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与就业
江山县属衢州府，地当浙、闽、赣三省之交，县境内有仙霞岭，万山环列，一望无际。须江发源于县之石鼓，流经鹿溪，与常山县同江汇于钱塘，东流入海，以上二者为本县最突出的名胜。至于全县境内山明水秀，风景甚佳，尤以仙霞岭为著名险要、浙东屏障。只是在清末民初之时，本县仍因交通不便，与外界几乎隔绝，风气未开，教育落后，对女子教育，更不注重，故我幼时无机会受当时的新式这校教育。
蒙馆受教
七岁时，父亲请了一位徐老先生来家教蒙馆，这是我初次启蒙，教读《三字经》，学描写“上大人，孔乙己”红字，同时父亲邀来附近小女孩共读。蔡一锷夫人李馥梅女士便是那时蒙馆同学，至今还有书信往来（蔡全家移居美国）。大约在一年后的夏天，有一次我背不出书，老师用竹片做的板子打我的背，致背上有两条红印，我向祖母哭诉，她大怒说：“女孩子不能考状元，读什么书？”命父亲辞退徐老师，停办家塾，于是我失学了。
西河女校
辛亥年革命军起，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当时全国学校停课。江山有少数在杭州、北京等地求学的男学生纷纷回乡，如：毛常（夷庚）、毛准（子水）、毛咸（子正）、毛应麟、朱斌魁（君毅，我的中表兄，详见第三章“逃婚记”）、胡维鹏、胡之德等。这些青年从各大都市都得了不少新知识，眼看本县尚无女校，女孩无处求学，故商议办一女校。乃经费无着，校舍及设备无从筹办，束手无策。幸江山县城内，西河毛氏宗祠是一个有钱的机构，且有余屋。这批青年以毛咸为首，向宗祠主事者磋商借用空屋，开办女校，得其应允并协助，便因陋就简，居然办成，命名“西河女校”。那些发起的青年都是教师，公推毛咸为校长，当时仅有二十几个女生，我是其中之一。民国二年初，全国各校复课，我们的青年教师各回原校求学，西河女校由朱叶氏（我的舅母，她的名字好像是叶德桔）接办。
这个女校既非完全小学，也非正规中学，没有学制，只靠教师能教的便教，课程中有国文、算学、地理、历史、体操、唱歌、女红等。女生多半在家学过方块字，或读过《三字经》、《千家诗》，多多少少有点国文根底，故校方对国文特别重视，有《论语》、《孟子》及选读《古文观止》的文章，并背诵《诗经》等功课。
杭州女师
清朝推翻，民国起始，但百废待举，尤以教育未普及，民智未开为大问题。各县急于添办小学，无奈小学教员奇缺，因之各省教育厅共谋补救办法。浙江省教育厅令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加办讲习科二班，两年毕业，由各县县政府在县内女校中选择一名女生保送入学，完全免费，以年龄20岁至35岁为合格，毕业后回各县做小学教员。我幸而被选上，可是虚岁16，冒填20岁。
我被选上是有原因的：一是我能勉强写点通顺的文字。二是民国二年春全县发起天足运动，定期在城隍庙开大会。事先徐光国先生（朱君毅的舅父）写了一篇演说稿，要我背熟，上台演说。我费好几天工夫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光国先生及我自己都以为没有问题了。不料那天城隍庙挤满了人，姚应泰县知事和地方士绅一排坐在台上，我一进庙门就被吓倒！等到上台演讲时，讲词完全忘了，只向台后、台前一鞠躬，说：“今天是开天足会”，以下便说不下去了，忽然想起捐一枚银元做天足会基金是事先预备好的。急忙从衣袋取出银元一枚，放在台上，说：“我先捐一元。”便鞠躬下台了。此时姚知事问旁边的人：“这女孩是谁家的女儿？她背不出讲词而没有哭，知道怎样下台，真是聪敏。”因之姚知事对我有了好印象。（姚前后做了两任江山县知事，在他第二任时又帮了我大忙，详见第三章“逃婚记”第二节：家庭革命。）所以选拔女生保送去杭州女师，我便被选中了。
我被保送去杭女师，在那时是一件大事。衢州府没有女生入选，该府认为失面子，有些县份也没有女生可选，赶不上江山。衢州周石华女士于半年后自费赴杭求学，各县风起云涌争将女儿送往杭州受教育，本县女生亦相继前往，这对于女子教育是好现象。
