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细节看中国香港
来来去去香港，虽说不像头一回去的时候那样充满新鲜感，但2007年这一次前往香港出席学术研讨会，我却有许多新的观感。
如今去香港，非常方便。手持五年或十年有效的“往来港澳通行证”，说去就去。
铜锣湾是香港最热闹的地方。这一回我又住铜锣湾。一进珀丽酒店的电梯，我就发现设有“机关”，即安装了“电梯门禁读卡系统”。只有把房门钥匙（卡片）插进电梯读卡器的凹槽里，电梯才能上升。这小小的设施，大大提高了酒店的安全度，因为这么一来，非住店者就无法启动电梯。
珀丽酒店的标准房大约只有中国内地标准房的一半那么大。虽说房间里有两张单人床，却只有一把椅子，倘若再放一把椅子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注意到，窗台被利用起来了，嵌进一张无脚的可以坐两人的沙发，这样来了客人勉强可以有坐的地方。香港朋友告诉我，他家也是把窗台改装成沙发，因为香港人多地少，房价昂贵，必须充分利用每一寸地方。他在香港奋斗了四十年，从租房到买了40平方米的房子，然后又继续努力，如今算是拥有80平方米的分期付款的两房一厅，已经很不错了。难怪香港的楼房那么高，四十多层的公寓楼比比皆是。也难怪香港人会客，大都在茶楼饭馆，或者在公园海滨，因为家中实在太逼仄局促了。
香港朋友帮我买了香港电话卡，每张78元港币，把小芯片装进我的手机之后，我就有了香港手机号码。这样，我不仅可以用手机打香港本市电话以及国际长途，更重要的是，朋友们可以随时拨打我的香港手机号码，很容易就能找到不常在宾馆的我。
在珀丽酒店一侧，是香港中央图书馆，会议在底层的会议厅里举行。令我惊讶的是，我每天来到香港中央图书馆，总是看到读者络绎不绝地朝这里走来。我曾经到这家图书馆各阅览室看了一下，人都坐得满满的，其中以年轻人居多。香港的商业气氛那么浓厚，香港人却依旧保持强烈的求知热情。
香港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城市。研讨会限定每位嘉宾的发言不得超过二十分钟。到了第十五分钟，坐在第一排的小姐就举起“五分钟”的牌子提示；到了第十八分钟，举起“两分钟”的牌子提示；到了二十分钟，铃声响起，演讲者必须结束发言。香港的“会风”很好，无人迟到，也无人早退，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演讲。除了有事请假者之外，没有人无故缺席。香港人没有午睡的习惯。会议安排相当紧凑，上午、下午都开会，下午的会议在6时结束，吃完晚饭已经是7时半。我只能把接受记者采访、会见友人安排在晚饭之后，或者会议间隙。
往日，港币比人民币“吃香”，长期以来汇率为“三条杠”，即“111”，也就是111元人民币兑换100元港币。这一回，我见到街头的“人民币找换店”前，挂着“人民币兑换港币1∶1”的牌子，清楚地表明人民币明显升值了。另外，街头的“ATM”机标明，凭中国内地的“银联卡”，可以直接提取人民币或者港币，这给内地游客购物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由于连日开会，香港主办方觉得不好意思，在最后一天安排与会者“香港一日游”。运气不错，那天碧空如洗，香港在蓝天白云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美丽。香港岛四周环海，而这海湛蓝湛蓝的；香港岛又有山，而这山不高，使得香港的楼房高低错落，富有层次。虽说香港寸土尺金，却非常注意绿化，这里气候暖和，到处一片葱茏。香港的环境保护甚好，天是那么透，水是那样清。在这样的地方有一天的时间游览，我格外愉悦，用数码相机拍了许多照片。
结束了“香港一日游”，我即将离开香港，才从同行的朋友那里得知，一位喜欢写诗的香港文友自掏腰包为来自内地的文友们不声不响“埋单”。原来，香港对于政府机关的开支控制甚严，像“香港一日游”之类的费用是不允许由香港艺术发展局这样的政府部门支出的。我不由得记起，这次出席研讨会，香港艺术发展局给所有出席者提供的旅费，从不支付现金，而是开支票。据说，这也是香港政府的规定，以便从制度上不给贪污者以可乘之机。
离开时通关的速度颇快。往日，我在深圳罗湖或者皇岗过关，排一两个小时的队是家常便饭。这一回我离开香港，从罗湖通关。那天是周六，照理是过关的高峰，排队会更长，可是，由于办理过关的窗口增多，手续也简化，所以只几分钟我就顺利出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