵三万，令大策零敦多卜、小策零敦多卜统领，陆续起程至阿尔泰山奇林地方会合，进犯北路。今小策零敦多己至察罕哈达，大策零敦多因事宿留未至。傅尔丹轻信其言，计乘敌兵未集时袭之，选兵一万，从中以二队循科布多河西以进，自率大队继后掩击。前锋统领丁寿、侍郎永国、副都统觉罗海兰等谏言不可，弗听。本月初九日，北路军由科布多出发寻前锋进次扎克赛河，拿获准噶尔巡逻兵，言此处距察罕哈达只三日程，准噶尔兵不过千人，未安营。傅尔丹命各队乘夜速进，行数日不见敌。十七日，炮准噶尔间谍，据云：准噶尔兵二千屯博克托岭。傅尔丹遣兵四千余人前往击之。准噶尔出诱敌之兵且战且退，而伏精兵二万于山谷中。十九日，傅尔丹率大队至。二十日，准噶尔伏兵出击，胡笳远作，毡裘四合，乘高突冲，遂围北路军于和通泊。经过连日艰苦激战，至二十二日，觉罗海洼突出重围，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马尔齐自尽，副都统苏禄战死，副都统西弥赖因令索伦兵驰援丁寿专关赋顶菲十珪日，准噶尔兵环攻北路军大营，傅尔丹督兵力战，杀敌五百余人。察哈尔、喀喇沁、土默特等部蒙古兵皆大溃。二十四日，永国、觉罗海兰、副都统岱豪皆自杀。傅尔丹等率残部且战且退革于三干穴百渡哈尔噶纳河，杀追兵二千余人。公达福、副将军巴赛弌查纳弼、参赞马尔萨、副都统舒楞额皆阵亡。七月初一傅尔丹逃回科布多筑城地方，收残兵仅剩二千余人。

因傅尔丹初战惨败，雍正帝命以大学士、忠达公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

十月乙巳（十五日），又解马尔赛调兵权。谕马尔赛：“从前尔领兵尚未至察罕叟尔，并不知军前情形，即欲指示顺承王锡保，殊觉不合。现不经请旨，即令吴喇忒、毛明安等部各预备兵一千，听尔调遣，甚属背谬。再者，尔所侦探军情并不确实，办事亦甚含糊。嗣后，蒙古扎萨克等俱遵靖边大将军印信行事，不得以抚远大将军印信有所征发。”

十一月癸亥（初四日），命锡保为靖边大将军，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乙丑（初六日），以左都御史署陕西巡抚史贻直为兵部尚书量以康亲王崇安摄抚远大将军，降马尔赛为绥远将军。辛未（十二日），命锡保统领北路军一切事宜，傅尔丹、马尔赛俱听其调度。

雍正十年（壬子，1732）三月，丁丑（二十日），议处岳钟琪。大学士鄂尔泰等参奏：岳钟琪身为大将军，专制边疆，敌军以五、六千人由无克克岭入卡伦，进犯哈密，伊茫然不知，致使敌军劫掠牲畜，并从容遁归。岳钟琪智不能料敌于平时，勇不能歼敌于临事，玩忽纵敌，请将伊敕部严加议处。寻有旨：岳钟琪削去公爵及少保，降为三等侯，仍留总督衔，护大将军印，戴罪立功秋，七月，辛丑（十七日），锡保奏：七月十四日，准噶尔兵进犯乌孙……傅尔丹率兵迎击失利退回大营。命锡保将此役失败原因及详情查明具奏。

八月，癸亥（初九日），时副将军张广泗劾大将军岳钟琪调兵筹饷及统驭将士皆失之乖方，称穆垒地处两山之间，筑城其中，形同釜底易攻难守不可驻军。又准噶尔兵专资马力，我军制敌宜马步兼用，而岳钟琪立意用车，于自巴尔库尔至穆垒间尽为沙碛沟堑情形不合。是日，命西路军乘准噶尔兵在北路之际，迅速撤回巴尔库尔。己酉（二十五日），锡保奏：傅尔丹在乌孙珠尔并不预筹堵御之策，轻调官兵进击，以致有误军机。帝降旨，革去傅尔丹公爵、领侍卫内大臣、振武将军。

冬，十月戊午（初四日），谕责锡保。庚辰（二十六日），革岳钟琪大将军职。谕曰：岳钟琪身为西路大将军，却秉性粗疏，办事怠忽，将国家军旅重务视同泛常。且赏罚不公，号令不一，不恤士卒，不纳善言，傲慢不恭，刚愎自用，以致防御追击屡失机宜，士气不振。而凡所陈奏者又皆虚假诈伪之词，为怙过饰非之计。误国负恩，罪难悉数。着革其职，交兵部拘禁候议。雍正十二年，大学士等议将岳钟琪斩立决，有旨改斩监候。

十二月丁卯（十四日），马尔赛伏法。先是，锡保等奏言：马尔赛负恩纵敌，不忠不孝，令人痛心切齿；李杖怀奸济恶，法所难宽。应将此二人即正典刑，以昭国宪。得旨：马尔赛着即处斩，免其枭示；李杖着在军前监候秋后处决。至是，命副都统索林、奏事郎中张文彬驰驿赴扎克拜达里克军营，将马尔赛正法。

这个马尔赛，接到西征任命时，竟发牢骚：“还不如充军黑龙江好。”雍正一向以知人善任自喻，派马尔赛这样的人去统帅西北军务，怎么能胜任？

雍正十年十月初十日（1732年11月27日），雍正在谕旨中宣布了马尔赛之所以要军前正法（杀头）的罪状：

马尔赛本属庸才。备员政府、为班联领袖，未能赞襄一事、敷奏一言。伊历来贪赃不法之案渐次败露，朕皆暗中为之消弭，其应追之赃银数万两，又悉行宽免。更赏世职以逮其子孙、赐帑金以固其操守。

原来雍正不仅早就知道马是庸才，还早就知道马是贪官。然雍正非但不严处或降级调动，还暗中为之消弭，其应追之赃银数万两，悉行宽免。更赏世职以逮其子孙、赐帑金……时下竟见有人着文号召向雍正学习反贪，岂非大跌眼镜。

凡所以恩待之者，远出诸臣之上。去年傅尔丹失机，将马尔赛为北路大将军，畀以讨贼防边之重任。伊在京承命时，即有退缩怨望之意，及领兵行走，并不教训兵丁爱惜马力，未到归化城而马匹已陆续倒毙于道。在归化城时，又不于水草好处牧放马匹，致兵丁之马损失大半。又伐木取材、盖造暖室、全忘士卒之露处，竟欲久居于此为娱老之计。且心怀怨望，于众大臣齐集时，口称：领兵为大将军，不如发遣黑龙江反为安逸。朕知其不可为大将军，改授为绥远将军，令其领兵赴札克拜达里克驻扎，以为堵御邀截之计。

明知不可用仍用之，是谁之责？

八月初，策零等大败贼兵于厄尔洽尼招，锡保等将敌军由推河潜逃之信驰报，令其发兵堵截，而马尔赛立意坐视，按兵不举。身任统兵之职，地当扼要之区，贼过不行堵截、贼去又不尾追，端坐空城，视同秦越。众人苦劝之言坚执不听，竟令人网之兽复得像兔脱，将来余孽跳梁一时未能翦灭，伊谁之咎？似此有意阻挠军机，紊乱国事，并非寻常失机之比。

马尔赛不思国家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积累之旧，在国为叛臣，在家为逆子，不忠不孝，莫此为甚。此皆朕乏识人之明，误用匪人。朕先谢罪宗社世民，将马尔赛正法，以为人臣受恩深重而心怀悖逆者戒。

雍正说了那么多，无非是要说一句话，马尔赛该杀。雍正说他之所以用马尔赛，是因为“皆朕乏识人之明，误用匪人”，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马尔赛本属庸才……未能赞襄一事，敷奏一言”，这些都是早在马尔赛出任西北大将军之前，雍正早就知道了。而“伊历来贪赃不法……朕皆暗中为之消弭，其应追之赃银数万两悉行宽免”，这些劣迹雍正不仅早已掌握，更完全是由雍正一手包庇下来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更赏世职……赐帑金”，就不是什么“误用”所能掩饰得过去的。“傅尔丹失机，将马尔赛为北路大将军”，都是在以上种种明知的情形之下委以重任的，这怎么能说成是一般“乏识人之明，误用匪人”呢？

明知马尔赛是“庸才”而重用，明知马尔赛“贪赃不法”而“朕皆暗中为之消弭”，这又怎么能用“误用”二字推卸呢？答案只有一个，马尔赛、福彭等人本都是雍正的心腹，这些心腹既平庸又贪婪，但雍正还是重用之，直至马尔赛实在不像样子，直至弄到了误国、误军、不杀不足以稳定军心的地步，才在议政大臣的奏请下，不得不杀了马尔赛。

马尔赛固然该杀，但雍正杀马尔赛，也大有借马尔赛之头，为自己推卸西北用兵失败的责任而已。

马尔赛之后，又改换锡保。锡保在审办隆科多及为雍正整肃众多政敌中十分卖力，但他未必是军事干才。把锡保派往西北挂帅，主要也是因为他是自己的心腹。锡保竟“不能筹划指示”。那么，这样的人，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呢？只问是否心腹，不问是否胜任其职，这是几年内大将军一职几度折腾、频繁更换的主要原因。雍正帝知人善任耶？

雍正十一年正月庚子（1733年3月3日），命鄂尔泰前往北路军营，经略军务。

辛丑（十九日），先是，锡保于乌孙珠尔之役中虽拨兵一万，而所到之兵实仅三于，且留傅尔丹于军营，致准噶尔兵越克尔森齐老，遇策凌兵始败走。是日，帝以锡保不能筹划指示，命将其交宗人府议议处。

六月戊子（初九日），以锡保任大将军以来，调度无方，因循畏缩，坐失机宜，命多罗平郡王福彭为定边大将军，统领各路大军。寻革锡保亲王、大将军。

雍正看到师久无功，所派将帅皆不如意，杀戮降调也不解决问题，感到已不能打下去了。十一年五月宣布暂停进兵。其实，这既是鄂尔泰、张廷玉等为雍正出的主意，也是雍正在屡战屡败，屡败屡换，屡换仍不胜，旷日持久，后勤匮乏等僵持、不利形势下无可奈何之选择。