那时我虚岁16岁，身体还没有十分发育，矮矮小小的，看上去像是一个小女孩。从未离开过家，满口江山方言，骤然离乡背井，投入一个陌生的环境，教我怎样适应呢？我一向男装，发多而长，拖了一条长及膝的辫子。入校第二天早晨便要把发向前面梳成一个大圆饼的样子顶在头上，我愈梳愈梳不起来，于是哭了。在旁边的蔡任玉（叔慎）同学看见了（女师的盥洗室是大家住在一起共同用的），帮我把长发剪短并剪少，方才梳成。以后好久都是她帮我梳的，我们成了好友，出了校门交往也未中断。后来她与蒋志澄先生结婚，伉俪情深，有一子。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蔡任玉偕儿子、媳妇在上海搭机赴港，因飞机出事，三人丧生。蒋志澄先生在上海服毒自杀，真是惨绝人寰！
在校约一星期，有一天学监沈兆芝女士叫我去问话，她问：“毛彦文，你今年几岁？”等了好久，我答不出，反而流下泪来，勉强说：“20岁。”沈说：“20岁就20岁，为什么要哭？”这叫做贼心虚，自己知道是虚报说谎。
经过测验，这新开办的讲习科分甲、乙两班。乙班因程度太差，改为三年毕业，甲班二年毕业。我被分在甲班。这班有三十余人，我年纪最小，同班同学叫我“小姥”。最年长者为孙朗玉，已三十多岁，杭州人。次之应品仙，永康人，及谢镐，她们已二十五六岁。我们四人因常名列前茅，很快便成为好友。第一个月，月考成绩发表：应品仙第一名，谢镐第二名，我第三名，孙朗玉第四名。孙大起恐慌，私下跟我商量，把第三名让给她，因我年轻，名次低点不要紧，她不能落在“小姥”后面。我答应她的要求，好几门功课代她做枪手。可是到了毕业发榜时（榜是贴在学校大门外的），孙还是第四名，我依然第三。
民国四年夏，我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秋间应永康县女子讲习所之聘，教了一年书。杭女师的二年讲习科是专为训练小学教员而设，不是为升学。我志在读大学，故非另择校肄业不可。这个讲习科是专门为栽培小学教员而设的，所有功课都要配合这个目标。学生毕业只能做小学教师，如果想投考大学，程度是不够的。
湖郡女校
民国五年夏，朱君毅从清华学堂毕业，秋间赴美留学。暑假回家，我们有五年不见了。他住在我家，彼此有说不完的话，最重要的是选学校，（当时两方家长都主张我们先结婚，然后君毅赴美，我去升学。我们二人均不同意，因为时间太匆促，在新婚期间便赋骊歌，对二人的心理上、精神上都不好，宁愿忍痛久别。）最后选了浙江吴兴的湖郡女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选此校是为了想多读点英文。君毅将于七月放洋，我们于六月中旬由江山乘帆船去杭州转上海。君毅与一批同学在上海候轮出发，湖郡于七月初先开学，他送我去由上海开往吴兴县的船码头，当两人握别时，我几乎放声大哭，君毅则黯然呆立岸上，频频挥手。这一别便是六年！
湖郡女校在海岛（地名），为吴兴县有名学校，当地人称它为贵族学校，规模不大，风景甚佳。有男女两校，中间隔一礼拜堂，校长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这是中学（四年）及小学混合的学校，没有向我政府立案，课程由学校自由编排，与立案的中小学课程不一样。学生约一百五十人左右，中学生住宿。我从未接触过教会式教育，对于《圣经》一无所知，做礼拜更为茫然。刚听讲道及唱赞美诗，以为前者是天方夜谭，后者好像一群人在哭喊，非常不习惯。同学多半是教徒，她们称我为“外教人”。幸而一个月后朱曦来了，（后为朱庭祺夫人，她系熊秉三先生夫人朱其慧女士的内侄女，民国二十年朱夫人逝世，二十四年我与熊先生缔姻，完全是朱曦促成的，详见第四章“奇缘此生”）她也是“外教人”，对于教会一切也一无所知。我们年龄相若，教育背景相似，很快便成知己。
朱曦好像没有进过小学，她的耽误入学是为了要在家侍奉年高的外祖母马太夫人，马太夫人无子，仅育一女，那就是朱曦的母亲。传闻朱曦的父亲因暴病逝世，当时瞒了即将临盆的太太，不知为了什么，朱太太甫生产不久，便知道了丧夫的消息，以致一恸而亡。遗下一群子女均由外祖母抚养长大，迨哥哥姐妹相继离家远道求学，只有朱曦自愿失学在家陪奉外祖母，直至马太夫人逝世后，才由长沙去北京姑母家。
朱曦所以去湖郡女校，也许因为其堂妹朱
（字君允）及同乡刘菊淡在该校肄业的缘故。她初去校时完全是闺阁式美人，举一例证明，她穿的是平底绣花缎鞋及白竹布短袜，在那时女学生已没有人穿那种鞋和袜了。她与我都是由A、B、C、D开始学英语的。教员是本校前一年毕业生邱丽英女士，吴兴人。
第一学年朱曦、俞雅琴（后为陈鹤琴夫人）、高英凤及我四人同一寝室。民国七年秋，即第二学年，我与朱曦二人得了一间仅容两人的寝室，于是我们朝夕相处，交情又进一步。二人都没有家及任何亲友在吴兴，故周末及假日仍住校内。闲时我们在寝室内话家常，朱曦和我谈她的家世甚详，尤其常谈及她的姑父（秉三公）及五姑母（朱其慧夫人），她对他们的感情好像和自己的父母一样。那时其姑父五旬生日将近，她一有空便在房中绣花，绣的系两个黑缎子靠垫，一绣黄菊花，一绣红梅花，都非常雅美。
