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带着微笑上路

带着微笑上路

那年夏天，我去西安参加笔会。赶上暴雨，停机坪积满了水，飞机无法降落，所有的航班都延迟。我坐在侯机大厅，周围挤满了乘客，有的打电话联络亲友，有的质问空姐何时起飞，更多的是发牢骚，瞒怨机场服务不周，不及时通报消息，不供应饮料和晚餐。大家吵闹不休，乱哄哄的象农贸市场。

我百般聊赖，去附近超市买了一本《读者》，然后去茶座点了杯饮料，坐在那漫不经心地读着，消磨时光。我不时抬头看看表，已经晚8点了，5点的飞机，如果不是暴雨，现在已经到西安了。

我打电话给朋友，告诉他不用去接了，还不知道何时起飞。可是他执意要接，让我一有消息就给打电话。我去咨询处查问航班，可前面围满了人，根本过不去。我问旁边一位乘客，他说积水刚清理完，飞机可以降落了。机场正安排调度。

好不容易又熬过一个小时，机场大厅开始广播航班消息：某某航班已经降落，请乘客们准备登机。某某航班延迟到明天，请乘客去大厅门前集合，机场安排住宿。唯独没有我的航班消息。我下午4点到机场，已经等了5个多小时，朋友还在那边等着接我，而我现在连航班几点都不知道！我郁闷透了，心情坏到极点！

我强按捺住心中的怒气，带上MP3，一边听音乐，一边看《读者》。我翻开一页，是一篇译文《微笑》，只读了几行，就被吸引住了。

故事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发生在二战时，作者是一名飞行员，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俘，关在单人牢房。第二天，他就要被处决。想到自己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绝望和恐惧占据了他的心灵。他想抽只烟，稳定一下自己情绪。他翻遍衣服上的口袋，感谢上帝，总算找到一支皱巴巴的烟。但是没有火柴。
　　铁窗外面有个士兵，是看管他的狱卒。他壮着胆子向他借火。士兵冷冷地看着他，也许是出于对濒死者的怜悯，他掏出火柴划着火递上前去。

在黑暗的牢房中，在微弱的火柴光下，两人的目光撞到一起，他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冲士兵微笑了一下。因为他们离的太近了，在那样的近的距离，他不可能毫无表情，他不由自主地微笑了。士兵惊讶地看着他，嘴角不大自然的往上翘了翘，也露出了微笑。
　　就在这个简单的微笑，让他们身上残存的人性复发，他们不再是穿着不同制服的士兵，不再是分属两个营垒的敌人，而是有着同样血肉之躯、同样思想和情感的人！他们象朋友一样聊了起来，聊自已的家人、孩子。他从皮夹里拿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给士兵看。士兵也拿出自己和家人的照片给他看。士兵告诉他，再过几个月就能回家看孩子了。他再也忍不住，满含热泪地说：你命真好，可我再也不能回家见我的亲人，亲吻我的孩子了……

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士兵竖起食指，示意他别出声。他巡视了一圈，悄悄返回，掏出钥匙，打开牢门，把他送出监狱后门……

这是法国作家哈诺·麦卡锡的作品，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我深深沉浸在故事里，丝毫感觉不到周围的喧闹，仿佛一切都静止了。

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挽救了，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一个微笑！

微笑，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沟通，是心灵深处盛开的花朵，它传递着人类朴素的情感，闪烁着人性特有的光辉。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敞开心扉，用微笑去面对彼此，那么，世界将永远充满爱，永远不再有悲伤、仇恨，也永远不再有战争、杀戮！

微笑是播种机，洒向人间都是爱。微笑是通行证，它从心灵出发，抵达心灵。

雨还在下，我的心中却充满阳光。

航班依然没有消息，但我不再郁闷烦恼。我知道，不管飞机延误多久，我都会带着微笑上路。

一个人的土地

上帝每天都要接待许多来访者。这一天，来了3个人，他们和多数来访者一样，希望上帝能赐给他们财富。

“你想要什么？”上帝问第一个人。

“土地，我想要一大片土地，生生世世、永永远远都用不完。”他回答道。来的路上，他就想好了，黄金和钻石价值连城，但遇到灾荒就一文不值，货币也会由于通货膨胀而贬值，但土地不会，它是最安全、最永恒的财富。

“好吧，我答应你。但你不能不劳而获。我给你一天的时间，你的脚步所到达的地面范围圈起来，都属于你。”

