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质

马莉

一个人的双眼无论具有怎样的辨认事实的能力，有时候也无法看清一粒种子是如何在大地的深处朴素地生长，并且在一个寂寞的季节里开花结果的。即使拥有再明亮的双眼也难以辨认某些事物的真相，这样的事实让我感到悲哀，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我对人群保持着怀疑和警惕。它几乎是突如其来的，并且很容易就丧失了信心，譬如某天当一个人被所有的人群包围的时候，或者说当所有的人群围攻一个个体的个人的时候，不论那些围攻的人群是对还是错，也不论那个被围攻的人是错还是对，总之，当一个弱者与一群强者对峙的时候，一个个体的极度孤立使得所有的人群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向强势的一边，这时候，人性的最大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或者说人性骨子里最黑暗、最盲从、最庸俗、最邪恶的一面，伺机显现了。这时候，作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品质退到了幕后，作为群体的每一个个体的优质血液降到了零度。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并且欲与所有的人持一种相反的价值观，我认为人类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没有了绝对的对与错，或者说已经没有了绝对的真理与谬误了，作为一个同类的生命个体，衡量的办法只基于一点，那就是看他对人性的伤害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是一个很艰难也很容易走向一个问题的死角的问题，触发我对这个艰难问题的思考源于一次与友人对话，在电话中她谈到了关于她的一次内心的伤害，这个伤害让她难过了很久：一个男性与两个女性针对其中一个女性问及其父亲的事件，这个女性极不愿意述说她的一切，当时场合一片尴尬。而这时另外一个女性以她的沉默和冷淡又将这种尴尬逼向了绝境。或许这在一般人眼里不被认为是伤害，现在的人们活得太快也太累了，所以大多数的人的内心也是粗鄙的。

生活中类似这样的伤害是折叠在一切生活的细节里面的，肉眼是不易觉察的。因此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了它，这种被忽略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经验了。一个人从未发现过这一切，从没有审视身边的事物的能力，也从没有尝试着去寻找和克服这种个体的局限性。一种品质的低劣与高贵就显而易见了。品质与审美的伦理有关，与人的教养和修养有关，但与道德伦理无关。

一个事物的真实性或许就是它的真理，譬如优质的木料，当我们把新家用最优质的木料装修一新，屋子的气息告诉我们这样的屋宇是真材实料的，一个屋宇用真材实料就是居住的真理，这个真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品质的代名词。但是，真理在握的人并不是一个品质在身的人，如果真理在握的人以真理去伤害一个或许暂时还未握有真理的人，那么那个真理在握的人肯定是一个非品质的人，甚至是一个邪恶在身的人。

今天人类的所有发展都在努力地证明这一点，人本主义是最终的人性；但是如何理解以人为本？只有保护每一个个人才是保护了人类，包括个人的情感，个人的爱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思想与观点，总之是个人的一切权利。当然也包括了个人的不受同类伤害的权利。同理，就像保护人类以外的大自然是最终有效地保护人类自身一样，只有不伤害他物的发展才是人类中高贵而品质的发展，才是最终走向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保护环境是为了保护人，保护一棵树木、保护一座湖泊或者一只小兽甚至一株小草，都是为了保护人……自然的重要性在于人类生命的重要性。就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人性而言，品质比真理还重要。就人来说，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向着人而言的，但是我们人类的所有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个体之间的争执，都把真理看得高于人，竟不知道真理是为了更好地对人施以保护，施以尊严，施以生存的最大福祉。然而，这个世界是太忽视品质的存在，太相信真理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以真理的名义去消灭一个阶级或者一个国家的存在。在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共产主义真理的名义消灭了一个地主与资本家阶级，鲜血流成了河；而新世纪之初的美国又以反恐怖主义的真理为名义，去侵略和消灭一个叫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进一步思考，发现所有这些行为其实并不是太相信真理使然，而是将阴谋裹藏在真理之中，因为从来的反对者或者拥护者都是站在自己的既得利益一边，真理的拥有者往往在这种时候却放弃了真理，因为他们将真理包裹在阴谋的外面了。