民国七年，秋季开学时，来了两位新同学，都是上海人。一是张维桢（后为罗家伦夫人），一是张佩英（后为邵雨湘夫人），她们两人原是好友，和我及朱曦很谈得来，于是我们四人便成为好友了。
1920年湖郡女校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维桢、王会悟、陈达人，后排左起张佩英（蓓衡）、毛彦文
当时，礼拜堂的牧师是江长川先生，（后成名牧师，据说他是为蒋公介石施洗礼的人）我入学约一星期，他邀我晤谈，问我懂不懂“道理”，我说不懂，他便讲上帝如何如何地爱世人，信上帝的人将来会上天堂等等，要我多听道，多读《圣经》。从此隔些时就要我去他办公室，考问懂了多少道理，读了多少《圣经》，渐渐地他要我领洗礼，我总以让我多读点《圣经》，多听点讲道再说。直到最后一学年，有一天江牧师又要我去见他，他一开口便说：“毛彦文，你到底领不领洗？如果不领洗，你上不了天堂，将来会下地狱……”我冲口而出：“我还年轻不想死，不要上天堂。”江气极了，说：“你这女孩子真调皮，你的灵魂不会得救的！”（因为江牧师这句话，我终身没有入教。）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发生了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的学生运动，抗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平会议对于我国不公平的待遇，即将以前德国人在我国青岛取得的特权让与日本。初则北大学生联络北京其它学校学生罢课游行示威，逐渐扩展到全国工商界罢课罢工，这便是“五四”运动。
那时吴兴县中小学也联合起来响应罢课游行。湖郡女校系教会学校，非常保守，洋校长是不许我们参加的。有一天，一群男学生在我们校门外大喊：“有胆量的洋奴滚出来！”我们听了非常激动，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立即要求洋校长让我们参加游行，终被拒绝。校长说：“你们这些女孩子，如果要出去游行，那么全体离开学校，我把校门关起来。”于是全校骚然，不顾一切，立刻召集全校紧急会议，为首的学生是朱曦、张维桢、张佩英、陈达人、毛忆春、毛彦文六人。同学推我们六人为代表，向吴兴县学生联合会求援，请他们协助我们全校一百五十余人迁出学校。他们替我们找到一所会馆（忘其名），我们六人即引导全校同学离开湖郡女校。洋校长此时无法阻止，自悔说错了话。大约离校一星期光景，校长觉得无处世经验的年轻女孩，如果在外出了差错，她得负很大责任，故派人来与我们商量，要我们搬回学校，照常上课，倘学生会通知游行、演讲等事，允许我们参加。校长已让步，我们在外不舒适，乐得答应回校。于是，我们忙着写标语、演讲、游行，还办了一份《吴兴妇女周刊》，由我编辑，这些活动对于功课当然有妨碍。
校长在我们搬出学校时，去信通知我们六个代表的家长，要他们把我们接回家。去信后只有朱曦的姑母熊夫人朱其慧女士采取行动，立即来电报，说她的三姑母病危，要她速回北京。朱曦信以为真，匆匆北上，到家才知道被骗，但家人已不许她回湖郡。因此她改进天津中西女校。彼此友情，并不因分离而中断，我们仍不断地书信往返。
北京女高师
我于民国九年夏在湖郡女校毕业，是年秋季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招收女生（也许是国内第一所男女兼收的高等学校），我很兴奋，有此机会，即去报名。但不数日报名证件（文凭等）被退回，理由是：湖郡女校系教会学校，未向政府立案，没有资格参加国立学校入学考试。我非常失望，正在一筹莫展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招生，并且每省考生中有免费名额，即去报名。考试是在杭州省教育会举行，考试结果，我是浙江省第一名录取。这使我想起同是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为什么南京的高师，我连参加考试的资格也没有，而北女高师竟录取我第一名？当时南高师的教务长是陶知行（后改为陶行知），我气愤不平，写封公开信登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质问他为何南、北高等师范有如此不同的标准？此信一发表，引起好多同情者，年轻学生（男的居多）纷纷投稿责问。陶寄一私人信，略谓他是限于法令，不是有意拒绝我，如果我向往南高师，可先去北女高师读一学期，然后以北女高师学生资格申请转学，他一定欢迎我。我认为既被拒绝入学考试于前，绝不愿申请转学于后，于是北上入学。