上帝话音刚落，他便兴奋地跳起来，冲向一望无际的土地，像闪电一样奔跑起来。不一会就累的气喘吁吁，汗流夹背。口渴难忍，顾不上喝水，饥肠辘辘，也舍不得吃饭。他就这样一直奔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倒在他脚步刚刚抵达的地方。

“可怜的人，现在这片土地都属于他了，可他已经不需要了。他需要的是一块墓地。去，把他埋了吧。”上帝对仆人说。

仆人捡起一把铁锹，走到那人身边，挖了个坑，坑长正好是他的身高，把他放进去埋了。

上帝又问第二个人，想要什么。他说，我本来也想要一片土地，但现在不要了。我只要一块能容纳我身体的地方。上帝说，这很简单，不需要求我，你随便到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地方。

于是，他走了。他一整天什么也不做，悠闲地躺在草地或河边，晒太阳。

现在，只剩下第三个人了，他走到上帝面前，虔城地弯下身子：尊敬的上帝，我既不想像第一个人那样，累死在自己的成就里。也不想像第二个人那样，整天无所事事，他虽然活着，其实已经死了。我想要一片能让我幸福的土地。

上帝微笑着说：“其实，幸福就在他们二者之间－用最慢的速度，获得最多的土地。”

炎热的夏季

在我的工作室，拄着一幅高更的《炎热的夏季》，当然，是赝品。但是最初，曾给过我珍品的感觉，让我痴迷狂热，让我迷途忘返。就像这幅画的主人，我们曾经的短暂恋情。我最大的错误，是把它带回家。旅途中的爱情，最好在旅途中结束，带回来的，只能是赝品。以后，我再没有犯过此类错误．人都是在错误中长大的。

因此，我喜欢上了旅游。每到一个城市，最先要去的一定是博物馆，去看那里收藏的珍品。那年去俄罗斯，我看到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最早看到这幅画，是在课本上，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学生，还没有自己的思想。听老师讲解、分析纤夫们苦难深重的神态表情，知道这幅画的主题思想，是揭露了沙皇制度对人民的野蛮剥削，表明了隐藏在人民内心深处的力量。紧接着，老师又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解放”一词就是那时候被植入我心底的。20年后的今天，当我站在这幅画面前，又一次想到这两个字，不仅羞愧万分。谁有权去解放他们呢？谁也没这个权利，我也是。相反，我倒被他们解放了。面对这些被苦役折磨得筋疲力尽、最贫困、最底层的劳动者，我敞开了冷漠的心扉。我不是和他们一样，也在服人生的苦投吗？本质上，人生就是一场苦役，即使没有人野蛮地剥削我们，我们也会野蛮地剥削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正是我们自己。

因此，我们需要爱情，既需要忠诚的爱情，也需要活跃的爱情。只有爱情，可以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一如我，文学让我行走，音乐让我飞翔，而绘画，让我体验到一次坠落的感觉。行走、飞翔和坠落，一个也不能少。毕竟，人生是一次单程旅行，终点早已设定好，因此，我定要不虚此行。我已经想好了，下一次艳遇梵·高。割掉耳朵的梵·高并不美，但他笔下的向日葵呢？那细碎的花瓣和葵叶，象升腾的火焰，你能拒绝吗？不能，就象不能拒绝爱情。

但爱情和战争一样，需要对手。当没有对手的时候，我用自己的左手和右手下棋。

从最近的地方寻找快乐

几位好友聚在一起，不免要盘点过去，规划未来。

我说：“我最大的心愿是明年去沙漠里走一走。”

雯想了想，说：“我的心愿比较多，去阿尔卑士山滑雪，去卢浮宫看画，去维也纳听音乐，最好能实现，要不，实现一个也行。”

晓明说：“我的心愿可没你们那么复杂，我希望明年这时候我们大家还能坐在一起，有酒有菜有话说，快快乐乐。就行。”

我们大家就批判他：这算什么心愿哪！明摆着，身边的事，随时都可以实现。

“对呀，我要的就是这种身边的快乐，随时都能得到，不象你们，象星空一样遥远。”

这话有点哲学味道。其实生活中有许多奇怪的哲学，比如说，几乎每个人都计划着去远方，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许多时候，我们的心过于想往那些遥不可及的良晨美景，而对身边垂手可得的风景视而不见，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对身边的生活生出种种的不满，没有塞纳河畔的歌声、没有香榭丽大街的浪漫、没有凯旋门的壮观……如果这样顺着找下去，一定还会找出许多个“没有”。当我们整天想着这些“没有”时，我们又怎么会有快乐呢？

