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者 序
——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恺撒这个世界历史上头等重要的人物，即使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也能从历史教科书里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若干事迹。爱好文艺作品的读者则可以通过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接触到他的形象。但这并不说明我们都熟悉他，了解他。事实上远非如此。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但我们一般人难以看得到足够的文献可据以作出自己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就是在专攻罗马史的学者中间，如何评论恺撒也还是一个长久争论未决的问题。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两千年以来，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地区的背景上，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去看他，这就出现了蒙上各种各样色彩的恺撒——从罕见的天才、不世出的英雄到暴君、坏蛋不一而足。十九世纪德国最大的罗马史专家蒙森是颂扬恺撒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蒙森名气大，他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在一个时期里又相当流行（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几乎欧美的主要国家都有译本，因而他的看法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在青年时代读他的书，在多处觉得他的意见相当武断，当时就怀疑作者未必对恺撒其人真那么有好感。后来又读了蒙森的另一些作品，多了解到蒙森的一些情况，知道这个人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而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他之把恺撒渲染过甚是另有打算：他是想通过描写恺撒来塑造自己的理想统治者，实际上就是他希望看到的德国皇帝。人们总是为了自己的现实需要来学习历史、借鉴古人的。恺撒虽然是两千年前的西方人，但研究他却颇有现实意义。
乌特琴柯(1)这部书是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探讨恺撒的生平和事迹的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是一部以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对象的评传，程度在专著和通俗读物之间，它不是以文艺手法写成的传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部书也许能够写得更生动一些，但那就成了一部历史小说，不是学术著作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这部书较少苏联五十年代的那种“教条气”，“水分”较少，作者能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分析，而不是用空洞的理论和概念去套事实，所以叙述得比较平实，论据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对西方的研究成果，特别对于比如说盖尔策尔(2)的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著作，也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闭着眼睛一概否定。由于本书是评传，所以在夹叙夹议之中，随时给人以思考的余地，不作专断的结论，这也是本书一个特色。特别是最后一章结尾部分，写得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生动，足以启发我们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然，此书和任何一部作品一样，仍然是有商讨余地的。在学术问题上，任何人都可以对之发表自己的意见。书中某些提法为译者不敢苟同或某些地方译者认为说得不够完全的，就分别在这篇译序中加以讨论或补充。不过这也仅仅是译者的一得之见，只供读者参考罢了。
附带要说明的是，译者有不少资料卡片已在十年浩劫中遗失，故文中有若干引文仅凭摘录而无法再仔细同有关的出处核对，有的引文甚至只是根据个人的记忆，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原书没有插图，译本加上恺撒雕像的照片一幅，相信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关于恺撒的个人作用问题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写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里指出：“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作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一点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3)
这段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话的确是极有道理的。当人们需要皇帝的时候，皇帝是不会缺少的，即使像刘盆子那样的孩子，也可以捧起来当皇帝，但说到具体的皇帝，他怎样出现，又是怎样一个人，那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有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厮杀出来的开国君主（刘邦、朱元璋），有半路杀出来的皇帝（朱棣），有按部就班地接班的皇帝，也有随便拉来放到宝座上的皇帝……至于皇帝本人，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子的都有：土匪、小偷、白痴、流氓……不一而足。这种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如果不是这个而是另一个具体的皇帝，那么，说不定其间还会连带发生若干戏剧性的变化，导致相去悬殊的后果。尽管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或漩涡，但是从一定时期内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仍能造成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尽管说恺撒这样一个人肯定会出现，但恺撒的个人特点对这一段历史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如果恺撒不是我们在历史上实际看到的那个锋芒毕露、使人难以逼视的恺撒，而是更沉着、更含蓄、更隐蔽、更机智一些，像他的甥孙和继子奥古斯都那样，那么这种独裁大权的确立也许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却可以避免过多激烈的流血斗争，而后来奥古斯都的出现也就不可能了。或者，恺撒也许死在一次战斗里（这是完全可能的），并且由庞培掌握国家的命运；而庞培后来在同元老院寡头集团摊牌时又遭到失败，那么向帝国的过渡可能还要向后推迟若干年，而本来应当登场表演的人物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
因此，说历史上必然会出现恺撒其人，这并不能代替对于恺撒这个具体的人的研究。欧阳修说得好：“盛衰之理，虽曰天命（我把它借用为历史规律——引者），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是矛盾的、复杂的，这是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恺撒其人当然也不例外。
论人是不能脱离这个人的时代的。恺撒虽然生在共和向帝国的转换期，但他毕竟保留了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的特征——粗犷、豪放、刻苦、实际等等。他系出名门，受过标准的上流古罗马人的教育，讲求仪表，但他绝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弱不禁风的贵公子。罗马人传说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的后裔，这一点很能说明他们的风格。罗马的孩子在学校里大都有挨鞭子不吭声的本领，罗马人的吃穿住都有助于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罗马人的住所四面通风，家里跟外面的温度差不多，因而罗马男子基本上是生活在露天里，妇女也顶着通风的和露天的窗子操持家务；罗马人吃的主要是粮食、蔬菜、果类，他们吃的肉类不多，瓦罗在《论农业》里所讲的那些食品只限于少数豪门，就像中国老百姓不是按照中国名菜谱吃饭一样。至于穿，即使在冬天，他们穿的至多是两重的毛布衣服（主要是白色的）。罗马公民正是因为习惯了这种清苦简朴的生活，才能在一旦有事时适应得了征战的劳苦。
古罗马人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勇敢是这个在征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最突出的美德。恺撒的这一点是突出的：他在征战中与士兵同甘共苦，进攻时身先士卒，所以能培养出一支同自己共命运的军队；此外，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恺撒还颇有些“侠气”，也就是帮派的那种“义气”。他对拥护自己的人、对朋友、对他的被保护人讲信用，重然诺，爱护备至，使被保护人觉得他十分可靠；他挥金如土，有恩必报，即使为之负债也在所不惜。比如，在营造官任上，他借债举办各种表演以取悦民众。公元前60年，他请求在当年年底当选的保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帮他的忙时，在金钱上对这个政治野心家毫不吝惜，以致后来恺撒竟说出这样的话：“在瓦提尼乌斯担任保民官期间，他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是白做的！”恺撒还表示过，即使一帮土匪维护过他的荣誉，他也会同样给以报答的。这话虽出自传闻，却是同恺撒的性格完全符合的。
