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岭关怀古

铁岭关怀古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那日清早,当我蹬上自行车,两袖生风地赶到苏州城西阊门外八九里处的枫桥时,一抹朝晖,已经静静地揉在了大运河的凉波上。

自从学生时代读过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后,便很想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诗中描绘的优美意境。世上因为一首诗,而使一座普普通通的桥成为“诗桥”、一座平平常常的佛院成为千古名寺的,恐怕非枫桥与寒山寺莫属了。

寒山寺位于大运河东岸,江村桥与枫桥之间。寺院不大,但确实幽静出俗,完全没有杭州灵隐寺或者方岩胡公庙那种嘈杂拥挤、香火浓烈,令人不堪忍受的感觉。特别是寺内的两层六角形钟楼,黄墙青瓦,造形精巧,独具飞峰之势。据说,寒山寺的游客多半是慕此钟楼之名而来的。尤其是不少日本人,每年除夕之夜,都要特地登上钟楼,亲手撞响或聆听寒山寺的新年钟声,以求消灾去祸,万事如意。

这钟声到底有没有这等神效,我不得而知,但寒山寺每年数以几十万元计的旅游收入是明摆着的。张公区区二十八个字,一千年后竟产生如此之高的经济效益,要是杜甫在天有灵,难道还会再感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吗?

然而,真正令我感慨不已、流连忘返的,还是巍立于枫桥东端的铁岭关。在如此幽雅、秀丽、平静的古运河畔,居然会有这样一座拔地数丈的雄关,也算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游客一个意外的发现和收获吧。

在中国历史上,从元末到明朝万历年间,一大批日本武士、海盗商人和流氓化了的破产农民,勾结部分中国的溃兵败将、不法奸民,侵扰中国沿海,作恶长达三百年之久。特别是到了明嘉靖时候,武备废弛,朝政腐败,严嵩父子结党营私,贿赂公行。信道入魔而又自以为是的明世宗朱厚熜不问政事,倭寇之患日益严重,给东南沿海一带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据记载,从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九年间,倭寇轮番窜扰苏州、松江一带。枫桥历来是苏州重镇,又是官道所在,南北车舟于此交会。阊门至枫桥一带,更是“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的繁华商业区,竟一连三次遭受烧杀洗劫。有一次,倭寇攻陷苏州,大火烧了整整一天。昆山县城被烧房屋两万间,邻近村落房屋十毁八九,死者如麻更是惨不忍睹。苏州军民在抗倭名将俞大猷等率领下,奋起御敌,给倭寇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城市四郊军事要塞筑关设防,铁岭关就是其中一处重要关塞,成为苏州城西的一道屏障和苏州军民誓死保卫家园的象征。但是,同俞大猷的卓著战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伴随着俞大猷一生的,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贬谪、停俸、革职、入狱、戴罪办贼、褫夺世荫……呜呼,一代抗倭名将,竟遭如此劫难!

其实,翻开《明史》看看,遭受同样厄运的岂止俞大猷一人。他的朋友,另一位赫赫有名的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一生戎马倥偬,带领戚家军南征北战,屡建奇功,到头来不仅壮志未酬,而且张居正一死,保守派掌权,即被参劾革职,怀着悲凉的心情回到老家,最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还有张经、李天龙、朱纨、胡守仁、王如龙、朱钰等等,虽然一个个横枪跃马,运筹帷幄,战功有加,末了一个个不是入狱问斩,就是被革职查办,充军戍边。

这一幕幕悲剧凑到一起,我们所看到的,就不再只是几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封建王朝,在不能容忍任何有悖既定的文官集团施政原则,不能容忍任何对既有权力“平衡”构成挑战的思维定式下的必然结局。俞大猷的悲剧,其实是明王朝走向衰亡的一个信号。在这样的王朝制度下,纵使英雄辈出,也无力扭转乾坤,而只能作些碎玉般的历史的点缀罢了。

我站在铁岭关下,轻轻抚摸这岿然独存,“高三丈六尺有奇”的砖石拱门,遥想四百年前的漫天烽火,觉得今天的游人,要是把它仅仅看作一处环境优雅的名胜古迹,实在太可惜了一点。

铁岭关应该是一面历史的明鉴,虽然历史本身更残酷,更沉重。

199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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