十二年正月，鄂尔泰自西北还京，主张与准噶尔部议和，奏云：“准噶尔僻处荒要地方，得其地不足守，得其人不足臣。我以大兵临之，彼恐失其世守，必合力死拒。若弃之化外，必不敢内侵，自然悔罪服降。”

雍正曾对广西巡抚自认，“朕之自信，有时尚不及信鄂尔泰之深”。

十二年（1734）七月，雍正决意议和。

在无情的事实面前，雍正帝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皆朕无能不明之咎”。这是在消耗了雍正帝执政后半生主要精力，也是在消耗了雍正朝五六千万两白银、旷日持久后的失败的“无能不明之咎”；也是雍正七年设立军机处后，最大规模用兵的最大失败的“无能不明之咎”。与康熙帝平三藩、收台湾、平准噶尔比比看，与大将军允禵西征“大得人心”（康熙帝评语）比比看，雍正帝的自以为是就相形见绌了吧？

当初设立军机处的主要目的，主要就是为西部用兵服务。西部用兵最终以失败告终，则军机处之设立还能作为是雍正改革的成功之举吗？西部用兵失败，是雍正朝国家主权与领土的败笔。

4.雍正帝败在萨瓦手里

雍正朝的中俄边界谈判，始于雍正四年正月。甲寅（二十一日），雍正帝闻俄国外交使团将抵北境，谈判中俄边界事宜，命原理藩院尚书、一等公隆科多与额附策零等于视察阿尔泰山后，赴喀尔喀蒙古边境勘查疆界，等候与俄国国使臣会谈。

令人奇怪不解的是，七天后，正月二十八日雍正有旨：罢去隆科多吏部尚书之职。

雍正既欲将隆科多罢官降职，又何必委任其去中俄边界谈判？既欲将隆科多委任去中俄边界谈判，又何必此时对其罢官降职？雍正帝显然未能将中俄边界谈判视作国家重大的核心利益之捍卫、之争取，而是将中俄边界谈判事件视作为是一件对隆科多的远差、苦差，更是一次万一隆科多在谈判中有何差错，雍正可随时籍口对其处罚之理由。

雍正选择在中俄边界谈判前夕、对中方代表团长隆科多罢官降职，正好暴露了雍正的权术与心机。而这种权术与心机是将个人恩怨、个人利害、个人情绪置于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之上，作为帝王君主，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颠倒。这种严重的政治错位、严重的政治颠倒，随之在正式谈判中恶性膨胀，终于使中方在正式谈判中蒙受了重大损失。

雍正四年十月丙寅（1726年11月1日），俄国外交使团抵京。先是该使团到达恰克图附近之布尔河，与隆科多等会谈。俄国全权公使萨瓦提出进京贺帝登基，并率俄国商队同行。

雍正朝已经进入第四年，萨瓦此时提出进京贺帝登基，显然是美其名曰。隆科多看穿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以下对策。

隆科多表示，只许外交使团入京。本日，萨瓦率使团至京。十一日，觐见雍正帝。谕令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与萨瓦谈判。这段文字隐蔽了谈判桌后面萨瓦的肮脏交易。即，由于谈判中隆科多坚持要求俄国归还侵占中国之大片蒙古土地，态度坚决，致使萨瓦恼羞成怒，威胁要用武力解决。隆科多不为所动，萨瓦又提出必须更换隆科多这个中方首席代表。萨瓦提出：“隆科多对俄国朝廷明显地心怀不善”，“似乎想把俄国赶出黑龙江流域，或者，最低限度收回被俄国蚕食的土地，把划定在色格愣斯克与彼尔河之间。”于是，萨瓦命俄军在边境处于战备状态，并致书边境地区中国蒙古王公，称隆科多的态度“可能导致两国永世不和”。蒙古王公向雍正帝作了报告。图理琛也认为隆科多“固执己见”。

谈判历时半年，会议30余次，提案20多个。其间，萨瓦秘密勾结在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收买朝廷大学士马齐。萨瓦允诺“付给一定的代价”，巴多明则表示“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照顾（俄国）利益”。

萨瓦进而窃取清朝谈判代表团之机密情报，使清廷处于极被动与不利地位。萨瓦抵京后，雍正帝谕令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与萨瓦谈判。这是萨瓦幕后用金钱收买雍正帝身边大学士马齐、贿赂在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撤换隆科多得逞的结果，也是雍正帝将个人恩怨、个人利害、个人情绪置于国家主权、国家领土之上，是雍正帝严重的政治错位、严重的是非颠倒、大局与局部颠倒的结果。

到后期，由俄方提出最后方案。双方代表最终就一般原则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商定于布尔河畔继续举行边界谈判。雍正五年闰三月十四日，萨瓦使团由图理琛等陪同离京。

雍正帝将坚持国家主权至上，只就有争议领土进行谈判的隆科多迅速撒换，除了萨瓦用金钱贿赂收买雍正帝身边大学士马齐、贿赂在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的原因外，铸成错误局面的主要原因或主要责任，在雍正帝身上。

雍正五年六月癸巳（1727年7月26日），将隆科多调回京，是雍正帝的决定。时隆科多正与郡王策凌、四格、兵部侍郎图理琛同俄国使臣萨瓦谈判中俄边界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个情况，是发现了所谓隆科多私抄玉牒问题。

议政王大臣等奏称，“玉牒系皇家宗谱，除宗人府衙门外，外人不得私看，虽有公事应看者，应具奏前往，敬捧阅看。隆科多私抄玉牒藏于家中，有旨询问而不据实具奏，不敬已极，应俟其办完俄罗斯边疆事件，革职拿回严审”。

是日，雍正帝谕：“隆科多在彼处并不实心效力，反致混行坏事，可将其调回。着克什图前去替换隆科多，与西格、图理琛办理边疆等事丑寻削去隆科多一等公，由其弟庆复袭替。”

这是雍正帝再次严重的政治错位、是雍正帝严重的错误处理。

当时，议政王大臣等已经会议（研究过后）奏称，“应俟其办完俄罗斯边疆事件，（再）革职拿回严审”，这个方案与处置是完全正确、是两全其美的方案，但雍正帝听不进去。早在私抄玉牒藏于家中事件之前，雍正帝已经在向隆科多开刀了。隆科多私抄玉牒藏于家中案发后，终于借机一巴掌将隆科多打入冷牢。

十月，隆科多一回北京，丁亥（初五日），雍正帝命“将隆科多永远禁锢”。

十二月丁亥（初六日），又以贝勒延信曾与允禩、允禵、阿灵阿等结为党羽，徇庇年羹尧，犯有二十条大罪，命与隆科多一处监禁。后隆科多、延信均同时期死于监所。

雍正六年五月戊辰（1728年6月25日），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是为两国代表依北京协议及《布连斯奇界约》而在边境订立规定两国关系之总条约。中国代表为郡王额附策凌、内大臣伯爵四格等，俄国代表为萨瓦、格拉祖诺夫等。条约有满文、拉丁文与俄文三种文本，（另一说还有蒙文本）共十一款，主要内容为：确认《布连斯奇界约》所规定之中俄边界，重申双方均不得进占乌第河及该处其他河流；规定俄国商队每三年至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且确定恰克图、尼布楚为双方边境互市地点；嗣后双方必须严行查拿越境逃入，透交对方守边官员；中国允许俄国在北京建造东正教堂，由四名神甫在内传教，并接受六名俄国学生来北京学习满文与汉文。二十二日，中国代表启程返京。是年冬，萨瓦等回至俄国莫斯科。

这段文字又隐蔽了谈判结果完全倾向沙俄一方、中方领土作出重大牺牲的重要真相。

据萨瓦、朗克等随即分别向本国政府的报告称：“边界的划分十分有利于俄罗斯帝国”；“大量空旷的蒙古土地，现在并入了俄罗斯帝国的版图”；“有的地方扩大了几天行程的面积，有的则扩大了几个星期行程的面积”。

冯尔康先生在著作中痛骂道：“雍正签订《恰克图条约》，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他撤换隆科多，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订约过程中马齐等的受贿，不仅表明清朝官员在对外事务中受贿成风，更说明殖民主义者用行贿作为侵略中国的一个手段，方法至为卑鄙无耻。”

骂得好，骂得完全应该，骂得完全痛快。但最该挨骂的应是谁呢？难道不正是以明察秋毫自居的雍正帝自己吗？不正是以勤政著名，以英明的一代令主自居的雍正帝自己吗？

雍正帝的罪过，不止是在他撤换隆科多。如果撤换隆科多后、换上去的人比隆科多更称职、更胜任、更能维护好国家主权与领土，撤换有何不可以，有何不好？但事实并非如此。

问题出在，早在萨瓦尚未行贿雍正帝身边大臣和在华传教士之前，雍正帝已经出于个人恩怨硬要撤换隆科多。甚至，在议政大臣已经提出“应俟其办完俄罗斯边疆事件（之后再将隆科多）革职拿回严审”这个正确方案和方法时，雍正帝却仍置之不顾，雍正帝仍等不及了，执意马上要撤换隆科多，为的是要迫不及待将其永远禁锢。而撤换隆科多，正是萨瓦的阴谋。而且，撤换隆科多后的中方谈判代表与居中用拉丁语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又都是受过萨瓦行贿的人。且看雍正帝又是何态度、又如何处理。

雍正五年（1727）六月初一日（1727年7月19日）议政大臣提出“应俟其办完俄罗斯边疆事件（之后再将隆科多）革职拿回严审”后，有旨：“尔等所议俟隆科多办完俄罗斯之事再行拿回，甚非朕意。从前差隆科多前去，并非不得其人以其办理而使之也。俄罗斯事件最易料理，特给伊效力之路，以赎其罪。隆科多去后，看其陈奏，一应事件，不但不稍改伊之凶心逆行，且并不承认过失，而举动狂悖，全无愧惧。将朕降旨行文之事隐匿巧饰，无一诚实之语。伊既不实心效力，则留伊在彼反致妄行搅扰，毫无裨益。可将隆科多调回，令其速来。未到京以前，尔等请旨。俄罗斯边疆等事，着克什图前往，与四格、图理琛办理。”

