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晚清驻外外交官的文学创作，是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与西力东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晚清驻外外交官文学创作所诞生的历史阶段，正是处于这一转型过程的初始阶段。“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闭关锁国的“天朝上国”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凌之下早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面对世界外交的大格局，晚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融入世界近代外交。于是，晚清帝国外交官们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驻使国外，肩负着考察异域实情的使命，试图通过出使域外了解更多强国之策以力挽帝国颓势，因此也就出现了晚清驻外外交官文学创作的勃兴。
晚清外交官驻使国外的著述，有日记、笔记、短篇游记、诗文和专门的史地著作等，在这些作品当中，对于涉及文学作品的品类，前人已经做过一些相关统计。梁启超在《西学书目表》（1896）所附录的“中国人所著书”，共罗列西学著作119种，其中游记49种，使西日记著作则占了大半。
清末王锡祺辑刊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1877～1897）共三编三十六帙，收书1400余种，虽是清代舆地（国内地理与国外地理）著译的集大成，然而对当时刊行于世的西方记述还有不少的遗漏。新中国成立后，钟叔河对近代中国人出国见闻所产生的作品，搜求最广，所知最多，其自述曾前后浏览过1911年以前中国人亲历西方（也包括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记述多达300多种。另据杨易粗略统计，在1898年前，至少有53位晚清外交官的118部有关外国情况的著述刊行于世。其中以涉及日本的最多，达15部；英国居次，为8部；俄国7部。以日记形式刊行的有28部；笔记、杂记、琐记等23部；政略、志略、纪略等15部。
晚清驻外外交官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出使西洋、东洋，他们目睹了东西洋社会与中国社会的种种差异，并以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著述，抒发了他们直面东西洋社会时的种种新奇发现和感受。晚清驻外外交官关于东西洋世界的文学书写，其文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是近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但学术界长期缺乏对此现象的整体观照。因此，在何种范畴上对晚清驻外外交官文学创作进行概念界定，是对晚清驻外外交官文学创作进行系统研究和合理阐释的必要前提。
尹德翔认为，晚清外交官关于西方世界的著作，内容纷杂，形式多样，学术界并没有固定的专有名词包举囊括之。从传统目录学讲，这些作品除短篇诗文外，应归于史部地理类外纪之属（四库全书分类法），但“外纪”这个概念过于宽泛，不能体现这类作品的内容特性。钟叔河有时使用“载记”一词（岳麓书社版《走向世界丛书》凡例），然而传统上“载记”专指记载历朝各代僭乱遗迹的史籍（《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六），用于晚清国人关于西方的见闻记述，并不妥当。单从日记来说，固然可以使用陈左高“星轺日记”这个提法，但这一提法不够通俗，也不能加上“西方”等限制构成一新的专有名词，用来指称“出使西方的日记”。朱维铮用“使西记”一词概括出使西方的外交官的日记和笔记虽然名实相副，然亦未能为学界普遍采用。所以尹德翔认为，以“使西日记”作为晚清出使（和随使）西方各国日记的称谓，最为合适。本书则认为，尹德翔等人使用“使西日记”一词，只能对晚清外交官的日记这种文体进行涵盖，而对于其他的诗、文、奏折、上书、序跋等文体尚无法包举，因此也只是对晚清外交官文学创作中的某一种文体所进行的观照。
有鉴于此，本书提出用“使外文学”这一概念来界定晚清驻外外交官的文学：“使外文学”是由出使异邦的外交官所创作的文学，是以异域文化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创作现象，反映了异质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自我与他者文化关系的思考，是文学书写异质文化的一种话语表达方式。使用“使外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肯定晚清驻外外交官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以便于对其作品进行更为系统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寻求对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学”创作进行整体观照的合理性，并以黎庶昌的“使外文学”作品为个案，对黎庶昌“使外文学”创作对中外异质文化的观察、认证与选择做出阐释。
（2）突出晚清驻外使臣的身份特质，以便于对创作主体有更全面的认知。晚清使外文臣具有的特殊的多重文化身份特征，是影响创作主体对中外异质文化认证与选择的主观关键性因素。晚清使外文臣往往集传统士人、外交官、文学创作者、学者等身份于一身，因此他们的身份特征就呈现多种文化身份的混合特质。他们一方面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身份特征，在体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关系的儒家传统文化濡养之下，他们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不断地进行传统身份的合理定位。另外，晚清使外文臣又是晚清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在中国传统的道统里面，他们无疑要考虑和不断调整自己文人与官员的身份界定。更为特殊的是，在出使异邦的域外环境中，晚清使外文臣所面对的是中外文化的相异背景，这种相异背景所造成的冲击，又使晚清使外文臣常处于身份调试的尴尬与两难处境当中。通过分析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学”创作，可以从中窥视作为晚清帝国意识形态代表的使外文臣，在自我与他者存在巨大文化差异性的时代氛围中所具有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以强烈的自卑与自尊、羸弱与坚强构成矛盾的综合体，展示出晚清文人，尤其是使外文臣一段特殊的心态历程和历史文化景观。
