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直圖》與《横圖》是明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等韻著作。兩書的共同特點是以反映實際語音爲宗旨，變等爲呼，突破了傳統韻圖以兩呼四等區分韻類等觀念的束縛。“從根本上改變了宋元時代等韻的觀念與製作體例”（李新魁《漢語等韻學》第249頁）。自梅膺祚將兩書附於《字彙》後頒行以來，對明清等韻著作的編撰與等韻理論的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直圖》系與《横圖》系兩個分支系列的等韻著作編撰模式。據李新魁研究，明清兩代模仿《直圖》反映“讀書音”的等韻著作就達16部之多。而實際模仿《直圖》編撰體例的韻圖數量遠不止這些，據我們目前搜集，明清時期這類著作達30部之多。這些等韻著作以直圖編撰體例爲藍本，在韻圖編撰、分韻列字、切字方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改進與創新，在等韻理論與反映實際語音方面具有一定的學術研究價值。直横圖系列等韻著作是明清等韻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研究明清實際語音的重要文獻。
但由於《直圖》音系雜糅性的特徵，以及長期以來學術界對《直圖》本身編撰方式、韻圖内容、語音基礎的認識與研究不夠充分，《直圖》系等韻著作在等韻理論，尤其是在反映實際語音方面的學術價值還没有得到充分認識與利用。而要正確認識與研究這一系列等韻著作的等韻理論價值與語音史價值，首先必須充分認識《直圖》的語音性質，細緻區分其雜糅性語音成分的不同來源，在此基礎上深入瞭解這一系列等韻著作對《直圖》傳承和創新的方式。
近年來我們挖掘了《直圖》藍本《切字捷要》，深入研究了《直圖》對《切字捷要》韻圖《切韻經緯圖》的改動方式，以及由此産生的《直圖》語音雜糅的根源，細緻區分了《直圖》傳承自其藍本的實際語音、所承襲的傳統語音、雜糅《横圖》而成的主觀人爲的非實際語音成分[2]。這爲我們深入分析《直圖》系等韻著作在《直圖》基礎上傳承與創新的成分提供了前提，也爲我們深入研究《直圖》系等韻著作等韻理論的發展、合理利用其語音史研究價值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與方法。
《直圖》系等韻著作的最大特點是對《直圖》編撰方式、分韻列字、切字方法的傳承。而在語音方面，一方面承襲了《直圖》所反映的語音特徵，尤其是承襲了《直圖》所特有的主觀人爲的非實際語音特徵；另一方面又在韻圖分立、韻圖列字、切字方法的説明等方面記録反映了實際語音。因此瞭解《直圖》系等韻著作在明清等韻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理論貢獻，合理利用其語音史研究價值，必須通過與《直圖》的深入比較，從傳承與創新的角度追源溯流，“全面分解，逐類定性”這些等韻著作的複合性語音，仔細甄别這些等韻著作傳承自《直圖》的語音特徵及其所反映的實際語音特徵，發揮其研究明清實際語音的重要價值。本文以成書於清代末年的《于氏捷韻》爲例，瞭解《直圖》系等韻著作傳承、創新的特點及其反映實際語音的方式，並對《直圖》系等韻著作實際語音的研究方法進行初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