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史学中恺撒的形象。有关恺撒的神话
盖乌斯·优利乌斯·恺撒是历史上罕见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形象并不因年深日久而磨灭其光彩，他的声誉也经得起时代的考验。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天才的杰出统帅和同样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对于这一点，世世代代的人们看来是没有任何争论的。恺撒就是带着这样一些头衔，这样一些出色的评语出现在历史之中的。但实际情况是否如此？人们是否始终这样认为？第一个问题要用一整本书来回答；对于第二个问题，则我试图在这一章里给以回答。
恺撒的同时代人和离开他很近的后人们如何评价他？在着手综述这些人的意见和述评之前，我们认为，不妨先弄清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些评价本身的价值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可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首先，对于某个人物的历史意义的客观评价，较之对于某一事件的估价，总是更加复杂和更加难以掌握和处理的。其次，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对于恺撒的同时代人和离开他很近的后人们所提供的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要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cum grano salis）。
同时代人所提供的证据毫无疑问是十分珍贵的，因为这些资料来自直接的感受，保存了有关这样一些细节的知识和对于这样一些不同色调的感觉，而这些东西在不是直接参加或亲眼看到那些事件的人们的记载中几乎总是看不到的。最后，任何人也不能像同时代人那样程度地把环境的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时代的气氛”把捉住并表达出来。同时，任何人也不是如此经常地受环境的影响和个人偏爱的制约，因此也就不能对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意义从总的方面加以公正无私的估价，更何况任何一个同时代人都没有在回顾本身中所包含的那些客观的优点。
从另一方面来说，后人、后来世世代代的代表者却总是并且名副其实地是受回顾的影响的。他们并不能摆脱这种影响，他们的一切感受都受这种影响的制约，因而他们犯这样一些错误：作目的论的评价，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陷入危险的历史偏差。许多历史活动家的命运和身后的声誉——顺便说一下，后面还要谈到其中的某些人——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最好的例证。
话虽如此，这类文献还是十分重要的。就我们的情况而论，如果考虑到同时代人的话，那么，显然应当从恺撒的“自我评价”开始，而这些评价就保存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在所谓《恺撒著作集》（Corpus Caesarianum）中，有一些作品保存到今天，它们是：《高卢战记》(1)、《内战记》(2)，还有《亚历山大战记》(3)、《亚非利加战记》(4)，最后则是《西班牙战记》(5)。虽然这些作品被收入了《恺撒著作集》并且通常冠以恺撒的名字，但它们却远非出自恺撒一人之手。前两部作品毫无疑问是恺撒撰述的（但《高卢战记》的最后一卷，即第八卷则是恺撒手下的一位著名的将领奥路斯·希尔提乌斯(6)写的），而其余的作品则出自他的战友和部下之手。关于《亚历山大战记》和《阿非利加战记》的作者，早在古代人们便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猜测（人们举出了恺撒的一位知心朋友欧皮乌斯以及同是那个希尔提乌斯的名字(7)）。有关《西班牙战记》的作者，则人们甚至连一个假想的作者也提不出来。关于此书，我们只能指出，保存下来的本子残缺得很厉害，它大概是恺撒部队中的一位下级军官，甚至可能根本不是军人写的(8)（不过作者肯定是事件的参加者）。
当做史料来看，恺撒的《战记》（和《著作集》中其余作品）的意义，下面我们还要谈到(9)。现在我们注意的只是这样的问题：通过恺撒的回忆录，我们看到的他的形象是怎样的；在有关高卢战争和内战的札记中，他本人突出了本身的人格和性格方面的哪些特点。人们早就注意到，具有鲜明倾向性的回忆录（当然，特别是《内战记》）写得十分巧妙，能够给人以十分可信的印象。恺撒（就像色诺芬在《长征记》(10)里那样）始终只是用第三人称来谈到自己的，这一点再次强调了他的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在恺撒的“自我描述”中，我们看到怎样的一些基本特点呢？在《高卢战记》中，作者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作了重点的叙述：他行动迅速，富于机动性，有很大的预见性并且善于预测敌人的意图。作者完全以行家的身份记述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斗。我们看到的作者绝不仅仅是一位军事方面的业余爱好者，而是一位精通军事的专家，一位富有经验的天才统帅。
部分地在恺撒的第一部著作里，而主要是在《内战记》里，作者还突出了“自我描述”的其他特点：对敌人温和、仁慈；深受士兵的爱戴；战士们对自己的统帅极为忠诚。而且，作者对这一切又没有任何着意渲染之处，有时仿佛只是顺便提到，因而给人以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印象。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两部作品里恺撒的名字以这种不显眼的方式竟然提到七百七十五次之多，那么这种“客观”与“谦逊”也就如同他始终以第三人称提到自己的做法一样，有稍稍不同的色调了！(11)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收入《恺撒著作集》的无论恺撒本人的还是其他作家的作品，都是在古典文献的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一种特殊体裁的典范。而且，这种战争回忆录的体裁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在这类著作里，文献资料的利用是同“军事小说”的要素别致地结合在一起的。
西塞罗的保存到今天的大量作品对于评价恺撒其人是十分重要和引人注意的。西塞罗不仅是恺撒的同时代人，而且他的命运和政治生涯同恺撒有密切的联系，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于恺撒，这种在程度上时而不同的密切联系在恺撒的一生当中是不曾中断的。因此，关于罗马历史上这两位如此重要而又如此不同的活动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们写下了大量的作品：有关恺撒的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有一部能不谈他同西塞罗的关系的问题，就如同在涉及西塞罗的生平和事业的著作里，不可避免地要有恺撒出现一样。此外，还有一系列的研究作品是专门探讨他们之间关系的历史的。这样的著作可以举出威尔里希（H. Willrich）的《西塞罗和恺撒。在元老院的统治和神圣王国之间》（Cicero und Caesar. Zwischen Senatsherrschaft und Gottkönigtum）（1944年，戈丁根版）；洛斯曼（F. Lossman）的《公元前54年的西塞罗与恺撒》（Cicero und Caesar im Jahre 54）（1962年，威斯巴登版）和盖尔策尔（M. Gelzer）的《西塞罗和恺撒》（Cicero und Caesar）（1968年，威斯巴登版）。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详细论述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切理由来谈论恺撒对伟大演说家的极为“容忍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爱护的”态度。内战爆发时，恺撒试图把他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要求他给予建议和支持，而且甚至在西塞罗公然投向庞培的一边并且到庞培的营地去之后，恺撒都没有把他算到敌人中间去，而在恺撒以胜利者的身份返回祖国后，还对他表示明显的善意态度。而最后，当西塞罗在内战的最后一次战役期间为恺撒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加图发表颂词的时候，权力极大的独裁官不仅赶忙对此作出回答，他甚至好像表示歉意似的，说西塞罗不要把他的“军人的话”同杰出的演说家的优美的语言相比(12)。
恺撒对西塞罗的态度大致就是如此。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到兴趣的毋宁是相反的问题：他同时代的最杰出人物之一是如何看恺撒的，是如何评价他的事业的？不过对于涉及这一估价的问题，人们的回答却未必是一致的。问题在于，在我们考察了西塞罗的传世作品之后，至少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评价，三种不同的恺撒形象，它们就在不怎么长的时间当中依次出现。
使西塞罗重新审查自己观点的决定性关头，就是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在元老院被刺的事件。然而改变的与其说是评价的意义或内容，不如说是它们的程度。但这却带来了在质量上是新的某种要素。不过，即使在那一决定性关头以前，也就是当恺撒在世的时候，评价在性质上也并不是一致的。一切都要看这些评价出现在西塞罗的著作的哪一部分里面。有一部分可以说是非正式的，例如西塞罗同友人的通信；有一部分，如演说和论文，则是正式的。在这两部分当中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评价、描述。这一事实是未必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
在西塞罗的传世的大量书信当中（他在书信中可以直截了当、无所保留地表述自己的看法），他把恺撒主要看成是一个政治上的阴谋家和冒险家，看成是一个极力想推翻现存的国体和攫取独裁大权的人物。不过西塞罗在书信中最初提到恺撒时，他的态度却是相当中立的：只有在谈到克洛狄乌斯的丑闻(13)时，恺撒的名字才出现。但是当人们刚刚看清楚三头（Triumviri）(14)的轮廓时（且不说恺撒任执政官一事），西塞罗对恺撒的态度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诚然，在起初只是很不明显的暗示和间接表示不赞成的意见，但后来他越来越频繁地和公开地把三头称为“统治者”、“不公正的统治者”，而这之后他甚至谈起“王权”与“横傲的国王”来了。当然，这些抨击和指责更多带有“集体的”性质，而西塞罗本人在被流放之前，却不得不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而甚至向三头，首先是向庞培寻求支持了。
西塞罗从流放地回来之后，就开始了他同三头接近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里，他加强了同恺撒之间的“友谊”。他曾多次雄辩地谈论过这一“友谊”。就是在西塞罗给他的兄弟克温图斯的信里，也有不少地方谈到从双方表现出来的这种友谊。顺便说一下，克温图斯这时正在恺撒的参谋部中并且无论在高卢还是在不列塔尼亚都曾积极地参加了恺撒的军事活动。在这些信里，恺撒被称为“最出色的和慷慨大度的人”或“最优秀的和有强大力量的人”，而在给克温图斯的一封信里，西塞罗竟公然宣称：“除了你和我们的孩子之外，他就是我最关心的人了——对他关心到几乎和对你一样的程度。”(15)当然，写出这一切是因为他考虑到，这些话是会给恺撒本人看到的。
但是，一旦有了爆发内战的危险，西塞罗的态度就再次奇妙地发生了变化。诚然，西塞罗是主张调解的，他认为应该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避免战争，但他本人则明显地站在庞培的一边，也就是说，理所当然地站在元老院的一边。因此，这时在他的通信中再次占上风的，就是他对恺撒的比较真实的并且一直不是善意的态度了。