晓明一直生活在哈尔滨，还是他在哈工大读书的时候，在电视上看了一个介绍大连的风光片，于是他就象着了魔似地想去大连看海，整天哼唱着《大连好》。一年暑假他和一位家在大连的同学一起乘火车来大连，在大连玩了一个假期，才恋恋不舍地回哈尔滨。回校后，本来想报考哈工大研究生的他，把自愿改成大连理工大学的。

“如愿以偿来了大连后，我特高兴。可是当我不需要乘火车，每天乘两站地汽车就可以去看海时，我却不怎么去了。即使看到海也再不像从前那么高兴了。去年冬天我回哈尔滨，飞机降落时天空正飘着雪花，我身后的几位乘客一下飞机高兴地手舞足蹈，伸出手接雪花。5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简直象个5岁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是特意从台湾来雪城看雪的。

“我站在那儿看他们戏雪，和他们一起看雪，那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赏雪，从小就生活在雪城的我，从没想到雪也是一道风景。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总是想往他所没有的，而不珍惜他已经拥有的。所以每个人都曾有个计划：去远方。可是并没有认真地想过：远方有多远？我们的近处也许就是别人的远方！”

我以为精致的生活是那些“遥远的快乐”，直到我发现，身边熟悉的风景就是别人眼里遥远的陌生，我才知道错过了什么。

我一直都在错过：从身边最近的地方寻找快乐、享受快乐的好时光！

拯救自己

我居住的海滨城市，风景非常秀丽怡人，每年都有人来此观光，每年也都有人或船只在海上遇难。前不久就有三位渔民，他们的船在海上出了故障，在海上漂了七天六夜，最后遇救回来了。我闻迅后去采访他们，连夜写成稿邮给国内一家很有名的杂志，想不到被退回来了，编辑告诉我，主编没通过，因为他认为“故事不够悲惨。三个当事人一个也没死都活着回来了，还算什么海难！”

我听了不仅浑身一颤：“为了故事好看，就希望死人，这也太残忍了！况且，如果他们死了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的经历！”

“没办法，我们办杂志，为了增加发行量，要求故事有震憾性！”电话那边，编辑不无遗憾地说。

一连几天，我都为那位主编所说的话感到震撼。我不知道他从事这个职业有多久了，才会培养出来这样一种职业的冷酷和残忍。后来，我把稿子又寄给另外一家杂志，这次很顺利的通过了。

这件事不久，我就出差到南方，回来后，和一位摄影界的朋友在一起，他讲起前几天滨城发生的一件新闻事件：一位酒店老板因为经营不善，欠下巨额债务，爬到酒店的顶层，想跳楼自杀，结果被人发现，打110报警，警察、救火队都赶来迎救，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摄影师也赶到现场报导，其中就有他。

“那后来呢？他跳了吗？”我急切地问。

“我们等了4个小时，警察找来他的家人、朋友劝他，救火队员爬到顶楼去救他，结果他还是跳下来了！”

“那后来呢？他有没有获救？”

“没有。从28层高楼的顶层跳下，搭的防护墙也没起作用，当场就摔死了。当时，现场有许多摄影师，一直举着照像机等着拍摄，但是因为等得太久，后来都累了放下了，只有我一直举着，所以只有我一个人拍到了他跳楼的全过程，在报纸发了一整版。”他颇为自豪地说。

我看着他，联想起前不久那位总编说的话，就说：“那么，也就是说，在长达4个小时的时间里，你就举着相机站在那，等着他跳楼，等着拍摄！”

他看着我，然后把目光转到别处：“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救他不是我的责任，那是警察的事。我是一个摄影师，应该把他拍下来，这样不是可以拯救更多的人吗？”

“可是，这样不是太冷酷了吗？”

他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知道吗？在摄影界，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是在非洲拍摄的，一个面黄饥瘦的孩子，瞪着一双恐惧的大眼睛，在他前面不到一米远的地方，有一只秃鹰，正瞪着凶猛的眼睛，向他扑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被一位摄影师看到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立刻举起照相机，拍下这个珍贵的镜头。然后又跑过去救那个孩子，可惜晚了，孩子死了。这副照片后来获得了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大奖，它引起了读者强烈的震憾，每个看过这副照片的人，都无不为之震惊，但也无不为之而谴责这位冷酷残忍的摄影师。不管摄影师怎么为自己辩解，人们都不肯原谅他。”

“那么，后来这位摄影师怎么样了？”

“后来，这位摄影师为了拯救自己，先后几次亲历非洲，救助了许多儿童，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无法原谅他。最后，他自杀了。”

