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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凡·高。将近二十年前我去荷兰，在阿姆斯特丹的凡·高博物馆和费吕沃高地国家公园的克勒勒-朱勒博物馆看到大量的凡·高作品，诚可谓“大饱眼福”。此前此后，在法国、美国和日本的博物馆里也看过一些。在我的印象中，女人并不能算是凡·高最重要的题材。如果要从中挑出一幅具有代表性的，我想到的是《吃土豆的人》（1885）——虽然画里除了三位女人，还有两位男人。若讲得周全一点，或许可以把凡·高画女人的画大致分成两个时期：《吃土豆的人》与《吃土豆的人》之后。

时至今日，凡·高的生平已经成为他的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点在所有现代画家中最为突出。绘画的凡·高和实际生活中的一部分凡·高是个圣徒，是个像高更说的“为《圣经》所燃烧的人”，或者说，是个博爱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博爱及于天下万物。在他的笔下，女人差不多是与男人、向日葵、土豆和树木同样的角色，同样都寄托了他强烈的同情。在《吃土豆的人》里，凡·高看待女人与男人的眼光没有什么区别。他所画的是农民，他要描绘他们的境况，描绘如他所说的这些人身上散发出的“火腿味、烟味和土豆热气”。画中低矮的屋顶简直就要压在这一家人头上，画家似乎只有蹲在地上才画得出，多少可以体会到他对其命运的关心和对其品德的敬重。凡·高距离所画的对象又是那么近，观者仿佛因此也被引到现场，就像站在画面中间那背对着我们的女孩的身后似的，以致谁也不能对此视而不见。粗犷的笔触，阴暗的色调，与画中的内容正是相得益彰——这些人就是如此粗糙、如此无望地活过了一生。他们是一家人，彼此却没有任何交流，仿佛已经无力一起承担这艰辛的生活了：最右侧的父亲和当中的儿子都注视着最左侧的母亲，儿子还向她递出了手里的茶碗，而她忙着为面前的四只碗续茶，目光低垂，不看他们；背对我们的小女儿正看着桌上的那盘土豆；当中的女儿直面观者，眼神闪过些许痛苦，更多的则是茫然。这一时期凡·高另有几幅只画了女人的作品：稍早的《戴帽子的农妇》（1885）、《纺纱工》（1885）、《头戴深色帽子的农妇》（1885）和稍晚的《戴便帽的农妇》（1885），都是《吃土豆的人》里那类孤苦无告者，可以分别视为《吃土豆的人》的准备与余绪。

文森特·凡·高

《吃土豆的人》

1885年

布面油画

82cm×114cm

凡·高博物馆藏

荷兰

这以后凡·高似乎变得安稳了一些，感情稍显收敛。所画的《保姆》（1885）和《扎红蝴蝶结的女士的画像》（1885），画面不那么黯淡了，她们的生活状况显然要好于“吃土豆的人”，尽管也谈不上有值得高兴的地方。而在《在“铃鼓”咖啡屋的女郎》（1887）、《意大利女人》（1887—1888）、《日本姑娘》（1888）、《阿尔的女人》（1888）中，背景和人物的衣着都变得鲜亮了，有的还大块用了他著名的黄色，不过她们还都是落落寡欢的样子。

在这些画中，凡·高常常不大突出甚至故意抹杀女人性别的特征。也就是说，绘画的凡·高并不像我们了解的实际生活中的凡·高那样常常把女人当成性爱的对象，——对这句话不应简单理解，但毫无疑问，凡·高笔下的女人与诸如雷诺阿或莫迪里阿尼笔下的女人并不具有同等意义。这一点甚至表现在以那些与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为模特儿的作品中，比如粉笔画《悲哀》（1882）和油画《在“铃鼓”咖啡屋的女郎》等。凡·高也不怎么强调女人的美，即使是他曾经在给提奥的信中特别夸奖过如何美丽的女人，被画进《阿尔的女人》时也没有被另眼看待，对于画家来说明显还是与同一时期画的邮差卢朗等人性质相当。这甚至使我们联想到图卢兹-洛特雷克对于女人的画法。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如在《躺着的裸体女人》（1887）中，女模特儿背向观者蜷曲着身子，臀部和大腿异常健壮发达，凡·高平时喜欢强调体毛的笔触，显示出她性能力的强盛猛烈。那是一个后来尤金·奥尼尔塑造的“大地母亲”似的角色。凡·高另外还有一幅正面画她的画（《裸体的女人》[1887]），以性的意味而论似乎反倒不及背面的那幅。这样的画揭示了实际生活中那另一部分凡·高，与圣徒凡·高一并是个真实的人。

文森特·凡·高

《躺着的裸体女人》

1887年

布面油画

38cm×61cm

私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