“未到京以前，尔等请旨”，说明雍正帝对如何处置隆科多，已胸有成竹。

雍正帝迫不及待要撤换隆科多，除了将个人恩怨置国家主权与领土之上这个主要原因外，也有受萨瓦行贿的大学士马齐等人在其身边煽动与鼓动的重要原因。总之，这是一个雍正帝不应该犯的重大错误，是一步昏招、臭棋。

更为严重的，这次中俄谈判，由于萨瓦事先通过行贿取得了中方的内部情报，致使中方处于被动不利地位，最终使谈判完全朝有利于沙俄一方进展，谈判结果竟令萨瓦“喜出望外”。

对于被许多人赞不绝口的雍正帝，我要在此骂他一声昏君，至少，他在中俄恰克图谈判中，雍正帝的所作所为，完完全全是一个昏君所为不是一个明君所为，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八）康雍帝治国理政思想对弘历《乐善堂·序》之影响

《乐善堂·序》，是乾隆接受康雍帝治国理政思想影响的产物，也是他半明半暗准备继位、登台的他的治国理政思想的亮相，或云舆论导向，或云政治试探。通过认识了解弘历《乐善堂·序》，对了解雍正帝在康乾盛世中承上启下的真实作用，对了解弘历对康雍帝治国理政思想之态度，都有益处。

乾隆对康雍帝治国理政思想之态度是一个较大之专题，本文也只是就《乐善堂·序》作一点粗浅探索而已，期待方家作更精深之介绍。

1.《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的历史政治背景

庚戌年，即雍正八年（1730），从原序中“今年二十矣”可知，这是弘历20岁时所作。从原序中“择取庚戌秋九月以前七年所作者十之三四”，其内容有“序论、书记、杂文、诗赋，分为十有四卷”。为什么要汇成书卷呢？弘历说是要“置在案头，便于改正”。

这显然不是全部真相。

《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的真实历史政治背景有二：一，早在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便秘密立储。特别是雍正五年八月初六日（1727年9月20日），年长弘历8岁的弘时被赐死（一说被圈禁后抑郁而死，笔者持弘时被赐死说。因为，即使弘时系被圈禁抑郁而死，也完全可视作被其父雍正帝逼死论。更何况，雍正四年二月十八日（1726年3月21日），雍正已经有旨：“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四年五月又有旨：“此等实国家之贼，更断不可留于人世……此辈正法，亦属当然！”）

那么，至少从雍正五年八月起，雍正帝秘密立储者何人，已是公开之政治秘密。换而言之，从雍正五年八月起，不仅弘历自己已悄然无声地以皇储自居并悄然无声地努力准备，大臣们也悄然无声、心照不宣也，此为历史政治背景之一。

二，雍正八年秋，正是雍正帝大病之时。据有的材料透露，大内已有悄悄为其准备后事之打算。之所以《康熙起居注》中，雍正八年下半年月为空白，很可能与此有关。这场大病，又同当时京城大地震给他带来的恐惧有关。有材料说，这次大地震京城死伤十万人。地震死伤恐惧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雍正八年八月十九日（1730年9月30日）京城大地震，震坏了圆明园、畅春园、紫禁城的宫殿。八月三十日“丙寅，谕内阁，京师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倍加乾惕。今年各直省收成颇好，而其中又各有被水涝溢之处。该省督抚大臣往往引过自责，朕即批示并宣谕左右大臣曰，此非臣工之咎，其过实在朕躬。盖今年春夏以来，朕体中违和，仰惟宗社悠关，列祖皇考付托之重，不敢不保护此身。是以屏除思虑，葆静颐养，而勤政敬事之心实不及平时……”

所谓“屏除思虑”，说白了就是放假静休。

九月二十四日“庚寅，谕内阁，今年八月十九日地震，朕恐惧修省，以澟天戒，并将夏秋以来朕躬静摄，不能勤敬如前，以上干天和，引过自责，晓谕天下。今经一月矣，地气尚未全宁，又值两次阴雨。……当地动之日，朕偶先登舟，是以并未受惊”。

皇考训谕，大动之后必有微动。康熙十八年地动至一月有余。朕身居帐幕之中，寤寐悚惕，寝食未宁者，已一月有余矣。愿尔大臣、官员、士庶、兵丁等人人诚心感激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问，思过省愆。不但恶事邪念急宜扫除，即怨尤抑郁之心亦当屏绝，则天高听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宁静，共获安居，且可永免上帝之谴责，断无再罹险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动之异，诿过于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责己而后责人，先自勉而后共勉，愿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话虽如此，从中可知，是年春夏以来，皇帝体中违和，地震带来之恐惧又大大加重了他的病情。大臣及太医担心其挺不过去，已纷纷把目光转到弘历身上。这便是《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真实的历史政治背景。

除了自己作序外，弘历还先后请弟弟弘昼，表兄弟和同窗福彭，老师鄂尔泰、张廷玉、蒋廷锡、福敏、顾成天、朱轼、蔡世远、邵基和胡煦，以及三位叔叔、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果亲王允礼和允禧阅读并作序。这实际上是要其兄弟、大臣们重新站队，政治表态，用为《乐善堂集》作序，作为向其效忠的效忠书。虽然，是年八、九月雍正帝未死、挺了过来，属意料之外，弘历却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进行了一场改朝换代、登基执政的前期准备与演习。

直到雍正十年，这场准备与演习仍在继续进行。如，庄亲王允禄写道，雍正十年冬皇四子以所为《乐善堂文钞》示余而属（嘱）为之序：“古圣贤人乐善不倦，惟是检身之严密，见于自序之文者，永矢而勿渝焉。”这实际上是吁表态支持其乐善不倦之政治理念，但响应者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一丝担心，纷纷表露出但愿其永矢勿渝。奇怪的是，未几年，有位皇叔竟卷入了一场以拱倒弘历为目的的宫廷政变。更为奇怪的是，弘历居然宽大为怀，并未为此大动干戈。

另一位皇叔允禧序为：“王（弘历）以乐善署其堂，而复以名其集，盖善即德也，德备而功与言随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王之乐善，王之取善也。盖善无穷，而取善之心孳孳矻矻，日有积而月有累，故其发而为言，得心应手，自有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当止。……王赠（《乐善堂文钞》）也，夫文所以载道也，言者心之声也，而非蕴之养之则不足以资其本而培其根。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上澣允禧序。”

皇叔允禧除了与允禄一样，多少也有但愿弘历不是心血来潮、不是说说而已外，他的“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当止”，似乎话中有话、言外另有意思。是否隐指当下时政有不当行、不当止之言之事？又是否大有一旦弘历执政，什么当行，什么当止，要有新的取向和气象。新的取向和气象为何？诚如皇叔允禧所云：“善即德也，德备而功与言随之，如水之有本、木之有根。”换言之，善是根、善是本、善是德，德备而功与言随之立。为何皇叔允禧对这位未来人君特别强调这个“善”字呢？

弘历同父异母之弟弘昼的序，除了照例一番恭维话外，竟还意外（还是巧妙有意）道出了一些宫违内幕，笔者用黑体标岀：“……吾兄随皇父在藩邸时，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而又念弟之在家不能帛常聚，虽两地，心则相通。及皇父尊居九五，吾二人下唯读书朝夕共处，寝食相同。雍正八年秋九月汇订其序弟弘昼谨序。”

笔者曾先后在中国社科院《清史论丛》、避暑山庄博物馆建馆60周年特刋及台湾出版的专著多次不断发表论文论证，弘历绝非诞生于雍和宫，而是确确实实、千真万确诞生于山庄草房，今次又有弘昼谨序中之新证也。弘昼与弘历都是康熙五十年（1711）岀生，同龄。若弘历诞生于雍和宫，怎么会同龄兄弟分隔两地、在家却不能常聚？弘昼的序中还透露出，弘昼与弘历寝食相同朝夕共处，是在皇父尊居九五之后。

平郡王的序，作于雍正十年十月，大臣鄂尔泰的序未注年月，张廷玉的序，作于雍正八年（1730），但文字十分谨慎，内容十分中性平淡，并未作任何个人倾向性评论。大臣朱轼的序，作于雍正九年十一月，他也十分谨慎地写道：“皇子之所乐者，善也，非文也。”雍正八至九年先后作序者还有蒋廷锡、福敏、蔡世远、胡熙等。到乾隆元年（1736），这些人、当然又会有更多的人积极作序，其内容，当然已带有明显歌功颂德色彩。

无论是皇叔还是皇弟、还是在廷大臣，都称赞了弘历乐善。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也可以理解为是对弘历一旦执政的政治期待。

弘历在以上背景下整理自己的习作旧稿，精心挑选出其中十分之三四，辑为《乐善堂文钞》（也称《庚戌文钞》）十四卷，还自己作了一篇序。这十分之三四，正是《乐善堂文钞》之精华，连同《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已经透露出并包含了他的治国理念。直言之，就是仁政，或云善政。而这正是康熙帝一以贯之的治国理念。

弘历是位天赋极高的政治家，在雍正八年之前，他当然决不会公开提出自己的治国纲领与理念。他既是一位天赋极高的政治家，则必会以他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并会选择最佳时机，来进行并完成这项有着特殊意义的重要工作。

弘历的治国纲领与理念，如玉在石，既实实在在存在着，又在坚硬的石壳下得到不露声色的坚固保护。它们集中在他的《论》亦即他学习儒家、史籍的心得体会中，更是通过借用赋、诗的形式，巧妙地表述、反映了出来。即，他上台后将继续皇祖康熙帝的一套，而将摒弃皇父雍正帝的那一套。