一朵花的花性就是它的品质，是它向上开放的能力与持久的香气。一个人的人性就是他对同类的尊敬、悲悯，或者惺惺相惜，对于平淡甚至对于退居一隅的孤独保持恬静的姿态，这是人类品质优秀的象征。如果以一个时代的解剖学来阐释关于品质在人性中矗立的程度，那么我不妨试着这样说，我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些富于激情的时代——譬如浪漫主义时代或者古典主义的时代，那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唯美的甚至是神圣化的时代，无论怎样描述，它都是一个让人敬畏的时代。而我个人乃至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个刚刚过去了的时代是我们所惧怕的，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甚至7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论如何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或者被那样的氛围熏陶过。那是一个狼的年代，有人说是狼奶喂养了那个时代的每一个成人和每一个孩子，甚至孩子的孩子……在那样一个漫画化了的喧嚣与骚动的时代里，它的地质是沙化的，它的土壤是疏劣的和毫无品质可言的。有一幅漫画把那个年代的内心细节放大了：几乎人人都是嗜血的动物，因为人人都惧怕被他人嗜，因而人人以攻为守去嗜他人，所以就有大人物嗜小人物，有权力的小人物嗜没有权力的小人物；小人物反抗大人物，没有权力的小人物反抗有权力的大人物，这样一种生物链呈现了那个非理性的疯狂时代，那真是一个毫无品质可言的时代，它使每一个生命在出现的一瞬间就陷进了假想敌与阶级对立的泥淖之中。无论怎样揭示那个时代的毫无品质的污点和痛点，我觉得都不为过。

一位诗人在诗歌中以他的个人经验宣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终结：“我不断找到这封写给被遗弃的众神的信，撕碎它：先生们，生活在你们的神龛里我知道我欠你们什么——我不欠，我欠吗？随我的双手我已经忘记了，我不断忘记。在这里我不会有这样的神龛。我不会在房间的中心对着那有苍蝇绕其而飞的虚无的塑像鞠躬。在这些四壁上我就是写作之物。”一个非品质的神圣时代的消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是的，我们庆幸那个时代的结束，但我们不能相信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是否在下一个时代突然到来，专制主义的暴力是否重又袭击着我们的内心。就像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同居已久的同居者一样，我会不会在明天就与另外一个人同居？或者我会不会在今夜被同居者抛弃？我们从未知道那个时代有所谓的品质的存在，即使有，我们也很难不怀疑其真实的程度，在一个激进的革命年代，一个人的不激进与反革命，将被众人唾弃。那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专制的时代。但是今天，今天我们能够相信这个时代的精神品质吗？今天同样是一个飞扬跋扈的物欲的时代，在本质上它不是某一个个人的专制，它呈现的是普遍的人人对权力的渴望，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以及各种不安定的因素导致人人渴望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里的话语霸权。因为有了权力就能有各种腐败的大大小小的机会，就能对某一群人或者某一个单位里的人或者对某一个集团里的人实行独裁，这种大大小小的威权与专制有何区别？

是的，品质，当我们谈论到一个生命个体的并非与生俱来的质量的时候，或者谈论到一个个体的物质与精神时，就要涉及关于品质。品质不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概念，更不是一个道德优越论者口头上华丽的经文。品质，它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品质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它与它以外的其他人甚至广大的国家和社会的集体精神无关。尽管一个人的品质最终体现了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的精神质量，但品质，就一个个体生命的必然呈现来说，它不属于国家与民族，它只属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民族甚至某一个家庭之中的个人。这个个人只能是个体的个人。

我们无法用我们的手指或者感官去触摸品质，但我们可以用手指或者感官去触摸具体物质的品质，譬如爱情或者友情，我们可以用身体去接触，可以用心灵去体验，如果说品质属于审美的伦理而非道德的伦理，这样说非但没有降低品质对于一个人的良知，而恰恰说明了品质是一个人良知的体现。因此品质显然不是一个美与不美的概念，而是、只能是一个好与不好的概念。更准确地说，品质是关于真与假、善与恶的概念。人类伴随着漫长的时间繁衍到今天，在欲望中所渴求得到的所有享受越来越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换句话说，人类想要怎样美满就能怎样美满，但与此同时，人类的假装与伪善也正在与日俱增，随着现代高科技水准的快速上升，人类的真情与善良也正在与日俱减。这似乎是地球人一个巨大的悖论：发展人类自身以外的一切，人类自身以内的就要受到伤害？相反亦然！