（3）显示“使外文学”这种文学范式的特殊美学意义，以便于论证这种新的文学范式的合理性。对于晚清驳杂的“使外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可以借助一些新颖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对“使外文学”进行不同主题的分析比较，比如说现代性体验、身份认同等，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深入。也可以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对“使外文学”进行跨文化研究，在解读其文学价值的同时，了解近代中国使外文臣认识西方的过程，借以观照近代中国社会自身文化形象的衍生和构建。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或描述，这一形象是在文学化、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这就要求在重视文学文本内部研究的同时，超出文学领域并进入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跨学科性是这一研究最鲜明的特点，呈现为一种非常开放的研究姿态，晚清“使外文学”的研究可以在此思路上做进一步的探索。从整体上而言，晚清“使外文学”作品，无论是其创作主体，还是其书写对象，抑或其文学书写形式，都具有相当明显的多重性文化特征。
由于驻外使节远离故土家园，身处异域他乡，又肩负着出使的国家使命，因此这些使外文臣的国家民族意识与文化身份意识变得愈加强烈，他们的“使外文学”作品既毫无疑问地倾心于倚重中国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学精神，又难以“喜其颖异”地寻求对于异域的新异追求。作为创作主体的使外文臣的民族文化属性、现实环境、个性品质以及精神诉求等，都体现了使外文臣融入世界、与世界文化交流对话的转型历史时期的特点。与此同时，“使外文学”中传统文学的思想性在异质文化交流环境中，也获得了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启示。“使外文学”具有了中国文学同世界文化与文学对话的异质文化因素，但晚清驻外外交官的“使外文学”并不只是关于异质文化的客观认识，更是一种主观意识主导下的跨文化文学书写。
晚清“使外文学”，是使外文臣离开自身主体文化空间体验异域客体文化空间的记录。在出使者主体文化结构与驻使国客体文化结构的相互比较和交流中，“使外文学”不仅指向于讲述异域这个“他者”形象，也会在一种“归化”心理机制中讲述中国这一“自我”形象。这种形象描述的交叉性和复杂性，既是文化差异的烛照，又是文化身份的认证。文化差异的烛照，冲击着“使外文学”创作主体固有的文化结构模式，迫使其更深入地进行文化辨析与思考，并做出相应的调整，显示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卑。而出使者的文化身份确认，主要表现为出使者在接触异质文化以后，通过比较与思考，对自身文化和异域文化相互关系所做出的认证。正如尹德翔所说，这种认证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从认证条件来说，是出使者主体与异域文化对象的遇合；从认证过程来说，具有容纳与排斥的不同情况；从认证结果来说，则会产生优势认证与劣势认证的不同结果。”出使者的文化认证，则显示出文化主体的文化自信。
从晚清外交官的“使外文学”作品来看，其中的文化认证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一部作品可能既有优势认证又有劣势认证，创作者往往在自卑中有自豪，在自信中又有失落，每一位晚清使外文臣的“使外文学”作品，几乎都能体现出这样的文化心态，这正是晚清社会文化转型的思想滥觞，部分晚清驻外外交官在不知不觉间已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先觉者。
本书正是在对“使外文学”的概念界定及阐释基础之上，选择黎庶昌这样一位晚清极具代表性的驻外外交官的“使外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在晚清众多驻外外交官中，黎庶昌是较为特殊的一位。
首先，黎庶昌出生于西南边地，成长于传统文化较为自足的贵州遵义沙滩，沙滩在清末逐渐形成了边地省份特有的“沙滩文化”现象，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正是这一时期“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中国文学史，学术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郑、莫、黎三家互为师友，时常切磋问学，交流诗艺，三家在晚清近百年间涌现了几十位诗人和学者，并且都有文集问世，造就了极为罕见的地域文化现象，堪称西南文学界的执牛耳者。郑珍、莫友芝被誉为“西南硕儒”，而黎庶昌则是曾国藩文人集团中桐城派文学中兴的重要代表。后世以“郑、莫、黎”并称，是对三人文学创作与学术成就的肯定，其实就沙滩文化圈这个地域以及三家的亲缘关系而言，郑珍、莫友芝与黎庶昌的成就并不相同。郑珍、莫友芝的主要成就在诗词音韵、文献考据等学术上，而黎庶昌的主要成就除学术以外，其散文创作和外交表现，更常为人所赞誉。即便以学术而言，虽然三人均被笼统地称为“黔中学术代表”，但实际上，郑、莫二人始终未曾脱离乾嘉学派对音韵、训诂、考证的注重，而黎庶昌则十分强调“通经将以致用，非苟为训诂已也”的治学之道。因此，郑、莫、黎在学术思想上各异其趣，如果要认真梳理这样一些问题，就必须对他们三人的学术思想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是通过这样的观照，能够展示“沙滩文化”的多面性，这种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本书阐述黎庶昌走出沙滩，以宽宏心态面对世界，并勇敢地接受世界先进文明的一个重要背景。同时，“沙滩文化”所孕育的传统文化对于黎庶昌的学养以及文学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影响，也为阐释黎庶昌的文学创作风格及其对中国近代散文发展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参考。
其次，从晚清使外文臣的地域文化身份特征来看，大多数使外文臣都来自东南沿海较早开展对外交流的地区，或者是文教较为发达的省份，从地缘文化角度来说，“沙滩文化”应该是中国多元地域文化中值得重视的一个。在人们通常关注中原文化、沿海文化的研究视野中，黎庶昌来自西南内地的这种文化背景，提供了一种晚清西南内地关于中外异质文化的别样思考，无论是对于理解晚清的“使外文学”创作，还是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创作，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1898年之前，在晚清派驻英、俄、美、法、德、日六国的公使当中，黎庶昌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个担任过公使的人，其在晚清的文学创作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他同时也是影响晚清中国西南洋务的重要人物。