2.《乐善堂集》及庚戌年原序的政治倾向

如果说，作于雍正八年的《乐善堂集》及庚戌年原序当时尚受到一定约束和限制的话，那么，到乾隆二年，弘历已彻底打碎了所有的约束和限制，已完全可以放开手脚，畅所欲言了。

庚戌年原序开场白的第一句话，是“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讲论至再至三，顾质鲁识昧，日取先圣贤所言者。以内治其身心，又以身心所得者措之以文，均之有未逮也。日课论一篇，间以诗歌杂文。虽不敢为奇辞诡论以身外于经传儒先之要旨，然古人所云，文以载道者……”

然，迄今为止，所有持弘历出生于雍和宫说者、所有持康熙默定弘历为第三代接班人说者，对笔者质证何以弘历九岁始读书、何以12岁才入圆明园、何以入圆明园时竟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雍亲王是谁——这三个问题均装聋作哑、避而不谈。既不公开否定之，也不正面解答之。

弘历在《乐善堂集》庚戌年原序中开诚布公提出以上相关问题，无非是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之用意。

他在乾隆二年的前记中，第一句话，是“有不得已者记曰……今兹所行哥无大小，莫非政之平陂，生民之苦乐，相倚不可以中立者也。因此盖自警惕而克艰，天位顾畏民岩，庶几明理立诚之学，参前倚衡永之，勿替也夫”。

“有不得已者记曰”，即弘历有不得不记、即弘历有必坚持之思想理念者也。

弘历为《乐善堂集》作了两次序。第一次作于雍正八年，是试探性地提出自己的安国治邦理念。到乾隆二年（1737），他用“有不得已者记曰”作为开场白，实是有力图说明为什么他要坚持雍正八年时提出的自己安国治邦理念之意。

例如，《耕耤赋》，表明坚持以农为本；《四时勤政》，必须勤政务实为宗旨；《以贤为宝赋》，表明了他的人才观和用人观；《为善最乐赋》，则表明了他欲学习、效仿皇祖康熙帝待民以宽，同皇父雍正帝严苛有别的政策风格；《学然后知不足赋》《三无私赋》《以不贪为宝赋》《审乐知政赋》《圣德合天地赋》《学问至刍荛赋》《松竹四时潇洒赋》等，既是他对自己的道德修养要求，也是他对臣属的要求。

当乾隆二年（1737）重刻时，卷内仍有景陵瑞芝赋，表达了他对皇祖康熙帝的怀念、感恩与崇敬。但，56首赋中，竟罕见其内有怀念先帝雍正之赋。

弘历在《乐善堂集》的庚戌年原序中提到孔子所云“行顾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常取余所言者以自检，所行倘有不能自省克，以至于言行不相顾，能知而不能行，余不滋甚乎哉”。

弘历的知行观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很大，更直接受到康熙帝之影响。至少，弘历的知行观与康熙帝的知行观，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尚书》中，就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之说。康熙帝说：“凡事言之匪艰，行之维艰。”

又说过：“非知维艰，行之维艰。”“凡事必须亲历乃知。”“凡事皆如此，必亲见亲历始得确实。若闻之他人，或书中偶见，即据以为言，必贻笑于有识之人矣。”“凡事只空谈不眼见，终属无用。”“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益于所学。”“人君为学，……将精其义以致用于天下。”“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者可比。“大臣受朝廷委任，必须为国为民，事事皆有实济，若徒饮食菲薄，自表廉洁，于国事何益耶？”

以上诸条，都不见规定臣僚必须首先对君主愚忠，也不见沿用其父雍正帝的思想，倒是与皇祖康熙帝的思想、风格一脉相承。

康熙帝的认知观与知行观，是把人君学习，学习与实践，实践与治理天下，三者有机统一了起来。弘历庚戌年的原序仅315字，其结尾中的话，正是他初步学习并初步体现了康熙帝的这些思想。

如果说，弘历在《乐善堂集》的庚戌年原序中隐藏、闪烁的治国安民理念还不能完全明朗公开、也尚未系统牢固的话，那么，弘历继位后，则完全明朗公开、也完全系统牢固了，这就是他在山庄所谕：“朕惟体皇祖之心为心，法皇祖之事为事。”

实际上，乾隆帝执政后，一开始就对皇父雍正帝的那一套提出了婉转批评并作悄然修正。

乾隆二年七月十七日（1737年8月12日）上御干清门听政时谕示：

天下亲民之官，莫如州县。州县之事，莫如（迫）切于勤察民生、而务教养之实政。夫所谓知州知县者，欲其周知一州一县之庶务，悉以经理……有事则在署办理，无事则巡历乡村。所至之处，询问疾苦，课民衣桑，宣布教化。善良者加以奖励，顽梗者予以戒惩……乡愚无知，则面加开导之，庶几上下之情通达无阻，而休戚相关、亲爱之诚，油然而生……不愧为民父母之称。乃今之州县有司，祗以簿书为事。平日安坐衙署，除相验人命，因公踏勘外，足迹不至乡间。以故，乡民非有事匍匐公庭，目不睹官长之面，耳不闻官长之训，无论穷檐疾苦，未能周知。即四境情形，亦茫然莫晓。

这不正是康熙帝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之楷模的吗？用今天的话言之，即，要走出办公室，要深入人民群众，要深入实际。而雍正帝执政一生中则从不巡历乡村询问疾苦也，乾隆帝又岂非不是借谕示州县之官，在隐喻对父皇十几年足不出户的婉转批评之？

……往来乡村，必须轻骑减从，丝毫不扰里民方为有益……

这又是皇祖康熙帝几十年如一日，训诫大臣与地方官，自己身体力行之楷模者。

……若失于觉察，以致书吏乡保跟随人役等，借生事，扰累百姓，则较之耽逸偷安、端居不出者，其过为更大，朕必加以严谴。

乾隆帝的这段训谕，再次重申了康熙帝“轻车简从、减少扰民”“与民休息、道在不扰”“安静无为、体恤下情”“不生事”的政治理念。乾隆帝甚至认为，那些穷凶极恶、贪得无厌、乱折腾、乱作为官员的对民之害，比安静、端居不出者，其过为更大。这些辩证的统治思想，显然都是源自皇祖康熙帝，而有别于其父雍正帝。雍正帝自称爱民，执政十三年中，从不接触人民群众，甚至认为人民群众的“舆论全不可信”。

乾隆帝是雍正帝的继承人，但乾隆朝不是雍正朝照搬照旧的延续，乾隆朝是雍正朝之后的另一个时代。乾隆帝深谙中国古代夏朝实际创始人禹的德训：“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也是其皇祖康熙帝一生坚持的治国理念。故而，乾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雍正朝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从弘历《乐善堂集》庚戌年的原序，到乾隆二年御笔再序，直到整个乾隆时代里乾隆帝的大量谕旨，都能充分有力、持久坚定地证明这一点。

已故前辈萧一山先生认为，“他（弘历）一身并无可取之处，学术德行不如康熙，政治能力不如雍正，但在外表上看，乾隆一朝，是清运的鼎盛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清朝经康、雍两朝的培植芟理，到这时才开花结果，花之盛，果之实，是园丁的功绩，而不是看花食果人的功绩。乾隆帝好像一个纨绔子弟，得了先人的丰富遗产，穷极奢侈，富丽堂皇，实际不是他手上得来的东西。”

余以为将乾隆帝一笔抹杀并不公平。清代经济的鼎盛点距雍正帝去世有三十多年，中国版图奠定于康熙朝、完成于乾隆朝；中国古代征服最成功、最具盛名者是康乾二帝。

弘历执政第三年时，他已将在《乐善堂集》中体现出来之“知”的部分，转化、兑现成为“行”。他认为，“行”之难比“知”之难更难，这也同样是皇祖康熙帝的知行观与施政、执政风格。

例如，乾隆三年四月初二日（1738年5月20日），他在圆明园对大学士等谕训：

凡朕用人行政，岂能一一悉当。如有缺失，即当据实指陈。不但政事之形于外者，即朕躬朕心偶有几微过误，俱当直陈无隐。

这与乃父雍正帝下令天下臣工必须全部一定“以朕之是非为是非，以朕之所好为好、以朕之所恶为恶”，孰是孰非、孰高孰下？

同日又谕：

（尔等）皆当公而忘私、国尔忘家，同心一德，以佐朕躬。格天之道，唯在君臣之间，共竭诚心，不在章奏之美言敷陈。政事之（诣）补偏救弊（而）已也。

这又是其皇祖康熙帝几十年如一日所坚持的理念。康熙帝当然也是坚持中央高度集权的，但他在训诫臣工时，并不过分强调提忠君之类的话，而要求臣下是“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不取非义之财”“宽仁爱民”。

乾隆三年五月初十日，他在畅春园作戒臣工迎合圣意谕训：

关于政务日陈于前，亦惟物来顺应，初无成见成心。若预立意见于事先，则宽严赏恩之间必有不得其平者矣。人臣事君，于事之是非可否，一（亦）当以理为准，若有揣摩迎合之意，妄希有当上意，而不顾事理当然之则，则偏颇轻重之弊，不可胜数矣。数年以来，朕屡以此训戒臣工。

国家政事如何定夺，是以君意为先，还是以国家事理利害关系为先，这是国家政治治国理政的程序问题，也是国家政治治国理政的历史规律。这个历史规律就是：一人之智，总不敌众人之智。许多专业领域，如军事、如经济、如水利等，皇帝岂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这方面康熙用身先士卒、刻苦学习，不耻下问、亲临现场一线、召集会议，以此弥补一人之智所不足。人君集中臣工智慧，集众臣之智为君王之智，又深入社会，这样的君主，才是贤明的开明君主。

康熙帝在位61年，除立储大事因遭皇四子胤禛阴谋破坏、功亏一篑外，其他军国大事无一不实现宏愿目标。而其原因，康熙帝在位61年，其执政理念与实践，基本上符合历史规律，也基本上符合制度法规程序。他权倾天下，却从不任性轻率破坏规矩。

但雍正帝规定人臣事君，事理是第二位的，忠君是第一位。“君”的位置大大高于“理”的位置，这就违背了历史规律。雍正帝之所以不得人心，不是输在他的才能上，而是输在他在“君”与“理”的位置人为颠倒上。

