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才培养园地
（1958—1974）
早在上八年级的时候，格里沙·里别尔和维嘉·切勃塔列夫就去数力系参加了系办的一个小组活动。有二十几个男孩和少有的两个女孩在那里完全开始了一种特别的生活。但就连在这个筛选出来的人才培养园地里，维嘉依然是佼佼者。他就在同年成为莫斯科中学生数学竞赛的冠军得主，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战胜了几位九年级学生！一年后，在布加勒斯特举办的第一届世界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他获得了第二名，诚然，不是第一名。可这并没有让他灰心，而更多是让他感到惊喜。这时候，他已经习惯于在同龄人中间无人能与他匹敌。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因为他是个有天赋的学者，对于他来说，解出来一道数学难题就是最好的奖励。
上九年级那年秋天，维嘉患扁桃腺炎，格里沙给他拿来一本书。那是战前出版的豪斯道夫[1]的《集论》，书的装帧一般，且破旧不堪，不知经过多少人的手和阅读之后才到了维嘉手中，可它却以极其深刻的方式彻底改变他的整个人生。
傍晚，格里沙走后，他吃了一定剂量的药片，又用水漱了漱喉咙，之后躺在沙发上，想在入睡之前看看那本小册子，格里沙一再嘱咐不要把书弄脏，要精心爱护它，因为这本书十分珍贵。维嘉打开了书，起初他并没有发现什么珍贵之处。可随后无论睡意、扁桃腺炎，还是现实存在的感觉本身都离开了他，他仿佛蒸发掉了！他每读一页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发生变化。几年来，他一直在解答一些零散的、费解的数学题并认为自己在研究数学，可直到这天晚上他觉得自己才真正走进了数学的空间。整个星球就是一种奇妙而多样的集合。早上他望了一眼窗外，发现外部世界丝毫没有发生变化，因此他不明白，在世界上有集论这种东西，楼房怎么还能耸立，怎么还没有倒塌！
维嘉从来没有读过曼德里施塔姆的那几行著名的诗句，但是他体验到了那种感觉，诗人曾用朦胧的诗句描述出来：
于是我走出一片空间
走进荒芜的人才园地，
虚假的恒定面对深渊
自我同意有诸多原因。
你的课本是读不完的书
我独自阅读，无人打扰——
一本无页的古怪的通俗医书，——
一个数量极大的求根习题集。
一句话，他去的正是那个园地。再也无法想象有什么更美的地方。
快升十年级时，维嘉已成了真正的数学家。他的颅骨在额头部分稍稍变宽（这是儿童患过轻微脑积水的常见现象），容下了一颗大脑，不断扩大的宇宙在大脑里呼吸运动、翻滚沸腾，而身体发出的一切其他信号——吃喝，大小便——只能对大脑的经常性工作造成妨碍，而大脑的紧张工作能让他感到幸福。数学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引不起他的兴趣，就连与格里沙的友谊也有些减弱了，因为格里沙作为一个对谈者已满足不了他的需求。确切些说，他从数学音乐的声音中体验到的快感，大大地胜过了所有其他的快乐，其中包括与人们交往带来的快乐。因此，他轻易地拒绝了一切“身外之物”。当男孩们因荷尔蒙突变而感到十分难受的时候，他便把身体发育本身几乎视为扁桃腺炎，当作一种有碍身体的东西。维嘉找到了一种摆脱妨碍身体发育的简单方法：加重大脑的工作负担……
娜拉处在维嘉所感兴趣的世界边缘，恰恰在这时她十分及时地变换了自己的身份，从文学补习教师变成了性伴侣，并且她心甘情愿迎合他这个成熟男子的需求。她是性革命的私生子，却对这个革命一无所知，只是听玛露霞对社会主义国家里妇女的彻底解放问题发表过一些大胆的，但业已陈旧的看法，那她还是怕邻居们听见悄悄说的。
维嘉感激娜拉让他解脱了荷尔蒙的压抑之苦，这种解脱在他俩短暂而热烈的幽会之后就立刻开始了，那是些探讨床上技术的幽会……中学毕业后立即办理的那场滑稽的结婚没有让他俩的关系有丝毫的变化。有时候他去找娜拉，去的目的明确，一起待得也不错，有时候娜拉给他打电话，两人幽会一次，可分手时并不确定下次见面的时间。什么时间都行……维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另外的罗曼史——与数学为伴，而娜拉极大的乐趣是作画、听戏剧史讲座和看书。