再者，黎庶昌作为晚清的一名外交官，1876年以三等参赞身份随郭嵩焘出使英国，在欧洲从事外交工作近五年时间。1881年、1887年又两次受命以驻日公使身份出使日本，在日本从事外交工作达六年之久。所以无论是对西洋文化还是东洋文化，黎庶昌都有相当的体悟。他对东西洋异质文化的见解和分析，呈现许多迥异之处。在近代中国，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创作在对异质文化的初步考察与比较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观，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探讨黎庶昌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化观，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在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士人对待异质文化的复杂心理状态提供一个参考。
晚清驻外外交官黎庶昌是桐城派的散文名家，是“曾门四弟子”之一，其文学创作所采用的文体，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诗、文，因此，其书写异质文化的“使外文学”创作，实际上具有相当的传统文学的因素，这就需要借鉴传统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分析。同时，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创作又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对于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来说，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因此也需借鉴现代文学的理论和批评方法加以观照，以此对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做出合理定位。
黎庶昌一生际遇堪称奇特，为文也富有雄奇浩博之气。他以外交官身份出使异国之后，以异域文化为文学书写对象，描绘异域风情的“使外文学”作品，不仅内容充实，而且文风雄肆飘逸，早已脱离传统“桐城派”文章的束缚，已能独树一帜。吴汝纶在《答黎莼斋》一文中写道：
某尤服余编内外（笔者注：指出使东西洋的作品），以为尊著极盛之诣，非他家所有。曾、张（笔者注：指曾国藩、张裕钊）深于文事而耳目不逮；郭、薛（笔者注：指郭嵩焘、薛福成）长于议论，经涉殊域矣，而颇杂公犊笔记体裁，无笃雅可诵之作。余子纷纷，愈不足数。此数百年不朽之大业。其内、外编中，大率皆淳意高文，择言驯雅，足以辅余编而行远。有文如此，即功名不著，亦不为虚生；况如我公，树立磊磊，足以振荡区宇者乎！钦服无以。
黎庶昌虽曾追随曾国藩，位列桐城派中兴作家之一，但其所作《西洋杂志》，正如吴汝纶所言“非他家所有”。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非他家所有”的独特性，主要体现为他以外交官、文学家、学者以及西南内地士人的身份，在对中西异质文化的书写中，如何处理中西异质文化的冲突和矛盾，如何对中西异质文化进行认证与选择，其创作对于中国近代散文发展具有的示范性意义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西洋杂志》是黎庶昌以西洋社会为主要文学书写对象的“使外文学”代表作。本书对《西洋杂志》中的中西文化关系进行系统的阐释，以期在自我与他者的文化认知关系中，分析黎庶昌对于西洋文化的种种考察及其文化取向，探索其思想脉络，从而比较全面地理清黎庶昌使外文臣多重文化身份特征及其出使西洋五年前后的思想变化过程。受传统士人、外交官、文人、学者等多重文化身份意识的影响，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对西洋文化进行了多层面的考察，他从先进西洋的镜像中反观自身，其文化取向部分倾向于西方，凸显了其多重文化视野中的变革意识。通过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相互比较，在自我与他者文化关系的思考中，黎庶昌突破了自身原有的“夷狄”成见，并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之力，对西洋文化进行了巧妙的化用。
此外，在日本明治时期，黎庶昌两次出使日本，与日本文士有着十分密切的文字交往，并与日本朝野文士进行了大量的诗文唱和，其与东洋文士之间的诗酒宴集及其诗文唱和，蔚为一时之盛。虽然黎庶昌驻使日本时期，日本的汉学以及汉文学已渐趋衰弱，但是黎庶昌与日本朝野文士的诗文唱和为中日文学交流注入了一剂强心剂，这也是黎庶昌“使外文学”创作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黎庶昌与日本文士的诗文唱和，也受其多重文化身份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黎庶昌对中日文化关系的呼应、认证及其文化交往策略的选择上。正是由于黎庶昌兼具的多重文化身份，其与日本文士的文字交往，才对日本明治时期汉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尽管黄万机先生等人搜集辑刊的《黎星使宴集合编》、《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等集子已公开出版发行，这些集子较为完备地搜罗了黎庶昌与日本文士唱和的诗文资料，但学界对这些诗文资料的研究、相关论文尚且罕见，更遑论论著的问世。其主要原因一则可能由于资料的不完备，研究难以系统进行；二则可能对于黎庶昌与日本、朝鲜文士的诗文唱和作品并不关注，所以未做仔细的梳理和论述。可见，对于黎庶昌的研究尚留有明显的空白，而这种状况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空间，可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缺失得以弥补。本书拟从中外文学文化关系角度出发，对黎庶昌与日本、朝鲜文士的诗文唱和加以论述，力图在黎庶昌多重文化身份意识下对中日文化关系的认证及其文化交往策略的选择、黎庶昌与日本文士的文字交往对日本汉学的影响等问题上，获得新的认知。
总之，从黎庶昌“西洋借镜”与“东洋唱和”的“使外文学”创作中，既可以对黎庶昌对西洋文化的比较、认证与选择进行解析，也可以从他在东洋与日本文士的诗文唱和中，窥见日本明治时期中日文学交流的盛况，探析其间的文化交流机制及其文化心态。
黎庶昌的“使外文学”创作，无论是文还是诗，在对中外异质文化的书写中，都体现出了黎庶昌使外文臣的多重文化身份特征，并且也具有黎庶昌鲜明的个性色彩，反映了黎庶昌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特殊思考及其身份建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与出使东西洋的使外经历，是黎庶昌“使外文学”创作的特殊文化背景。黎庶昌独特的外交经历及其文学创作，是中外文学文化关系研究领域中独特的个案。
在近代中国，黎庶昌“使外文学”作品在对异质文化的初步考察与比较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观，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探讨黎庶昌的文学创作及其为文心理机制，可以为理解近代中国在异质文化冲突和交流过程中，国人对待异质文化的复杂心理状态提供一类参考。同时，黎庶昌“使外文学”创作的新变化，也为中国近代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因素，是中国近代散文新变的先声。