乾隆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738年7月11日），他在畅春园谕内阁大臣：“观其陈奏，可以知其人之识见才具如何。诸臣既奉诏进言，必当有关于国计民生之要务或朕躬阙失，或政事乖差，据实指陈，朕不难收回成命。”请读者抽空去翻阅一下雍正朝如山似水的万千奏折，有多少是关于国计民生之要务，又有多少是鸡毛蒜皮无病呻吟者。帝王收回自己成命，不会有损帝王丝毫威信。雍正帝派隆科多去中俄边界谈判前夕，先对其降级处分。是君主只顾逞威，不顾国家事理的错招、昏招。内廷已呈奏郑重提出待中俄边界谈判结束，再召回隆科多并作相关处理。雍正帝却坚持迫不及待召回隆科多并作处理，不肯收回成命，是将个人意见置于国家大事之上，将个人权威、颜面置于国家事理之上的错招、昏招。

“从来国家政务必行之数年而后可以徐收其效。焉有取必于旦暮之间者。”

这是康熙帝“不生事”理念、坚持政策稳定性。康熙帝最讨厌和反对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同时，也讨厌反对乱作为、乱折腾。对中央政策与决定阳奉阴违，或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只会乱套、扰民。而希求“旦暮之间”大获成功，则是急功近利、是侥幸、是投机取巧。中央的政策决定，是从国家大局出发。地方在执行中，有一个结合本地的磨合过程。如果对中央的政策决定阳奉阴违、朝令夕改，再好的政策决定也不可能取得预期结果。

乾隆三年七月三十日（1738年9月13日），乾隆帝就吏部议覆有旨：“嗣后凡密折奏事，请发交内外大臣查审查议。倘有挟私妄奏，即照例议处。”

若要论评密折制的改革，余以为真正的改革者实是乾隆帝弘历。他将乃父雍正帝搞了十余年全国所有奏折，无论何人何事一律密封送呈皇帝一人，改为“先发交内外大臣查审查议”。这是对雍正帝密折制的颠覆性改革。这个颠覆性改革，把前任也是皇父雍正帝搞了十三年的独裁制程序打破了、打乱了。

乾隆帝是封建帝王，也是中央集权的坚定维护者，但他把密折从原来百分之百暗箱操作，改为“发交内外大臣查审查议”，将原来百分之百暗箱操作打开了一个大大缺口。使原来的畸形政治，向法制的制度政治、透明政治靠拢，这多多少少倒是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

乾隆帝的改革还加了一条，“倘有挟私妄奏，即照例议处”，说明乾隆帝已看到了雍正帝时期密折完全暗箱操作、只对皇帝一人献忠尽忠的密折，极易产生挟私妄奏、无事生非、打击异己、献媚投靠等弊害。

将雍正帝密折制置于康、乾朝对密折的不同处置来观照，是否可对雍正帝密折制的是非得失可以看得更全面、更客观。

以上仅是就密折制，再说浅论而言。

乾隆朝的辉煌，是在雍正帝晚期连续五年GDP严重滑坡的严酷形势下，是乾隆帝坚持并发扬光大康熙帝制度、政策、理念、风格，长期奋斗30多年后的结果，而决非是推行雍正帝制度、政策、理念、思想风格的结果。这须另作专题研究，非三言两语可概述，也决非对乾隆帝、乾隆朝全盘否定、一笔抹杀就可概述了结，须作全面比较研究方可总结。

（九）雍正帝的成功与失败

1.雍正帝的成功之处

雍正帝的成功之处不单只指他帝梦成真龙袍加身做了十三年的皇帝，还应包括他为皇子时的藩邸时代。没有他当皇子时藩邸时代的成功，就不可能有后面称帝及N项施政之成功。这里的“成功”二字，主要专指其对权力目标、目的之实现，而不在功过是非之讨论。现罗列于下：

（1）皇四子藩邸时代伪装、韬晦之成功。四阿哥吸取了大阿哥允禔、原太子二阿哥允礽、八阿哥允祀谋储失败的政治教训，在外表上，给人一种从不过问政治，更不卷入争储漩涡的假象，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蒙骗了众人，尤其是蒙骗了父皇康熙帝。康熙帝晚年虽对皇四子胤禛有所怀疑，甚至已经有所防范，但终究未能获得胤禛谋储、谋位的真凭实据，甚至，他低估、轻视了皇四子胤禛的能量。凡此种种，都是四阿哥胤禛善于伪装、韬晦之成功的结果。有人说，四阿哥用欺骗取得了康熙帝的信任，故而得位。余对此说并不以为然。如果四阿哥真取得了康熙帝的信任，四阿哥继位决不会出现那么多尴尬和麻烦。

康熙帝虽然因皇四子胤禛喜怒无常、凡事皆不肯对人诚言等而不喜欢他，甚至晚年对他略有防备，但又过于自信。之所以康熙帝过于轻视皇四子胤禛，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四阿哥伪装、韬晦成功的结果。

（2）四阿哥选准时机，精准发力，一举成功。皇四子胤禛用加速并利用康熙帝之死，发动了一场闪电式的宫廷政变，一夜之间，将众兄弟、众大臣控制于股掌。完全跳过谋为储君阶段，一步登天，当上皇帝。

皇四子胤禛本身，无论政治影响还是武装力量，都并不强大。政治上，四阿哥在宫廷的人脉和威望远不及八阿哥允祀。军事武装力量上，康熙帝晚年特授皇十四子胤祯大将军职，领20万大军（对外号称30万），并赋予生杀大权。返京时，京城“欢声如雷”（康熙御笔），并在乾清宫为其举办千叟宴庆功，众兄弟、宗人府官员，乃至西藏的藏文记载中都已将其视作新的皇太子。在这种形势下，皇四子胤禛敢于废康熙之所立而自专，敢于无视宫中乃至天下舆论，足见其魄力之大与权谋之深。

他用步军统领隆科多的武装力量控制宫廷，利用张廷玉伪造的汉文版康熙遗诏假戏真做，利用坐镇川陕负责军需的年羮尧拖延抚远大将军使其不能按康熙之计划如期抵京，又利用延信速赴西宁稳定抚远大将军指挥的20万大军（其中10万左右为青海蒙古军队）并设计收缴康熙给皇十四子胤祯的所有朱批，等等。其行动之迅猛、计划之周密，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和目的，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政变簒位。他簒的首先是康熙帝的权以控制局面，夺的是康熙帝所选定的皇十四子的储君之位。

（3）四阿哥欲擒故纵之成功。八阿哥允祀和将军延信本是皇十四子的人马。康熙帝逝世第二天，四阿哥胤禛尚未正式登基，就用册封八阿哥为四位总理之一的手法，来稳住对其得位不正持质疑及反对态度的反对派中最有影响者，大大降低了反对派对他的对抗力度。又利用延信速赴西宁接管十四阿哥胤祯大将军职，以稳住西部的20万军队。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等众兄弟乃至太后明知这是假戏，是老四的缓兵之计，在四阿哥已将众人控制在乾清宫内、京城九门被封闭的局面下，也只能束手就擒，在无奈中痛苦接受四阿哥称帝之现实。

（4）雍正帝首创收缴康熙帝朱批奏折，销毁了大量对其不利的史料。又扩大推行雍正朝密折制，既为雍正帝全面了解情况提供了窗口，又为雍正帝全面统治提供了抓手。密折制一举两得，成为雍正帝手中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单从成功与否而言，绝对是成功的。

（5）雍正帝在清代还首次按个人旨意成功实施了秘密立储。这对巩固其君权地位，缓和因得位不正面临的政治和舆论压力，起到了良好作用。

（6）雍正帝首创会考府，清査前朝历年亏空钱粮和贪污挪用，既使国库得到充实，又成为打击反对派队伍的一个缺口，成为施政、执政的一个得力抓手，是一项成功的举措。

（7）雍正帝首创军机处，将清代皇帝的独裁统治、极权政治，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如果不论是非，不作深层分析，只论集权目的之实现，当然也是成功的。

（8）雍正帝仅用几年时间，用各个击破，用过河拆桥，成功瓦解了反对派的政治基础。

（9）雍正帝建立了庞大、高效的特务组织粘杆处，又利用密折令官员相互密奏监视。无论在收集动态，掌控形势，还是在威摄政敌方面，其特务效能之高、之广，也是成功的。

（10）雍正帝不住乾清宫、迁居养心殿，加强了身在大内的安全系数。他扩建圆明园，身不离禁苑。13年中，他对自身的安全保护，也是成功的。

问题是，直到雍正一朝终结结束，没有任何史料、也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朝中包括兄弟中有人要谋刺他。如果四阿哥本人一向光明磊落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何以心内阴影重重？为什么其父不怕与人民群众接触？为什么其接班人乾隆帝从不担心有人要谋刺他？所谓吕四娘谋刺雍正，纯是戏说。13年中，雍正的人生安全绝对保证。但他心里始终有这种阴影，又岂可安寝？

（11）雍正帝在圆明园大搞炼丹，企求长生不老，并将丹药赏赐文武官员，作为拢络。虽不宜用成功二字形容，也完全能按个人意志将炼丹一事付之实现。

（12）雍正施行摊丁入亩、养廉银制度，若不论利弊得失，仅以制度、政策之得以贯彻而言，也是成功的。

（13）雍正大力扩充后宫，从藩邸时代的4名福晋，到即位后8名，再到雍正七年后37名美女，在满足个人随心所欲上，他也是成功的。

（14）雍正拒入东陵，另建西陵，在生前就已实现愿望，满足了他死后享受的规格规模上都超越康熙帝景陵之规模、之豪华，这一方面也是成功的。

以上14条项，若不论是非，只论实现与否或是否按其个人意志践行，都可归入雍正帝的成功之列。

2.雍正帝的失败之处

那么，雍正帝身上还有没有失败之处呢？姑且先不作道德、是非的评论，仅单就成败二字本身而言，答案也是肯定的。

（1）宣传失败。康熙帝死后第二天，雍正就开始自称“朕”。他的继位，不仅受到众多兄弟的严重质疑，也受到了生母皇太后、众大臣、众宗室人员、原众多康熙帝身边人的质疑、不满、不服与非议，全国上下的舆论也对其非常不利。雍正帝动用了独裁皇帝所能使用的一切手段为己正名，开足了全部国家机器为己宣传，但收效甚微，基本上或总体上是失败的。所谓骂名滚滚而来，表明人心所向不在雍正帝一边，人民群众拒绝釆信雍正帝的自辩或官家宣传。雍正帝本人及其宣传机器的宣传，从根本上、总体上看，是失败的。