当内战爆发后而庞培对此毫无准备的情况和他的惊惶失措的情绪已经暴露出来的时候，西塞罗虽然十分尖锐地责备自己的“英雄”，却仍然站在他的一边。庞培的名字被冠以“我们的”字样，他被称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庞培”，而恺撒则不再被冠以“统帅”一类的头衔，而只是冷淡地用“他”、“那个人”之类的字样来称呼了。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西塞罗对恺撒的描述与评价也变得越来越明确了。“国家从不曾处于如此的危险之中，无耻的公民们从不曾有过更加现成的统帅了”，随后西塞罗又指出，恺撒是在犯什么疯病了(16)，而最后他竟愤怒地叫道：“堕落的强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种耻辱看来未必是任何和平所能补偿的！”(17)
这样看来，在内战期间（无论如何也在恺撒取得明显的胜利之前！），西塞罗对恺撒的态度是不会引起任何怀疑的了：恺撒是反对res publica（共和）的歹徒，是一切“正直的”公民的敌人、元老院的死对头、“堕落的公民”。凡是读过西塞罗的传世著作的“非公开的”部分的人，读过他的大量信札的人，他所看到的就正是这样一个形象。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西塞罗在公开场合的发言，是他的那些在某种程度上涉及恺撒的国务活动的演说，那么我们看到的便完全是另外一个统帅和政治改革家的形象了。在《论前执政官治理下的行省》这一演说中，恺撒被称颂为一位杰出的统帅、一位有先见之明，甚至是明智的政治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恺撒的“优良品质”和“光荣”。在高卢进行的战争被称为“最伟大的”战争。西塞罗怀着激动的情绪叫道：“难道我能对这样一个人抱有敌视的态度吗？要知道，他送来的报告、他的声名、他的使节每天都用新的部族、民族和地点的名称来使我听了欢喜！”(18)恺撒对罗马国家的特殊功勋就在于，他懂得高卢的存在这件事本身对罗马人是怎样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他第一次发动了不是防御性的战争（过去一直是这样的战争），而是一次目的在于彻底征服高卢的战争。而且，由于恺撒“早就建立了相当多的、使他获得荣誉的战功，但是没有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到应做的一切”，因此西塞罗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应当把热望出色地执行国务活动的统帅召回，不应打乱他的几乎实现的全部在高卢作战的计划，不应阻碍这一计划的完成。”(19)
《论前执政官治理下的行省》这一演说是在公元前56年发表的，这时还远在内战爆发之前，当然更是远在恺撒取得胜利之前了。但是西塞罗在恺撒已经成为全权的独裁官的时期（公元前46—前45年）所作的演说保存下来的却有三篇。可以想见，这几篇演说当然是充满了对恺撒的过分的颂扬的。
这些演说中的第一篇是公元前46年秋天在元老院发表的，它论述的是恺撒的仁慈行为：恺撒允许自己的死敌、公元前51年度的执政官玛尔库斯·克劳狄乌斯·玛尔凯路斯从流放地返回罗马。因此在西塞罗的这一发言中——顺便指出，西塞罗是在独裁官本人在场的情况下发表这一演说的——首先就颂扬了恺撒的仁慈，他还论证说，使人“达到神的高度”的最高美德，并不在于对“残暴的蛮族”所取得的胜利，而在于对自己以及对自己对于私人仇敌感到的愤怒和敌对情绪所取得的胜利(20)。
但是对恺撒的描述并不仅限于强调他的仁慈；除去这种“神一般的”品质之外，他还指出恺撒的治国才能、远大志向和他要完成的重大任务。关于这些任务以及关于西塞罗在为玛尔凯路斯辩护的演说中提出的那些改革的纲领，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21)。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演说很早就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注意，而某些研究者认为，西塞罗这时诚心诚意地相信，恺撒可以成为共和国的领袖，成为“国家的第一公民”（princeps civitatis）——对于这样一个人物的形象，西塞罗本人在他的有关国家的著名论文中作了描述。(22)
为庞培派利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是公元前46年在罗马广场上当着恺撒的面发表的。这是一篇“请求宽恕”的演说，因为西塞罗并不能否认自己的被辩护人由于在阿非利加站在庞培的一边作战因而是有罪的。而尽管恺撒在审讯之前就曾对自己的友人们说：“为什么不听一听很久没有听到的西塞罗的意见，更何况这一案件的结果是已确定了的：利加里乌斯是一个恶棍，我的敌人。”但西塞罗的演说对他和全体听众还是产生了如此不可磨灭的印象，结果利加里乌斯竟然得到了宽恕(23)并且返回了罗马。后来此人参加了谋刺恺撒的阴谋者的队伍。
在为利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中，西塞罗再次称颂了恺撒的主要的美德——仁慈。演说中还谈到了“宽厚与睿智的光辉”。最后，西塞罗看来是第一次为甚至是恺撒在内战中的行动和目的本身进行辩护：“当你作战的时候，除了对凌辱进行反击这一意图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意图吗？你的不可战胜的军队如果不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和你的尊严，那又是为了什么呢？而当你力图缔结和约时，你是力图同罪犯还是同正直的公民达成协议呢？”(24)
看来，就我们感到兴趣的方面来说，西塞罗在公元前45年为加拉提亚的国王戴欧塔茹斯所作的辩护（国王自己身边的人们指控国王想谋害恺撒）同上面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演说没有任何区别。西塞罗不仅使戴欧塔茹斯摆脱了这一指控，而且还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机智的演绎法试图证明，戴欧塔茹斯只是由于误会才成了庞培派的。
因此西塞罗的公开的发言，也可以说他的传世作品中带有官方性质的部分，就为我们提供了恺撒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如果我们手里只有这一部分材料，那我们就可以说，在西塞罗的心目中，恺撒是一位杰出的统帅、一位明智的政治家和改革者，一个十分慷慨大度的人，毋宁说他是迫不得已才打内战的，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对凌辱进行反击”，保卫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尊严。
但实际上西塞罗从来没有这样认为过，这样考虑过。在恺撒死后，他终于能以完全不顾情面地表示自己对恺撒的态度。因此，对于3月15日恺撒被刺的事件，他并不想掩盖自己的明显的赞同态度，甚至高兴的心情。如果说有什么使他感到不安的话，那只是“不放心被打败的人们”，只是“暴君倒下去，但暴政却还存在”，或者换句话说，西塞罗不是没有根据地担心独裁制度的复活——他始终认为这个制度是残暴的。至于恺撒本人，则这时他正是被称为“暴君”或者“国王”（rex）(25)了。指出如下一点是有意思的，即这样的描述已经不仅仅出现在西塞罗的书信之中，它们也出现在他的传世作品的“带有官方性质的部分”里。例如，《论义务》(26)这篇论文——西塞罗的最后一部大作品——就有明确的反恺撒的倾向。
这篇论文一开头就着重指出，恺撒的例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恩尼乌斯(27)的这样的话：“在王政制度下，没有神圣的共同性，也没有忠诚可言”，因为恺撒为了自己的统治和优势地位而践踏了“一切神的和人的法律”。在论文的第二卷里，恺撒经常被称为践踏法律和自由的暴君，他的灭亡完全是罪有应得的；就某一方面来说，他甚至比苏拉还坏，因为他是出于不公正的和不能容许的原因而进行战争的（而可以看出，这同西塞罗本人不久之前的说法是完全矛盾的！）并且在他取得了可恶的胜利之后，竟蹂躏了整个的公社(28)。
西塞罗在恺撒死后对恺撒的人格的描述和评价除了本身的明确性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它们显然是回溯性的，是以某些总结性的结论为依据的，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要显露出某种目的论的味道。在西塞罗的第一篇《抨击演说》中，他就把玛尔库斯·安托尼乌斯拿来同恺撒相比（顺便说说，这并不利于新的独裁官候选人），指出恺撒“由于阴谋称王”，后来“费了极大的力量，冒了多次风险才实现了过去他曾想望的事情”。(29)第五篇《抨击演说》则更加明确地强调恺撒从少年时期起便有取得独裁大权的意图。(30)
普鲁塔克曾断言西塞罗是第一次开始提出并散布这类观点的人。因此，他的看法也可能是正确的。西塞罗要人们相信，他仿佛早就从恺撒的计谋和行动方式看出了恺撒想夺取独裁权力的打算。他还说：“当我看到他如何细心地梳理自己的头发以及他如何用一个手指搔头的时候，我总是认为这个人是不会有推翻罗马共和国这样的罪恶打算的。”(31)另一方面，看来西塞罗毕竟确切地知道，恺撒在什么时候想的，甚至做的又是什么：“恺撒在成了执政官之后，就深信自己已经取得了在他担任营造官时便曾想望的国王的权力。”(32)
普鲁塔克和苏埃托尼乌斯都没有说明，西塞罗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些看法的，但由于这类说法出现在《抨击演说》之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它们的时间，这就是说，我们有根据假定，西塞罗是在公元前44年恺撒遭到暗算之后，才如此大胆和明确地说出自己的看法的。
这样，我们便看到了恺撒的另一种形象。这个形象和我们已知的第一个形象不同之处是在于：现在恺撒不仅仅是摧毁了共和国的人，不仅仅是暴君和篡位者，而且是一个阴险毒辣的祸害人物，他图谋叛国并且几乎从童年时起就力图夺取统治权。因此，暴君本身和主要是反对暴政的斗争就有了某种命定的意义。
西塞罗在评价恺撒时变化的幅度如此之大，在描述恺撒时内容又如此“丰富”和“多种多样”，这种情况如何加以解释呢？毫无疑问，这首先是因为这位著名演说家本人的若干特点。大家知道，在西塞罗的书信和他的演说与论文之间有很大的一段距离，这种相差很远的情况过去曾经使西塞罗的最早的，也是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佩特拉克(33)感到十分失望，甚至几乎是痛心的程度。我们还同样清楚地知道——不仅是在恺撒的情况下——西塞罗心里想的是一套，嘴里说的是另一套的情况并不是十分罕见的，而他多年来进行辩护以及玩弄政治手腕的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在晴天里造成一片阴影”（西塞罗自己的话）的本领。(34)
但是，显而易见，引起我们注意的这种描述的本质，是不应当仅仅用西塞罗本人的这些特点来解释的。必须还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西塞罗对政治斗争参加得太积极了：当新的一轮的紧张搏斗开始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得及环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并且从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的白热化事件中冷静下来，而且，对他来说，斗争的性质和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改变——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问题都在于反对暴政和挽救共和国的斗争。因此，甚至当西塞罗对他过去的行动作出回溯性的评价时，也未必能够要求他采取客观的态度；因此，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同时代的观察者，而且作为事件的直接参加者——那些当事人本身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或拥护者——来看待事件和有关人物的。
最后，再谈及最后一点。除此之外，西塞罗所作的评价，这乃是同时代人、“参与者”所提供的典型证据，这种证据有它们的优点和缺点，有它们的一切合情合理之处，可惜时而也有过分使人容易上当之处。当问题涉及西塞罗对恺撒的态度时，必须加以考虑的那些看法和情况便是如此。
