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替一位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
王健壮
其实，我跟刘鉴铨先生至今只有一面之缘。
时间是2010年11月9日，地点在台北市新舞台，他是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海外地区得主，我是台湾地区得主；我们两人虽比邻而坐，但因为彼此陌生，那天晚上我们之间仅仅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
在与刘先生初识前，他的名字我当然早就听过；他的故事——一个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老报人的故事，我过去也略有所知。但当我看到萧依钊写的主旨是“I need your help”的那封e-mail时，我仍然犹豫了一会儿：为一本纪录刘先生报人故事的书写序言，可能太冒失了吧？我虽知其人其事，但终究与书中主角只有一面之缘，可能不太适合吧？但几个小时后我回e-mail给依钊：“我虽然只跟刘先生在台北见过一面，但能替一位华文媒体令人尊敬的老报人历史添加一点注脚，我义不容辞。”
我对“报人”这两个字、这样一种角色，一向有解不开的情结。几年前，我曾为香港《明报》副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举目不见一个报人”，文中既感慨文人办报的传统已被商人办报的现实所取代，也感慨新闻圈中已无人再以报人自期，许多人对市场规则妥协，没有人再以追逐影响力作为办报的最高价值。我甚至很悲观地做了一个预言：“期待另一个报人的诞生，确实就像期待弥赛亚降临一样，永远只是个梦。”当年的预言，证诸台湾今日媒体的动荡起落变化，不幸果然成真。
但台湾地区已经消失的报人身影，却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萧依钊曾说：“（20世纪）70—90年代，我们马来西亚的新闻人都在仰望台湾。”所谓仰望，就是仰而望之，有羡而慕之的意思，也有学而习之的味道；但夸张一点说，那个年代的台湾媒体即使不是华文媒体的典范，起码也是个模范生。
2010年12月下旬，我应依钊之邀与香港名嘴杨锦麟组成“港台二人转”去吉隆坡与槟城演讲那几天，我从《星洲日报》版面的字里行间，却仿佛看见了70—90年代台湾媒体的影子，依稀旧时影，让人蓦然又怅然。
马来西亚华文媒体走过的路，坎坷一如早年台湾媒体。刘鉴铨先生说马来西亚新闻人头上有“五把刀”，台湾地区当年在“戒严”时期新闻人头上的“刀”可能逾九把；刘先生警告年轻记者新闻线上有许多“地雷”，台湾地区当年更不知有多少人因误踩“地雷”而受害受难；刘先生那一代的马来西亚华文新闻人曾经历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与1987年的“茅草行动”，台湾地区媒体当年卷入的政治事件数不胜数。
马来西亚媒体目前正走在新闻自由“多少”的路口。如果哪一天政治彻底松绑了媒体，头顶上的“五把刀”消失了，脚底下的“地雷”也扫除了，马来西亚新闻人也要像现在的台湾地区的新闻人一样，面临着新闻自由“好坏”的考验。刘鉴铨先生说“政治令人性的丑恶毕露”，“一半的真话也要说”，不仅表示他一生在争取新闻自由的“有无”，也代表他对新闻自由“多少”的期待。
刘先生也许不喜欢被人以英雄视之，但新闻事业在本质上从来就是英雄的事业。一部人类新闻史，或者说一部华人新闻史，都是英雄写的历史，记载的也都是英雄的故事；刘先生从山林之子一步步蜕变成报人，半个世纪的新闻生涯让《星洲日报》一步步从小报变成大报，当然更是英雄写历史，他的故事也当然是英雄的故事。
报人之所以被称为报人，就像reporter被称为journalist一样，都是角色价值的被肯定，证明他们有道德勇气，也有进步意识。华人新闻史中“报老板”何其多，像刘先生那样被人称为“老总”的人也何其多，但报老板与老总能被当代人甚至后辈人定位为报人的却寥若晨星；“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蒙，这个启蒙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是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我一向很喜欢Hannah Arendt的这句话，也经常用来形容我尊敬的一些新闻人：“他们是黑暗年代中不间断地在闪烁的那些光亮，烛照当年，也引领后世。”
我虽与刘先生只有一面之缘，但就像他办公室挂的高适写的那首诗的那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我虽非刘先生知己，但识君久矣，能替他的故事添加一点注脚，并写下Hannah Arendt那句话送给他，代表的是一位台湾老记者向马来西亚老报人的致敬。
青山不老，这是个隐喻，形容刘鉴铨先生，也形容他奉献五十年的《星洲日报》：他们的历史，“写在马来西亚的土地上”。
（王健壮是著名评论作家，曾任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社长，现任世新大学客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