（2）众叛亲离、成孤家寡人。康熙帝死后第二天，雍正就册封马齐、隆科多、允祀、允祥为总理大臣，命延信赴西宁接任大将军。又命年羮尧从延信手中接大将军，又命岳钟琪从年羮尧手中接大将军，又命马尓赛为大将军，又命康亲王祟安署理大将军。未几，隆科多、允祀、延信、年羮尧、岳钟琪、马尓赛先后遭其严处。说明雍正帝用人也有许多重大失误与失败。隆科多、年羮尧、戴铎、延信等先是都受到雍正帝重用，随即又都受到雍正帝猜疑而除之。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均遭牢狱之灾或“天诛”。甚至太后、亲生儿子，也都成为自己政敌。

（3）《布连斯奇条约》之失误。雍正五年（1727）中俄边界《布连斯奇条约》及雍正六年（1728）中俄《恰克图条约》，是在沙俄特使用金钱贿赂收买了充当中方翻译的西方传教士及雍正帝身边大臣马齐，致使中方谈判代表图里琛等基本按照沙俄特使萨瓦的方案意图进行，进而完全满足并超额满足了萨瓦的全部要求。这就从根本上、本质上决定了：这两次中俄边界谈判，是完全被动、失策、失败的。

（4）西部用兵失败。雍正五年（1727）起开始准备平定准噶尔，雍正七年（1729）至十二年（1734）共消耗六千多万两银子，投入20多万兵马，因用人不当、瞎指挥、遥控失灵失效，最终主动停止用兵、撤兵议和，以失败收场。雍正帝自陈“皆朕无能、不明之咎。”

“雍正朝有两次很漂亮的战斗，一是岳钟琪进剿罗藏丹津叛军的青海之战，一是策凌大败准噶尔兵的光显寺之战。这两战的共同点是没有雍正帝的干预掣肘，这是获胜的主要原因。”

（5）主动让送120里是败笔。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要以大国君主形象施恩小国，两次开口，对安南国主动边界后退让送120里，这是雍正帝执政13年中的一个败笔。

“雍正帝将本属中国的疆土一百二十里‘赏’与安南国王，是一件中外古今罕有之事。”岂止是罕有之事，是实实在在的可耻、可悲之事也。

（6）文化政策失败。雍正帝的文化思想制度与政策是失败的，与康熙朝相比，雍正朝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突岀的文化成果。雍正帝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钳制远甚于康熙朝，文字狱也远甚于康熙朝。

（7）雍正朝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虽然清理亏空、追欠为充实户部库银有所贡献，但雍正朝几乎没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雍正朝的经济，前期上升，后期走势呈下降，总体上呈“∩”型，并无骄人成果。从数据及走势分析，并不存雍正帝为乾隆帝打下良好经济基础的史实。

（8）物价、税收都上涨较快。雍正朝的物价、税收都比康熙朝高。雍正帝为民生的口号并未实现。

（9）司法苛严，衙役凶狠。雍正朝的衙役、师爷比康熙朝更凶恶、更贪婪，民生环境并不比康熙朝更宽松。

（10）喜欢搞祥瑞，痴迷炼丹。雍正帝喜欢搞祥瑞，长期访仙求道、大炼丹药，企求长生，但事与愿违，失败了。

（11）自任新教主失败。雍正帝企图将儒、释、道三教合一，自任新教主，也事与愿违，失败了。

（12）海外舆论总体上不及前任康熙帝。虽然雍正帝的抱负是欲面对“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但雍正朝当时的舆论并不这样认可，当时在华的使节、传教士也并不这样认可。

雍正帝在追求权力、追求独裁的风雨兼程上，是勇者，是足智多谋者，是胜利者，是成功者；在国家主权、领土上，在国家重大项目如西部用兵上，他不是勇者，他的智商并不够用，他不是胜利者，不是成功者；在经济建设上，雍正朝的中期，曾经有过很短暂地上升，然，昙花一现之后，便一路下滑、一滑到底。一面是物价、税收不断加重，一面将官民思想、言论自由的绳子不断收得更紧。

雍正帝虽在吏治上有所作为，但雍正帝执政的价值取向与雍正帝时代国家的历史走向，大体如上，则是无情之事实。雍正帝的成功与失败，亦大体如上。

总之，他在为个人谋位并将个人独裁推向顶峰上，他是成功者、胜利者；在将国家走向世界强国上，在将民生水平超越前任前朝上，即使就其个人抱负施展达标上，从雍正朝后期连续5年经济低迷、持续滑坡看，从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评价看，他实在谈不上是一位成功者。

雍正朝的国家形象与海外地位，并不比康熙朝的国家形象与海外地位更先进、更强大，更能获得国内外喝彩。雍正帝的历史地位，怎能与汉武帝、唐太宗相比？又怎能与康熙帝比？萧一山先生著《清史大纲》，似对雍正帝13年总体肯定。看其归结，“只为清朝造成君尊臣卑，大一统的无上威权耳”。也就是雍正帝在实现个人独裁上，他是成功者。

萧一山先生在赞赏雍正勤政后还极具眼光地指出：“欧美各国有政党无朋党，中国有朋党无政党，公私判然，应该注意。”虽然雍正帝极力反对“朋党”，却极力结树“帝党”，又先后在他独裁期间形成“年（羹尧）党”“隆（科多）党”“鄂（尔泰）党”“张（廷玉）党”。岂非是对雍正帝颁《朋党论》之讽刺？

清代定都北京以后，朝廷有“朋党”无政党的最早也是最大根源，不正是肇于雍正帝、雍正朝吗？

（十）朱批奏折是其勤政、独裁、自负、率性、作秀之见证

雍正朝的大量朱批奏折，是雍正帝勤政的最好证明。据统计，雍正朝汉文奏折有3.5万余件，满文奏折有6600余件。于是有人这样统计：“雍正帝在位12年8个月，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10件。”也有人说，雍正帝在奏折中所写下的批语多达1000余万字。这两个介绍当下非常流行，似乎已成世人共识与学界定论。殊不知这1000余万字如何统计而来？笔者对这两种流行说法十分怀疑，觉得有必要再研究、考证一下。

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例，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的全部奏折加朱批总计469万字。若每份满文奏折平均朱批200字，6600件×200≈132万字。而事实上满文奏折每件平均朱批根本远未有200字。

再以汉文奏折分析，35000件×200≈700万字。事实上汉文奏折每件平均朱批也根本远未有200字。即使如此，132万＋700万，也远未达到一千万字。

因此，所谓雍正帝朱批批语多达1000余万字，很可能是把所有奏折的文本数字也全部加进去了。无论是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还是汉文朱批奏折，奏折件的数量肯定大大多于朱批字数量；奏折字数在整体上更是肯定大大多于朱批的字数，这是毫无疑问，也完全是有据可查的。说雍正帝朱批字数1000余万字，这1000余万字的证据在哪里？把雍正朝满汉文41600条奏折字数加上朱批字数的总和大约1000余万字，全部作为雍正帝亲手写朱批字数，这是雍正帝勤政的历史真相吗？还是被夸大、被拔高了的勤政形象？

雍正朝大量的满汉文奏折中，还有许多是未作朱批的。是雍正帝看过了却未作朱批，还是听近侍念听后未作朱批，在未作考证、握有实据前，谁也无法作正确结论。将雍正帝看过或只是听过了却未作朱批的奏折文本数字，也列在雍正帝亲手写朱批1000余万字字数，并向读者反复宣传，可取乎，可信乎？

雍正《朱批谕旨》有三百六十卷，收录了七千余件奏折，对应有七千多条朱批。这倒是比较真实的，“朱批往往表达的是没有修饰过的历史”。

因此，朱批奏折不仅是雍正帝勤政的最好证明，也是雍正帝执政理念、执政风格，乃至个性气质与“没有修饰过的历史”的第一手史料。

而雍正元年是正式进入雍正时代的第一年，也是雍正帝干劲最大、勤政状态最强、精神最好的一年。

下面，以雍正元年正月满文朱批奏折状态为例，来研究考证以上问题。

表1-22 雍正元年正月满文朱批奏折状况

资料来源：《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1页。

从雍正元年正月满文朱批总共14件、雍正总共朱批399字看，在13年里雍正手书朱批1000余万字，可信乎？须知，雍正前期朱批比雍正后期朱批明显要勤要多。

然，对雍正手书朱批1000余万字一说，几乎人云亦云，几乎宣传得铺天盖地、不亦乐乎。一直以严谨自居又一直在批评别人不严谨的先生们，却从不肯坐下来冷静认真地去看一看《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全书，岂非可笑？！

雍正帝勤政当然可敬可爱，但显然被夸大，被拔高了。这同雍正帝自己的标榜有关，同近年来对雍正帝的片面宣传有关。

一方面，在雍正八年之前，雍正帝还是以勤政要求自己，雍正帝还是以勤政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另一方面，雍正帝勤政尚有许多值得再探讨、再研究的问题。例如，从雍正帝的朱批奏折里，可以清楚看出伴随雍正帝在勤政中暴露出来的独裁、自负、率性、作秀，这4个烙印，深深印在了雍正帝的骨肉里，它伴随了他13年全部的执政生涯中，并在他13年全部的朱批里，生动、淋漓地跃然于纸上。

独裁，意为独自裁断。多指独揽政权，实行专制统治。故，独裁者总是事无巨细，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朝政。独裁者还往往实行特务统治，高压统治，暗箱政治，黑幕政治，残暴政治，以此维持其独裁。