除去西塞罗的评价之外，恺撒的另一位同时代人所提供的证据也同样引起我们的兴趣。这个人就是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35)。此人的生平和政治经历也是同恺撒有关系的。而且，撒路斯提乌斯通常被认成是一位典型的恺撒派，因为在撒路斯提乌斯由于行为不检而被开除出元老院之后，正是恺撒又使他回到了元老院；还因为他站在恺撒的一边参加了内战，后来并且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阿非利加行省的长官。
撒路斯提乌斯有一些历史著作保存下来了(36)。在当前的情况下，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的《就共和国体制问题写给恺撒老人的书信》和历史专著《卡提利那的阴谋》，因为在这两部作品里有他对恺撒其人和他的事业的评价。指出下面一点是有意思的：也和处理西塞罗的作品时的情况一样，我们在使用撒路斯提乌斯的上述作品时，要同时注意到作者对恺撒生前和死后的描述。
《给恺撒的书信》乃是在罗马相当流行的一种特殊文体的范例。这绝不是前面多次提到的、西塞罗写给友人和亲属的书信，而毋宁说是我们所谓的“公开”信，这在古时被认为是演说术的一个特殊的门类。这是提出建议、忠告、规劝的演说。
但是撒路斯提乌斯的《书信》不仅仅是某种文学体裁的范例。在这些书信里，作者提出了明确的政治纲领，纲领反映了撒路斯提乌斯本人和罗马社会某些集团的观点，反映了他们对恺撒的态度和他们对他的期望。不过关于《书信》的这一方面，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的(37)。现在我们要谈的只是书信中对恺撒的描述。
如下的情况也不能不提一提，即《书信》的真实性，说得更明确些，《书信》是否出自撒路斯提乌斯之手，这一点不止一次地受到怀疑。在当前情况下，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一相当专门的讨论的全部细节。这个问题完全可能属于永远解决不了的大小许多问题的范围之内。但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应当十分明确地强调指出，反对《书信》的真实性的人们直到今天也提不出一个真正不容争辩的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有一个意见认为，不存在足够有力的理由来否定传统，并怀疑撒路斯提乌斯的作者身份。
人们通常认为，《书信》较早的部分是早在内战爆发之前，即公元前50年写出的。至于《书信》较晚的部分，则人们把它们的时间定在公元前46年，并指出说，它是在塔普苏斯一役(38)之后写的，这就是说，这时恺撒已是罗马的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了。形势的这种变化（当然，还有相当长时间的间隔）可以说明书信本身之间，还有反映在书信之中的对恺撒的评价之间的非常重大的区别。
在较早时期的《书信》中，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态度如何呢？这封信一开始的引言就值得注意，这就是所谓“要求关照”，在这里，撒路斯提乌斯先是就向身居高位的大人物提出忠告是如何困难这一点发表议论，然后他才论证，是怎样一些动机使得他还是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首先他提出的依据是他有志于从事政治活动，并且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条件下都对同国家生活有关的问题有兴趣。这便使得他有权利提出忠告。
撒路斯提乌斯顺便对恺撒作了一个虽然简短，然而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描述。附带提一下，他还强调指出了——而这一点也证明他的心理观察是细致入微的——恺撒其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他写道：“除了其他各种品质之外，我……在您身上发现了一个特别令人惊异的品质：您在逆境中较之在顺境中更能保持伟大的气度。”(39)撒路斯提乌斯指出了恺撒的宽宏大量，他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恺撒的考虑不应仅限于如何打退敌人，而是要进而扩大到考虑国家生活的那些基本问题。较早时期的信在结尾处是向恺撒提出了新的请求。撒路斯提乌斯极力吁请恺撒从事重建活动。
因此，撒路斯提乌斯在写作较早时期的《书信》时，显然相信恺撒是有能力成为一位按照《书信》作者所希望的方向改造罗马社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家。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应起的作用，对恺撒所面临的任务的这一看法，也便决定了内战前夕历史学家对恺撒的态度。
在较早和较晚的《书信》之间的那四五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这期间，恺撒不仅成了罗马国家的领袖并且能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施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后面我们还将比较详细地论述有关这些措施的问题(40)。而现在，重要的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撒路斯提乌斯提出的改革纲领并没得到积极的响应，也没有得到实现。这一点不能不反映在他对恺撒的态度上。我们只想依据时期较晚的《书信》的材料，探索他在评价恺撒的事业方面以及在同恺撒的一般关系方面的某些变化。
时期较晚的那封《书信》开头时也是提出了传统的要求关照，并且对恺撒的功业加以颂扬，但是，在这里我们立刻就遇到了可能带有个人性质的一种隐蔽的暗示。撒路斯提乌斯说：“没有人会自愿地把权力让给别人，处于权力顶峰的那个人不管多么善良和仁慈，他总是会引起人们的担心，担心他会用自己的权力去做坏事。”(41)
随后撒路斯提乌斯就颂扬了恺撒的功业，他在战争时期的温和以及他对被打败的本国人的态度。他吁请恺撒在今后仍然推行这样的政策，但是他提出这些请求时的执拗态度使人们不能不认为他实际上所能期待的毋宁是相反的东西。在这方面，撒路斯提乌斯描述恺撒周围的人物，也就是恺撒一派的方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用他的话来说，汇集到这里来的都是那些“腐化堕落的”人们，都是那些过着骄奢淫逸的罪恶生活和负债累累无法偿还的人们。
这之后，撒路斯提乌斯再次回到这样一个想法上来：建立在残暴行为之上的政权是不巩固的和极为不得人心的，因为引起许多人的恐惧的人，他本身必然也害怕那许多人。然而那有节制地和宽厚仁慈地使用权力的人，他的生活却是幸福的、愉快的、宁静的。在这封《书信》里，撒路斯提乌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吁请恺撒为了祖国的利益来使用自己的全部权力，不可采用严酷的刑罚和死刑，而是要表现出真正的仁慈，并且要注意“使青年不要纵欲和染上不良的嗜好”。(42)
所有这一切吁请和谏言都证明，在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关系方面发生了明确的变化。如果说，他在先前对恺撒抱有远大的期望，希望他在国家体制方面有所改革，那么，现在，在时期较晚的《书信》里，作者却开始表现出无论对英雄本人还是对他的全部事业的方针感到失望的各种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把撒路斯提乌斯看成是那样一个“无条件的”恺撒派呢？
当然不能！如果我们看一看重要的和有意思的证据，这就是：在撒路斯提乌斯的历史专著《卡提利那的阴谋》里，作者把恺撒和加图作了比较性的描述的话，这种怀疑显而易见是有道理的了。这一著作写于公元前41年；这样看来，此书就是在恺撒去世后（当然更是在加图去世后！）撰述并发表的了。
撒路斯提乌斯在记述了决定阴谋者命运的元老院会议，甚至在引用了恺撒和加图的演说本文（演说当然都是撒路斯提乌斯自己编撰的！）之后，最后以对两位政治活动家的全面的比较描述作为结束。它所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仅因为这是同时代人提供的一个新的证据（而且这个人是最能适应当时政治形势的），而且还因为它对恺撒这个人作了最充分、集中和专门的描述。
只要注意一下这一作品引起我们兴趣的描述开头处所提出的理由本身就够了。撒路斯提乌斯说，在对罗马人民的历史进行了长期的思考之后，他取得了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这就是，罗马公民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是个别杰出公民的崇高品德的结果。而既然两位真正杰出的人物——玛尔库斯·加图和优利乌斯·恺撒——都是他的同时代人，所以要避而不谈他们那会是不公平的(43)。
作者的描述在一开头就指出，既然两个人在出身、年龄、辩才方面几乎相等，因此他们便同样具有恢弘的气度和崇高声誉，但不同之处则在性格、脾气方面。恺撒的性格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他非常宽厚、慷慨、仁慈并且富有同情心，他因为支持、宽恕过许多人而使自己声誉卓著，他是不幸者的庇护人，人们还称赞他的谦恭与随和。他一向是不知疲倦地操劳、夜以继日地活动；他恪守并且捍卫自己的友人和被保护人的利益，而且常常为之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了表现自己的勇武精神(44)，他力图取得最高权力、军队的统帅权，他渴望进行新的战争(45)。
不难肯定，在描述恺撒时，作者还强调指出了恺撒的这样一些品质，诸如仁慈——后来仁慈成了他的绥靖政策的一个主要口号、对于“必然与之有联系的人们”(46)的忠诚、毅力与主动性。如果要说一般印象的话，那么这首先就是一位事业家的形象、一位富有进取心和功名心的政治家的形象——装点他的各种各样的美德也绝不仅仅是摆摆样子就算了的。
加图的形象在我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了。这是一位“道德英雄”的形象，在这里，撒路斯提乌斯强调他的完美的道德方面的特征。关于加图，作者指出，他在生活作风方面始终是完全无可非议的，他十分严格、坚定和有节制，而歹徒们则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克星。他不同富豪比财富，不同阴谋家比阴谋，而是同勇敢的人比勇气，同谦逊的人比羞耻心，同诚实的人比无私，他之所以杰出，不是在言语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因此他自己越是不追求荣誉，他反而取得了更大的荣誉。(47)
这两段描述从古以来便为人们所引用，而现在，在现代史学中仍然受到重视。人们特别喜欢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两位活动家当中，谁应当算是撒路斯提乌斯的英雄，他更喜欢的是哪个人：是“实干的活动家”恺撒，还是“有道德的英雄”加图？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看法。某些研究者坚持认为，对于撒路斯提乌斯这个明显的恺撒派来说，他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和典范应当是恺撒，而加图对他来说却是“太不实际”了。另一些研究者则不无根据地着重指出这样一个情况，即这时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已经感到失望了，因此他更敬重的是有道德的英雄的形象。最后，还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撒路斯提乌斯的心目中，无论恺撒还是加图都不能被认为是理想的国务活动家。