法国心理学大师古斯塔夫·勒邦对人类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描述，他说：“群氓并不是与平民、穷人、无知者、无产者或乌合之众同义的，也不是与社会精英或贵族相对的。群氓就是每一个人。任何人因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了一致心理时，群氓就出现了，其突出特征是在单个个人那里隐而不彰的非理性在这里表现得相当明显。群氓往往是疯狂的，但这在本质上是人性的自然。”人类的自然性也必然地体现了它的生存原则：弱肉强食。在今天这个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也没有绝对的品质可言。当一个国家需要另一个国家的资源，而这个有资源的国家却并不需要别国占有它的资源的时候，战争就发生了。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想占有另一个国家的资源，而另一个国家却并不想让别国占有它自己的资源的历史，这是一个你抢我夺的历史，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历史。这就像爱情，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并不爱那个男人，而是爱另外一个男人，那么这个男人一方面首先得想方设法去抢夺那个女人的一颗芳心；另一方面他得与那个情敌角斗。如果那个女人是一个强女人，她就会使尽手腕让那个男人无法得逞；如果那个女人是个弱女子，她就很可能无能为力地让那个男人很快得逞。这就是人类生存的生物原则，在人类社会中几乎人人如此。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具有品质的人格是不是就是守旧的人格？一个具有品质的国家是不是就是落后的国家？一个具有品质的民族是不是就是落后的民族？如果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追问下去：人的品质在今天为什么既没有流传价值更没有交换价值，而人的堕落在今天为什么却有如此巨大的交换价值，并且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现代社会，这似乎也成为人人共守的一条不法的法则：坚守品质就意味着失去利益，放弃品质才能够捞钱敛财。是不是这个社会鼓励了无品质的成功？是不是无品质的成功挑战了人类的品质？现实就是这样的现实，一个品质的女孩子守住了她的品质就意味着永远地默默无闻，人们懂得商品的品质具有交换价值，就把商品的品质打造得美轮美奂，但人们却变得越来越无品质了，既然人的品质没有交换价值，所以人们再也不修炼自身，再也不洁身自好、克己奉公了。品质是很脆弱的，它的脆弱性在于：品质与这个时代如此地背道而驰。

我们注视着人类的脚下，在那些通过不择手段使“每一个毛孔都渗透了肮脏的血”的一夜间暴富的人们那里，在那些缺乏基本品质的人们那里，无品质正在成为人类品质，无品质的人正在为这个几乎人人同流合污的极端物欲的世界铺平着道路。

品质不是生命生存的原则，因为道德并不是生命的底线，道德只能提升生命的品质以及人的尊严，但道德不是生存的手段和依据，因为生物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的。我们希望一个社会有品质，我们还希望一个社会里的人有品质，这是因为我们希望安全。没有人不希望安全。可现在的现实恰恰相反，许多人感到并不安全，这种不安全来自人与人之间的财富衡量，来自集体或者单位中的岗位竞争，甚至来自家庭中的财产均分，那么多的不安全包围着每一个人。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不足为奇了：一个生命的个体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躲避到群体之中，他因此获得了某种保护，人人为了自己的安全而躲避到群体之中，如果这个群体是一个无品质的群体，这个群体很可能就是一个邪恶的群体，而一个邪恶的群体是疯狂的。

即使是一个有品质的个体，一旦融入到群体之中，其安全的清晰度是由个体的模糊度来抵消的。法国社会哲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这样分析：“将个人融入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之中，从而模糊个体差异，降低智力水平。每个人都设法追随身边的人。聚合体通过它的力量将他拉向它的方向，就像潮水将鹅卵石卷走一样。卷入其中的人，无论其教育程度或文化水平如何，或者其社会等级如何，结果都一样……从他们成为群体的一分子那刻起，博学者和不学无术者都一样没有了观察能力。”当个体一旦融入到群体之中，这个群体就有了力量，就可以保护每一个脆弱的个体。人的本能是寻求一个安全的岛屿，人人为了躲避暴力都本能地想加入到一个群体当中以求庇护，加入了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对付另一个个体了，甚至可以对另一个个体随意施加暴力了，譬如语言的暴力、行为的暴力，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达到伤害这个个体的暴力。这种随意性的程度根据什么去衡量其大与小呢？这里面品质的力量在悄悄起着作用。仁厚者手软，心狠者手毒。总之是因人而异了。在一个集权主义的时代，集权者把所有的财富和自由独揽在一个集权者个人手中，人人不必竞争都可以享有最低的平均消费，但人人充当奴隶失去自由；在一个非集权主义的时代，非集权主义者们把所有的财富和自由通过竞争来瓜分，通过不择手段来巧取豪夺，胜者为王，败者死亡。一个堕落者说：“我是流氓我怕谁？”一个更为堕落者说：“我不是流氓我怕谁？”现在有谁还指望美好的品质能获利？现在有谁不是急于摆脱掉美好的传统美德以使自己跟上时代、赶上潮流？从前的时代是三代产生贵族，现在谁还能熬得三代？人人都想迅速致富，因为过去的穷苦与艰难至今还阴魂不散：人们是穷怕了。

英国哲学家克莱复·贝尔描述过一个文明的时代：“一个文明的程度体现在有品位上……”那样的时代或许是一个更有人性的时代。我可以想象那个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有教养的时代，人人都有教养的时代是建立在对人的高度尊敬上，是建立在很优雅的个人的品质上。