有观点认为：“术则是君主‘藏之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的工具。韩非认为，君主之所以必须以术来驾驭群臣，是因为人性皆恶，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有真诚的互相依赖和忠诚，人君不可能指望臣下真心相爱，只能以‘术’来造成人君的高深莫测，使臣下不敢谋害君主；同时，君主还毚以术达到‘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境界，并令臣下相互之间不团结，把每一个臣放在多数臣的监督之下，才能保证统治者的安全。”

封建帝王都信奉也都擅玩弄帝王术，而雍正帝在玩弄权术上，尤为炉火纯青。

如果说，雍正是以阴谋得位，那么，他上台后公开搞的第一个阳谋就是独裁。“君即天”“天无二日”“而有异心，则逆天矣。逆天者岂能逃于天谴乎？”“人君之事天，即如人臣之事君也”“当知顺天者存，逆天者亡”“敬神真不如忠诚妙也”，都是为其推行独裁所作的思想宣传和威胁工具。

试以雍正元年的汉文朱批奏折佐证述：

雍正元年四月二十四日（1723年5月28日），《浙江道试监察御史罗其昌奏陈根除蠹书积弊办法折》。“蠧书”，谓晒去书中的蠹虫，又指被蛀坏的书，或泛指破旧书籍。这样一件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也要报告雍正帝批准？赞其雍正帝勤政固然可之，若以此责其独裁，又有何过分之处？

类似例子雍正一朝不胜枚举。雍正元年七月初五日（1723年8月5日）《梁文燕奏请备造乡试桌椅折》、七月初八日《刑部尚书佛格等奏请钦点堂官前往盛京会审偷刨人参案折》、七月初九日《两广总督杨琳等奏报发落盗犯名数日期折》、七月十九日《廉亲王允祀等奏核查养心殿油饰换造条帘事宜折》、七月三十日《云南道监察御史田嘉谷奏请查理五城乞丐折》、八月初三日《刑部尚书佛格等奏审理私入围场犯人折》、八月初三日《广东道监察御史向日正奏请严禁婚礼陋俗折》、八月十六日《刑部尚书佛格等奏景陵割草案由折》等等。

以上奏折，无一件是国计民生重大问题，也无一件不可由地方官自行解决。然，都必须一一报雍正帝批准；连养心殿更换一条帘子，乡试要造桌椅，也要报雍正帝批准；甚至，有人进入皇陵割草，查理城市乞丐等等琐事，也都全部要报告雍正帝决定，如此事无巨细均独自裁断，雍正帝怎能不“勤政”？以上例举，只是雍正元年的部分奏折，纵览雍正朝十三年满汉文朱批奏折，则基本、全部千篇一律，大同小异也。

然，雍正帝是位大国皇帝。一位大国皇帝整天忙于处理以上这些琐事，即使是勤政，这样的勤政，实在是浪费精力。其根子，实出于雍正帝独裁上。

以下，再试以雍正元年的满文朱批奏折佐证述之：

雍正元年正月的第三件满文朱批奏折，是闽浙总督满保向雍正帝请示圣裁进贡西瓜的品种与数量。

试看雍正元年正月初三日（1723年2月7日）《闽浙总督满保奏进西瓜折》

福建浙江总督奴才觉罗满保恭进：御赐西瓜籽所获西瓜一百，泉州西瓜二十，台湾土产西瓜四十。朱批：赐籽西瓜，来年进八十个足矣。泉州、台湾西瓜免进，不需要。再去年赴盐差之鄂齐尔返回奏言，唯剩银三百两。据闻鄂齐尔已留人向商人追缴欠款，然后留下了。鄂齐尔共得多少，余银多少，留人收得多少，着访实奏来。

一边是闽浙总督大员，一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竟为进几个西瓜这类小事动用朱批，是雍正帝精力过剩，还是由此足显凡事皆须雍正帝独断独裁？连进几个西瓜尚且必须奏折待批，国家政治可想而知也。

又如六月十七日《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泖湖有贼纯属讹传折》

朱批：知道了。君臣相互信赖，凡事开诚相见，毫无掣肘疑惧之症，则何事不成？我君臣唯求一个诚字，彼此体谅爱惜，勿玷负皇考多年养育之恩。落泪而书。

笔者每见雍正朱批中“落泪而书”四字，就觉好笑，纯是画蛇添足，分明是在作秀，是矫情。在康熙朝近50年的朱批中，从没有也从不见康熙帝“落泪而书”这样扭捏矫情的作秀表演。最好笑的是下面这条朱批：

雍正元年八月初七日（1723年9月6日）《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达色奏报无奏事折》

镶白满洲旗副都统奴才达色谨奏：奴才达色无奏事。

朱批：尔缘何无奏事，初次不奏，尚待何年？殊玷厥职。身为一旗副都统，朕如是垂问，一事不奏，已属违旨；观测各官所奏，权衡是非再奏，更属狡诈。不奏却称无奏事，乃弥天大谎。不专心思索，顾惜心血，不忠且懒，不仰副主子垂问之意，乃大不敬也。若无奏事，为报答朕之此恩，写十张奏来。

雍正竟规定，无事可奏也要在折上写“无奏事”三字呈报，却又对呈送“无奏事者”大发雷霆。其又对他人说，无事可半月不上奏折。镶白旗满洲副都统达色信以为真，竟真的写了“无奏事”三字呈上。这本是按雍正要求做的，不料又引发龙颜大怒。如果说，雍正朱批的前面几点尚属训诫，那么，最后一句“若无奏事写十张奏来”，就太任性使性，几近恶作剧，不是秉公惩罚、纯属任性打击报复了。

但这也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作风、他的真实形象。下面，他对图理琛的朱批也是这样。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三日（1723年9月27日）《兵部郎中图理琛奏清查广东布政司库银两折》

朱批：着尔用为广东布政使。尔之才能，朕是知道的，尔操守平常，朕亦稔知。尔在京时朕已当面详加告诫矣，是否辜负朕恩，能否保全满洲人脸面，尔乃知耳。李应奎这等品级之人，如此玷污朕颜，兹朕再亦不能轻信何人矣。恩法既在眼前，弃万年功名，图眼前之祸，此等之人，朕实不明白。尔无子嗣，理应摈弃私念，权衡利害，勘酌轻重，坚韧不拔，忍受一切，输尽诚悃，以报朕任用之恩。参尔之人甚多，朕排众议，任用于尔，断不可有辱朕之颜面。尔有何奏事，封固交年希尧转奏。

雍正在对图理琛的朱批中说，“参尔之人甚多，朕排众议，任用于尔”，无非是要图理琛对其感恩、报恩。可是，前面又说“尔无子嗣，理应摈弃私念”，逻辑甚为荒唐奇怪。若按无子嗣者理应摈弃私念说之逻辑，则难道有子嗣者则就可存私念了吗？雍正前面又说，图理琛才能与操守均平常，朕亦稔知，在这种情形下，雍正仍力排众议给予任用，足见雍正主观性非常强。然，实践证明，雍正任用图理琛，确有问题。雍正五年，某用图理琛与沙俄边界谈判，沙俄特使竟用金钱（卢布）收买欧洲传教士和中方官员，其中就有图理琛。结果，中国领土大量流失。雍正的尔无子嗣理应摈弃私念，站不住。

九月十九日（1723年10月17日）《署理西安将军印务普照奏请驰赴西宁军营效力折》

朱批：西安乃为省城，甚为重要。尔之此奏，不顾轻重。年羹尧决非误事之人，尔凡事能照伊指示而行，即为报答朕矣。切勿另存异心。慎之，切记记遵行。

可见对年羹尧之宠信。

雍正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723年1月14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奏报靖除贵德堡番子折》

朱批：实为大喜事。惟尔谨慎行动，多次办理调遣，如何尽心，如何谋略，实为奇人，甚为可嘉，此称尔之才能亦不可，非人之能力之事。此皆天赞同尔之心，殊为神明佑尔所致，今朕惟畅悦外，亦无降尔之旨。仰上天之恩，屡闻尔之喜讯。

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724年1月18日）《副将军阿喇纳奏报领兵至布隆吉尔及南北各路、派兵追踪侦察折》

朱批：甚是。唯凡事不可恃勇，务求稳妥，将南北统一筹划，谨慎从事，断不可轻忽懈怠。若有大举进兵等处，非紧急之事，悉听大将军调遣。凡有筹划应行之处，即陈明与大将军商量。朕距边遥远，凡事尚不必奏朕，俱报年羹尧，凡事统为一体方才为宜。尔即便请旨，朕亦要问大将军，徒费时日。为此特谕。

年羹尧后来恃才骄狂，固然是居功自傲，这同雍正对他的专宠、毫无监督、一昧放任，当也有关系。

喜用酷刑，是雍正的天性。对兄弟八阿哥、九阿哥尚且无比残酷，对小民便更不在话下。

雍正元年四月十三日（1723年5月17日）《闽浙总督满保等奏报拿获福州名贼高颂祥等情形事折》

朱批：割贼犯脚筋者，不失为一条好刑律，着施于应施之人。

对于盗贼，枷铐、脚镣、锁链、牢房还不足用吗？非要割贼犯脚筋吗？脚筋割断后，一辈子就脚残了。对八阿哥、九阿哥尚且用九条锁链，对江洋大盗为何不用？雍正称割贼犯脚筋者，不失为一条好刑律，好在哪里？刑律之严必同教育结合，形成社会良好风尚，才能真正降低犯罪率。雍正元年，山西命案不降反升，即如此。后来终于废之。

雍正元年十一月十五日（1723年12月12日）《山西巡抚诺岷奏陈严肃法纪减少命案折》

朱批：这才为省臣，尔所有折子，全令朕畅悦，甚是。凡是唯求“真”字、“好”字。如今成百命案被隐瞒，说无命案，骗谁？命案目前虽然多些，日后可望绝迹矣。甚是，依议。

赵昌、魏珠、李玉、梁九功等都是康熙帝身边的心腹太监，因为不肯依附雍正，不肯为雍正作证清白，深遭雍正忌恨。赵昌、梁九功先后死去，魏珠被抄家。

雍正元年九月初六日《尚书孙渣齐等奏报魏珠侵占禁地修建墙院等情折》

朱批：依议。京城之房屋早已有旨。若对魏珠用刑，务必请旨。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可以对魏珠用刑，不久，刑部便上奏折要对魏珠施以绞刑处死。魏珠后来下场结局究竟如何，有多种说法，尚侍探考。

