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疑年

沈约《宋书·隐逸传》中的陶渊明传记，说他去世的时候是六十三岁。按这个岁数往上推算，陶渊明应该是出生在东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即公元365年。在南宋人张縯作《吴谱辨正》之前，历来的学者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南宋时所修的好几种陶渊明年谱都是按照《宋书》的说法的。但张縯从陶诗的本文里找到了一个证据，提出陶氏享年七十六岁的说法。他的《吴谱辨正》一开头就提出此说：

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证，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至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

辛丑为晋安帝隆安五年即公元401年，陶公说自己这一年已经五十岁，当然就可以知道他是壬子年即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出生的，到丁卯去世时为七十六岁。如果此诗文字上无异议，那么张氏的说法，足可以破《宋书》的记载。但是陶诗流传最广，异文也最多，在南宋时保存下来的另外一些陶集版本中，“辛丑”又作“辛酉”，“五十”又作“五日”，所以虽有张氏此说，但古人仍然遵从《宋书》的记载。后来梁启超、古直等人又举出几条旁证，来否定《宋书》本传六十三岁的说法。于是渊明生年及得年的问题，成了学术界的一宗疑案。历来学者有“七十六岁说”（张縯）、“五十六岁说”（梁启超）（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五十二岁说”（古直）（古直《陶靖节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五十九岁说”（龚斌）（龚斌《陶渊明集校笺》附《陶渊明年谱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等多种说法，纷纭歧出，莫衷一是。但诸家对《宋书》六十三岁的记载的质疑，以及各自据以确定渊明生年、得年的证据，都非确凿无疑。维护《宋书》记载的学者，如游国恩、逯钦立等人，对各家质疑之说多有驳证。各家的具体说法，为避赘烦，就不一一讨论了。

笔者的看法是，张縯的说法毕竟是一个孤证，尤其是还存在着异文的问题。对此，张縯自己似乎也拿不准，所以说“若以诗为证”，用了一个“若”字，耐人寻味。后来的学者虽然找了一些补证，但都不是直接的证据，类多推测之辞。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按《宋书》的记载为妥。一种看法认为，沈约《宋书》修成距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并且全部写作时间只有一年，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又会增加一些错误。因此沈约《宋书》六十三岁的记载不可靠。梁启超等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我们认为，沈约《宋书》虽然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撰成，但实际上刘宋一代十分重视本朝的历史，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就已经开始修撰国史，有著名学者何承天草立纪传。陶渊明在晋末，朝廷曾征召他为著作佐郎，他不肯出仕，与周续之、刘遗民合称浔阳三隐。在当时士林希企隐逸、朝廷褒尚逸民的社会风气中，他也是能代表一个方面的重要人物。加上他曾经任宋武帝刘裕的幕僚，其在刘宋当朝所修之《宋书》中就被列入传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此时距他去世才十二年。何承天之后，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徐爰等人又参照何承天等人的旧稿续修国史。沈约《宋书》之所以完成得这样快，就是因为有前人的基础。所以《宋书》中所记的陶渊明享年，是当代史家的实录，非异代史家的推测。

另一方面，刘宋重隐士，朝廷既然常有征召隐士之举，则档案文书中关于那些有名隐士的生平材料是不会很缺乏的。陶渊明既然被征召过，按惯例会隶名官府，当他去世时，按常理州郡是要向朝廷报告的。《宋书》中有关他的卒年、享年的记载，很可能来自这一类的材料。其实不仅陶渊明，其他著名隐士也会有类似的待遇。《宋书·隐逸传》中所列的十七位隐士，其中十六人的卒年、享年都记载得清清楚楚：

戴颙：“（元嘉）十八年，卒，时年六十四。”

宗炳：“元嘉二十年，炳卒，时年六十九。”

周续之：“景平元年卒，时年四十七。”

王弘之：“弘之（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阮万龄：“元嘉二十五卒，时年七十二。”

孔淳之：“元嘉七年卒，时年五十九。”

刘凝之：“元嘉二十五年卒，时年五十九。”

龚祈：“元嘉十七年卒，时年四十二。”

陶潜：“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

宗彧之：“元嘉八年卒，时年五十。”

沈道虔：“元嘉二十六年卒，时年八十二。”

郭希林：“（元嘉）十年卒，时年四十七。”

雷次宗：“（元嘉）二十五，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

朱伯年：“伯年孝建元年卒于山中，时年八十七。”

王素：“（泰始）七年卒，时年五十四。”

关康之：“顺帝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三。”

只有翟法赐一人因为“栖身幽岩，人罕见者”，后来“卒于岩石之间，不知年月”。可见当时曾蒙征召的著名隐士的卒年、享年都有明确的记载。我们没有理由唯独对陶渊明的享年加之质疑。

从内证方面来看，虽然在陶渊明的作品中找不出可以直接证明他享年六十三岁的材料，但笔者曾反复用六十三和七十六这两种不同的说法概览全集，觉得后者处处扞格不通，前者则多有印证。我在这里只想举《饮酒》这组诗的第十九首来作些分析：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饮酒》这一组诗，具体的写作年月虽然不能确定，但根据全诗所反映的内容，是晚年归隐后所作。这首诗中的“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数句，就是指辞官归隐之事。汉人疏广辞官归乡之后，不把为官时所得的金银留给子孙，而是挥金于酒食游宴。渊明觉得自己辞官后虽不能像疏广那样挥金，但由于亲旧的馈赠，几杯浊酒还是喝得上的。此诗之外，如第九首中诗人回答父老劝其再度出仕的话“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第十二首“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第六首“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乃至第四首“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都是表现决计终隐田园之后的心情。

现在我们来看这首诗中反映出来的陶渊明的年龄问题。“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六句是指诗人二十九岁时初出仕为州祭酒，因为忍受不了当吏员的生活，没过多少日子就回家了。这一点历来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关键在于“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这两句，是说二十九岁辞州祭酒后的心情？还是指辞彭泽令后的心情？如果是指后者，则“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是说辞官归隐后已经十二年。宋人汤汉根据“终死归田里”、“亭亭复一纪”这两句，定渊明这组诗为义熙十二、三年时的作品：

彭泽之归，在义熙元年乙巳。此曰复一纪，则赋此《饮酒》诗当是义熙十二、三年间。⁽¹⁾

但“尔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明明说的是二十九岁辞州祭酒时的事情。从辞州祭酒到彭泽休官，还有十二、三年的闲居与出仕的经历。说了二十九岁的辞州祭酒后，直接跳到十二、三年之后彭泽辞官归田，未免跳跃性太大。并且与“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这几句意思重复，全诗的叙述次序也显得很紊乱。所以我认为“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仍然是回忆二十九岁辞州祭酒时的心情，是说当时就准备终老田园，但是后来又出仕了，在仕途中淹留无成，最后终于确定终身归隐。诗人不具体交代中间的一段仕历，只用“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来概括中间这十二三年的仕历。“复”字正表达出其在仕途迁延的被动心情。至“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才是写彭泽归田之事。而“世路廓悠悠”的“世路”，正是指“亭亭复一纪”中的出仕应世的经历。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们的讨论：此诗前八句回忆二十九岁（即“向立年”）“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一事。“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是紧接二十九岁之下的。“一纪”十二年，加上二十九岁正好是四十一岁。可见渊明辞官彭泽时确为四十一岁，而《归去来兮辞》中已明说这一年为“乙巳岁”即晋义熙元年，公元406年。由此上推，渊明生年确为365年，至元嘉四年去世时为六十三岁，《宋书》所记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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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汤汉注《陶靖节诗》卷三，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宋元闽刻精华》丛书影印宋淳祐汤汉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