如果说庞培因轻敌而失败，那么“胜利者”恺撒也没有因胜利而从中取得更多东西。正像本书作者正确指出的，“当恺撒处于荣誉和显而易见的强大威力的顶峰的时候，当内战胜利结束的时候，他的地位不仅没有变得巩固，而且，恰恰相反，竟大大地削弱了。”(4)事物的逻辑往往是这样。正是恺撒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断送了他的声誉和性命。我们中国人早就懂得“物极必反”这点朴素的道理。能够在权位和金钱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终究还是少数。贪欲——无论对于什么：权力、金钱、虚名、女色——过了限度，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维列优斯·帕特尔库路斯(5)指出：“近来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事物，贪欲是残暴的另一个理由，一个人的罪行是同他所占有的财富成比例的，任何富人都是一个罪犯（为富不仁——引者），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他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事物都是体面的。”这段话完全可以说明恺撒的时代。
庞培死后不过四年，本来长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恺撒也在一片阿谀奉承声中干起蠢事来了。吹捧或者出于恺撒本人的授意，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恺撒不明确反对或默认这种吹捧实际上是助长了它，因为正像塔西佗后来所说，权力一旦集中于一人之手，“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6)。集中于一身的权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成了瞎子和聋子，使他同老百姓隔绝、对立起来。公元前44年2月9日恺撒被元老院宣布为终身独裁官（dictatorperpetuus），这显然是违反罗马的共和传统的。当初苏拉交卸独裁官的职务——有人认为因为他过分耽于享乐，不耐烦处理国事；有人认为他是因病；有人惊讶，有人庆幸——对此事恺撒甚不以为然，可见恺撒之接受终身独裁之职是心安理得的。读者从莎士比亚笔下看到的恺撒晚年的形象，我看是颇为接近于实际情况的。(7)其实，他应该晓得，不管罗马城邦共和国的那一套在他当时已变得多么不合时宜，父祖相传的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依旧是罗马人民的精神支柱，而罗马共和国正是在打倒了最后一个残暴的国王（rex）之后建立起来的。因此，罗马人民对于专制的rex始终有一种很深的厌恶情绪。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能懂得为什么生活在帝国初期的正直的作家如塔西佗、优维纳利斯等仍然对帝国时期的专制统治如此仇视了。
就在这之后不几天即2月15日的卢佩尔卡利亚节（Lupercalia），恺撒的表现就更值得注意了。他如果明智一些，重视民众的反应，本来是可以就此止步的。西塞罗也看出安托尼乌斯奉献王冠的做法，实际上是要了恺撒的命。当然，恺撒有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妙的，比如，就在3月15日被刺前不久，他有一次竟要西塞罗也等了很久才接见他，事后他表示这种做法定会引起西塞罗的痛恨。其实当时不满意他的做法的岂止西塞罗一人，人们早就感到他走得太远了，因此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自信心（confidentia）这个特征在恺撒身上是极为突出的。但用自信心来翻译confidentia这个拉丁词还不够全面，因为在拉丁语里，confidentia往往还用于贬义，而有轻率、鲁莽、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意思。西塞罗就把confidentia和temeritas连用而表示贬义（很有点像我们古语中的偏义复合词或德语中的同义复合词）。应当说，这种自信心也同样存在于（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一般古罗马人身上。罗马人所以能从梯伯河畔一小城邦崛起而成为地垮欧亚非三洲并以地中海为内海的西方大国，所依靠的因素之一也正是这种自信心，如像老加图对迦太基所表现的那种必胜信心。
恺撒在被海盗绑架后的表现（如果普鲁塔克等人的记述可以相信的话），几部《战记》中记述的多次战斗，特别是在巴尔干、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若干战斗（以少击多乃至以少围多），都十分具体地说明恺撒具有强烈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有时是有根据的，有时确实是一种冒险，类似一场赌博。这种自信心有时甚至使他失去应有的警惕，比如，他早知道有人想杀害他，但他又认为绝不会有人真敢对他下毒手，为此他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他不是倒在庞培像下的血泊里，他不久就要挥师东向了。他是个片刻都不能停息的人。他虽走在潮流前面，但应当解决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却去惹起更多的麻烦，使自己陷在里面而不能自拔，这就要由恺撒本人的性格来负责了。考威尔说得对：“他（恺撒——引者）从不曾留出时间来同反对他的势力和解。他那想保有绝对权力的露骨意图自然会使任何稍稍有点身份的人反对他。罗马从不曾容忍过一个权力没有期限的独裁官。”
关于恺撒的仁慈（clementia）政策
恺撒的仁慈（clementia）政策在他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作者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于贬低的评价也有可商之处。
古罗马人，具体地说，罗马国家的缔造者们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习惯于劳苦的普通农民。他们是一批务实的人，不善于进行艺术活动和抽象思维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同隔海相望的东邻希腊人有明显的区别。帝国初期的诗人贺拉斯在哀叹罗马人的堕落时，出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原始罗马人的形象：
……
不，他们是一批勇敢的农民士兵，
学过用撒比尼人的锄头翻转土块
并且当落日拉长了群山的影子，
又在疲倦的牛颈上
取下了轭，
而把可爱的黄昏带在离去的车辆上时，
他们遵照严厉的母亲的吩咐
带来了砍伐的柴木。(8)
这些淳朴的农民是在同相邻部族的残酷的武装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的。罗马城邦的成长过程把罗马人逐步地锻炼成了一个好勇斗狠的民族。在战斗中，敌人对他们来说永远是敌人，敌人俘虏过来就是奴隶，处死敌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什么残酷不残酷的问题。罗马人的德行（virtus）一词是从virtus作为“勇敢”的原始意义演变而来的，在战争中受挫是一种必须洗雪的奇耻大辱。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老加图）的那句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delendam esse(9)就是非挫败敌人不可这种坚持、顽强的性格的集中表现。
看一下罗马的传说与历史，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俯拾即是。比如说，在罗马人早期（公元前四世纪）同撒姆尼特人作战时，一个军事移民地索腊（Sora）人杀死了罗马移民而投到撒姆尼特人一方面去。当罗马人重新攻占这一城市时，就把所有拿过武器的人杀死；在投降的人中，又有二百多人被挑出来送往罗马，在那里的广场上对他们当众鞭笞之后继之以枭首。这种暴行，如李维所说，竟使民众“大为开心”。在布匿战争中曾经同情过汉尼拔的卡普亚和列吉乌姆两座城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它们的当事人都是在被鞭笞之后又砍了头的，其余的人全部被卖为奴隶。罗马人处死敌人的方式也是残酷的：除了砍头之外，磔刑（把人活活钉到十字架上，有如传说中处死耶稣基督的方式）也可以算是罗马人的“杰作”。还有一种和我们的重枷类似的刑具（patibulum），它可以把人拖死，但是比起使人慢慢送命的十字架，应当算是人道的了。到共和末期，在广场的地牢里处绞也是常用的刑法。著名的优古儿塔和本书中提到的维尔琴托里克斯就是在凯旋式的行列中示众之后这样送命的。对付本国犯人的有一种花样翻新的刑法，就是把犯人连同一条蛇、一只公鸡、一条狗或一只猴子装进牛皮袋，然后沉入梯伯河；而对付叛国者或开小差的士兵，通常是把他们从塔尔佩乌斯山的峭壁上推下去。据李维的说法，有一次就有将近四百名士兵在广场上遭受笞打后从山上给推下去。
如果我们不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对待敌人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作为罗马高级官吏权力标帜的棍束(10)（由不同数目的侍从扛着）当高级官吏到城外时中间还要插上一把斧头。棍棒和斧头——这都是赤裸裸的镇压工具。如果我们不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对待敌人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罗马人对于由奴隶、战俘与刑事犯充当的角斗士之间的流血搏斗以及人与野兽的搏斗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会从中得到那么大的满足。当流血负伤的一方败下去的时候，疯狂的观众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把拇指向上一翘（vetere pollicem!），这表示要胜方一剑把对方杀死(11)。这就是罗马诗人优维纳利斯的貌似轻松的讽刺诗(12)展示给人们的血腥画面。在今天，当西班牙的斗牛士把刺刀插入牛的脊背时给予观众的满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罗马当年的情景。
在内战中，罗马人自己相互间是同样残酷的。以马里乌斯和苏拉之间的战争为例，请看维列优斯·帕特尔库路斯关于马里乌斯攻入罗马时的情况是怎么说的：
盖乌斯·马里乌斯进入罗马时给他本国的公民带来了毁灭。如果不是紧接在这之后就是苏拉的胜利，那么他的胜利的残酷肯定就是空前的了。他的愤怒的刀剑不仅落到普通人的头上，就是国内那些最显贵的人士也遭到了五花八门的死亡命运。(13)
