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10月，对刘鉴铨来说，可谓“双喜”临门之月。
这年的10月5日，台湾星云教育基金会宣布，时任世华媒体集团资深顾问、星洲媒体集团董事经理兼集团编务总监的刘鉴铨，获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
来自海外的喜讯刚传，隔天，即10月6日，马来西亚国内捷报又至：刘鉴铨荣获由马来西亚新闻协会（Malaysia Press Institute）所颁发的国家最高荣誉新闻奖——“国家报人奖”。
“国家报人奖”是马来文“Tokoh Wartawan Negara”的直译。《星洲日报》副总编辑，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时评名笔的郑丁贤，后来在他的专栏里如此诠释：
“报人”是中文特有的一个用词，只能意会，难以定义。
大致说明，就是有守有为有风骨，奉献新闻专业的人；譬如民国时代《大公报》的张季鸾，为了新闻自由和专业，可以把性命放在一旁。
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千千万万，但是，能坐到“报人”的位置，凤毛麟角。
而马来文Tokoh，也有点抽象；必须把影响力、贡献、典范串在一起，成就卓越，才有Tokoh的分量。
……报人和Tokoh，是两种不同文化的意涵；字义上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在精神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同。
而当报人遇见Tokoh，是一种能够擦出火花的撞击，也是一种美妙的融合。
创设于1988年的马来西亚“国家报人奖”，评审团由著名学者组成，遴选标准非常严格，22年来仅有8位报人获此殊荣。之前的7位得奖人皆来自英文和马来文报章，依序为：
（1）丹斯里阿都·沙末·依斯迈尔（Tan Sri A.Samad Ismail），1988年；
（2）丹斯里李秀毓（Tan Sri Lee Siew Yee），1992年；
（3）拿督依沙·哈芝·莫哈末（Datuk Ishak Haji Muhammad），1995年；
（4）敦莫哈末·费德·史提芬（Tun Mohamed Fuad Stephens），1998年；
（5）丹斯里米兰·阿都拉（Tan Sri Melan Abdullah），1995年；
（6）丹斯里马斯兰·诺汀（Tan Sri Mazlan Nordin），2000年；
（7）丹斯里再努丁·迈丁（Tan Sri Zainuddin Maidin），2006年。
有别于第八位得奖人刘鉴铨乃“一介布衣”，这七位得奖者除了在新闻界服务外，也曾在政府里担任官职或在国家政党中身居要职，政治色彩浓厚。
刘鉴铨是唯一不带官方或政党色彩、无党无派的得奖人，也是马来西亚华文报坛上获此荣誉的第一人。
无怪乎上一届（2006年）“国家报人奖”得主，现为“国家报人奖”评审团主席，曾任马来西亚新闻部部长的再努丁·迈丁在颁奖礼上致辞时，会将刘鉴铨形容为“难能可贵的纯粹报人”。
两大荣誉接踵而至，刘鉴铨是“双喜”的主角。但从宏观论之，“双喜”不完全属于刘鉴铨个人。
在华文报业跋涉半个世纪，刘鉴铨与《星洲日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数十载在新闻路上涉险渡难、披荆斩棘，他就像一只啼血的杜鹃，在风声鹤唳中永不放弃地为真理而歌。
高山流水，琴瑟和鸣，刘鉴铨与《星洲日报》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打击中伤痕累累，但也一次次凤凰涅槃般选择了顽强崛起。
因此，今天看似理所当然的荣誉，光环的背后却承载着太多难以言述的沉重。它属于刘鉴铨，属于《星洲日报》，也属于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的长征之路，事实上，它更应该属于马来西亚的新闻史。
刘鉴铨的“双喜”临门，应是对一位新闻斗士创伤的平复，亦是对勇士和智者的褒奖。无论如何，历史终于用这样一个客观醒目的“符号”，诠释了华文报章在筚路蓝缕之后，与马来西亚这块美丽土地无法分割的情缘。
荣誉的光环，很炫目；荣誉的背后，很纠结。那些看不见的弥漫硝烟，那些听不到的两岸猿声，那些刻骨铭心的风风雨雨，那些催人泪下的暗淡与绝处，那些痛彻心扉的桎梏与诽谤，那些为新闻理想而承受的重压，依然回响并镌刻在历史的深处，没有湮灭，也不能湮灭。逝者如斯，但正直的人们因为道义永远不会选择遗忘。