一 黎庶昌及其创作简介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别号黔男子，贵州遵义沙滩人，是近代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学者，同时是中国晚清最早一批接触西方文明的外交官之一，其出使东西洋的外交经历长达11年之久。
1861年（咸丰十一年），由于地方战乱，贵州乡试停止，黎庶昌遂北上赴顺天府乡试。当时正值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太平天国占据南京，清政府早已内忧外患，交困异常。1862年（同治元年），慈禧太后下诏求言，黎庶昌以廪贡生资格上两道《上穆宗毅皇帝书》，他大胆条陈和剖析社会利弊，建言改良主张。清廷降旨准以知县补用，发交曾国藩主政之江南大营差序。黎庶昌在曾国藩幕府随营6年，深得曾国藩信任和赞赏，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三人师从曾国藩，并称“曾门四弟子”。后曾国藩调任，黎庶昌则留江苏候补并署理吴江、青浦知县，扬州荷花池榷务等职。
1876年（光绪二年），迫于英国政府的外交压力，清政府开始向各国派遣外交大使。黎庶昌被举荐，首次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驻外使臣之一。1877年（光绪三年），黎庶昌改任驻德使馆参赞，随刘锡鸿驻使柏林；第二年奉调赴巴黎，任驻法使馆参赞；1880年，黎庶昌又任驻西班牙参赞，在马德里驻使一年多，直到1881年回国，先后担任驻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四国参赞，在欧洲5年，并游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摩纳哥十国，注意考察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和民俗风情等，将其见闻与思考汇集为《西洋杂志》一书，被誉为“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81年（光绪七年），44岁的黎庶昌擢升为道员，受赐二品顶戴，并被派遣驻任日本国公使。三年后，归国丁母忧。1887年（光绪十三年）服阕，再度派驻日本。先后两度担任驻日本公使共6年，在此期间，率中国使团成员与日本、朝鲜等东亚文士诗酒宴集，在春秋佳日进行诗酒宴集多达11次，所得诗文1000余首/篇，其规模之大，不仅为明治时期中日诗文唱和之盛，而且就其范围来说，也是中、日、朝三国文士少有的诗文唱和。1884年（光绪十年），黎庶昌将出使东西洋的所见所闻加以梳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向清政府递呈《敬陈管见折》，主张整饬内政，酌用西法。
在任驻日公使期间，黎庶昌广交日本朝野文士，于春秋两季之“上巳”与“重阳”佳节，设文酒宴会，领首诗词酬唱。诗作共辑为6集，日方参与宴集的有111人，其中有诗文唱和的日本人士95人、中国使馆人员及参与宴集诗文唱和的中方人士共63人，中日双方唱酬诗文数量众多。据现有资料来看，共有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官员及其文士的诗词作品1170首、文60篇、赋1篇、曲20支、评语49则。黎庶昌与日本朝野人士的唱和，是日本明治时期中日诗文唱酬的高潮。
黎庶昌驻日期间，还特别注意搜寻中国国内早已散佚的历代古籍文献，得唐、宋、元、明各代珍本共计26种，并辑成《古逸丛书》200卷，装帧成60册，其中含唐本《玉篇》零本3卷半、《文馆词林》13卷半、宋本《史略》6卷、《太平寰宇记补阙》5卷半等。这些被学术界誉为“海外奇宝”的古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为我国古汉语、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黎庶昌自日本任满回国后，1891年（光绪十七年）出任川东道员兼重庆海关监督。在重庆海关监督任上，曾出资创建云贵会馆，并以个人名义出资在重庆创设川东洋务学堂，这是近代西南地区的第一所洋务学堂，主旨在于培养熟悉洋务的出国留学人才，并选拔优秀学生赴伦敦留学，从而开了西南学子留学欧洲的先例。川东洋务学堂将算学、外语及自然科学、技术等内容先后纳入其教学范畴，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技能，拓宽了学生的视野，为四川官立学堂之始。辛亥革命的“大将军”、《革命军》一书的作者邹容就肄业于川东洋务学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黎庶昌奏请再次东渡扶桑以排遣国难，未能如愿。黎庶昌慷慨捐廉俸万金，以酬报国之愿。每闻战事失利，庶昌或痛哭流涕，或终日不食，以致后来一病不起。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家乡遵义大旱，黎庶昌会集在渝同乡捐款白银两万两，购米运往遵义赈灾。次年，遵义复旱，时黎庶昌已病归故里，闻讯之后即电请云贵总督赈灾，得拨银两万两救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冬，黎庶昌病逝于遵义沙滩禹门家中，时年61岁，《清史稿》卷446有其传略。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少嗜读，从郑珍游，讲求经世学。同治初元，星变，应诏上书论时政，条举利病甚悉，上嘉之。以廪贡生授知县，交曾国藩差序。国藩素重郑氏，接庶昌延入幕，历署吴江、青浦诸邑；两管榷关，税骤进。光绪二年，郭嵩焘出使英国，调充参赞。历比、瑞、葡、奥诸邦，著书以撮所闻见，成《西洋杂志》。晋道员。
七年，命充出使日本大臣。值议琉球案及华商杂居事，其外部井上馨持甚坚，庶昌翻复辩论，卒如所议。明年，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知有备，还，言归于好。中国古籍，经戎烬后多散佚，日藩族弆藏富，庶昌择其足翼经史者，刊《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中法易约，条列七事进。寻遭忧归，服阕，仍故官。
十七年，除川东道。川俗故暗僿。既莅事，设学堂，倡实业，建病院，整武恤商，百废具举。中东事起，庶昌曰：“日本蓄谋久矣，朝鲜犹其外府也。战固难胜，让亦启侮。”乃倡布告列邦议，以维持属国，愿东渡排难，当事者弗纳。及战事殷，财诎，庶昌首输万金，请按职列等差，亦不报。二十一年，诏陛见。驻渝法领事闻其将去，留办教案，代者多方困之。遘疾，遂去官。未几，卒。川东民建祠沩郡祀之。
黎庶昌强调经世致用，志在事功，自称“雅不欲以文士自期，亦遂不以此期诸僚友”。所以他为学论文“不屑为无本之学”，而是力主“因文见道”。黎庶昌不仅在外交工作、古籍整理、教育改革方面勇于实践且卓有成效，其文学创作也是成就斐然，其一生著述达20多种。已刊行的作品有《拙尊园丛稿》（6卷）、《西洋杂志》（8卷）、《丁亥入都纪程》（2卷）、《海行录》（1卷）、《黎星使宴集合编》（6册）、《遵义沙滩黎氏家谱》（1卷）、《黎氏家集》（40卷）、《曾文正公年谱》（12卷）、《全黔国故颂》（24卷）、《续古文辞类纂》（28卷）、《古逸丛书》（200卷）、《古逸丛书叙目》（1卷）、《宋本〈广韵〉校札》、《春秋左传杜注校刊记》（1卷）等。另有未刊书稿多种，但多已散佚。此外，黎庶昌在担任青浦知县期间，倡议编修《青浦县志》，并筹集经费资助青浦人熊其英编撰完成《青浦县志》33卷。
