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张之洞之名是否出自《庄子·至乐》中的“张之洞庭之野”，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主政洞庭之北的十七年间，广开新学，创造了中国现代区域教育之典范。1889年冬，张之洞奉命任湖广总督。1890年7月11日的《捷报》有这样的文字：“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之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1893年11月29日，张之洞向光绪帝上奏《设立自强学堂片》，指出“自强之道，以教育人才为先”，
请求创设新学。1893年，张之洞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有“武汉大学的前身”一说，但存在争议），一改中国传统书院“学不分专门”的旧习，率先实行分门教学、按斋授课的体制及根据学习成绩发放奖学金制，当时影响极大，“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縻集。各省派员调查，以便仿办者，亦络绎于道。”张之洞门生张继煦亦称：“当清季兴学堂令下，各省考察学制者必于鄂，延聘教员者必于鄂，外地学生负笈远来者尤多。”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写道：“格致制造诸学，非终身执业，聚众讲求，不能致精。今除湖北学堂外，其余诸馆，学业不分斋院，生徒不重专门，其未尽二也”。《清史稿》第一百七卷中亦记载有：“查京外学堂，办有成效者，以湖北自强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最”。张之洞重视教育，基本做到为官一方，办学一方。如1894年，他曾调署两江总督，在南京设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
在不断创办新学的过程中，张之洞敏锐地意识到当时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人们对新学与旧知取舍之价值判断的紊乱与迷惘。他极为担心伴随着新学的兴起，人们对传统产生叛逆心理，从而导致国家固有的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崩解。1898年春，被辜鸿铭誉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开始修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英译为《中国的一线希望》），在《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中明确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名思想。当时，张之洞对西学的认识已较为全面，认为其包括西史、西艺、西政，其中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并在《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中指出“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这些都显示其高于一般封建官僚的学术视野。翰林院侍读学士黄绍箕将《劝学篇》进呈，光绪帝赞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乃下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以“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排印三百部，俨然成为钦定开官智的“教科书”。
《劝学篇》（1898年两湖书院刊本）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还提出著名的“游学日本说”，他写道：“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898年8月2日，光绪帝谕军机大臣：“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均毋延缓。”清政府把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正式作为一种国策确定下来。据《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统计，18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77人，1899年为143人，1900年为159人，1901年为266人，1902年达到了727人，1903年11月为1243人，1904年11月为2557人，1905年猛增到8000余人。1905年到1906年，留学日本达到最高潮，不仅东南沿海的学子们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的壮观场面，四川、贵州、云南等边远省份，也有许多人到日本留学。王国维在1906年所撰《教育小言十二则》中描述为：“留学生之数之多，如我中国之今日，实古今中外之所未闻也。”费正清指出：“这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这些在力图避免亡国灭种、救亡图强的征程中漂洋过海的热血青年，秉承着“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之信念，面对国内新式学堂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各以其所学专长编译（撰）教科书，成为一支活跃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舞台的重要力量。以湖北自强学堂留日学生戢翼翚为例，他在日本求学时，与同学唐宝锷合著出版《东语正规》，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誉为“空前的”、“划时代的日语教科书”、“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1902年，戢翼翚与日本女子贵族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合作创设“作新社”，出版了大量的新式教科书。笔者初步统计晚清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有241种。这些教科书不仅从门类到体系规范了知识构建，而且补充大量的中学政法、数学及音、体、美、卫生、手工等类别教科书。这些教科书还尝试从文言到白话的语境变通、注重认知策略及编排方法、开启现代装帧及版权保护等等，提供了现代教科书编写出版的范例，对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
1901年1月，慈禧太后颁布实行变法的谕旨，令各大臣条议新政。1901年7月12日、19日、20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续上呈三封奏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拟议变法。在第一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中，张之洞等把兴学育才和用人制度的改革作为图治的首要任务，提出了人才培养的“道艺兼通、文武兼通、中西兼通”的原则，设文武学堂、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建议，以及教科书官定颁发、通国一律等构想。例如，他将学校分为蒙学、小学、中学、高等学堂与京师大学堂五级，明确规定各级入学年龄、修业年限，中学以前为普通教育，高等学堂起为分科专业教育，三年期满后必须实习一年方可毕业，大学教育则是高等学校分科专业教育的深化提高。鉴于张之洞此时关于新式教育体制的构想已趋完备，管学大臣张百熙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
1903年，张之洞奉旨入京，与张百熙、荣庆一起修改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经过数月不分昼夜、困惫已极的磋商修改，《奏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13日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并实施。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实施的现代学制，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即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堂（五年）——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五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四年）——通儒院（五年），横向构建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全新的课程设置、组织管理、行政体制，不仅首次出现“义务教育”字样，还突破性地将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
1905年9月，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以兴学校。清廷诏准，自翌年始，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省岁考一律停止，一切士子皆由学堂出身，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
随着学制的颁布和科举的废除，全国各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据清学部总务司1907年《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1908年《第二次教育统计图表》、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这三年国内学堂分别是37672所、47532所、58896所，学生数分别是1013571人、1284965人、1626720人。一位在辛亥革命前夕来到中国的美国学者罗斯（E.A.Ross）目睹了举国上下的兴学热潮，带着兴奋的口吻在1911年英文版《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对新式教育的激情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一个人一个小房间的考试制度被废除了，大学的大教室修建起来了。一些学校设立在寺庙里，今天在很高的圆柱屋顶下能看到一些小学生排列地站着，在面目狰狞的战神和慈善和蔼的观世音面前背诵课文……”张之洞以其非凡的智慧，参与构建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为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与蓬勃兴起奠定了基础。
【资料卡】
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石鸥教授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的学科分门别类的编写和出版。伴随着新式教育的出现，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的中小学教科书。
- 《设立自强学堂片》，转引自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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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霆著：《张文襄公治鄂记》，武昌：湖北通志馆，1947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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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之洞著：《劝学篇》，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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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2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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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鸥、石鸥著：《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现代教科书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5期，第89—96页。
-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72—7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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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E.A.罗斯著，公茂虹、张皓译：《变化中的中国人》，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