这是一个足以诠释历史的节点，而历史，总是用客观甚至冷酷的方式，昭示未来。鉴于此，刘鉴铨的“双喜”临门，实际上串联起了马来西亚华文报章的前世与今生。
这是机缘，亦是必然。
在马来西亚“国家报人奖”颁奖典礼上，马来西亚新闻协会执行长拿督查米尔声明，“国家报人奖”旨在表扬将一生奉献给新闻事业的业界翘楚，获提名者须符合该协会四项标准才能得奖。该会每年都接获一至两名候选人提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候选人能够符合该协会制定的四项标准。
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拿督阿布瑟曼颁“国家报人奖”给刘鉴铨
“这四项标准包括担任新闻从业员期间不断写出优秀的作品、直接或间接通过媒体为读者群贡献想法或理念、在所服务的媒体公司或非政府组织贡献良多，以及比同一辈的新闻从业员表现杰出。”
就是在这样高规格的标准下，刘鉴铨成为第八位获奖者，也是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位华文报人。
从1961年加入《星洲日报》任职记者至今，一直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从思维到理念，刘鉴铨与《星洲日报》早已融为一体，个人的荣辱得失，早已云淡风轻。
当然，得知获奖的那一刻，他也有些小小的开心，但更多的是涌动在内心的诸多感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星洲日报》。那些与报纸一起成长的日子里，与报社同仁肝胆相照的日日夜夜，历历在目。这是他殚精竭虑奉献了半生的事业。时光悾愡，《星洲日报》从当年的艰苦经营，至今已成长为马来西亚第一大报，乃至大陆和香港、台湾以外地区的最大华文报，而他已年逾古稀，满脸沧桑。
不过，在颁奖礼的会场上，内心涌动的感慨在平复后反而显得异常平静。当他受邀上台发表得奖感言时，依然一贯从容，在不卑不亢中把华文报半个世纪以来，在马来西亚所面对的境遇、所扮演的角色、所传承的使命，以及对国家、对社群的功能娓娓道来。
但在他理性平和的语调中，却彰显着难以抗拒的张力：
“我个人认为，这个奖不是对我个人努力的褒扬，而是对我任职半生的《星洲日报》在新闻事业及国家建设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的一份肯定。”
他详述了《星洲日报》的现实情况和办报理念：“作为一份报纸，服务读者是我们的天职。倘若我们做得好，我们便能和读者发展出一段相互尊重、恒久互惠的关系；倘若我们做得不好，读者将转向其他报纸、其他媒体。读者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往往被一些政治人物及怀有不明议程的人士遗忘。他们期望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们的政策和举措，然而，我们必须恪尽我们的专业职责。要是其目的纯良高尚、行动计划透明，我们一定支持，无论背后有哪些政治信念和倾向；反之，若其动机可疑，行事违反基本人权，我们绝不支持。”
刘鉴铨话锋一转：“于华文报纸而言，由于许多政治人物与公务员看不懂我们的报纸，遂使得问题更为复杂。他们是依赖翻译内容得出结论。翻译员虽无恶意，但有时可能免不了无心之失。”
刘鉴铨并不回避事实：“无可否认，《星洲日报》一直面对着各种投诉。首先是来自读者的投诉。《星洲日报》每天的服务对象是人数超过百万的读者群众，我们无法满足每个读者，当中如有人不满，完全是预料中的事情。但就连不看报纸的人也投诉。比方说，这些非读者总是指责《星洲日报》为种族沙文主义者。”
刘鉴铨更不回避敏感问题：
“的确，我们一直在反映马来西亚华人的种种不满，并且在许多课题上维护华人权益，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但我们也一贯在‘一个多元族群、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范畴下提出问题，绝不会从一个族群对抗另一个族群的视角看待问题。”
“随之而来的指责是，我们不提倡多元族群主义。何其讽刺啊！事实上，我们对其他族群的报道要比其他语文报纸对华社的报道来得多。其实，我们比其他平面媒体的同行更致力于推动族群之间的了解和多元种族主义。”
刘鉴铨提到了媒体在政治环境下所面对的打压：
“我们的对手也指责《星洲日报》老是抓着‘敏感’课题不放。什么是‘敏感’？我们国家（指马来西亚）还是那么不成熟吗？竟然有如此多的课题，让我们无法理性、客观地加以讨论？”