因去北京太早，学校尚未开学，故暂寄住表妹朱豪夫家，即叶华伯先生家中（叶家于我到北京一个月后即迁回南方）。我初到北京，对它非常陌生，加之语言（纯北京话）有些隔阂，大有飘零异乡的感觉，于是写信与在天津中西女校肄业的朱曦，告诉她我已来北京，她接信后即来看我，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欣悦。朱曦带我去她姑丈家，并把我介绍给她的姑丈熊希龄先生、姑母朱其慧夫人，承他们以长辈之礼招待，这是我初次认识熊氏伉俪。同时朱曦又介绍她的胞妹朱嶷（后为董时进夫人）及堂姊妹朱畹（朱经农胞妹，后为饶毓泰夫人），她们两人都在女高师肄业，这样我不寂寞了，进校后她们便是同学兼朋友。尤其朱嶷照顾周到，她代我买了一小本子，刻了一枚父亲名字的图章，每逢周末，她和我拿了小本子去教务处，打上家长的图章，便去熊府度周末了。（朱家的子侄辈在北京没有家，以熊府为家。）
朱其慧夫人的兄弟辈都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孤女都由姑母教养成人，他们全住在熊家，故我有机会认识朱家的姊妹兄弟。
我在北女高师进的是英文系，系主任吴贻芳，名教授如：毛子水、陈钟凡、李大钊、刘廷芳、张耀翔、徐亦蓁等都是本校的教授。北女高师造就不少人才，现在在台湾知名度较高的有江学珠、苏雪林，前者为教育家，后者为文学家，她们都与我同时（苏与我同学一年即毕业，江同学两年）。当年在北洋军阀时代，教育经费不充裕，教育部常发不出薪水，国立大学、高等师范等学校欠薪数月是常有的事，所以教授不得已，曾一度全体罢教。
记得在校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教授罢教，我在十分无奈的情形下，去学校对面教会办的培华女校补习英文。有一天早晨刚走到会客室门口，（女高师的会客室设在学校大门前中间，出入必须经过。）有一人站起来行一鞠躬礼，等我走到他面前，阻我前进，要我坐下谈谈。我说不认识他，他说不要紧，既然见到苏梅女士，就是朋友了。（苏雪林在女高师是用苏梅为学名，后改用今名。）我很生气，一冲而出校门，两小时课上完后回校时，径去质问苏梅为什么有这样鲁莽的男友，在旁的同学哄然大笑说：“原来是你冒充苏梅！”事情是这样的，有一谢姓男生登报说将出版白话诗（那时白话诗是很时髦的），可以预约购买，苏梅预约印了一本，迨书出版寄来后，苏梅看完写了一篇批评文章，登在《晨报》上，于是笔战开始，谢写了辩驳文登在《京报》上，连日你来我往，热闹非常。有一男高师学生读了苏梅文章，着了迷，迭次去信苏梅，要求面谈，她置之不理，此人有些精神恍惚起来，亲来女高师求见，不巧碰错了人。当时我离开会客室，这位仁兄也离去，在路边摊上喝了汽水，因付不出钱，跟摆摊的人冲突起来，摔倒受伤，送进医院，一时传为趣谈。后来此男生登报向某女士，即本人，道歉。同时苏与谢的笔战越来越凶，加入笔战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京报》忽然登出一篇标题为“呜呼苏梅”的文章，内容不堪入目，不是论诗，而是谩骂。至此胡适之先生出来说话了，要双方停止笔战，此事方告结束。这在当时是轰动学界的新闻，也是我在女高师经历的一段小插曲。
金陵女大
民国十一年秋季，我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那时称大学，在教育部立案后改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因为转学，我在女高师两年选修的功课当中，有几门功课的学分金女大不承认，所以我成为在一年级与二年级之间的未分班学生，有些功课分在一年级上，有些分在二年级上，读完一年后才正式为三年级学生。
英文课我被分在二年级，第二次上课即碰上每月一次的English Club Meeting，那是上课时用英语学习开会程序，临时选一位主席。忽听有人提名“毛彦文”，立刻有人附议，而且全体通过。提名的人是章