民国初年王文濡编著《续古文观止》（1924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2003年岳麓书社再版）收有黎庶昌《读王弼〈老子注〉》、《〈何忠诚公编年纪略〉书后》、《卜来敦记》等美文。2006年，冯骥才主编《中华散文精粹：明清卷》又收黎庶昌《卜来敦记》和《读王弼〈老子注〉》；黎庶昌所作《游盐源记》、《夷牢亭图记》等，也曾入选《清文观止》等多家选集。
二 黎庶昌研究学术史回顾及现状分析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1950～2014年，涉及黎庶昌的研究论著共有300多种。1980～2014年，公开发表的研究黎庶昌的论文有近100篇，现做一简要回顾。
（一）相关研究论著
在涉及黎庶昌的论著中，对黎庶昌及其文学创作的关注和研究状况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黎庶昌评传》
1989年黄万机先生的《黎庶昌评传》，是第一部关于黎庶昌的评传，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关于黎庶昌的评传。《黎庶昌评传》对黎庶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系统论述，论著以流畅、生动的笔触，论述了黎庶昌的家世、经历及其政治思想、学术成就、散文特色等，并附录黎庶昌的年谱简编和著作简介，从而将其方方面面展现于读者面前。该书广泛参阅了黎庶昌原著及有关研究文献资料，形成了一部二十余万言的研究论著，不仅奠定了黎庶昌研究的坚实基础，而且一开始就在学术界把研究黎庶昌的水平提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因此，多年以来，一直缺乏学者从这一高度上的继续突破，在传统学术研究视野和思维习惯之下，若不考虑另辟蹊径，拓宽研究领域和观察视野，要推动黎庶昌研究的继续向前发展确实是困难重重。
2.对黎庶昌文学创作的评价
1981年，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该丛书收录了黎庶昌的《西洋杂志》，钟叔河对其为文态度和为文风格都做出了中肯的评价，他说：“黎氏抱着‘经世致用’的明确目的和对人文地理的浓厚兴趣，仗着一支‘绘影绘声’的笔杆子，在《西洋杂志》中向国内介绍了欧洲各国的国政民俗、经济社会、交通途径、风土人情。尽管他思想上倾向性不强，政治态度毋宁说略近保守，文章也不像薛福成那样多发议论、提倡改革，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客观’的、平实的记叙，更容易使当时多数读者乐见喜闻，起到了让中国人打开眼界、了解世界的作用。”
1999年，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一书中辟有黎庶昌的专题评述，他从为人、为文的时代特色等角度评价黎庶昌说：“庶昌论文，推崇桐城，尤其推崇曾国藩”；并说“庶昌为人，志在用世”。在谈到《卜来敦记》时郭预衡说：“这样的文章，和《拙尊园丛稿》诸作相比，是更有新的时代特色的。这里没有因物兴感的守拙安愚的自我排遣情绪。和中国历来的记游之文相比，触景生情，感受也是不同的。”
1999年，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一书在谈及曾国藩及“桐城—湘乡派”的“中兴”时，专节介绍了“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周中明认为，黎庶昌为文追求“雄奇万变”，说黎庶昌“论文远师姚鼐，近法曾国藩”，其散文“以法度谨严，气健词雄见长”。
1999年，艾筑生的《20世纪贵州散文史》以“承前启后的创作——从《西洋杂志》看黎庶昌散文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章节，对黎庶昌散文创作的特色和杰出地位给予了关注。艾筑生认为：“在贵州近代散文史上，《西洋杂志》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意义首先在于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贵州散文创作从‘古文’向‘今文’的转变；从文章内容与作法都标志进入近代的开始。”
2000年，郭延礼在《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一书中介绍了黎庶昌和薛福成的国外记游散文，并称他们的散文创作是“散文新变的先声”。他说：“在桐城派的散文家中有两人最先走出国门并在散文创作上表现了新变的趋向，他们就是薛福成和黎庶昌。”他评价黎庶昌散文说：“黎庶昌曾出使外国，于西方逻辑学似有接触，表现在他的散文中条理明晰，逻辑性强，并带有思辨的特色。”并对黎庶昌的《卜来敦记》这样评价说：“这篇游记，不仅具有桐城派传统笔法的‘雅洁’，而且在写法上颇类似现代游记。”
2003年，田望生在《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一书中对黎庶昌的散文《卜来敦记》进行赏评，称其“记叙如画，议论雄奇”，并认为黎庶昌散文“以法度谨严，气健词雄见长”。2004年，陈左高的《历代日记丛谈》一书收黎庶昌《西洋游记》和《丁亥入都纪程》，并对《西洋杂志》评价道：“此书确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研究西欧社会之珍贵资料，亦可以说是研究中西关系史之参考文献。”
2006年，谭家健的《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一书在评述清代后期散文时，对黎庶昌评价说：“他的散文最具特色的是国外游记。”在介绍黎庶昌《卜来敦记》时他又借此肯定黎庶昌的散文：“是对桐城派雅洁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3.对黎庶昌外交活动的研究
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的《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伊原泽周以“论黎庶昌的对日外交——以琉球·朝鲜问题为中心”“书生外交官——黎庶昌的文化业绩”为标题的这两篇文章，细致梳理和评述了黎庶昌在中日外交中的活动和业绩。
综合以上专著研究的学术回顾可以看出，国内研究者在充分发掘和利用黎庶昌所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对黎庶昌进行了研究，奠定了黎庶昌研究的深厚基础。但是从已有研究状况来看，对于在“桐城派”散文创作领域能够独树一帜，并且一生有过三次外派经历的晚清外交官和散文家黎庶昌来说，专著的研究力度和深度都还有待拓展和加强。以往研究主要侧重介绍黎庶昌的外交经历和海外见闻，对于他在出使前后，对西方认识的转变、文学创作风格的变化以及其创作对于出使国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薄弱。特别是在晚清近代化和出使国外的文化交流大背景下，对黎庶昌文学创作进行整体研究方面，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论著。