“要测试一个国家的成熟度，就要看这个国家谈论关键性课题的公开程度。”
他也引用了首相纳吉布的讲话：
“不同族群与宗教间之所以会有恐惧、冲突和误解，根本原因在于无知及缺乏知识。”
那么，大家该怎么做？刘鉴铨给出的建议是：“真心诚实地对谈。带有偏见的言论和话语只是逞个人意气，却伤害感情。互相伤害绝非我等应为。”
刘鉴铨表示，他相信在马来西亚独立53年后，经历了数十年发展的马来西亚人民，能以理智、文明的方式探讨国家课题，而不是诉诸过分或情绪性的言语。他说：
“我们不能将事情都扫入地毯下，让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抑或袖手旁观，然后期盼我们的下一代比我们明智，并且有能力解决我们惹出来的事端。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人性本善。如果我们真心地对别人好，别人必定同样回报我们。是政治令人性的丑恶毕露，我们应当奋力抗拒社会各个领域和生活各个层面的政治化。”
“在我的新闻工作生涯里，我一直尝试唤起读者这种善良的天性。我深信，只要立足诚信和善意，就不会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话虽如此，我可以向您保证，作为一家报社，我们充分认识到某些事情的敏感性，尤其是不受宪法保障的事项。对这些事项可以理性地谈论到什么程度，我们是有分寸的。”
他说，除了“敏感”课题，一些人还指责华文报反国阵（也就是反政府），以及亲反对党。对此，刘鉴铨的回应是：
“作为一份为马来西亚人民服务的马来西亚报纸，我们朝建立一个拥有多元族群、宗教和文化，但团结如一的国家而努力。因此，假如有人的政策或举措与这目标背道而驰，即使他是当权者，我们都会仗义执言，我们视之为己任。”
他指出，自从有了互联网，人们更易获取信息。但有时候网上的信息是错误及有害的，因为网络几乎没有限制，任何人都可以散播谎言，甚至恶意诽谤他人。肇事者通常匿名，如此一来，他们更可以肆无忌惮地重复那些无知或伤害他人的举动。
“在这充斥着意识形态与信息的竞争市场里，请让我们有做好新闻工作的空间。如果我们畏缩，我们得做好承担后果的心理准备。”
刘鉴铨认为，报社无时无刻不受到各方的监察。在评断新闻工作者（事实上是评断媒体内容）方面，平面媒体、互联网或其他大众传播媒体，都应该以下列几个问题为依据：
“一、事实有误吗？若有，寻求法律途径加以纠正是最佳的选择，可以针对不符事实的报道或观点提出诉讼。二、有虚构成分吗？倘若媒体人，例如新闻工作者及拥有很多追随者的博客、脸书（Facebook）或推特（Twitter）作者虚构事实，那是恶意、不诚实及不可饶恕的行为，应给予严惩。三、有违法吗？纵使没有不实或虚构成分，那么，有否违法呢？若有，应当采取相应行动，寻求民事诉讼。追究过失和适当的惩戒，必须依照法律办事，不能武断或任意妄为，这才是法治的内涵。”
“不过，要是没有犯错或违反道德，没有违法，却还是造成了公共秩序的混乱，作者或出版者应该受罚吗？如果作者或出版者忽视作品或出版物可能带来的影响，他们必须承担后果。我崇尚新闻自由，但相信新闻自由应附带责任。我坚决认为，这种惩戒必须依照法律，而不是行政指令。而且引用的法律必须是公平、公正，而非压制性的。”
他补充说：
“在通过上述的考验之后，我们期望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行使宪法赋予我们言论自由的权利。我也坚决认为，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无论是政治人物、政府官员、其他媒体或公众人士——皆有同等的言论自由权利，而且应通过同样的考验。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愿言论自由的权利被剥夺。同样地，我们也不愿看到，那些反对我们的人的言论自由权利被剥夺。我们极力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即使他们的言论是针对我们的。”
这是罕见且独特的获奖感言，在一个皆大欢喜、洋溢着喜庆气氛的会场上，借着“国家报人奖”颁奖典礼这个最恰当的舞台，刘鉴铨用他一贯“要说真话”的作风，表达了一个报人发自肺腑的新闻理想和内心诉求，甚至不担心会否触犯当权者的敏感神经，不在乎会否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
对着台下的高官和同行，刘鉴铨摒弃浮泛的虚言与华而不实的空话，句句情真意切，让一个国家反省，并在反省中向前。