—即“展”字古写——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女儿，附议的是刘蓉士。我当时几乎哭出来，这种用英语进行的开会方式，我从来没有经验过，当然不肯上讲台做主席，当时英文老师Miss Union（也许不是这个字，记不起怎样拼的了）很慈祥地说：“你上去，我会告诉你怎么做。”我含泪被迫上讲台，糊糊涂涂地过了一小时。可是心中非常愤怒！这是老生欺侮新生的陋习，非报复不可。于是跑到章寝室门口（金女大校规，不能进入他人寝室）大叫，要她出来论理，彼此争吵一番，出出气。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不打不相识”，我这举动引起章的好奇心，认为这个新生有胆量。从此，我们成为好朋友。
1921年三姐妹摄于南京。坐者大姐彦文，站立者左五妹同文，右三妹辅文
民国十四年，我在金陵女大毕业之后，便受聘于南京江苏第一中学，为初中部教员兼女生指导（是年该校初次收女生，男女同校）。在该校两年，北伐军兴，民国十六年春，南京被围，学校停课。我偕三妹辅文（在东南大学肄业）和五妹同文（在金女大附中肄业），冒险逃到杭州。原拟回江山家中，乃道路不通，只得暂且在杭州住下。先拟住女青年会，有人说女青年会系帝国主义机构，在被打倒之列，不能住，乃改住城站旅馆。三人挤在一间房内，正一筹莫展时，有一晚我已就寝，忽有人敲门说要看毛彦文，同文请他明天来，那在门外的人说：“我是毛彦文的老师，叫她起来。”相见之下，始知他是前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教教育课的张葆灵先生。他看见我们的狼狈情形，便说：“明天你们去省政府司法科（后改为司法厅）看我，我会安排你们的工作。”
浙江省政府
张老师那时任省政府委员兼司法科主管，经他安排，我在司法科当科员，辅文、同文则在省政府图书馆工作，如此有一个月。有一天省政府被包围，自上午八时起至下午五时止，禁止员工进出，我被困在办公室内一天。傍晚解围后出来，才知道是逮捕共产党员，我们事先一无所知。省政府主席宣中华被押去上海枪决。省政府改组，我们姊妹三人依然留下蝉联。同文年幼，不愿继续在图书馆工作，回江山家中，我与辅文留下。
浙江省政府内部大幅改组，约半个月后各厅才正式成立，开始办公。省党部之改组先行完成。我与辅文因省府改组，暂停办公，是否留职，不得而知，十分焦急。适此时同乡姜绍谟需由江西到达杭州，接收省党部，需人孔急，他要我去党部妇女部为秘书，部长是葛武启（妇女部由男人做部长，足见当时妇女人才之短缺）。我告诉姜，我不是国民党员，他说没关系，于是我便做起妇女部秘书来了。不久葛武启他调，杭州名律师沈尔乔接任部长，他特去女青年会看我，面邀继续秘书职，不知何故，没有多时沈又离职了，许宝驹到任，仍留我为秘书，我成了三朝元老。那时省党部对外活动频繁，经常开这个会那个会，妇女部便由我代表出席这些集会，每次都要讲话，所谓部长，其实是挂名的。因之好多人对我的印象很深，这也说明女界人才不多。
不久省政府各厅正式成立，发表职员名单中我为司法厅科员。但我已任职省党部妇女部，能否兼职成问题，于是去见司法厅厅长阮荀伯先生，这位长官非常慈祥，恳切地告诉我，他早知道我在妇女部，所以仍要我为科员，是想栽培一位懂法律的女性。他把两处办公时间替我分配了一下：上午八时至十时及下午二时至三时在司法厅，余时去妇女部。我又告诉他，不懂“等因奉此”的公文程序，他立刻请章绶谦科长来，随时教我拟稿并代为修改。这样像慈父和老师的长官，令我感服莫名。我在司法厅约有半年，有一天阮厅长要我去见他，他说：“昨天民政厅马厅长（马叙伦）来说，查你的履历，在金女大主修教育，辅修社会学，不适宜在司法厅，应调去民政厅。”我听了非常惊惶，好容易把公文程序学得有点头绪，忽然又要他调，冲口而出说不愿去民政厅。阮厅长说，他也不愿我调厅，但我是女的，马厅长既然指名要调，他不便强留，好在两厅都在一幢房屋内（那时各厅都在一处），倘我有疑问，仍旧可以请章科长帮忙解决。
事后才知道，马叙伦厅长调我去民政厅系抵制当时杭州名人王碧华。王指责马不够开明，他厅内连一个女职员也没有，故毛遂自荐，要马任用她。马把我调过去，表示民政厅有女职员了，王便无话可说。