语句油腔滑调、轻浮，这在雍正朱批中屡见不鲜，此为任性率性也。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和硕简亲王雅尔江阿等奏明锁拿允禵管家未奏名姓缘情折》

朱批：此四人，尔等既欲含混了事，朕亦含混降旨耳。着廉王、宗人府王等知之。

读者一定还记得雍正对年羹尧的朱批：“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联耳……今年羹尧既不以‘朝乾夕惕’许朕，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雍正曾封隆科多为天下第一功臣，也曾封年羹尧天下第一良臣，也曾在朱批中封诺岷天下第一巡抚。

雍正元年十一月初二日（1723年11月29日）《山西巡抚诺岷奏谢御赐牌匾折》

朱批：知道了。尔如此一个人一颗心，朕实未曾有所指望。此乃朕之幸、尔之福也。当今天下总督之外，巡抚内尔乃首屈一指，好好照此黾勉。朕此一年之政，尔半年之巡抚，我君臣苟能恪守此道，必为万世之人也。当彼此力戒，日久松懈之情。

许多人以为，雍正是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工作狂，实是只知其外，不知其里。雍正元年，是雍正上台后最为忙碌的一年，大臣们自然也会关心起皇帝的健康。

雍正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723年9月20日）《两江总督查弼纳奏请万安折》

江南、江西总督臣查弼纳跪请圣主万安

朱批：朕躬甚安。九月初三日，陵寝大事一应丧仪全部顺利完成，已还宫矣。……朕父皇六十载，辛辛苦苦为国家万民操劳，上苍如此施恩亦是理所应当。朕一高兴，身体之疲劳全忘了，反似胖了。

雍正元年，朱批多多的雍正帝反似胖了，这可是雍正帝在朱批里亲笔告诉大臣的。类似相同的朱批，并非一次。

雍正元年九月初一日（1723年9月29日）《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保养圣躬折》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窃臣伏惟，圣主自去年到现在，连遭两次大事，圣躬劳瘁，悲伤过甚。

朱批：朕躬甚安。皇考皇妣大事俱顺利妥善告成。甚感欣慰，一点不觉劳累，尔放宽心。

雍正元年十月初四日（1723年11月1日）《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谢御赏平安丸折》

据兵部咨开，雍正元年九月十二日，都统兼散秩大臣拉锡传谕：送将军富宁安平安丸四百粒，方子四张。富宁安再给阿喇衲处一百余粒。此药性甚平不烈，平常之人如若生病，各种病皆可服饮。唯注明须按病情视药引子服用。另送槟榔膏一匣，一并寄送。钦此钦遵。

朱批：此药甚好，很灵。即便无病之人，服用亦无妨，且可治大病。故又送去一千粒。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六日（1723年11月23日）《靖逆将军富宁安奏请赐巴里坤等处官兵平安丸药折》

靖逆将军大学士臣富宁安谨奏：为请赏药事。朱批：前已给尔加送了。兹再送一千粒。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份殊荣，对臣工狗血喷头的恶骂，则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一日（1723年11月19日）《和硕廉亲王允禩等奏缴原河南巡抚杨宗义之谕旨折》

管理工部事务和硕廉亲王臣允禩等谨奏：为恭缴上谕事。郎中范岱捧赍原任河南巡抚杨宗义之谕旨，恭缴到部，理应恭缴。为此谨奏。朱批：已死之人缴给似尔昏聩而死之人耳，缴朕何干？

无论作为君主，作为兄长，何须朱批里如此恶毒咒骂？

雍正元年十月二十七日（1723年11月24日）《甘肃巡抚绰奇奏报未曾克扣军需钱粮折》

……窃奴才本一末等之人，自蒙圣主差委，三代承恩异常。而奴才弱懦不才，致使圣眷操劳至极。奴才正为不能效力涓滴而惶悚之际，顷接皇上谕旨，指责奴才自办理军用钱粮以来，克扣数十万两，尚不知稍有戒惧。钦此。伏读之下，不胜魂飞魄散，惊恐万分。奴才自办理军需钱粮以来，因愚弱无能，且未经历过类似大事。过愆之处甚多，但决不敢捞取军需钱粮分毫。奴才居官四十余载，即便加上奴才京城原有家业，亦不过三万两之价。奴才诚有私匿之银，日后带回京城，亦难逃众人耳目。彼时，不但奴才身获死罪，且累及全家性命，奴才如何愚蠢，何敢辜负圣恩，自寻家毁人亡焉？奴才本意，俟得觐天颜之日，将诸情面奏皇上，兹左思右想，事甚重大，奴才终身及有生之年皆赖圣主父恩，是以跪伏叩首泣奏，恳请父恩。奴才自任巡抚以来，所得各项银数及其用项细数，若于此折开列难以容下，故缮汉折具奏，恳请恩恤。奴才不胜战栗，陈实具奏。

朱批：何暇览尔此等琐屑之事。自隐瞒给贝子允禵银两一事，即可知其他全是假的。著将贝子允禵任大将军以来，所有龌龊不要脸之处，就尔所闻所知之一切，悉行密折奏来，不可隐瞒分毫。朕仅想知道耳。

雍正对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四阿哥等恨之入骨，咬牙切齿。恶骂辱骂，从未停息。恶骂是其次，暗中搜集材料欲置之死地是为重。雍正先是对甘肃巡抚绰奇诈吓，指称绰奇克扣军银数十万两，这是杀头之罪。吓得绰奇赶紧向雍正详细申诉。果然，雍正说，朕哪有时间看你这些鸡零狗碎之事，要的是“允禵任大将军以来，所有龌龊不要脸之处，就尔所闻所知之一切，悉行密折奏来，不可隐瞒分毫”。

雍正说的所有龌龊不要脸之处，是指允禵在西宁娶青海台吉之女一事。此事是九阿哥向十四阿哥献策，用政治联姻加强中央在青海的统战力量，也是九阿哥向康熙帝奏报获准的政治联姻举措。不然，怎可私自办理皇族与蒙古贵族联姻是清政府传统政策，与青海台吉联姻是新形势下的政治需要与创举，吃酒宴、看滑冰表演，只是其中程序之一部分。雍正嫉妒心极强，但皇阿玛已批准，他再嫉妒也无用。如今皇阿玛已死，四阿哥当了皇帝，此事便成了龌龊不要脸之事。并以允禵在西宁糜费为名，勒令允禵退赔一百万两银子，且永远停止其薪俸、禄米。而他自己与宫女在草房私生下弘历，隐瞒弘历母子、扔在山沟多年，不向康熙帝坦白，又成何体统？

他曾一再逼迫十四阿哥手下侍卫、太监举报其主子吃酒。未能如雍正所愿，雍正就下令将他们永远枷铐示众。当有人对雍正饮酒有所议论时，雍正就为自己辩护：“朕若于政事不误，即使饮酒亦复何伤？”十四阿哥带兵西北，青藏地区气候地形远比皇宫险恶，又与青藏少数民族相处，雍正却以十四阿哥饮酒为一大罪名。雍正身在皇宫园林，以饮酒不误政事为己开脱，这不是强盗逻辑吗？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但皇帝历来拥有指鹿为马之话语权，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二阿哥、十四阿哥等全被剥夺了话语权，包括康熙帝身边的知情人赵昌、魏珠、李玉、梁九功等，都死的死、关的关，历史与是非全由皇帝一人一言成鼎。

雍正元年末十二月初五日（1723年12月31日）《山西巡抚诺岷奏请万安折》

山西巡抚臣诺岷跪请圣主万安。朱批：“朕躬甚安。比去年冬天又胖了。为使尔高兴，特寄之。”

勤政、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并未如康熙帝那样日见消瘦，反而一年比一年胖，奇也。

雍正元年满文朱批奏折共1075件，十分具体，也十分琐碎、丰富、多面又详细。雍正帝之勤政，当然毫无疑问，可敬，可爱，跃然纸上；其独裁，自负，率性，作秀，甚至刻薄、恶毒，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轻薄、油滑，又强词夺理，岂不也历历在目、件件凿实？

满汉文朱批中可常见如上，雍正帝对大臣面谕时，说谎话也一点不会脸红。例如他说：“昔日皇考所信任者，朕躬与舅舅隆科多、年羮尧，众皆悦。”前面一句已是假话谎话，后面“众皆悦”一句更是假之又假。英国诗人拜伦诗云，（某些人笔下讲）历史……扯起谎来就像叙述真理一般。例如：

朕在藩邸时，不特不与人结仇，亦并不与一人结党……朕在藩邸有年，与舅族皇后家及诸姻戚并无过于亲切往来之处，亦众所共知者。再，并无满汉大臣及内廷执事人、侍卫等一人结交亲密往来也。初则兄弟之内尚相往来，自戊子年（康熙四十七年）皇考下训旨后，兄弟之内并无往来。

自前岁在朕花园（与九阿哥）共请皇考之后，朕具饭召（待）庄亲王、公允祹看花，又曾召诚亲王（三阿哥）因病不至，又曾召恒亲王（五阿哥），怡亲王（十三阿哥，当是四十七年前），果郡王（十七阿哥），逮允禵（十四阿哥）出征时，亦曾屡次具饭召之。

时大阿哥、二阿哥已被圈禁，唯一同四阿哥亲近者十三阿哥也被圈禁，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十四阿哥与其无共同语言。故，非四阿哥不欲与众弟兄亲近，而是众弟兄并不重视四阿哥。但，四阿哥仍假意殷勤。

从雍正七年（1729）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中透露出的他对众兄弟之切齿仇恨看，他在藩邸时对众兄弟之表象全是伪装，全是为韬晦所用。

当然也有吐露真情、说真话的时候。如云：“诸王大臣等此后协力同心，当以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辅朕以全仁君之名。”

从其十三年执政全部历史看，仁君之名恐怕难以通过。他在位时就未通过，他身后三百年来也未通过。其勤政之君、独裁之君，则犹如其两脚支撑其一身，则名副其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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