台下，掌声雷动。
颁奖仪式结束后，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祝贺，刘鉴铨说了很多“感谢”。他说，这“感谢”不是一种应对，是内心感恩之情的表达。他还说，人需要怀有一颗感恩的心，无论是对赞誉你的人还是质疑你的人，甚至反对你、诽谤你的人，你都要去感恩。因为，朋友会让你感受支撑的温暖，敌人则会让你更强大。
追求真理，自力图强，所以愈挫愈勇，百折不挠，这就是刘鉴铨，这也是《星洲日报》的成长秘诀和获奖真经。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总会（简称“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向刘鉴铨道贺，他说：“这个至高无上的国家报人奖，我想，对刘鉴铨是个肯定；更重要的是，他在媒体和新闻界不断努力追求、秉承和实践的专业、公平与正义的崇高精神。
“刘鉴铨以将近半世纪的宝贵人生经验，为新闻工作和事业开拓对社会负责的新闻自由的新境界，并在他的团队和集团的努力下，让这种绝对符合马来西亚多元国情的新价值观，逐步成为主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国家报人奖”评审团主席丹斯里再努丁称赞刘鉴铨：“为新闻界树立了一套放诸四海皆准的新闻从业员专业主义，坚持新闻从业员的专业和标准原则，以身作则栽培了一批富有奉献精神和专业的新闻从业员，最后登上了事业的巅峰。
“刘鉴铨经常自我警惕，要为整个报业负起全责，而不是为了任何一方的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因此，《星洲日报》向来秉持正义、公平和人道精神的原则。”
再努丁透露，评审团一致认为，刘鉴铨是华文报界的无名英雄，因此，颁予“国家报人奖”是给予他最实至名归的荣誉。
再努丁说：“在报界服务48载的刘鉴铨是‘纯粹的报人’（Wartawan Tulen），不曾半途从政，半世纪都在报界耕耘。如果刘鉴铨也是一名从政者，则比较容易获得‘国家报人奖’，就如我和其他四名得主一样；但是，刘鉴铨一辈子坚持在报界服务，实在难能可贵。”
再努丁回忆《星洲日报》陷入财困时，时任《马来西亚前锋报》总编辑的他曾适时伸出援手；他也记得，当《马来西亚前锋报》的印刷机器坏了，《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也曾经协助印刷该报；新闻同业之间交情不浅，报业公司之间也不时互助。
“1987年‘茅草行动’，《星洲日报》被吊销出版执照，当时担任总编辑的刘鉴铨为复办报纸而四处奔走，包括见了当时的首相敦马哈蒂尔。后来报社终于可以重新营运，却面对财务和新闻纸短缺的问题。
“为了解决财务问题，刘鉴铨等星洲高层也找到现任世华媒体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张晓卿的支持，让《星洲日报》能够继续发展，成为除了中国之外，目前世上最大的华文报业集团。”
再努丁很欣赏刘鉴铨在担任《星洲日报》总编辑时，能够毅然改变当年华文报的传统，放弃采用国外新闻作为封面头条，改为专注于本国政经文教各领域的新闻，“当时这是创举，其他竞争者纷纷跟随”。
在英国社会，刘鉴铨的知名度和受尊重程度，其实并不亚于华社。因此，刘鉴铨不时会受邀到新闻研讨会或座谈会去演讲。另外，如果马来西亚发生大事件，外国通讯员在写分析文章前也会咨询刘鉴铨的意见。但刘鉴铨在给他们提供资料或意见时，总是提出一个条件：不能提他的名字。
同是资深媒体人的首要媒体集团执行主席佐汉·嘉化（Johan Jaaffar）表示高兴看到刘鉴铨获奖。他指出：“刘鉴铨和首要媒体集团的拿督阿默达立（Ahmad A.Talib）皆是我国‘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喻濒临绝种的人）。当今世上，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报人？直到今天，他们依然从事新闻工作。和他们同一辈的人可能早已另谋高就去了，抑或永远离开了新闻行业。又或是在某些情况下，就像那些杰出的记者们一样——他们不是逐渐淡出，而是离开了人世。
“在刘鉴铨身上，反映出杰出新闻工作者的献身、坚持和奋斗精神。他心中那团熊熊的火焰持续燃烧到今天，实在令人敬佩。可以借此提醒年青一辈的新闻从业员，新闻事业并不只是报道新闻，还包括了幕后的人物——纸媒的无名英雄。”
在华人人口仅占国家总人口约四分之一、华文并非官方媒介语的马来西亚，华文报人能够获得“国家报人奖”，有着华文报受到国家肯定的深层意义。