对于上述几种看法，哪一种我们都不能完全接受。然而，在我们看来，最有说服力的却还是最后一种，因为我们愿意同意如下的看法，即无论“实干的活动家”恺撒还是“有道德的英雄”加图，他们每一个人现在都不能满足撒路斯提乌斯的要求。要知道，这时撒路斯提乌斯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理想的国务活动家的形象。因此，撒路斯提乌斯对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人都不表示自己的偏爱；因此，他也便不限于只对一个人进行描述，因为这时他理想中最重视的乃是一个综合的形象，在这个形象上，果敢的实干家的特征必须同有道德的英雄的特征结合起来并由后者的特征加以补充。因此，在文章的结构方面——这当然是作者有意识地如此安排的——对两个人的描述是这样设计的，即实际上把二者结合起来，而对于两位活动家的品德和特殊风貌也是合到一起记述的：如果作者举出恺撒性格的某种特点的话，那么与之相对照，马上就有加图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被提出来对它加以补充（但绝不是排除！）(48)，等等。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撒路斯提乌斯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到底是何许人，这个问题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我们感到兴趣和认为重要的，毋宁是对恺撒的描述本身。人们可以把它认为客观和公正到什么程度？看来，既然上面提到了同时代人的描述不可靠和似是而非的问题，那么对于这类问题应当如何回答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关同时代人和时代很近的后人的评价的上述一切，毫无疑问仍然还是起作用的。要知道，不仅存在着绝对的客观性，而且存在着相对的客观性。因此，在我们看来，我们有根据认为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评价，比较那位西塞罗的意见来，要公正得多。这种分歧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一系列的原因引起的。
首先我们应当考虑这样一个情况：撒路斯提乌斯和西塞罗不同，他在恺撒被刺之后，从自己的行省返回罗马，从此就不再参加任何政治生活与斗争，而是把全部心力倾注于历史的研究了。单是这一情况就可以促使他对不久之前的历史进行比较平心静气的，因而也就是比较公正的总结。
此外，刚才提到的有关比较性描述的议论仿佛同有关撒路斯提乌斯对恺撒的“中立”态度的结论发生矛盾。尽管在这一时期他不是绝对的恺撒派，不是恺撒的热情崇拜者和颂扬者，并且这时恺撒在他看来根本不是一位理想的国务活动家，但与此同时，他对恺撒却也不抱任何敌意，而且他继续认为恺撒（当然同加图一道）是“具有十分崇高的品德”的人物。看来，这样的态度可以作为一种比较客观的看法的即使不说是保证，至少可以说是前提。当然，这是在一般可以谈到个人评价的客观性的程度上。
最后，为了证实上述观点，还可以举出一个理由来。我们知道，撒路斯提乌斯的描述是回溯性的。这一事实本身绝不能证明他的描述十分客观。然而回溯不可避免地会使描述的客观性的标准有某些减弱（顺便说说，什么人、什么时候能把这种标准确定下来？！），虽然如此，这却可以排除许多非本质的、外加的、暂时的东西。因此，《卡提利那的阴谋》中对恺撒的描述，就包含有某些比较经得起考验的评价。这一点哪怕从下述情况也可以看出来，即在评价中特别强调了，比如说，恺撒的仁慈——这一品质是他在前一世纪六十年代还无论如何不能，并且也没有机会表现出来的。这样看来，撒路斯提乌斯在他的历史专著中所描述的恺撒（还有加图）的形象，完全不是卡提利那的阴谋时期的恺撒，而是某种综合的（甚至同《给恺撒的书信》相比！）和总结性的图像。
我们对于有关同时代人提供的证据和看法的概述，到这里应当结束了。对这些事物我们所以谈论得相当详细，是因为我们认为（即使撇开它们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不谈是否能对它们加以检验），它们既然实质上是同恺撒个人有交往的人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恺撒形象的唯一再现，所以它们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至于并非与恺撒同时，而是恺撒的后辈的古典作家的意见，那我们有一切理由对它们采取远为概括的态度，特别是包括有关事件的显然是最详尽记述的两部最重要的，也是离当时最近的历史著作都失传了。首先就是恺撒的一位老战友——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欧(49)——的著作，这部书基本上是记述内战的进程的，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这一战争的积极参加者。李维的那部宏伟的历史著作(50)中同这一时期有关的相应章节也失传了，这一史料的遗失是更加令人痛心的。
在当前的情况下，路卡努斯（公元一世纪时人）在著名的叙事诗《帕尔撒利亚》里所描绘的恺撒形象并不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通常人们强调叙事诗的反恺撒的倾向。然而看来，比较公正的说法应当是，作者具有一般的反暴政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与其说是针对恺撒，毋宁说是针对尼禄的。因此恺撒的形象给人以做作、不自然的印象，这并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的形象，而只是暴政的化身。
我们不想去论述某些次要的史料了，我们只想举出二世纪两位大历史学家的名字——阿庇安和狄奥·卡西乌斯。在阿庇安的《内战史》（这是他的更大的一部著作《罗马史》中专门的一部分）里，有整整一章论述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战争。阿庇安参考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阿西尼乌斯·波里欧没有保存下来的著作。
后面我们还要多次引用阿庇安的著作。现在我只想谈一谈在他的作品的这一部分结尾处对恺撒其人的评价。作者在这里对恺撒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作了比较性的描述。阿庇安本人坚持认为这种对比是有规律可循的。在谈到恺撒时，他写到：“……在一切方面都是最幸运的人，天才的、气度恢弘的人物，完全应当同亚历山大作对比的人物。”接着作者又说：“两个人的功名心都很强，都有尚武精神，在实行自己的决定时迅速果断，无视危险，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并且更多是依靠决心和运气，而不是依靠战略。”(51)
阿庇安把正是作为杰出统帅的恺撒和亚历山大作了广泛的比较，因而他特别注意他们的个人品质、他们的作战方法以及士兵对他们的态度。作者还指出了他们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诸如乐于宽恕敌人并且对他们表现仁慈。最后，作者还指出，两位杰出的活动家都追求科学知识（亚历山大在印度、恺撒在埃及），两个人都对预兆采取嘲弄的态度，但两个人仍然成了应验的预兆的牺牲者。(52)
在另一部巨著中，我们也看到了对于我们所关心的这一时期的详细论述，这就是狄奥·卡西乌斯的《罗马史》。狄奥·卡西乌斯是安托尼努斯王朝时期(53)元老院贵族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己这部历史巨著上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全书八十卷），因此他的《罗马史》在当时就成了权威著作，就和较早时期李维的名著在李维当时所处的地位一样。(54)
狄奥·卡西乌斯利用了大量的史料。总的说来，他的叙述是可信的，尽管他也有重视修辞学的效果和渲染夸张的倾向。狄奥的作品的主要意义在于，他尽管对恺撒的活动没有作出概括的评价，但他叙述的事实和事件的细节是我们在别的史料中看不到的。
在结束对于有关恺撒的古典传统的综述时，我们还应当谈一下两位作家。看来他们应当被认为是这一传统的主要创立者。他们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学体裁，也就是历史传记体裁的最大代表者——普鲁塔克和苏埃托尼乌斯。顺便指出，他们是同时代人，都生活在公元一至二世纪之交的时期。
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中(55)，专门有恺撒的传记，而且这一传记是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传记作对比的，然而在同恺撒有关的那些活动家的传记，也就是庞培、布路图斯、西塞罗的传记中，作者也谈到了恺撒。当然，只有在专门为恺撒撰述的传记中，恺撒的形象才得到了最充分和最鲜明的描述。
普鲁塔克从一开头就强调指出，尽管恺撒也具有雄辩的天赋才能，但他却宁肯通过权力和武器的力量来争取领袖的地位。他介绍给我们的恺撒的形象首先就是一位杰出的统帅的形象，因此难怪他把恺撒和亚历山大放到一起了。他指出，恺撒不仅“表明自己不亚于任何一位最伟大的、杰出的统帅和军事活动家”，并且由于一系列的原因他甚至超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作者还在传记中指出了战士们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爱戴和忠诚。他是通过慷慨大度的作风、能以合理地分配奖赏以及他个人的勇敢和善于同士兵们一道坚韧不拔地忍受艰难和困苦的品质而得以在士兵中间培养起对他的这种感情的(56)。
普鲁塔克照例还指出恺撒的这样一些特点，诸如军队行进和转移得十分迅速，喜欢冒险，难以遏制的功名心和对于荣誉的渴望。然而这一切仍然主要是属于一位统帅的特点。关于作为政治改革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恺撒，普鲁塔克谈得很少，并且好像有意识地不去作出自己的评价。作者在传记的一个地方确实讲了这样的话：“对于恺撒的好动的性格来说，多次的成功并不成为安安静静地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依据。恰恰相反，这些成功进一步激发和刺激了他，它们促使他拟定未来更加宏伟的计划，促使他追求新的荣誉，好像已经取得的一切并不能使他满足似的。这是一种同自己（有如同他人）竞争的心情，一种想用未来的功业超越先前已经成就的功业的渴望。”而从这后面的话可以看出，所有未来的这些计划、这些新的功勋仍然绝不是某些国家改革的计划，而是新的出征和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57)
在我们看来，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普鲁塔克是作为统帅的恺撒的标准形象的创造者。而当生活在较后时期的阿庇安认为我们可以肯定恺撒完全有理由同亚历山大并列的时候(58)，看来他可能已经受到普鲁塔克描绘得如此鲜明生动的恺撒形象的影响了。大家知道，他创造的形象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大，这些形象不仅仅对古典史学和文学发生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恺撒的标准形象的话，那么就应当着重指出，普鲁塔克给这一形象又加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难怪他在传记一开头的地方就指出，西塞罗乃是在恺撒的行动中看到明确的意图和目的的第一个人。普鲁塔克本人显然是同意这一观点的。他很愿意记述人们关于恺撒的谈论，记述仿佛是恺撒本人的话，记述可以证明他几乎从少年时代便力图夺取权力的事情。(59)甚至在给恺撒的生平和事业作总结的时候，普鲁塔克都不放过重新表达同一想法的机会。他写道：“对于自己终生付出了极大危险的代价并且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的强大力量和权力，恺撒并未能享用。”(60)因此，历史上恺撒形象的某种目的论的味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普鲁塔克的作品的。如果在这方面，西塞罗也走在他前面的话，那么，当然，普鲁塔克创造的形象所起的作用却更要持久和广泛。
最后谈谈苏埃托尼乌斯写的恺撒传。关于这位作家的文风，很久以前人们便指出并承认这种文风的特色和它不同于普鲁塔克的风格之处。这一点甚至可以被认为是老生常谈了。比如说，苏埃托尼乌斯的那些总是按照固定的章节和各篇传记一再重复的一套典型化的特点和特征而写出的、对罗马皇帝们的记述与描写，通常就被人们拿来同普鲁塔克和塔西佗极为擅长的、对人物的历史—心理描述进行对比。
苏埃托尼乌斯的传记通常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皇帝在取得统治大权之前的生活；国务活动；私人生活；死亡和葬仪(61)。而这些大的部分又各分成一些更细的部分。例如，在恺撒的传记中，作者通过广泛的描述从他的国务活动记述到他的私人生活，而这广泛的描述包括如下各点：（一）外表、健康情况、衣着习惯；（二）喜爱豪奢的生活、浪费成性；（三）恋爱事件；（四）对吃与喝（即酒）的态度；（五）贪财；（六）雄辩术；（七）写作事业；（八）军事活动家、统帅的品质；（九）对被保护人和友人的态度；（十）对敌人和诽谤者的态度（他的仁慈）；（十一）国务活动家的品质。