中国向近代转变的过程艰难而缓慢，为何那样艰难而缓慢？这与晚清各阶层官员有无关系？像黎庶昌这样有机会接触西方并倾向于学习“先进西方”的晚清驻外外交官，他们本可以在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什么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从对黎庶昌的个案研究出发，进而探讨晚清使外文臣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或许能够从中得到中国近代化艰难历程的一些启示。
（二）相关研究论文
研究黎庶昌的论文大致涉及以下方面。
1.对黎庶昌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研究
相关论文有：张祥光的《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读〈曾国藩全集〉之日记书信中与黎庶昌有关的内容后》，文章对黎庶昌与曾国藩的关系进行了评述。文章指出：在曾国藩幕府，黎庶昌直接得到了曾国藩的教诲。《曾国藩全集》中也有日记记录了曾国藩与黎庶昌的交往及书信往来，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黎庶昌的赏识和培养。在曾国藩的关怀提携下，黎庶昌沉稳地步入仕途。陈福桐的论文《南宋陈同甫对黎庶昌的影响》一文指出：黎庶昌上皇帝第一书收尾几句这样写道：“昔宋当南渡之后，君臣上下安于一隅，恶闻恢复之说，陈亮（同甫）以一书生犹数上书陈当时利害，欲以感悟孝宗”，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陈同甫对黎庶昌影响之深，细读两位先贤的上皇帝书，黎庶昌实践了对伯父雪楼先生以陈同甫自况的表态，由此，对于黎庶昌的个性特征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刘毅翔的论文《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指出：“如果说在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指曾在广东主持禁烟进行抗英斗争并主持编译《四洲志》一书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那么，在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应当算得上自1876年12月起出使欧洲日本达十二载，并撰有西洋杂志等书的中国驻外使臣黎庶昌。”其他论文还有：黄江玲、孔祥辉的《“沙滩文化”的杰出代表黎庶昌》，石尚彬的《家学·家教·家风——纪念黎庶昌先生诞辰170周年》，刘学洙的《黎庶昌放眼看西洋》，蒋相浦的《黎庶昌先生的爱国精神》，杨祖恺的《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读后》等。
2.对黎庶昌散文创作的研究
相关论文有：成晓军的《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该论文指出：随着时势和环境的不断变化，尤其是对曾国藩博采各家学说之长、兼蓄并用思想的理解和接受，黎庶昌逐渐改变了原有的“文以载道”的观点，尤其对桐城派文体的弊端提出了批评。丁慰慈的《读黎庶昌的〈西洋杂志〉》一文指出：黎庶昌所辑《西洋杂志》，其中包罗丰厚，观察入微，刻画细腻，把握要领。其理解力之强，用心之细，令人叹服。论文将黎庶昌《西洋杂志》分为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天文地理以及欧陆揽胜七大类进行了分类评述。但文章也指出了黎庶昌散文创作的缺陷，作者认为：“读《西洋杂志》若干固有名词译音，若德皇之‘开色’，总统之‘伯理玺天德’，市长之‘美亚’，水泥之‘塞门得’等等，读书时皆非从洋文中摸索不能辨其意。此外，黎氏篇章之信手拈来，不成渠范，杂乱无章，难以产生通盘性之系统观念。”尹德翔的论文《美文还从形象说——黎庶昌〈卜来敦记〉的形象学解读》对黎庶昌的《卜来敦记》从形象学角度进行解读，为黎庶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论文提出：“《卜来敦记》所塑造的西方的乌托邦形象，客观上已经包含了对晚清社会现实的质疑和批判意义。黎庶昌在文章中真正艳羡的，不是西方，而是古人的境界；他通过西方形象对中国现实的发问，不能从西方，而只能从汤武和周孔的榜样中求解。面对国内风俗坏乱、国外列强威逼的危急形势，同、光时代绝大多数士人不是把学习西方文化，而是把恢复正统儒家教化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黎庶昌虽然在西方历练数年，仍然不能摆脱这一道德主义的窠臼。”其他的相关论文还有：黄万机的《黎庶昌及其〈拙尊园丛稿〉》、王燕玉的《黎庶昌及其散文》、邵燕祥的《关于黎庶昌二题》、关贤柱的《浅谈黎庶昌的〈续古文辞类纂〉》、钟叔河的《黎庶昌关于西洋风土的记述》等。
3.对黎庶昌思想的研究
相关论文有：成晓军的论文《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洋务观的继承和发展》，对黎庶昌所受曾国藩思想的影响进行了详细评述。论文指出：通观黎、曾二人洋务思想及其言行显示出许多共同点和不同点，即黎庶昌的洋务观基本来源于曾国藩但又有所发展。危兆盖的论文《黎庶昌的文化观》指出：黎庶昌的外交生涯对他的文化观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并分析了黎庶昌出使西欧前后文化思想的变化。论文认为：黎庶昌在中西方文化问题上，没有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粗暴的认知态度，而是试图找出中西文化的共同性，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比非此即彼的是否推理要深入一层，而且不会出现过于偏激的结论。论文还指出黎庶昌是试图从文化的道德观上解释中西文化差别的。张海鹏的《析黎庶昌〈敬呈管见折〉》一文指出，《敬呈管见折》表明一个从封闭环境中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面对中国和世界事物所做的思考，并对《敬呈管见折》所提出的六条改革建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其他论文还有田玉隆的《评黎庶昌“论世务”疏：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丘铸昌的《试论黎庶昌的变革思想》、黄万机的《黎庶昌革新思想初探》等。
4.对黎庶昌外交文化的研究
戴东阳的《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一文以晚清的琉球外交事件为观察对象论述了黎庶昌在这一事件当中的作为。论文指出：1881年中日琉球交涉中断后，驻日使臣黎庶昌力谋贯彻清政府“存球祀”意旨，最初将球案作为独立的外交问题单独对待。甲申事变后，随着朝鲜通商开港政策陷入困境，黎庶昌又将琉球与朝鲜问题相联系，提出“朝鲜·琉球交换”论。1887年第二次使日后，由于朝鲜问题始终未息，其琉球策略大要不离“朝鲜·琉球交换”论。黎庶昌的球案交涉，早期有声有色，后期则主要限于提出书面策略。这与日本通过情报系统对清政府的球案政策有充分把握而立场渐趋强硬有相当关系。杨艳、李仕波的论文《试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则从文化外交的角度论述了黎庶昌的外交特色。论文指出：作为清廷最早的外交官，黎庶昌的外交风格表现为文化外交，即以文化为纽带，通过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了解驻在国的文化，在这个基础上，努力做到彼此认同，再以这种认同感为基础，与驻在国人士建立深厚的友谊，以期达到外交目的。黎庶昌在对外交涉中，已经显现了他文化外交的雏形；而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在日本表现得特别成熟而且有实效。黎庶昌的外交风格成为清末文化外交的典型，也促使黎庶昌圆满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其他相关论文还有：李华年、蔡汝鼎的《清光绪八年平定朝鲜李昰应之乱与黎庶昌的文化外交》，贾熟村的《中国近代外交家黎庶昌》，牛仰山的《晚清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外交公关》，邱学宗《论黎庶昌出使日本的贡献》等。