其实，对个人来说，今时今日的刘鉴铨并不需要一个奖项来肯定他在新闻界的贡献，但他代表的是华文报，他的得奖也意味着华文报的努力与地位终获马来西亚政府的认可。这样的荣誉对华文报人来说既属前无古人，随着媒体生态的急剧变化，也可能会后无来者。
但刘鉴铨认为：“历史自然无法更改，但是，未来有各种可能性。今天的我，是报业形势造就的。”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刘鉴铨以忠于自己的民族及国家、致力于促进族群和谐为己任。他一直通过媒体传递这个理念：“在我们这种多元文化、多元语文、多元宗教背景下，要建立一个团结融洽的国家，必须让各民族循序渐进地自动融合，而不是通过强制或者同化来达到预定的目标。”
这是刘鉴铨的理念，也是《星洲日报》一贯的办报理念。
刘鉴铨证件
当星洲媒体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和《南洋商报》前总主笔张景云同时获得“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之“马来西亚地区传播贡献奖”的消息传来时，刘鉴铨有些惊诧。
他事前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提名。
因为熟知他低调的个性，所以提名一事，时任世华媒体集团总编辑的萧依钊、《光明日报》总编辑彭早慧和时任《星洲日报》副总编辑的曾毓林特意瞒着他进行。刘鉴铨对星云大师设立“真善美奖”一事虽略有耳闻，但他直至接到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委员会通知后才去了解它的深刻内涵。
“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由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于2009年创立，缘于大师有感：
……媒体是新闻王国，不但满足人民“知”的需求，对于社会善良风俗的道引，传播媒体所负的责任尤其重大。因为感于传播文化的使命，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成立“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希望鼓励媒体人，无论报道任何新闻，举心动念都能更好、更美，都能负起监督政府施政、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
……媒体人是社会的精英，是社会的知识分子，所谓自由的无冕之王，他们平时冲锋陷阵，深入社会各角落发掘新闻的辛苦，其实也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鼓励，因此希望“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的颁发，能为传播界注入一股动力。
第一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表扬了四位台湾地区的新闻界典范人物。为让更多华人媒体共襄盛举及加强影响力，第二届的奖项范畴则扩及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内的华文媒体。
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的评选委员，考虑到刘鉴铨是马来西亚新闻界的资深媒体人，在十分不重视华文的国度，仍坚持理想与专业，持续引领华文报业维持经营，其不卑不亢的态度与协调能力，对当地华文媒体发展贡献卓著，于是把奖项颁给了他。
刘鉴铨决定赴台湾出席颁奖典礼——距离他上一次登上国际航班出国（离开马来西亚），已相隔将近十年。
不愿意出国，是刘鉴铨这十年来的一个心结。
身为佛教徒的他，笑称自己还是未能做到佛家所云的不受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所动，达不到“八风吹不动”的境界。
这一次，他“不愿意出国”的心结被打开了。打开心结的并不是获奖，而是对星云大师的崇敬，以及“真善美”三个字所蕴含的精神感召力。
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于2010年11月9日晚间7点半，在台北市新舞台举行颁奖典礼，华文媒体界人士及佛教界高僧、宾客共千余人出席了这场盛典。颁奖礼上，刘鉴铨从《人间福报》总主笔柴松林教授手中接过新闻传播贡献奖奖杯，心潮微澜。