如果把列举在这里的不大引人注意的事项稍加分析的话，我们不难确信如下的情况，即当苏埃托尼乌斯把恺撒当做普通人来谈论时，他指出了恺撒的应当肯定的和应当否定的特点；但当他谈到作为统帅的恺撒时，他基本上是强调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出现的那些优点：个人的勇敢、行动的迅速、在士兵中间享有声誉。而最后，当他谈到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恺撒时，他便概括地只列举消极的特点了：过分爱好虚荣和追求权力、高傲（特别在他一生的末期）、毫不隐讳力图取得王权。因此，如下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即在苏埃托尼乌斯看来（以及在他同时代的许多人看来！），恺撒根本不是一位理想的国务活动家——恺撒是位“伟大的人物，然而是个祸害的统治者”。屋大维·奥古斯都才是一位理想的国务活动家。传记作家在这里实际上是拿奥古斯都来同恺撒作对比了。(62)
现在我们应当做一些总结了。既然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自己的“一整套”标准和理想，因而也就创造出自己的英雄人物，所以每一个时代也就对恺撒有自己的认识。然而早在古代便已产生那一形象，由同时代人和时间相隔最近的后来人所创造的那一形象，其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在那一时代人们的眼里，恺撒就其重要性而论大概是同马里乌斯、苏拉、庞培不相上下的著名活动家。恺撒同他们一样，也可能在比他们大得多的程度上，首先是一位统帅，而且正是他这个人的这一方面对他所有其余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并且决定了他的历史意义。从上面的概述可以看出，他的同时代人或时间离他最近的后人并不承认他是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或改革家。在元首制时期这种看法也占有主导地位。被崇奉为国家的真正改革者的不是恺撒，而是奥古斯都(63)。作为一般的结论，我们可以大胆地肯定，同时代人和时间相隔最近的后来人所作的判断，甚至把这些判断所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一切缺点考虑进去，较之近代，甚至现代的某些历史学家的过分发热的头脑也要谨慎、清醒和现实得多。
* * *
现代创造的恺撒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确实，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恺撒。对于人们突然狂热地喜欢起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那样一个时代来说，也就是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来说，恺撒还没有成为人们所喜爱的英雄人物。但丁选择维吉尔为自己的引路人；佩特拉克则崇拜西塞罗，他与西塞罗就和与同时代人那样地热烈交谈。能以满足那一时代的精神需求的，并不是罗马武力的煊赫与胜利，不是帝国的强大威力和复杂的组织结构，而是柏拉图的对话、普拉克西特勒斯(64)的雕刻、德谟斯提尼斯(65)和西塞罗的演说术，最后，则是人们虽然不能给以明确的定义，但又都对之感到亲切和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个概念——佩特拉克的信徒科卢乔·撒卢塔提(66)和列奥那多·布路尼(67)就第一次用他们从同是那位西塞罗借来的humanitas(68)一词来表示这一概念。
所谓古典文化的第二次复兴，通常指的是十八世纪后三分之一到十九世纪开头这一段时期。它是直接同法国大革命，同这次革命的前提和结果联系着的。因此，马克思的下面这段话就并非偶然的了。他指出：“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它的活动家“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69)。行动的时代到来了，人们提出了政权的问题。因此，这时代替人文主义者的形象、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形象而出现在首要地位的是实干的活动家的形象。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些英雄人物的灵魂被召唤到历史舞台上来——“所有这些布路图斯、格拉古、普布利科拉、保民官、元老以及恺撒本人”(70)。
拿破仑当然对恺撒感到兴趣，并且也不能不是这样，而他的侄子甚至写了一部有三卷的著作《优利乌斯·恺撒的历史》(71)。对恺撒的日益浓厚的兴趣不久也反映到历史科学上来。确实，热情崇拜西塞罗的尼布尔(72)既没有把恺撒评定为统帅，也没有把他评定为国务活动家。但这一情况却使杜路曼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反应：杜路曼把恺撒和西塞罗这两位活动家描述成为截然对立的。在欧洲的历史学家中，在他们自己对恺撒本人及其事业的——顺便提一下，颂扬的——评价中，杜路曼第一个把作为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恺撒的特点提到了显著的地位。
但是，看来应当认为，杜路曼的说法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极端的目的论。在他看来，恺撒从少年时期就已经考虑用什么办法使自己取得专制大权，并且建立君主专制政体了，换句话说，就是当苏拉还在世的时候，恺撒就已经了解到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克拉苏斯和庞培只不过是他手中的小卒，而征服高卢则是有意识地为内战和夺取权力作准备(73)。
杜路曼在评价恺撒时在某种程度上是蒙森(74)的先行者，而蒙森，毫无疑问，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欧洲史学中有关恺撒的神话的创造者。问题在于，蒙森在他的《罗马史》中特别着力地和满怀热情地加以描述的恺撒的形象，或说得更恰当些，他为恺撒所作的辩护，长时期对全部西方史学发生了——看来，现在继续在发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后来的研究者都无条件地同意蒙森的看法，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蒙森的描述的鲜明生动和“无懈可击”给予应有的肯定，而凡是试图对恺撒这个人作出另一种评价的人仍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辩中以蒙森创造的形象作为出发点。
在蒙森看来，恺撒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创造性的天才人物。恺撒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雄辩家、作家，但所有这些特征都是次要的、补充性的，而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雄辩家、作家，只是因为他首先是道道地地的国务活动家（Staatsmann）。他的国务活动和他的人格的基本特点乃是最完美的和谐。因此他能够做到其他政治活动家办不到的事情：把极其多种多样的成分和“集团”团结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施行一种超阶层的、超阶级的政策，而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则是希腊的和罗马的“民族”的复活。恺撒的目的乃是恢复古代的王权；同时他又能够保持对自己少年时期民主理想的忠诚。
但这还并不是一切：恺撒还是——由于他征服了高卢，使西方各民族罗马化——欧洲全部现代文明的始祖。他是一位理想的国王（政权的超阶级的和民主的原则），他——对他的全部描述便以此而结束——的行动和创造活动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而作为劳作者和创造者，即使在千百年后他仍然活在各族人民的记忆里——他是第一个同时又是唯一的统帅恺撒。”(75)
把恺撒其人和他的事业加以神话化的情况便是如此，这种神话化在现代史学中就是从蒙森开始的。蒙森的想法——顺便指出，这种想法的目的论的程度并不次于杜路曼的结论——是在德国1848年革命的结果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期望，因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梦想在某种超阶级的，然而是民主的（！）君主政体的条件下把国家统一起来。难怪德国的一位十分著名的历史学家相当中肯地并且挖苦地称蒙森为“自由主义的空论家和1848年的受难者”。
对蒙森为恺撒所作的辩护作出最明确的反应的是费列罗(76)提出的看法。费列罗的多卷著作《罗马的伟大和覆亡》（1901年开始发表）甚至在资产阶级史学中也被认成是很有文采，但实质上是并非专业的著作。这部书是政论家而非学者的作品。至于费列罗对恺撒的描述，是以他对杜路曼和蒙森的目的论的否定态度为出发点的。不过这种否定态度看来是表现得过分直率了。
在费列罗看来，恺撒根本不是国务活动家，而是一个出色的冒险分子，他时而实现大胆的计划，时而又成为环境与机会的玩物。在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恺撒力图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做到把贵族和民主派调和起来；在担任执政官的时候，恺撒试图按照伯里克利(77)的榜样建立一种温和的民主制度。费列罗认为恺撒是千方百计地力图避免内战，然而却又接二连三地犯错误。在这次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后，不管说起来多么奇怪，恺撒的地位绝不是巩固的；他也未能使国家得到复兴，而他的全部组织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而在他死前不久，他原打算发动反对帕尔提亚人的战争，以为这样做能够根本改变整个政治形势，这当然也是空想。(78)
在俄国的历史学家当中，Р. Ю. 维佩尔曾相当详细地对恺撒作过评价。他的特点也是力图避免对恺撒持有目的论的观点。他是从罗马共和国晚期的社会历史的观点来论述恺撒其人和他的事业的。
维佩尔（显然比西欧的历史学家更早地）谈到了庞培的元首制和“把国王神化的”东方王国的“政治宗教思想”。在恺撒访问了埃及和叙利亚之后，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他对“东方、东方的生活方式、东方的环境、东方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概念感到的极大兴趣”。按照维佩尔的看法，恺撒在他从政初期虽然是“罗马民主反对派的同盟者”，但后来却逐步日益脱离这一集团。他成了“军事帝国主义”(79)的代表人物、士兵的领袖、以军事力量为靠山的专制君主。但这却并不证明“他的统治”就是坚强巩固的。结果恺撒陷于日益依赖自己的军团和“他的亲密的军事幕僚”的地位。他的处境之使人感到离奇之处，在于当他处于自己成功的顶峰的时候，却“得不到支持来对付曾使他取得胜利的那一部分人”(80)。
迈耶尔在他十分著名的专著《恺撒的君主制和庞培的元首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发表）中，把两种国家制度、两种概念——元首制和君主制——作了对比。实际上，迈耶尔所阐述和论证的也就是维佩尔早就提出了的那一原理，不过很可能，他是不依赖于前人而完全是自己独立提出的。
按照迈耶尔的观点，元首制的形式是共和的；领导国家的是元老院，而首席元老应当被看成是共和制度的保卫者。西塞罗在他的《论国家》这一著作中对这种国家制度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种制度开头在庞培的元首制中，而后来在屋大维·奥古斯都的政治体系中得到实现。至于恺撒，则他同这一制度是不相干的；他力图把罗马变成希腊化类型的王国。除去散见于书中各处的个别看法之外，迈耶尔此书有两章专门论述恺撒和他的政治上的新措施：《恺撒其人和他的目的》和《恺撒的目的。专制王国》。