我们互相对望着，一时无语。

为自己写墓碑

菲尔特已经失业两个月了，寄出的求职信都没有回音，银行里的积蓄眼看就要用完了，为此，他不得不节衣缩食，整天忧心冲冲，提心吊担。有时夜里被恶梦惊醒，呆呆地坐在床上，内心涌起一种买一把枪把布莱恩－那个解雇他的可恶上司－干掉的冲动。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这会把他送进监狱的。

这一天，菲尔特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跑去开信箱，看有没有自己盼望的信。信箱里除了账单，只有一封信，但不是来自某个大公司的信涵，而是一封私人信件。打开一看，是一位久未联系的儿时好友。信中说，他们的小学老师伍德先生退休了，他联系了班里的同学，想利用圣诞节的机会，为老师搞一个小型庆祝会，希望他能参加。

菲尔特把信扔到一边，他现在哪有心情参加什么聚会，他需要的是工作！但是转而一想，回去散散心也好，说不定那些已升为主管的同学，会为他提供一个工作机会呢！

带着几丝惆怅、几许感慨，菲尔特回到故乡小镇。一见面，大家先是寒喧、问候，然后，伍德老师被请上台，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拿出准备好的圣诞礼物－每人一张贺卡，里面夹着一封信。菲尔特接过自己的一份，打开一看，一下怔住了，一瞬间，他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

那是毕业前最后一堂作文课－为自己写墓碑。伍德老师先给大家放了几张幻灯片，第一张是肯尼迪总统的墓碑：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另一张是布朗先生的，他虽然不像肯尼统那么伟大，那么著名，但镇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他是校车司机，每天接送镇上的孩子们上学、放学。有一天，在上学的路上，他心脏病发作，他应该做的事是立即停车，静静地躺下，一动不动，这是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好方式。但是他没有。他不能把满载幼小生命的车停在路上，停在危险的车流中，他强忍病痛，把车开到路边僻静处，打开车门，回身说了一句：孩子们，下车吧－这是他每天对孩子们说的话，也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后来，镇上的人们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墓碑上。

看完幻灯片，菲尔特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提笔写下自己的墓碑：菲尔特，生于1969年，死于2050年，他是一位作家，在81年的生命历程中，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代表作是－《布朗先生的车》。

读着“自己的墓碑”，菲尔特泪眼蒙蒙，30年了，没想到伍德老师还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如果不是今天看到，他早已忘了，忘了自己当年亲手写下的墓碑，忘了自己当年有过一个当作家的梦想！

“唔，亲爱的菲尔特，以前我一直很忙，现在退休了，我想我终于有时间看《布朗先生的车》了。”不知何时，伍德老师走了过来，俯身轻声说道。

菲尔特羞愧地低下头：“对不起，老师，我还没有写，我以前也是一直很忙，现在，现在－”

菲尔特没有勇气把下面的话说出口。伍德老师用耐人寻味的眼光看着他，意味深长地道：“我知道，你现在有时间了，正好可以试着把它完成。”

菲尔特心中一震，是呀，现在自己失业了，有大量的充足时间，为什么不试着把它完成呢？

菲尔特回到纽约，把原来的房子卖掉，用不到四分之一的钱，在郊区买了一处住宅，又填了一台电脑，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一年后，他的书出版了，但是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没引起什么反响。又过了一年，他完成了第二本书，依然反响平平。他又埋头第三本书的创作。他知道，也许这一本也像前两本一样，默默无闻，也许他一生都这样默默无闻，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能否成为大作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写，他在写作中找回了童年的梦想，找到了生活的方向。这就够了。

慢

和朋友从一个聚会里出来，他开车送我回家。此时已近午夜，喧闹了一天的城市终于安静下来，街道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有行驶的车辆从我们左侧穿过，疾驰而去，很快消失在路的尽头。

又有一辆车超过我们，疾驰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宁静，卷起的尘烟形成一道不规则的抛物线。我不由地抬起头，朝那辆车的背影望去。

“如果10年前，我开车谁也别想超过。但是现在，谁都可以超过我。”朋友依然不紧不慢地驾着车，语气淡淡地说。

我收回视线，转向他。10年前我们尚未相识，所以只能想象那时的样子。

其实也不难想象，那时的他，应该就象刚刚超过我们那辆车的主人吧，年轻，冲动，激情勃发，沉醉于速度所带来的快感，以及对前方目标的追逐中。因而无暇欣赏路上的风光，就象我们现在这样。