初进省政府时，主席是张静江，当时政局动荡不稳，五日京兆，时时调动。后来蒋伯诚为省府主席（也许代理），有一次总理纪念周，台上坐着全体省府委员，台下站着各厅职员。蒋主席忽然指名“毛彦文同志上台演讲”。事先并未通知，听了愕然！不肯上去，蒋连叫三次，同事劝我赶快上去，不然主席太没面子了。我深感这是对女职员的一种戏弄，非常生气，勉强上台说：“承蒙主席抬举，命令说话，想系临时考试彦文是否合格作省府职员，希望及格，谢谢主席。”鞠躬下台。回到办公厅，刚坐下，有一工友来说：“马寅初委员请。”这是我初次认识马委员，他说：“你刚才表现得很得体，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工作，为什么不出国深造？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的吗？”我告诉他已向美国密歇根大学申请奖学金，明春才知道是否得着，谢谢他的奖励与关怀。
密歇根大学
民国十八年秋，我因得到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的Barbour Scholarship赴美。这个奖学金系由美人Levi Lewis Barbour设立。1912年，他偕夫人周游世界各国，到了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家，发现当地女子教育落后，而且医药情形更差，回国后拨出一笔现金在密歇根大学设立奖学金，专为远东女生而设。该大学设一奖学金委员会管理之，名“Barbour Scholarship Committee”。这个奖学金的委员会经营捐款得法，为东南亚各国造就不少女界人才。最初要学医的女生方可申请，后放宽标准，只要该女生在本国大学毕业平均分数八十分以上，有两位教授的介绍信，经该奖学金委员会审查合格便给予。在20年代这是很优厚的奖学金，每月80美元，学杂费由委员会缴付，有些节省的女生，每月还有余钱。1920年除普通奖学金外，又加Fellowship，每名每年2000美元，得此种奖学金的人，须在本国学术界已有成就，由该国学术团体或大学推荐。
半世纪以前，我国女子高等教育已较任何东南亚国家为进步，所以被选中的女生较多。国人得是项奖学金，最早的有丁懋英和吴贻芳，丁学医回国后在天津开妇科医院，吴回国后为金女大校长。我那年各国得奖学金的女生共有二十二人，中国即占七人。与我同时得奖学金的，有郭美德（沪江大学）、刘菊淡（南开大学）、张肖松（金女大）、吴鼎（由日本去美，其母为日本人）。稍早几年去的而仍与我同在密大的，还有朱滶、包自立、丁懋英、高君珊。葛成慧于1929年得到，与我同时在密大，彼此过从甚密，成为好友。
我于民国十八年七月乘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S.S.President Cleveland）赴美。船上有一百五十余名男女学生，几乎全是清华毕业的官费留学生，约二十余名来自其它学校，女生不到十名。那时邮轮规定学生须坐头等舱，头等有两种，第一种是真头等，每人一房；第二种系头等中的两等，两人一房。我们全体学生都是两人一房，我与王粲芝（秋瑾的女儿）共一房。上船第一晚上有Captain Dinner（船长请宴），很是隆重，乘客须穿礼服，王粲芝上身穿短圆角衣，下身穿长裙，一出现便引起男生哄然大笑，因为那种衣服已过时，旗袍为当令衣着。自从那晚以后，王即不出房门，每餐都由仆役送至房中。我因同船有金女大同学，日间便与她们混在一起，晚上才回房中，王粲芝常跟我闲谈，说了好多当时的掌故，很为有趣，举一例：她问我认识张默君及邵元冲吗？我说认识前者，不认识后者。她告诉我她因找邵元冲担保两千美元保证金（当时美移民局要留学生付两千元保证金），连去他家三次，门房都说邵先生不在家，最后一次她火了，说要坐在邵家等邵回来才走，门房这才偷偷告诉她，应说拜访邵先生及夫人，不能只说要见邵先生一人，依言通报进去，邵氏夫妻果然接见了。
船行二十多天到了西雅图，梅贻琦先生那时为清华留学生监督来接船，第二天大家便各奔前程。我到校已迟，女生宿舍没有空位，租了一间校外住处，不能举炊，三餐都要在外觅食，很不习惯。安娜堡冷得非常早，九月初便飘雪。初次下雪时，我打电话给朱滶，告诉她不出去赴约共进晚餐了，朱坚持要我去她处，我打了伞去，她见状大笑，说这儿没人下雪打伞的，要我赶快把伞收起来。雪自九月下到第二年三四月间，地上全是冰，一不小心就滑倒，树上结的冰柱，十分美观，用“冰天雪地”来形容此大学城，最为恰当。第二学期搬进女生宿舍Helen Newberry Hall，一人一房，非常舒适。每天除三餐外，下午还有茶点，晚上九时后有点心，每月付膳宿费三十元。安娜堡是一个以学校为重心的小镇，几乎所有商店都为学生而营业。
