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寿63岁。在此悠长的岁月中，我脑际常响起她的声音，清晰而哀怨，这是她的叮嘱，也是她的愿望。母亲说：“月仙（我的小名），你要把我在你们毛家所受的痛苦折磨，详详细细地写出来，让人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我的一身病全是气出来的。我嫁到毛家没享过福，只有苦痛与折磨，我识字不多不会写，只有靠你了。你务必把它写出来，替我出出怨气，千万不要忘记，只有这一件事是我要求你做的。”她说时声泪俱下，我也饮泣不已，点头默允。
江山美人
母亲于民前四十年（1872年）阴历六月二十三日出生在浙江省江山县长台乡朱家，作逑公是她的父亲，她名环佩，是外祖父母的幼女。作逑公元配夫人有一男一女，继配夫人有三男一女，母亲是家中最小的一个。朱氏家道小康，在长台乡为乡绅阶级。朱姓在此乡则为大族，好像尚出了几位游宦人物。故母亲自幼受了良好家教，虽未正式入学，对于三从四德，深信不疑，偶从兄长口头上也学会背诵几首《千家诗》及唐诗等。
母亲仪表大方，容貌娟秀，性情温柔，智慧过人，年轻时有江山美人之称，以善于刺绣及剪各色纸花，扬名乡里。外祖父母视如掌上珠，乃是一位娇嫡闺女，凡事家人无不让她几分。母亲20岁来归我家，父亲长她三岁，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她孝顺公婆，和睦妯娌，勤于家务，恪守妇道，为一好媳妇及贤妻。
我家在浙江省江山县城内，是个大家庭，祖父母（祖父于我出生后三个月去世）育有三男二女，父亲名华东，字乐山，居长，二叔华芳，三叔华春。父亲与二叔均为秀才。父亲原本有志于功名，不幸祖父去世，他是长子，须负起家计的责任。祖父生前经营之“裕昌布店”由父亲继续经营，从此不能专心科举。彼时年轻气盛，既不能遂其追求功名志愿，便拟在商业上有所表现，于是相继开业“道生仁布庄”及“庆福酱园”，一时声名大噪，亲友都以为毛家大少爷大有作为，定能成富翁了。乃好景不长，由于父亲没有经商经验，所有店务均交账房管理，这些店务都假手于人，不数年次第倒闭。各店账房都发了小财。父亲却因之抑郁终身，他从未当过学徒，对于做生意是门外汉，同时仍念念不忘科举，为环境所迫，牺牲抱负，负起家累，内心痛苦，无法解除，故终其一生牢骚满腹，不满现实。
母亲22岁时生一男孩，取名乾，25岁时生我，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阴历十一月初一，此间为她婚后黄金时代。不幸乾于五岁时夭折，遂令母亲陷入悲痛深渊。此时她又临盆在即，惟一希望，腹中为男孩。乾于是年十一月夭折，二妹宗文于十二月出生。母亲丧子之痛未戢，生下竟为女儿，失望与愤恨交并，因之对新生婴儿有了反感，且无奶水喂哺，旧式家庭，重男轻女，雇用奶妈为不可能的事，于是忍痛将婴儿给一乡下杨家领养，作为童养媳。二妹一生命运便这样决定，其实二妹智慧甚高，如予以受教育机会，其成就当远胜于我，不幸被无谓牺牲，其命也夫？
夫妻失和
过几年母亲又要生产，临盆前，父亲表示如果生下仍为女儿，他将纳妾，祖母知道了，甚为焦急，不是卫护母亲，乃是此时父亲当家，怕添一人，增加开支。于是祖母出了主意，倘生下仍是女儿，便瞒着父亲及部分家人调回一男孩，不幸生下的又是女儿，乃告诉父亲是男的。祖母将三妹辅文（小名寿仙）偷偷抱至一乡下何姓人家，此家刚死了一男婴，何妇有奶水，但不愿做奶妈，说妥倘她下胎生的是男孩，三妹将为何家媳妇始肯收养，祖母接受了这项条件。