普鲁塔克的记述更为生动，记述的细节虽未必全都可信，但那残暴、恐怖的气氛却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些人（指马里乌斯的卫士——引者）根据他（指马里乌斯——引者）的特别命令杀死了许多人，许多人只是因为他一点头就送命了。而在他最后一次遇到安卡里乌斯——他是担任行政长官的一位元老——时，就因为这些人看到马里乌斯没有同他打招呼，就当着马里乌斯的面用匕首捅死了他。在这之后，每当马里乌斯不对谁打招呼或者有谁向他打招呼而他不予理会时，这就是一个信号：他们可以立刻在街上把这个人处死。结果甚至马里乌斯的友人们在走近他时也莫不感到惶恐万状。杀戮的人数现在很多了，秦纳的胃口不那么大了，他把血喝饱了，但是马里乌斯每天杀人都杀在最高的兴头儿上，他渴望对所有那些有不同嫌疑的人们进行报复。密探充斥于每条道路和每座城市，他们把那些企图逃跑或躲藏起来的人们搜索出来，主客与友谊的联系在这场灾难中看来也根本不能带来安全，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把到他们那里去寻求避难的人们加以出卖……无头的尸体被抛在街道上任人践踏，此情此景一点也不曾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只是使人们普遍感到惊恐，感到战栗……(14)
如果说马里乌斯是一介武夫，一个粗人，所以才干得出这等残暴的事情，那么号称文雅风流的苏拉又如何呢？请看阿庇安关于他对敌人的报复行动是怎样写的：
苏拉本人召集罗马人民来开人民大会，向他们发表演说，宣扬自己的功绩，还说了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其他的话。最后他说，如果他们服从他（这是对罗马的主人即罗马人民讲话吗，可见共和的原则早已荡然无存了！——引者），他将作出有利于人民的若干改革，但是对他的敌人，他一个也不饶恕，而将以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重点引者所加）他将采取强硬手段来报复在执政官斯奇比奥破坏了同他签订的协议之后，对他采取敌视行动的那些行政长官、财务官、军团司令官和其他任何人。他讲了这些话之后，马上宣布大约四十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骑士为国家的敌人。看来他是第一个把他要处罚的人列成正式名单的人。他宣布：暗杀这些人的有赏，告发这些人的有奖，隐藏这些人的严惩不贷。不久他又在这一名单上增加了其他一些元老的名字。这些人里有的是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被当场——在他们家里、街道上或在神殿里——捉住而被处死了；另一些人则是手足被捆绑着吊起来给抛到苏拉脚下的。还有一些人在城里被拖着任人践踏。暴行的目击者没有人敢哼一声。一些人遭到流放，另一些人被没收了财产。密探到处搜索从城里逃出的人们（可以比较一下恺撒年轻时所曾遭到的命运——引者），凡是被他们捉住的都被杀掉。
在那些服从卡尔波或马里乌斯或诺尔巴努斯或他们的将领的意大利人中间也有许多人被屠戮、流放或没收了财产。全意大利的法庭用各种罪名判处他们严厉的惩罚：有的因为指挥过军队；有的因为曾在军队中服役；有的因为捐献过金钱；有的因为干了别的事情，甚至有的因为出了反对苏拉的计谋；款待客人、个人间的友谊、借贷金钱同样都被认成是犯罪的行为。往往有人被逮捕就因为对有嫌疑的人做了点好事，或者仅仅是因为在路上结伴而行。富人中受到这种控告的最多。当对个人控告不成的时候，苏拉就对整个城市进行报复……(15)
下面再看一下普鲁塔克关于苏拉对本国公民的暴行又说了些什么：
……这件事（指苏拉背信地杀死安提姆奈的六千名士兵一事——引者）使得甚至最无知的罗马人都看清楚，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一次全面的改变，而只是一个暴君代替了另一个暴君。……现在苏拉开始造成了流血，他使城市到处都是死亡，无数的死亡。有些人和苏拉从无任何瓜葛，却由于个人的怨仇而遭屠戮，原来他（苏拉——引者）是为了取悦于依附他的那些人才同意处死这些无辜者的。终于有一个名叫凯乌斯·梅特路斯的年轻人在元老院里壮着胆子问苏拉，这场惨祸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他要进行到什么程度人们才能希望看到事情的终了。梅特路斯说：“我们并不是反对你对你决心铲除的那些人进行报复，我们只是请求你使你决定赦免的那些人解除恐惧。”苏拉回答说他还没有决定要赦免哪些人。梅特路斯说：“那么请告诉我你要惩处的是哪些人？”苏拉说他会的。……苏拉没有同任何一位高级官吏打招呼便宣布八十人为敌人……第二天他又宣布二百二十人为敌人，第三天也是二百二十人。在对人民发表的讲话中谈到这些措施时，他说凡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已宣布了，至于现在没有想到的人们，将来他还是会宣布的。公敌宣布令中规定，凡接纳和庇护被宣布为公敌的人的任何人都将会为这一人道行动而被处死；兄弟、子女、双亲也不例外。杀死一个被宣布为公敌的人得奖赏两塔兰特，奴隶杀死主人或儿子杀死父亲均所不计。但人们认为最不公道的做法是，被宣布为公敌的人的子孙也受到不名誉的株连并被没收了财产。公敌宣布令不限于罗马本城；它们遍及意大利的每个城市。无论神殿、旅舍还是父祖的故家都逃脱不掉被屠戮的命运。丈夫被杀死在自己妻子的怀抱里，子女被杀死在母亲的怀抱里。为了报复和仇恨而被屠杀的人数比起为了财产而被屠杀的人数来简直微不足道。连凶手们也看得出，某人是死于他的豪华的邸宅，某人是因他的果园送了命，还有人是因为自己的热水浴场而丧生。一个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的名叫克温图斯·奥列利乌斯的人，尽管关于这些灾难，他至多只不过是同情其他人的苦难，但有一次他偶尔到广场去看被宣布为公敌的人们的名单，不料竟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于是叫道，“唉！我是多么不幸啊。是阿尔巴的庄园要了我的命啊”。他没走多远就被搜索他的某个人杀死了。(16)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历史就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一片片血腥的屠场，这就是这时罗马人民命运的写照。自从战事不再是全体罗马公民的事情而变成一批人的“专业”，自从士兵不再属于罗马共和国，而成为某些统帅手中的工具，自从元老院和每年选出的高级官吏只成了一种空洞的头衔，成了罗马光荣的过去的一个暗淡的影子那时起，阴谋、权术、威胁、利诱、暗杀、械斗、诽谤、造谣——这一切就成了罗马政治斗争的日课。贪污受贿、荒淫无耻、拉帮结伙、明争暗斗、巧取豪夺，凡此种种就形成了罗马社会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重要人物白天外出时若没有大批侍从保卫着，随时有遭到暗算的危险。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阴森森的杀气，到处是血淋淋的凄惨景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上才能了解恺撒提出的clementia政策的意义和分量。但本书作者没有对这一政策作出应有的评价，而随意对之采取嘲笑的态度，就未免有点失之轻率了。
虽然，作者也还指出，这只是一种策略，同恺撒的个人品质无关。的确，恺撒的个人品质如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恺撒，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具有策略意义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比起马里乌斯和苏拉的凶狠残暴，见人就杀，恺撒提出以仁慈对待敌人，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是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做法。即使后来恺撒被刺，那也是因他个人疏于防范，绝不能归咎于仁慈政策的。
当然，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是出于对敌斗争的利益，这样做有利于分化敌人的力量和提高自己的威信，但从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我们不能不指出，很多方面都比恺撒占有优势的对手庞培，在罗马也是很得人心的。对此恺撒提出并认真执行他的仁慈政策实在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关于恺撒曾下令把乌克塞洛都努姆城中拿过武器的人们的手都砍掉一事，《高卢战记》的续作者、恺撒的亲信之一希尔提乌斯所以特别申明“恺撒知道自己的仁慈是人所共知的，绝不怕给了他们严厉的处分之后，人们会疑心这是由于他的本性残暴”，正是因为这种残酷对待被打败的敌人的行为在恺撒身上已经成了一个例外。而且，证之以现存史料中历次作战的情况，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要知道，这些作品当时是在亲历者的众目睽睽下发表的，容不得自己任意编造。
不过在这里，我丝毫没有给恺撒的侵略辩护的意思。他仍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征服者，给高卢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一切事情总要有个比较才能看出问题。尽管优维纳利斯说他是用鞭子进行统治的(17)，但如果在高卢的不是恺撒这个具体的人，那么高卢的灾难肯定还会深重若干倍。这就好像后来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18)，尽管被人们讽刺地说成是血腥的和平，但比起无休无止的流血厮杀，它毕竟带来了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安定与繁荣。应当说这是一种前进，而不是倒退。
恺撒和庞培
庞培是恺撒一生中一度作为同伙后来又作为主要对手的重要人物，他也是共和国末期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研究庞培的问题恐怕也得写一整部著作才行(19)。看来作者在本书里没有把庞培放到应有的高度上，结果给人这样的印象，好像庞培只是恺撒背景上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灰暗的小人物，此其一；作者把庞培的失败归之于骄傲，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他把骄傲的原因只强调成为了他的康复而举行的一次全国性的感恩祈祷，这就未免有点简单化，故而译者认为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自己的看法，略加补充。