我或同意这位哲学家的看法，但我更认为，人性是从最微小的事物中体现出来的，或者反过来说，那些微小的事物最能体现出人性。譬如当一个个体生命受到围攻时，群体中的某一个个体站出来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了弱者一边，这对于那个腹背受箭的弱者来说，他获得了一次来自同类的人性的温暖。这里人性光明的一面战胜了黑暗的一面，这光明来自品质。但是，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因为人性的弱点是：谁都不愿意当孤立的个体。这不是品质所致，这是人性的弱点所致。一个没有自己的恒在的品质的人，他的一切包括他的人品，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转移，就像向日葵永远向着那个太阳旋转一样，从来就没有自己恒在的指向性。品质的失效在于：当一个人在不尊敬别人的同时，暴露了他自己的不值得尊敬。

一个人是被他身体上的品质照亮的，就像一件衣裳，是它的品质，是它的细腻与光泽，让我们感到了爱不释手的渴望，就像一个情人，是他的品质或者说是他的气质与才华，让我们倾心和迷恋不已。品质不是道德，但道德肯定是品质中的一个活跃的元素，甚至是一个高贵的元素。作为一个有品质的人，要守住一条属于人性范畴的底线，人性的最大自由是从对自由的约束中获得，这是一个常识，它保证了一种叫作品质的元素在人类的血液中不息地流淌。品质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像我们谈到的忏悔，对于一个忏悔者而言，他人是没有权力要求这个忏悔者是否一定得忏悔，但是作为这个忏悔者本人却应当清醒这一点，他应当为自己的过错而感到良心的不安和谴责。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因品质受到质疑会让这个人一生不安。我第一次感到我的世界是那样地充满危险是在我五岁那年。我家的保姆带着我去买香蕉。我看见保姆把选好的香蕉放入篮子里，我也学着拿一条放入篮子里。出售香蕉的人立刻说我偷拿了他的香蕉。我很害怕，躲在保姆的身后。那个出售者的嗓门特别大，很远的地方也能听见，我的父亲正好经过时听见了。我不敢回家，因为我没有偷，但我的父亲肯定以为是我偷的，所以我回家肯定是免不了受训斥的。那一天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才回的家。在走回家的路上我捡到一块亮晶晶的玻璃，它的光亮让我的心里舒服了一些，但随即我的手被它划破了，流出了很多的血。大约那时起，我对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人群产生了怀疑，也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没有偷竟然被说成是偷，那么偷的人是不是就不算作偷了呢？

五岁的我被这个问题困扰着，当父母后来知道了我是被错怪的，安抚着我但我仍然觉得害怕，仍然不敢见人。以至于后来父母带我去别人家，主人让我吃香蕉，我不知吃是对的呢还是不吃是对的，我心里害怕得很。后来稍大些了，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品质所致，而他们从来不对自己的品质负责，因为他们的品质是：没有品质。

今天我们已触摸不到那个时代了，它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那时我们尚小，而当我们忽然长大了的时候，它就已经过去很久了。对于那个时代，我一点也不怀念它，而我怀念的是那个时代中成长的我：我的青春与年华，我的朝夕相处的父亲与母亲，我的妹妹，我的亲友以及我所见到的一切的一切。而今，我的父亲早已去世三十年了，母亲也已白发苍苍年逾七十了，我的妹妹却在另一座城市工作，离我很远。

那是一个人人没有品质的时代，所以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友情可言，人与人的相处是粗陋的。孩提时代的我最怕的是小伙伴们不跟我玩，随着大人的偏见，孩子们也会受到影响，那时候我每天晚上睡觉前最怕的一件事情是，第二天起床上学的时候没人跟我玩，没人理睬我，我将自己一个人走在上学的路上，我走在伙伴的前面或者后面。其实我经常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独来独往。长大了以后我最怕的就是被人告密，而我经常被告密，因为我经常会不小心说错话，或者做错事情，我从小就是一个自由的幻想主义者，由于我对他人是透明的坦诚的，所以我以为他人对我也一如我对他人那样，其结果我总是上当受骗，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最基本的做人底线，没有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品质支撑，更没有什么友情可言。我对所有的人都是害怕的，只有上了中学之后，我认识了我的唯一的女友李精华，她是我的中学同学，她是那样单纯和真诚，对我关怀体贴，她其实只比我稍大一点，可是却像大姐一样体贴和关心我。可这唯一的女友却在十五年前突然去世了。来自那个年代最温存最私密最知己的友情也被无情地切断了，我的心依然疼痛至今。