刘鉴铨当即做出决定：“受星云大师大爱精神的感召，我决定把50万新台币奖金全部捐赠给筹建中的马来西亚佛光山松鹤安养中心和星洲日报基金会清平乐长者之家。”
刘鉴铨虔诚地说：“今晚，我感到荣幸，能站在这里和华文媒体界的先进（人士）及佛教界的大德高僧见面，领取新闻传播贡献奖。我深知，这个奖不只属于我的，而是属于所有为马来西亚华文报业献身的新闻工作者。
“只有在马来西亚华文报工作过的新闻人，才会体会到，华文报的新闻人要承受多大的压力，经历多严峻的考验，面对多少的偏见和歧视。
“经过几代新闻人的努力，马来西亚华文报才能在遍地荆棘中开出一条生路。就中国文化而言，马来西亚处于边缘。感谢星云大师时时关怀马来西亚华文媒体人，把这个奖的遴选规模扩大至马来西亚。
“今天，我怀着虔诚谦卑的心情接受此奖。对我来说，这个奖不只是一种嘉许，也给了我新的任务，鞭策我继续努力带领年轻同道坚持新闻理想，重视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共襄建立真善美社会大业。”
刘鉴铨的发言引发全场共鸣，掌声热烈。
《人间福报》总主笔柴松林教授颁“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给刘鉴铨
这其中，获得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之“终身成就奖”的台湾《联合报》顾问张作锦的鼓掌很给力。他向在场采访的记者说：“刘鉴铨在贫寒的生活环境中努力求学，踏出校门就进入新闻界，从基层记者做起，至今已有50年。刘鉴铨以专业精神引领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坚守岗位，突破威权，频遭顿挫，经历《星洲日报》出版准证被吊销等大灾难，但他不屈不挠，救亡图存，复刊之后继续奋斗，未改初衷，高瞻远瞩。”
张作锦强调：“刘鉴铨是我深深佩服的马来西亚新闻人。刘鉴铨获奖实至名归，表征着他身为新闻人的风骨，永远为理想奋斗，永远为人类生活的真善美工作。”
马来西亚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席陈达真说，“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颁给星洲媒体集团编务总监刘鉴铨，可说是实至名归。
“《星洲日报》可说是东盟地区华文平面媒体中最好的报纸，甚至可媲美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这家媒体通过丰富新闻和知识传播，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让读者成长和接受文化熏陶，协助提高国家和人民的文明水平，并以更高智慧处理多元社会问题。”
陈达真认为，“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是令人向往的奖项，相信对后起的新闻传播人更具有凝聚作用。上述奖项的意义也肯定了在马来西亚地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传播者的努力。
“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颁奖礼后的第三天，刘鉴铨与同行的萧依钊、曾毓林一起赴高雄拜访佛光山。
没想到因缘殊胜，此行竟让他们在星云大师主持下皈依佛门。
自从皈依佛门后，刘鉴铨即勤读大师的著作，不事张扬，只在内心为真善美修行。
此次拜访，刘鉴铨还喜获84岁的星云大师赠予的“一笔字”墨宝。
星云法师近年来视力渐弱，几近失明，但无阻他提笔蘸墨，以心之眼在宣纸上写下“无住生心”四个字，送给来自远方的刘鉴铨。
刘鉴铨看着大师写下这四个字，不由沉吟不语良久。后来才转过头低声问随行的萧依钊和曾毓林：“大师能透视人心？不然，这四字怎么好像为开解我近日心中所思所苦而写的呢？”
刘鉴铨在“星云真善美新闻奖”座谈会上发言
星云大师赠刘鉴铨的“无住生心”墨宝
关于这段因缘，萧依钊在后来的《当媒体人遇到高僧》一文中，这样表述：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一直很喜欢禅宗六祖惠能的这首偈子。
两个月前，有缘听星云大师开示，方才知晓，这只是六祖在未得道前的境界。后来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法，闻说《金刚经》中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后顿开茅塞，从“无所住”进一步悟到“而生其心”了。