就门第而论，恺撒虽然属于古老而高贵的优利乌斯氏族（Julii），但这一氏族除恺撒本人外在罗马历史上并没有产生过任何功业显赫的人物，至少到目前为止，史料的情况是如此。门第在共和国后期，随着新贵（nobiles）的崛起，已经没有先前那样大的作用了。恺撒的父亲最高也只做到行政长官（大概在公元前92年）。老恺撒后来出任亚细亚长官，公元前85年死在皮撒伊（Pisae）。盖尔策尔认为这时老恺撒可能是那一年度的执政官秦纳和卡尔波任命的副帅而在那里为对付苏拉而征兵、筹款和准备粮食的(20)。盖尔策尔还认为公元前91年度执政官塞克斯图斯·恺撒（死于公元前90年）可能是他的父执(21)。恺撒的旁系亲属中地位显赫的，除了马里乌斯这样一位姑丈（然而他却是受了这位姑丈的连累的）之外，看来主要是在母亲奥列利娅方面。属于恺撒舅父辈的盖乌斯·奥列利乌斯·科塔（公元前75年度执政官、著名演说家）和他的两位兄弟玛尔库斯（公元前74年度执政官）与路奇乌斯（公元前65年度执政官）是可以成为恺撒进身的凭借的，但这同恺撒家族本身的显赫毕竟不同。就恺撒自身而论，父亲死后，正如本书指出的，恺撒身边就只有妇女了。
庞培则出身于皮凯努姆地方骑士等级的豪富之家，是在共和国后期的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地方实力派。皮凯努姆的首府阿斯库路姆（Asculum）位于中意大利的东部群山之中，是同盟战争的策源地。它就是通过这一战争取得了罗马公民权的。庞培的父亲庞培·斯特拉波(22)在这场战争中发了财。公元前89年，当时任这一年度执政官的庞培·斯特拉波在对玛尔喜人的战争中攻占了这一城市，严惩了这里的居民（因为他们杀害了有执政官身份的普布利乌斯·谢尔维利乌斯等人）并为此而在同年12月取得了一次凯旋的荣誉(23)。关于庞培的父亲，普鲁塔克说他的名声很坏，因为他贪得无厌(24)。由此可知他的财富肯定是掠夺来的。公元前87年，庞培·斯特拉波被雷殛死，这时庞培还不到二十岁。
庞培少年时期就在他的具有反秦纳倾向的父亲的军队中服役，其他情况则史书中语焉不详。斯特拉波死后，如果相信普鲁塔克的记载(25)，那么，庞培这个反秦纳的战士大约在公元前86年却神秘地出现在秦纳的营地，因为在那里受到指责才又赶忙溜走。普鲁塔克甚至说秦纳是因为被认为杀死了庞培才被士兵杀死的。但阿庇安的说法与此不同，他说秦纳是被反抗他的渡海去利布尔尼亚的命令的士兵杀死的。庞培为什么到秦纳那里去，是去进行离间的工作还是因秦纳的招请而去投奔他，普鲁塔克并没有说清楚。总之，到公元前83年，庞培还是决定依附苏拉：为此他在皮凯努姆征募了三个军团。阿庇安就这件事指出：“人们以为老庞培和苏拉是不和的，这次小庞培带来一个军团，这就消除了这种猜疑。这个军团是小庞培利用他父亲的声誉在皮凯努姆征募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在那里很有势力。不久之后，他又征募了两个军团，成为苏拉在这方面的得力助手。”(26)但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既然老庞培贪得无厌，名声很坏并且受到士兵的憎恨，他的儿子怎么能打着他的旗号去征募军队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再引用普鲁塔克介绍的有关庞培的一个传说吧：
当他（庞培——引者）还十分年轻并且在他那位反对秦纳的父亲的麾下服役时，他有一个名叫路奇乌斯·提伦提乌斯的同营伴侣。秦纳贿买了这个提伦提乌斯，要他刺死庞培，另一些人则放火烧掉统帅的营帐。庞培在用晚饭时得到了这一情报，但他丝毫不动声色，反而装作更高兴的样子继续饮宴，对提伦提乌斯也表现得十分亲切，但是当他们回到营帐休息时，庞培偷偷地从营帐中溜了出去并且在为他父亲安排了一名守卫之后，便静静地伺伏着。当提伦提乌斯认为时间已到时，便抽刀而起，走近庞培的床向被褥刺了许多刀，因为他以为庞培就睡在里面。接着由于士兵们憎恨自己的统帅，营地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士兵们拆掉营帐，拿起武器，有发展成一场全面的兵变的趋势。被骚乱吓倒的统帅不敢出头，但庞培却在士兵们中间到处走动，含着泪向士兵们请求，最后竟然匍匐在营门前他们要经过的地方哭了起来，并且要那些正在走出营门的人从他身上踏过去。这样，每个人才由于害羞退了回去，而全军——除了八百人是例外——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同他们的统帅和解了。(27)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小庞培在他父亲麾下有似于我国唐代李世民之于李渊，否则秦纳何不派人刺杀不得人心的庞培·斯特拉波而要谋害一个青年？而且，庞培能平息军营中的兵变正是出于士兵对他本人的好感。庞培受到士兵的拥戴自有他本身的原因，而不仅仅因为他是统帅的儿子。
因此，普鲁塔克在《庞培传》开头处拿人们对他的爱戴和对他父亲的憎恨作对比就绝非偶然了：
罗马人憎恨父亲是因为他贪得无厌，而他们喜欢儿子的原因很多：他在生活上有节制(28)，熟知军事，语言令人信服，品行方正，同任何人打交道都亲切和蔼，以致任何人都不像他那样乐于给请求者以帮助，而人们也最乐于设法满足他的请求。庞培给予时不使人感到他是在施恩，在接受时也不表现得低三下四。
从一开始他的相貌就大大地有助于赢得人们的好感并且在开口之前就讨人喜欢。他的表情在亲切中有自尊和仁慈，而当他风华正茂的时候，他的崇高的和帝王般高贵的品质便清楚地显露出来了。他的头发稍稍靠后，目光温和，使人们感到他有点像亚历山大……(29)
但最有意思的是普鲁塔克关于罗马的独裁统治者苏拉和庞培之间关系的记述。原来庞培在西西里、阿非利加等地取得战功回来之后，
……他（苏拉——引者）出来迎接庞培，并且向他表示了所有各种可能的善意，他高声地用“玛格努斯”这个名字向庞培打招呼，还要所有在场的人都这样向他致意。“玛格努斯”这个词的意义是“伟大的”。也有人说，起初全军是在利比亚用这个名字向他欢呼，后来经苏拉批准才生效和通行的……
……庞培曾要求举行一次凯旋式，但苏拉反对这一要求，因为法律规定只有执政官或行政长官才能够举行凯旋式(30)，但其他人不行。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位斯奇比奥(31)在伊伯里亚的比较重大的较量中打败了迦太基人之后不曾提出要求举行凯旋式的问题，因为他既不是执政官又不是行政长官。苏拉认为：年纪不够大的庞培，由于年龄关系而还不是一位元老的庞培如果以凯旋式进城，那么无论他本人担任的职位还是给予庞培的荣誉都会受到很大的非难。苏拉向庞培谈了这些意见，表明他不准备叫庞培举行凯旋式，如果庞培不听从他的合理劝告，他将抵制庞培并打退对方的野心。可是庞培并没有被这话吓住，而是要苏拉记起，崇拜旭日比崇拜落日的人多，意思是要苏拉懂得，他自己的权力正在加强而苏拉的权力正在衰落和消失。苏拉没有听清他的这些话，但是看到了听到这些话的人们的惊讶的面容和姿势，就问庞培到底说了些什么。当他得知庞培讲了什么话的时候，庞培的这种勇气使他大感意外，就连说了两次：“让他举行（凯旋式）！”……(32)
当然，我们知道，庞培是因战功而特别受苏拉宠爱的青年将领，他同苏拉的关系非同寻常。庞培的第二个妻子又是苏拉的妻子梅特拉同她的前夫斯考路斯之间所生的女儿(33)。但庞培在苏拉面前的那种“抗颜”的态度，绝不是苏拉当时同倡优者流之间的那种“不拘形迹”，因为史书上明记着：“他（庞培——引者）虽然还很年轻，但苏拉很尊重他；他们说，除了这个青年外，没有什么别的人进门时苏拉会站起来的。”(34)
但无论如何，庞培的这个要求可以说得上是僭越而又狂妄。其次，苏拉本人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这个独裁者随便加个罪名就能置人于死地，在他面前，任何私人关系都不是安全的保证。如果历史上确有上述之事，那么它至少可以反映出这位青年将领的胆略和不畏强暴的神态。说庞培后来只因为一次感恩祭便冲昏头脑，那恐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现在我们把少年得志的庞培从公元前88年到前三头结成之前二十几年间的经历列出来看一下：
公元前88年 庞培在他父亲斯特拉波麾下服役，持反秦纳的立场。
公元前86年 庞培去秦纳的营地，但很快又离开，原因不明。
公元前83年 他征募了三个军团去依附苏拉。苏拉授权他去西西里。
公元前82年 他在西西里击败并杀死了马里乌斯派领袖卡尔波。
公元前82—前79年 他在阿非利加对马里乌斯派残部作战。除掉了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和国王雅尔巴斯。
公元前79年 不顾苏拉的反对，庞培协助倾向于马里乌斯派的列皮都斯当选为公元前78年度的执政官。
公元前77—前71年 协助卡图路斯挫败列皮都斯，随后又取得同执政官大权去西班牙和梅特路斯·皮乌斯一道讨伐谢尔托里乌斯。
公元前71年返回意大利并和克拉苏斯一道结束了镇压斯巴塔库斯的战争。
公元前70年 同克拉苏斯一道当选执政官（在这一年里，保民官恢复了自己的权利，行政长官路奇乌斯·科塔把元老在法庭中的代表仍然压缩为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则分属equites和tribuni aerarii）。
公元前67年 伽比尼乌斯法（lex Gabinia）授他以肃清海盗的大权，他在三个月里就完成了任务。
公元前66年 玛尼利乌斯提出把路库路斯负责的亚细亚各行省交给庞培，并授权他对米特里达特斯六世作战。
公元前65年 庞培挫败米特里达特斯（米特里达特斯后来逃到克里米亚并于公元前63年在那里自杀）。
公元前65—前62年 庞培征服了叙利亚，处理了犹太的事务并改组了东方各行省。
公元前62年 庞培返回罗马。他按照罗马的惯例，解散了军队，以一个普通罗马公民的身份进入罗马，举行了凯旋式。
这一简表可以说明庞培怎样从一个少年军官达到了权力的最高峰的经过。但是，大家知道，元老院的寡头政权对他返回罗马后提出的两个要求（安置他的老兵和批准他在东方的措施）出于本身权益的考虑而都没有很大兴趣。这事在本书正文中已有所论述。元老院寡头集团特别害怕庞培的个人权力过大，不想给他以培植个人势力的机会，所以对安置老兵问题和批准他在东方行省的措施问题采取拖延的态度。而且，庞培在东方为了骑士等级的利益而实施的包税制度也是直接同寡头集团在行省的利益冲突的——高级长官卸任后照例要通过外放行省而发财，所以在共和国末期的政治斗争中指控行省长官贪污勒索的案件特别多。元老院的态度促成了庞培和恺撒的接近，前三头结成之后，恺撒和庞培事实上成了共和末期历史上的两个中心人物。
我们还可以把庞培同恺撒作一比较。论年纪，庞培生于公元前106年，比恺撒长六岁（从恺撒生年公元前100年之说），是老大哥的身份（有人说他们在少年时期就相识了，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没有文献上的依据）；论门第，恺撒当然比庞培高贵，但在他们当时，高贵门第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不过，对于顽固的共和派来说，门第的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小加图就敢于拒绝庞培攀亲的请求，这使我们想起晋渡江之后顾陆等江东大族对王氏的态度），倒是在地方上有实力的骑士等级出身的庞培更有影响些。庞培少小从军，一帆风顺，军事上胜利多于挫败，又深得独裁者苏拉的赏识，因而同苏拉攀了亲并且没有做到高级官吏便取得了凯旋的殊荣，公元前70年不到法定的四十岁便做了执政官。相比之下，恺撒直到公元前68年才正式踏上仕途，到远西班牙在同行政长官安提斯提乌斯·维图斯手下任一名财务官。正如本书所说，恺撒在青年时代也和热衷仕途的任何一个罗马青年一样，没有任何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当然，我们要肯定恺撒之所以为恺撒的特点，但是我们不能同意蒙森那样把恺撒捧得神乎其神，就像旧史家常用的手法那样，人一旦有了名就把许多神话传说附会到他少年时代上去。从各方面来看，三头时期的恺撒的声望、地位都远远不能同庞培相比。老实说，庞培根本不把恺撒看成对手，不把他看做是一个严重的潜在敌人，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可否认，恺撒凭借自己的亲属关系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随后在扩充个人势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公元前65年担任高级营造官时，他不惜举债为民众兴办各种表演；公元前62年任行政长官后，第二年出任远西班牙同行政长官身份的长官期间，他在今天葡萄牙的南部和加利奇亚山区对当地山区部族所进行的清剿看来是顺利的，他的士兵曾宣布他为统帅。这可能是当时他要求举行凯旋式的依据。但是他要想竞选公元前59年度的执政官，单凭这点资本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元老院反对他的力量比他要强大得多。