当时我国男女学生在密大的约有四五十人，有学生会之组织，每学期开会一次，餐叙、跳舞、聊天，大家心情欢乐，但也仅此而已，平常各忙所忙，很少往来。与我交往较密切的同学有朱滶、郭美德、包自立、曹用先（查良鉴的元配夫人）等。曹与查去密校时系未婚夫妻，1930年夏他们在安娜堡结婚，这是我国同学在密大的大事，大家都喜气洋洋，多方协助，令婚礼尽善尽美。曹用先是一位学识丰富、待人诚挚的人，朋友中我最欣赏她，不幸她来台不久便病逝，至今我仍有失去知己之痛！
初上课有困难，教授的话不能完全懂，笔记写不完全，只有拼命地上图书馆，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一切困难都克服了。我主修中等教育行政，辅修社会学。所以选中等教育行政，因有一个愿望，希望回国能办一所够水准的中学校。我认为中等教育最为重要，如果一个学生在中学时代打下各科的良好基础，同时学好道德规范，到了大学将为优秀的大学生，对于功课则事半功倍，对于做人处事将成为一个正直无私的标准好公民。可惜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徒有幻想而已！
第二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原拟继续攻读，不料此时母亲病重，父亲迭函催促回国。只好于六月间离校，好友曹用先等送行，短短两年，匆匆过去，所学虽稍有所得，终有不够深入之憾。密大良好的教育、宏伟的校园、可爱的小镇、同学诚挚的友谊，都令我依依不忍离去！
返国执教
1931年夏，同学高君珊、葛成慧及我三人偕同回国，取道欧洲旅游。第一站由纽约乘船去英国。英国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国家，她的英语与美国变调的英语不同，初听很不容易懂。我们住的旅馆房间内有三个灯：一个在天花板上，一个在床头，另一个在梳妆台上，三个灯不能同时全亮，床头的亮，其余两灯便不亮了。我们以为电线有毛病，叫来女侍，她说：“你如要梳妆，用梳妆台灯，其余两灯便不必亮了，因为你不能同时做几样事。”在美国房内所有的灯都可同时打开，这证明英国节俭多了。我们在伦敦勾留了两星期，参观了不少名胜，如大英博物馆、西敏寺、圣保罗大教堂、温莎古堡、泰晤士河，及看白金汉宫卫队换班等。第二站去巴黎，巴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沿街咖啡座，皆由五颜六色的伞支撑着，一个人可以在此消遣整天，看书、阅报、写情书、与朋友或情侣聊天。这种浪漫气氛是别国少有的。至于古迹，当然很多，最出名的卢浮宫、凡尔赛宫等处，我们也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又去瑞士、比利时等处与法国附近的国家游览，终站是德国的柏林。因我们要在柏林乘俄国的西伯利亚火车，经过俄国，须申请过境签证，痴痴地等了一个月，签证才发下。这期间我们住一私人住宅，房主是两个年过半百的未婚姊妹，很和善且勤快。柏林给我的印象是到处整洁、民风厚朴。那一个月内，我们游览附近名胜，以及看电影、逛百货公司、逛街，有时也学着喝点啤酒，藉以消磨时间。
留学归来的毛彦文
西伯利亚火车分两等：一是硬座，须旅客自备卧具，一间房内上下铺各两个，容四人，男女不分；一是软座，两个铺位，供卧具。前者较便宜，我们三人买了硬座，好不容易找到另一女客，凑足四人。车上没有茶水，不卖膳食，须旅客自己预备干粮带上车。至于茶水，则火车到每一站便停下，旅客自己下车取水。车行甚速，好像都在沙漠中奔驰。车进入俄国境界时，看见俄人大排长龙，等候买黑面包，那副穷苦景象令人心酸。在车上过了约一星期，终于到哈尔滨。下车。一进国门，犹如回到了家，那份喜悦，难以形容。同坐火车的还有三位本国男士，我们去市上饱餐一顿，地道北方菜，其味无穷。勾留一天，随即乘火车去天津，我在天津下车，高君珊和葛成慧径赴上海。