5.对黎庶昌与日本文士关系的研究
相关论文有：〔日〕石田肇的《三岛中洲与黎庶昌》、王宝平的《日本国会图书馆藏黎庶昌遗札》、〔日〕石田肇著，陈履安编译的《藤野海南与黎庶昌的交往和友谊》、王庆成的《黎庶昌与日本》、龙先绪的《黎庶昌与日本文士之交游》等。这些论文对黎庶昌与日本文士的交往关系进行了资料考证，提供了黎庶昌任驻日公使期间与日本文士友好交往的一些珍贵资料。
综观研究黎庶昌的论文，到目前为止，许多学者已对黎庶昌一生各个阶段以及他的各种著述、事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譬如，有人专门论述其维新思想的形成，有人专门研究其走向世界，有人专门研究其《西洋杂志》，有人专门探讨其与日本文士的交往，有人专门研究其《拙尊园丛稿》，也有人专门论述其《古逸丛书》或《续古文辞类纂》，等等。毫无疑问，这些分门别类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并且也在不断地拓展着黎庶昌研究的领域，应该说，经过种种分门别类的细致研究之后，整个黎庶昌研究将会更加深入。
从辩证的方法论上说，事物的联系是多方面的，因此，对于事物的观察，既需看到它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也应重视它与其他事物的交叉联系。针对黎庶昌文学创作各个方面所做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显然属于前者，因此，为使整个黎庶昌研究更加深入，还应更加关注黎庶昌文学创作与其他事物交叉关系的互文性。从现有研究成果中不难发现，几乎绝大多数研究都是沿着黎庶昌一生的经历和事迹这条主线来进行的，其研究视角，具有纵向观察的鲜明特色，这种观察，自然可以理清黎庶昌一生各个阶段的事业、成就及其对社会的贡献，却不太容易说明他的事业、成就曾受过何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他与同时代人相比又有哪些突破与独到之处，从而准确定位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比如，黎庶昌的一生，成就涉及领域较多，既涉及文学、外交，还有革新思想和政治识见。在这些成就中，究竟哪些方面真正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并有所突破，哪些方面又只是因袭前人或同时代的陈规旧说而并无新意，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又如，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既为姻亲，又均以贵州先贤垂范于后世。然而，三人之“贤”到底有何异同？他们在学术思想上的具体差异到底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若仔细琢磨起来，学术界现有的研究仍有些囫囵吞枣，似是而非。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许正是由于研究意识上只关注纵向而缺乏横向比较，只注重研究人物自身的方面而忽视了人物与其他相关人物和事件的比较。在历史人物评价坐标结构上，人物自身的活动可以是纵轴，而整个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进程和动态则是横轴，纵轴和横轴往往具有许多重要的交叉联系点，因此，只有将这些交叉联系点进行系统的梳理，才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和恰如其分地给历史人物应有的定位。所以本书把黎庶昌一生的文学创作置于中国近代化以及晚清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既符合黎庶昌文学创作自身发展的实际，又能够从横向文化层面发现和展示黎庶昌文学创作的多维层面和其与他者迥异的鲜明特点。
基于对以上研究问题的认识，本书的写作就特别关注黎庶昌的文学文化背景，而这种文学文化背景正是理解黎庶昌文学创作的起点。黎庶昌不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还由于其特殊的外交经历，他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启迪。就黎庶昌的学术和文学创作来说，他早期受沙滩文脉的孕育滋养，已有中国传统儒学思想的深厚积淀。后来追随曾国藩，得以师承桐城—湘乡派，受其文风濡染，黎庶昌“因文见道”“权时达变”的文论思想得以进一步发展，这些文论思想又与其“经世致用”、救国图强的思想紧密缝合在一起。应该说，黎庶昌的文学实践是具有改革性质的，而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薛福成等人颇为相似，他们都超越了桐城派的思想和文风规范，并且成为近代散文“新变的先声”。同时，在晚清外交的大背景下，黎庶昌的文学创作与其对东西洋文化的体认关系密切，黎庶昌破除“夷狄”成见的过程，正是晚清知识分子从封闭文化中突破自身狭隘民族思想而逐渐融入世界的一种典型，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进行文化身份重新建构的艰辛，这些都是黎庶昌“使外文学”创作的重要历史文化素质。
-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时务报馆代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 钟叔河：《书前书后》，海南出版社，1992，第119、144页。同书另一处（第153页），作者称“我喜欢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陆续搜集了两百多种”。
-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史料一九九九·一》，新华出版社，1999，第217页。
- 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
- 郭嵩焘等：《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 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1页。
