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乔治·鲁奥。前些时我有幸在东京的松下汐留博物馆看到鲁奥的不少真迹——这里说“有幸”并非一句虚应话儿，因为鲁奥是我在情感上最感契合的画家，当然不仅仅因为他画的女人。出现在鲁奥早期画作中的大概是现代美术史上最丑陋、最邪恶、最可怕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一批女人。相比之下，图卢兹-洛特雷克的女人丑陋，但并不邪恶；比尔兹利的女人邪恶，但并不丑陋；而鲁奥的女人极其邪恶，画家也想让我们尽量觉得她们非常丑陋。她们或许稍稍接近于蒙克的女人，但蒙克的女人虽然可怕，却还没有这么让人难以忍受。
鲁奥在《浴者》（1903）、《裸体女人》（1914）、《秋季》（1939—1946）里，将一批四肢粗壮、臀部肥硕、肚子鼓胀的女人置于外景之中，使我们联想到塞尚所画的浴女。但她们不像塞尚的女人那样总是按照画家理想的秩序排列，而是或坐或立，全然随心所欲，虽亦具建筑之美，却毫无安稳之感，倒像是根本无视一切秩序似的。塞尚已经忽略了女人身上的人性，让她们仅仅作为“形”而存在；鲁奥则渲染了她们的兽性。她们是大母神，繁育一切，又吞噬一切。继而我们还会发现，鲁奥有着塞尚所没有的一种道德意义上或宗教意义上的倾向性。
而当这样的女人移入室内，或虽在室外而背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时，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觉就愈加严重。她们照例被以粗犷的笔触和阴暗的色彩绘出，体形与在室外的同类差不多，但所摆的姿势更加放肆嚣张（如《舞会》[1905]），或显示出恶毒愚蠢的神情（如《镜前的女人》[1906]、《后宫的女奴》[1906]、《女小丑》[1906]、《妓女》[约1909]、《在旅馆里》[1914]）。她们的皮肤惨白而且泛蓝，就像尸体的颜色，身上也仿佛散发着不洁的气味。其中之一朝我们背过身子，我们看到她浑身长满霉斑，仿佛正在溃烂似的（《举手的裸体女人》[1906]）。她们为一种压抑、险恶、腐朽和死亡的氛围所笼罩，这氛围与其说来自她们之外，不如说正由她们而生。鲁奥的女人令人难以忍受，不仅因为她们是这副样子，更因为这副样子的她们距离观者非常之近，像是在《桌边的女人（鸨母）》（1906）——她们在室外是顶天立地，现在也几乎充满画面，显得所处的空间非常逼仄，而那又是个杂乱、肮脏的所在。这些丑陋、邪恶、可怕的女人，与我们接近到我们只感到她们的存在，甚至忽略了她们的境遇，接近到确实对我们构成了压迫的程度。她们所挤压、所占据的，正是我们的世界。鲁奥还有一幅《红灯区的普洛夫妇》（1905），画中的女人依然蛮横刁恶，相比之下男人稍显气馁，但她的凶悍分明不是针对自己身边这个男人的。《屠杀》（1905）、《新娘》（1907）中的女人和男人的样子及关系也是如此。由此亦可看出鲁奥与蒙克的一点区别。
乔治·鲁奥
《秋季》
1939年—1946年
布面油画
44.5cm×60.2cm
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
法国
乔治·鲁奥
《桌边的女人（鸨母）》
1906年
板上水彩、粉彩画
31cm×24.1cm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美国
鲁奥这么严厉地否定他的女人，只因为她们是妓女或类似身份的女人。但这不能简单地归于他的成见，对于画家来说，妓女这一身份有如他同一时期所画的某些马戏团小丑一样，象征了道德和人性的极度沦丧。鲁奥是道德家，但不是那种浅薄的社会批评意义上的道德家，他比这要高得多；他派定她们如此象征，他只能如此画法。鲁奥本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人，所痛心的是人类的总体状况。他展现给我们一个暗无天日的世界。
但是尽管堕落与厌恶成为鲁奥这一时期的主题，厌恶却远不足以抵消堕落的力量；鲁奥极度丑化这些女人，我们却仍然感到在他的画里隐约有种诱惑力——不仅仅是邪恶所产生的诱惑力。她们令人难以忍受，然而令人难以忘怀。她们身上集中了人间所有的愚昧、残忍，而且猖狂、肆虐，似乎毫无羞耻可言；然而再看看《镜前的女人》，女人的眼神所流露出的，与其说是对这世界还不如说是对她自己的深深敌意。细细体会，她们活得也不容易，邪恶与堕落自有其不得已处。她们也在承担着可能是她们所造成的一切。鲁奥的女人是我们这个世界黑暗的深渊，但也就有着深渊般的魅力与美：面对深渊，人们难以抑制探看的愿望，然而一切都不可揣测；那种临近毁灭和死亡的美，或许竟可以说是无限的。这大概是画家所始料未及的。所以开头提到“丑陋”和“可怕”，其实只是画家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鲁奥的立场虽然倒退到比尔兹利之前，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却继乎比尔兹利之后。两位画家殊途同归，鲁奥通过否定一类女人，有如比尔兹利通过肯定同一类女人，创造出来的都是“恶之花”。
以上这番有关鲁奥的女人很美的话，也许会被批评为“误读”，然而一幅画的确不应该只有创作者自己唯一的解释。曾经存在而如今仍为许多人所抱持的美丑之分，往好里说是习惯，往坏里说是谬误。关于美的观念早就变了。
乔治·鲁奥
《镜前的女人》
1906年
布面油画
70cm×50.5cm
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
法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