迈耶尔力图不仅对恺撒的政治意图，而且对他的“个性”给以明确的阐述，他还试图以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为出发点来做这件事。他尽量避免作目的论的预言。对于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恺撒，他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他坚决反对“人们常常提出的指责，即恺撒只是从当前的需要出发来行动的，他并没有创造出任何有永久价值的东西”，相反地，“他想使国家具有的那种形式，在他的心目中毋宁说是十分明确的，并且他是在如下的范围内十分彻底地实现了这一任务的，即在他能以得到的短时期里，这任务一般说来是可以做到的”。而由于在几行之后，我们就看到作者指出恺撒建立一个世界王国，也就是说，想重复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生的事业，因此作者的这些话在我们看来就证明，他自己也未能避免人们指责蒙森所曾犯过的错误，也就是目的论的态度。(81)
在赛姆的著名的作品《罗马革命》（此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问世）中，作者把罗马共和国向帝国的过渡理解成某种革命。这是西方史学颇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此书在一开头的地方，作者就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罗马的政治生活并不是决定于现代议会类型的党派或纲领的斗争，不是决定于元老院和人民之间、贵族和平民之间、新贵和novi homines(82)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对立，而是决定于对权力、财富和荣誉的争夺。争夺是在新贵本身的内部展开的；显贵的家族左右了共和国的历史，历史的各个时期是以它们的名字来命名的。例如，斯奇比奥时期，梅特路斯时期等等。凯奇利乌斯·梅特路斯家族是苏拉“党”的核心与支柱。然而正是在苏拉的独裁之后，开始了掌握统治大权的贵族的危机的。
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赛姆对恺撒的独裁、他本人和他的权力的性质所提出的看法。首先，他并不认为恺撒是一个“革命者”，但是按照他的“事业和行为”来看，他毋宁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这个人比人们通常认为的“更加保守，也更加是一个罗马人”。第二，赛姆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这样的假设，即恺撒力图建立一个“希腊化的王国”。他的政治目标决定于想消除内战的政治后果这样一个愿望。当然，他懂得，nobiles(83)的领导地位自从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能够参加投票的时候起，在世界国家里就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恺撒完全能以满足于独裁本身；他的专制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84)
因此，赛姆在他的作品中对恺撒进行评价时是极为小心谨慎的。恺撒甚至没有被给予革命者的称号，尽管赛姆把恺撒死后的内战看成是革命的进一步的深化，而“恺撒的继承人”即屋大维被说成是“革命领袖”(85)。至于恺撒之好像力图把罗马变成一个希腊化类型的王国，则赛姆在这里认为——应当认为，这是不无根据的——所有这些计划和思想显然都是我们当代历史学家们的猜测。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版了苏联研究者H. A. 玛什金的专门巨著《奥古斯都的元首制》。这部专著有三章专门论述恺撒其人和他的事业的历史意义：《十九—二十世纪的史学论恺撒的事业》、《恺撒的政权》和《罗马恺撒主义的社会基础》。当然，在当前的情况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面两章。
玛什金正确地指出，在有关恺撒的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人们探讨得最少的是关于恺撒的政策的社会本质问题。在分析这一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时，玛什金是从确定恺撒政权的性质这一点开始的。玛什金指出，恺撒在确立自己的统治时，总的说来，用的还是他的先行者的办法，这就是说，把一切最重要的高级官职、权力和头衔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但同时玛什金又着重指出，事情的本质却不在这里。由于把权力和荣誉称号这样地集中起来，恺撒的权力就越出了高级官吏职责的范围。它好像体现并认可了既是埃涅阿斯(86)的后裔同时又是著名的玛里乌斯的亲属的这个人同罗马人民本身自古以来的贵族联系。如果说“祖国之父”（parens patriae）这个头衔就说明了这种联系的话，那么，对于军队来说，“统帅”（imperator）这个头衔就可能包含有类似的意义。
但是，在玛什金看来，恺撒并不想仅限于把各种高级官职集中于他一人之手，并且把各种头衔加到他一个人头上。“他公开追求赤裸裸的王权，力图使人们宣布他为国王。”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问题只在于，恺撒是否像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从少年时代起就想做国王，还是直到晚年才有了这样的想法。玛什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指出，首先应当放弃目的论的观点，也没有理由把恺撒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圈子里特别分离出来。也和同他相同水平的许多人一样，他力求巩固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声望，但有关夺取独裁统治大权一事，他是直到手里有了大量的军队和巨大财富时才开始想到的。但即使在这时，他同庞培决裂之时也不是毫无犹豫的。
恺撒丝毫不反对，甚至亲自促使从宗教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他除去指出自己的战功之外，还同样自豪地提到自己一族的神圣出身和自己的司祭身份。玛什金认为恺撒还在活着的时候就被神化了(87)，而这一点应当被看成是出现了君主制度的萌芽。但由于君主制度的理想同罗马的传统是抵触的，所以有些研究者（维佩尔、爱·迈耶尔）正确地认为这里他是受了希腊化东方的影响。(88)
然而，恺撒的君主制度的倾向并不能看做只是他的爱好虚荣的想法的表现。这种倾向是受社会条件的制约的。恺撒走向专制，是因为他“十分理解作为他的支柱的那些奴隶主集团的利益”。那么，他依靠的是谁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玛什金从分析“恺撒主义”这一概念入手。后面我们还要探讨这一概念，探讨恺撒主义的问题(89)，现在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玛什金对这一问题给予怎样的具体回答。他认为恺撒开头是民主派的领袖，然而“平民并不是恺撒的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支柱”。他在意大利的自治市中有不少拥护者，行省居民的某些集团也站在他的一边，恺撒对自治市的政策决定于他作为保护人的义务，而对行省的政策则决定于罗马和拉丁公民权的广泛普及，还决定于移民地的创建。这是一些“重大的措施，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把罗马从一个城邦（行省只是它的领地）变成一个平等权利的地区的统一国家”。
恺撒庇护各色各样的人物，集合在他身边的是罗马骑士、富有的自治市居民、罗马化的显要的行省居民的某些集团。他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元老院阶层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尽管他施行“仁慈政策”，但很大一部分元老对他是抱怀疑态度的。到恺撒晚年，由于他表现了君主作风，这种怀疑态度就明显地加强了。因而他并没有足够巩固的支柱，他的“党”人数虽多，但过于庞杂。恺撒的主要支柱是军队，军队对他是不可缺少的，这不仅仅是为了战胜敌人，而且为了在公民当中巩固自己的威信。
在玛什金的涉及恺撒的这一部分的结尾处，他提出了作为古典古代的特点的各种政治体制的问题。在他看来，政治体制只有两种：城邦（城邦照例有它的共和的——民主的或贵族的——政治制度）和君主国。因此城邦只能向君主国过渡，而罗马本身（充其量它也只能保持世界国家的首都的地位）也就变成了这样的君主国。而最后，“一些社会原因也引起了向君主国的过渡：军事独裁能够保护国家不受奴隶与自由贫民的大规模起义的侵害。”(90)
这样，在对于近代史学中存在的对恺撒的看法和评价的综述中，我们就一直谈到了本世纪的五十年代。至于最近二十五年或本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91)，那么这里首先必须作一个几乎最例行的声明，即有关的文献是无穷无尽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谈了这样一些著作或看法——它们比起先前的观点来，提出了某种新的东西，并且由于这一原因而得到最大的认可。而对于现代史学，看来我们也应当采取类似的态度。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其所以如此，看来是因为所有可以想到的和可能的评价都有人提过了，因此不能期待有任何真正新的东西。
人们只能——甚至这也带有某些保留——看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的特点是力求作出冷静的、适当的并且是尽可能客观的结论（同时考虑到在罗马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斗争）。此外，在现代国外史学中还保留着或者也许是在复活着我们已经知道的一种辩护性的（带有强烈的目的论色彩的）流派。现在我们就试图讨论一下现存的某些看法。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上所述，必须先作一些声明。当然，我们根本无法论述在为数众多的一般性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观点和评价，尽管在不少场合下，它们也会引起人们一定的兴趣(92)。我们也不准备论述那些往往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因为它们是联系着个别的、局部的问题来探讨恺撒、恺撒的人格和事业问题的。这类著作可以举出的有：恺撒和帝国思想；恺撒的神化；恺撒的军事艺术；恺撒和高卢；恺撒和庞培（内战）；恺撒和西塞罗；作为史料的恺撒等等。
在结束时我们还要谈一谈本书这种类型的现代著作——历史性的传略。这种体裁现在特别受到欢迎和肯定。在有关恺撒的许多传略中，我们只选出最著名的两种，特别是因为在这些作品里十分明显地反映了上述两种倾向。
我们指的首先就是M. 盖尔策尔撰写的恺撒的传记。此书已经出了好几版。单是这一点就证明此书已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并且证实了人们对此书作者、这位年高望重的学者、研究共和晚期历史的最大专家的看法。此书不仅相当充分地介绍了恺撒的生涯和事业，而且概括地介绍了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社会。盖尔策尔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作出了怎样的评价呢？
在他看来，尽管经历了公元前44年的灾难，恺撒仍然是一个胜利者，因为在这之后政局还是按照他开拓的方向发展的。如果说他的直接继承人屋大维考虑到过去的经验教训而利用了较为缓和的统治方式，但帝国依然建立在正是恺撒奠立的基础之上。代替以人民的选举为基础的寡头政治，现在出现了一个军事王国，而靠军队的支持来实现的统治者的意志在这一王国中就成了权力的唯一因素。然而这一王国却能以为“苦于内战的暴行的人们保证意大利的宁静、行省的和平、整个帝国的幸福生活”。
恺撒可以被称为处理政治事务的能手。无论在理解一般的政治倾向方面，还是在实现这些倾向方面，他都是了不起的。他十分善于处理日常的政务，却又不忽视重大的目标。但他从不把精力只耗费在当前轰动一时的事件上而不去考虑那些全面性的问题。对于他所做的一切，他都用贵族的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去做；他所说的一切，都带有绝对优越性的印记。恺撒从不败坏自己的名声，不做有损自己尊严的事情。任何复杂的情况都不会使他惊惶失措。统帅和政治家、战术家和战略家在他身上结合起来，不过军事艺术永远是为政治服务的。