维嘉考上了数力系，他上一年级时就潜心去研究集论。集论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19世纪中叶才出现在数学领域，可它往往让不少研究者发疯和自杀。维嘉的内心也开始受到了折磨。起初，一些研究者的命运、性格和生平还没有列在一系列定理的名称之后。只是在稍后几年，当有人开始把以尼古拉·布尔巴克为笔名的数学家小组撰写的一套多卷集数学文献及其历史译成俄文的时候，维嘉才知道了这个学派的奠基人格奥尔格·康托尔[2]的命运，他生在彼得堡，创建了实无穷（亦译：超穷数）概念，他还是哲学家、音乐家和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可最终他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的迷宫里不能自拔，并死于哈雷市的一家神经病医院。他死后，除了所有列举的东西，只留下了“康托尔问题”，这是个“连续统假设”，诚如随后的几代数学家确信的那样，这个问题既不可能驳倒，也不可能证实……维嘉也知道菲利克斯·豪斯道夫去世的消息，他在1942年被发配到集中营之前自杀身亡，他给后辈人留下了豪斯道夫空间和豪斯道夫悖论，也留下了许多其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与其说涉及数学，莫如说涉及一些数学家本人。
整个四年级维嘉都在撰写一篇可计算函数的论文，这篇论文令教研室主任欣喜若狂，他同样是个性格古怪的人。
教研室主任是个举世闻名的学者，校领导不得不顾及他在数学上的杰出贡献，因此宽恕了他的古怪行为，可对他的学生维嘉就没什么宽恕可言。那些年代的学风是由党委来定调子，系办只是听从而已。大学生均处在严格的管控之中：一定要参加共青团会议，政治学习，还要完成一些社会性工作。因蔑视学校现行的规章制度，维嘉不时地受到惩罚，有一次因未参加体育课考查而被剥夺参加其他考试的权利，还有一次因“马铃薯-胡萝卜事件”差点儿被学校除名。
每年9月份，大学生都要去“挖马铃薯”。有些学生较能应对苏维埃生活，他们提早就把医院证明开好了。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凭着她是房管所的秘书身份，再加上她与整个区里的医院都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她要弄一张需要的证明不费吹灰之力，可维嘉没有让她及时去办，所以只好参加共青团组织的这次活动。
大学生们这次劳动的干劲十足，因为年级团小组长邓尼科夫曾许下诺言，只要学生们把集体农庄的一大块田地里的马铃薯全部挖完，就可以让他们回家。孩子们深受这个许诺的鼓舞，他们起早贪黑地干活，两周内就把马铃薯全部收割完毕，并且为自己赢得了十五天的自由生活（假期）而高兴不已。然而在收割快要结束时，邓尼科夫悄悄溜掉了，共青团有要事把他叫回去了，代替他的另一名“党员同志”宣称，现在他们全都还要去挖胡萝卜。这时候突然下起雨来。
大学生们都气得大喊大叫，可还是去地里挖胡萝卜。但并非所有人都去了——有几个坚持原则的学生坐车走了。维嘉也回去了，可他不属于坚持原则，而是因为生病。他得了感冒，发起高烧，卧床不起，躺在床上还在沉湎于数学的梦境。他身上出现了一种现象，他后来在较为成熟的年代里称之为“直觉视觉”，他甚至试图描绘自己对集合世界，对森林或对一些极美的网状花纹在空间来回移动的感受，那个空间与粗糙的现实毫无共同之处。在这个现实中，厨房里的茶壶烧开了，水熬干了，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想消灭的蟑螂依然在厨房窜来窜去，从尼基金林荫道排出来的废气喷到半地下的那扇窗户上。但他的描绘未能实现……
在半昏迷状态中，一些莫名其妙的模糊幻影交替出现，娜拉的影子也在其中，她用一个亮金属制成的大平盘给他端来某些神奇的东西，那是一些计算方法，可它们是活的，在轻微地蠕动并且相互碰撞。维嘉觉得自己必须把某个精妙的思想记录下来，但缺少某个东西，总是欠缺某个东西……有位高个子男人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来，走廊尽头有个窟窿亮得刺眼，那个人也拿着一个托盘，就是维嘉看见在娜拉手里拿的那种，托盘上同样放着一些东西，可它们是函数和函数分析论。那个人叫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维嘉必须让这个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一定注意到他，但按照某种众所周知的做法他又不敢喊他一声，因此需要等待，好让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本人发现他。可后来他错过了这个机会，高个子男人走了，可放着计算方法的那个托盘却到了维嘉手中，然而计算方法已全都死掉，不再蠕动了，于是他浑身感到了一阵恐惧……