三头的结成说明共和国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了。关于这一同盟，本书正文讲了很多，我在这里只承上面的意思补充一点，即它的译法问题。三头在拉丁语triumviri中就是“三人的组织”的意思，罗马的行政组织中用这种名称的很多，如果这个组织有十五个人，那么就叫quindecimviri，可以译为十五人团。但在中文译名中三头给人以后来的“三巨头”（Big Three）的感觉（日本学者译为三头政治和这意思差不多，但日本有的学者译为“三人执政”就不对了，因为这三个人并不是罗马政府的首脑），况且，如上所述，庞培和恺撒的地位、身份、威望相去很远，二人绝不是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关系。大多数历史教本都忘记指出这一点，而只有盖尔策尔才第一次正确地指出：“三个同盟者的实力是很不平衡的：庞培比克拉苏斯要强得多，恺撒则比起他们任何一个人来仍然只处于一个刚刚从政者的地位。”(35)本书作者虽然提到这一点，但是没有给以足够的论证。庞培和克拉苏斯不过是想利用恺撒当选执政官后的地位来满足自己的要求，并没有将来同他平分天下的意思。恺撒则是要借庞培的声望和他的实力击退元老院的反抗。所以说，恺撒审时度势提出这一联盟，并且不惜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比他自己年龄还大的庞培，是有其深远用心的。
总之，这一段的意思不外乎为本书作如下几点补充：
（一）庞培瞧不起恺撒或者说不以恺撒为严重的对手有其具体的原因，绝非一次全国性的感恩祈祷就使他飘飘然起来。阿庇安指出：“他（庞培——引者）从青年时代起一直没有打过败仗（引者按：这一点说得不对，因为阿庇安自己就记述了庞培在西班牙如何败在谢尔托里乌斯手里以及后来败在恺撒手里的事情），一直是最幸运的。他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八岁，一直行使专制君主的权力，从来不曾中断过……”(36)这样，对于门庭单薄、仕途不甚顺利、受过苏拉的迫害而且又负债累累的恺撒，庞培当然不放在眼里。只有在这一背景上，才能了解恺撒与庞培在解散军队的问题上并不处于对等的地位，才能了解为什么庞培在这个问题上好像十分顽固而迟迟不予答复，最后，在恺撒悍然挥军南下时，为什么庞培始终不曾作认真的准备。
（二）说庞培在军事上无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他一生中取得的胜利不能说每次都是侥幸的。但他在军事上缺乏恺撒那种果断和胆量，特别在政治上没有经验和主见，这却是事实。他从意大利本土撤到巴尔干之后，很快在那里立住了脚并且在海上陆上对恺撒都保持了优势的兵力。仅从这一点来看，即使说庞培处于措手不及的地位，他在军事上仍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恺撒孤军来到巴尔干，已属冒险之举，而在杜尔拉奇乌姆一战中，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如果庞培能够穷追猛打，整个战局也许会完全改观。甚至恺撒本人在战斗的当天晚上对自己的友人也承认：“如果敌人当中有一个领导者懂得怎样取胜的话，战争今天就可能以彻底的胜利而结束了！”(37)庞培不这样做也正好说明了他轻敌的态度。
（三）有人认为庞培离开离大利本土是一种失策，但不可忘记，元老院的主体是跟着庞培走的，正统的旗帜仍在庞培的一方面。单是这一点就给恺撒造成了很大的被动。况且，我们知道，就当时的形势而论，凡是有一点政治眼光的，谈到罗马时早已都放眼于整个地中海世界，意大利不过是它的一部分（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只有保守分子才抱残守缺，死死地抓住罗马本城和罗马公民权这个“正统”不放。
但如上所述，从青年时便在军队中过活的庞培在政治斗争方面毕竟不如按正规仕途走过来的恺撒，特别在同元老院的关系上。当他从东方率军返回罗马的时候，整个罗马都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望着他，那正是他个人可以左右罗马命运的大好时机。但是他却按照“父祖旧制”解散了军队，元老院对此虽松了一口气，但并未因此而感谢他。庞培的这种不识时务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恺撒的嘲笑。庞培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不坚定，在对秦纳、对列皮都斯、对元老院的问题上早就都有所表现，这里不拟作进一步的分析。元老院后来在恺撒的咄咄逼人的气势面前同庞培合作，是两害之中取其轻，因为庞培与恺撒从本质上来说都有个人野心，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他们谁也不会诚心诚意地恢复共和传统。另外，如前所述，庞培虽屡掌统治大权，资历远远高于恺撒，但庞培不善于搞帮派，不像恺撒那样有自己的一伙，使元老院穷于应付。庞培虽有自己的老兵，但他们还在东方便已取得了赏赐，各自归田经营自己的小天地去了，庞培即使跺脚(38)，他们也不会那么容易一招即来了。
三头的结成证明庞培个人已没有足够力量对付元老院。此外，三头又是一个起点，恺撒从此走上了通向取得独裁大权的道路。当然，这条道路不是平坦的，是要靠流血流汗才能一步步走过来。但无论如何，这是一条决定了罗马命运的道路。一直声势煊赫的庞培从此反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这一过程中的配角。至于恺撒是不是像西塞罗和他的其他敌人所说的那样，从一开始便有独裁的野心，我看事实未必如此，因为后来他本人面临的形势是只能在独裁者和叛国者之间作出选择，“胜者王侯败者贼”，他当时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恺撒在第三次担任执政官那一年（前46年）准备举行对高卢、埃及、本都和阿非利加的四重胜利的凯旋式时，西塞罗也看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写道：“我们是他的奴隶，而他是环境的奴隶……他自己也说不定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西塞罗所向往的，能以在广场和元老院通过雄辩的才能而顺利打开从政道路的日子是永远不会返回的了(39)。
西塞罗和恺撒
单是对西塞罗其人本身又可以写不止一本大书，不少学者已经这样做了。在本书，西塞罗是作为同恺撒对立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的，因而连带产生了如何看待他同恺撒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西塞罗本人的问题。过去的情况往往是这样，要肯定恺撒就非得贬低西塞罗不可。蒙森者流便是这样做的，并且造成了相当的影响。西塞罗是不是应当受到贬低、否定，则史料（特别是西塞罗本人的大量作品）俱在，公正的学者自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但写给一般读者的东西，就应当特别审慎，不可给他们造成错误的印象。西塞罗在本书中虽属配角，但作者作为罗马史专家，对他似乎还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说到底，作者就是想否定和丑化西塞罗。西塞罗在这里被说成一个两面派，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对此译者有些不同意见，想在这个问题上再补充几句就正于读者。
在本书结尾处作者精辟地指出：
毫无疑问，在革命动荡的时代，当着事件的全部层次都混到一起的时候，当着已经确立的关系、风习、制度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当着大量的人被卷入这种破坏（例如在共和国转向帝国时的罗马）的时候，牺牲是全然无法避免的，而且，不言而喻，牺牲还是不小的。然而牺牲与牺牲是不同的。有的牺牲尽管是无法避免的，但却好像是没有目的的，不是必要的，然而同时又总是有需要的，甚至必要的牺牲。而且这可以说是“来自街垒双方的”牺牲。但它们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不仅突出、标志着时代的嬗变，而且促进了这种嬗变。
当然，“从”共和国“方面”就作了这种必要的牺牲，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为了捍卫注定要灭亡的事业而进行了极其长期的、顽强的而主要的又显然是为时已晚的斗争。因此等待他们的就是灭亡。他们也的确灭亡了——不过一些人死得比较有声有色、富于戏剧性，而另一些人却死得无声无臭，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了这一必然灭亡的事业而作出了最引人瞩目的、悲剧的，然而又是必要的牺牲的人物中间就有西塞罗。（重点引者所加）
是的，正像塔西佗所哀叹的那样，雄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世出的伟大演说家来到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演说的天才虽然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但是不能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共和国已经成了一个永远捕捉不到的幻影。应当说，西塞罗殉了他的理想，而且是问心无愧地殉了他的政治理想。
西塞罗的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他是一位具有正统共和观点的所谓“新人”（homo novus），即并非贵族出身而能担任执政官并跻身重要政治人物之中的人。西塞罗与庞培同岁，因此也长于恺撒六岁（按恺撒生于公元前100年计算），他于公元前106年生于一个中产的骑士家庭（属于平民的图利乌斯氏族）。他的父亲在拉提乌姆的一个小城阿尔皮努姆附近有一份小小的祖产，就当时标准来说，是一个比较有教养的人，十分重视两个儿子西塞罗和比西塞罗小四岁的弟弟克温图斯的教育。所以在西塞罗十四岁时，他的父亲就把他们兄弟二人带到罗马来学习，以便能学到在法庭上辩护所需要的一切（法学、哲学、修辞学等等）。据普鲁塔克的介绍，西塞罗小时聪颖异常，惹得同学们的父亲都特意跑到学校来看他。他很早就掌握了希腊语，并且擅长作诗。他年轻时译的阿腊托斯的有关天文学的叙事诗（Phaənomena）还有一部分（约四百行）保存下来。公元前90年，就是在同盟战争爆发之前，十六岁的西塞罗参加了军队，在庞培的父亲庞培·斯特拉波的麾下服役。西塞罗同庞培的关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他同庞培这种总角之交的关系使得西塞罗始终未能对庞培的缺点采取正确的态度。但庞培站在苏拉一方作战时期，西塞罗没有参与其中，从文献来判断，似乎是可以肯定的。