至于恺撒对权力、对国家的性质的看法，则这些看法所以具有君主制度的一面，是由于他长期离开罗马而居住在高卢和其他行省。正是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用君主制度来统治的帝国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些年代里，他使自己从“城邦的”传统和偏见的束缚下解脱出来。
可悲的是，罗马所曾产生的最伟大的天才的生命被罗马人自己结束了，而那些罗马人还相信，他们是为了res publica（共和国）的利益而行动的。他的超绝的天才（人们感到其中甚至有某种惊心动魄的东西）由于精神和肉体的“紧张状态”、急速的生活节奏、坦率的和洞察一切的目光和排除一切困难和实现最大胆的计划的特殊手法，使得他在一切方面都超越在他的同时代人之上。同时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罗马人，他梦想的只是把imperium populi romani(93)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他的天才使得他自己飞得过高，以致没有人能跟上他。(94)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不难看出，盖尔策尔有关恺撒的著作除了已经指出的优点之外，也还有一些相当严重的不足之处。这部书明显地表现出为恺撒辩护的、目的论的特点，甚至有点相信恺撒的历史作用的天定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不能不把此书的作者看成是现代史学中这样一种倾向的代表者，而我们认为这种倾向就是来自蒙森的那种辩护性观点的复活。
巴尔斯顿所写的传略就给人以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了。在该书所附的评介中说，这是用英语写出的最好的一部恺撒传记，尽管巴尔斯顿本人在他的前言中也承认上面提到的盖尔策尔的著作才是“最好的和最完备的、通过文献详加论证的”恺撒传，可是他又声明，他本人的看法同盖尔策尔的评价是不一致的。
按照巴尔斯顿的观点来看，恺撒的主要“成就”可以举出如下一些方面：把高卢并入罗马；恢复了罗马的秩序和安全；给罗马的政治（和政治家本身！）“消毒”，使它不受行贿和债务的有腐蚀作用的影响。恺撒梦想征服东方，但是他并不能实现这样的计划和意图。
巴尔斯顿肯定并高度评价恺撒的军事天才——他那出名的神速行动；他之善于以出其不意的行动来对付敌人；他的自信心以及他之能够使自己的全部军队也都能有这种自信心。巴尔斯顿认为恺撒是一位有毅力的、具有求实思想的统治者，尽管他也有失算的时候。他用元老院以外的专制行动来代替元老院的以“清谈”为基础的统治方式。他不把千百年来的传统放在眼里，他认识到后期“共和制度”的懦弱和无成效，因此和西塞罗、加图、布路图斯不同，他根本不去考虑古老的“理想”和制度；他不是修理已经不适用的旧机器，而毋宁是想把它摧毁。但是恺撒并不试图解决或者有意识地搁起重建罗马国家这一最复杂的问题，他完全忙于进行当前的改革，以便恢复和保证政府机构的效能。但是，如上所述，这已经不是古老共和国的机构了。
也不能认为恺撒是毫无理智地并在破坏一切“准则”的情况下急于取得王冠的。尽管他肯定是力图取得最高的权力，尽管他有决心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他从来不曾脱离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尽管如此，在西塞罗和阴谋的参加者看来，他却是一个暴君，历史会教给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当怎样做：应当以共和国的名义并且为了共和国的幸福而把暴君杀掉。
恺撒没有做到的事情，他的继承人却做到了。屋大维有他的义父(95)所不具备的品质：他是一个有耐性、明智而又机警的阴谋家。他创建的新制度从本质上来看同恺撒的体制并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屋大维却懂得传统的形式是必须加以保留的。罗马应当由一个人（就是他本人）来统治，这个人是军队的领袖，因为如今正是军队使他取得了统治大权的。但是统治阶层即元老们的尊严（dignitas）和权威（auctorltas）应当受到尊重，要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个印象：即使如果一切都改变了，一切应当还是原来的样子。屋大维是一位“天才的宣传家”。他做到使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已经恢复了共和国。如果说“第一位建筑师的计划被否定的话，那么第二位建筑师的计划却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然而没有恺撒所做的事情和他被刺的教训，就不可能有屋大维·奥古斯都本身。(96)
在上述作品中引起我们注意的，不仅仅是作者对材料论述得认真彻底和有充分文献上的依据，而且还有：作者做出了冷静的结论；他显然还力图摆脱那些天真的目的论的、建立在回溯之上的说法。因此，巴尔斯顿的书以及上面提到的施特拉斯布尔格尔的作品和其他几种作品一道，在我们看来，可以代表现代史学中一种温和的传统，这种传统力求能作出比较有根据的结论。
从上面所说的一切人们不难确信，在评价恺撒的历史意义时是存在着不少分歧的。这种情况完全是自然的。不过几乎在所有的意见、评价、观点之中，都可以看到相互一致的因素。现在我们并不想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只有一件事是大家没有争论的——引起拥有多种多样观点和流派的现代史学的注意的，主要是作为政治家的恺撒，恺撒乃是一位国务活动家。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恺撒时代的军事艺术、战略和战术问题大大地老化了(97)，它们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但是同恺撒的名字与事业、同他的时代，也就是同共和的灭亡和帝国的产生有关的那些政治问题却没有变得黯淡，没有失去自己的色彩、自己的生命力，它们还能给现代人的心灵以很多的启发。
然而，总的结论又是怎样的呢？我以为在这一章里谈结论至少为时尚早。当然，由于综述了上面那些观点，则要提出某种“合成的”看法好像也不是多么复杂的事情。但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把人们所曾提出过的观点、评价、看法加以综合，甚至对它们进行批判并加以“合理的选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创造自己的恺撒形象，这是不行的。这太轻率了，因而注定是会失败的。这只不过是根据别人的作品拼凑出来的答案。而“看法”和“形象”应当是在全书的结尾处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应当自己去探索那个时代的发展情况和这位卓越的英雄人物的发展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讲的话，有时还有我们之前人们讲的话，才会成为真正自己的东西，因而也就是真正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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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 Bello Gallico——译注
(2) De Bello Civili——译注
(3) Bellum Alexandrinum——译注
(4) Bellum Africum——译注
(5) Bellum Hispaniense——译注
(6) 希尔提乌斯自公元前54年起在恺撒麾下服役，内战期间他在西班牙和东方服役。恺撒死后第二年，即公元前43年他任执政官，同年他参加屋大维（奥古斯都）解木提纳之围，在此役中战死。——译注
(7) 《圣优利乌斯传》（即《恺撒传》），第56章。
(8) 按此书记述水平低，文字也不甚通顺，故而人们有此推测。——译注
(9) 见本书原文第114—116页。
(10) 色诺芬（约公元前430—约前355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他的《长征记》一书记述他在前401年随波斯国王小居鲁士（大流士二世的儿子）进行反对阿尔塔克谢尔克谢斯二世的远征的事情。这次出征失败后，作者曾在一万名希腊雇佣军的撤退中起领导作用。——译注
(11) 巴尔斯顿（J. P. V. D. Balsdon）：《优利乌斯·恺撒：政治传记》（Julius Caesar, A Political Biography），1967年纽约版，第104—105页。
(12) 普鲁塔克：《恺撒传》，第3章，再参见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第39章。译者按：公元一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作品有很多演绎的成分，不能作真正的史料来看待。
(13) 参见本书原文第86—87页。译者按：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普尔凯尔（Publius Clodius Pulcher）生于公元前92年左右。他同恺撒的妻子有私。在公元前62年12月一年一度的、为“善良女神”（Bona Dea）举行的节日里，他化妆为女人混入恺撒家中并当场被捉住。前61年对克洛狄乌斯进行审讯时，西塞罗认为他是有罪的，但克洛狄乌斯因行贿而得到赦免。
(14) 指恺撒、克拉苏斯和庞培三人之间的联盟。这一联盟是私人性质的，没有法律上的根据。——译注
(15) 《致克温图斯书》，第3卷，第1章，第18节；《致友人书》，第7卷，第5章，第1节。译者按：克温图斯是比西塞罗小四岁的弟弟，西塞罗给他的信是在公元前60年到前54年间写的。
(16) 《致友人书》，第16卷，第11章，第3节；第12章，第2节。
(17) 《致阿提库斯书》，第7卷，第18章，第2节。
(18) 《论前执政官治理下的行省》，第22章。
(19) 同上书，第35章。
(20) 《为玛尔凯路斯所作的辩护》，第12章。
(21) 参见本书原文第291—292页。
(22) 迈耶尔（E. Meyer）：《恺撒的君主制和庞培的元首制》（Caesars-Monarchie und das Prinzipat des Pompeius），斯图加特与柏林版，1922年，第406—407页。
(23) 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第39章。
(24) 西塞罗：《为利加里乌斯辩护的演说》，第18章。
(25) 参见《致阿提库斯书》，第14卷，第62章；第15卷，第1章；《致友人书》，第11卷，第8章，第1节；第27章，第8节；第12卷，第1章，第1节；《致布路图斯书》，第2卷，第5章，第1节等等。
(26) 《论义务》（De Officiis），此文共三卷，完成于公元前44年11月5日。——译注
(27) 克温图斯·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前169年），诗人，被称为“罗马诗歌之父”，他的作品只有片段保存下来。——译注
(28) 《论义务》，第1卷，第26章，第2卷，第26—29章。
(29) 西塞罗：《抨击演说》，第2卷，第116章。
(30) 同上，第5卷，第18章。
(31) 普鲁塔克：《恺撒传》，第4章。
(32) 苏埃托尼乌斯：《圣优利乌斯传》，第9章（文中引用了西塞罗的书信）。
(33) 佩特拉克（Francesco de Petrarca, 1304—1374），意大利学者和诗人。文艺复兴的先驱人物，他搜集和翻译了不少古典作家的著作。——译注
(34) 普鲁塔克：《西塞罗传》，第25章。
(35) 撒路斯提乌斯（Caius Sallustius Crispus）（公元前86—前34年）出生于阿米特尔努姆的平民家庭，公元前50年因品质问题被开除出元老院后，第二年又被恺撒任命为财务官；公元前48—前47年，他统率恺撒的一个军团；作为行政长官，他在阿非利加曾帮了恺撒很大的忙，后来又被任命为努米地亚的执政官衔的长官。他晚年退官后主要从事著述。——译注
(36) 指撒路斯提乌斯的两部主要历史专著《卡提利那的阴谋》和《优古儿塔战争》，两篇专著均已由译者译出，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注
(37) 参见本书原文第287—291页。