他病了很久，还得了几种继发症，当他病愈去大学那天，正好举行了一次会议，要把一些逃避“挖马铃薯”，确切些说，是逃避“挖胡萝卜”的大学生开除出共青团。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被开除出共青团之后，下一步就是不可避免地被学校除名。对维克多·切勃塔列夫[3]的问题是单独讨论的：虽说他有一份医院证明，但开证明的日期晚了两天，即那是个后补的证明。
从逻辑上看，他做得不对，并且不应得到宽容，但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他确实病了，更何况还是纯医学方面的事情：开证明的前两天可能是疾病的潜伏期，虽然那时还尚未出现病症，但感染已在机体内起着毒害作用。
总之，鉴于上述一些情况，维嘉被从轻处理，给了警告处分，而其他犯错误的学生全部被清除出共青团。
他坐在共青团会议室，脑海里竭力回想着自己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他完全忘掉了自己履历中还有这件事。后来想起来了，是妈妈坚持让他入团的。是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认为入团是必须的。她本人是党员，因此确切知道，儿子必须有大家都有的一些东西，甚至要比他们有的东西还要多，但不要破坏生活规律。维嘉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从来不与母亲对着干，因此上八年级时随便地写了份入团申请书，两年后他也同样随便地写了一份结婚申请书。
他在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上从来表现不出有什么原则性。可这次他突然觉得对自己的处理不公：他们所有人都被骗了，因为有人许诺说把马铃薯挖完后他们就可以回家嘛，但是没有放他们走。他们错在哪里？难道错在相信了团小组长的许诺？要知道这是一场欺骗啊！
“别说了，住嘴吧，你这个傻瓜，你在做什么啊？”他的朋友斯拉瓦·别列日诺伊悄声对他说，“你这样做于事无补，只能让自己更倒霉！”
事情确实如此，维嘉也被开除出团了。这个结果让他感到震惊。他回家后倒在沙发上，一声也不吭。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也问不出来究竟出了什么事。于是，她对发生的事情做了一番自己的想象，开始把维嘉的沮丧情绪归罪于娜拉，自己不承认的儿媳妇。这时候他俩已经相互见过面，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弄到了她的电话，对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并不困难。她给娜拉打过了电话，但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于是她认为娜拉对某件事有所隐瞒。
一周后，同班同学斯拉瓦·别列日诺伊去他们家，向她做了一番解释。可维嘉没有与斯拉瓦讨论任何事情，总之他整个晚上都闷着没说话。然而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全都明白了，她去大学直接找了党委，又像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员那样，与他们的系主任好好谈了一通，系主任按照人之常理全都明白了：战士的遗孀独自拉扯儿子多不容易……瓦尔瓦拉在那里把情况说得与实际情况不大相符：她既不全是战士的妻子，也不全是遗孀……但在她的话里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维嘉曾经得过忧郁症，是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借助良药把儿子救了出来，几乎用了三个月时间。她找学校的结果是，维嘉恢复了团籍，也没有被大学除名。就连教研室主任也帮忙说了话：虽然那个怪老头是担着风险去求情，可他不希望失去一位出色的学生。他说，维嘉是苏维埃数学的未来！