一个时代的品质无论怎样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一个时代的所有人格。而一个时代的所有人格，又如此不谋而合地共同造就了一个时代的品质。这不仅是时代的悖论，也是人的悖论。

有许多人把时代的问题归罪于制度本身，他们忘记了——人，是制度下面的每一个人，是制度下面站立着的每一个个人，每一行行的人，一排排的人，以及国家单位里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上上下下的电梯里的人，爱打小报告的人，走在大街上的人，购物的人，喜欢造谣的人，回家的人，睡觉的人，做爱的人……是这个制度下面的人共同营造了这个国家的氛围。就像二战，不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过，是所有沉默的德国人的集体合谋，是那些胆小的为保全自己性命的沉默者的共同罪过。

某一个具有特征的时代相对于个人的具体时空来说是很长的，但相对于一个十分具体的个体生命的整体来说，又是很短的，譬如1966年到1976年，整整一个时代随着一个巨大的个人的消失而消失了，那个时代出生或者成长的人，到今天已经走过了生命的一半了——如果以80岁为生命极限的话。

人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而制度总是因地制宜的。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单位，是人，考验着人的品质，是人的品质，诉诸人的人格。诗人骆一禾在一个深夜这样书写一个人的品质：“我们一定要与心爱的人谈起爱；我们一定要对光荣者说到光荣。”这样善良的品质并不仅仅是属于人类的，它同时也属于神灵。正像道德之善良的不可思议一样，神灵也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个穷困不堪的专制时代，或者在一个飞扬跋扈的欲望时代，善良的人何为？

作为时代，它应当对人类负责，它应当说它自己不是一个好或者比较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时代对个人的承担；但作为人，时代中的个人，却不应当把责任归于它，而应当把责任担当在自己的肩上，这是个人对时代的担当。

个人在自己的时代里变得粗俗了，这是时代的问题么？表面上看是的。但其实更是个体的问题，是时代中的每一个个人的问题。一个时代的品质其实就是居住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本质。在人性被控制的地方，人的品质是极端可怕的，是扭曲的，是下作的，是暴力和疯狂的。当年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控制下，为了实行一个计划，达到了控制全民的力量。就像我们国家一样，为了实行一个计划，达到了利用全民的力量，如检举和揭发，反右，“文革”和红卫兵造反……但在人性不被控制的地方呢，人的品质是可信的么？人与人的关系不再紧张，而是松弛，松弛到了不能独立支撑的地步，就像一条美丽的裙子，没有松紧带了，裙子穿在身体上就会马上掉下来一样。在人性不被控制的地方，人的品质就有保证了么？几乎每一个时代的权力的集中者，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这样一个真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相对的权力带来相对的腐败，较小的权力带来较小的腐败。所以马克斯·韦伯说：人性是不可信的。

在人性无论是被控制还是不被控制的时代，一个人的品质靠什么来保证，这就要归结到信仰问题了。是信仰在支撑着一个人的品质么？如果是的话，那么它是什么样的信仰呢？在今天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几代人将多多少少地深受这种没有信仰所带来的品质恶劣的伤害。曾经那个时代对个人所造成的伤害导致了今天的个人对时代的报复，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报复，它将继续下去，除非有一个强大的信仰来扭转它。但我一点也看不见这样的迹象。因此一位心理学大师有一种恐惧感，他认为群氓在近代社会越来越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因而人类曾经的一切都将随着群氓的到来而消失：“我们所有的陈旧信念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社会的古老支柱也正在一个个地倒塌。群氓的力量成了唯一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而且它的权威正处于不断的上升之中。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是一个群氓的时代。”

我感到可怕，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品质的时代，我们未来的人类是一个没有品质的人类。古典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未来是美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从一个没有品质的神圣时代，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依然是没有品质的非神圣的时代。就在这样一个夜晚，当我翻开一部历史书，我嗅到了什么呢？曾经“我们中的气息成为世界的图景，它是我们思想的形态和他人灵魂中的情感，在一丝流动的空气中寄托着人性的一切，那大地上的人所曾经思考过、意欲过、做过和将要去做的一切。如果这种神圣的气息还没有在我们周围吹拂，如果它不像一阕魔音般地回旋在我们唇边，我们就仍将在丛林中漫游漂泊”。这是18世纪的诗人哲学家赫尔德对未来的期望。这个期望对于这个时代的清醒者来说，不能不是一种焦虑，一种海德格尔式的焦虑：“对众神我们太迟，对存在我们又太早。”是的，正是这样，在一个空前的欲望之年，清醒者何为……

原载《山花》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