二叔华芳与二婶结婚九年，不曾生育，祖母对外扬言，他们抱领一女儿寄养乡间，实则便是三妹辅文。辅文断奶后，被接回二叔家，二婶未生子时，夫妻俩对她钟爱异常，迨生下堂弟镇权，辅文便被冷落。在此同时，辅文奶妈何家妇于同年亦产一女婴，名双亭。何家要求二叔、二婶俟彼此儿女长大时结为夫妻，此事遂成定局。（详见第八章，三妹辅文一节）
后来这调包的秘密为父亲所知，乃于辅文五岁时将其领回自己家中养育。可是这种一再的变换环境令小孩心理上有了不安全的感觉，因之影响她的一生。辅文性情怪僻，或由于此。母亲在此夹缝中，精神上的痛苦，向谁诉说？祖母抱来的男婴有遗传性梅毒，周岁后死亡。于是母亲更陷入不可言喻的痛苦，父亲随时有纳妾的企图，夫妻感情破裂，祖母肆意谩骂，视母亲为不会生子的废物。几年后母亲再度怀妊，可是生下的又是女婴，未周岁而夭折，她痛哭时，只有我在旁陪哭，无一家人前来劝慰。再过几年，母亲生下第六胎，又是女的，这便是五妹同文。江山人迷信，说产五个女儿，将会产七个，所谓七姐妹是也，为了避免再生两个女儿，五妹满月时，邀了六个女孩和她拜七姐妹，行七，故叫她七妹，“七妹”也变成她的小名了。
此时父亲已与祖母、二叔华芳、三叔华春分家，我们迁出老家另住，母亲较为自由，但仍不愿留养五妹，已托人物色到愿领养的人家。婴儿十分可爱，我坚持要留下，偷偷地去到那人家，说是父母命我去索回婴儿八字，不给他们领养了。母亲知道此事，表面上虽责骂我几句，其实她内心也舍不得让人领去，故立即雇用奶妈，全家欢悦。
母亲的第七胎仍为女孩，几个月大便夭折了。总之母亲一生有一子六女，一子两女夭折，剩下四女，我居长，宗文次之，辅文行三，同文行五。
母亲产过六女后，自知没有生男的把握，自动为父亲物色侧室，终于选到一乡下姑娘名金凤者，娶来家中，她便是弟弟长庚的生母。父亲并不满意金凤，在外另行租屋藏娇。在这一段时间里，父母时时争闹，父亲经常借酒醉为名，一言不合，便殴打母亲，捣毁什物，母亲忍无可忍，提议分居——实际上父亲早已不在家过宿，仅有时日间回家逗留一下，聊以敷衍而已。分居条件系由父亲给母亲若干田亩，每年可收租谷约四十担。从此父亲完全不管家中一切，母亲负起抚养六口之家（母亲、金凤母子、辅文、同文及我，共六人）的责任。记得当父亲把家中什物分去一半运走时，母亲痛哭失声，我们姐妹等也涕泗交流，这种凄惨景象，犹历历在目，如昨日事。
母亲生平非常节俭，尤善理财，她手中有些微积蓄，均由过新年时我们小孩的压岁钱储积而来，与父亲感情好时，也有点零用钱。她用这些钱托人收买租谷（朱如兴表兄常是她的经纪人），俟价高时出售，以博微利，年年如此。积久有笔整数，请四舅父（朱筱村公，朱君毅的父亲）在长台乡买进一批田亩，每年可收四十担左右租谷。我们家的生活便靠这些额外收入维持下去。
父亲搬出去三四年，有一天与他同居的女子乘其外出，竟收拾细软卷逃无踪。至此父亲觉悟，究竟发妻可靠，几经要求，仍迁回同住。但二人感情破裂，无法恢复，虽同住一屋檐下，犹如宾客。
逆来顺受
母亲既受夫妻失和的痛苦，复备受婆婆的虐待。祖母是典型宗法社会的婆婆，又没有受过教育。她视儿媳如奴婢，颐指气使，任意谩骂，如对儿子有不满意之处，所有儿子的不是，都要媳妇承担。她喜怒无常，母亲却温顺有礼，逆来顺受，祖母认为可欺，时加压迫。同样一件事，祖母对母亲可以谩骂，对三叔母便不敢，因为三叔母会针锋相对地顶嘴，并不以为她是婆婆而容忍，祖母对她反而退让几分。祖母每次破口大骂母亲时，总以她没有生儿子为不可恕的罪过，常说二房、三房都有子嗣，只有长房绝后（那时长庚尚未出生），所有母亲生的女儿都不会成器。有一次母亲哀求祖母，不要骂她连带咒骂我们姐妹四人，母亲说：“我的女儿还年幼，您怎么料到她们长大不成器？做长辈的不可以这样咒骂小辈。”同时母亲指着我的脸说：“月仙（我的小名）记住，你们姐妹长大了要为我争气，好好做有用的人！”这个印象永刻心版！为了祖母不喜欢孙女，所以我幼时常被送至外家，由外祖母抚养。