“你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开始放慢速度的呢？”我问。

“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清，因为是不知不觉，循序渐慢，并不是突然从某一天，某个时刻开始的。至于原因，我想除了体力上的，更主要是心力上的。年轻时总觉的前边有什么在等着你，所以总是开足马力，一路狂奔，急着到达。”

“那现在呢？为什么不急了？是不是因为已经知道，前面有什么？”

朋友微笑着点点头：“或者说，已经知道，前面没有什么。”

我怔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

人生是一次旅行，我们都是行者，从董事起就在赶路：求学，创业，拼搏，撕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成功。但究竟什么是成功呢？它与其说是一个结果，不如说是一次旅程，是速度、长度与宽度的总和，三者构成你的人生积分。

年轻时，因为积分较少，所以沉迷于速度，追逐长度。但是不用急，岁月是人生的总教练，冥冥中，我们都在接受它的调遣。它会告诉你，何时狂奔，何时减速。到了一定年龄，它就会提醒你，放慢行走的速度，给自己以闲暇，享受慢的乐趣。

慢——是岁月送给我们的最后礼物，如果你还没收到，说明你还年轻。

如果你已不再年轻，就微笑着欣然接受。在经历了速度与激情之后，细细品位慢的优雅与从容。

向着灯光走

初秋时分，我们几位报界同行在旅游局一位主任的陪同下前往古城旅顺，去老铁山灯塔—这座被联合国定为世界上百年历史的古老灯塔。车子一直开到灯塔下，下了车，抬头望去，只见蓝天白云下高高矗立着一座上尖下圆的灯塔，白色的塔身在绿色树丛中闪着奕奕的白光，丝毫没有百年沧桑的印迹。灯塔始建于1892年，至今已有106年，是由法国人设计制造、英国人安装建成的。塔身高14.2米，外径6米，射程25公里。塔里的灯是水银浮槽旋转镜机，八面“牛眼”透镜是由法国人用手工磨制而成的水晶玻璃制成，一尘不染，洁净透明，可清楚地看见里面的红布。

我有些不解地问：“用红布做什么，红色不是停吗？”

同去的杨子说：“因为红色波长，射程远。”

主任笑笑说：“据说，这是因为光柱太强烈，如果不用红布过滤一下，会灼伤人的。”

来之前朋友告诉我，站在灯塔下往下望，可以看见一条非常分明的黄海、渤海分界线。可惜今天风太大，我们看不清楚，只见海水不停地拍打着岩石，激起无数浪花。两位摄影师兴奋地说：“今天浪花太美了，我们到下边拍照吧！”我忍不住拍手叫好，这时，主任把目光投向杨子，杨子轻轻摇下头，说：“没事，你们去吧，我待在车里。”

我们绕到山下，沿着弯弯的石径走到海边，两位摄影师对着浪花频频摁下快门，我一边观赏浪花，一边捡些石头往海里扔。过了一会儿，主任走下来，催促我们快点。我们正在兴头上，还想再呆会。主任犹豫了一下，说：“你们不知道，杨子的丈夫在香港一家船运公司工作，三年前在海上遇到罕见的百米巨浪船沉没了。”我们几个互相看看，默默地收起相机。

杨子一个人卷缩在车上，闭着眼睛，好象睡着了。我们一上车，她睁开眼，道：“哟，这么快就拍完了。”我们默不作声，不知该说什么好。扬子看了看主任，有些明白了，有些过意不去地说：“你们喜欢就再多拍几张，以前我也挺喜欢的。”

我们一行离开灯塔，此时，暮色惭临，回身望去，只见山顶的灯塔旋转着红色光束，这温柔的神秘的旋转了106年的红色光芒，正深情地照耀在茫茫大海上，照耀在人们归航的路上。刹那间，一种温柔的感觉包围了我。

我们不再象来时那样有声有色，归程显得沉寂了许多，也显得漫长了许多。仿佛过了许久，才驶到市区。扬子先打破了车上的寂静：“前面拐弯处停一下，我到了。”

车子停下来，扬子说了声“再见”，就下了车。我们大家想说些安慰的话，又怕引起她伤心，就什么也没说，一起随她下了车。扬子朝大家一笑，用手指指前面的楼：“瞧，三楼那个亮着暗红色灯光的窗子就是我家，有机会请各位到我家做客。”

我朝窗子望了望，脱口而道：“噢，你家有人回来了！”