西塞罗在罗马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于此人，极端的评论家们真可以算得上达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则加诸膝，恶则投诸渊的程度。这一点并不奇怪。甚至今天也还是这样。人们所处时代不同，立场观点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也就千差万别，更何况老实说西塞罗本人也还是有不少缺点的。
其实，本书作者对西塞罗的指责，仍然是过去否定他的一个老调子，这种说法几乎两千年前就有了。在古典文献中有西塞罗和撒路斯提乌斯相互攻讦的两篇作品。后来经人们研究，确认这两篇作品不是两个人的原作，而是公元一到二世纪时期的修辞学的习作。不过这篇习作恰好集中反映了西塞罗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反对他的人对他的看法。比如，在撒路斯提乌斯对西塞罗的攻击中，就有这样的话：
最轻佻的变节分子，你时而站在这一边，时而站在另一边，但对哪一边也不忠诚；你是不可靠的元老，是出卖他人的保护人……
你有的是哓哓不休的舌头，贪得无厌的手，大得没有边际的喉咙，总是准备逃跑的两条腿。你是阿尔皮努姆的罗慕路斯(40)！你喜欢哪一边？谁是你的朋友，谁又是你的敌人？你在被你称为暴君的那些人的强大力量面前卑躬屈膝，而对于你先前认为是“最优秀的人物”的那些人，你又称他们是失去理智的疯子……
你吹捧恺撒；这是你最憎恨的人，可又是你跟得最紧的人。(41)
这也正是本书作者所同意的“两面派”的画像。
巧得很，西塞罗自己在书信里也讲过类似的一段话，这些话曾给反对他的人抓住作为把柄：“如果我认为我的信只有收信人看，我是一个写法；如果我认为这信有许多人看，就是另一个写法。”这话一定对本书作者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要抓住这段话指责别人是两面派，那可真有点冤枉。没有哪一个人给家人、情人写信和写准备给多人看的信或公开信会是一个样子。每个人总会有一些不愿意叫别人知道的私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因此而可以被称为两面派。看来倒是西塞罗太书生气了，他这段话至多也只能证明这样一点。
至于本书作者所指出的西塞罗在信里时而谩骂时而又称赞恺撒，这也要具体分析。
西塞罗是一个爱国者——请注意，他爱的是不断扩张的罗马共和国，当然不是后来我们理解的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凡是干出了发扬罗马共和国国威的事业的人他都采取赞扬的态度。对于恺撒在高卢的侵略性的征讨当然也不例外。西塞罗的弟弟克温图斯是恺撒的部下，恺撒出征不列塔尼亚时，克温图斯是同他在一起的。西塞罗对这次出征有点担心地写道：“这座岛的外围有许多绝壁保护着，而且现在人们弄清楚，在岛上一文钱的银子也没有，并且没有希望取得任何虏获物，除了奴隶，而且我并不认为你能取得任何懂得文学或音乐的奴隶(42)。”你看，这简直有如今天帝国主义分子的口吻了，然而讲这话的人却是罗马共和国正统的爱国者。恺撒在高卢的血腥征讨受到西塞罗的赞赏，西塞罗在书信中对这一点加以肯定也是应有之谊。
但是当恺撒大权独揽，有彻底破坏罗马的共和传统、罗马的“祖宗体制”的危险时，这就触怒了西塞罗，而他在同友人的通信中口吻也就改变了。作为罗马共和国正统思想的捍卫者，西塞罗对独裁者，无论是苏拉、恺撒还是后来的安托尼乌斯都不能容忍。这可能就是他在年轻时看来是有意识地回避了苏拉和马里乌斯之间的搏斗的原因。西塞罗在年轻时写过一首颂扬马里乌斯的诗篇，但这也和他对恺撒加以肯定时的情况一样，是因为马里乌斯征服了金布里人和条顿人，而不是因为他是民主派的领袖(43)。有人据此而断定西塞罗青年时是个民主派，公元前63年任执政官之后才改变立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此人们指责他从民主派转到元老院的寡头政权一方面也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在这一点上，我倒是同意饶尔夫的意见。饶尔夫认为，尽管西塞罗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并且乞求他们的支持，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绝不比恺撒更是一个民主派。(44)
把出身和政治信念机械地等同起来是一种形而上学。拿我们的例子来看，地主富农的子弟走上革命道路的很多，这是为许多主观的和外在的因素——爱国思想、教育水平等等——所决定的。从西塞罗所受的教育来看，他是很难对民主政治表示同情的。他接触到的柏拉图的学园派哲学告诉他：贵族奴隶主的共和国才是最理想的政治体制，而最不足取的则是奴隶主民主制度。柏拉图同时极力反对僭主政治，因为它同贵族奴隶主共和国的统治寡头是对立的。理想的政体在西塞罗的心目中就是古老的罗马共和国，就是在他当时已遭破坏的古老的共和政体。这也正是西塞罗所以欣赏波利比乌斯(45)对罗马政体的看法的原因。波利比乌斯认为，罗马所以能取得世界霸权，是因为它把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三种要素适当地混合在一起的缘故。此外，还要提到对他发生影响的法学教师即两位同名的克温图斯·穆奇乌斯·斯凯沃拉。第一位有“占卜师”（Augur）之称的斯凯沃拉，是公元前117年的执政官，这位信奉斯多噶派哲学的著名法学家就是出现在西塞罗的《论友谊》（De Amicitia）、《论共和国》（De Republica）和《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的那一位。斯凯沃拉的外孙女（路奇乌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斯的女儿）嫁给了马里乌斯的儿子，而公元前88年苏拉占领罗马时，他虽持反苏拉的立场，但是不能因而说他就是一位民主派。在苏拉和马里乌斯之间，他大概持调和的、中间的立场，这种折中调和的立场和后来的西塞罗的作风颇有相似之处。第二位有“司祭”（Pontifex）之称的斯凯沃拉是前一位的从兄弟，他是公元前95年度的执政官，也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这位“司祭”在公元前82年被小马里乌斯下令处死，可见更不会是一位民主派了。至于当时流行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的学说，那么它肯定不合西塞罗的口味，因为这种学说号召人们放弃政治活动，而以直观的内省的修养办法达到所谓不动心的境界。
西塞罗的事业心很强。他渴望通过从政干一番振兴共和国事业；反对他的人则把他的这种事业心说成是一种野心或虚荣心。西塞罗在公元前61年给他的好友阿提库斯的一封信里把他们两人作对比时指出：“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就是我们各自自愿地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向。要知道，我对于荣誉的渴望使我走上了从政的道路，而你的完全无可非难的意图则使你过着私人的宁静生活。”(46)
西塞罗就是抱着恢复斯奇比奥时代的罗马共和国的雄心壮志踏上了自己的仕途的。但是他一走向外部世界就遇到了个人的权力之争：他没有看到在扩大了的罗马共和国，统治权的集中是必然趋势，而这种集中要通过残酷的斗争来进行。他虽然对罗马的武力扩张抱着赞许的态度，但是在内部纠纷方面却不主张兵戎相见。他所主张的节制、调和、妥协，这实际上是一种害怕变革的保守思想。
但是在形势的逼迫下，他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老一辈的马里乌斯和苏拉之间的直接斗争，但是又不可能不卷入同辈的庞培和恺撒之间的斗争。
本书作者有意无意间给读者一种印象：西塞罗是不诚实的，是一个政客。政客是靠搞政治谋取私利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西塞罗完全可以随波逐流，何况以他的地位和声望，无论在哪里做官，都可以捞到不少油水。特别对于恺撒，只要西塞罗稍稍迁就一下，甘心为恺撒的独裁统治效劳（何况恺撒在金钱上又是那样“豁达大度”），他简直可以说能够满足自己一切物质上的需要，做一个大富豪完全不成问题。大家知道，对罗马高级官吏来说，外任行省长官就是发财的一个同义词，可以说，凡是从行省归来的人，无不腰缠累累，然而声名狼藉。也和我们的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样，西塞罗一任长官下来，仅合法的收入（养“廉”之俸！），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就有五六十万(47)，那么贪官污吏搜括勒索规模之大就可想而知了。西塞罗存到以弗所的一位银行家那里的这笔钱，在庞培同恺撒的内战开始时就由他交给庞培使用了。他本来完全可以保留这笔钱自己享用，但他这样做并没有私人勾结的意味，而是为了挽救共和事业。再比如，恺撒从高卢满载而归时，曾以无息或低息的借款笼络过一批等钱用的元老，西塞罗也借过恺撒的钱，但当他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分歧日益扩大时，就设法还清了这笔借款，绝不拿原则做交易。西塞罗是个有高度教养的人，社会活动多，好客，爱好又是多方面的（文物、书籍他都喜欢），但他的祖产只是中等水平的，因此他常常感到手头拮据是不足为奇的。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在辩护活动中是遵守秦奇乌斯法规定的不收费的条款的，当然这并不排斥其他形式的报酬。在为债务所迫的情况下，有时他也为他认为未必有理的人进行辩护，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西塞罗不是完人，对这一点我们也不必过分指责。但总的看来，西塞罗是一个十分廉洁的人，是共和末期罕见的没有贪心的人。正像提图斯·李维所说：“如果把西塞罗的功过加以权衡，则他是一位高尚而伟大的人物，值得后人纪念，我们需要另一位像西塞罗那样的雄辩家来称颂他。”帝国初期的伟大罗马史家能对西塞罗作出这样的评价，可见西塞罗的所作所为当时自有公论，不是能随便歪曲、丑化的。甚至他的政敌奥古斯都后来在发现自己的一个孙辈偷读西塞罗的作品时都不能不指出，西塞罗是一位雄辩的有学问的人，一位真正爱自己国家的人。