事缘“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颁奖礼在2010年11月9日举行，刘鉴铨先生到台北受奖，我和毓林随行。
11日早上，我们约了好友南方朔到所挂单的佛光山台北道场茶叙。拄着拐杖的星云大师突然出现在门口，谦和地问：“我可以进来吗？不会打扰你们吧？”
南方朔先生和刘鉴铨先生分别是第一届与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的得奖人。大师不仅亲来跟两人见面，还题字赠给两人。
星云大师赠予刘鉴铨先生的是“无住生心”四字，并且开示：“如果我们的心能在无住中生，这心便可遍通一切处、一切时。就好像我们出家人，无家，却处处家。如果我们心有所住，有所分别，便执着于某一处、某一点，而无法遍处融通。无住，就是不执着是非、人我、得失，而超越是非、人我、得失。无住才是真住，无住才能无所不住，才能成就菩提、证悟法身。无住生活，就是能够对外境超然，不执着己心的生活。在生活中照见般若自性，更自在的生活。”
刘先生注视着“无住生心”四字沉吟不语。良久，转过头低声问我们：“大师能透视人心？不然，这四字怎么好像为开解我近日心中所思所苦而写的呢？”
刘先生有点动情，他感动的不只是“无住生心”的开示，还有大师的发心。大师几近失明，且双手颤抖，他写书法时，假如中途停顿，就会看不清笔画而难以续笔，因此须一笔到底。这薄薄的宣纸因倾注了大师的深情而变得沉甸甸。
星云大师对新闻人特别爱护。他说他从小最感恩的就是报纸。直到眼睛忽然失明之前，他可以不吃饭，但不能不看报，把报纸当老师、恩人。
因此大师想对新闻界有所贡献。这是大师创设“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的缘由。他希望借由“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推动中文媒体整体向上提升，进而发挥净化社会的作用。
大师好几次强调：“媒体能发挥真善美的力量。”他也体恤记者的苦：“记者们很辛苦啊！”
我们这几位媒体人好像跟大师特别有缘，在短短几天内，分别在佛光山台北道场和高雄总山，先后跟大师聚餐及交流了共七次。
我们珍惜这难得机缘，赶紧向大师讨教。大师应机施教，佛法跟现实社会融会贯通，用语活泼生动，令人亲切受用，特别有感化力。
我们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屏南别院，大门前有一尊笑容可掬的弥勒菩萨。刘先生笑问：“你们看，谁最像弥勒菩萨？”
大伙儿笑答：“星云大师！”
弥勒菩萨的可爱形态，令人想起大师提倡的“满口的好话，满手的好事，满面的笑容，满心的欢喜”。
感恩有这一次的难得机缘，得以亲聆星云大师教益。大师对媒体真善美的期许，让我们更觉任重道远；因着媒体的本质，或许有时并不能做到大师所提倡的“满口的好话”；唯愿发心，冀今后可以有更多的慈悲、更好的智慧，为“满手的好事，满面的笑容，满心的欢喜”尽其所能。
刘鉴铨带着“无住生心”四个字从台湾返回马来西亚。
坐在返家的航班上，他双眼微合，心里一遍遍默念着星云法师的开示：
无住，就是不执着是非、人我、得失，而超越是非、人我、得失。无住才是真住，无住才能无所不住，才能成就菩提、证悟法身。无住生活，就是能够对外境超然，不执着己心的生活。
半个世纪来在新闻路上的颠簸闯荡，过了一关又一关的艰涩行走，在大师的开示中，渐渐释然。
回到马来西亚，刘鉴铨被来自各方的庆贺包围，他却一如既往的淡定。
他清楚，一切都是浮云，除了大爱、慈悲心。
台湾之行，在他内心留下了许多刻骨铭心的感悟，这感悟，包括他的皈依将伴他一生。他在《浮生梦觉，轻装前进》一文中，悉心记录下了此行的感悟：
“八风吹不动”的境界，我是做不到的。我还是去了台湾领取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解开了近十年来不愿出国的心结，恰似呼应返国前大师赠给的墨宝：“无住生心”。
此奖今年是第二届举办，得奖人的遴选范围从台湾，扩展至大陆、香港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由于我是在不知情下被同事提名，所以我是在接到主办当局通知后才去了解它的内涵。接下来不禁自问：“怎会是我呢？”前些时候领取国家报人奖也有同样心情，不过两奖意义不同：一是对我的所谓贡献的总结；另一则是在精神感召下，受赋新使命。