“没有。”扬子轻声说，“我不相信他真的走了，也许他漂到哪个孤岛上，象鲁宾逊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会遇到一艘船，然后乘船回来。所以虽然单位照顾我分了新房但我一直没有搬，我每天上班离家时都让灯亮着，我想我不在家的时候，假如他回来，灯光会告诉他我在，他就会上楼回家。你们也许会笑话我，我是不是太傻了。”

听着扬子那温柔深情的声音，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她打动了。我们几乎齐声说：“不，你一点都不傻儿，你真是太聪明太可爱了！”

我眼中含着泪花与扬子挥手，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想立刻回到家。我气喘吁吁跑上楼，打开家门，来不及脱去外衣，把屋里所有的灯都打开，在心里一遍遍默念着那个熟悉的名字：请你，请你向着灯光走，这是世界离你最近的地方……

生命的背篓

最近比较烦，因为汶川地震，引起许多传言，说本市有地震，对此我并不十分在意。谁知到了6月3日，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来，短信收到十几条，说今晚有地震，准备好食品，要穿衣服睡觉，等等。虽说我不相信，但总觉得有些烦闷。快傍晚时接到表哥的电话，问我收没收到有关地震的短信，他说他也不相信，但现在传得越来越厉害，还说部队已经下达抗震救灾命令，反正在家也睡不好，不如和他一起去郊区同学家避一避。

给他这么一说，原本不平静的心更乱了。父母前些日子回吉林老家，女儿也在外地，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告诉表哥半小时后来接我，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

我从床底下找出旅行包，站在屋中央，环视周围，想应该带些什么。第一眼投向写字台中间的抽屉，那里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存折、手饰，还有些现金。但再一想不觉有些可笑：既然要地震了，带这些只是地上有用的东西有什么用？悔不当初都把它们消费掉。

正犹豫间，我忽然猛然想起以前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危机时自救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遇到地震被困住时，获得生存最重要的条件是空气、水和盐，然后才是食物。如果没有空气，人连半天都活不下去，几分钟之内就会窒息而死。如果没有水，人靠自身体内的水分，最多能活5-7天。如果有足够的水但没有盐和食物，人最多能坚持活十五天左右。如果有水和盐，就可以活更多天。想到这，我赶紧去厨房，把矿泉水瓶都装满水，放进背包，然后打开冰箱，把里面的一小袋盐和方便面统统拿出来，装进背包。这时，就听见门外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快点，你在这磨蹭什么？”

“拿点东西，留万一用。”我打开门，让表哥进来。

“水和方便面我都带了，你拿点药吧，万一我们谁不幸受伤，还可以应付一下。还有，别忘了带电话，如果有事，可以和外边联系。”

我来不及整理，索性把装药的大纸盒一起塞进背包，又从衣柜里拿了件外衣，然后环视了一眼自己的小小蜗居，背起包匆匆离去。

表哥开车带着我向市郊方向行驶，到了他同学家，也没进屋，就在院里的葡萄架搭了个棚坐下。空气闷热难忍，我拿出电话打给父母，也不敢多说什么，讲了一会就挂了。不远处传来汽车的行驶声和狗叫声，原本安静的村庄变得喧闹起来。

月亮慢慢升起来了，表哥不时地看表，我抱紧怀里的背包。我们一直熬到午夜，什么也没发生，大地虽有些喧闹但很安稳，没有震动的迹象。但我们谁也不敢动，一直坐着凌晨。我们迎着刚刚升起的晨曦之光，开车顺原路返回，表哥把我送到楼下。下车时，我拿起放在后座上背包，表哥说：“包就放在车里吧，这几天如果有事，我再拉你走。”说着，他也下车，打开汽车后备箱，把我们俩的包都放进去。然后转身看看我，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话：“其实，如果真发生地震，这里面装的东西根本救不了我们，但我们还是要带着，因为它装的不止是几样东西，而是让我们活下去的希望，这才是真正能救我们的。”

生命的钥匙

那一年，他才9个月，因为感冒发烧，住进了医院，打针吃药，可是仍然高烧不止，每次，放进体温计都升到最顶端。医院反复检查，却查不出病症。一个月后，他的病情更加严重，由于高烧导致全身麻痹，肌肉萎缩，不会动甚至不会哭，目光呆滞，看上去象一个布娃娃，没有一点生命气息。

看他的样子，医院已经决定放弃了，他的父亲也几乎不抱希望了，只是他的母亲，一直不肯放弃心中最后的一点希望。医生反复劝她：“即使治好也是一等残疾，他还这么小，与其痛苦一生，不如把他献给医院做医学实验和研究，以帮助治疗其它同类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