祖母对母亲之横蛮及凶狠，从以下数例亦可见一斑：
三叔华春系祖父母的幺儿，自小被宠坏，长大不务正业，且染上不良嗜好，在他穷极无赖时，与当地流氓商议，某一夜间来家中仓库偷谷，消息走漏，有人向父亲告密，彼时系他当家，他急急与祖母商量对策，当时祖母同意是夜加雇工人看守仓库，当父亲外出着(1)工人时，三婶向祖母挑拨说：“大伯说我的丈夫要偷谷，有什么证据？如果他是贼，我是贼婆，您是贼妈，您甘心受此侮辱吗？我看多半是大伯嫉妒弟弟，有意诬造的。”这几句话，使祖母大为震怒，立即破口大骂父亲，三婶又哭又闹，全家陷入哭骂声中。其时父亲尚未回来，祖母乃转移目标，指骂母亲，那时我大约六七岁，母亲抱了我躲在卧房内，把门锁上。祖母拿菜刀守在门外，扬言要把我母女宰掉，此时约夜间九十点钟，如此僵持到第二天下午五六时，才由父亲陪同族长前来，把我们母女由房中放出来，于是父母亲及我三人跪在祖母面前认罪，任她痛骂一番，同时还要向三婶赔不是，总算满天乌云吹散了。我和母亲整整一天没有饮食，我在饥渴交迫时，几乎昏厥。这个印象烙我太深，至今记忆犹新。
又三叔因行为不检，患上重症，29岁即病逝，遗下二子一女，均在稚龄，其幼子周岁左右夭折，那时我们已分家，但为近邻。有一冬天深夜，我在睡梦中忽被大喊大哭声惊醒，父亲很机警，匆匆由后门溜走，母亲披上衣服，外出应门，一听系祖母及三婶的声音，不敢开门，原来她们抱了死孩子来我们家捣乱，说是母亲命不好，自己没有儿子，却时时咒诅侄儿，三婶的幼子是母亲暗地里咒诅死的，所以要把死孩放在我们家神位前，让我们全家大小一齐陪他死去，这样哭闹直到天亮，父亲又把族长请来讲情才平息，当然我们又一次地跪在祖母前认罪。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祖母这种近似疯狂的无理取闹，不知给母亲精神上带来多少痛苦与虐待。
还有一事至今我仍耿耿在心。那是每年阴历年底，母亲娘家总着工人挑两箩筐年货来，其中有一份最好的是送给祖母，另有两只小红灯笼，上面有“恭贺新禧”四个金字，这是送给我的，可是祖母把所有礼物放在她卧房里，由她随便分点给母亲，那两个小灯笼也高高地挂在墙壁上不肯给我，我又不敢向她要，只有借机会到她房门口偷看几眼。这两个灯笼要到正月十五才给我一个，到那时我已全无兴趣了，这在我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不可磨灭的愤恨。
以上所举例证都是我垂老仍记忆清晰的祖母的荒谬举动，此外因细故而大闹的事情简直不可胜数。母亲一生受尽婆婆虐待、丈夫冷落，其惟一的罪名是没有儿子，如果乾不夭折，或我们姐妹中有一个男儿，她的处境也许不至于如此的惨！
子欲养而亲不待
我与母亲见最后一面系在民国二十四年冬，那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及暨南大学教书，因熊氏向我提婚，我不知如何决定，特请假回家与父母商量，母亲此时病已很沉重，惟神志甚清楚，她认为人选不错，只是年龄大了。我临别时交她六张十元崭新钞票，请她随便花用。两个多月以后，母亲逝世，我奔丧回家，发现六张钞票仍放在抽屉内，当时心酸不已，深深地体会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哀。如今，我凭记忆所及写下她不幸的遭遇，然此仅是她所受折磨的十分之一而已，虽属陈迹，记忆犹新。走笔至此，又有余痛。
【注释】
(1)着：意为吩咐，作者家乡土语。以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