- 归化：原指民族传统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被融入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过程。翻译中的“归化”则喻指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文文化特色尽量转换到译入的语言和文化中去。通过“转换”，原文的诸多表达手段能够向目的语文化靠拢，甚至融为一体。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相互影响，原文的语言特色和文化特色或者有所消失，或者与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化趋同或近似。参见肖坤学、陆道夫主编《大学英语通用翻译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第49页。
- 尹德翔：《东海西海之间——晚清使西日记中的文化观察、认证与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 13页。
- 关于“沙滩文化”，范同寿在《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一书中梳理了这一概念，并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尚不完善。黎铎在《“沙滩文化”概念的思考》（《教育文化论坛》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作为地域文化范畴的遵义沙滩文化这一概念是否成立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其文化构成要素及内涵，探讨其时间、空间界限，认为沙滩文化这一地域文化概念，是能够成立的。
- 1859年，曾国藩在为莫友芝父亲所做墓表中称莫为“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转引自刘建强《曾国藩幕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第343页。现代著名学者章士钊《访郑诗》云：“西南两大儒，俱出牂牁巅。经巢尤笃实，纂述纷云烟。墨色莽暗淡，不过六十年。何况未刊稿，留与何人笺？”转引自黄涤明《黔贵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第163页。
- 黄万机：《黎庶昌评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第237页。
-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第262页。
- 王云五主编《吴挚甫全集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第427页。
- 黎庶昌等著，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黎星使宴集合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黎庶昌等著，孙点编次，黄万机、张新民、〔日〕石田肇点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遵义市委员会宣教文卫委员会编《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 廪贡生，指府﹑州﹑县的廪生被选拔为贡生，亦用以称以廪生的资格而被选拔为贡生者。
- 陈福桐：《黎庶昌——贵州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3期。
- 中国文史出版社编《二十五史 卷十五清史稿（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第2139页。
- 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第381页。
-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94页。
-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96页。
- 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98页。
-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第366页。
-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第366页。
- 艾筑生：《20世纪贵州散文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第16页。
-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第113页。
-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第113页。
- 郭延礼：《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齐鲁书社，2007，第161页。
- 田望生：《百年老汤：桐城文章品味》，华文出版社，2003，第257页。
- 陈左高：《历代日记丛谈》，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第145页。
- 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重庆出版社，2006，第536页。
- 张祥光：《从发交曾国藩“悉心察看”到关怀成才——读〈曾国藩全集〉之日记书信中与黎庶昌有关的内容后》，《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2期。
- 陈福桐：《南宋陈同甫对黎庶昌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6期。
- 刘毅翔：《贵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第9期。
- 成晓军：《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湖湘论坛》1993年第6期。
- 丁慰慈：《读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2期。
- 尹德翔：《美文还从形象说——黎庶昌〈卜来敦记〉的形象学解读》，《名作欣赏》2006年第3期。
- 成晓军：《试论黎庶昌对曾国藩洋务观的继承和发展》，《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 危兆盖：《黎庶昌的文化观》，《齐鲁学刊》1991年第2期。
- 张海鹏：《析黎庶昌〈敬呈管见折〉》，《贵州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
- 戴东阳《甲申事变前后黎庶昌的琉球策略》，《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 杨艳、李仕波：《试论黎庶昌的文化外交》，《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
- 郭延礼：《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第113页。