维嘉继续留在大学里读书，还休了一段学术假，但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很深。在生活中，除了早饭的夹香肠面包、数学和偶尔出现的娜拉外，又出现了一些之前尚未认出来的困难——他很希望不知道那些困难，也不想去注意它们。他对这些困难没有任何的免疫力，这让他在日后的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
但是，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不同于儿子，她在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上十分在行，真不愧是在房管所工作：她在精神神经病防治所搞到了一张证明，证明维克多·斯捷潘诺维奇·切勃塔列夫曾有过忧郁型精神病的发作，而身体其他方面基本正常。生活后来证明，她办的这件事并非完全无用。
这样，一切都摆平了。维嘉以极佳的方式完成了论文答辩，并留在教研室继续读研究生，准备三年后进行论文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叫做《集合的可计算程序》。这是个全新的课题，这个东西不搞数学的人根本不懂，就连搞数学的人也并非人人明白。在教研室组织的预答辩上，有某个教授发言对论文做了尖锐的批评，他指责答辩人违背了“结构数学”原理本身。他虽是最新的，但并非人人都能接受的“结构数学”的杰出代表，可在数学逻辑教研室深受同行的敬重。维嘉根本不能接受这位教授的攻击，他心平气和地进行反驳，坚持认为一些已有的最具结构的对象，其中包括他所心爱的各种计算方法，都可以在正统的逻辑学和数学的框架下去研究，况且那些框架已被其他所有的教研室所接受。于是开始了一场辩论，维嘉的答辩论文只不过是个导火索，因为在学术问题背后隐藏的是维嘉不知道的人际关系的分歧。维嘉听着这场争吵，怎么也不明白他的论敌和辩护人在争论什么。他企图说点什么，但根本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于是他悄悄地走出了教室。
在教研室会议上，两派观点又争论了好久，这场预答辩就算告吹了。维嘉按照习惯的路线走到沙发床旁，这一趟又是连续三个月。
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同样以习惯的路线去精神神经病防治所，给儿子开了药，维嘉服药后渐渐恢复过来了。
1968年就这样平安地过去了。震撼社会主义世界的任何政治事件，维嘉都发现不了。他的数学好友斯拉瓦·别列日诺伊不时地去他家做客，谈起一些重要的事情，斯拉瓦发现自己的朋友在政治上十分幼稚，便说了一句：
“你简直就是个卢津[4]！”
维嘉当下浑身哆嗦了一下，因为他十分看重卢津这位数学家。
“你指的是什么呀，斯拉瓦？这与卢津有什么相干？”
斯拉瓦给维嘉转述了梅里尼科夫教授上课时讲的一个笑话：伟大的卢津在战后的一次课堂讨论上是怎样发言的：1917年，我人生中发生了一个最伟大的事件——我开始研究三角级数了……
“什么？他接着又说什么了？”维嘉感兴趣地问了一句，因为他对梅里尼科夫的评价也很高。
斯拉瓦对他这种天真无邪感到吃惊：
“什么都没有说！人人都记得1917年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维嘉又在刨根问底。
斯拉瓦把手一挥说：维嘉，十月革命爆发在1917年！
“啊哈，明白了……”
论文答辩导师（他是教研室主任）很赏识维嘉，在未能举行的预答辩两周过后，他亲自去了维嘉的家里。维嘉在这段时间已从那场伤害中缓了过来，并在考虑“今后”怎么办。那位论敌虽让他的预答辩流产，可提出的两条个别的批评意见涉及助定理2.2和定理6.4，含有某种让维嘉很感兴趣的思想萌芽。他本人已看清了在自己的答辩论文里有某些即便不是缺点，那也是含糊之处，他感到不安起来，因为自己一下子涌进了灵活多变、分支诸多、大大超出了可怜的三维世界范围的集论深奥之处。