西塞罗在男女关系和婚姻问题上，就当时普遍十分糜烂的社会风气而论，他的洁身自爱也是罕见的。他的方正的品行同恺撒在这方面的放纵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在传世的有关文献中，从来没有关于西塞罗在这方面的流言飞语。然而，他的婚姻生活也不是圆满的。由于不大清楚的原因，他终于同结缡三十年的特伦提娅离婚了。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特伦提娅家务管理得不好，给他造成了经济上的困难，但论据并不充分。离婚后，他同他的被保护人、富有的普布利利娅结了婚。看来，这次结合更多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但普布利利娅又容不得西塞罗的女儿图利娅，因而图利娅去世后，他们很快又分手了。当然，西塞罗因为过分偏爱女儿而引起普布利利娅的不满，在这件事上他可能负有一定的责任。
西塞罗是抱着自己的坚定政治信念参加政治活动的。他不玩弄权术，不搞阴谋，根本说不上是两面派；他无论推许、赞扬或批评、斥责恺撒，都是严格地从他的政治标准出发的。他敢于在恺撒的独裁统治下发表赞扬恺撒的死对头小加图的文章，这绝不是只求苟安的庸人或自私的胆小鬼所能做到的。他反对恺撒，但是没有参加刺杀恺撒的阴谋（想来参加阴谋的人们也了解此老的性格，所以不敢拉他），这一点也说明，他搞的是堂堂正正的政治斗争。
恺撒死后三星期，西塞罗的一位友人对他说：“局势太可怕了，简直没有摆脱混乱的办法，如果连恺撒这样有才能的人都垮掉了，谁还有成功的希望呢？”西塞罗当时表示，他不敢说恺撒就一定错了，可见在恺撒独裁时，他仍在从旁观察、思索，还想按照自己的信念寻求解决的办法。但事态的发展很快就使他看到恺撒之死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事情也并没有像阴谋者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共和国的一套体制名存实亡，对当时的局势已起不了任何作用，人民群众被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阴谋者本身也没有力量控制当时的局势，所以西塞罗认为虽然他们的勇气可嘉，却做了一件轻率鲁莽的事情。他的调和手段也丝毫未能阻止事态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当西塞罗看清楚安托尼乌斯是何许人的时候，他把希望又寄托到屋大维身上，但屋大维在帮助恢复共和这一点上来说，绝不比庞培更好些，如果不是更坏些的话。西塞罗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斗争，但他自己没有军队，没有自己的一伙人，就凭着自己对古老的共和的忠诚信念，挺身而出发表了矛头直接指向安托尼乌斯的一系列演说，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再说一遍：他出生在一个错误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政治家，一位伟大的悲剧性的人物。
罗马的婚姻与妇女问题
本书里出现的婚姻关系问题可能使我国读者感到有些迷惑。比如说，恺撒曾把女儿嫁给庞培，后来却又向庞培建议娶庞培的女儿(48)（尽管不是优利娅的孩子），同时建议庞培娶恺撒的姊妹的外孙女屋大维娅（奥古斯都的姊妹(49)）。婚姻关系为什么能乱到这种程度？把罗马妇女当成政治上裙带关系的筹码，这是不是正常现象？古罗马妇女的地位如何？婚姻关系如何？本节想就这方面作一点补充。
本书着重指出亲属关系在罗马政治上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必要的。然而这种现象岂止罗马一地为然，它几乎是贯穿于整个历史时代并遍及于一切国土的。在我国正史中，从《史记》开始，皇亲国戚始终占有重要地位。西方王国的统治家族之间也大都有亲属关系。
在太古之世人类“但知有母，不知有父”，这一点罗马人也清楚。西塞罗就提到那时“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合法的婚姻，谁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合法子女”(50)。但是在传说的共和国初期，史料表明罗马的主导的婚姻形式已经是一夫一妻制了。丈夫在一家之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很像是我国三纲之中的“夫为妻纲”。罗马法十分完备地规定了丈夫对妻子儿女的权力（potestas）。一个女孩子在家中受父权（patria potestas）的统治，嫁到夫家之后，就从父亲的统治之下转入丈夫之手（in manum）。后来还有一种仍旧留在父亲或其他法定代理人的统治下而不转入丈夫之手的婚姻（sine in manum conuentione），这样丈夫就没有权力处理她的财产。这种婚姻比起前一种来，对妇女是意味着一定的解放。
据罗马法，法庭承认妇女可以通过三种婚姻方式转入丈夫之手：共食婚（confarreatio）是最古老的也是贵族气味最浓的婚式——关于这种婚式，本书正文和译者的有关注释(51)已作了若干说明，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补充狄奥尼西乌斯的一段话，用来说明通过这种婚姻结成的夫妻关系：“这种婚姻使他们结成不可分的紧密而牢固的关系，任何事物都不能拆散这种婚姻。法律规定妻子在生活中只能取悦于自己的丈夫，因为她无处可以申诉，而丈夫则统治他们的妻子，就和他的必不可缺的物品一样。”(52)
由于一般平民没有资格采用共食婚式，所以就产生了第二种婚式，即买卖婚（coemptio）。买卖婚是平民的主要婚式，后来它就成了最通行的婚姻方式（共食婚的仪式过于烦琐）。这种婚式是模拟购买方式：丈夫支付某些象征性的代价把妻子买到手。至于第三种婚式即习惯婚（usus），则是以《十二铜表法》为依据的：连续同居一年即可视为正式的婚姻关系。如果这中间有连续三夜（trinoctium）的中断，丈夫的权力即不复存在，而妇女仍旧回到父亲的权力统治之下。后来三种婚式的具体仪式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因为人们更关心的是婚姻关系，而不是形式。
至少从理论上说，由于妇女的这种地位，可以认为在传统中，罗马共和国建国以来几百年中间从来不存在离婚的问题，而只是丈夫处死或休掉妻子。狄奥尼西乌斯就指出，如果妻子不贞或者饮酒，则有丈夫参加的家庭会议就把她处死。普鲁塔克的《罗慕路斯传》里也有如下记载：“他（罗慕路斯——引者）还制定了一些法律，其中最专断的一条就是妻子不能离开自己的丈夫，但丈夫却能因为妻子毒杀自己的孩子、仿制钥匙或不贞而休掉自己的妻子。如果有谁在这些理由之外休掉自己的妻子，则他按规定得把一半财产分给她，一半献给凯列斯神的神殿，因为休掉妻子的人是要向克索尼亚诸神(53)献祭的。”(54)
在后一种情况下，比如不育，虽然也成为休妻的理由，但对女方来说这并不是不光彩的事情，因此可以保有自己的妆奁。如果是因为不贞而被休，财产就归丈夫所有了。
至于妻子应当怎样对待丈夫的不贞行为，那么普劳图斯的《美奈克穆斯孪生兄弟》中父女的一段对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女：（自白）我得去找他。（对父）您好，爸爸。
父：您好，您好，什么您好，您好的？为什么你叫我来？为什么你今天这么不高兴？为什么他愤怒地离开你？你们俩吵架了。跟我说，是谁的过错？简单点，别啰嗦。
女：我什么事也没做。真的，什么事也没做。但是我不能住在这里了。带我走吧！
父：怎么回事？
女：他出我的丑。
父：谁？
女：您把我许给的那个男人——我丈夫！
父：嗤，嗤，嗤！吵嘴啦！我告诉你多少次，不要到我这里来诉苦，无论是你们哪一个。
女：实在没办法呀，爸爸。
父：你找我就这件事！
女：对。
父：我跟你讲过多少次，要讨你丈夫的欢喜，不要总是盯着他，看他干什么，到哪里去，想些什么。
女：可是他有了个姘头，就在隔壁！
父：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可是你越计较这事，他就越爱她。没错儿！
女：而且他还在那边儿喝酒。
父：也许在那边儿，也许别的什么地方，你管得了他吗？你还有脸这样说！……
女：爸爸，我请您来是为我讲话，不是为他讲话的。可现在您却给他而不是给我分辩。
父：如果他有什么错儿，那我对他会比对你更严厉。但是他给你衣着首饰，给你吃的，给你侍女使用，你应当懂事，孩子！(55)
从古罗马的文字材料来看，情况虽大致如此，但事情也还有另外一面。女孩子虽然往往被父亲用作结成裙带关系的筹码，这并不说明罗马的妇女在家庭中，在政治上不起任何作用。史家们一致承认，恺撒的女儿优利娅嫁给庞培之后，她在维系父亲与丈夫之间的良好关系方面是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的。如果优利娅死在他们两人之中任何一个人的后面，那历史的进程说不定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恺撒个人的经历来说，他的高度文学修养恐怕就和母教有关，而他在婚姻问题上得罪苏拉也是靠了母系亲属的保护才免遭追究的；他进身的凭借也在母方。因此，尽管从理论上，共和国只是男子大显身手的地方，妇女没有任何政治权利(56)，而只是丈夫手中的物（res），但她们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条文和事实当然并不总是一致的，我们还可以引素称严厉的老加图说过的话来证明相反的情况：“各民族的男人都统治他们的妻子，我们统治各民族，而我们的妻子统治我们。”普鲁塔克在《老加图传》里的一段话也可以透露这方面的消息：
他（加图——引者）是一位好的父亲和好的丈夫（引者按：不依“法”行使丈夫的绝对权力），并且在私生活中是个十分节约的人，虽然他并不鄙视弄钱或者认为就他的才能而论他不屑于干这等事。……他娶了一位出身高贵然而并非富有的妻子，因为他认为，虽然出身高贵和富家的妇女都是横傲和盛气凌人的（引者按：这就不像法律所规定的那种地位了），但出身高贵的妇人更耻于干坏事，因而使她们的丈夫能把她们引上正途(57)。他常说，殴打自己妻子或儿子的男人是把亵渎之手加到最神圣的事物上去（引者按：这又根本同法律条文相抵触）。他还说他宁愿做一个好丈夫也不想当一位大政治家，对于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最欣赏的是苏格拉底对他的凶悍的妻子和愚蠢的孩子所表现的耐心和仁慈。(58)
结了婚的妇女在家里是女主人（matrona），一切家务都由她操持：奴隶干活，她也同样干活，许多显贵人物的衣服都是主妇亲手纺线、织布、制作出来的。家庭教师一般是奴隶担任，但有教养的女主人仍要时时过问，甚至亲自执教。撇开法律上的条文不谈，她即使不是和自己的丈夫平起平坐，至少也是一位得力的内助，因此在我们接触到的罗马妇女的大量墓志铭中，她的丈夫总是不忘记提到妻子的节俭、勤快、细心等等。不过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的，就是这种结合主要是从经济观点和生理观点考虑的（在豪门之间则是政治性的结婚），正如罗马史家塔西佗所说，真正的罗马人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即使他爱，那也不是内涵丰富的爱，而是不尊重对方的爱。说到底，妇女的任务不过是主持家务和生儿育女而已。从史料来看，至少到共和末期，情况没有很大的改变。