星云大师说，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的遴选机制完全由评委会决定，他毫不过问，他要通过公正客观的机制选出得奖人。他认为媒体扮演净化社会人心的角色，要媒体人发扬真善美精神，如同佛光山提倡“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运动。
打从下机到颁奖礼会场以及后来的朝山行程，我们都受到师父与义工们周到、亲切和温馨的招待。如此盛情，叫我感动；大师在颁奖礼上的讲话，更使我激动。84岁的一代宗师，近年来健康不是很好，视力也因为患上糖尿病初期无暇及时治疗而受损。颁奖礼当天大清早从日本回来后，直忙到当晚9点多，还要在千余名宾客前拄着拐杖主持颁奖礼，发表撼动心弦的讲话。大师宝相慈祥，言语生动，让我感到亲切、温馨，内心无比的安宁、平和，这是从未有过的感受。
我赴台前决定把我的奖金捐作慈善，唯不会公开宣布。由于听到两位得奖人在颁奖礼上宣布捐出奖金，大师第二天上午在座谈会上表示：“媒体人都很清苦，奖金虽然不多，不能捐出来，留着自己用。”我凝神听着这番话，脑中浮现先母的慈颜与叮咛：“孩子啊，你挣钱不多，就留着用吧。”
在参观高雄佛陀纪念馆时，我看到大师和母亲的合照。我联想到大师在他的日记里对母亲的怀念，还写了“娑婆极乐，来去不变母子情；人间天上，永远都是好慈亲”的楹联，深厚的母子情跃然纸上，读者动容。
星云大师与刘鉴铨在佛光山上交流
大师提倡人间佛教，把佛法实践于社会，将佛根植于人间。同时他也教诲弟子珍惜亲情，强调出家在家两众同源，共生协心建设和谐社会。
我20年前初见大师，仅是匆匆一晤；这次在台短短一周内，竟有缘与大师餐叙和交流共七次。近距离聆听开示，法喜充满。大师不讲深奧的佛理，只想传达如何把般若大智慧（智）、大慈悲（仁）、大精进（勇）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大师一言一行皆具宗师风范，但在生活上对人却是那么体贴周到。某次餐叙有个年轻比丘尼也在现场，原是负责张罗餐桌事宜，大师体恤她的辛劳，叫她一起共餐，随和亲切自然流露，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大师因一生不平凡的经历而悟得大智慧，对生活、生存和生命意义有所体悟，对世间的三灾八难也寻到解脱之法。
我有幸获得“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虽然可能无法做到大师所祈望能影响社会的大角色，但我发愿，希望能在建设真善美社会的大业上贡献一己心力——即使只是小角色。
即使只是小角色，也当去践行一份责任，这是刘鉴铨一路走来所贯彻的宗旨，也是他对过往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的执着。
连获马来西亚和台湾地区两大新闻奖，获得许多赞扬，刘鉴铨说：“我只是抱着生活的一个理念，在执业过程里待了这么久，没有什么特别。《星洲日报》不是我特别创办出来的，我只是顺水推舟往前冲，一直到今天。”
实际上，这么多风雨相伴，刘鉴铨也曾有过瞬间的纠结。
“这么长时间以来，中间有些时候是令人沮丧的，有些时候甚至到了干不下去的地步，想想也许该离开了，但心中却万般不舍。接下来就想，如果自己都走了，报社的处境会更糟糕。走了以后，留下的摊子会怎么样？也许又要挣扎，又在倒退。所以，硬挺着坚持下去。也算是幸运啊，能够走到今天。”
“的确，长久以来，一些对中文媒体不了解，也不尝试了解的当权者和高官，认为《星洲日报》是破坏国民团结、哗众取宠的一个媒体；而一些反当权者则认为《星洲日报》没有正义感，不敢揭发黑暗。报纸被左右夹攻。”
他选择了做一个战士。为了言论自由，为了真相，为了保护许多有理想、敢于闯禁区的新闻人，他不得不长期与各方人物周旋。
2012年，马来西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系的三位政治中立的学者法丽达·依布拉欣（Faridah Ibrahim）、郭清水和张炳祺发表的《马来西亚族群、媒体与国家建设：议题、认知及挑战》研究报告，对《星洲日报》做出了如下肯定：“《星洲日报》对于马来西亚建国以及促进族群和谐，发挥了积极的正面作用！”
毫无疑问，这评价在马来西亚历史中，是一种客观的描述。
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客观的事实，却经历了如此漫长的误读和如此艰辛的磨砺。这场磨砺，可说是远从刘鉴铨的青年，甚至少年时期，就已经拉开了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