教研室主任在靠近尼基金大门的那套半地下室的公寓里待了两小时，并且伤心地走了，因为他的学生离开了一个他认为是现实的数学空间，而跳到了那个因巨大的负担而让智力受损的领域。有些数学家的职业冒险就在于此，并且这位教授在一生中已有两次看到了这种充满矛盾的迷惘。这真令人惋惜。小伙子有能力，也许是个天才，研究生毕业了，可拒绝答辩……当然，他找不到工作，没有生活的来源。能为他做什么呢？不行，帮他一把是不可能的。
可在这种情况下，教授的判断局部有误。半年来，维嘉紧扣住一些定理的难关和拦路虎，找到一条完全意料不到的、简直是绝妙的途径，从业已形成的局势中跳了出来。他坐下来就写出来一篇论文。之后他给娜拉打了电话，她虽有点心不在焉，但还是高兴地接了电话。他在她那里住了三天，在他俩的关系中甚至有某种柔情一闪而过。临走的时候，维塔西亚才问娜拉：
“要不我们真的结婚吧？看来在一起很好……”
“那还能怎样?”娜拉笑了笑说，“我们这不是已经结婚了。要住在一起吗？去你那儿？”
“嗯，这不行，”维嘉掂量了一下娜拉与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住在一起的情景，十分清醒地估计了形势，之后说，“除非住在你那儿……”
“住我这儿？不行，对不起……”
娜拉身边的人形形色色：有画家、演员，一半时间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和与戏剧沾点边的人、才华横溢的人、妙趣横生的人和千方百计想展示自己喜好的人，可像维嘉这么特殊、不带一点普通的俗气和一点也不懂美观的人，却一个都没有。人人都想成为天才，但却实现不了！维塔西亚比所有人都更像天才，娜拉早在学校时就悟出了这点，况且都不需要什么证实，但决不能把他拴在自己家里。
还有几个从事数学的朋友赏识维嘉的才华。其中有永远的朋友格里沙·里别尔和斯拉瓦·别列日诺伊。况且，是否需要很多朋友？维嘉在感情方面是迟钝的，他基本不会与人进行一般话题的交谈，所以他交的朋友注定只能在数学圈子里。
斯拉瓦·别列日诺伊因“马铃薯”事件被学校开除之后，他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夜校毕业，从很早的时候就迷上了电脑编程工作，正是他把维嘉安排在计算中心工作，维嘉十分称心这份工作，因为计算法距离编程只是一步之遥。维嘉搞数学还从来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数学只是一种纯粹的令人陶醉的智力游戏，可现在用一种人工的、简单的逻辑语言记载下来的计算法，就能解决诸多千变万化的、其实与数学并没有关系的难题。
计算中心的领导很赏识维嘉，斯拉瓦对维嘉取得的成绩甚至比自己的还要高兴。而维嘉生平以来第一次领到了工资，他花钱买了数学书和贵重的糖果。说他喜欢吃甜食，这话甚至说得轻了，他是真正的嗜糖狂，离开甜食他就活不下去。
工作留给了维嘉充足的时间。他把严格规定的编程任务稍稍推到一边，解开了部分是他自己编的难题，甚至还撰写了两篇论文投到学术杂志去。然而，维嘉自认为其中极可能投中的一篇论文被退了回来，退稿的附言写得很不客气，因此他一气之下把两篇文章全都要了回来。受了这次不公正的委屈后，他改弦更张，把两篇文章转寄给美国的一家数学杂志。只是一年后他才得知，两篇文章都已发表了。
就在那个时候，由于维嘉诚实到迂的程度，他与计算中心的头儿鲍格丹诺夫发生了一场冲突。按照当时的尺度来看，那个人外表上相当彬彬有礼，却是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之前不久，他已获得了一项政府的秘密奖励，因为计算中心的部分工作属于保密，是个军事项目，可现在正在调整这个最新的、应把西方远远地甩在后面的程序。就是说，不是赶上西方，而是超过西方。
鲍格丹诺夫名义上是这个项目的牵头人，可不参加任何的实际工作。之所以没有参加，是因为他对编程了解甚少。总之，他属于党政干部，而不是学者出身。所以，为弥补自己学术水平的不足，他常常把自己的名字放到集体作者中间。
这项工作由五个人来做，维塔西亚年纪最大，最小的是数力系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阿马雅克·萨尔格相。应当说，做这件工作要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维嘉对计算中心的行政管理机构情况所知甚少。计算机本身占据一座可观的大楼。楼里塞满众多的穿孔卡片，还有不断地把穿孔卡片从一处移到另一处的姑娘们，所以计算还要包括女工作人员穿着高跟鞋嗒嗒地上下楼的能量消耗。维嘉并不怀疑还存在着一种肉眼看不到的，但与人际关系有联系的层次。总之，在把这个项目送交上级审核的某一刻维嘉发现，对这个项目没做任何事情的鲍格丹诺夫的大名排在作者名单最前面，可那位精明能干的大学生，他对维嘉帮助最多，尤其在程序调整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的名字根本就没有。