正是由于婚姻是没有爱情的，所以女孩子很容易成为政治交易中的方便筹码：只要需要，婚姻可以随便拆散，另行组合，而且越是豪门这种事情干起来越方便。什么共食婚永远不能拆散，那只不过是古老的神话罢了。原始的、本能的爱才是“粗犷的”罗马人的特色。柏拉图式的恋爱是根本同罗马人无缘的。罗马人的所谓爱就是这样，而每年3月17日举行的利贝尔神的节日利贝腊利亚节（Liberalia）就颇能说明罗马人这一特点。在这个节日里，在后来的文明社会里避讳甚深的东西都要公开展示出来，这种做法对不熟悉古罗马文化背景的人（也包括在基督教文明中培养起来的西方人）是无法理解的。在最古老的拉丁语中，从今天的观点看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猥亵词语特别多，古罗马人也特别善于开这方面的玩笑（这一特点给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人甚至法国人继承下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上，连罗马的第一流的大诗人贺拉斯也竟然吟出了他喜欢廉价的、方便的爱的诗句就不足为奇了（《讽刺诗》，i，2，116）。
因此罗马人在正式的婚姻生活之外，把随便到外面去寻欢作乐，视为常事。当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的妻子特尔提娅明知道自己的丈夫同一个侍女(59)有不正当的关系时也只好装聋作哑(60)。甚至素称严厉的老塞内加也不得不给青年人辩护：“他没有做任何错事，他爱上了一个妓女，这没有什么，他是年轻人嘛！当他有所改进之后，他会娶一个妻子的。”
另一方面，随着妇女地位的改善，作为男子的放纵行为的一种反应，离婚的事件越来越多了。在恺撒的时代，离婚的事件已经相当普遍，此后这种风气就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小塞内加（老塞内加的儿子）慨叹说：“现在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妇女会因自己离婚而脸红，有些显贵的妇女不是用执政官的名字而是用她们的婚姻来计年的。她们离婚是为了结婚，结婚是为了离婚！”
再看一下优维纳利斯笔下，那种把离婚当做家常便饭的妇女的形象又是怎样的：
“把奴隶钉死在十字架上”（妻子说）。“可奴隶犯了什么罪要钉死？证人在哪里？又是谁告发了他？总得问个清楚；在处死一个人之前，怎么耽搁也不能算久。”（丈夫说）“你这混东西，竟把这奴隶叫做人？你说他没犯罪？
就算这样吧，但这是我的愿望，我的命令，就是我说了算！”
她就这样主宰着丈夫，但不久她就离开了自己的王国，
戴上结婚的面纱，从一家到另一家，
然后又回来：那床上还保留着她的体温；
抛开刚刚装修的门，墙上庆祝的饰物，
而门口的花朵还没有枯萎——
这样，她的丈夫的数目增加了：在五个秋天里
她有了八位丈夫——这都可以刻在墓碑上！(61)
大略介绍了上述情况之后，恺撒的婚姻情况就容易理解了。恺撒一生正式结婚就有三次（但苏拉和庞培各有五次！）：第一次是娶了秦纳的女儿科尔涅利娅；科尔涅利娅死后娶了苏拉的外孙女庞培娅，庞培娅是因为同克洛狄乌斯有私而被恺撒休掉了的；最后恺撒娶了皮索的女儿卡尔普尔尼娅。在这种正式的婚姻之外，恺撒的“活动”是多方面的。苏埃托尼乌斯就说恺撒“勾引过许多出身高贵的妇女，其中包括谢尔维乌斯·苏尔皮奇乌斯(62)的妻子波司图米娅、奥路斯·伽比尼乌斯(63)的妻子洛利娅、玛尔库斯·克拉苏斯的妻子特尔图利娅，甚至格涅乌斯·庞培的妻子穆奇娅。……但恺撒最爱的却是玛尔库斯·布路图斯的母亲谢尔维利娅。在他第一次担任执政官时，他为她买了一颗价值六百万谢尔特尔提乌斯的珍珠。内战期间，除了其他礼物之外，他还在一次公开的拍卖中以名义价格为她买下了一批精美的别墅，而当人们对价格之低表示惊讶时，西塞罗打趣说：‘这场交易比你所设想的还合算，因为还有第三者(64)呢！’实际上，人们认为谢尔维利娅连自己的女儿特尔提娅也搭给了恺撒……他在行省也有这类的纠葛。这一点特别从士兵在为征服高卢而举行的凯旋式中唱的叠句歌看出来：‘罗马人，看管好你们的妻子，这里可有一个秃头的色鬼。你们把在罗马这里借来的黄金，在高卢花在寻欢作乐上。’他同王后们也有恋爱关系，其中包括波古德斯的妻子摩尔人优诺耶——正如纳索所写的，他给了她和她丈夫许多名贵的礼物；但特别应当指出的却是克列欧帕特拉：他常常同她彻夜饮宴……保民官埃尔维乌斯·索纳向某些人承认，恺撒曾命令他起草一个相应的法案，即当恺撒不在罗马的时候，为了能有子嗣，他无论同任何妇女结婚以及无论同多少妇女结婚都是合法的”。(65)苏埃托尼乌斯的话真真假假，未可尽信，但证之以其他文献，他的话也未必太过分。从我们东方的伦理观点来看，恺撒在这方面简直是个无法容忍的、道德败坏的人，但历史唯物主义者只能把他放回到两千年前罗马那个具体环境里去评价他。
————————————————————
(1) 谢尔盖伊·勒沃维奇·乌特琴柯（1908—1976）是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罗马史专家。1966年以来任《古代史通报》主编。他的关于罗马史的作品有：《罗马共和国的危机与覆亡》（1965）、《古代罗马：事件、人物、思想》（1969）、《西塞罗及其时代》（1972）。本书是他最后一部著作。
(2) 盖尔策尔被认为是蒙森之后德国乃至整个西方最权威的罗马史专家。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9卷，第200页。译文略有改动。
(4) 参见本书原文第319页（指本书边码，下同）。
(5) 罗马历史家（公元前19—公元31年），著有《罗马史》。
(6) 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2章；中译文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拙译本，上册，正文第2页。
(7) 莎士比亚写《优利乌斯·恺撒》的主要依据是普鲁塔克的《恺撒传》、《安托尼乌斯传》和《布路图斯传》。
(8) 《诗歌集》，第3卷，第6章。
(9) 拉丁语：总之我认为迦太基是应该被摧毁的。
(10) 意大利的“法西斯”一词便是由拉丁语棍束（fasces）一词演变而来。
(11) 反之，如果拇指向下，就意味着要胜的一方手下留情。
(12) 参见优维纳利斯：《讽刺诗》，第3首。
(13) 第2卷，第22章。
(14) 普鲁塔克：《马里乌斯传》，第43—44章。
(15) 阿庇安：《内战史》，第一卷，第95—96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罗马史》，下册，第79—80页。译文略有改动。
(16) 普鲁塔克：《苏拉传》，第30—31章。
(17) 参见优维纳利斯：《讽刺诗》，第10卷，第108—109行：quid Crassos, quid Pompeios evertit et illum'ad sua qui domitos deduxit flagra Quirites?（是什么搞垮了克拉苏斯者流，是什么搞垮了庞培者流和用鞭子征服了罗马公民的那个人（指恺撒——引者）？）
(18) 参见拙译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4章）：“只要奥古斯都还年富力强，足以维持他本人、他全家以及全国的和平，那么人们在当前就不会有什么忧愁。但是当他年老多病，体力不支，大去之日不远，而人们的新希望初露之时，一些人就开始闲谈自由的幸福了……”
(19) 普鲁塔克的《庞培传》写得比《恺撒传》还要详细些，可见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德国罗马史权威作家盖尔策尔也有关于庞培的专著。
(20) 马提亚斯·盖尔策尔：《恺撒，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彼得·尼丹姆英译本，巴吉尔·勃莱克威尔出版社，牛津，1969年。第19页注①。
(21) 同上。
(22) 斯特拉波（Strabo）在拉丁语有“斜视者”（Squlnter）的意思，这表明此人可能有生理缺陷，但又有史料说，庞培·斯特拉波有一个名叫美诺盖尼斯的厨子，人称斯特拉波，而老庞培同他长得很相似，所以起了同样的名字。
(23) 维列优斯·帕特尔库路斯，第2卷，第21章。
(24) 《庞培传》，第1章。
(25) 同上，第5章。这一章同前一章语气不衔接，原文似有脱落。庞培同秦纳的接触应当有一个过程才能说清楚为什么庞培要去看一个他所反对的人。
(26) 阿庇安：《内战史》，第1卷，第79章。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罗马史》，下册，第67页。译文有改动。
(27) 《庞培传》，第3章。
(28) 这对于粗鲁、放纵的罗马人来说是一种罕见的美德。
(29) 《庞培传》，第1—2章。
(30) 卡尔特瓦瑟（Kaltwasser）认为，在罗马这只是惯例，而没有作这样规定的专门法律（lex）。李维（第31卷，第20章）也说过，只有独裁官、执政官和行政长官才能举行凯旋式。
(31) 普布利乌斯·科尔涅利乌斯·斯奇比奥·阿非利加努斯（公元前236—前183年）曾于公元前202年在迦太基的札玛一战中打败汉尼拔。他是在康帕尼亚的利特尔努姆的退休生活中去世的。公元前187年度保民官提贝里乌斯·格拉古曾保护这位最著名的统帅免遭轻薄的指控。
(32) 普鲁塔克：《庞培传》，第13—14章。
(33) 庞培第一个妻子安提斯提娅，是公元前86年度行政长官安提斯提乌斯的女儿。主持审讯的安提斯提乌斯是因为钦佩庞培在法庭上的表现才通过友人提议把女儿嫁给他的。
(34) 阿庇安：《内战史》，第1卷，第79章。前引中译本，第67页。
(35) 盖尔策尔，前引书，第68页。
(36) 阿庇安：《内战史》，第1卷，第86章。
(37) 见本书原文第234页。
(38) 参见本书原文第203页。
(39) 塔西佗的《关于演说家的对话》主要讨论这个问题。
(40) 大概因为罗慕路斯（王政时期罗马的第一位国王）杀死过自己的孪生兄弟列慕斯并且用不正当手法拐骗了撒比尼人的妇女。
(41) 转引自M. E. 格拉巴里—帕谢克的俄译。
(42) 在古罗马，漂亮、有才艺或有学问的奴隶的价格高得惊人。
(43) 马里乌斯和西塞罗一样，也是一个“新人”这一点肯定为西塞罗所欣赏。
(44) 饶尔夫：《西塞罗》，第21—22页。
(45) 罗马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约公元前203—前120年）。
(46) 《致阿提库斯书》，第1卷，第17章。
(47) 据我个人间接的估计，不一定准确，供参考。
(48) 庞培的女儿庞培娅已许给了法乌斯图斯·苏拉（Faustus Sulla）（据苏埃托尼乌斯：Fausto Sullae destinatam），当时实际上她可能已经结婚了。
(49) 她已嫁给了盖乌斯·玛尔凯。
(50) de inventione(i, 2)。
(51) 参见本书原文第43页。
(52) 狄奥尼西乌斯：《罗马古代史》，第2卷，第25章。
(53) 即冥界诸神。
(54) 《罗慕路斯传》，第22章。
(55) 第787行以次。
(56) 人民大会就不许妇女参加。
(57) 此系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这一句的原文与译法各本各家出入很大。
(58) 《老加图传》，第20章。
(59) 当然是女奴隶。
(60) 瓦列里乌斯·玛克西姆斯，vi，7，1。
(61) 《讽刺诗》，第6卷，第219—230行。
(62) 当指谢·苏·茹福斯（S. S. Rufus），他是公元前51年度执政官，公元前46年任阿凯亚的长官。
(63) 庞培的副帅，公元前58年度执政官，本书正文多次提到此人。
(64) Tertia，谐音特尔提娅。
(65) 苏埃托尼乌斯：《圣优利乌斯传》，第50—52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