在天津，我先找到一家旅馆，略事休息后，即去拜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他坚留我住在该校女生宿舍，令宿舍管理员顾如女士招待，盛情可感。由顾女士处得知，熊夫人朱其慧女士新近去世。她在世时曾以侄辈相待，尤以民国十二年夏，她在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主持我与朱君毅解除婚约一事，那份爱护的情义，令我深铭五中，故特赴平吊唁。到了熊府晋见秉三先生，他那时悼亡情深，形容悲戚，略慰唁几语，即去晤多年不见的旧同学朱曦。好友重逢，欣快莫名，她留我住在她家叙旧，三天后南下赴南京，住同文家。第二天报纸第一版头条新闻登载惊人消息，沈阳失守，日本军阀已开始武装侵略！这就是民国二十年的“九一八”事变。旬日前我曾经过哈尔滨、沈阳那些地方，不料转瞬间便成沦陷区！沈云龙先生在他《抗战十四年，胜利四十年》（登载《传记文学》第47卷第3期，1985年9月号）一文内说：“一般所习称的‘八年抗战’系指起自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迄民国三十四年‘九九’南京受降而言。然按诸抗战史实，殊有未谛。溯民国二十年‘九一八’沈阳事变！突发之初，日军首袭北大营，我守军第六二〇团团长王铁汉即予还击，此时抗战实已开始。”从此，日本军阀蚕食华北，渐侵全国，我举国奋起抗战，不计牺牲，不辞艰苦，终于得到胜利。
未回国前，即致函前女高师及金女大教授陈钟凡先生（在这两校，我都选他的课，他对我很奖励），恳他代找一教职，那时陈在上海任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为郑洪年先生。很顺利地得他复信，谓已在暨南大学教育系为我谋到一个教授职位，不久即寄来聘书，并要我九月前到上海见郑校长。陈先生与郑校长约好八月底某日，由他陪我去郑公馆。我们二人进入客厅时，郑坐在沙发上阅报，并未因有客人放下报纸。陈钟凡先生说：“校长，我带毛彦文先生（当时称老师为先生）来拜见您。”郑说：“请坐。”仍旧阅报，并没看我们一眼。约有一刻钟光景，郑放下报纸，朝我观看一下说：“毛先生，你是专任教授，月薪二百元，每星期教六小时课，校中需要女生指导，所以请你担任此职，住在女生宿舍，你必须严厉管理女生，有什么问题和我磋商。”
我在上海无住处，做女生指导可住在校内，很为满意。可是隔了几天，陈钟凡先生寄来快信，要我立刻去见他。见面后他告诉我，郑校长说，我年纪太轻，女生指导恐不能胜任，己另聘他人，加六小时课，每周12小时，仍为专任。当时又气又失望！于是去看在复旦大学任教的同学郭美德女士，向她诉苦。美德说：“复旦正在物色女生指导，我陪你去见李登辉校长，也许他会请你。”李校长系华侨出身，毫无官僚气派，爽真诚恳，系一恂恂儒者。一见面便肯定请我做女生指导。可是他说只做女生指导，怕女生轻视，还须教几点钟课，于是马上找来教育系主管安排科目与钟点，每周教五小时。李校长又用英语对我说：“Don't push the girls too hard.You work slowly but steadily.”这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同时得了两所大学的职位，复旦大学在江湾，暨南大学在真如，每周一、三、五三天在暨南，余时在复旦。
开学不久，在暨南校园内，忽然遇到以前女高师同班同学胡淑光，问她为何来此，她说：“在南京很闷，出来找点事做散散心，郑校长请我在大学部做女生指导，在中学部教六小时课。”于是恍然大悟，郑洪年校长把女生指导改聘胡淑光，是为应酬，因为当年胡的丈夫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司长，亦即暨南大学的顶头上司。大约隔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在暨大下课后去找胡淑光，她已离去，女生宿舍内到处贴着“打倒泼妇胡淑光”的标语。我找到胡，问她原因，她愤怒地说：“郑校长要我严厉管理女生，我照办，引起女生反抗，去找他，他说：‘你不要做女生指导，专教中学部的书好了。’”听了心悸不已，如果郑没有改聘胡，我也许会跟胡遭受同样的打击！
我每周往返于两大学之间，一切顺利，与复旦女生相处融洽，亦师亦友。几年下来，相安无事。至今在台湾尚有女生邵梦兰、姚兆如、施祖佩等与我时相往来，尤其邵梦兰校友非常多礼，这是她以身作则的美德。至于在两大学授课，也很顺利，师生感情融洽，直到民国二十三年寒假辞去两校教职，大家还依依不舍。当时复旦李校长不允许我辞职，理由是聘约要翌年六月才到期。经秉三先生亲去校磋商，并向校长秘书长金通尹先生关说，才得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