维嘉便在接待日去找鲍格丹诺夫问个究竟。也许，倘若他以一种比较巧妙婉转的方式开始这次谈话，那么事情大概会是另一种结果。但维嘉张口就说这样做不公正，因为鲍格丹诺夫让自己的名字在作者名单中排第一，虽说他间接地对这个项目的优点和不足有所了解，可萨尔格相直接参加了编程并且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却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他的名字。鲍格丹诺夫冷冰冰地回答说他要查一下。
这次谈话后，维嘉再就无法见到他了。维嘉在每周的接待日频频去找他，但往往找不到，直到鲍格丹诺夫的女秘书悄悄告诉他别再来找了，因为这样做没有用。于是，有一天，维嘉突然闯进了计算中心主任办公室，并且真正地大闹了一番。他甚至大喊了起来，说当官的根本不注重国家的利益！可怜的阿马雅克立即被计算中心撵走了，也没有让他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他作为十分慎重严谨的人，再写出一篇新的答辩论文，已经来不及了。维嘉对正义的渴望让可怜的阿马雅克吃了许多苦头，可却坚定了他对人的信念。
一个半月之后，维嘉本人也丢掉了工作。他处在深度的困惑和沮丧之中。这与其说是因为他自己的名字也被从那个项目的作者名单中除掉，莫如说他根本无法理解整个这种野蛮而残酷的做法。
维嘉躺在床上，一声也不吭，他不打算去找新的工作，对母亲的问话也只是敷衍几句。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虽依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个天才，但也开始怀疑那个神经兮兮的老头说的话，因为他在自己去世前不久还预言，维嘉会谋得某个特别的、出色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在哪里，在哪儿啊？
维嘉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被计算中心解聘后，他凭惯性继续思考编程问题。在沙发床上躺了一段时间后，他想到那个程序还可以继续改进。于是，他搞起了一项甚至无法向任何人显示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他个人的程序，他的机体调整到这个程序中，因为他的大脑离开智力工作就无法生存，就像正常人的身体离开食物不可能生存一样。也许，他会很高兴去从事其他什么工作，可其他工作他都不会。他因连夜失眠抑郁症愈来愈厉害，直到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决定带他去看医生。这还是那个陷阱，在倒霉的副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就曾出现过。
多雨的春天，阴冷得就像是秋天，坦吉兹像通常一样，一走就永远不见了。娜拉打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她给维塔西亚打电话请他来。他来了。他吃香肠的时候，给娜拉讲了他的头儿原来是个败类。他还解释了好程序与坏程序的区别在哪儿。娜拉听了他几句话，便把方向引到了卧室。
维塔西亚诚恳认真地完成了自己应干的那件事。就这样，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1975年初，尤利克出生了。
[1] 菲利克斯·豪斯道夫（1868—1942），德国数学家，现代拓扑学奠基人之一。
[2] 格奥尔格·康托尔（1845—1918），德国数学家，集论的创始人。
[3] 即维嘉，维克多是维嘉的大名。
[4] 卢津（1883—1950），苏联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