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語言學（1）：25～26，2015
寫在《文獻語言學》創刊之際
姚振武
（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北京，100732）
欣聞《文獻語言學》創刊，不勝喜悦！粗算下來，當前以漢語歷史研究爲主的刊物（包括集刊）已有五六本了，這個數目，對於我們這個具有悠久歷史和海量優質文獻的語言來説，雖不算多，但較之從前，已是很大改觀了。其意義非同小可。
首先，這有利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環境的形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雖然寫進了憲法，但現實卻令人失望，其原因甚至不便多説。不過，刊物多了，不同意見的“出口”自然就多了，少數幾個人控制（包括精神控制）一家或幾家“權威刊物”，一不高興就可以“封殺”别人，這種能力，自然就得到弱化。這種進步，哪怕是些微的進步，都是彌足珍貴的。學術的高峰是自然形成的，“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而雪堆一遇到陽光即告融化。科學就是這樣無情而有力，它尊重良知，不分高低貴賤，按照自身的邏輯，不斷推動社會進步，這也就是科學吸引無數人爲之獻身的魅力所在。
其次，隨之而來的，是有利於質疑精神的恢復。《文獻語言學》創刊者華學誠將質疑精神作爲辦刊方針之一，體現了深刻的科學眼光，值得爲之歡呼。“質疑”是什麽？布龍菲爾德説：“古希臘人具有一種善於對旁人認爲理所當然的事物加以懷疑的天才。”[1]這就是“質疑精神”，它是科學精神的本質，是科學發展的不竭動力，可是如今卻成了稀缺品。當前的學術研究，大家痛感成果碎片化（缺少思想，缺少交集，刻意回避甚至掩蓋分歧），研究方法套路化，更有甚者，是附從化，浮躁化，腐敗化。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之一，我認爲就是質疑精神的缺失。没有質疑就没有科學的進步，甚至會閹割科學本身。
説“恢復”，是因爲我們本來有質疑的優良傳統。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造就了我國文化的高峰。“爭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自由質疑。一部《論語》，顯示一個重要事實：學生是可以質疑老師的，有時還相當尖鋭，而孔老夫子也非常寬容，從不曾“打壓”，甚至加以鼓勵。那是一個令人嚮往的時代。
説到質疑，就不能不説一説對待質疑的坦然態度。這其實是“士”的精神的一部分。西方也許稱爲貴族精神。我們的傳統文化不乏這種精神，所以能産生高峰。王力、吕叔湘、朱德熙等老一輩大師無不秉持這種精神。王力在《中國語文》上與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平等切磋，朱德熙發表《説“的”》，黄景欣著文質疑，朱先生雖不完全接受黄先生的意見，但對他的學術水準卻給與了高度的評價。這裏，我還願意與大家分享吕叔湘的一個小故事。大約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洪波投文《中國語文》，指名道姓與吕先生商榷。是否發表，當時編輯部有不同意見。吕先生决定全文照發。然後，吕先生親自寫了一篇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與洪波相商，也發表在《中國語文》上。他們的討論究竟孰是孰非，我以爲也許並不最重要，最重要的是，這種大人物與小青年平等相商的爲學模式，在今天真是太珍貴了。對待批評秉持坦然和開放的態度是自信而强大的表現。大師因而成爲大師。“五四”以來，中國語言學界曾經有過多次“大討論”（包括上世紀50年代的大討論），正是這種討論推動中國語言學不斷發展，其意義十分重大。這本是我們的傳統。可是在今天，要組織一次類似的討論，組織得起來嗎？事情究竟怎麽了？
我們呼唤一個健康的學術生態。《文獻語言學》的誕生，有利於這種生態的形成。我希望它是獨立的，質疑的，嚴肅的，我對它充滿期待。
2015年4月29日
[1] 轉引自［英］羅賓斯（R.H.Robins）著，許德寶等譯：《簡明語言學史》第1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