(38) 塔普苏斯（Thapsus）是阿非利加行省的一个沿海城镇，位于迦太基以南，在今突尼斯境内。公元前46年，恺撒在这里彻底打败了庞培派（加图、斯奇比奥和优巴）的军队，结束了这里的战争。——译注
(39) 撒路斯提乌斯：《给恺撒的书信》，第2卷，第1章。
(40) 参见本书原文第287页以次。
(41) 撒路斯提乌斯：《给恺撒的书信》，第1卷，第1章。
(42) 撒路斯提乌斯：《给恺撒的书信》，第1卷，第6章。
(43) 撒路斯提乌斯：《卡提利那的阴谋》，第53章。
(44) 俄文的Доблесть应是拉丁语virtus的译名，这个表现品德的词含有多义，主要是男子的勇武精神，这是古罗马人特别重视的，此外，virtus还有刚毅、诚实、正直、朴实、无私、坦率等义。——译注
(45) 撒路斯提乌斯：《卡提利那的阴谋》，第54章。
(46) 指亲戚、朋友、被保护人、被释奴隶等等。——译注
(47) 撒路斯提乌斯：《卡提利那的阴谋》，第54章。
(48) 撒路斯提乌斯：《卡提利那的阴谋》，第54章。
(49) 波利欧（Gaius Asinius Pollio）是公元前45年度的行政长官。恺撒被刺时他正在远西班牙任长官。他虽持有共和观点，但在内战中却站在恺撒一方。他参加了西西里、阿非利加和西班牙诸战役。他是当时著名作家，曾帮助过诗人维吉尔，又是贺拉斯的朋友。他写过诗歌和悲剧，他的失传的《历史》从公元前60年一直记述到公元前42年。他利用战利品为罗马修建了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他收藏了不少艺术品，并且是第一个公开朗诵自己新作的人。他曾批评过恺撒和西塞罗的作品，批评撒路斯提乌斯好用古语，批评李维的文字过多乡土（帕塔维乌姆）气味等等。他没有任何作品保存下来。——译注
(50) 即通称为《罗马史》的作品，传统的拉丁书名为《从建城开始》（Ab Urbe Condita），可能是作者或收藏者在卷头所作的说明，而不是正式的名称。此书是李维倾注毕生精力的巨著，全书一百四十二卷，现存三十五卷，但全书的提要却大体上保存下来了。——译注
(51) 阿庇安：《内战史》，第2卷，第149章。
(52) 阿庇安：《内战史》，第2卷，第152—154章。
(53) 指罗马皇帝安托尼努斯·皮乌斯（138—161年在位）、玛尔库斯·奥列利乌斯（161—180年在位）和康莫都斯（180—192年在位）统治时期。——译注
(54) 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前17年，一说公元前64—前12年），古罗马共和末期与帝国初期历史学家，毕生从事著述，写了一部有一百四十二卷之多的《罗马史》（现已残缺，但有后世的提要），从罗马远古的历史一直叙述到作者当时。此书于作者在世时即享有盛名，它不但保存了大量史料和传说，而且写得很有文采，很快就成为学习古典拉丁语的必读之书（特别是前十卷）。李维是一个抱有共和观点的人，他的作品有浓厚的说教气味，处处不忘为罗马对世界的统治辩护，所以他本人受到奥古斯都的宽容和保护。——译注
(55) 普鲁塔克（Plutarchos，约46—120年），罗马帝国时期希腊传记作家 ，曾在罗马帝国担任要职，他是罗马帝国的臣民，却又有强烈的泛希腊爱国主义思想。《希腊罗马名人比较列传》（通称《希腊罗马英雄传》）是他晚年的得力之作；也是后来流传得最广的一部作品。此书包含从神话时期直到作者当时的几乎所有希腊罗马的名人，取行迹相似者的传记成对排列并加以比较，在全书五十篇中只有四篇是单独的。全书主要为了说教，故叙述生动流畅，多演义成分，但作为史书，则有不少失实之处，需要用别的史料加以核对。——译注
(56) 普鲁塔克：《恺撒传》，第15—17章。
(57) 普鲁塔克：《恺撒传》，第58章。
(58) 参见本书原文第22页。
(59) 普鲁塔克：《恺撒传》，第1、3、4、11、28、60章。
(60) 同上书，第69章。
(61) 参阅M. Л. 伽斯帕洛夫：《苏埃托尼乌斯和他的作品》，载《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十二恺撒传》，1964年，莫斯科版，第270页。
(62) M. Л. 伽斯帕洛夫：《苏埃托尼乌斯和他的作品》，载《盖乌斯·苏埃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十二恺撒传》，1964年，莫斯科版，第276页。
(63) 施特劳斯布尔格尔（H. Straussburger）：《同时代人心目中的恺撒》（Caesar im Urteil der Zeitgenossen），载《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1953年，第175号，第225—264页。
(64) 普拉克西特勒斯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雅典著名雕刻家。人们认为他最擅长于大理石的雕刻并且善于表达人物感情。——译注
(65) 德谟斯提尼斯是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最伟大的演说家。——译注
(66) 科卢乔·撒卢塔提（Coluccio Salutati, 1331—1406），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重要人文主义者、哲学家和政治家，1375年起任佛罗伦萨首相。——译注
(67) 列奥那多·布路尼（Leonardo Bruni, 1369—1444），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埃曼努埃尔·克里索罗拉斯的学生，曾任教皇的秘书（1405）和佛罗伦萨的首相（1427—1444）。他写过但丁和佩特拉克的传记，译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还写了一部有十二卷的《佛罗伦萨史》。——译注
(68) 拉丁语humanitas一词的原意指人的本性，引申而有同人有关及以人为准则的学说、思想等等。——译注
(69)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卷，第121—122页。
(70) 参阅同上书，第122页。
(71) 拿破仑第三：《优利乌斯·恺撒的历史》（Histoire de Jules Cesar），三卷，1865—1866，巴黎版。
(72) 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普鲁士驻罗马大使（1816—1823），1823年在波恩大学任教，《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出版于1811—1832年）是他的主要著作。——译注
(73) 杜路曼（W. Drumann）：《从共和向帝制过渡的罗马史》（Geschichte Roms in seinem Übergange von der republikanischen Zur monarchischen Verfassung），第1版，1834—1844年版；第3版，杜路曼与格累贝（P. Groebe）合著，共六卷，1899—1929年版。
(74) 提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1844—1847年，他在法国和意大利从事考古研究；1858年起任柏林大学古代史教授；1902年获诺贝尔奖金。他的主要著作是《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1854—1856年版，共三卷；第4卷未写完；第5卷即《从恺撒到狄奥克列提亚努斯时期行省的历史》（Geschichte der Provinzen von Cäsar bis Diocletian），1885年版。1873年他兼任柏林科学院秘书并主持《拉丁铭文集成》（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的编辑工作。——译注
(75) 蒙森：《罗马史》，俄译本，第3卷，莫斯科版，1941年，第379—474页。
(76) 费列罗（Guglielmo Ferrero, 1871—1942），意大利历史学家，法西斯上台后移居日内瓦，任日内瓦大学教授。他提出了拉丁民族的没落和日耳曼民族的兴起的说法。《罗马的伟大和覆亡》（Grandezza e decadenza di Roma）（共五卷，1902—1907）是他的主要著作。此外，还有《年轻的欧洲》（L'Europa giovane）等等。——译注
(77) 伯里克利（Perikles，约公元前495—前429年），古希腊雅典大政治家，雅典民主派的领袖，曾通过征战使雅典确保海上的霸权。他擅长辞令、演说，保护文艺，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剧作家索波克列斯等人都有交往。在他统治下的和平与繁荣的十五年史称伯里克利时代。他曾在公元前431—前429年间领导对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译注
(78) 费列罗：《罗马的伟大和覆亡》，俄译本，第2卷，1916年，莫斯科版。这一观点在书中到处可见。
(79) 原文的“军事帝国主义”（военн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并不是今天理解的“帝国主义”，而是“通过军事力量而取得统治大权（imperium）的意思。——译注
(80) 维佩尔：《罗马帝国史纲》，1908年，莫斯科版（1923，第2版），第258—281页。
(81) 迈耶尔，前引书，第330—345、472页。
(82) 拉丁语：新人，指非贵族出身的重要政治人物。——译注
(83) 拉丁语：新贵族，以别于古老的门第显赫的贵族。——译注
(84) 赛姆：《罗马革命》（Roman Revolution），牛津版，1939年，第11—59页。
(85) 同上书，第113，121—122页。
(86) 埃涅阿斯（Aeneas），据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他是参加特洛伊战争的战士，后来人们把他同罗马建城的传说联系到一起，他流浪到拉提乌姆去的经历被维吉尔记述到著名的史诗《埃涅阿斯纪》里。传说他是安奇赛斯和女神阿芙洛狄塔所生，他被认成是罗马人的祖先。——译注
(87)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本书原文第321—323页。
(88) H. A. 玛什金：《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第64—74页。
(89) 参见本书原文第342—344页。
(90) 玛什金：《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第74—110页。
(91) 按作者此书发表于1976年。——译注
(92) 科尼曼（E. Kornemann）：《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第1卷，第3版，1954，斯图加特版，第520—521页；伏格特（J. Vogt）：《罗马史，上卷。罗马共和国》（Römische Geschichte. Erste Hälfte. Die römische Republik），1955，弗莱布尔格版，第272页；较早的著作则有《剑桥古代史》（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9卷，1932，第740页；格洛茨（G. Glotz）主编：《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第2卷，《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第2部分，巴黎版，可参考的部分到处可见（《恺撒》由卡尔科皮诺［J. Carcopino］执笔）。
(93) 拉丁语：罗马人民的统治大权。——译注
(94) 盖尔策尔（M. Gelzer）：《优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1940年，慕尼黑版（第6版，1960年，威斯巴登版），第332—337页。
(95) 从亲属关系来说，奥古斯都乃是恺撒的外甥女儿的儿子，是孙辈的人物，这里所谓义父义子的关系，乃是一种政治行动，是政治上继承人的关系。——译注
(96) 参见本书原文第26页；再参见科林斯（J. H. Collins）：《恺撒和权力的腐化》（Caesar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Power），载于《历史》（Historia），1955年，第4期，第445—465页。
(97) 译者按：作者这话讲得不全面，同恺撒有关的军事著作到今天仍有不少可以借鉴之处，未可一笔抹杀，就如同研究我国的孙子兵法仍然有现实意义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